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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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社的一篇报道说，美国政府秘密资助了古巴的一个社交网络ᦁ...

（德国之声中文网）德国知名流行歌手奎因（Freddy Quinn）补交了大约90万欧元的税款，前德国邮政董事主席祖明克（Klaus Zumwinkel）补交了近百万欧元税款，网球明星贝克尔（Boris Becker）也曾补交税款，金额甚至达到了170万欧元。 另外一位名流—— 拜仁足球俱乐部的主席赫内斯 （Uli Hoeness）目前也身缠逃税官司，他被指控绕过德国税务部门利用 瑞士银行账户 进行逃税，以此少缴纳了300万欧元的税款。这笔巨额款项引起了德国公众激烈的讨论，其中有人质疑表示，难道那些直接被从工资中扣除税务的普通员工就是傻瓜吗？ 多少才公平？ 根据税务工会的估计，偷税漏税每年给德国造成的损失达到300亿欧元。 圣加仑大学经济学家基希格斯纳（Gebhard Kirchgässner ）认为，人们远不能做出“好人穷，坏人富”这种简单草率的定义。他观察到，虽然很多富人都认为他们的税务太重，国家没有权利索取如此高的金额：“可是逃税绝不只是富人的特权，所有社会阶层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因为，不仅仅是把巨额资产转移到瑞士银行或者是在 “避税天堂” 巴哈马开一家皮包公司是逃税行为，没有向税务机关通报的兼职或者是在做纳税申报时为了能够减免税务在交通费上做手脚，都是偷税漏税的行为。 众多数目微小的偷税金额最终会积累成一比大数目，根据税务工会的估计，偷税漏税每年给德国造成的损失达到300亿欧元。难道逃税是德国人的全民运动吗？联邦纳税人协会主席霍尔资纳格（Reiner Holznagel）认为，德国人的税务道德观并不是特别的差，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他指出：“但是人们也应该意识到，复杂的税务体制也是导致出现偷税现象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德国税法包含许多特例的条款，让人很容易在这里或者那里钻个空子，做点手脚。不过霍尔资纳格认为这并不是很多德国人尽可能减少上缴税务的唯一原因：很多人都觉得国家糟蹋了纳税人的钱。纳税者联合会有一本“黑皮书”，里面记录了德国每年浪费税款的案例，其中包括诸如伯拉赫(Biberach)专为了蝙蝠修一座桥的怪诞事件。 许多人提出，德国也许可以借鉴瑞士模式：瑞士公民对上缴多少税金以及这笔税金的花费拥有自决权。圣加仑大学经济学家基希格斯纳在瑞士生活多年，无论是从公民的角度还是以学者的身份，他都看到这种模式的优点：“有研究表明，直接民主往往会增加民众的税务诚实度。” 伯拉赫的蝙蝠专用桥 尽管如此，政治学者里克斯（Thomas Rixen）并不认为瑞士人因此比德国人更诚实的报税：“这只是一种没有经过证实的说法。” 他还认为，加大公众的参与度并不是应对逃税的灵丹妙药。里克斯呼吁人们应该就什么是公共物品，公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公共物品的话题展开更多更深入的讨论。 除此之外他也在德国看到很多有待克服的缺陷：税务机构设施不够完善，税务稽查人员过少。而联邦纳税人协会主席霍尔资纳格认为，越来越多的像拜仁足球俱乐部的主席赫内斯或者是德国女权运动代表人物施瓦策（Alice Schwarzer）的逃税人向税务局自首的现象，代表着一个积极的信号：“现在偷税行为不会只被看作是无损名誉的过错，显然是关于这个话题的社会舆论发挥了一定的效用。” 作者：Jeanette Seiffert 编译：文木 责编：李鱼

乌克兰民众抗争运动成功后，有舆论认为，乌克兰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未来的天安门广场将成为基辅独立广场。真的可以这样简单类比吗？目前居住在美国旧金山湾区的前澳门大学教授、中国社会学者程铁军接受采访，向记者提供了他的另一种思索。 程铁军在谈到乌克兰民众抗争运动成功的时候指出，成功的原因，除了乌克兰民众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外，还应该看到乌克兰在前苏联解体时，已经历了一次民主革命，这与中国仍在中共极权专制统治下的情况大不相同。 他说：“华盛顿‘世界自由之家’有做俄国、中国、乌克兰的自由度比较，俄国比中国自由度高，乌克兰比俄国的自由度还高。自由度高民众才能够组织起来，中国现在缺乏这个自由度。地方也好，北京也好，打击老百姓的维权运动，不让你连成片，或者叫把不安定因素扼杀在摇篮中，对新公民运动的打击就是防范于未然。能不能组织起来形成大规模的抗争运动，我认为中国的事情不能太乐观，因为毕竟镇压的手段太强大了。” 程铁军指出，乌克兰的抗争运动，有带领民众的领袖人物，而且无论形势多么严峻，领袖与民众始终在一起。 他说：“其实要比较的话，中国是宁肯光荣牺牲义无反顾的人少之又少，特别是现在人们都犬儒化了。就像谭嗣同戊戌变法时说的：还没有一次变法不流血而成功的，中国人没有人来流血，我来流吧。现在有几个这样的君子啊！” 当2月22日，乌克兰军警开枪打死了上百人后，基辅独立广场抗争的民众没有一个人逃离广场，广场上抗争的民众反而越聚越多，这样的情景也会同样出现在未来的天安门广场上吗？ 程铁军回答：“很难。那种抗争如果没有一种牺牲的信念，等到一遇镇压，一看到开枪，人们一样还是鸟兽散。这方面我不像一些朋友估计的那样乐观。从历史的长期过程，没问题，中国早晚要走上康庄大道，就是普世价值。很乐观但是要正视中国人的具体问题。” 这次乌克兰抗争运动成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已经实现了国家化的乌克兰军队忠于宪法，拒绝镇压民众。 程铁军认为，中国的军队则是维护中共一党专政的党军，这也是中国与乌克兰不可简单类比之处。 他说：“中国的军队里头有没有远大视野的人，上面下了命令要开枪镇压，命令下了没人执行？没那么简单，我真的不敢打包票。” 程铁军表示，他提供上述思索，并不等于说中国不会发生像乌克兰一样，一日之间革命成功的情形。 他说：“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个成事在天包括偶然因素，突发事件，中国就等着突发事件。上一次天安门民运是因为胡耀邦突然去世，但是历史不能够简单重复，以后中国会有什么突发事件发生我们不知道。突发事件不是争取来的，而是主客观因素互动形成了突发事件。” 程铁军建议海外的中国政治异议人士组成一个考场团，亲自到乌克兰去看看，乌克兰的经验那些值得中国借鉴，那些不能简单类比，这样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和维权运动将大有益处。 （特约记者：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