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

我会写一篇文章探讨学术规范问题。我认为我们对任何学术规范的价值判断，首先依赖于我们对生活中那些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的感受。规范的价值不是要压抑这样的感受，不是要让这样的感受枯竭。因此，比学术规范更重要的，其实是学术共同体，如果规范的维护有助于让学术共同体的成员们对具有重要性的问题有更敏锐的感受。 这个包庇着汪晖的学术界2010-06-17 23:02你今天应该看到了这个包庇着汪晖的学术界的厚黑了！这样的白纸黑字，这样的一个学术和思想上的神经病，楞是有这么多的像刘禾和李陀这样的人给他撑着，居然有脸用英文到外国汉学界去签汪晖没抄信！还有黑白之分？ 它到了洋相出尽的时刻了。它的可笑已经无法逗我们了。我们看了不忍心了。 除掉汪晖，但我们自己怎么办？真的就让这几个小打小闹的人揭出的真相光天下大白？他们不肯。他们想要制造另一种真相来掩盖它。他们想让自己脱出干系。但是，他们被卷进来了。刘禾李陀们如何表态？你替他们想想！这是真的学术、真的思想的关头了！说不清这个，你别的都是瞎编！ 汪晖害了刘禾李陀，害了三联《读书》、害了清华大学、害了《新左派评论》、害了哈佛大学出版社，将要或正在害你我。他真的是一只非常优秀的错乱病毒实验用兔！他的功劳就在这里！ 汪晖的治学：以批判消解反思  ◎ 谢源卿  汪晖抄袭已经成为真正的学术公共事件，尽管还有不少人为汪晖作辩护，但越来越多的新证据显然对汪晖不利，虽然我个人很早就认可汪晖抄袭成立的结论，但这次我并不想再为这个浪费精力，而是想谈谈汪晖的抄袭与汪晖的学术研究风格的内在关联。  汪晖办过刊物、当过主编，写文章也总喜欢搜集尽可能多的材料，甚至水火不容的观点来论述同一个主题，在不同观点之间游走钢丝，辨析提炼，然后隐约间自以为是地用串葫芦的方式把这些捏成型。在学术史上，这种做法的代表首推东汉的郑玄。学术研究，每人有各自合适的研究路子，无所谓优劣，但作为一种独特的学术研究风格，我们还是可以更细致地考察其利弊的。  其一、选择这种学术风格的人，往往思辩力强，悟性颇佳，能够快速找准各家观点的核心及要害，并能择其所用。而这种人，做学问要是走捷径的话并不难，而且一般地说，这种人对真正的“细枝末节”也的确不大会看重，因此他们做学问的基础，往往并不是真正的一手材料，而是学术界各种现成的研究结论。但他们比一般学者高出一筹的地方是，他们能够在别人停止的地方继续前行，甚至能够思其所思。这种能力对于缺乏思想深度，尤其是对当今中国学界当权的这一代思维固化且无法持续深化自己思考能力的学者来说，尤其显得鹤立鸡群。因此很多汪粉，总觉得汪晖的学术成就惊人，把握学术的思辨能力超强。因此，当王彬彬出来打假的时候，汪粉的焦躁与骄妄表现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他们无法回避细节的硬伤，但他们又觉得纠缠于此，更可能导致全盘否定汪晖的学术成就，而这意味着对汪晖的极大不公——— 在他们看来，汪晖的高明之处非王彬彬所能知也。  其二、选择这种学术风格的人，往往学术野心很大。汪晖成长的年代，是斯文扫地，人伦沦陷，学术荡然无存的年代。先天的学养不足，后天的野心又太大，所以导致这一代学人几无克制之心，论学无所不为。其下者如当今学术诸公，大言空言千篇一律；其上者如汪晖，以别人所得现成结论进行综合加工。这种根基不实做大学问的场面背后，总是难免投机取巧之嫌。  其三、徐复观先生曾经这样批评许倬云：“许君治学，走的是一条省力、取巧，以至流于虚浮诈伪的道路。他还未养成阅读古典的能力，所以不曾在基础材料上用功。杂录时人有关的文章，但不知道进一步重新检查时人文章的论证，更因为他不曾把握到有关的材料，自然也找不到重新验证的尺度。”(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正因为如此，只要他所掌握的二手材料有问题，那么他的很多议论都是不靠谱的，汪晖亦当作如是观。汪晖的学术成果，有时候并不取决于他对所论述对象的思考，而往往取决于他所论述对象的学术研究现状。因此《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诸篇，质量良莠不齐，各篇之间的关联互动，也几无可道。此外，学者对治学对象的移情乃是常情，而汪晖的聪明之处在于他采取了貌似古老而长效的治学态度：理解之同情。可笑的是，这也是汪晖治学唯一能够一以贯之的地方。所以我读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时，总有这么一种感觉，汪晖对其论述的历史人物，都持几乎宿命论般地肯定态度，在这里，什么问题都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是他们在历史制约下的“内在张力”，以及长袖善舞的表现——— 一如新左派在肯定毛泽东体制后对毛所作所为的“理解之同情”。而汪晖暴得大名的所谓现代性批判，往往是借着批判的调子来消解学界对历史人物的真正反思，这种学术批判和对历史现实的无原则认同是合二为一的。所以说，汪晖的治学，其实是拜什么菩萨烧什么香———新左派的权力崇拜，是大有本源的。  因此，汪晖的抄袭是一回事，其学术研究风格又是另一回事，而这两者之间又有内在关联。我们如果站在这个角度来看汪晖的学术成就，无非是一堆纠结的内在错乱与外在的不知所云的产物。  南方都市报 发现中国 下一篇： 一个人的成长

原文稿标题“我们为什么要维护或不维护学术规范？”，发表时，编辑修改为“普遍的平庸”： 在“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 的时代，官僚化潮流将使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对重要性的任何感受能力消失殆尽。   作者： 汪丁丁 发布于：2010-7-20 来自：IT经理世界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根据现代社会的平庸性质，李泽厚预言：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本世纪的最初10年，权力的败坏不可避免地导致生活世界各领域的败坏，最后一个最高级的领域——它涉及人的本质（自由或创造的能力）——是思想与学术领域的败坏。最近，颇具讽刺意味，我的一位最初因“学术凸显”而获得两项旨在建立学术声誉的奖励的朋友的学术声誉，因尚待核实的抄袭行为而变得十分可疑了。 在由此引发的“大众－媒体”（大众与媒体的共生演化）的批评浪潮中，尤其是由海外许多声援者签名维护我那位朋友学术声誉的文稿，让我看到远比这一事件本身更令人深思的生存状态——首先，它的一般特征是思想能力的缺失，阿伦特称为“平庸之恶”。其次，它的中国特征在于，它是以精英身份维护着的思想能力的缺失。恰好是这一特征，或许部分地解释了，在今天，为什么“大众－媒体”只能满足于平庸，以及为什么我们的政治领袖不可能领悟真正的重要性从而我们只能满足于平庸的政治，而“平庸的政治”根本就不是政治。 我将怀特海晚期试图通过演讲集《思维方式》传达给他的子孙后代的感受，概括为“怀特海三段论”：在任何理解之前，先有表达。在任何表达之前，先有对重要性的感受。“思想”和“学术”——这是我的理解——前者更偏向于“对重要性的感受”，后者更偏向于“表达”。有生而知之者，则不必有表达，直接有了关于重要性的感受和理解。有学而知之者，则必须有表达才有对重要性的理解。 社会仍有分工，仍有学术和学术规范，为什么我们要维护或不维护学术规范？我认为这是一个只有在特定情境内才可能有正确解答的问题，这类问题的解答，我称为“情境依赖”的解答。绝大多数真理都是情境依赖的。 在一个社会里，或更典型地，在一个学术共同体内部，如果学术规范的维护可使共同体的成员们对生活世界里那些具有真正重要性的问题更敏感，也就是说，增强了群体对重要性的感受能力，那么，规范的维护就是重要的。否则，就是不重要的。 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中国思想传统里，借用我喜欢引述的梁漱溟的表达：其一是人生问题，其二是中国问题。在这样表达了“重要性”感受之后，我还喜欢引述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威廉姆·詹姆士关于“问题”的界说，我扩充为“问题三要素”。 既然生活，就不会没有困惑。为缓解一件事情在我们情感里引起的困惑，如果只有一条求解途径，则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别无选择。所以，问题的第一要素是：如康德所云，两个同样有力的原则相互冲突。其次，这些相互冲突着的解决原则，偶然将你而不是将其他人，逼迫到无路可走的境地。这是一种存在哲学的看法：不在冲突中升华，就在冲突中沉沦。这样的问题，只属于你而不属于其他的人。于是它是“非你莫属”的问题，它在你心中而不在其他人心中激发了使命感（或宿命感）。这是问题的第二要素。最后，问题的第三要素：这一非你莫属的问题必须在某一学术传统之内有意义。换句话说，在你之前，或许数百年或许数千年，它曾成为至少一人试图求解的问题，并被保存在称为“学术传统”的共同体记忆中，成为你的学术资源。 韦伯与詹姆士关于重要性的感受，都是最敏锐的。根据韦伯的感受，当代社会的知识困境在于：学术而缺乏思想，专家而没有灵魂。导致了这一困境的，是19世纪后半叶以来日益严格的大学分科制度和理性社会的官僚化。 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在其名篇《官僚体制》中说：“……在官僚化潮流中，情况完全不同。政府职务不给个人才华和天赋提供施展机会。管制宣告了开拓精神的厄运。年轻人对自己的未来不再抱幻想。他知道为他做出的安排是什么。他将在林立的官僚衙门中谋得一份工作，他将成为一架庞大机器上的小齿轮……官僚技术的日程表将摧残他的头脑，束缚他的双手。他将享有安全，但这种安全是铁牢囚徒享有的安全……他将永远是一个由别人照管的人。他绝不会成为一个依靠自己力量的真正男子汉。他战战兢兢地仰望巍峨官府，在那里面耗尽自己的生命。” 不难想象，这样的生活，在它统治的领域并随着这一领域的迅速扩张，将使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对重要性的任何感受能力消失殆尽。伴随这一过程的，是普遍的平庸。 下一篇： 转贴邹光日志转贴的评论－－－汪晖事件

  为什么维护学术规范比不维护更好？ 汪丁丁   写了上一篇日志之后不久，我知道汪晖早已返回北京，并就以他为核心的这一事件接受联合早报的专访，却没有发表任何可引发深入思考的见解。他是我的朋友，尽管我们之间存在许多重要差异。     我接着上一篇日志的思路继续写。学术规范，在汪晖事件的语境里，就是要求每一位严肃学者在撰写学术论文时，首先完成相关文献的综述。这当然也是我们这些博士导师（犹如我们当初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那样）在审查每一篇博士论文时所采取的最初视角和最低标准（硕士论文的标准）。     文献综述，这一工作的成果之一，就是参考文献索引。专业读者都知道怎样读学术论文，通常，以我的惯例，在审阅了标题和摘要之后，即应审阅附在论文后面的参考文献索引，从而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判断这篇论文的学术价值。     对学术共同体的进步而言，文献综述及索引的价值，仅次于原创性的思考。纵观学术思想史，我们不难意识到，那些来自最敏感心灵和最伟大头脑的作品，在很长时间里往往湮没无闻，尘封多年之后，被另一些同样敏感和伟大的作者重新发现，列入参考文献目录，于是学术传统得以变得伟大起来，于是学术共同体的晚辈，得以研究那些最敏感的作者手稿和生平，为了获得或加强对那些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的敏感性。两千年前，儒家学说尚未有堪称伟大的学术传统，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用意何其深远！     在汪晖事件之前，我读了汪晖 2009 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关于五四时期“东方杂志”及杜亚泉思想的长篇论文（“文化与政治的变奏”），后来我还知道那篇论文是他在我另一位朋友主持的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里费时近一年撰写的，可见应有足够时间为相关文献建立索引。可惜，我通读了这篇论文，却没有见到片言只语引述王元化先生 2003 年为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杜亚泉文存》撰写的那篇具有很高思想史价值的长篇序言。我相信，这是一件令人惊讶且发人深省的事情。尤其是，在我看来，汪晖论文洋洋数万言所勾勒的思想脉络（当然是一如既往地晦涩），早已包容在王元化先生的那篇序言之内。引用我 2009 年 10 月就汪晖这篇文章发表的评论：“……附件是汪晖最新发表的文章，也是最近这次演讲的主题。另一附件是王元化先生写的同一主题的文章。比较，才可以鉴别。我的鉴别是：汪晖的文章和思路，过于复杂以致他的问题意识已经消失在文字当中。王元化的文章，可清晰见到他的问题意识的指向——针对陈独秀的激进主义，同情杜亚泉的稳健改革思想。”     回到我的日志的主旨，我们维护学术规范，主旨是为了改善学术共同体对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的敏感性。在这个学术官僚化的时代，能够保持例如王元化先生这样的对重要问题的敏感性，不仅对学术，而且对中国社会的持续演化，至关重要。      下一篇： 我关于汪晖事件的评论文章

梁捷的文字，大约三年前已日益成熟，现在读他这一篇，更觉感动。我们这一代读书人，围绕着梁漱溟所言的那两大问题读我们喜欢读的书。华芳和梁捷这一代读书人，我推测，其实仍是围绕着梁漱溟所言的那两大问题在读书。从创刊到第100期，《读品》实在还是婴儿呢，可是写读品的这些人却迅速地长大了。若以读品的年龄与人的年龄相比，大约是1年换14年吧。与萨缪尔森一样，我更相信时间是主观的。参与编写《读品》的人，相当于延长了自己的生命。   献给【读品】百期的话 梁捷：【读品】不是我们的青春玩具，而是我们的青春 壹 五月份的时候，敦煌已经很热，沙尘弥漫。我坐在莫高窟陈列馆门口的台阶上，背后是 刻有陈寅柯手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的巨石，眼前则是黑黢黢的第16 窟，16 窟甬 道旁侧有个耳窟，就是大名鼎鼎的藏经洞。而我坐的这块地方，晚唐已有建筑，正是三界寺 中的下寺，到了清代则变成三清宫，墙上还有于右任的题字。 这时，一个小伙子走过来打招呼，见我愣愣看着他，笑着说，“我认识你，我来参加过 好几次你们【读品】在季风书园的活动。”“哦，是么”我不知怎么回答，正在踌躇之际，他 已消失在某一个洞窟里了，甚至没来得及问他的名字。 贰 就我而言，曾不止一次想离开【读品】，放弃【读品】。但是有一桩事情让我不能放下。 应该是2006 年，【读品】创立没多久，华芳充满热情地对我说，“我们把【读品】这个项目 坚持下去吧，做做好，设法去什么基金会搞点钱，养一两个编辑。让一些像我们一样喜欢读 书、考研又暂时没考上的年轻人有机会继续读书。”那几句话对我触动很大，“想读书而不得” 的滋味，我和华芳都尝够了。 随着年纪增长，越来越深地体会到读书之不易。这些年曾见过许多天才，禀赋过人，阅 书无数，但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最终都放弃了读书理想。读书是个清苦的行当，做教师还 是做编辑才能保证读书？与书相关的行当，四十岁前都很难出人头地，收入水平也远低于市 场平均。用经济学“逆向选择模型”来解释，能力最强的人必定都会先后投身收入更高的行 业，最后只留下我们这些干不了别的的人，继续读书。 叁 从2007 年起，好像每年都会有媒体来采访【读品】，或是作为读书、公益类的范本来鼓 励广大市民投身阅读，或是与其他类似的团体进行比较，或是联系日益低迷的图书市场，给 大家一点微弱的信心。我实在不是一个合格的宣传者，记性不好，记不得【读品】统一的宣 传口径，于是每一次都会提供不大一样的故事。 记得第一次是在北京，在人大旁边的咖啡馆与记者朋友闲聊。那时第一本精选集《读品 2006》刚刚出版，北京万圣书园的刘苏里老板热情作序，称我们无知无畏地闯入了“书评江 【读品】月刊 第 85 页 【读品】No.100 2010.08.16 湖”。记者即以此作为标题，把我们与老牌杂志《读书》与新锐Mook《读库》并举，推入了 这个江湖。回想起来，我们几个最先倡议办【读品】的朋友，既不是职业书评人，也不是书 业相关人员，【读品】没有任何明确目的，搅乱江湖也只是一个美丽误会吧。 肆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华芳、鸣之、徐瑾等朋友在【读品】的定位和发展方向的问 题上都未能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大家三天两头讨论，争执，打电话直至半夜，又相互写很 长的邮件。有的人激进，有的人保守，有的人注重普及，有的人主张品味，有的人主张大刀 阔斧地发展，有的人主张兢兢业业维持书评的质量。 有一次，《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给我打电话，要我介绍一下【读品】的情况。我说了 很多，记者很惊讶，“我刚给李华芳老师打过电话，他也跟我说了一堆，原本我只是希望你 补充一下的。可有许多地方你们说的根本不同呀？”我回答说，“君子和而不同，说法不一 样并不奇怪。我无意把【读品】粉饰成一个团结的集体、战斗的集体，它只是一本同仁网刊， 一群同样热爱读书的年轻人而已。” 伍 豆瓣名人罗颖杰和沈宇都先后做过【读品】的特约编辑，那段时间的【读品】鲜明地烙 上各自的印记。我觉得这是【读品】真正有趣的地方，无拘无束，无所限制，不用考虑市场， 也不用考虑社会关系，只是向大家展示，有些人在读这些书，有些人是这样读书。 我去拜访过沈宇的“蜗居”，数十箱书堆满大半个房间，连床上都铺满了书，以保证他 一伸手就能取到最近想读的书。我估计，他把【读品】给他的微薄薪酬四分之三用来买书， 四分之一用来维持生活。同样，也把四分之三的时间用于读书，四分之一的时间来编【读品】， 以保证珍贵的读书生活。 某期【读品】出刊的前一天，我正在家读书，沈宇突然给我打电话，要我去他家，因为 只有我离他家近。他严重感冒，浑身上下冒着汗，桌上连一晚热粥都没有，还在坚持跟我讨 论下期杂志需要编辑的地方。当时全国爆发猪流感，看看他虚弱的样子，再看看手里装着稿 子的优盘，既有几分感动，也有几分不安。 陆 过去这几年，许多人都不同程度地在读品上投下了精力，从每一年的文章目录里可以看 出一些，还有很多人默默地做着编辑、整理、联络、后勤的事务，杂志上都没能很好地体现 出他们的付出，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物质回报，这两点我们总觉内疚。 时间流逝，人员流动，【读品】已不是那个读品，江湖也不是那个江湖。但我还记得当 【读品】月刊 第 86 页 【读品】No.100 2010.08.16 时刘苏里老板对我说的几句话，“一定要坚持。以我的经验，有理想的杂志，只要能坚持五 年以上，你想让它死都死不了。”转眼间，【读品】已经办了四年半，迎来第100 期，我也逐 渐能体会那句话的含义。过去总我们维护读品，未来则似乎是【读品】引导我们了。 【读品】不是我们的青春玩具，而是我们的青春     下一篇： 为什么维护学术规范比不维护更好？

教育是怎样变得危险起来的 应试教育与迅速官僚化的教育管理体制相结合，正危险地培养出数百万乃至数千万缺乏基本教养的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 作者： 汪丁丁 发布于：2010-8-20 来自：IT经理世界 今天，多数人必须经历的教育过程大致被划分为三个阶段，依照教育场所的外在特征，其一是家庭，其二是学校，其三是社会——这第三个场所，我很难想到更合适的名称：在职教育？继续教育？工作单位？更恰当的划分，可依照教育的内在特征：其一，模仿（也称为“横向学习”），其二，自修（也称为“独立探索”），其三，灌输（也称为“纵向学习”）。不论如何，今天，教育是每一个人必经的过程，最短的义务教育，也要在16岁才结束。 人生最初的16年，最初的3年学习语言（统计而言，男性比女性晚1年多，大约3岁可学会“说话”）；其后的5年是“小学”——洒扫进退待人接物；再后的5年是学习各类知识的时期，至15岁，可发愿“志于学”，追索终身，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我认为可以这样描述我遇到的教育困境：一方面，我们生活在“文化－政治－经济”三重转型时期之内，核心价值观无从确立，社会失范，传统瓦解。另一方面，关于初生婴儿注意力的研究表明，生物个体首先注意的是与它息息相关的那些问题并由此学会适应环境。这些问题，依照它们对个体的重要性，首先是生命自身的维持问题，其次是生命与环境的关系问题，第三是由这两类问题派生的问题。伴随着个体生命求解这些问题的过程，依上列顺序，个体的社会认知——语言、道德、待人接物、权利界定、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等——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因社会失范与传统瓦解，这些普遍可见的行为特征意味着人们的行为不再如稳态社会那样具有较高的可预期性。换句话说，个体的社会认知，有远比在稳态社会里更高的成本。 当个体必须支付很高的社会认知成本时——注意，它只能通过社会认知而与环境保持足够稳定的关系，否则它就难以获取资源，在这一意义上，不论如何昂贵，它必须支付社会认知的成本——理性的行为方式是将短期内难以支付的成本，分摊为长期（许多短期的接续）可支付的。这样，在稳态社会里通常由“家庭”承担的教育职能，在转型期社会里往往被转嫁给“学校”。又如果学校教育因此而变得昂贵，则理性选择的结果是将稳态社会里由“家庭”和“学校”承担的教育职能相当程度地转嫁给更晚期的人生阶段，也就是转嫁给“社会”。于是，当教育失败了两代人或三代人的时候，我们周围越来越多地出现了缺乏教养的成年人和老年人。 我努力推动和直接参与的这项教育实验，主旨是“培养有灵魂的专家”（回应韦伯的批评“专家没有灵魂”）。在这样的教育过程中，我们必须在“跨学科教育”极富创造性的教学活动之外，主动地弥补学生“家庭教养”的不足。于是，我们必须从大学管理机构获得足够充裕的资源以便支付上述双重教育职能的成本。在稳态社会里，这一成本必须在学生家长、大学财政和政府财政之间分摊，但现在则必须由大学财政单独承担（否则我们将难以招收到合格的学生）。这是因为，中国教育管理无所不包的庞大官僚体制，随着资源浪费的迅速积累，确实令人惊讶地出现了许多（缓解浪费的）裂隙，允许我们与大学管理者达成“双赢”的合作——我们的合作可以更廉价地实现合作各方的目标，只要大学管理者帮助我们不断寻找和利用体制的裂隙。 也可以这样表述，跨学科教育实验之所以能够存在而且顺利发展，是因为它最初只能发生在官僚化的教育管理体制比较容易出现裂隙的那些地方。换句话说，跨学科教育不可能在诸如清华和北大这样的“重点大学”（即官僚化教育管理体制的统治中心）生存和顺利发展。 基于悠久“科举制”历史的应试教育，与我们迅速官僚化的教育管理体制，二者结合，正危险地培养出数百万乃至数千万缺乏基本教养的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没有人可以被责怪，因为我们全体都知道是教育体制出了问题，虽然，是我们全体造就了这样的体制。 与此同时，我们的跨学科教育也开始变得危险起来。因为，或许主要因为以往的教育失败得过于惨重，学生们越来越喜爱并且越来越信任我们的跨学科教育。可是，我们步履维艰，我们甚至无法确定“因材施教”的“材”是否适合于这样的教育。于是，我开始有各色各样的梦——首先是关于失败的梦，其次是关于未来的梦，混杂其间的，是与跨学科教育密切相关的那些人物有关的梦。 这些五彩斑斓的梦，就是我的教育和我所体验的教育的危险性。     下一篇： 由移民潮引发的推测 以及读品第100期梁捷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