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

在罗马尼亚流亡作家群体当中，流亡美国、用英文写作的诺曼·马内阿与流亡德国、用德文写作的赫塔·米勒，堪称最耀眼的“双子星座”。米勒荣获二零零九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而已经获得多项国际文学奖的马内阿也是诺奖的有力竞争者之一。许多文学评论家将马内阿放置于果戈理、契诃夫和卡夫卡的文学传统之中，认为他的作品已经具备了经典的地位。文学评论家迪奥·马格利斯说过：“他是那种能够在完全的沙漠中成长的伟大作家。在他杰出的篇章中，他叙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驱逐和流放，那里所有的人都懂得无望是什么，正如摩西知道自己永远不会达到那许诺的领地那样。这位伟大作家刻入肌肤和纸张的文字，形似庞然怪物的图腾，是一种巨型的伤疤。”《流氓的归来》是马内阿的自传，也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既是一个艺术家的自画像，也是两个迥然不同却丝丝相连的时代的剪影。 　　 　　 　　 　　为什么在自己的祖国被当作“流氓”？ 　　 　　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说过，过去的一百年是“禁书与焚书的一百年，将作家下狱、杀害、定为叛国者、流放，以及不断在媒体上污损的一百年”。不单土耳其是如此，一切专制国家都是如此。 　　 　　米勒说：“国家把我当罪犯囚禁，家人把我当耻辱放逐。”她究竟做了什么坏事才招致这样可怕的惩罚呢？ 　　 　　仅仅是因为写作。一种个体化的和说真话的写作，就足以招致灭顶之灾。在齐奥塞斯库统治之下的罗马尼亚，不被御用的写作是被严厉禁止的。马内阿发现：“写作是一种只有受党管理和控制的作家协会的会员才能使其合法化的职业，一个没有工作和收入的嫌疑犯有被指控为’流氓主义’的危险，也就是说，他过着一种寄生虫式的生活，这是社会主义法律给它的定义。”与之相似，苏俄作家西尼亚夫斯基也指出：“所有作家都是叛逆者，都是败类，都是地球上不完全合法的人。因为他所思所写违背于大多数人的意见。” 　　 　　米勒和马内阿不是第一批被政府当作“寄生虫”和“流氓”的作家，比他们更老资格的“流氓”是俄国诗人布罗茨基。一九六三年，《列宁格勒晚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文学寄生虫》的文章，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一位身体健康的二十六岁青年，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却没有从事过任何对社会有益的工作。”对这个“写作形式主义颓废诗歌、在西方面前卑躬屈膝的寄生虫”该怎么如何处置呢？等待他的只有精神病院和监狱。 　　 　　经过五个小时漫长的法庭审理，布罗茨基在最后的申言中自豪地说：“我不仅不是寄生虫，而且是一位能给祖国带来声誉的桂冠诗人。”在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法官、书记员，几乎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布罗茨基被判处五年的流放和劳改。一九八七年，流亡美国的布罗茨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布罗茨基说：“获奖的是俄国文学，获奖的也是一位美国公民。”此时此刻，当年在法庭上哈哈大笑的法官、书记员和由克格勃装扮的旁听者们在哪里呢？ 　　 　　对于马内阿来说，离开罗马尼亚无疑是一个痛苦的抉择。那是一九八八年，是齐奥塞斯残暴统治的倒数第二年。然而，无论是齐奥塞斯库还是马内阿，都没有意识到倒计时的沙漏已然无声地启动。谁能未卜先知？谁知道此刻是黎明前最大的黑暗？当时，螺丝钉正在拧紧，空气中弥漫的腐尸和阴沟的气味让人呕吐，身边一个接一个的朋友沦为秘密警察的线人。知识分子如果批评政府，得到的命运是失业、软禁或投入精神病院，与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关在一起，直到无人能区分他们。齐奥塞斯库甚至颁布了《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打字机被视为“危险的机器”，规定擅自出租或借用打字机为非法，谁想拥有打字机，要取得警察的批准。 　　 　　马内阿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熬过这一关，他感受是：“任何不愿撒谎和歪曲事实的人不仅要经受恐惧的痛苦，而且还会产生一种深深的无用感。”他进而痛切地发现：“贫穷和危险一直是值得称颂的祖国丰盛慷慨地端给我们的主食。然而，最近几年那歇斯底里的专政已经对我们的应对能力产生了灾难性影响。”于是，离开被一群真正的流氓绑架的祖国，成了他“最不坏”的选择。 　　 　　 　　 　　哪里有齐奥塞斯库，哪里就是异乡！ 　　 　　在决定离开之前，马内阿与女诗人乔安娜之间有一番争论。乔安娜说：“我们的真理之乡在这里。我们是作家，我们别无选择。”而马内阿则回答说：“你必须活着才能写作。死亡在监视着我们，它不仅仅来自安全部官员。” 　　 　　为了摆脱死亡的威胁，为了摆脱“流氓”的身份，马内阿选择了离开，虽然他没有余英时那么自信——余英时说过，“我在哪里，中国文化就在哪里”——但他也承认，这样的选择至少是“一种部分的、暂时的救助，一条消防通道，一个紧急出口，一种快速解决方案”。尽管马内阿长久地纠缠于“对一位作家来说，流亡是否等同于自杀”这个问题，但他还是看到了在异国重建文明的希望之光——“如何去看待目前潜伏于家中的死亡？生活条件的迅速恶化和日益增加的危险让人毫不怀疑我于盛年在另一种语言和另一个国度中的重生。” 　　 　　显然，罗马尼亚并不是一个必须死守的“真理之乡”。米勒在《我们的心仍旧战栗》一文中写道：“如果一位独裁者在头脑中需要一个家乡的话，那么它只能是：蔑视人。这才是他惟一寄居的地方，那里安装着各种设备。为了他们自己作为统治者能够病态地自尊，独裁者狂热不顾一切地蹂躏着国家和人们。”也许出于女性的敏感，米勒对“蔑视人”的“祖国”的痛恨，甚至超过了马内阿，她在《我怕故我写》一诗中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尖叫：“我讨厌没有肉味的肉/讨厌假币讨厌赝品/讨厌自吹的神灵/讨厌精神的阉割/讨厌无奈的挥刀自宫/这里不是我的家/哪里有齐奥赛斯库/哪里就是异乡。”是的，不必将祖国的泥土粘在鞋底带走，与“哪里有齐奥赛斯库/哪里就是异乡”相对立的事实是：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家乡。 　　 　　当时，在罗马尼亚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在布加勒斯特，许多申请出国的人正在排队领取护照。其中一人回头看到他身后的人不是别人，而是齐奥塞斯库。齐奥塞斯库看到他吃惊的样子便说：“既然大家都要出国，那么我也走。”此人立即对齐奥塞斯库说：“如果你走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出国呢！”今天的中国，韩寒也有一句相似的冷幽默，他在回答外媒问其为何不移居国外时说：“在我的祖国，我的身边是中国贪官，如果换了一个国家，发现身边还是不少中国贪官，我肯定崩溃了。” 　　 　　与苏联和东欧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一样的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党天下”，而罗马尼亚是“家天下”。有政治学者称之为“拜占庭式的裙带统治”。齐奥塞斯库身兼党政军最高职位自不必说了，他的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曾任总理，荣誉头衔是“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埃列娜在政坛上的地位仅次于她丈夫，是党内最高决策机构的成员，并掌管党内人事大权；在政府里，实际上她是“超级总理”。罗马尼亚各级官员都习惯地称齐奥塞斯库为“一号”，其办公室为“一号办”；埃列娜为“二号”，办公室为“二号办”。这对夫妻合作很紧密，甚至后来个人政治危机到来时，埃列娜这样提醒丈夫：罗马尼亚人民不配接受他的统治；对罗马尼亚人民来讲，他太“伟大”了。 　　 　　齐奥塞斯库的小儿子尼库，是地方的党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被指定为接班人。齐奥塞斯库的三个兄弟，也都担任高级官员。最有意思的是他的母亲，原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她住进了豪华的宫殿庭园中，尽享荣华富贵；可长期的农村生活使她很不习惯现代交通工具，齐奥塞斯库就专门派人在庭园中饲养她喜欢的毛驴，出门走动可以乘坐毛驴，还有大批保镖前呼后拥，不伦不类，让人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 　　 　　独裁者不仅败坏了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还败坏了语言和文字。马内阿写道：“语言的标准化反映出社会构造的标准化。它是一种经过编码的术语学语言，一种字谜游戏语言，一种限制性的、单调乏味的语言，只会破坏人们对文字的信心，鼓励他们怀疑文字。”对此，米勒也有相同的发现：“在罗马尼亚每个被说出的威胁都是罗马尼亚语。一个国家使用的语言转眼间就变成了官方语言。……我也被迫看到，世界各处各国的所有语言都可以变成凶手的语言。”所以，即便留在国内，坚持用母语写作，也无法捍卫语言的纯粹和良心的自由。一个真正的自由人，既不能成为乡愁的俘虏，也不能被“凶手的语言”或“臣仆的语言”所蛊惑。 　　 　　那么，流亡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反抗呢？当然是。正如巴拉圭作家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所说：“我不能去抱怨……流亡生活带给我的除了对暴力和人类价值失落的憎恶，还有对普遍人性的理解。流亡给予我一种视角，以这种视角我可以以他者的观点来看待我的国家，并因为那里发生的巨大不幸而活下去。”古往今来，流亡似乎成了伟大作家的宿命。古希腊的哲人、圣经中的先知，从雨果到托马斯·曼，从布罗茨基到索尔仁尼琴，如今又多了一个马内阿。 　　 　　不是自我安慰或自我欺骗，马内阿从内心深处相信，流亡不是失败，流亡不是放弃，“你不能弃绝被轻蔑和嘲笑的荣耀，我们也不应该抛弃成为流亡者的荣耀。毕竟，除了流亡，我们还拥有什么？不应该为剥夺而唉叹不已，它只是最终的剥夺的准备阶段而已。”确实，流亡乃是重建一个真实世界的开端：在美国定居下来之后，马内阿恢复了文学创作的能力，他以一部接一部的作品改变了无数人看待事物的方式和理解事物的方式。他在美国如鲜花般的绽放，让罗马尼亚越发显得像是一个“幽暗国度”。 　　 　　 　　 　　能够回去的，已经不是母亲的子宫 　　 　　 　　 　　一九八八年，当马内踏上流亡的旅程时，心中并不悲凉，也不激动，因为他相信“流亡始于我们离开子宫之时”。在此意义上，你和我，谁又不是流亡者呢？一九九七年，在离开罗马尼亚十年之后，他第一次踏上了回归之路，心情平静如水。不过，这仅仅是一次短暂的、走马观花式的旅行，他并没有选择留下来。因为，在他看来，“重返家园只不过是重返母亲的坟茔”。 　　 　　 是的，能够回去的，已经不是母亲的子宫。虽然罗马尼亚没有了齐奥塞斯库，但若干个小齐奥塞斯库正在茁壮成长。在布加勒斯特，马内阿听到了关于一夜暴富的安全部特工、自杀身亡的退休人员、漂泊无依的儿童和无家可归的小狗的故事。对于苦难的意义，他冷峻地发现：“磨难不会使我们成为更优秀的人或英雄。像所有人类之事一样，磨难会腐败变质，而当众叫卖的磨难绝对会腐烂变质。”在很多情况下，某个极权制度的反对者，有意无意地成为另一个极权制度的支持者。新总统与老总统之间的差异究竟有多大呢？这也正是马内阿对权力与政治保持旁观者的视角的原因。 　　 　　马内阿见到了许多阔别多年的老朋友。比如，曾在旧政权中身居高位的作家瑙姆，摇身一变成了追求纯文学的文化名流。“十年前，当他还是说谎者中央委员会成员时，他的若无其事一直是一种资产，帮助他聪明地走过马戏团的钢丝绳，为他自己的表演而欣欣然，正如为别人的表演感到愉悦那样”。如今，他申明自己“从来对政治毫无兴趣”，对马内阿热衷于翻检“过去的垃圾”大惑不解。他请马内阿从美国帮他带回一把门锁，因为罗马尼亚的小偷太多，只有美国产的锁才能让小偷无计可施。马内阿略带讽刺地对他说：“你可以高枕无忧了，就连细菌也进不了你的家。” 　　 　　马内阿还见到了青年时代如同“星星的精灵”的美女兼才女唐娜·奥尔巴。她曾是文学沙龙的女主人，后来嫁给一名充当共产党精英分子的、年龄比她大得多的著名批评家和理论家，以此换取锦衣玉食的生活。“过去，她高高在上，冷若冰霜，从不对在街上问候她的人还礼，而现在，她会与为了买一袋土豆在队列中一站几个小时的退休老人聊天。” 　　 　　如果说革命前的罗马尼亚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就是“恐惧”；那么，革命后的罗马尼亚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就是“无趣”。无论像变色龙一样永远活得有滋有味的人，还是沉迷在昨日的辉煌中的人，心灵的窗户都关闭了。他们虽然活着，却如同行尸走肉。与这样的老朋友见面，真还不如不见。 　　 　　罗马尼亚革命两个月后，在民众的一片狂欢中，作家丁内斯库却悲观地指出：“如果四十年都没有独立报纸的存在，那语言和思维习惯是不可能在短短数周发生改变的。这就像如果人们给土著居民送去一个电视机，打开只能听到’咕咕’的布谷鸟叫声，那土著居民也只能学会这种’咕咕’的叫声。”极权制度造成的精神创伤岂止是几个星期、几个月都无法恢复，甚至几年、十几年也不能治愈，甚至会被死者带进坟墓之中。 　　 　　一九九七年，马内阿在罗马尼亚观察到的灰暗、混乱、迟钝的景象，让他无法乐观。他再次离去并叹息说：“离开不曾解放我，回归没有使我恢复。我是自己的自传中的局促不安的居民。”最后，在机场登机前夕，马内阿为这部回忆录写下了一个精彩的结尾：“我不会像卡夫卡的蟑螂那样，通过将脑袋埋在地里的方式消失不见。我只是将继续我的漫游，一只安详地接受了自己命运的蜗牛。”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