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

从清华到伯克利,一个港大女生眼里的“大学之道”

作者: 香港大学 官晴 一个人静静坐在图书馆,看着窗外熟悉的风景,禁不住感伤。过去四个月的经历,虽如流星般倏忽即逝,却在我的记忆中挥洒下一片夺目闪耀的永恒。一直很关心教育问题,也很想通过在大陆、香港、美国这三地不同教育体制中的个人经历来谈谈自己的看法。伴着对这片神奇土地的深深眷恋,终于在离别前,动情地写出这篇酝酿已久却迟迟没有阿下笔的文章。 每次在越洋电话里跟家人朋友讲起在这里的生活时我都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甚至蹦蹦跳跳,他们看到我如此滔滔不绝眉飞色舞的架势,常会纳闷地问,你们同学难道也都像你一样这么喜欢么?我说我不知道,也许不是吧。确实,身边很多同来伯克利交换的朋友也会觉得很纳闷,为什么你会这么喜欢这里。有时自己也觉得奇怪,这个地方究竟神奇在哪让我如此着魔?是接触了原来只能捧着课本赞叹仰慕的学界泰斗?还是参加了乐手和设施都堪称顶级的学生乐团,在音乐盛宴中流连往返?还是在频繁的定期旅行中 尽情享受自然与生活的愉悦?还是在international house结识了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还是幸运地与明确了今后理想和奋斗方向的Strait Talk这个组织邂逅?…太多太多的亮点,所以每当别人问起 “What do you like about Berkeley”时,我都会非常肯定地回答“everything” 对方听到这个回答总会露出很惊讶甚至难以置信的表情,然后我又会强调一遍“yes, everything!”是啊,也许这个答案听起来很夸张,但确确实实是我的心声,也是我不可救药地爱上这个地方的真情流露。 学术,音乐,生活,旅行… 每一点,一切一切,都远远超越了原来的状态走向颠峰,带给我从未体验过的多彩与享受。然而,这些亮点的叠加,虽然已经过于耀眼,依然不能诠释伯克利的真正魅力。我为什么如此喜欢这里,最重要的在于我爱它的校风,它的文化、传统、精神,并且与之深深地融为一体。学术水准上,与伯克利旗鼓相当的牛校也不少。相似的风景,在其它地方也可以找到。Strait Talk, 也可以去别的地方参加… 然而校园精神,这独一无二的伯克利真正引以为豪的特质,却是任何其它学校都无法模仿搬迁复制的。在这里,我领会到一所大学的文化、校风可以多么神奇得改变一个人。有时也觉得奇怪,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想法可以天天变,每天都有那么多新奇的不可思议的灵感的迸发,仿佛一场心灵的荡涤,也许真是这小小的校园,到处充满着先贤的仙气灵气吧。后来知道了,这种不可思议的只能置身于校园中才能感受到的气息,就是它独特的校风。所以真正的牛校,远远不仅仅牛在学术水准上,更别提什么排名和硬性设施,而是牛在这种好似仙气的校园风骨上——这才是大学之道的精华。 转变与豁然开朗 前年,因为到香港后不习惯,处在留恋清华委培时光的精神阴影中无法解脱,我常被别人说适应能力太差;但今年初,刚来伯克利就如此之快地进入状态,确实是之前没有想到的。看来不是自己本身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差,毕竟适应不适应也要分地而论。如果我的价值观和那个社会的价值导向不一致,说到底也是无法适应的。高三一心想考港大时,看到的只是它光鲜的外表,听到的是令人迷惑的宣传和整个社会的追捧,然而到了之后才发现与原先所想相差甚远。在表达不满之前,我想有必要先澄清一下对港大的看法。尽管提起香港时,我经常会带着一种不屑甚至鄙夷的口气,尽管我确实不庆幸去了港大,但我也绝不后悔这个选择。我真心感谢港大给我提供的资源和平台,没有它我不会有去清华委培和去伯克利、台大交换的机会,这是任何一所别的学校都不能给我的资源。没有它的转专业政策,我就不会做出从经管转到社科,经过一年的泛读之后选择政治和哲学专业这个让我永远都不会后悔的明智决定。港大带我脱离了国内那种论文可以随便借鉴抄袭、没有讨论课、没有学术自由的填鸭式大学教育。没有港大,我不会感受到西方教育体制在文科教学上无可否认的先进性,不会接受超强度的读写训练,不会逐渐形成独立的思维方式,因而也不会在伯克利适应得这么快…等等等等。我更看到香港先进的社会规范、完善的法治,高素质的人员,和那些一步步踏踏实实勤勤恳恳“打好自己这一份工”的港人。香港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社会,因为它的价值取向太单一。浮华下的单纯,功利下的简单。拎着LV包包和coach手袋的摩登女郎,其实都很友善和乐于助人。在街上东张西望找不到方向时,有人会主动过来问“你需要帮助吗”。我喜欢香港的井井有条,而相比之下,国内的环境不仅浮躁,而且混乱。 然而不太喜欢港大,是因为那里没有我想要的校园文化,而与它的教育体制无关。港大的体制、管理、硬件,这些能用指标衡量的东西,确实堪称亚洲甚至世界一流。我的不适应是因为自己的志向和香港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相左。一个对外宣传时选取的优秀毕业生典型差不多都是清一色的去什么什么银行工作的前辈,这确实是香港这个社会的真实反映,但我看到后心里非常不舒服。我完全不接受这个学校和这个社会对成功典范的定义,认可这种定义的人可以在香港如鱼得水,我却在压迫中日渐愤世嫉俗起来。在香港,虽然一直有种桀骜不驯冲破藩篱的愿望,但在繁忙功利的社会环境下,自己就像笼中之鸟,因为无法冲破牢笼而苦苦挣扎。我本身就是个内心不相信任何权威,不喜欢束缚,梦想一个人在广阔的天地中自由自在行走闯荡的人,但在香港,我看到的是一片太不真实的人工世界,身处蜗居,穿梭于拥挤的人流和狭窄的街道,抬起头看到的是那似乎要冲过来把我压倒的高楼大厦,和那片被建筑群轮廓切割出的小得可怜的蓝天。我不情愿地被迫跟随那个城市过快的律动和令人窒息的人潮,无暇停下脚步思考。虽然我可以独善其身,甚至有时因逆主流而动、显得和别人不一样而感到自豪,但这其实只是自我抬高以换取安慰的做法罢了。在主流外游离的边缘人群,终究心里是不好受的;而且当别人在往前走的时候,你怎么能不走呢。这也是我为什么这么喜欢伯克利的原因,我终于能从港大的非主流在这里翻身主流,找到属于自己的地盘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虽然这么讲,但在伯克利是没有主流这么一说的,它令人惊叹的多元与包容让每一种声音都有表达的空间,任何人都不会被视为异类,所有人都是校园里的主流。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typical Berkeley student”.在伯克利我找到了许许多多和我一样为信仰而活着的人们(如果在港大这种人会被视为疯狂的异类吧),与他们的对话能激起我内心深处最强的共鸣与震撼。望着那些会说话的智慧的双眼,我们在阳光下席地而坐,就学术、时事、人生、理想侃侃而谈…寻找梦想的期望到了伯克利之后得到淋漓尽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实现,一拍即合。一颗桀骜不驯挑战世俗的心在加州广阔的天地中尽情飞翔。 校园里无处不在的自由气息,激励着我去获得这些我所追求的所有东西:热情、勇气、智慧、心灵、梦想、信仰,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伯克利是像天堂一般的地方。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真实的“存在”的意义。每每从宿舍窗外望向Bay area的美景,迎着清风微笑着眺望远方那横跨两片陆地的金门大桥,每每踏着清幽的钟声和暖暖的阳光在校园里漫步,上课时望向窗外那湛蓝天空下的斑驳树影与红花时,我就知道,在这里,没有什么不可以。 天天面对那片汪洋,并不觉得孤寂;很奇怪,在香港看海,却有种旷世的孤独感。但我确实感到天地间人的渺小,也更激发了内心无限的膨胀:一个人的空间可以无限小,但它的内心、信仰和生命的意义可以无限大;正因为太渺小太短暂,所以凡事更要看开些,更要去勇敢自由地追寻自己想要的生活,去努力寻求真理,而不沦为任何一种思想道德意识、一种文化、一种特定生活方式控制下的玩偶、一种为别人而活而创造利润的工具。诚然,人没有最终的自由,说到底都是奴隶,但自己选择去成为什么信仰的奴隶,这才是最终的自由。伯克利先为我打开一片广阔的视野,呈现了多彩的信仰,并在最后帮助我找到并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大学精神- 伯克利不仅仅是美国大学文化的典范,更是所有大学的典范。 一所真正的大学(不论它处于何地)应该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辉,有自由的学术氛围与生活气息,有着勇于颠覆权威打破传统的不服于世和求变求新精神…所有这些都在伯克利得到了最集中最完美的呈现。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它就以言论自由运动和反越战运动而闻名,自此塑造了对抗权威的自由反叛形象。伯克利的校园给人一种心间微笑常驻的满足感。像圣母一样,有着作为顶级学府的神圣高贵,又不失慈祥安逸的自然亲切。它的海,有种自然恬淡的美,加州的阳光耀眼而又不失爱抚;而有的地方,漂亮的海滩像是富人专属区,好像被金钱修饰过,阳光夺目,却感觉缺少博爱,有种隔阂… 来了这里,才知道,原来世界上无处不在的阳光,也可以有这么大的区别。 至于我对伯克利的形容,仍然想借用自己在刚来时写下的相册导言。很奇怪,这三句话只是当时在校园中简单转了一圈之后写下的感悟,而四个月之后再看,仍然得其要旨,也许这也是我们因情趣相投而一拍即合的最好证明吧:“简单宽敞的街道,和暖的阳光,一切不加修饰,美得自然。 表面的安逸下,蓄积着百余年时代洪流与思潮交汇中荡涤出的历史厚重。 深思,需要百家争鸣的激烈,兼收并蓄的平和,还有一颗自由宁静的内心——就像这里。” 所以伯克利的精神是什么?我可以如前一样清楚地说出一堆,后文也会继续讲述。那么清华的特色呢?严谨、求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还有那一份充满纯净气息的令人迷醉的校园。对我个人而言,还有在清华乐队里的那一帮朋友圈,那种其他地方再也找不到的带有浓浓清华情结的纯真美好的友情… 那么港大的精神呢?这是我大学三年迄今为止呆得最长的地方,想了半天,虽然这让我觉得很尴尬,但真的说不出来。是港大经常标榜的国际化和多元文化的融合么?肯定不是,暂且不提香港人和大陆生之间存在的种种不和,香港这个社会本身的国际化也只是表面上的国际化,而没有思想意识上的国际化的和包容性。那么是浮躁中的单纯?混乱世俗中的宁静?还是只是灯红酒绿社会的缩影?都有点,但都不是。我真的不知道。还是港大的校训“明德格物”?太搞笑了,压根不是。不管这是学校的问题还是我自己的问题(是因为港大太复杂,自己能力不够没有去捕捉到它的精髓呢,还是它根本就没有文化呢),一所让人说不出特质的大学,一所让我无法称之为“家”的母校,怎么都是有问题的。 一所大学,最重要的不是传授给人多少知识和技能,不是它的头衔和你最终拿到的那干巴巴的一纸文凭,而是它的精神文化——这种润物细无声的点滴渗透,这种最无法形容却又带给人最大冲击的无形财富,看不见摸不着,遍及校园中的每一个角落,充盈于每一丝空气里——它无处不在,却又最难找到。你不仅要置身其中,更要去感受体会,去全身心投入,才能领悟。在伯克利,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一定要上大学的道理——不为知识,不为文凭,就为了这份文化的熏陶渐染,这份大学所独有的、社会上任何别的地方都找不到的财富。 情趣相投的归宿 之所以爱伯克利爱得如此痴狂、执迷、深沉,因为我的性格、理想、追求,和这所学校的气质和理念是完全一致的,这种最深层次的融入与契合,一旦确定,就再难分开。This is my place, my home.北京是我的家,这是我不能选择的从出生就有的;香港是我第二长呆的地方,但它只是一个暂时的奋斗之地栖身之所,我并不把它当“家”,顶多叫个居住地。而在这里,短短四个月,我就清楚地知道this is where I belong. 与北京那个与生俱来的家不同,这第二个家,终于在苦苦寻找之后与我见面,来得不易,也要倍加珍惜。谢谢你,给了我这二十年以来最真实最快乐的日子。大学四年,就算只有这一个学期,也已足够;一辈子若只有二十年,有这四个月,同样,也已足够。 来之前,我根本没想到这里的每一天都会那么精彩,没想到自己最后竟会被转变为一个典型的伯克利人。毕竟,当时连它久负盛名的自由叛逆传统都不了解,当初申请的目的只是因为它是大牛校,想过来拿推荐信好好学习考GRE而已。而现在,虽然GRE的书连看都没看,看来又要原封不动背回家了,但特别庆幸自己没按部就班地按这个太过功利性的计划走,庆幸没整天把自己闷在图书馆里,和那些充分多彩的体验相比,这个考试显得太过于微不足道。伯克利又再次肯定了我“活在每一个当下”的人生态度,不为了追求而追求,不为了未来而功利。这个态度,如果想远点,是因为人的生命太脆弱、随时可能被天灾人祸夺去。那么过好每一个今天,就算生命在不可知的某一刻戛然而止,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 有了对校园文化的认知,基本就不再看原来那些捧在手心的学校排名、学术水平、硬件设施等等这些能明确写在纸面上的学校信息了;因为更看重氛围和校风,反而更多会去google上找相关学校的视频和图片来自己感觉。特别很多时候,这些牛校的学术水平大致相当,排名不排名的就更无所谓了。港大亚洲第一,又怎样;斯坦福很牛,又怎样,去走了一圈就知道以后绝对不会申请过来。说来也怪,一进S校园就有种强烈的胸闷甚至想哭的感觉,可能它确实跟伯克利的文化太不一样(看来两所学校成为对头也是有道理的)。S校园好像是专门给富家子弟建的,一点也不亲近,让人想敬而远之。在S逗留时,一种可怕的孤独和恐惧感一直萦绕心头,随之而来的是喷涌而出的强烈思“乡”情绪,那时我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一个多么不折不扣的伯克利人。S最著名的街道非常体面、漂亮、优雅、整洁、安静,但我不喜欢这种循规蹈矩和上流社会的感觉,当时特别想念那条很嬉皮的被称为Berkeley最疯狂大街的telegraph,那里充斥着奇装异服的人和流浪汉,那里有着张狂不羁、我行我素的自由与活力。我想念telegraph的吵吵嚷嚷,而非S高贵矜持的寂静。第二天回到伯克利,当极度的亲切和舒畅感扑面而来时,感觉自己真的就像游子归家一样。 信仰与创业,个人理想与社会责任 记得刚来伯克利不久时和一个美国同学聊天,我问他,你觉得你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他很坚定地说:“是我的信仰”。当时一下觉得很震撼,愣了半天没说话。而现在,很奇特,在四个月的洗礼之后,如果别人问我一辈子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我也可以不假思索非常坚定地给出一样的回答。甚至,我真的觉得,没有目标和理想的人生,即使活着,也像是死人一样。与其让我在信仰真空的状态下苟且偷生还不如一死。记得以前看过一句话,每一个人都会死,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真正活着。 上文说了那么多梦想之类的东西,听起来确实很忽悠,毕竟有很多人会质疑,这些东西能就饭吃么?我也经常被问:你这一个又学政治又学哲学的,以后干嘛,怎么找工作?我就觉得我为什么非要找工作,我可以自己创业么。我本来就不喜欢给别人打工做事情(志同道合的除外),为什么非要求着别人去雇我,不管那个别人是多牛X的大公司大银行。为别人卖力为别人去创造利润,可能到最后还不知道自己这一辈子到底是干嘛的,难道只为了从人家那拿点钱养活自己和一家老小(当然这也是直接或间接创造社会利润的过程)么?那么不去公司和企业,政府机关那些条条框框、领导概念、官场做派也能把我憋死闷死,我不喜欢给人做事更不喜欢被人管。设想一下,如果一辈子找不到目标,等结了婚生了孩子之后,还用一样的方式去按部就班地教育培养孩子,上大学找份好工作找个好对象一辈子过好,这种生活确实很惬意很稳定,但除了这种一代一代传下去的为活而活的目的,这种只满足了动物性的生存目的,作为一个“人”,人生难道就没有更高的目标去为弱势群体,去为整个社会、国家、世界去创造价值的意义了么?我一直相信,接受精英教育的人有义务去回馈社会。这是义务,而不是慈善。社会用那么多资源去培育精英,国家培养出这些人才不容易,他们如果都只为个人前途去奋斗了,那谁来履行作为精英的义务,甚至这些精英过几年如果变成了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少爷小姐,那就更可悲了。所以自从踏入名校的那一刻起,身上摆脱不掉的就是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 我确实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我也立志成为一个实干家而非在象牙塔里研究学问的人,我想用自己的双手去改变去创造一些东西,去实践自己的理想,同时我也要对自己的家庭经济负责。所以也想在闯荡一两年之后,到美国读一个实用一些的研究生,从本科的通才教育过渡到研究生的专才教育。但我读研的目的并不是要那一纸文凭,而是想在这种大学的氛围里再熏陶一两年,想学真本事,掌握更高端的技能和知识去更好地闯世界。特别是在伯克利见识到了那些研究生的厉害程度,就更加坚定了出国读研这种想法。只有本科还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不是说学什么专业出来就一定要做什么,一两年高强度的专业训练给予你的能力足以让你胜任任何相关领域的工作。这种能力,而非生硬死板地印在文凭上的那几个字,才是最终打开工作领域的法宝。 放开手勇敢地去追逐梦想,去做只有这个年纪、只有热血青年才会做的事情,拒绝混日子的生活,让这份血性与理想绽放、燃烧得彻底,才不枉这人生最灿烂的年华。让智慧、能力、才华彻底展现,年轻人就要像年轻人,活得淋漓尽致一点,热烈一点。经历了专业选择上的千回百转,来到伯克利,看着事业开始起步,我更加坚定了自己在最开始决定从经管转到社科时的想法:走自己的路,有一颗坚定强大的内心,一直顺着自己最感兴趣同时也是擅长的事情走,不随波逐流,一辈子就这么走下去,肯定没有错。到那时,我的工作就是我的生活,我拥有的是一份值得奉献值得追随一生的事业,而不仅仅是香港人口中的“一份工”。 所以,如果别人再问我类似梦想怎么就饭吃的问题,我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梦想让现实起飞。 仍然觉得,只要有条件,就要出去读大学 有时亲戚朋友和学弟学妹会向我咨询应该选择去哪上大学的问题。我呢,一直是出国读书(包括香港)的坚决倡导者。看到太多同窗对国内教育体制的抱怨,感觉学不到什么东西,时间就那么荒废过去了:一个极端是无所事事地混日子,另一个极端则是像在清华那样你死我活的竞争环境下苦苦挣扎。总的来说,我感觉国内的大学不教学生真本事真知识,很多时候学会的都是混社会的一种技能。用“混”这个词不太好听,讲培养社交能力更合适吧。但不管培养什么能力,国内大学的症结在于它没有精神、没有理想,学生不知道自己以后要做什么的情况太普遍了。而立志,这对于大学生是最重要的。一所真正的大学,起码能让它的学生明确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而在国内,社会价值集体迷失,大学培养模式产业化功利化。尽管政府近来经常放出要教改要自由学术的风声,但没有政改的配合和根本保障,教改倡议也只是哄老百姓玩的光打雷不下雨的持续扯淡。国内的大学没有一所可以称得上世界一流,这不是学校的原因,而是体制的原因。 就个人经历而言,简单来说,在清华,我知道什么是朋友;到港大,我懂得怎么做学术。在伯克利,我同样拥有这些,但更为重要的是,我终于看到了什么是自我与世界,有了目标和志向,形成了自己在离开清华时给自己的大学生活暗暗定下的最重要目标:在本科毕业前找到一套基本定型的人生观价值观,有理想有方向地走毕业之后的路。来伯克利之前我仍然在迷茫中探寻,而现在,很幸运的是这个任务在大三结束时提前一年完成了。 要上大学就要上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大学能帮你找到自我,能激励你不断去探寻反思自身而非随波逐流;它是在毕业时能让你明确今后奋斗方向的指路灯,是梦想起飞地而非职业培训所。遗憾的是国内的大学基于体制和社会氛围的原因都没有这样的特质,香港的体制一流,但我个人并不喜欢那里的社会价值导向和文化氛围。从这个意义上讲,出国上大学是最好的选择。爱国和出国本身就是两码事,自己在走的也是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所以这绝不是什么崇洋媚外,而是对自己负责。那些对国家对社会有强烈责任感的人,通常是首先找到自我的人。毕竟,如果连自己的路都没找到,怎么去给他人和社会引路呢。我相信,只有先为个人信念和自由去奋斗,才能作为一个真正的拥有独立精神的人,自如挥洒抱负,从而推动整个社会、国家、人类的发展。 当然我的答案并不绝对,如果别人只想在离家近的地方拿个文凭踏踏实实过日子,那当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毕竟个人的选择没有好坏只有不同,但不管怎么说,最好选择去那种自己能找到归属感的、和主流氛围相容的地方。 只是个人经历,个人观点 这篇文章带有不可避免的主观和偏见,因为它讲述的只是一段个人经历。而且对于清华和港大,因为没有充分融入,也只是以一个看客的身份去发表观点。特别是作为一个清华经管教育体制下落荒而逃的失败者,因为在激烈的竞争中败下阵来才转了专业学了社科,也许发言权就更弱了吧。对于香港,我更是从始自终只把它当做一个跳板,year 1天天留恋清华生活,那时好好学习的目标是申请出国交换;year 2努力的目标是为了出国读研,但来了伯克利发现申研也就那么回事,自己先闯荡一两年再读,所以又申请去台大交换,反正在香港呆的时间越少越好;year 3和以后呢,办好该办好的,然后做好准备离开香港。作为一个港大生,着眼点却一直在香港之外的地方,要不就回头看清华,要不就眺望美利坚,从来就没想过要低下头认认真真看看脚下的土地。大学四年,只有一半在母校度过,是该庆幸呢还是惭愧呢,有时想想明年一月底从台湾风风火火赶回来,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几年的朋友还没来得及好好相处好好坐下来说个话,大家就又匆匆打点行装各奔东西,也好不凄凉。但不管怎样,我不能去迎合我不喜欢的体制和环境,我不需要在畸形的竞争中,在一套我不认可的价值观中摸爬滚打自我糟践以求胜出。况且我曾经努力过,而最后落到一个局外人和看客的结果,也是迫不得已的无奈吧。失败者又怎样,我只需要离开,去到自己认可同时又认可自己的地方做一个强者就好了。幸运地,伯克利给了我这样的认可和充分发挥的环境。同样幸运的,短短四个月,就能得其精华。 但大学三年这么走来,回望每一步,都不曾后悔,毕竟不顺也是在为之后的改变做铺垫。不同的学校,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体验,从未停止过追寻的步伐,生活在五彩中穿梭,还算是一段精彩旅程吧。 我是伯克利人 回顾这一段与伯克利的故事,真的很有意思。从最开始申请时那种高不可攀的向往与仰慕,到后来竟然不可思议地梦想成真。当时在港大为激励自己而设为桌面背景的那幅远眺金门大桥的壮美图片,后来竟成了宿舍窗外天天相伴的熟悉风景。从对这里文化的一无所知,到开始接触并为之震撼(当时还对那种自由持怀疑态度),进而到现在的完全接受、融入、内化,让伯克利式的自由精神成为自身最珍视的财富。 校园里立着一面主题为“Thanks to Berkeley”的学生“笑脸墙”。它以人像拼贴的方式来显示这里文化的亲切随和以及多元包容。作为校园里一道独特抢眼的风景,它早已远远超越其宣传目的而成为伯克利精神最真实生动的表现。每次看到港大宣传品上写有的“diversity”之类的字眼,我都会一笑而过;而站在这面墙前,细细品着照片上那一句句话语,强烈的共鸣令我心潮澎湃、感动不已。每一句话,都从不同角度,简单而深刻地诠释了这里的精神。以下的摘录,不仅表达了我和这些伯克利学子的共同心声,更饱含着自己对这里发自心底的永远的爱与感激,和离别前的极度不舍与深情眷恋。 Be led by your dreams, not pushed by your problems. Berkeley is like a maze, but you always find your way. Learned how to be a big fish in a big pond. Berkeley- you have challenged me like no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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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清华教授:我知道太多太多不能说的秘密

資料 短信 引用 推薦 編輯 台湾清华教授:我知道太多太多不能说的秘密 台湾清华教授:我知道太多太多不能说的秘密 台北5月27日电 台湾清华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教授李宽容今天在中国时报发表文章说,最近爆发食品掺杂塑胶粉的毒害事件,想起三聚氰胺毒奶粉也才发生没多久。其实不只是台湾,全世界的食品业有良心的少之又少,快要绝迹了。我执教生物化学将近三十年,自认是此行业专家。我敢保证民众目前看到的、听到的,只是冰山之一角,说不定只是冰山之“十分之一角”。      一般而言,要鉴定一个单纯化学物质成份的过程,包括分离、淬取、纯化,非常耗费人力与耗费时间。除非你事先知道是什么物质,有标准图谱例如:高效液相层析仪(HPLC)、质谱仪(Mass)、核磁共振仪(NMR)、元素分析仪(EA)等。这些分析仪器昂贵、维护庞杂。还要有训练精良的专家来操作、综合整理与判读,往往没有这么简单容易。我们真的是应该看看过去历任政府投资多少人力、物力、财力来替国民健康把关,来作为政绩与选举投票的参考。一般政客对这些名不见经传,而且没有立即搏版面价值的幕僚单位,既不会去在意也不会去加以重视栽培。    文章续道,例如大家从许多广告中都知道食品和保健品保养品含有维生素C,你们知道维生素C有还原态与氧化态吗?大家知不知道维生素C在水溶液中非常不稳定,很快氧化;而氧化掉的维生素C不仅不能抗氧化,而且变成非水溶性,有伤肝、伤肾的潜在危机。另外一个例子是昂贵的Q-10,它也是有还原态与氧化态。你们知道世界上有卖还原态的Q-10吗?不要一窝蜂赶时尚,花大钱而有害身体(毒品?)。市售保养、增加抵抗力的食品,都必须拿出证据。我个人认为不小心吃到蟑螂壁虎,也同样有增加白血球的可能。    再来,你们知道西点面包香喷喷、软绵绵,为什么同样是面粉做的馒头没有香味?为什么产生这么香令人垂涎的香味?为什么本来不该很Q的食品变成很Q?为什么本来不该很白的食品变成很白?都值得让大家仔细想一想。    再来,你们知道台湾的五谷杂粮含有黄曲毒素的百分比吗?我怀疑药检局愿意公布答案。    还有,保养品、鲜奶,含有X种不该有的物质,也请相关单位一并公告吧!X=多少,请翻一翻任何一页检验记录簿,应该都知道。    我的结论是:大家还是回家乖乖吃妈妈煮的东西吧!我知道太多太多不能说的秘密,挡人财路,老命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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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教授称“自由的思想一定是科学的吗?”

@清华大学微博协会:清华大学2011级新生党员培训第二天,马克思主义学院某教授长篇大论批判清华四大国学大师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批判“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并称“自由的思想一定是科学的吗?”、“党拿来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都没读,去读所谓的国学,那都是什么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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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纪赟:清华北大对美国贡献大于中国

纪赟:清华北大对美国贡献大于中国 (2011-07-06)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购买力下滑的启示 [时事漫画] 日重建部长上任9天就下台 [名家专评] 周兆呈评陈有为新著 [总统选举] 哪位将是陈总统? [中日关系] 日渔船赴钓鱼岛海域 中国要求撤离 ● 纪赟 教育课题 据报道,著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教授在宁夏大学演讲时指出,中国高教非常成功,培养了几代对中国作出无比贡献的毕业生,并且还认为“清华、北大对中国的贡献,远大于哈佛对美国的贡献”。对清华和北大这两所即使不是中国最好的,起码也是最著名的高校,我当然没有理由不表示我的敬意,但得出清北二校比哈佛对自己国家的贡献更大的结论,我则实在很难看出其物理学原理或者逻辑论证,所能推导出来的合理性存在。 反而,我倒是记得据美国《科学》杂志报道,2006年,美国博士生第一大来源是清华,第二是北大。而且,我依然记得据《纽约时报》援引权威数据表明,2002年在美国拿到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中,到2009年仍然滞留美国的比率,中国的留学生以92%再次高居榜首。 我在中国大学期间的经历,也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从本科直至博士,不仅清、北如此,其他大陆顶尖高校中最好的学生,基本都是以出国为终极目标的,鲜少例外。反而是二、三流大学中,由于眼界、实力等方面的原因,想出国的人少得多。而且在大量自费留学的现象出现之前,整个中国社会中也把留学当成一种莫大的荣誉,以此来权衡一个学生的成功与否。而这些人中,拿到学位后,除了公费留学签定了合同,或个人家庭及生活等方面的特殊原因和找工作出现严重问题外,只要能在欧美发达国家扎下根的,很少会把回国当成一个选项。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不知道清、北对中国的贡献,是否真的比哈佛对美国的贡献大,但好像倒是更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清华、北大,尤其是清华这所被民间戏称为“留美学生训练营”的学校,对美国的贡献实际上是大于中国。 其实,承认这种国际间的人才流动是一种开放社会中的必然,并没有什么丢人之处,有些分析人士以最近几年海外中国留学生回国渐多为理由,认为情况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其实应该看到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后的新情况。早年中国留学生多数是最为精英的一群,但最近随着中国人的日益富裕,自费出国的情况越来越多,很多连中国普通大学都考不上的富家子,也欣然加入留学生的大军。但即使是几年的“游学”生涯,也无法保证他们能像其他优秀学生一样的生存条件,故而这些人的回归,也大大地提高了“学成”归国的比率。再加上经济发展迅猛的中国,确实也提供了更多的个人发展机会,所以回国的人自然会比以前要多。 然而,即使是中国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条件有很大提高,大陆留学生中真正最优秀一群,却还是绝大多数选择留在海外。承认不承认并不重要,问题是如何减少以至于遏制这种国家精英的流失。这就要分析一下,为什么那些最优秀的留学生不愿意回国。首先是生活品质的自然追求,人往高处走,自然决定了大多数人选择留在发达国家。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是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治安、高房价、社会前景的不确定性等问题,都使得很多人不得不放弃家国之思。 其次是学术方面的原因,对于真正追求学术理想的学者而言,有个好的学术环境是选择去留的一个关键。即使是中国最顶尖的大学,也总是把有限的经费,放在建大楼而不是收集图书资料之上。以我的专业为例,中国最好的五所大学中的外文资料,都可以用“寒伧”两个字来形容。而网络上的限制,更加重了这种资料上的缺乏与学术思想上对外交流的封闭程度。你不能接受国际最尖端的信息,你就注定无法成为世界一流。所以这就造成了中国拥有几乎世界上最优秀的本科生,却不能成就世界上最优秀的学术成果。 而行政官僚统治下的中国大学,学术独立几乎是一个永远的幻象。前两天,我的一位在中国最好的几所大学之中教书的同学还向我抱怨,他每年都被极为繁琐的学术任务和不懂行的学术指标所控制,想要用几年安下心来完成一个稍大点的课题却了然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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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吴敬琏:在清华经管院2011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吴敬琏:在清华经管院2011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标签: 批判思维 道德准则 ● 吴敬琏 ( 进入专栏 ) 同学们: 我很高兴接受钱颖一院长的邀请,来参加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毕业典礼,向2011届的同学们表示祝贺。 我今天想讲的题目,是“毕业以后”。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是因为参加同学们的毕业典礼,使我仿佛回到了多年前我从复旦大学毕业的时候,回忆起毕业以后的经历。在这个典礼上,我愿意和同学们分享自己在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如何在师友帮助之下努力求索的切身体验,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毕业,意味着完成学业准备,迈步走向社会。在这个新生活的起点上,大概每一个人都会对未来生活有一番想望,对今后的人生充满了期待。特别是从清华这样的著名大学毕业,学的又是经世济民的本领,同学们更会觉得前面即使不是金光大道,也会是广阔天地。然而进入社会以后,可能不少人却会发现,现实生活和原来的向往有很大的差别,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想象得那样顺利,于是就会产生苦闷彷徨的心境。胡适先生在1932年6月的北大毕业典礼上说,青年人在遇到这种情形时可能发生的“堕落”,大约有两类:第一是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欲望;第二是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追求。防止出现这两类“堕落”,显然是决定人生去向的大问题,值得为此深思。 我是在61年前的1950年在南京的一所教会大学——金陵大学开始自己的大学生活的。两年后,全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我转到上海的复旦大学就读。从那时开始,经济学教材都换成了苏联教科书。再往后两年受到的全部经济学教育,是要我们相信,只要学习苏联的榜样,建立起政府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中国很快就能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工业强国。用当时的说法,叫做“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54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上海到北京的火车上,我们分配去中央单位的复旦毕业生坐满了半节车厢。那时,我们一路高歌,为理想即将实现而感到豪情满怀。 然而,进上工作岗位,接触现实经济以后,我却发现,实际情况和教科书上讲的并不相同。特别是1956年建立起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后,“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低效体制问题显露出来。不过,在50年代末,我仍然深信,只要按照既定方针,就能超越苏联所取得的成就,创造人间奇迹。但是事与愿违,“大跃进”反而导致了生产大幅度下降和大饥荒的发生。之后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国的经济社会濒于崩溃的边缘。 在1968-1972年期间,我们经济所的全体人员下放到位于河南信阳专区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正是在这一时期,我的思想发生了毕业之后的重大转折。我们干校所在的河南信阳专区是“大跃进”的重灾区。据官方报告,在1959-1962年的大饥荒中,总人口800万人的信阳专区饿死了100多万人。对照过去信以为真的理论和口号,真相使我陷入了信仰和信心的深刻危机。 我最幸运的,是在这一时期受到了干校难友顾准的帮助和启发,精神危机促成了我的一次重大思想转变。顾准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中国最早的会计学教科书的作者,也是伟大的爱国者,是一位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老革命家。他独立思想、桀骜不驯的性格却不能见容于体制,所以被两次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在干校期间,顾准带领我从研究世界经济史、宗教史、文化史、政治史入手,追问和分析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文化大革命”这种倒行逆施现象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根源。在他已被确诊为肺癌晚期,自觉时日无多,跟我作最后的长谈时,仍然反复地叮嘱我,不要在“逍遥”中浪费时光,一定要抓紧研究,以便在时机到来时,拿得出东西来报效国家。 这种时机果然在1976年到来了。“四人帮”被逮捕、“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顾准所倡导的对旧体制的深刻批判,对形成变革的共识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当我们这些经济学者认识到自己掌握的经济学知识完全无法满足建设新体制的需要时,并没有采取固步自封和自暴自弃的态度,而是掀起重新学习经济学的热潮。经济研究所的许多研究人员参加了英语和经济数学补习班。从1980年夏季到1981年夏季的一年中,经济所连续举办了“数量经济学”“国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讲习班,邀请海外知名经济学家讲授现代经济学。那年我正好50岁。 我在重新学习经济学时,又幸运地得到不少国外经济学家的帮助。其中,一些和我有大致相同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背景的“过来人”,像波兰的布鲁斯,特别是匈牙利的科尔奈,对我的帮助最大。我在1979年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经济学会圆桌会议时结识了科尔奈。虽然当时还听不大懂他的全套理论,但他在会上同苏联代表团团长哈恰图罗夫院士关于计划经济中短缺现象的激烈辩论,还是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从那次会议以后,我和科尔奈成为朋友。学习他的著作,不只是了解他的经济学观点,例如他对计划经济中短缺现象的精湛分析;重要的是,他使我认识到,过去我们习用的从马、恩、列、斯、毛的引文出发“注经解经”的做法必须改变。作为经济学人,必须坚持以实践检验理论的求实精神,也就是实事求是的道德准则。这是我的思想在大学毕业后的第二次重大转变。 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由于认真的努力,中国在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批既掌握现代经济学理论,又熟悉中国实际情况,并具有组织执行能力的经济学者。经济学家积极地参与改革方案的设计和实施,使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建设推进得比较顺利。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市场导向的改革大大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到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 回顾我大学毕业后五十多年的经历,我感到,在现实与理想产生距离之时,学会批判性分析性的思维方法,坚守实事求是的道德准则,是促使我不断探索经济学的真理和寻求中国改革的道路的两个根本动因。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为自己在人生道路上的关键时刻受到具有良知的师长的指点感到幸运;同时,我也为自己能够坚持不懈的努力,既不抛弃理想,又不抛弃求知欲望而感到庆幸。今天分享我的这些转折和求索的经历,惟希望同学们能够坚持真理而非教条,努力思考而非盲从,这样才能在现实世界中保持理想,不断进步。 同学们即将走出清华,开始新的生活。在我看来,中国目前建立的市场经济制度,还是一种具有过渡性质和有待完善的体制。你们所要面对的中国经济,在未来有可能出现各种复杂的变数。这是你们今天在毕业这个人生的关节时点上,应该有所预期和准备的。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多数中国的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是,改革的阶段性目标是建立类似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二战”后建立的那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不过,由于改革前计划经济的历史背景,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较之日本等国,政府主导的色彩更重。在这种体制下,政府过多的干预和一些大企业继续保持垄断地位,都使市场难以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基础性作用。 根据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包括这些东亚国家后来的经验,这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提升为建立在规则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即“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否则,一些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例如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和造成宏观经济波动的粗放发展方式难于转型,权力寻租的腐败行为蔓延滋长等,也都很难得到遏制。如果说中国迄今经济发展的成绩是基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的话,那么今后的成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迈向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改革。而这一转变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社会转型,都没有现成答案可以依循。这是我们国家未来面临的难题,也正是摆在同学们面前、需要大家去攻克的课题。 可以预计,在座诸君未来的行程不大可能总是一帆风顺,你们肩上的担子也不会比我们这一代人更为轻松。我希望同学们在遇到困难和障碍的时候,一定不要懈怠观望,不要丧失信心,不要放弃自己的人生追求。要运用批判性分析性的思维方法,要坚守实事求是的道德准则,迎难而上,靠努力赢得进步。 最后,我祝愿清华经管学院的毕业生们,在关系人民福祉和民族兴盛的伟大事业中找到自己的人生道路! 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讲坛 > 人文社科讲稿 > 经济与管理演讲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856.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新世纪》2011年第26期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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