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致荣剑 荣剑：        等了八天，只等来几句中转而来的手机短信。以如此方式转致歉意，却不公开澄清在清华讲堂广泛传播的影响，这是不够诚意的。 本也想到此为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在这些天内，一些网刊、网文已经在转发或引述你从萧功秦处听来，并在清华放大的那段话（注）。转发引述者都是善意，但毕竟是以讹传讹，却不见你与始作俑者澄清。看来只能由我这个被动者公开作答，略作说明？ 2012当属多事之秋，我也在思考并回答“革命还是改革”这一问题。此前我批判法国革命，但从未赞成过李泽厚笼而统之“告别革命”，并著文批评过李泽厚这一观点。海内外一直有人将二者混为一谈，我也懒得理会。在史学层面，我始终反对法、俄“大革命”，赞成仅限于政治层面的“小革命”，如英国的光荣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在现实层面，今年以来危机四伏，山雨欲来，我一直在倡言改革，只有重启改革，才有可能化解革命；若为利益集团挟持，冥顽不化，则很可能发生革命。至于知识界借辛亥百年讨论革命与改良，我认为既不能人为制造革命，也不要制造革命恐怖论；后者与辛亥史实不符，也与今日“稳定压倒一切”合流，为利益集团挟持社会拒绝改革所用。总之，改革不到最后死绝，不轻言放弃，革命不到最后关头，不轻言革命。即使革命不幸发生，是好是坏谁也无法预测，只能尽人事以令天择，争取限制其“小”，为社会少付代价，而不能扩展向“大”，玉石俱焚。     这里不存在萧功秦所传“革命未必就一定是坏事，革命的结果未必就那样坏”主观期待。以讹传讹，却以萧功秦此句流言始。咨询萧功秦提供的旁证人，当时是萧开始议论，先说“老朱变得很激进”，然后才有此“引语”，荣剑接过去加码，一变而为“革命的必然性”乃至“必要性”，并拿到清华讲演去放大。      我与萧功秦因重庆模式发生分歧，已经有一年多不接触。2011年春，“唱红打黑”如日中天，上海某方组织重庆模式研讨会，场面盛大，鱼龙混杂，称“东有日出，西有日出”，长江上、下游两个“日出”应相互辉映。我见萧功秦也在出席者名录，为尽友道，曾打电话给萧，劝他以后不要再参加此类会议，无论说什么，都可能被人利用。不料话未说完即遭粗暴打断，恼羞成怒，称我欲作“清流”。经此一事，再不闻问，即使看到他后来被邀去重庆，以及重庆归来答记者问，其中关于我的那段说法既不准确，也有失厚道，未作理会。 今年三月一日，有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官员召集知识界座谈，说北京有调研组来沪征求对十八大及政改意见。平时开会能不去则不去，能不言则不言，此次既闻政改与否，倒觉得不说白不说，而且应该说在前头，勿谓言之不预。那一次是我破例抢先开头，只是想打破禁忌，把后面的发言口径尽可能打开打宽，其他人才好接着说。我举耀邦当年平反冤假错案，以剥离前任“负资产”始，才迎来80年代改革局面；请当局以耀邦为垂范，继续剥离“负资产”，包括耀邦本人蒙受的冤案以及学生、知识界遭受的迫害，都应该平反。否则，谈不上政改，也谈不上取信于人，与民更始。提有三点： 一，    必须为“六四”受难者平反； 二，    必须为法轮功一案伤及底层无辜平反； 三，    必须为重庆“唱红打黑”蒙冤入狱者平反，并追究薄熙来罪责。（当时王立军事发，薄熙来还在重庆执政）。 这一天萧功秦亦在座，他也确实接着讲，不同意我的意见，为重庆模式能解决民生问题辩护。这是最近一年我们两人唯一一次交集，发言皆有官方记录可验。因上述不愉快，已不愿与其争论，各讲各，讲完即走。但我并不认为上述意见有什么了不得，也没有什么“激进”，只不过是守一条底线。知识界多少年多少人皆有同感，我只是当着官方面，打破这条官方禁忌而已。除此之外，与萧再无接触，怎么可能与他讨论革命？更不可能对他说什么“革命的好与坏”。 薄熙来出事，重庆模式垮台，萧功秦或许有一点舆论压力，但也不要紧，同样那点主张，今天这里垮台，明天那里会用。对不同意见也不必背后打听，传播流言，给人戴上红帽子。他也可以继续坚持他在六四问题上的立场，那年开枪前夜，我对他说你若还是坚持这样的立场，那就只能绝交。结果枪也开了，血也流了，他还是为六四辩护，不还是我让步，念多年友情，不忍绝交？但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我们始终没有过“共识”，他未变我亦未变，二十三年如一日，何来“老朱变得激进”，他自己“中道超越”？学者贵在独立，不随官方而俯仰，不为某官见弃悲，不为某官见赏喜。形势对自己不利，不必恼羞成恨，形势对自己有利，也不必转嗔为欢。为学不可取者，是不敢公开自己的坚持，又把不同意见夸张为另一个样子，虚拟一个“激进”来“超越”。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改革即可能有革命”，说的是客观趋势；到萧功秦这里一变为“革命未必是坏事，革命的结果就未必那样坏”，呈主观期待，隐隐然盼望革命；经荣剑误传，再变为“革命不仅具有必然性，而且具有必要性”，活脱脱毛氏话语。何必“三人成虎”？有此二人足矣。但这样一顶红帽子、毛氏套头语，本人还是耻于认领。我不惧有此传言得罪体制，该得罪早就得罪，再难听的话也已经当面直说，何来恐惧？也不想以浮言邀浮誉于江湖，该澄清必须要澄清。 至于荣剑短信说“应有担当，免于恐惧”，“不必过于惧于体制，都这把岁数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否则，何以垂范后学；上海的学者应当摆脱旧有懦弱形象，至少大气些”，与人致歉，能否这样说话？原则上是不错，但也是张冠李戴，说错了对象。 关于第三波还是第几波，这种说法也不恰当，更不必有意去“掀起”。这不是“担当”，而是毛式专用语，文革中已被用腻，大话炎炎，令人生厌。我赞同人应有大气，也欣赏荣剑下海甫上岸，即大声说话，如前此评重庆模式与学者奔竞， 此次又驳房宁者言，写得都不错。不过，大气不是浮气，陆地行走也不是海里逐浪，需仔细辨别，当言则言，不当言则慎言，一步一步踩稳了走？ 悠着点，路还长，有定力能沉毅者方能行远。故不避直言，不揣冒犯，这也是朋友忠言，虽不敢绝对，还盼荣剑兄海涵？ 朱学勤   2012-11-9 注：清华大学2012年法政哲学论坛，荣剑发表讲演，题为“改革和革命：中国的选择”。2012年10月31日《共识网》刊发。       附一：给萧功秦发email  —– Original Message —– From: xueqin zhu To: 萧功秦 Sent: Thursday, November 01, 2012 7:24 PM 萧功秦：         请见附件，荣剑在此讲演中提到你曾对他说，“老朱不仅认为中国未来具有革命的必然性，还具有革命的必要性。”  对此说法深感震惊，请问我何时对你说过这样的话？此说毫无证据，是不负责任的流言，要么出自你，要么就是荣剑转述错误，两者必具其一。       请你尽快澄清此事。         朱学勤          附二，萧功秦回email    — 12年11月1日，周四, 萧功秦1 写道： 发件人: 萧功秦1 主题: Fw: 收件人: “荣剑” 抄送: “朱学勤2” 日期: 2012年11月1日,周四,下午7:58   老荣：转来老朱一信，得知你在北京一次公开场合谈到老朱讲过一段话，请问，我什么说过“老朱不仅认为中国未来具有革命的必然性，还具有革命的必要性。”这样的话？你应该回忆得起来，我的原话是，“老朱认为，如果改革走不通，也许会发生革命，革命未必就一定是坏事，革命的结果未必就那样坏。”我的这段话，都有旁人可证明，朱小平也在场，邓正来也可能在场，他们可以证明。我谈的这段话并不是公开场合，而是私下朋友间谈话。你把我的原话意思变了，且在公开场合上讲，这会对老朱造成一定的困扰，真不知你怎么会这样做，希望你解释一下。请回复。萧功秦       附三：萧功秦转荣剑手机短信并附言： 荣剑给萧功秦回短信   老萧，我在北京对很多自由主义学者说，要掀起中国自由主义第三波，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老朱是自由主义的重要领袖，应有担当，免于恐惧，否则，何以垂范后学。我出言或有不慎，以后应予改进，但你们不必过于惧于体制，都这把岁数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上海的学者应当摆脱旧有懦弱形象，至少大气些。此言虽有不敬，绝对是朋友忠言。请向老朱致歉致礼，去上海时我摆酒请罪。荣剑。   萧功秦附言：      这是荣剑回信。他请我转给你。并向你致歉意。我请他直接写信给你。他说不认识你还是由我代转好。      给老兄添了麻烦。万请原谅。萧功秦  2012 11 2 12；26 荣剑：学者的清誉和担当——回朱学勤的信 　　学勤兄： 　　因我出言不慎或修辞不当，这回不仅要得罪你，恐怕还要得罪所有上海学者。“懦弱”之说，用在谁的头上，都不会有愉悦的感觉，更况乎你这样的学者。我这近乎戏言和调侃之词，真不必当真。其实，二十多年过去，人在做，天在看，谁是真情汉子，一目了然，绝非一叶可障。上海多有我深感钦佩的学者，比如沙叶新，比如你。在士林腐朽、学风日下之际，保有一份清誉和担当，的确很难。我为此理解你的心情，接受你的所有批评。就引言而论，我虽听之萧功秦，对你的具体语境确实不察，但作如此表述，是有大话炎炎之嫌。这个责任应当由我承担，不必过责于功秦兄。在此向你表示真诚歉意，请你务必谅解。 　　读你的信，的确还是会有所联想。你提及和老萧的分歧，以及绝交的往事，我以前也听闻过。这些年来，我私下里曾多次批评老萧，提醒他弃言新保守主义那套话语。共识网上发表的我对他新书的评论，提到了“制度要转型，理论也要转型”，就是要求他放弃新保守主义，不能再为国家主义提供任何学术支持。这话老萧肯定听不进去，他在这个领域苦心经营二十多年了，声名如炬，岂能轻易弃之？作为一个学者，坚守自己的学术主张，不曲学阿世，不附炎趋势，当是本份，但是，老萧的动机总是令人质疑。我就对他说过，也和别人说过，萧功秦这两年来，两次站错队。一次为重庆说话，被苏伟教授树为右派转变立场的标兵；另一次则是为张木生重返新民主主义提供论证，主动把自己的新保守主义向新民主主义靠。在大是大非的现实面前，我总觉得萧功秦脑子犯迷糊。以前他提倡新权威主义，或许掌握部分真理，有那个时期的历史合理性，现在还是这么讲，在学术上毫无反省，的确让人费解。 　　学者何以立身？学者何以问学？学者何以经世？历代历朝好像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但是底线是有的。不说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近乎圣人的尺度，至少应该达到顾炎武所倡导的“行己有耻”，不能无所不取，不能无所不为，要“有耻且格”。 对于当今的一个学者来说，何谓不取？何谓不为？并不难以抉择，无非就是表达一个立场和态度，一个价值观，一个是非标准。“重庆模式”高潮时，有多少学者蜂拥而去，又有多少学者表达不齿，现在来看，谁是谁非，岂不清楚？批评老萧，真是朋友之间的诤言和互相提醒，对待那些投机者和献媚者，岂有如此客气？我写的那些批评若干不良学者的文章，之所以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大概就是道德底线还在，良知良心还在，国之四维还在。无耻之徒，终不齿于人间。 　　我在给你和老萧的短信中，提到学者的“担当”和“垂范”后学，也是有感而发。学者洁身自好，凭良心做人，不和权力同流合污，不刻意迎合世俗，在现在的条件下，已属高尚品质，能做到这些，已经可以垂范后学了。在不能免于恐惧的体制下，学者的责任和担当会有不同的表达形式，非以只身挑战权威为首选，学者的言说是他惟一有效的武器。在互联网的时代，话语真正成为了足以和暴力、资本相抗衡的力量，这个力量的形成和壮大显然取决于作为个体的学者的发声，如你所说：“当言则言，不当言则慎言。”我期待你的言说。 　　有不当和不敬之词，请学勤兄务必再次谅解。顺致撰安。 　　荣剑 　　2012年11月9日

我希望有这样一种可能，有一天我们可以美感为基础来审视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有一天，自我利益不再是人类唯一的根本共性，而代表柔性力量的美感可以对这个世界重新施魅。那时，连自我利益和欲望都变得有质量。我们用心的环视自己的日常生活，我们可以看到物品和话语背后的本质，我们会被一次又一次的感动。那时，美感会像《风之谷》里的娜乌西卡救世主一样，穿着蓝色大衣行走在金色草原之上。我们都是被她拯救的臣民。那时，我们终于又重新做回了健全的人。     美   文/王意扬（Brown University）     做为一个从小臭美的人，要我说，这个时代的问题就是没有了美感。 曾经在一个假期，我去当平面模特。我被人打扮，被人涂上深色眼影，在镜头面前摆弄自己的肢体和表情。摄影师们尤其喜欢我的腿，我也知道怎么做出相应的动作，以展现最完美的角度，最顺滑修长的肌肉线条，最不肥不腻的脂肪，和最玲珑的脚裸。     我符合了主流市场对于“美”的认知，我是美女经济里的既得利益者，所以我并不想造反，但这并不妨碍反形已现。把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变成产品，凭众人消费，被赋予美女的标签。这个过程，如同其他职业行径一样，如同学习某种技能，凭公司消费，被赋予“清洁工”或“金融精英”的标签，都是市场的一部分。市场的逻辑，人挡杀人，佛挡杀佛。而美感做为一个最孱弱的对抗者，并没有被谋杀，而是被化上浓妆，穿上露沟的短裙，被摄影师呼来换去，只知为欲望服务。 然而，当我们只能对着肉欲横流的大胸垂涎三尺时，当我们只能对着茅台小蜜的生活方式妒火中烧时，连我们的欲望都不美了。要我说，欲望和美感本不应该对立。欲望本不应该奴役美感，欲望和美感应该相互牵制，甚至相生相依。 美感的被奴役造成了人的异化。 如果在浪漫主义诗人眼中，人的异化体现在人与自己的无邪童心之间的隔阂；如果在黑格尔眼中，人的异化体现在人和栖居于自身的世界精神之间的隔阂；如果在费尔巴哈眼中，人的异化体现在人和自我本性之间的隔阂；如果在马克思眼中，人的异化体现在人和自我能量之间的隔阂；那么，在爱美之人的眼里，人的异化体现在人和栖居于自身的天然美感之间的鸿沟。 所以我们把内心的童年拿出来制造了理想化的自然；所以我们把对融入世界精神的渴望拿出来展开了历史；所以我们把对于自己的崇拜拿出来造了神；所以我们把自己内心的力量拿出来造了君主和政体；所以我们把自己内心的美感拿出来，在这个市场经济的时代，制造了艺术产业和时尚产业。 我们不再相信自己天然的美感，而是把美感拿出来，放到了画廊里，放到了T台上，放到了拍卖行里变成了名贵画作。 我们去朝圣美感，把审美的标尺交给资本家，让他们把美感兑现成橱窗里的奢侈品，小资的生活情趣，以及杂志封面上被千锤百炼出来的诱人表情。我们生怕自己得不到美感，所以我们需要保证资本家可以将其转化成产品，然后我们可以急急消费。 我们去朝圣美感，把审美的权力交给权贵，让他们把美感转化成上层建筑里的精英意识，变成高尔夫球场上的谈笑风生，变成马利奥巴塔利餐厅的白松露。我们生怕自己离美丽太近，以贬低了美丽的价值，所以我们需要那些爬得更高的人给我们关于美丽的传说和光环，以激励我们爬得更高。 美感被金钱的符号和贵族的傲慢所奴役，被腐蚀成了短平快的锥子脸或诲测莫深的艺术史行话。美感要不被降格成了粗鄙的实用主义，要不被镂空成了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 形式与内容反目成仇，过程与结果互相挑拨，主体与客体同床异梦，此岸与彼岸弩张剑拔。美感，就这样在冰火两重天的炼狱里被撕裂。被肢解的美感，以不能靠美学理论来恢复她的生机，以不能靠资本来编织她的皇帝新装。美需要在生命的一呼一息被感知。美感，还剩最后一口气，需要被心与灵的力量重新缝合在一起。 美有八万四千种姿态，我又岂敢用自己的钝拙一叶障目，但我仍有窥豹一斑的冲动。请原谅我在向美感致敬的过程中，对她的损毁。 美感是玫瑰花茎上的刺，它的存在没有任何矫情，只为了在自然界生存下去。可它那要保护自己的样子和它头上顶着的美艳之间的强烈对比，却赋予了人们世世代代无限的叹惋和诗意。 美感是成熟时变紫的葡萄。在还未成熟之时，它小心翼翼地藏在青色的皮肤之下，唯恐天上的鸟儿会看见自己，吃下还未发育的种子。在成熟之时，它满面涨紫，展现出诱人的光泽，好让鸟儿来吃下自己，以传播自己的种子。紫色，是那么的必要，是那么的充满食色之欲，却又是那么具有食色之美。 美感是英国酒吧里搭在扎啤桶龙头上的抹布。老板马上要打烊了，但他并没有挂出信息冗余的招牌“还有十分钟关门”，而是把刚刚用来擦干水壶的抹布顺手挂在扎啤龙头上。而经常到店里来的熟客心知肚明，默默喝完最后一口酒，自行离开。此时，抹布此时也有了自我表达的力量，发挥了它做为一块抹布的作用，又毫不害羞的展现它做为抹布的形象。 美感是穿梭于越南菜市场上的摩的。为了能够做更多的生意，为了每顿饭吃上新鲜的食材，越南人在自己摩的后面放上了满满的负担——无论这负担是乳猪，鸡鸭，轮胎，呼拉圈，还是门框。摩的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没有冰冻食品的世界，摩的上钢桶里的鱼还在翻滚；摩的告诉我们本地的市场生机勃勃，在人流车流沆瀣一气的马路上，摩的有着自己的交通规则，自信地快速行使着；摩的告诉我们他们的驾驶者对生活抱有巨大的热情和想象力，他们让这些物品以不可思议的数量和方式叠加在一起放在摩的上，令外来者瞠目结舌。这一切的表达和诉求都汇聚在了摩的奇异景象中。这景象中没有欺骗，还有一种当地自豪。这景象以最赤裸、最不怯场的方式展现在街道上，让现实的沉重都被美感超越。 美感也出现在更抽象的空间。美感是一句没有出现堆砌词藻，狡猾辩解的话语。美感是在万分之一秒间找到让人痛哭流涕的真相。 美感是对于理念和现实之间做优雅的处理。美感是知行合一。“说一套做一套”不具有美学价值。美感不会把生命从皮肤下釜底抽薪，不会为了一己之利——为了自己理论帝国的绝对正确性——而去忽略那些现实中细微的生机。没有了美感，思想就会变成教条。教条有深有浅，“学这个还是那个能挣钱”也可以和“世界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分庭抗礼。教条是一个坚硬的槽，把意识和灵魂的流水逼入槽中，而丑陋就在其中绽放。 美感不光是形式和实用的水乳交融，也是过程与结果的胶漆相投。美感对时间抱有至高尊重。所以美从来不是现成品。所以美既是青春逼人的面孔，更是备受摧残的容颜。所以美是盛世盛开，也是含苞待放，更是从容的枯萎。美是“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也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美感很耐心，因为美感知道，在此岸和彼岸之间，炼狱不光必要，而且美。美感站在中间，站在非此非彼的边缘，垫着脚，姿态不卑不亢。 美感还是主体与客体的琴瑟和谐。因为有了主体的关爱，兰花现身为君子；因为有了客体对关爱的渴求，君子的影子里有兰花。因为有了平民的感动，马背上的Godiva夫人的裸体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天，美感竟能够施魔，竟能降伏人性眼中的肉体。美感秉古今之所怀，充斥着有情感和神性的力量。 美感是被另一种质量的吸引，却对另一种质量发乎情止于礼，与之保持着窈窕的关系。任何自恋的、妙玉般顾影自怜的事物或艺术，都并没有那么美。任何把穷人的眼泪制成Andy Warhol般的后现代伎俩，让客体的一切血泪都沦落为的空泛形式，都没有那么美。如同最好的红酒，一定会用尽全力在你的口中绽放，唤起你所有的感知，而不是高傲地把精髓裹在红色液体里孤芳自赏，唯恐攀上舌苔后沾上口腔环境里的细菌——仿佛那些出世的清流，那些误以为轻微淡远是古琴最高境界的雅士，唯恐世界的混浊沾染了他们倨傲的羽毛。     啊！我对美还有多少赞叹，我对丑还有多少入骨的蔑视和恐惧！艳红苹果上的化学残留物，文字和视觉上的奇技淫巧，电动削笔刀，贫乏的短信交流，到此一游的欧洲文化旅，指甲盖上的精致文化。把书香当成脂粉气，把梵高的星空拿来当成装饰。扭捏作态的不仅是女人的肢体，更是意识形态。酒局上只能通过大醉获得的共鸣，没有经过帐帘包裹的荷尔蒙，还有贫瘠走样的打情骂俏。那些掐住大众喉咙的流行语。那些跪拜在商业标志下的小喽啰，拿着最新季款式的皮包欢欣鼓舞。那些防水油光书皮上的标准化微笑，那些字红画绿的剑桥爸爸哈佛女孩。那些沦为洗钱工具的字画瓷器，那些陈列着若干日内瓦表柜的单色客厅。 没有了美感的指引，这个世界的群像混乱不堪。被异化了的美感，导致了被异化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美感被市场、技术、和少数人夺取了话语权。我们一日不把被五花大绑的美感夺取回来，重新栽培在自己身上，我们一日便要替代美感被他们五花大绑。 我仍对美感寄予希望。我希望有这样一种可能，有一天我们可以美感为基础来审视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有一天，自我利益不再是人类唯一的根本共性，而代表柔性力量的美感可以对这个世界重新施魅。那时，连自我利益和欲望都变得有质量。我们用心的环视自己的日常生活，我们可以看到物品和话语背后的本质，我们会被一次又一次的感动。那时，美感会像《风之谷》里的娜乌西卡救世主一样，穿着蓝色大衣行走在金色草原之上。我们都是被她拯救的臣民。那时，我们终于又重新做回了健全的人。     （采编：佛冉，责编：佛冉）    

这是需要怎样的沉淀才可以到达的姿态？在经历了千山万水的跋涉，在走了一万一千里路以后，要留存自己本来的面目，这是要实现多少次蜕变才可以完成的真义呢。旅行的意义可能就藏于其中，去过河流一样的生活，秘密一样的生活，有清流急湍，千层浪，也有静水流深，心照不宣的静谧。守住自己的内心，内心无论如何光耀万丈，多少侧目驻足，只要做好自己，保存本真的姿态，这是布拉格的所在，是多少油彩用尽，也无法完成的旷世临摹。     布拉格千面之旅   文/余蜡树 （University of Würzburg)     一座城市有千张面孔，就在你捕捉到她的一个瞬间，你已错过更多的分分秒钟。但是只有你记住的那个模样，可以证明她勾人的魅力。 —- 布拉格侧影记，2012年   文艺布拉格：里尔克与卡夫卡   你的诗歌，他的城堡，我想起在大二时一堂写作课上，我忽然忘情的背诵起里尔克的这首《秋日》，仿佛我读它的时候也被缪斯劫持。我在那一刻仿佛没有听觉，只听见灵魂的洗礼；仿佛没有视觉，只看见圣洁的阳光。 对于和我一样学习文学的人来说，布拉格首先意味着卡夫卡。卡夫卡的一生都在布拉格度过，他的职业生活与创作历程，都与布拉格紧密相连。或者说布拉格在很大程度上就指向了卡夫卡，因为卡夫卡的出现，他在语言上所表现出来的天纵之才，让他成为二十世纪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他的文学创作和思考，从布拉格的大街小巷甚至土坑地下道，一直冲上了城堡、圣维特教堂之巅，他的文学魅力与布拉格这座城市融为一体，这便是我对这座城市心生向往的原因。 同样是出生在布拉格，里尔克在故乡的名气显然不如卡夫卡。这位诗人，从离开故乡那一刻开始就在不停的寻求真正的故乡。对于诗人来说，也许只有不停地找寻，才是他心中唯一的归宿。   “谁此刻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 谁此刻孤独，就永远孤独 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 在林荫路上停定地徘徊，落叶纷飞”   我想起在的大二的时候一堂写作课上，我忽然忘情地背诵起里尔克的这首《秋日》，仿佛我读它的时候也被缪斯劫持，我在那一刻仿佛没有听觉，只听见灵魂的洗礼；仿佛没有视觉，只看见圣洁的阳光。我一直困惑于是怎样的童年经历根深蒂固的让他如此执拗地在路上，又如此骄傲，仿佛不容于任何一处地方。当我在布拉格老城广场火药塔南边的干道上，邂逅了里尔克的雕像，我大概知道了答案。     我询问过在青年旅舍工作的捷克小伙，关于里尔克在布拉格的踪迹。后来我按着他给我在地图上渺小的粗略的标识，一步步走向那两个街口之间。前一秒钟我还在内心安慰自己，即使找不到，也没有什么，毕竟这儿就是他的故乡，这儿的每一片树叶和每一块石头，都可能在他儿时留给他印象。当我抬头看看逐渐明亮起来的晨光时，就在我眼前，我见着了里尔克。他是如此的削瘦，眼眶深陷，轮廓很细，是一个羸弱的诗人模样。布拉格他的故乡，因为他童年时光的不如意，谨慎的将他成年时期的雕像放置在这儿。他的故乡，也许有他不知道的恋想；因为在他还没有认出方向的时候，他离开了家。 我本来想捡一片树叶当作纪念，可是我环顾四周，正是欧洲的初春，所有的绿叶在树上正发芽生长。是啊，诗人瘦弱而春天丰满，春天之所以迷人，正是因为诗人不遗余力对她的歌颂，我想这是诗人留给人们的遗产，我们能够回报的，就是用深呼吸去感受这茁壮的季节和生命。 读过里尔克动人的诗歌，邂逅了他削瘦的面容；我不得不更快地被卡夫卡的意义所笼罩。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我坐地铁到了布拉格东郊，在一处车站左右问了好多当地人，他们都不知道Franz Kafka的墓地所在。只有其中一个中年男子说好像在城堡区。我摇摇头但是表达了谢意。我知道卡夫卡就在附近，而就当我快要失望的时候，猛然瞥见，对面马路的建筑围栏缝隙中，好像是一块块墓碑树立。我走了过去，门里面有一块牌子立着：Dr. Franz Kafka.箭头指向右边的五百米。就是这儿了。     这座犹太人墓园，是布拉格城中最不知名的一处。别处都躺着布拉格有史以来最伟大和最出名的政界、宗教界人士。而我心中只有卡夫卡，所以直奔这儿来了。也许是天气太好的原因，实在是不怎么能够调动阅读卡夫卡时那种严肃低沉的情绪。于是拜谒卡夫卡之墓也就变得轻松了许多。几百座墓碑，整整齐齐的排列着，我一路走进去，只有卡夫卡的墓地前有最多的鲜花，也有好多他的文学爱好者留下的字条。我想这是所有文学语言爱好者之间最好的交流方式。已经不需要翻译，卡夫卡知道我们都是那寻找城堡入口的K，和快乐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如同他当年一样。 在布拉格的很多地方，都是卡夫卡曾经常常驻足、来往的地点。包括城堡区内，几十米长的黄金小巷。他曾经居住过的22号房子，如今是一间小小的书店，墙壁刷成淡蓝色，温暖恬静。店内有很多卡夫卡的照片，我也发现了里尔克和莎乐美的肖像。的确只有书店是纪念一个作家诗人最好的存在方式。 在上去城堡的路上，我经过一家卖杂货的小店。这家店在转角处，面积很小只容得下两三个人，更多的东西都放在了外面的走廊上。当时带该是上午九点半左右，店主是一个中年男子，他腼腆而又低沉，默默地在摆弄和安置自己店里的东西。那一瞬间我相信，就是在卡夫卡的时代，这个中年男人的父亲或者祖父，每天清晨打开店门，也许恰巧弗兰兹·卡夫卡从山上下来，路过这里，打个招呼，卡夫卡博士露出少有的微笑，舒展他的眉头，那一定是一个轻松的周末。   颜色布拉格：油彩用尽也无法胜任的临摹   来到布拉格，视觉上最大的震撼，便是这儿富于变化又跃动的色彩。画家就算用尽所有的油彩，也无法完成这旷世的临摹。 在下火车之前的三个小时里，我已经与一个捷克姑娘成为了朋友。我们在车厢里热情的谈话，我们找到了许多共同话题。三个小时里我们谈过了文学，还有绘画；她的母亲是一位专栏作家，她的父亲经营着一间画廊。而她，正在布拉格的大学学习艺术管理。 我想再也没有另外一个家庭代表了我对布拉格的整体想象。事实上布拉格在视觉上的冲击，丝毫不亚于文学的浸染。在布拉格的视觉感官体验，甚至刷新了我对于文学之城的印象。     我到达布拉格的时候是一天中光影最丰富的时间。黄昏，风吹过伏尔塔瓦河，无数个斜阳倒影折射着岸上的万象。这夕阳的光沿着查理大桥横亘而来，仿佛是黄金的雕刻刀，把这颜色定格在布拉格每一座中世纪以来的建筑上。地面的每一块石头因而有了灵气，偶或飞过的鸽子羽毛也染成了橘色，教堂的尖顶试图搜集这万千光束，而交错的电车天线又像五线谱一样努力地挽留这富于旋律感的照耀。 在塔楼上的瞭望，更是把这座“千塔之城”的姿色揽尽。城市建筑的顶层，几乎都是橘红色，但是因为形状、位置的不同，夕阳时刻变化的角度和光照，眼前的鸟瞰之景，让我没有办法停下来记忆这一刻布拉格的样子；却只好在回忆的时候脑海里呈现一场流光溢彩的画面。 当沉浸在这般流动的光线中，时间就开始吝啬起来。但是这样的情感等来的是布拉格夜晚的更大魅力的释放。     布拉格这座城，用固态的建筑和流动的光影，抵抗时间的流逝。登上钟楼，老城广场的完美精致尽收眼底。这黄金一样的颜色，却丝毫不显得轻浮，反而空灵起来，如同一颗水晶装饰在城市的胸间。 独步在夜晚的布拉格，让我心生疑惑的是，如此热闹的城市，旅游的人群占据了大半的喧嚣，但是这座城市给我的感觉仍然是静谧的，一点也不漂浮于这些来来往往的过客的身影之上。她仍然很坚定，过着自己河流一样的生活，过着自己秘密一样的生活。 这是需要怎样的沉淀才可以到达的姿态？在经历了千山万水的跋涉，在走了一万一千里路以后，要留存自己本来的面目，这是要实现多少次蜕变才可以完成的真义呢。旅行的意义可能就藏于其中，去过河流一样的生活，秘密一样的生活，有清流急湍，千层浪，也有静水流深，心照不宣的静谧。守住自己的内心，内心无论如何光耀万丈，多少侧目驻足，只要做好自己，保存本真的姿态，这是布拉格的所在，是多少油彩用尽，也无法完成的旷世临摹。   表情布拉格：士兵的冷静与新娘的幸福笑容   布拉格的表情，大概就是在士兵冷静的表情之下，却异常幸福温暖的笑脸吧。 在参观城堡区的过程中，会时常碰到在城堡中四处走动巡逻的卫兵。因为捷克总统就在城堡内办公，又是游客聚集的地方，保卫这里的安全，同时他们本身，也成了城堡中的一大亮点。他们穿着深蓝色的制服，因为阳光的原因有的戴着太阳眼镜，显得酷劲十足。在门口的警卫岗笔直站立的两个士兵，并不阻止游客排着长长的队与他们合影。任游客趣味横生的摆各种Pose，士兵也都保持丝毫不动，表情也不变化。他们肯定是早就习惯了这种被当作一道景观的生活。 但是他们同时也不会忘记自己的职责。要怎样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又穿过这热情的人群，还要保持自己的姿态严肃冷静，又不能够有半点无视游客的表情。我不禁觉得这群士兵真是十足的可爱了。 每天中午十二点，有军乐队在城堡列队演奏军乐，而一队士兵会在广场上进行各个位置的换防仪式。每当此时会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这是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办公的地方，却也是最开放让游客游览的地方，还能一睹警卫的风采，不能不说是一件亦庄亦谐的事情。他们用枪杆有力地敲打着地面，发出的声响配合整齐划一的动作，带给人一种精神抖数的体验。 圣维特教堂是城堡区最高的建筑，和城堡的地标。哥特式的风格总是赫然的朝向天空指去，凛冽于风雨中，代表教皇权力的威严。我在城堡中漫步的时候，碰见了一对拍摄婚纱照的新人。新娘浪漫的婚裙和幸福的微笑，新郎眼中的温情，是布拉格城堡这一天一道亮丽的风景。 许多游客也都趁着他们拍照的姿态，记录下这幸福幸运的时刻。布拉格是许多恋人向往的蜜月之地。这里澄澈的天空，浪漫古老的城堡，温馨的小巷，都是为恋人们制造的圣地。恐怕难以找出第二个地方，可以培育出这么温情的时刻。 布拉格的表情，大概就是在士兵冷静的表情之下，却异常幸福温暖的笑脸吧。 品尝着布拉格这座老城喧嚣与孤独的双重性格,而其中滋味，只有当双脚踏上这里的石头路面，听见波西米亚风的高唱浅吟，遇见角落里沉思的一个写作者，或者触碰到这座城市日夜跳动的心，你便会了解。一座城市有千张面孔，就在你捕捉到她的一个瞬间，你已错过更多的分分秒钟。但是只有你记住的那个模样，可以证明她勾人的魅力。     （采编自投稿邮箱；责编：周拙恒）     您可能也喜欢： ＜七星微语＞第四十期：一句话证明你…… ＜天璇＞爱情故事 东欧剧变二十年 ——系列之三·静静的多瑙河 ＜开阳＞退避者与乌托邦（上）——理想主义者的梦幻曲 ＜天玑＞萧萧落木（一）：老浑沌 无觅

東方日報 被扣查近半年的前政治局委員兼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受到簡稱「雙開」的開除黨籍和公職處分，這是黨內的「極刑」，而其涉嫌犯罪部分則移送司法機關處理，意味着這宗轟動海內外的大案終於到了收尾階段，也意味着薄熙來難逃牢獄之災。 薄熙來涉及的罪狀不少，包括在王立軍及薄谷開來殺人案中濫用職權、利用職權為他人牟利、收受他人巨額財物、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違反組織人事紀律、用人失察失誤等；單是收受他人巨額財物一罪，已足以令薄熙來面臨無期徒刑。 值得一提的是，當局在公布薄熙來罪狀的同時，亦宣布了十八大舉行日期，顯示圍繞薄案及未來人事安排的爭議已經取得共識，中共換屆開始進入交棒階段。事實上，繼薄谷開來案和王立軍案完成審理，現在處理薄熙來案可謂順理成章，十八大召開在即，當局顯然不想此案再拖下去，以免夜長夢多。 作為根正苗紅的紅二代，薄熙來曾是備受注目的政治明星，風頭一時無兩。他表面上勤政愛民，嫉惡如仇，以唱紅打黑、鐵腕治渝得到人心，甚至被譽為黨內的「清流」；然而撕開漂亮的外衣，他實際上是一個權力欲膨脹，專橫跋扈，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當代惡吏。如果說百姓之前對執政當局還抱有一點希望和信心，那麼，隨着薄谷開來案、王立軍案和薄熙來案陸續曝光，百姓的希望已經完全幻滅，信心已經徹底崩潰。 特殊黨員 前腐後繼 官方媒體評論薄熙來案時稱，黨內決不允許有「特殊黨員」，無論職務有多高、影響有多大，只要違反了黨紀國法，都要受到嚴肅追究和嚴厲懲處。類似言論，當年在處理陳希同及陳良宇等大案時，人們早就聽過了，百姓一次又一次對當局寄予希望，換來的卻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如今誰還會相信這種鬼話呢？實際上，當權力不受監督和約束，自然就會產生腐敗，自然就會出現「特殊黨員」，一個薄熙來倒下去，必定還有更多薄熙來站起來，無論官方如何義正詞嚴，也無法掩蓋這個事實。 有人說，薄熙來事件曝光，對太子黨勢力和左派勢力造成沉重打擊，其實，受到沉重打擊的豈止太子黨勢力和左派勢力，愈揭愈多的貪腐巨案，使執政黨逐漸失去民心，其誠信和形象已經蕩然無存，其執政合法性也愈來愈受到質疑。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八千多萬黨員龍蛇混雜，黨風不正，黨紀不彰，薄熙來案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對於執政黨來說，腐爛不堪的權力機制以及核心價值觀崩塌，才是最大的危機。

现在，我们有两个中国：一个是电视中的中国，一个，是网络中的中国。电视里的中国，领导很忙，人民很幸福，外国很乱。现实与网络里的中国，领导不知为谁在忙，人民为生计奔忙，外国人民很幸福。 作为中国人，我们真不知道该相信哪一个中国更真实。我们都是“不明真相的群众”、是“不明真相的围观者”，我们都是祖国的陌生人。 我们是中国人，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国家边界谈判是如何进行的，只知道签署了什么条约，但哪些收回了，哪些丢失了，我们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援助了哪些国家，花了多少钱，有什么结果……因为这是国家机密。 我们是国家的主人，但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仆人的真实情况。除了我们村委会的人，是我们一人一票选出的，别的，我们都“被代表”了。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些乡长、县长、市长、省长从哪里来，他的为人、能力、水平如何，但是，他们都成了我们的仆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实际上连户口都没有迁到他工作的主人们的辖区之内，有的则将自己的老婆儿女的户口迁到国外番邦去了。我们是主人，但是主人不能知道仆人们有多少私有财产，因为，这也是国家机密。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政府是如何开支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家底究竟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一年里有多少人犯罪，有多少人被判处死刑。我们不知道现在传得沸沸扬扬的王立军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只知道黑箱里整天在雷霆万钧地响，但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三公消费究竟是多少。我们不知道以后我们的养老金的明天会怎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未来究竟是什么……。 不是我们不想知道，不想明白，而是不让我们知道。本来，新闻是以提示真相为目的，它有责任和义务为读者提供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我们有的只是宣传，没有新闻。我们宪法上言之凿凿的“言论自由”，不过是看上去很美的一纸空文。本来，政府是为选民服务的，公务员们是靠我们养活的，我们的衙门中，到处可见的也是“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大字，但一个“刁民”想了解某个事件的真相与实情，想问一个局长的办公电话，恐怕同想上月球一样地困难。 本来，上网也是了解事件真相的重要渠道，但在中国大陆，网络也是宣传。任何与上级不一致的言论，都会被屏蔽和删除，如果得罪了土皇帝，可能还会被拘留、警告、跨省通缉或追捕。本来，台港澳都是中国领土，我们都是一国同胞，但他们出版的一些介绍大陆真相的书，却不能进入大陆，看他们的书，也象做贼一样地偷偷摸摸。我们除了小道消息，只有猜测和谣言，只有谎言与恐惧。 一个国家，当大部分人是不明真相的群众的时候，怎么让人相信，他们是国家的主人。当说真话需要勇气，揭示真相需要去外国领事馆依仗洋人支持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不是我们的。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却是围观中国的看客。我们起哄，我们嘲笑，我们冷漠，我们痛哭，我们诅咒，我们呐喊。但我们都不明真相。 愚民的结果，必然是愚官。我们的公仆们会相信官方的统计数据吗?一个只想听到颂歌的官员，听到的就只会是颂歌。皇帝说马，肯定就是马。皇帝说鹿，肯定就是鹿。当年的秦二世，最不喜欢听到坏消息，所以，谁告诉他真相(“天下大乱”，“烽烟四起”)谁就吃刀板子，最后他听到的，便全是“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和二世同志“伟光正”这样的“盛世放歌”了。 不明真相的主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也就是不明真相官员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这是互为因果的。中国正处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之境。 尤其可怕的是，在不明真相中，第二场文革却似乎离我们非常之近，人们在举国体制的操纵下，几乎人人都可能成为不辨真相不明真理的暴民，丧失了起码的判断能力和基本的人性立场。记得几年前看过一篇关于东德的文章，大意是，在柏林墙推倒之后，曾对一些士兵进行了审判，其中一个士兵因为枪杀企图越墙逃往西德的人士而被判有罪。记得审判官说的的大意是，作为一个士兵，执行上级的指示并没有错，但是，法律之上，还有良知。你可以开枪，这是你的职责，但是，你可以将枪抬高一厘米，打不准他，这不是错，而是你的良知。 这几年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我们也有非常多同样的情况，事后会得到审判吗？在中国，会有士兵肯在举枪的时候，将准星抬高一厘米吗？在中国，如果有了这样的不愿抬高枪杆的士兵，事后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吗？！通过这几年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三个都不会——我们的士兵不会有良心的不安，他们在瞄准时也不会抬高准星，他们的这些践踏良知的行为更不会受到审判。 这是中国的现实——所有理想大厦，都建立在这样一个现实的土地之上。 这使人想起，中国还会发生文革吗？如果发生，需要多少时间。 1980年代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曾有一段思想解放的美好时光。在一次会议上，人们慷慨激昂，欢呼解放思想、大胆创新、革除旧习，以民主、自由、平等等普世价值来引领时代。会议的记录者记下了他们的精辟言论。但是，时隔不久，风向180度转弯，按照上面的指令，要开会肃清流毒。于是同一拨人，又在同一个会议室召开了座谈会，几乎大家都坐原样的位置，却能讲与上次意思完全相反的话，而且同样表现出慷慨激昂、出自肺腑。这些人，按照现在的说法都是社会精英。他们会上所说，同上次发言，观点完全相反，却是同一个思想敏捷、神志健全的成年人。会后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道义上的不适，谈笑风生，饮酒吹牛。那时，才真正理解了孔子的话是多么苍凉与无奈：“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1990年代末，上面号召在全国县处级干部中开展“三讲”教育，组建了巡视组，指导开展工作。组长是一个老同志，身体非常好，冬天仍然坚持洗冷水澡。巡视组的工作，是听班子成员一一汇报，让他们对所有班子成员作出评价，查问题找原因，如实反映。然后找他们单位的相关人员核实，提出处理意见，报告上级。几个单位听下来，毛骨悚然。一是各个单位里，看似风平浪静，却都是杀机重重：班子成员之间，正副职之间，上下级之间，下级之间，真是一个个都是乌眼鸡，恨不得将对方吃了。相互揭发之狠，上纲上线之高，相互都恨不能将对方致于死地。而组长因为经历过文革洗礼，对这一套非常熟悉，安之若素。后来幸亏后来上面没有将这一运动“持久深入地开展下去”，不了了之，否则如果继续下去，开批斗会将充满火药味，而且马上拿起武器投入战斗的人，也不在少数。而现在的战斗，再也不会象文革那样了，只会更狠，更斩草除根。 现在的中国，文革随时随地都会发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情况，事实上比现在好多了。现在官民对立比当年严重，贫富不均比当年更加加剧，政府的信任度已经低到没有多少人相信政府的承诺和所有的辩解的地步，流动人口或失业者比当年更加众多，民意中的暴戾之气也比当年旺盛。这几年，我们社会上发生文革的气氛根本没有消除，而是越积越多。官场上，只要看看各地对唱红歌的趋之若鹜，就可从中看出一些端倪。社会上，只要看看网络上有多少暴力语言，就会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 一个社会，起关键作用的，是三种人：官员（有权）、知识分子（有智）、商人（有钱）。官员中，对文革有切肤之痛的人，在权利面对，未必会反对文革。没有经历文革的人，因为对文革的不了解，常常抱着不妨一试的态度。一旦文革发动起来，官员中积极参与的，至少占半数以上。而知识分子，更让人心寒，大多是骑墙派，几乎绝大多数都会“积极参加”。 对文革，知识分子里，除了巴金、冰心等老作家作过真心的忏悔，更多的，都是以无辜者的面孔出现。作家浩然一直认为自己是功臣，刘绍棠则认为挨打是应该。哪怕如梁晓声这样经历过文革苦难的人，也在为文革中知青运动高呼“青春无悔”。原来以为张艺谋是一个有点国际视野有点良知艺术家，不料每况愈下，不过也是一个见利忘义之人。 再看看那些大艺术家们，齐白石、徐悲鸿运气好，去世早。除了林风眠先生，其他的大师如李可染、傅抱石、黄胄、石鲁、黎雄才、关山月……哪一个不是在饿殍遍野的时候、在一片哀鸿中讴歌盛世的？真是“画家争夸黄河清，意在歌颂毛圣人”。如果说，在当时强作欢颜还情有可原，那么等到文革结束，他们中有谁曾对自己的颂圣行为忏悔呢？可有谁曾想将功补过再作《三年大饥荒》、《饿殍万里图》、《文革武斗惨状图》呢？没有！相反他们都说自己是受害人。 商人呢？只要不要搞到自己头上，是不愿去理会法治还是人治的。在当下，谁不知只有官商勾结才能赚大钱，谁不希望头上弄个红顶戴戴？巴结官员都来不及。只是聪明一点的有钱人，早就办好外国护照了，是法律上的外国了，但人还在，心还在，依旧在赚中国人的钱。他们当然怕文革，但他们有了后路无所谓了。 我们离上一场文革有多远？从时间上说，如果从开始的1966年算起，有46年，如果从结束的1978年算，也有30多年了，但是，文革的思想思维依然，我们并没有清算过，从社会文化上说，我们还没有走出文革。 我们全社会离上一场文革的心理距离，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如果要发生文革，只要中央有一声号令即可做到。上一场文革，从《人民日报》发社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到全面发动，因为传播问题，还有一个时间跨度。现在传媒发达了，只要领导人在中央台作个直播讲话，全国所有的省市县电视、广播电台都会同步直播，全国除了港澳台就可以实现全覆盖。讲话一般为30分钟。估计待讲话一结束，不用号召，肯定全国人民都行动起来了–从开始讲话，到全面发动，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当然，发出这样的号召完全不必用文革的词句，但可用文革之精神，即以一个神圣的名义，从内部寻找敌人，挑起国民的内斗，统治者从中渔利：如惩治卖国贼一个不留，如消灭贪官腐吏绝不手软，如打倒不法奸商大快人心，如为富不仁天理难容，如破坏环境天诛地灭，如误人子弟教师可杀、医生害人不打如何平民愤……不论提出哪一条，都足以点燃全体民众心中的怒火，都足以让全国人民热血沸腾，觉得自己真理在手，只待缚住苍龙！ 当然，这一小时里，会有少数人抵制。但只要是上面有“诏书”，有“圣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到处都是，这些敢于抵制的不会超过1%，要么默不作声，要么在24小时里就消失了。企望有能够抬高一厘米准星的人吗？对不起，没有。如果有，可能已经被同伴打死了。 这一小时过后的23小时里，全国会进入狂欢状态。那一套原先熟悉的状态，会瞬息之间复苏。红歌、红海洋会马上出现，口号声、枪炮声、呼救声会响彻神州大地，中国会陷于一片血海之中。 现在是多事之秋。东边钓鱼岛事件，南边黄岩岛纠纷，西边有疆独藏独，北边有青皮光棍玩大炮仗。外患之大，莫过于莫明其妙的总与北极熊结盟，莫过于匪夷所思地总与山姆大叔为敌。但是，同要发生文革的内忧相比，这些外患都不过是疥癣之疾。 何辉新律师在陈平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一审辩护词中，说道：“……文革早已被否定，今年在两会出席记者招待会上，中国政府行政首长温家宝先生还在忧虑和担心‘文革’有重演之势。我们的国家绝不能再搞文革那一套。坚决要防止文革复辟！我们要阻击这种苗头！文革斩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根脉，对我华族文明摧残之甚，中外罕见，古今独步！毁人不倦，谁与争锋！那些史料所呈现的残酷，让人肝胆欲裂，悲愤万分。痛恨极了！从此以后，国士近乎绝迹，人人恐惧，噤若寒蝉，唯唯诺诺，但求自保”。这段对文革历史的批判，是沉痛的。文革给中华民族的危害，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一，破坏了无数珍贵文化典籍、器物，二，侵害了无数民众的人权，三，使国人没有心思搞建设，破坏了生产力，四，破坏了世代相传的伦理道德，扭曲了人性，使国人的伦理素养严重下降。五，使文革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既与世界文化脱节，也与中华传统文化脱节，精神世界陷入一片真空。六，使许多知识分子，谈虎色变，不敢思想，不敢讲真话，人人自危，比清军入关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1978年，我们从政治上结束了文革。但文革的后遗症，仍然严重存在！一方面，我们这个时代的教材和影视，仍然有十分浓厚的文革时代痕迹。许多有权有势的人，他们对文革时代的管治方式，仍然情有独钟！他们的头脑，没有民主自由观念，没有人权观念，没有法治观念，不把人当人看，不尊重人的价值，习惯于举国体制，习惯于集中精力办大事，习惯于习惯于一言堂、家长制，没有权力接受监督和约束的观念。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帽子掩护下，文革那一套，在卷土重来！另一方面，国人——尤其是这个时代的读书人——的精神世界严重萎缩。缺乏独立人格，缺乏独立思考，缺乏良好而扎实的人文基础，缺乏人性情怀。因此中国大陆各方面都没有大师，没有传世名作，没有思想有价值的电影、电视，到处都假冒伪劣的水货！只给人们带来低级、感性的刺激，却不能给人以心灵的启迪，不能使人对人生的意义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实际上我们仍然还处在文革状态！仍然，有许多人在苦苦坚守。他们批判文革。他们批判现行体制的弊端。他们批判当前法律政策的缺陷。他们捍卫做人的独立人格。他们探索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他们批判这个时代的道德败坏、分配不公。他们为权利遭到损害的民众打抱不平。他们对被歪曲的近现代史，作了澄清。他们倡导尊重人的价值的人道主义，谴责不把人当人看的兽道主义。他们对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什么是英雄，什么是强盗，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什么是荣耀，什么是耻辱，重新作了还原。他们全面反省这几十年的阶级斗争论、经济中心论、市场经济论、反传统文化、无神论文化、社会主义观。他们置人的精神自由于物质生活之上。 一些内心丑恶的人，百般丑化他们。说他们是敌对分子。说他们是黑五类。说他们危害国家安全。为他们罗织种种罪名。但是，每一个良心未泯、稍有判断力的人，则认识到：这些苦苦坚守的人，是这个时代真正的良民，他们具有健康人的人性和思维，他们具有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所写阐述的观点，是对文革和文革遗毒的必要拔乱反正；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助于每一个人回到正常人的人性和思维，有助于我们的社会成为良善的社会，百姓安居乐业，在国际社会也赢得人们的广泛尊敬。

“ 100 多年来，因为惨痛的近代史，中国人对于国家竞争的看法始终不能摆脱谁拳头大谁有理的思维，这是简单的山寨政治学“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观念的国际版，这种历史心理积淀的危害也许大大超过今日外部危机。力量当然重要，但倘若没有价值观和制度的优越和进化，及高明政治的配合，倘若仅把力量主要界定为枪杆子，那是注定一事无成的。”   在当代中国，日本二字犹如超级G点，各种形式夸张地渲染历史仇恨的东西多如牛毛，但很少有人敢于大大方方地承认，近代以来，日本除了伤害中国，从留学东洋到辛亥到改革开放，日本也是于中国大有恩惠、确有共同利益的国家，一味的仇恨历史观会把我们自己的国家带到哪里去？这个问题不值得思考和反思吗？ 甲午过去100多年了，中国人大部分还是没明白，假如回到1894，那么我们应该直面的问题是：在那场战争背后中日的核心竞争是什么？从甲午到中国抗战胜利，战场上的胜负都是暂时的，但现代政治和社会的转型，文明、制度和社会发展竞争才是核心的，因为这是国运与民族命运的竞争，也是最实质性的国际权力之争，今天，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日这场竞争再次复燃，但中国还是远远落在后面。 大多数中国人除了爱漫无边际抒发莫名其妙的豪情，也爱奢谈历史，可自甲午至辛丑间的历史文档俱在，资料唾手可得，我们不妨去读读，相比那些惨痛失败后当时人的反省之沉痛，措置之坚定，谋划之艰难，我们今日如此草率议论国家长策，是不是愧对先人？ 说起甲午，总有一些自以为是的军事迷拿北洋海军说事，而不看当时淮军和国内社会总体状况。中日当年的差距决不仅是什么主力舰火炮射速、军舰航速等等，而是总体性的、制度性的和全面的。淮军军制完全处于旧制，而日本已完成包括普遍义务兵役制为基础的现代陆军建设，即令相对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北洋海军，其实也处于太多传统弊政与弊端的掣肘之下，维护军力之不济，原因在于政治，而由于军令、军政不修，观念、决心不明，遂发生驱逐琅威理事件，使战力建设江河日下。一句话，当时的战争，实际上是发生在一个已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国家与一个尚未转型的老大帝国之间的，因此结局不难预知。很可叹今日中日整个社会和文明发展水准差距也未见得比甲午缩小多少。坐井观天，忽悠自己唯一结果只能是灭顶之灾。 甲午战前，办洋务的，经手实际事务的，几乎个个保持谨慎立场，只有所谓“爱国”清流，主战高调唱到云端，这些人主要推动下，颟顸的最高层做出了错误的战争决策，然后才谈得上战场上的失败与责任，正是这些文辞抄自烂漫古书的清流以满腔自以为真理在握的豪情乱来葬送了国家自强的前程。在这种武臣与文臣、疆臣与朝臣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折射的是国家政治的不上轨道，社会没有整合，因此没有合理和有效的战略决策体制，因为那种优良的体制是不可能在一个没有、甚至压制政治转型的社会萌生与扎根的。 19世纪侵台事件后有大办海军的战略讨论，甲午战败，遂有建设新式陆军的举措，这些史实最起码表明，100多年前的前辈在内外交困的处境，尚能为保国保民做长远切实的谋划，今日内外环境如此复杂，何曾见士大夫或食肉者能体味当年苦涩反思的情怀？中国人自己拿人命和国运换来的教训已被丢至脑后！ 百年以来日本给中国造成难以衡量的伤害，这要由日本负责，但同时，中国人屡丧先机，不能反省，好了伤疤忘记疼，坐失国家民族大好发展机遇，这要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负责。日本虽有历史罪恶，但其在近代以来的东亚乃至全球文明竞争中成就斐然，这值得中国人再三再四低首拜服并学习，无此态度，则中国也许永无超越日本之一日。 自甲午到侵华，日本对中国几十年功夫，从山川草木到民情地理，几乎到了如数家珍的程度，而今日中国旅日人民据说高达百万，但一般”爱国家”说起日本，还是“小鬼子”、本尼迪克特那点陈词滥调，与激烈仇视态度并举的是极度无知。与日本所谓“右翼分子”对中国的无知一样，中国大众很多人对战后日本以及当代日本社会、经济与一般情况的了解，也是惊人无知的，而某些以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为商业招徕的媒体又推波助澜。试问：以这种现状挑起中日对决，结局可能比1894年好吗？ 历史非常辛辣，回顾抗战前，抗日救国是倚天剑屠龙刀一类道义大杀器，但事实表明，很多当初高喊抗日口号的，在战时丝毫不犹豫与日寇妥协和合作，原来他们喊抗日，喊爱国，只是操纵公众、谋求私利的工具，对于他们，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才是至高无上的。梅思平之类大汉奸今日已臭名昭著，即令汪精卫本人，在九一八和热河事变后，何尝不是以高调惊悚世人？再看今日试图操纵网络舆论的各种“爱国家”，明眼人都知道，有人正在重操故伎。 100多年来，因为惨痛的近代史，中国人对于国家竞争的看法始终不能摆脱谁拳头大谁有理的思维，这是简单的山寨政治学“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观念的国际版，这种历史心理积淀的危害也许大大超过今日外部危机。力量当然重要，但倘若没有价值观和制度的优越和进化，及高明政治的配合，倘若仅把力量主要界定为枪杆子，那是注定一事无成的；因为，世界变了，帝国主义的外交理念已经为这个时代所抛弃，中国的未来全球地位不可能基于船坚炮利和霸权主义，而只能在于对全球生活正面价值观的贡献及参与。世界将乐于见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因为中国将选择和平的、建设性的、分享的政策，与其他人一道，帮助世界建立一个更公平和有利于共存共赢的未来。 从南海到东海，中国在战略上隐然有四面出击之势，有人以所谓鹰派自居，对这种全面开花的对外战略大力欢呼，然而，这种有强烈新冷战思维的政策理念，既非中国国力所能承担，也与当代世界潮流相违背，同时，在近年兴起的新民族主义思潮笼罩下，社会上新极左势力上下其手，借机追求操纵大众意识，如此下去，不要说什么战略机遇期，可以预言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新甲午。真正的爱国者应该站起来阻击这种逆流。 （赵楚，军事专家，专栏作家。 原文链接： http://zhaochuboke.blog.163.com/blog/static/207319147201281311474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