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江陵县 县长和统战部长都是80后美女
微博截图:湖北江陵县 县长和统战部长都是80后美女 @边城蝴蝶梦:湖北江陵县委常委里居然有两个八零后美女。县长万玲玲生于1980年,县委常委、统战部长范洁生于1985年。一个班子里有两个女领导不奇怪,但是有两个年轻女人,又都算是美女,很难不让人产生联想。尤其是范美女,08年大学毕业,三年时间进步到县委常委,进步之神速,匪夷所思 左图为江陵县长万玲玲,右图为县委常委、统战部长范洁 ...
阅读更多发布者Sandra Severdia | 12 月 2, 2011
微博截图:湖北江陵县 县长和统战部长都是80后美女 @边城蝴蝶梦:湖北江陵县委常委里居然有两个八零后美女。县长万玲玲生于1980年,县委常委、统战部长范洁生于1985年。一个班子里有两个女领导不奇怪,但是有两个年轻女人,又都算是美女,很难不让人产生联想。尤其是范美女,08年大学毕业,三年时间进步到县委常委,进步之神速,匪夷所思 左图为江陵县长万玲玲,右图为县委常委、统战部长范洁 ...
阅读更多发布者Josh Rudolph | 11 月 27, 2011
香港《明报》报道,山西交警和货车司机间的「潜规则交易」已成社会毒瘤。有内地学者指,表面上,交警收黑钱,司机少给钱,好像双方皆占便宜,但受损终是国家。事件虽发生在山西,却是普遍现象,「涉事公安应被以贪污罪起诉,杀一儆百」。 报道写道:”北京外国语学院新闻学教授展江认为,年近岁末,各地警方下达收钱指标,「乱收费是滥权行为」。「中国问题学」学者胡星斗称,乱收费导致物流成本高,「司机少罚款,公安少收钱。于是,形成司机和交警私下达成潜规则交易的恶性循环」。「损害的终是国家利益。」他说,此事是公权力失去规范和制约的典型,公权滥用导致国家公信力、权威性皆受挑战,与此同时,本属于国家的经济收入,却被装入私囊,还造成国家收入流失。” 报道接着写道:”「财政支出的结构也该调整。」胡星斗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拨款不足的确存在,「鼓励地方公安自己搞创收(创造收入)」。制度对公权力本已缺乏监督制约,令利用公权牟利、权力强制征收敛财、权力经营等现象成为社会毒瘤。他亦说:「乱收费等同于贪污,今次事件公安部门应严格处罚,不仅将涉事交警开除公职,还应对他们以贪污罪起诉,杀一儆百。」公安部门还应开通举报电话、网站等,鼓励民众举报监督。” 在香港政局方面,香港特首竞选即将开始。但香港《苹果日报》透露,北京通过许多手法在秘密操纵选举。该报本周的评论写道:”《苹果日报》经深入调查,以大量事实,揭发中共和建制派在区选中疯狂种票的种种具体证据。这样的事,如发生在回归前的香港,必会全城哗然,各大传媒纷纷跟进,官员厉声谴责,甚而警方或廉署介入调查。追求公平公正,是香港传统价值,也是我们成功的要素。然而,回归14年后,这次事件却没有造成轰动。多数传媒不予重视,政府官员轻轻放下,……市民的反应也冷淡,网络甚至有人质疑《苹果》有偏见,为泛民在区选惨败找藉口。这件事进一步说明,香港传统价值观在一国的强势下正在流失。” 评论写道:”市民对两任特首,特别是曾特首的种种倒行逆施感愤怒,对施政向大地产商倾斜造就地产霸权、贫富悬殊极不满。推动民主、要求还政于民,又因中央干预、特区政府配合而无可奈何。香港人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劣政的忍受程度很高。对激起公愤的烂施政,骂一阵事情就过去了。市民善忘,也接受既成事实,比如在新特首选举中,两个烂苹果选其一,看来市民最终也不了了之地接受。……毫无疑问,任何国家、任何地方的选民,都趋向求稳定、反对改革,他们大都短视,只顾眼前利益,因此外国选举议题多讲福利,讲减税,不会讲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因为这些东西已如阳光空气一样,既已有之也不觉其存在也。 香港人所关心的事已较外国选民为多。六四已过去22年,每年仍然有数以万计市民参加烛光集会;为反对23条立法超过50万人上街,尽管这法例的通过未必即时影响香港的自由和法治。” 评论最后写道:”但这不足够。因为香港面对专权政治的威压,中国领导人已明言要香港「三权合作」,也就是要摧毁三权分立,港人会因此而失去独立司法的保护,若任由恶劣的政治发展,香港将会沦为与大陆一样的缺乏自由、法治,任由当权者鱼肉的社会。……没有民主保障,自由法治保得住吗?面对权利会被剥夺的前景,香港人不能只顾眼前。自由的代价是永恒的警觉。即使是自由法治稳固的国家尚被提醒要时刻警剔,何况香港的处境呢?” 摘编:李华(香港特约记者) 责编:石涛
阅读更多发布者cdtmoney | 11 月 24, 2011
党内潜规则一览 作者: 来源:猫眼看人 来源日期:2011-11-24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24 3:13:30 阅读量:11次 继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发《 中共党内潜规则的由来及其治理对策 》,直面中共党内潜规则这一敏感话题后,该文作者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副主任周敬青,近日在接受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旗下的《小康》杂志采访时表示,中共党内潜规则潜伏于中共党组织的运行全过程,无论意识形态、决策执行、选人用人、政治生活还是在腐败现象中,无不可见潜规则作祟。一时间,有关中共党内潜规则的议题被广泛关注。 中共党内学者和专家直接将“党内潜规则”纳入理论研究视野,毫不含煳地将其锋芒直击“权力的异化”这一本质所在,显然是“迎合上意”之举。据透露,周敬青是3年前开始的“党内潜规则”这一课题并组织团队作研究,其背后是中共高层的支持。 在11月16日中共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学员入学开学典礼上 ,习近平更是痛斥“揣摩上面或领导的意图”、“不敢讲真话,报喜不报忧”等弊病,大有向中共党内潜规则宣战之意。分析人士指出,这些都显示,在未来继任中共总书记之后,整饬党内潜规则等弊病将成为习近平党建的重头。 习治党决心显露 根据周敬青的定义,党内潜规则是指与党章制度相对立,以隐蔽性、实用性、排他性为特征的不可名状的非正式规则或制度,并被一些党员认可并实际奉行。作为中共党内学者,周敬青忧心“党内潜规则如网似雾,在党内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清除起来也往往如陷迷阵,如缠丝网,云里雾中,无从下手”,她认为“确实已经到了该把党内潜规则曝晒于阳光之下,并尽最大努力对其进行彻底铲除的时候了”。 而无论是“把党内潜规则曝晒于阳光之下”还是“彻底删除党内潜规则”,都正是中共党建中亟待解决的重头。早在2007年,作为中共政治局常委兼书记处常务书记的习近平,就已接任中央党的建设领导小组组长,负责主管全党的党务工作,而副组长则由另一位十八大政治局常委热门人选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担任。上任之初,在中组部党建研究所成立20周年的纪念会议上,习近平就提出了中共党建工作的工作构想和思路,其中“党建工作的整体效应”就曾引起一些政情观察人士的注意。 习近平强调,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推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增强党建工作的整体效应。在组织层面,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成立了党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包括组织部、政策研究室、党校、直属机关工委、国家机关工委、国资委党委等,由“党委首长统一领导”。 即将成为中共第五代领导核心的习近平,就是中共直管党建的“最高首长”,习近平主持的党校刊物,直击中共党内潜规则,以及习在11月16日中共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学员入学开学典礼上痛斥“关起门来作决策”、“揣摩上面或领导的意图”、“不敢讲真话,报喜不报忧”、“上下级和干部之间逢迎讨好、相互吹捧”等弊病,要求“坚持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坚决反对把党内生活庸俗化”,无疑显露了他整饬中共弊病、矢志治党的决心。 分析人士指出,在未来继任中共总书记之后,习近平将进一步着力党建,整治党内潜规则等弊病。不过能否产生实效,仍需时间检验。 破除潜规则须完备制度 中共党内潜规则是其显规则即党内制度缺位和失效的产物,实质是一种寻租行为,滋生蔓延有其特有的思想根源、政治生态、文化生态和利益纽带。在中共党建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周敬青说,一些党员对“以领导者意志和权威为中心、以谋取不当利益最大化为价值目标、以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为支撑”等现象,感到无奈、容忍、理解甚至羡慕追随,则对潜规则的产生提供蔓延的土壤。 在党内制度缺位和失效的情况下,潜规则于是盛行。周敬青认为,作为中共根本大法的党章,被某些人视为只是贴在墙上、挂在嘴上、写在纸上的宣传。她说:“真正用来指导言行的是彼此心照不宣的党内潜规则,就像一只无形的手调节着党内的关系,而党章却束之高阁。”制度缺位与个人思想都和潜规则的盛行有关系,道德滑坡、价值降低和思想庸俗化,都使领导干部失去社会责任感和政治信仰。 党内潜规则与社会潜规则、官场潜规则、职场潜规则等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周敬青认为,延续几千年的传统社会政治文化为党内潜规则提供了生存土壤。党内潜规则滋生蔓延有其特有的思想根源、政治生态、文化生态和利益纽带,要通过肃清封建思想残余、树立现代民主政治理念、倡导制度文化、打破固定利益圈,来铲除党内潜规则滋生蔓延的土壤。 周敬青强调,必须让党内“显”规则硬起来,才能使潜规则消失,这包括加大潜规则的运行成本,使抵制潜规则者得到保护和补偿,遵循者受到惩处;此外,约束领导干部的权力,推进党务公开,提高决策透明度和媒体舆论监督力度,制定干部选拔任用过程的“倒查机制”以杜绝违规选拔干部等等。她相信这些都有助于彻底治理潜规则问题。 中共党内潜规则一览 ◆意识形态:不认主义认实惠 ◆政党认同:不认组织认个人 ◆党内决策和执行: ——百鸟朝凤型,只唯上不唯下 ——煳涂型,如三拍干部(事前拍脑袋决定、事中拍胸脯保证、出事拍屁股走人) ——玩程序型,计算现实利益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党内用人: ——少数人独掌用人权 ——任人“唯钱、唯亲、唯顺”,利益优先 ——平衡派系关系 ——带病提拔(指涉嫌腐败等问题照样升官) ◆民主选举过程暗箱操作 ◆干部考评“唯GDP原则、唯政绩论” ◆党内政治生活: ——小团体利益优先 ——家长制、一言堂 ——关系是第一生产力 ◆腐败与反腐败: ——公家钱不花白不花 ——抓大放小、放水养鱼
阅读更多发布者cdtmoney | 11 月 21, 2011
潜规则贯穿中共党组织 作者:陈迎竹 来源:联合早报 来源日期:2011-11-21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21 8:55:00 阅读量:40次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省、市、县、乡四级党委换届之年,各地陆续召开党代会。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副主任周敬青近日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潜规则贯穿中共党组织,必须依靠制度的强势才能彻底治理。 周敬青三年前大胆选择“党内潜规则”这一课题组织团队做研究,课题组近期已完成20万字的书稿。她近日在接受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属下的《小康》杂志专访时表示,党内潜规则潜伏在中共党组织的运行全过程,无论意识形态、决策执行、选人用人、政治生活和腐败现象中,无不可见潜规则作祟。 根据周敬青的定义,党内潜规则是指与党章制度相对立,以隐蔽性、实用性、排他性为特征的非正式规则或制度,并被一些党员认可并实际奉行。 周敬青在9月12日的中共中央党校刊物《学习时报》上已发表《党内潜规则的由来及其治理对策》一文,指出潜规则研究是中共党建研究中的敏感课题。她忧心忡忡地说:“当今中国正处在新旧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伴随着转型的阵痛,潜规则铺天盖地而来,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封建主义未完全消亡 在专访中,周敬青也说:“在我国被推翻的只是封建主义的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但观念心态上的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消亡。” 她说,封建主义中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特权思想和家长制作风以及人身依附、关系网等等和党内潜规则直接相关的思想,在现代化建设中不时出现,压倒了党纪和国法,是潜规则盛行的根源。而一些党员对“以领导者意志和权威为中心、以谋取不当利益最大化为价值目标、以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为支撑”等现象,感到无奈、容忍、理解甚至羡慕追随,则对潜规则的产生提供蔓延的土壤。 在党内制度缺位和失效的情况下,潜规则于是盛行。周敬青认为,作为中共根本大法的党章,被某些人视为只是贴在墙上、挂在嘴上、写在纸上的宣传。她说:“真正用来指导言行的是彼此心照不宣的党内潜规则, 就像一只无形的手调节着党内的关系,而党章却束之高阁。” 制度缺位与个人思想都和潜规则的盛行有关系。道德滑坡、价值降低和思想庸俗化,都使领导干部失去社会责任感和政治信仰。 周敬青强调,必须让党内“显”规则硬起来,才能使潜规则消失,包括加大潜规则的运行成本,使抵制潜规则者得到保护和补偿,遵循者受到惩处;此外,约束领导干部的权力、党务公开、提高决策透明度、媒体舆论监督、制定干部选拔任用过程的“倒查机制”以杜绝违规选拔干部等等。她相信这都有助于彻底治理潜规则问题。 曾在德国做研究的周敬青表示,越是文明发达的国家,政党本身的制度越健全,越不会有暗箱操作的潜规则。 党内潜规则一览 ◆意识形态:不认主义认实惠。 ◆政党认同:不认组织认个人。 ◆党内决策和执行:百鸟朝凤型,只唯上不唯下;糊涂型,如三拍干部(事前拍脑袋决定、事中拍胸脯保证、出事拍屁股走人);玩程序型,计算现实利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党内用人:少数人独掌用人权;唯钱、唯亲、唯顺;平衡派系关系;带病提拔(指涉嫌腐败照升官); “唯政绩论”。 ◆党内政治生活:小团体利益优先;家长制、一言堂;关系是第一生产力。 ◆腐败与反腐败:公家钱不花白不花;抓大放小、放水养鱼;挑肥拣瘦。 ◆民主选举过程暗箱操作。 ◆干部考评“唯GDP”原则”。
阅读更多发布者Anne Henochowicz | 10 月 14, 2011
作者: 杨支柱 2011-10-15 09:52 星期六 晴 新快报[2011-10-15] 版次:[B22] 版名:[意见周刊·专栏] ■杨支柱 据《新快报》报道,广东省韶关南雄市界址镇老汉赵木荣去年捡到一名患严重先天性心脏病的弃婴,送福利院不收,老夫妻精心照顾1年多后为她做了心脏矫形手术,但赵木荣想为孩子上个户口时却处处碰壁。记者致电界址镇计生办咨询,“接线的工作人员表示,像老赵已生了一子一女的父母,走计生部门办理入户,只能当弃婴是超生孩子,要交1.8万元计生罚款才能入户。” 计划生育国策确实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富有中国特色,但是这位计生干部的话几乎全是胡说:他(她)不但把法律规定属于补偿性的“社会抚养费”说成惩罚性的“罚款”,并且为了“罚款”而篡改《收养法》欺骗当事人。 1998年11月4日修正、1999年4月1日起施行的《收养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收养孤儿、残疾儿童或者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可以不受收养人无子女和收养一名的限制。” 赵木荣夫妇收养的女孩既是残疾儿又是弃婴,赵木荣夫妇收养她属于政府鼓励的收养,理应由民政局进行弃婴收养公告,如规定时间内无亲生父母认领,则确认为弃婴,给与办理收养登记。派出所经过调查出具“弃婴证明”都属多此一举。 报道没有说赵木荣是否在民政局碰壁,但即使民政局认为赵木荣夫妇不符合收养条件,那又关计生委、计生办什么事呢?计生委收取“社会抚养费”的职责针对的是生育行为,并不是收养行为、抚养行为。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还是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都没有规定计生委可以向“超生”父母以外的抚养孩子的人征收“社会抚养费”。 而界址镇计生办之所以能够利用给孩子上户口的要求敲诈赵木荣,是因为我国大部分地方存在孩子上户口需要计生委、计生办出证明的惯例。从来就没有一部法律、法规甚至部委规章规定孩子上户口需要计生委、计生办出具证明,相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公安机关给每一个公民登记户口是一种职责,迁移或孩子出生、收养时限时申请户口登记是一种公民义务。公安为什么要违法地跟计生系统分享自己的户口管理权?显然是“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所逼。这个违法的惯例导致我国至今还有1300万没有户口的“黑孩子”,这些孩子几乎相当于父母豢养的宠物,不享有任何属于人的权利。 如果计生办不敲诈,赵木荣夫妇是否就可以很顺利地给他们抚养的弃婴办理收养登记并入户呢?未必。富有中国特色的《收养法》虽然不像界址镇计生办和舆论所认为的那么糟糕,但确实有不少问题,其中可能影响到赵木荣夫妇收养的是《收养法》第五条,它把送养人限定为:“(一)孤儿的监护人;(二)社会福利机构;(三)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这意味着所有的弃婴都必须送福利院,再由福利院决定送给谁收养。 那么福利院愿意将赵木荣夫妇的“钱妹”送给赵木荣夫妇收养吗?未必。尽管福利院过去曾经违法拒收,但是“钱妹”经过1年多的抚养和心脏矫形手术后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奄奄一息的病残女婴了,福利院不用再担心她随时会死了。根据民政部《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1999年),福利院可以要求外国收养人进行“捐赠”。国务院为什么会批准民政部这个出口儿童的“办法”?当然是基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把没有来得及堕掉的孩子处理掉,让福利院、民政局捞钱能更好地调动他们把“多余的孩子”处理掉的积极性,就像“社会抚养费”调动计生系统的积极性那样。 既然可以向外国收养人收钱,那么中国人想收养弃婴就必须付出数额相当的“捐赠”,否则没门。这个钱,怕是不会比计生办要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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