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

    朱厚泽：胡耀邦的全面改革主张 2010-9-13 来源：《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 　　2009年，为纪念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张博树曾约请朱厚泽写点东西。朱厚泽已患病在身，无法动笔，只好采取谈话的方式，讲述了自己的思考。本文即是张博树根据他的谈话整理而成。本刊作了删节。 　　今年是耀邦同志逝世20周年，这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困难重重，问题的根本在于改革越来越走向片面，尤其是政治改革没有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健全的民主法治的制度环境，但是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进步。 　　关于中国的前途，很多人都在寻求一种避免冲突的转变，为中国共产党自我转型寻求有效的道路。从整个国家的平稳转型计，尽量从执政党内部谋求改革是一条比较可行的道路。这就涉及到如何挖掘党内改革资源的问题。 　　胡耀邦同志一直到去世，都遵循共产党的组织纪律。但在他的晚年，思想一直是走到前面去的，真心诚意的坚持全面改革，甚至是委曲求全，在体制内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推进转型，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深入挖掘耀邦的思想遗产，包括那些被扼杀掉的思想的萌芽，充分发挥这个资源的作用，推动我们国家的进一步变化，是一件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耀邦思想值得挖掘的地方很多，我主要从几个方面谈谈这个问题，算是抛砖引玉：1.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2.耀邦的富民思想。3.耀邦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开放精神。4.耀邦关于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思想。5.站在时代的高度推进全面改革的事业。 　　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 　　关于胡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有两个很重要的文献需要注意。一个是1983年1月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个是1986年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1983年1月7日到20日，建国后首次全国职工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20日，胡耀邦出席会议，作了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又称为“二十八条”，因为耀邦一共讲了28个问题。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1999年版《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一书中，关于这个会，还提到一句“胡耀邦在这个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而在2002年该书出增订本中，就连这一句话也抹掉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胡乔木等人反对耀邦同志的这个讲话。 　　那么耀邦的二十八条到底讲了些什么？针对当时改革刚刚起步，很多人对改革的必要性认识不够，耀邦在这个讲话中指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这个见解，提纲挈领，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但是，不少同志对这个关系我们事业全局成败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缺乏充分的精神准备和清醒的紧迫感。所以，从现在起，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特别突出起来，以便从领导到群众，从党内到党外，认清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耀邦接着说道：说清楚了改革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就可以确定改革的总方针了。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 　　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 　　为什么要提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大规模的改革，当然是一件很艰巨复杂的事情，需要深思熟虑，实事求是。正是鉴于这一点，中央决定有步骤地进行，并且经过典型试验。这就保证了我们不会来回折腾和产生混乱。耀邦在讲话中强调了机构改革的必要，指出要改变机构臃肿，互相扯皮，干部老化，效率很低的问题；提出要精简机构、缩减人员、调整班子、提高效率。关于经济改革，耀邦的观点是要把当时农村改革的有效经验借鉴到城市改革中来，提出以承包为重点的企业经营责任制。强调改革势必触动上层领导部门，特别是中央各经济部门和省市，各级领导都要进行领导方法的改革。耀邦还谈到其它各个方面改革的必要性和重点改革任务，他说：我们所面临的改革是一次全面性的系统改革，因此，除机构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外，政法、外事、劳动、人事、宣传、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以及各人民团体，总之一切部门，都有改革的任务。 　　耀邦特别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知识分子，一个是关于政法改革。耀邦讲：我们政法工作特别是公安工作的传统做法，是以对阶级敌人和各种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进行侦查审讯和惩办为主的，这在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完成以前是完全正确的。但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政法工作特别是公安工作必须根据国内政治情况的变化实行必要的转变。注意加强综合治理，以预防犯罪和教育挽救失足者为主，这就是说实施积极的治安而不是消极的保安。你看，耀邦一举例就点到了要害上，专政机器的转变其实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当时能这样提出问题的领导人并不多。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包括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各个方面，虽然1983年的这个讲话还只是通过机构改革和专政机器的改革来论述政治改革。 　　到了1986年，耀邦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集中体现在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这个文件明确指出：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虽然围绕这个决议发生了严重的斗争，但毕竟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亮出来了，用今天的话说，这些都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啊！把“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当做主要教训，点到了问题的要害。 　　如果我们把《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两个文献连起来看，就形成了一个总体布局，可以理解为是耀邦关于全面改革的宣言书。2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耀邦关于全面改革的思想，意义就非常清楚了。现在我们的改革是一条腿的改革，大家的共识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抓好嘛！只有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权力失控，权贵资本横行，结果就造成了如今这样的困局。我觉得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无论放在当时的背景下，还是从今天的实际需要出发，都非常有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耀邦的富民思想 　　耀邦有个重要思想，那就是国家要富强，首先人民要富裕。能不能使人民富裕起来，是检查我们各地各条战线工作的最重要的标准。后来1987年生活会上有人批他说，胡耀邦一条富民政策就概括了我们的一切了，还很得意，到处讲。 　　说到这个“到处讲”，我倒想回忆一下1984年初耀邦到贵州指导工作的一段往事。1983年批“精神污染”，此事顶过去后，耀邦到四川，后到贵州，元月份在贵阳讲话。讲完话后，我和池必卿一起把耀邦从铜仁送到湖南湘西凤凰县，毛致用把他接走。我们回到贵阳后就召开全省干部电话会，由于耀邦交代此次视察贵州不作新闻报道，我们只能以省委布置工作的名义把耀邦讲话精神传达到县委。1984年1月15日《贵州日报》第一版用通栏标题，用全版篇幅刊登了这次电话会议的消息和精神。 　　这天的报纸是这样报道电话会议精神的：党内评论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省委认为：是否能使人民更快地富裕起来，这是评论是非的一条重要标准，是检查各项工作对与不对的最重要的一条标准。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我们党的全部政策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叫富民政策。国家要富裕，首先要靠人民富裕。必须以重点户、专业户带动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农村重点户、专业户是当前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广大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的先行者，我们必须敢于肯定、保护和支持。扶持方法不当的要改进，但方向不能动摇。不要老是坚持过去那种嫌富爱贫的思想，老害“红眼病”。在流通领域里，决不允许再搞独家经营，而应当全民、集体、个体一起上，独家包办的官商作风，今年必须有一个大的突破。电话会议号召“各级领导都要勇于开创新局面”，开创新局面，至少要做到：一切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我们党的最优良的好作风，必须坚持；一切同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不相适应的老观念、老办法、老框框，都要敢于破除；一切干部，首先是党员干部，都要把自己领导的部门、单位的业务方针，服从于服务于我们全党的奋斗目标；一切有利于促进人民勤劳致富的措施、经验、办法，都要敢于探索，敢于试验，成功的必须积极推广；一切违反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言行，必须坚决地抵制、制止以至斗争。 　　有人看到这份报纸后吃惊地说：贵州省委这是怎么了？口气这么大？他们哪里知道这其实都是耀邦讲的。 　　耀邦在贵州讲话里面还说，发展专业户，是我党继农村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大政策。耀邦所讲的发展专业户，不仅要发展种植、养殖专业户，而且要在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发展交通运输、储存、加工、流通等领域的专业户。实际上是在发展专业户的概念下，全面发展民营经济，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思想，当时都提了出来。 　　过了二十多年，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更深入地看这个问题了。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光搞经济体制不行。经济体制改革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富民的，一个是富官的。应当承认，国家这些年来，经济确有发展，但一边是政府大量提取资金，政府行政费用大幅增长，同时产生大量腐败，另外一边老百姓应该得到的实惠没有得到，而且贫富差距在拉大。事实上，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势必走到邪路上去，本来想富民，结果富了当官的。权力没有制约，就要利用市场为自己捞好处嘛！ 　　耀邦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开放精神 　　在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上，耀邦是真心希望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繁荣起来，不要设置那么多框框。就在我刚到中宣部上任不久，耀邦就托胡启立、王兆国给我带话，告诉我要“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希望用新的指导思想写个报告，意识形态方面就会打开新的局面”。后来又当面跟我谈过这个问题。 　　耀邦还是过于理想主义了些。我考虑了，我如果采取他讲的办法，准备一个全面的宣传工作会议文件，那实际上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我都要写，都得把观点摆出来。最后的结果势必胎死腹中，或者把那些应该说的话给你抹掉，那就不如不说了。我的办法是化整为零，分步来，毛毛雨、微微风，东讲一点、西讲一点，路线纲领那些东西不要搞，我们搞点氛围总可以吧。 　　“三宽”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提出来的。我主张宽松、宽厚、宽容，先把意识形态上兵将对立的局面解开、松开一下，有点互相可以对话的氛围，然后就可以谈话了。眼睛瞪着，我是执政党、专政党，就是盯着你资产阶级的，有什么新动向，这怎么谈问题？这就没法谈嘛。所以我认为那种搞法根本就谈不上长治久安。高压锅下面能够长治久安？不可能的嘛。先松开，在这里面就有一点活动的余地了。但是我谈的所有的东西没有一个发正式文件，因为文件是带有必须执行的性质的，不是指令性的，起码也是指导性的。我这些谈话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而是参考性的。当然，在那时的体制里面，中宣部长发一个讲话，只要是正式讲话，按照规矩，就要形成一个文件式的东西。所以我不开正式的工作会，我只开宣传部长座谈会，你也谈，我也谈，大家谈，东讲一点，西讲一点，这个会上讲一点，那个会上讲一点，范围都是很小。 　　这是一种策略，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采取这个办法，或许还能有一点作用。同时也不仅仅是策略。按照我的理解，宣传部的工作与思想有关，思想问题怎么能够下命令呢？警察指挥交通用红绿灯，思想问题是不能用红绿灯的，应该在对话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交流。所以把宣传部长请来，不一定非得有什么工作报告，我们两次全国性的宣传部长座谈会，没有主题报告。大家很关心各方面的问题，那好啊，请钱其琛把国际形势、外交问题讲一讲，科技问题请吴明喻来讲讲，如此等等。可不可发些文件给大家？可以。我就把中宣部的秘书处长找来，口述了一个会议的材料目录，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会议文件，包括胡耀邦的讲话，邓小平的讲话，也有邓力群的讲话，那个叫会议文件；第二部分叫参阅材料，朱厚泽同音乐家的谈话，朱厚泽同作家的谈话，等等。完全分开。本来就是个交换意见的过程，大家都等着十二届六中全会，我也等六中全会，听不听随你嘛。 　　耀邦一向注重保护知识分子，很想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打开新局面。但是，1985年到1986年，正是党内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和矛盾更趋尖锐、更趋激烈的两年。耀邦真的很难。 　　耀邦当年就常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都告诉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做出的结论最后没有站得住脚的。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解决。我们要坚持“双百”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做法不能再搞了！ 　　可否这样说，胡耀邦是在传统体制内试图突破、但又不违背“规则”的最后一人。实际上，耀邦的开明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使他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左’‘右’夹攻”。我们现在看耀邦的讲话，要体会到他那时面临的困境。在这样一种局面下，坚持开明的改革是一项多么困难的事情！ 　　耀邦关于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思想 　　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主持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深深了解到党内生活不正常给思想论争蒙上了一层你死我活的色彩，动辄把不同的意见争论打成路线斗争，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事情，甚至以前的党史写作就是多少多少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所以耀邦同志很想改变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况，在这个问题上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耀邦同志当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时候，就提出过“四不”：“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档案）”，到中央党校来学习，不管高级干部还是一般干部，任何问题都可以说，对理论问题完全可以放开思想探讨，赞成不赞成，怀疑什么都可以，所有这些通通不记入档案。中国从苏联学的档案制度害死人啊！ 　　耀邦不但身体力行，还从理论上作了探索。1986年4月9日，耀邦同志在端正党风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的一部分后来整理成《关于正确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问题》一文，收入《十二大以来》一书。我手头正好有这本书，不妨给大家念几段。在这个讲话中，耀邦同志说：从矛盾的内容和表现形态的角度来说，可不可以把党内经常存在的大量的矛盾划分为这样两种：一种是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另一种是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的矛盾。 　　关于第一种矛盾，耀邦讲：革命工作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程。总的说来，在长期的斗争中，不同主张不同意见的矛盾是经常发生的，工作中的失误也是难以避免的。建设社会主义更加艰难。因为没有成功的现成经验。这就要求我们党善于集中全党的智慧，确定正确的方针，制定正确的政策，同时善于处理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毛泽东同志晚年恰恰不善于处理党内这种范围的矛盾。结果就造成一种风气：不但听不得不同意见，而且把不赞成和不完全赞成自己主张的好意见，当成“右倾”、“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党”。我们党认真吸取了这种失误的严重教训，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工作上认识上必然要经常出现的不同意见的矛盾。（一）每个重大决策，事先都进行反复的酝酿然后才作出决定。（二）党的会议上允许党员自由地发表意见和批评任何人，即使错了也受到保护。（三）只要尽了心、尽了力，即使工作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也应允许改正。（四）如果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赞成，只要在工作中不违反并且努力执行，允许保留意见。 　　我个人认为，耀邦关于党内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这个提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上的意义，应该成为促进党内生活正常化的理论引导。耀邦的讲话针对的就是当时以及党的历史上的此类做法：用“左”的办法处理党内不同意见的纷争、处理工作上的争论，一下子就上纲上线，我是马克思主义，你是反马克思主义；我是“无产阶级路线”，你是“资产阶级路线”；老百姓说联产承包搞好了，集体经济就搞好了，有人就说这是自发的资本主义。总之，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十一次党内“路线斗争”，都是你死我活。 　　耀邦说的另一类党内矛盾，则是指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相矛盾的不正之风。在耀邦看来，这才是应该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耀邦对党员干部侵犯人民利益的事情看得很重，他说：有些党员对党和人民的利益不关心，有些党员对党和人民的利益淡漠，而对个人的利益则斤斤计较。还有些党员个人主义极端严重，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甚至严重违法乱纪，以权谋私。这是完全丧失共产党员根本立场的恶劣表现。对于这一方面的矛盾，当然也要作具体分析。一般的和大量的不属于对抗性质，不要把轻微的错误看成重大错误，不要把一时一事的错误看成不可挽救的错误。但是必须明确，那些严重违法乱纪，严重以权谋私，为了个人利益和本单位、本部门的小集团利益而严重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党员，他们同党的矛盾是属于对抗的性质。这是一个大界限。抓住这个大界限，才能把这种带有对抗性质的问题同工作上认识上的不同意见和失误区别开来。我认为，现在我们党内的主要偏向，不是对第二种矛盾搞过了、搞重了。主要偏向是对这种矛盾认识不足，缺乏鲜明的立场，不敢理直气壮地下手解决其中那些已经带有对抗性质，甚至已经尖锐对抗的矛盾。这也就是小平指出的：软弱。我们应当努力克服这种软弱状态。克服的办法，就是中央机关带头，认真健全各级党组织的政治生活，健全民主集中制，严肃党的纪律。不客气地说，我们现在有些党组织，包括某些高级党委，谈不上有什么健康的政治生活，关系学盛行，政治空气淡薄。或者说，低级的庸俗的气味太多，政治的原则的空气太少。 　　其实，早在贵州谈话时，耀邦就指出过，我们在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左”，在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农业政策等等方面，还要继续克服“左”的影响；而在纠正不正之风，或以权谋私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右”。我们这个党“左”起来往往很厉害，但对真正“右”的问题反倒处理不下去。然而，恰恰是这些“右”的问题（体制内部自身的贪腐问题）才真正具有对抗性，对共产党构成真正的威胁。这才是“大界限”，比那些工作意见上的分歧重要得多，也严重得多。 　　沿着耀邦当年的思路下来，就需要党内发展出真正保障畅所欲言的议事制度和言论制度，发展出真正能够遏制腐败的监督制度。到现在，腐败问题已经变得极端严重，但仍然缺乏有效的监督惩治制度和实质意义上的政治改革。 　　另一方面，对思想理论探讨的禁锢还是过去那一套，动辄上纲上线。近来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批判、对主张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的批判不就是这个路子吗？这怎么可能在党内形成不同思想意见的正常讨论、争论呢？ 　　实际上，耀邦说的第二种矛盾即腐败问题得不到解决，跟这个第一种矛盾得不到真正解决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 　　站在时代的高度推进全面改革的事业 　　时间过去了20年，耀邦离开我们也整整20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好的变化，也有不好的变化。人们都希望中国继续向前走。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有责任站在时代的高度，继承当年耀邦的精神，把中国全面改革的事业推向前进。 　　今天是个什么时代？民主的时代。民主就是要讲法治，讲人性，讲人权。记得1985年我刚到北京时，胡绩伟与乔木的争论，就是“党性”还是“人民性”的争论，还在进行中。胡乔木当然要继续压，胡老也从不妥协。这对于我们后来走到意识形态战线上来的人是很开窍的，就是让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场争论，有这么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那里。 　　最近在文化战线上有一个大的讨论，就是关于普世价值观的争论。一些人站出来，要对普世价值观加以讨伐、加以批判。我们一些老同志一起议论过。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让步，就是要旗帜鲜明！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共同价值。想离开这个东西另搞一套，搞出来是什么结果，我们过去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 　　我过去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谈到20世纪人类经历过四种思潮的反复较量、兴衰和演变，一个是以列宁十月革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潮，一个是以欧洲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一个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潮，一个是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的思潮和制度演化。这四个东西在经过一个世纪的比赛和演化以后的结果，用一个简单的坐标来表现的话，它大致是这么个样子：共产主义思潮，从世纪初期的汹涌澎湃取得胜利，发展到几大洲都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和阵营，到最后走向崩溃，大体是个抛物线；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改良，成一个相反的S曲线，或者接近一个反的抛物线，在那个非常深重的大萧条灾难里面，资本主义自己把自己挽救过来了，慢慢地走过来，保持住，在世纪末还有这么个局面；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波动中比较接近一个上升的渐近线，西欧国家基本上是社会民主党单独执政，或者跟其他的党联合执政；法西斯主义思潮我说有点像电脉冲，陡然地升起又陡然地陨落，因为它那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跟人类文明是完全抵触的，所以它必然陷入全世界的包围之中。 　　除了上述四大思潮外，20世纪还有一个很大的浪潮就是民族独立运动。20世纪上半期民族独立运动的代表，一边是中国的孙中山，包括一些武装革命的代表，另外一边就是甘地的非暴力主义；20世纪的下半期，非洲很多国家崇尚暴力革命，南非是个不同的选择，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在非洲，二战后，相当多国家通过武装斗争，把殖民政权推翻了，连同白人农场主一起赶走了，后来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而南非非暴力运动用改良的方式，通过长时间的、相互之间的也叫挤，也叫压，也叫磨，也叫和的各种博弈策略，最终达到民主化和民族和解的结果。南非走出来的路，恰恰保持了更多的现代文明，我们现在看来，它的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比较来讲更加稳定。 　　回过头来观察20世纪人类的足迹，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这样“五个一般”：第一个是现代市场经济一般，第二个是民主法治国家一般，第三个是公民社会一般，第四个是现代科学技术一般，第五个一般是以人为本、多元开发、和谐共容这么一种当代的人文精神。共产党过去闹革命，本来也是想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但“阶级革命”和党国体制没有达到“五个一般”。我们要反思十月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反思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经验教训，反思各国民主化的转型经验。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一方面反思过去，一方面面对未来。反思过去，是为了纠正曾经犯过的错误；面对未来，则是要大步前进，回归人类文明正道。

作者： 李文倩  |  评论(0)  | 标签: 幸存者 , 反思 , 见证 一 如果未来的学者要编写一本简明历史词典，并要求用一个词来概括一个世纪的话，那么对于过去不久的二十世纪而言，“革命”一词是最合适的词汇。即使从整个人类发展的宏阔视野出发，我们也可以发现，人类从来没有哪个世纪如二十世纪样如此大规模地卷入“革命”的洪流之中，并为这个神圣而令人迷醉的闪光语词而陷入“血与火”的狂想乌托邦之中，搅动起经久不息的血雨腥风。革命是迷人的，是诗学的，因为它代表着理想、纯真、神圣等一系列的美好词汇；何况在革命的背后，尚有一个壮丽而崇高的许诺，人造天堂指日可待。但革命又是脆弱的，大半个世纪之后，随着世界革命的退潮及极权统治的相继垮台，“革命”彻底沦为一个丑恶的象征，成了一种“原罪”。以上描述，自然只是一个大致的勾画，并不涉及具体的世界“革命”论争；而具体到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尽管早就有“告别革命”的高亢呼声，但仍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而对于历史事实本身的正视，是进行这种辨析的可靠起点——老右派张先痴的《格拉古轶事》，以纪实手法书写他所亲历的历史，为我们进入历史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切入口。 中国的“革命”实践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我们至少可以归纳出这样两条：一、“血统论”；二、“敌知识”。所谓“血统论”，它本身包含着这样的逻辑：即血亲伦理是第一性的，它决定着一个人是否具有参与公共政治的基本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讲，“血统论”部分地否定了人的社会属性，是奴隶社会的某种残留物。而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血统论”不仅未得到足够的消解，反而以一种更为变本加厉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在“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当然的革命逻辑。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原来的文化“贵族”在此时变成了红星闪闪的“革命子弟”。《格拉古轶事》的作者张先痴，其父为国民党高官，因此尽管他本人曾将革命看得极为“圣洁”，“不相信共和国的天空会有乌云”，但他的这一出身，还是为其以后的历次遭难埋下了最深的祸根。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当我们听到某右派说：“我要是一个字不识就好了！”[1]的时候，自然不会感到太多的惊讶。中国“革命”传统中的“敌知识”的倾向，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即“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本人的价值取向。应该说，在一个总体上比较民主、健康的社会环境中，执政者本人的价值取向，尽管有相当的影响力，但绝对不可能左右整个社会的文化传统；而在极权主义国家，独裁者因为拥有绝对的权力，因此其个人取向就是整个社会的“风向标”：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毛泽东本人的这种“敌知识”的倾向而言，一位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村小老师许长久说：“自古农村就缺文化，尊敬秀才也算一种割不断的传统吧。毛主席清楚这个，所以动不动就下乡搞农会，与群众打成一片。毛主席身上肯定流着乡村秀才的血，在农民中过得自在，在臭老九中就不自在，因为他们吃着五谷杂粮却瞧不起农民。”[2]这个说法，从总体上讲，应该是恰当的。我们看毛泽东本人的所作所为，就知道此说大致不差：他一方面对知识分子恨之入骨，制造“阳谋”为其罗织罪名、进行毫无人道的精神和肉体摧残（张先痴本人的经历很具典型性）；另一方面，他又劝工人农民要“学一点哲学”，要读《红楼梦》，而且一遍还不够。 二 写作不仅仅体现为一种具体的书写行为，更重要的是，写作者通过写作这一行为，在“倾泻”写作者情感积蓄的同时，建构一个可能的世界；在通过写作所建构的意义世界中，人类文化所创造的意义、价值等得以保存。具体到一个形而下的现实世界中，写作具有同样的功能；而在一个充满了苦难的社会中，作家的写作行为则不仅具有形而上的意义，更是一个公民的公共行动，它使历史之恶得以显明，并在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拒绝中重建价值基座。正如刘小枫所说：“苦难记忆既是一种主体精神的价值质素，亦是一种历史意识。作为历史意识，苦难记忆拒绝认可历史中的成功者和现存者的胜利必然是有意义的，拒绝认可自然的历史法则。苦难记忆相信历史的终极时间的意义，因此它敢于透视历史的深渊，敢于记住毁灭和灾难，不认可所谓社会进步能解释无辜死者所蒙受的不幸和不义。苦难记忆指明历史永远是负疚的、有罪的。”[3]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先痴的《格拉古轶事》一书，则不仅仅是为历史留存资料的问题，它更直接地切入了我们这个充满谎言、随意涂抹历史的时代，为死者呐喊，见证历史之恶与荒谬；同时，也使现实之罪得以凸显，在价值虚无的时代重申人本身的价值。 《格拉古轶事》的写作，是幸存者的写作。有关幸存者，徐贲在《见证文学的道德意义：反叛和“后灾难”共同人性》一文中说：“‘幸存者’是遭遇过死亡和苦难的人。死亡并没有使幸存者成为‘殉道者’或者‘烈士’，苦难也没有使幸存者成为‘英雄’或者‘反叛者’。幸存者是那些经历了死亡和苦难，而既没有成为殉道者、烈士，又没有成为英雄或反叛者的人们。当他们是‘受难者’的时候，幸存者被死亡和苦难扭曲了人性。他们因此丧失了信仰，经历了道德堕落，从人沦落为非人。幸存者曾经是人性废墟中的活尸体，他们的沉沦构成了对邪恶和苦难最直接、最令人触目惊心的见证。幸存者是那些努力从死亡世界重返活人世界的人们，是那些向活人讲述死亡世界故事的人们。正因为如此，他们可以对世人说，‘我不沉默，所以我还活着’。”[4]也就是说，幸存者的写作，不可能是一个道德完满者的写作，而只能是一种“低调”的书写。幸存者不可能站在历史之外，对他人进行“无情”的道德审判，而将自己描绘为一只洁白的“鸽子”。对此，作者在书中有这样的申述：“事实上在那种人为的灾难面前，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犯错误，我也检举过别人，甚至检举过好朋友，当然也就伤害了被检举者。聊可自慰的一点点也仅仅是，我从来没有捏造事实嫁祸于人，应该说这只是做人的起码要求，而在那污水四溅的年代，它竟然像似一个优点，有理由对这个现象进行深思。”[5]毫无疑问，在非正常的政治环境中，这种现象是极为普遍的，而且正如作者所言，需要对其进行“深思”；但在此我要指明的是，那种拒绝为自身的历史罪责承担责任的写作，是历史之恶的另一种延续，根本不配得到任何的同情与泪水。而与上述那种浅薄的写作不同的是，张先痴的写作，具有极强的自我反思意识： ……那些被杀者的尸骨和鲜血，把我们这些苟活者羞愧得无地自容。[6] 坦率地说，我这辈子当的时间最长而又得到上面认可的‘官’就是劳改队的班长。在任期间，本人也曾可耻地以权谋私，我顺便在这里向当年在我极权统治下的众犯表示歉意。[7] 作者通过写作这一公共行为，坦陈自身的“羞愧”与耻辱，不仅表达了自身的道德歉疚，更为挽回人本身的尊严，唤醒社会共同体成员的良知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而这，也是为一个健康社会的到来奠定价值基础的必要开端——自然，这一“召唤”需要得到更多社会共同体成员的“应答”。 三 在荒谬的时代里，人性本身的善与恶在瞬间彻底暴露，甚至到了让人惊心动魄的地步。在《我被“枪毙”的前前后后》一文中，作者写到了“三张冷酷无情的脸”：“……我从那三张冷酷无情的脸上，看到了人性的丑恶，而这种丑恶已经变成了使无数人日益堕落的瘟疫，它正威胁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生存和发展。”[8]在全书中间，作者对人性之恶的批判还有多处。 但在严寒的日子里，还是有不少人坚守做人的底线，并尽己所能为受难者提供帮助；而正是这些人，以及他们身上所承载的美好价值，给了受难者们继续生存下去的勇气：“支撑受难者活下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好人的存在，在他们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善良光芒，其魅力无穷无尽，他们的光辉将与日月同在。”[9]作者“出逃”至天津时被“抓获”，在看守所遇见了善良的张局长，这让作者追思不已：“40年过去了，我也垂垂老矣，想起张局长，仍然心潮澎湃。这决不仅仅因为他牺牲了一顿早餐，或是那件回到四川在看守所伴我度过漫漫冬日寒夜、几乎救了我性命的棉衣，而是在他身上，我感受到的一位中国老人的正直和慈祥，它象和煦的春风，温暖了我冷得发抖的心房。”[10]还有刘干事：“二十多年又过去了，早已退休的刘干事也已过了古稀之年，他决不会想到我一直尊敬他的善良正直、怀念他的音容笑貌，因为在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里，他却象一盏人性的明灯，在我眼前发着诱人的光亮，引诱我希望，引诱我等待。”[11] 一个基本的前提：即作恶者难逃罪责，必将受到历史的审判；而那些充满了人性光辉的“好人”，的确值得赞美。因为当一个社会陷入总体性的黑暗与恐怖时，正是那些坚守人之为人价值立场的人们，对极权专制构成了最尖锐的挑战。黑暗时代一旦结束，当整个社会需要重建之时，“好人”们所坚守的价值自然会成为最牢固的精神地基。面对这一幕幕历史悲喜剧，人们总会说：人性是复杂的，绝对的善与恶构成其基本内核的两极。或者用文学化的语言说：人既是天使，又是魔鬼。并且认为，惩恶扬善是维护社会良性发展的基本手段。这自然是不错的，但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当我们面对一个个不透明的个体时，我们如何对这种恶或善进行鉴定？而且还可以继续追问的是，当我们把人类最美好的价值希望寄托在人性本身蕴含着善这一可能性时，是不是过于脆弱，过于不可靠了？作者在书中的一段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我想起小时候在安徒生的童话里，读到的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的凄惨命运，我相信许多读过这个童话的人都和我一样，曾经为那个在雪风中颤抖的女孩流淌过同情的泪水，但人类之间的相互摧残却依然如故。”[12]同时，我要继续指明的是，既然有些人是“好人”，而另一些人是“恶人”，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我们应该把整个社会交由“好人”去管理，而我们自己则坐享其成？甚至可能还有更极端的想法，即那些所谓的“恶人”，我们是不是应该除之而后快？我不能在此提供任何有效的论证，但我要追问的是：纳粹的极权统治与种族屠杀，是否与上述思路有着内在的关联？ 问题的解决或许还有另外的思路。但如果我们跳出人文主义的规定，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审视这一问题时，则有可能获得另一番启示，正如王晓华在《在有限和无限之间——有关信仰问题的读书札记》所说的：“上帝之博爱绝不仅仅在于爱所有人，更在于爱宇宙中的任何事物。信仰绝对无限者不是为了获得偏爱，而是将万物本已进行的归属上升为意识。在信仰无限者的途中，任何种类的精选神话都将消亡，在大地上涌现的将是与万物同样高贵的个体。这就是信仰的终极意义和最高境界所在。”[13]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或许才能真正理解这句话：这个世界，从来就没什么“救世主”（人）！ 结 语 作为人本身的恶习之一，我们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欲望：总想表达一己的价值判断；对此，我也不能例外。 作者张先痴在书中多次宣称，“我有咬文嚼字的恶习，即便大难临头，仍然咬嚼不误。”[14]出于对词语的绝对敏感，作者在书中对一系列“进化了的汉语词汇”进行了语用学分析，比如有：“迫不及待份子”、“组织”、“组织上”、“明确关系”、“历史复杂”、“过礼拜六”、“阳谋”、“封闭学习”、“非正面新闻”、“看不顺眼份子”、“顶风作案”、“难友”、“组织起来”、“非法写作”、“非法传宗接代”、“光荣虫”（虱子）等。因为作者在书中有细致的分析，此处不再赘述。也正是通过对这一系列历史语汇的细致分析，展示出张先痴敏锐的直觉和深刻的思想洞察力，使《格拉古轶事》一书成为一份思想性文本，而不仅仅是为历史留存一份纪实材料。 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有着太沉重的创伤记忆，因此如李亚东所说：“噩梦像蛇一样，静卧在心的冻土里。一旦你要回暖，它就蠢蠢欲动。”（《与高尔泰先生谈信仰》）这种噩梦般的经历，在深刻伤害了作者本人的同时，也内在地伤害了此书的写作：外在的社会批判多，内在的描写相对少（《恩恩爱爱与凄凄惨惨》一文是作者情感投入最多的，因此也是书中最好的一篇文章）；文章总体剪裁较少，叙述也不够从容、细致。当然，这种从文学出发的批评，对于这样一份思想性、历史性的文本，似乎过于苛刻了。 2009-6-8—9 注释： [1][5][6][7][8][9][10][11][12][14]张先痴：《格拉古轶事》，溪流出版社（美国），2007．第150页、21页、314页、137页、170页、28页、84页、156页、100页、31页。 [2]老威：《中国底层访谈录》，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第292页。 [3]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第39—40页。 [4]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227—228页。 [13]载《书屋》2006年第1期，第27页。 发表于2010年9月炎黄春秋网刊外稿：http://www.yhcqw.com/html/kwgnew/2010/925/109251742313I0BD8040549FE8AHH0243GI.html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李文倩的最新更新： 论勇气 / 2010-10-03 23:41 / 评论数( 0 ) 傲慢的前提 / 2010-10-03 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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