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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中文网) 上周四，中国维权人士、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始人郭玉闪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拘捕。路透社消息称，警方上周四带走郭玉闪后，至今没有告知其妻子潘海霞具体的理由。他的律师已经申请和郭玉闪会面，不过暂时还没有获得批准。 郭玉闪早年在北大就读，获得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2004年，他和许志永、滕彪一同创立了”公盟”。后来，由于和许志永在理念上有分歧，郭玉闪在2007年离开了公盟，并创立了”传知行研究所”。 低调的民间智库 据郭玉闪多年的好友胡佳透露，”传知行”的正式名称其实是”传知行社会经济咨询有限公司”；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大陆注册成立非政府机构非常困难，因此只能以企业的形式存在。”传知行研究所是一个非正式名称，但我们都知道传知行就是一个非营利组织。” 胡佳对德国之声表示，传知行承载了郭玉闪的个人抱负，”他传承了北大那种家国情怀。”胡佳介绍说，传知型实际上是一个民间智库，吸纳了许多领域的学者；为农民工等边缘群体呐喊，也努力通过发布各种文集、利用《南方周末》等媒体渠道潜移默化地宣传公民意识。”这是一个学者型的非政府机构，非常扎实；但也非常低调，很少像公盟那样主动去触碰高风险的热点话题。” 2012年营救陈光诚的行动中，郭玉伞以及他的传知行组织发挥了关键作用 郭玉闪帮陈光诚逃离东师古村 不过，2012年，郭玉闪的传知行却在营救陈光诚一事中展现了其强大的行动能力。在此之前，郭玉闪一直和陈光诚的哥哥保持了联系，因此在陈光诚逃离软禁看管后的第一时间，传知行的工作人员就能驱车前往东师古村，将陈光诚迅速转移到北京，并在数天后送往美国大使馆。胡佳说：”在陈光诚这件事上，郭玉闪和传知行干得可以说是干净漂亮。而且，他们在事后没有丝毫的邀功，有意保持低调，带有很明显的郭玉闪个人风格。而且，在陈光诚营救行动后，他和警方谈判时说，国保不能去骚扰任何传知行员工，所有事情必须通过郭玉闪他本人。他还强调，所有责任都由他一人承担。” 胡佳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还特意强调，当年他在狱中的时候，他的妻子曾金燕生计无着，没有单位愿意冒着风险接纳她。最终还是郭玉闪的传知行接纳了曾金燕，让她去从事一些维权工作。而胡佳2011年刑满释放后，一度依然是政治敏感人物，郭玉闪也是第一批敢于和他见面的人之一。”当时他还把传知行的一本书《思想的蝴蝶》赠送予我，那是肩负着不小的压力的。” 支持占中：与郭玉闪并无直接关系 这次，郭玉闪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拘捕，许多通讯社都猜测这与他支持香港占中有关。据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的统计，因声援香港而被中国当局拘捕的内地人士已经至少有37人，其中不少人只是在网上转发了相关文字和图片。 中国当局非常忌惮香港占中运动的影响力。 但是胡佳向德国之声透露，郭玉闪被捕与香港占中其实并无直接联系。胡佳说，有些支持香港占中的人士在打印相关传单后，在复印社开具发票时写了”传知行”的抬头。”传知行这个组织也是古道热肠，他们一直低调地为社会上致力于维权等公益事业的个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传知行确实经常报销这些维权人士的车马费、复印费等小额花销。” 不过，虽然是传知行的创始人，但郭玉闪却已经在2013年退出了这个组织。据胡佳介绍，郭玉闪此举也是为了保护传知行，因为当时他已经因营救陈光诚等事件成为了当局的眼中钉，传知行研究所也将被取缔。不过，传知行作为一家企业则依然在继续运行。 胡佳因此认为，既然郭玉闪已经退出了传知行，那么维权人士复印支持占中传单、发票抬头填写传知行就应该与郭玉闪没有直接关系。”当局就是要找个理由，要旧账新算。以我对此事的了解，郭玉闪不可能直接指示员工去复印这些传单。” 救火vs和平演变 他指出，与新公民运动、公盟等以行动见长的组织有所不同，传知行一直是以对社会问题的深入研究为主，”郭玉闪一直说，光是救火的话，火是救不完的。”这也是郭玉闪和传知行坚持宣传公民意识、纳税人意识的重要原因。 “而当局则认为郭玉闪这是在搞和平演变。” 胡佳最后叹息道，原先许多温和型的维权人士并不担心自己会被捕，但是现在郭玉闪被以”寻衅滋事罪”被刑拘，一方面说明当局对香港占中影响力的恐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国内言论空间的进一步收紧。

周一，香港警方开始拆除封堵主要抗议地区入口的部分路障，并表示这一举措旨在缓解这个亚洲金融中心的交通拥堵，不是为了赶走示威人士。 香港“占中”活动在周一已进入第16天，领导这一和平的不合作公民运动的学生仍未显露出准备结束这一运动的迹象。这一占中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在香港争取更多政治权力。 在过去一周内，抗议者人数日渐减少——只有周五曾出现人数激增。不过，由于学生的逗留，穿过商业区的主干道夏悫道依然处于关闭状态。 这些民运示威人士开展的抗议活动，意在反对中国提出的香港特首选举的普选方案，这一普选方案受到严格限制。尽管比起英国统治时期，中国给予香港500万民众选票的行为为他们带来了更多政治权利，但中国为选举制度加入的严格条款却使得批评中国政府的人士无法参选。 周日，四面楚歌的香港特首梁振英(CY Leung)重申了对示威者的要求，要求他们清理在政府总部附近街头搭建的帐篷，并表示学生们改变中国政府决定的可能性为“零”。 周一早上，警方开始拆除抗议地区附近无人值守的路障。在一份声明中，警方敦促抗议者“尽快移除堵塞道路的障碍物，和平有序地离开现场”。 带头组织这一运动的三大团体之一——香港专上学生联会(Hong Kong Federation of Students,简称“学联”)——上周五曾计划与政府开展谈判。不过，在抗议活动领导人鼓励示威者加大占中力度之后，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Carrie Lam)取消了这一会晤。她说，抗议活动领导人“严重动摇”了双方对话的基础。 对此，学生的回应是召集了周五晚上的再次集会。这导致出现在所谓“雨伞广场(Umbrella Square)”的抗议者人数大幅增加。“雨伞广场”的说法，指的是两周前人们用来防范催泪瓦斯的雨伞。 如今，港府总部周边地带就像是学生的营地。抗议者在这些区域随性而为，有的人在为示威者烹调食物，还有人在创作批评政府的街头艺术品。在其中一幅广泛流传的画作上，警察在与一头举着黄色雨伞的帕丁顿熊(Paddington Bear)对峙，并称后者是“暴徒”。 目前，香港是中国唯一民众可以自由示威，不必担心受到惩处的地区。在中国内地，中国的审查机构禁止公众获取关于香港抗议活动的信息。不过。中国由政府运作的媒体却发布了一系列文章和社评，谴责“非法”占中运动及其领导人。 译者/何黎

香港年轻的准革命者大多数至少暂时收起了他们的雨伞——雨伞是这次民主抗议活动的标志。那么，我们可以从近几周这一令人瞩目的事件中吸取什么教训呢？ 最难以捉摸、但也是最重要的反应是中国领导层的反应。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的同僚们可能得不出如下结论：即他们需要向居住在这块前英国殖民地的民众赋予更大自由。 从一些中国官员的说法——他们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要求匿名——来看，他们似乎认为，你给予群众的自由越多，他们就会要求得越多。最好是从一开始不给予他们这些自由。 所以，一名在北京居住的诗人在网上张贴了一张他本人在一面台湾青天白日旗下右手持伞、左手竖中指的照片之后，立即遭到拘留，如今可能因“颠覆罪”被判多年监禁。 在对媒体、教育和舆论实行世界上最严厉管制的威权体制下，有关历史的解读总是令人费解，并且经常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解读大相径庭。 在多数西方人看来，苏联垮台是其体制存在内在矛盾、无力改革、无法满足民众需求，以及依赖高压政治与暴力手段的必然结果。 但中国领导人、尤其是习近平的看法则完全不同。习近平在去年的一次后来被泄露的机密讲话中说，苏联之所以垮台，是因为当时没有一个人“有魄力”采取必要措施来拯救苏联。中共牢记着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教训，对苏联解体的官方定论是，戈尔巴乔夫(Gorbachev)的民主化政策，以及“外国势力”（最主要是美国）的插手，导致了苏联垮台。 最近两周来，一个有关香港以往殖民时代的历史解读被中国政府及其西方支持者不断地重复。 他们最常使用的论调是，在香港155年的殖民历史中，英国从来没有给过香港民主。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论点，成功地中和了来自“西方”、尤其是被丑化的“西方媒体”的大部分批评。 但北京方面及其支持者就像身在幻境，他们还认为，香港当前享有的民主全拜宽厚的共产党所赐。 最近解密的英国外交部(Foreign Office)文件显示，早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就提出了香港民主化问题，但中国领导人强烈抵制该主张，甘愿采取包括全面入侵在内的极端手段阻止英国这一举动。 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一份文件援引了充满传奇色彩的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等人的话称，中国“不希望香港的殖民地地位发生任何改变”，并警告说，任何推动香港自治的举动都将被认为是“非常不友好的举动”。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社会学系副教授孔诰烽(Ho-fung Hung)也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推动香港去殖民地化、建立代议制政府的进一步尝试遭到了来自中方的类似威胁。 没错，伦敦方面直到1984年才开始真正尝试在香港建立更具代表性的政府，就在那一年，英国同意1997年将香港归还中国。 但是，北京方面激烈地反对这些努力，并因为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见缝插针地引入多项民主改革措施，把他称为“千古罪人”、是想立牌坊的“婊子”。后来，其中几项措施被北京方面废除。 通过声称英国的做法更糟糕、以此抹黑香港的民主运动及其目标，不但所言不实，而且是试图把注意力从真正问题上转移开。 真正问题是，北京方面违背了2017年在香港引入普选的承诺——至少，过去两周走上街头的几十万香港人就抱着这样的看法。 鉴于其对历史抱着截然相反的观点和冷漠的态度，北京方面几乎肯定不会这么看问题。 译者/何黎

以往北京对不少国际事件需要表态时，尤其需要在联合国这样的场合要表态时，给人的印象往往在步俄罗斯后尘。比如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虽然在叙利亚没有特殊利益，但俄罗斯反对国际制裁，中国也反对国际制裁。这种不出头的表态有时也有失算的时候，最典型的一次要算俄罗斯同中国都在安理会没有投票反对空中打击利比亚，致使国际军事打击利比亚得以完成，俄中两国连呼上当。在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中国模棱两可的表态常常为莫斯科所利用，比如，在俄罗斯准备并吞乌克兰克里米亚之际，访问中国的俄外长在与中方会谈后率先对国际媒体透风，中方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立场。奇怪的是，中国官媒的公开表述则模棱两可，显示官方立场比较尴尬。俄罗斯干预乌克兰，中方如公开支持，则自己吃掉了一贯高调标榜的不许他国干涉内政的信条，这是否会为以后他国干预中国事务播下恶劣的种子？难说。但中国实在不愿意得罪俄罗斯，至少，在反西方这一点上双方各有所求，最后的表态只能是模棱两可。 显然，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日显孤立，连连遭到美欧制裁，无论政治和经济，在中俄关系上中方握有更多的主动权。多年谈判未果的天然气输送也被普京一锤定音，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中方挺俄的话语也越来越慷慨，俄罗斯之声9月23日报道，俄罗斯联邦主席马特维延科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时，习近平当面表态：“不管我们承受多大的压力，我们都永远不支持对俄罗斯制裁，也永远不会参与”。这位俄罗斯政客回国后强调：“这是中国的公开立场，我们感谢中国这样的评价”。显然，对俄方来说，习近平这番永远性质的表态等于雪中送炭。但没有激起网上多少热烈的好评，不少网民显然联想到俄罗斯一个世纪以来对中国的欺霸态度，丢土失疆，结果前主席江泽民2000年代初期与俄方签下永久性边界协议，轻易把历史旧账一笔勾销。也有些网民指出，抛开历史旧账不谈，但看中国目前在南海与越南等国的冲突，在东海与日本的冲突，就没有听到俄罗斯出来支持中国一句。俄罗斯照旧给越南出卖先进武器，还与日方来往热络，要不是后来西方制裁俄罗斯连累日本，今年内日俄之间还会有更加示好的机会。中国的领导人为什么偏要使用“永远”这一类极端形容词，把自己限制在一个称不上是什么一流强国的窠臼里呢？还有些网评说，如俄罗斯再有崛起之日，中国再有衰落之时，俄罗斯绝不会保证“永远”支持中国，说不定还会像十九世纪末期那样，乘机就近捞走一点中国的便宜未尝不可。 网民的担心也许多余了，至少在官方心目中，现在中国有钱，按购买力计算已经是世界第一，拉住同样持威权主义的俄罗斯，至少在对抗西方方面比较有利。比如在目前爆发的香港危机，欧美都表现了关切，希望中国让港人自由选举。俄罗斯绝不会像西方那样让中国这样做，至少普京的俄罗斯不会让中国这样做，这让中国多少感到欣慰。 先行一步抵达俄罗斯为李克强访俄铺路的中国副总理汪洋一语道破，他说：西方支持反对派试图在香港制造颜色革命，在这一形势下，中俄应更加团结，深化关系，这是对西方最有力的回答。他重申，中国坚决反对西方制裁俄罗斯。如此看来，李克强访俄，不单单俄罗斯更需要，中国也非常需要，因为中国需要与俄罗斯共同防御颜色革命。北京可能从香港政治危机看到了不妙的势头。 李克强今天会晤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明天会晤普京总统。俄罗斯外长发表文告说，“我深信，中国总理李克强访俄将会在一些关键的合作领域取得长足的进步”。俄方部长还强调“双方存在着很高的政治信任，并且对于全球秩序的看法也相似”。诸多观察家认为，俄罗斯说这番话好理解。俄罗斯正因为乌克兰问题在同西方进行一场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较量，西方就此在经济上对已经走下坡路的俄罗斯进行一系列制裁。从那以后，俄罗斯迅速靠近北京，签署了北京急需的一系列重大的能源合同。 除了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俄罗斯对中方的需要更多的是希望找到一条经济出路。在西方制裁下，俄罗斯金融界已经不能在西方融资，使本来贫血的俄罗斯经济更陷于停滞。俄罗斯本来依靠原油出口赚来十年黄金期，但近两年原油价格一跌再跌，美国依靠开采页岩气自给自足更让国际原油市场雪上加霜。普京可能预感到自己未来执政的几年，如经济停滞，威权统治恐怕难以维系。俄方希望在经济领域与中国进行更广泛的合作。至于中国所期望的共同抵御颜色革命，可能并非俄方所关心的“核心利益”。有些俄罗斯舆论也对这一前景表示担心，他们认为，如果中俄深化战略合作的动机是对抗西方，这种合作不会持续太久。况且，中国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大，在经济层面与俄罗斯进行的不平衡合作也会让俄罗斯内部越来越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