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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闵良臣:一个人的自由也是自由

作者写在前面:我们要为每一位不该失去自由却失去自由的人抗争,这就是因为一个人的自由也是自由。下面这则短文曾公开发表在三年多前的杂文报上。鉴于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在一位公认为正义为公义而战的国民被判决失去自由20天之际,特将此短文再次拿出来发表。2014-2-15   一个人的自由也是自由   闵良臣   一个人的幸福也是幸福,一个人的尊严也是尊严,而一个人的幸福和尊严,就现代意义而言,无疑要建立在一个人是否真正自由的基础之上。所以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由,幸福和尊严也就无从谈起。   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思想的突破,就没有社会的进步。而要想实现思想的突破,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要鼓励人们自由思想。思想自由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础。即使专制社会,事实上,在人们大脑的某一个角落里也仍然活跃着一些思想,否则,一切带有创造性的工作将会停止,一些原本很平常的生活也会出现混乱——我们的文革时代就是典型例证。   任何人的思想都不能代替别人的思想,同理,任何人的自由也都不能代替别人的自由。少数人当然不能代替多数人的自由,可反过来,多数人也不能代替少数人的自由,若是允许再说得极端些,即使全世界所有人的自由也不能代替其中哪一个人的自由——这虽然是一病句,甚至是一个悖论,但我想,应该没有人不明白我的意思。因为一个人的自由也是自由。也正是从这层意义上说,一个社会,出现了所谓“异端”,只要是思想上的,是言论上的,也就是按照现代人类文明和普世价值应该得到承认的自由,不仅社会所有人都应该进行维护,政府尤其要站出来进行保护,更不能有大逆不道之举,或反而做出一些严重伤害的事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维护一个人的自由,就是维护所有人的自由;迫害一个人的自由,就是迫害所有人的自由。一个社会当然应该允许存在一些不明白这些道理的普通国民,允许他们慢慢进步,慢慢懂得这个道理。但作为一个现代政府,却不能不明此理——不仅要懂得这个道理,还要防止那些不明此理的国民因过激而伤害行使正常自由的人,更要检查自己的一些言行是否有意无意间鼓励了一些不明事理的国民。   我们说言论自由,绝不是指政府的言论自由、国家的言论自由,恰恰指的是个人的言论自由。对个人而言,政府是强大的,国家是强大的,它们有天然自由言论的权力,不需要维护。也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政府所要做的,就应该是保护每一个国民的思想自由,尤其是要保护他们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权利。我们不能以这理由那理由来限制和反对国民的这些自由。即使因国民的这些自由不可避免地会给社会带来一些“副作用”,相形之下,比起不自由来,这些“副作用”实在算不了什么。   人类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在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自由的人们创造出的社会价值是不自由的社会望尘莫及的。自由的人们只需拿出他们创造的价值的一点点,就抵消了那些“副作用”。退一步说,即使因每一个人的自由带来的那些“副作用”,其中很可能也还有很大一部分,正表明政府的某些管理工作需要改进,从这一点而言,那些“副作用”又不啻是对政府的“提醒”了,政府应当感谢才是。   大半个世纪来,中国大陆一直占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却无一人获得诺贝尔奖,我们应该感到羞耻。之所以出现这种非常态,问题并非出在中国人的智商上,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反对和限制思想自由,限制乃至迫害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所导致的恶果。遗憾的是,政府如果不是至今没能认识到,就是宁肯要一个“稳定”得像“一潭死水”的社会,也不在乎是否获得那“劳什子”奖,更不在乎自己国民的感觉。在这种思维统治下,要想取得全面的社会进步,简直是不可能的。   2010-5-21晨   原载2010年6月1日《杂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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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H7N9疫情继续 广州关闭活禽市场

H7N9禽流感出现近一年,专家认为该病毒仍无在人际间大规模传播的能力 H7N9禽流感疫情持续影响广东,当地感染者不断增加,广州将把所有活禽市场关闭两周。 广州市场从星期六(2月15日)开始,所有活禽市场关闭两个星期。 有市场管理人员称,市场关闭前因民众忧心感染生意已经大受影响。 也有在市场经营的业主称,在市场关闭前H7N9疫情就已经导致家禽生意清淡,而关闭市场则将导致更大的经济损失。 广东省疾控部门星期六通报称,当地又新增两例人类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 这两例最新的病例均是发生在广州,其中一人是4岁女童,病情平稳;另外一人是79岁老翁,病情危重。 统计显示,自2013年8月惠州通报首例H7N9病例以来,广东已经确诊70例人类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死亡14人。 (撰稿:伊人 责编:叶靖斯)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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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中国教父习近平》香港付印前书商因遭恐吓放弃出版

由流亡美国的大陆作家余杰撰写的新作《中国教父习近平》在香港付印前,出版社九江文化的负责人收到来自北京的电话恐吓,不准出版,否则会有人身安全问题。余杰告诉此间传媒,恐吓电话明确表明这是北京的意思,但没有披露是那一个单位。 香港书商姚文田疑因计划出版余杰新书《中国教父习近平》而于2013年11月在深圳被捕。官方指控罪名为走私。 (图片来源:参与网)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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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中国新闻自由度排名全球倒数香港堪忧

香港 — 国际媒体人权组织记者无国界在最新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中说,部分国家过度注重国家安全的需求,严重损害媒体权利和民众知情权,使全球新闻自由面临更大威胁。在中国部分,报告说,习近平上台以来,当局拘捕了更多的记者和网络作者,打压网络异见人士,加强对网络内容的控制和审查,并收紧对外国媒体的限制。而同时,在中国大陆的影响下,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新闻自由也面临威胁。   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2月12日公布2014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芬兰、荷兰和挪威名列前3名,中国大陆在180个国家或地区中排名第175,比去年下跌1位,香港排在第61位,台湾第50位。中国大陆的盟友朝鲜则排在倒数第2,最后一名为非洲国家厄立特里亚。   自记者无国界2002年开始公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以来,尽管排名国家和地区的数量从最初的139个增加到今年的180个,但中国大陆始终处于倒数的位置。 记者无国界的报告表示,在过去一年,中国官方对记者和人权工作者的打压有持续增加。报告说,北京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因微博实名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贪腐而遭调离,尽管刘铁男的确受到处理;广州新快报记者刘虎因微博举报官员渎职,被以“寻衅滋事罪”抓捕;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因调查报导中国高官的腐败无法得到签证;而网络作者、人权活动人士许志永和郭飞雄被捕入狱。 前经济学周报副主编、政治观察人士高瑜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排名不应该只跌一位,但已经垫底,不会再跌多少,但2013年确是她经历过的对媒体和言论全面整肃最严厉的一年。   她说:“去年是非常坏的一年,尤其是对舆论的打压空前的,这个整肃对网络呢就看出来了,不比毛泽东差。主要就是那个9号文件,以普世价值、以宪政民主、以公民社会为敌。国际社会对中国新闻自由的关注丝毫不能放松。”   曾获记者无国界新闻奖、国际妇女新闻勇气奖等多项国际新闻奖的高瑜表示,当局对媒体和网络的整肃,造成只剩下喉舌官媒在歌功溜须,成为权斗的工具。高瑜说,民众对央视东莞曝光的一边倒的痛斥,可以说是对当局舆论控制不满的爆发。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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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 伍珮瑩「被辭職」 蘇錦樑涉濫權

為政府撰寫免費電視發牌研究報告的威普諮詢顧問公司亞洲區總監伍珮塋在上月底「被辭職」,根據《壹周刊》取得的資料,該公司曾接獲一封去年12月發出的投訴信。該信件的投訴內容與香港政府的論點如出一轍,但特首辦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旋即否認曾經接觸顧問公司,並指人事調動屬私人公司安排,力圖撇清關係。 事實上,單靠公開資料已足以證明今次事件絕非正常市場運作,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更牽涉兩項重大公眾利益:政府官員有否濫權封殺私人公司,和政府如何處理官員與揭弊者的關係。 最關鍵的證據是局長蘇錦樑去年12月2日及4日在立法會事務委員會和大會上的發言,他公開表示伍的言論「混淆公眾視聽」,「漠視最基本操守」、「與顧問角色存在衝突」、「不尊重合約」。梁振英亦表示對顧問公司人士的講話會「認真跟進及處理」,向公眾傳達顧問公司已做錯事的印象。須知任何顧問公司最重要的資產在於専業聲譽,蘇錦樑的指控極為嚴重,影響所及不僅是威普將來能否繼續取得政府合同,而是令威普的市場聲譽受損,因為沒有客戶會聘用一家「漠視最基本操守」和「不尊重合約」的公司。 蘇錦樑有責為政府如何使用顧問報告辯解,公眾自何判斷是非。但蘇的言論已超出對事不對人的範圍,而是對一家私人公司的操守和誠信的抨擊。須知政府與私人公司發生合同糾紛是平常事,例如政府經常向工程承包商或顧問公司索償,都是通過仲裁或訴訟解決,官員不會公開批評私人公司,因為事前無法肯定政府的觀點必定正確,但公開批評後經傳媒廣泛報導,私人公司承受的傷害幾乎是無可挽回。 蘇錦樑公開指控 涉濫用立法會特權 蘇錦樑作為問責局長,究竟在發言前是否已取得法律意見?若果兩個月前已有法律意見認為顧問公司違約,為何至今一直沒有接觸威普要求澄清、糾正、索償或採取法律行動?若果沒有法律意見認為顧問公司違約,蘇錦樑豈有公報私仇之嫌?若果政府縱容官員憑藉一己主觀判斷作出批評,隨便破壞私人公司聲譽,自由市場的遊戲規則豈非蕩然無存? 最令人心寒的地方,是蘇錦樑選擇在立法會作出指控,所以他的發言受《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8A條保護,豁免民事及刑事責任,威普即使甘願花錢打官司,也無從控告蘇錦樑誹謗。况且私人公司要控告政府,猶如大衛對哥利亞,顧問公司合夥人要自掏腰包,但政府由納稅人付鈔,資源用之不竭。官員濫權的可怕正在於此,所以解決之道不能光靠專業人士或私人公司挺身而出,而必須通過政治和立法渠道作出制約。 就官員涉嫌利用立法會平台施壓,主席曾鈺成有責任交代立法會是否存在縱容官員的漏洞,聲稱代表商界和專業界的自由黨及功能組別議員亦需表態。否則今天是威普顧問受害,明天不知那一家得罪了官員的公司受壓。 退一步說,即使伍珮塋對政府「斷章取義」的批評確實違反顧問合同內的條款,特區政府應否一如美國政府對付斯諾登,把她看成違背國家利益的敵人?從公眾輿論看來,大部份市民對伍的評價跟梁振英與蘇錦樑剛好相反:她是敢說真話的揭弊者,令公眾得知顧問報告的真相,動機在於維護公眾利益,除了令梁和蘇尷尬之外,政府也說不出她損害了誰的利益。市民的共識是要保護伍珮塋和一如她敢言的「真相鬥士」,國際趨勢是訂立「揭弊者保護法」,但由於此事涉及特首本人,梁振英有利益衝突,除非他同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香港人不相信政府能秉公處理。 揭弊者變受害人 製造商界白色恐怖 或許市民對政府官員濫權已經麻木,忘記了顧問報告是由公帑支付,所以官員濫用報告與濫用公帑無異,審計署應該徹查,立法會更應該追究。因為梁振英和蘇錦樑濫用報告的嫌疑最大,所以他倆對伍和威普打擊報復的動機也最大,再加上他倆的公開發言,已構成實際打擊行動。 伍珮瑩曾說「唔介意冇政府合同」,勇氣令人欽佩,但她可能低估了梁班子報復招數的狠辣,因為從封殺自由黨到迫銀行抽廣告的傳聞,看來梁振英敵我矛盾的心態已從政界蔓延到商界:「誰跟異見人士做生意,誰便是政府敵人」。究竟威普的客戶是否已接收到訊息,令威普的意大利總裁為了止血而讓伍「被辭職」?商務局把此事解讀為「私人公司內部事宜」,顯然是抹殺了梁和蘇公開施壓的前因,以及過去兩個月政府對外發佈的非正式訊息,12月中的投訴信只是枝節,因為最清晰的證據早已寫在牆上。 早前有傳聞說梁振英向幾家銀行施壓,要求他們停止在《蘋果日報》登廣告,後因渣打銀行不甚合作而拒見其董事會成員,更拒絕為渣打馬拉松主禮。此說是否屬實,暫未有客觀證據,但已引起不少外資公司擔憂,基本法保障的資本主義制度是否開始變質?今次顧問公司受壓,揭弊者變成受害人,已是鐵一般的事實,若果香港人仍然無動於中,恐怕市場自由會逐步萎縮,一國兩制快成一紙空言。 原刊於2月14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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