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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现代式的“文革”具有很高的隐蔽性，更能迷糊外界，特别是中国的民众。再加上没有第三方的信息来源，使得很多中国民众完全不知道藏人所遭受的痛苦。而且，中共更恶毒的手段是在西藏民众和中国民众之间制造仇恨，制造隔阂——更加造成藏汉民族之间不能积极的交流，这一阴谋手段在2008年制造了惊人效果，而且至今无法消除其恶果。 最近世界媒体聚焦关注中共高层薄熙来和王立军案，而且中国民众也对薄熙来和王立军等的“管制”拍手叫好，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红色中国等极左思想的网站纷纷关闭。更让中国的开明人士放松一口气（虽然非常清楚这是中共高层内部的权力斗争的结果），藏人也对这一事件非常关注，因为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唤起了藏人更大的恐怖记忆，也担心中共在西藏实施更具体化的“文革”运动。 其实，藏人的这种担心并非没有根据的，薄熙来还没到重庆之前中国的张钦差大臣在西藏的言词是一流的文革式，当然工作方式与文明社会绝对格格不入，离文革也是咫尺而已。当重庆大唱红歌，藏人的担忧不无道理，在藏人的记忆中西藏历史上所有的灾难都来自中国四川——从满清帮办到赵屠夫，再从刘文辉到十八军。所以在西藏大门口如此公开唱红，波及西藏是不可避免的事。对于在西藏大搞新文革的中共官员们来说重庆简直就是理论根据和楷模。 如中国大陆媒体报道，“1月22日上午，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在自治区党政大院隆重举行领袖像揭幕暨升国旗仪式。举行该活动，旨在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祝福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繁荣昌盛，激励西藏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中国共产党对西藏人民的似海深情，进而凝聚起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强大合力——官方说，当地正在广泛开展“送国旗、送领袖像进村入户进寺庙”活动。目前已赠送国旗、领袖像100余万面(张)。” 事实是：“从2月初开始，在拉萨，绝大多数参加过法会的藏人，都被找上门的警察带走，声称是送去“学习班”接受教育。甚至年过八旬的老人也被带走。而且一直是陆陆续续地有人被带走，据说是因为被“供出来”了。这让人忧心忡忡，不知道“学习班”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又是怎么让人“供出来”的？”不让回家过藏历年。” 近来，中共政府在西藏甘孜理塘县境内开展一项征集民众签名活动，并宣布目前正值采挖虫草季节，民众签字是为了保证不会发生争执和矛盾。但后来民众却得知当局使用这种欺骗手段，在一份包括反对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反对分裂活动和达赖喇嘛和境外藏人策划自焚事件等具有7项内容的文件征集签名后，引发理塘藏人的强烈不满。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的家乡理塘县上木拉乡的两名藏人也在这份文件上签字，为此当地民众立刻召开会议决定把两名签字藏人从当地部落里驱逐，但两名藏人解释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文件内容，纯粹是受到中共的欺骗后，对两人分别处罚500元人民币。而中共当局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派遣数百名公安、武警、特警和工作人员到上木拉乡，召集所有民众声称，如果有什么困难，政府会尽力解决，但在文件上必须要签字。当时，中共工作人员要求一位年迈的老人诉说有何困难时，这名老人表示，自己最大困难的是一直希望能拿到护照，到印度拜见达赖喇嘛尊者，但至今没有被办理护照；另一位老人则回答说，自己的两名兄弟曾被杀害，这是自己最大的心里困难，除此之外，并没有特大的困难后，中共工作人员和军警所有藏人集中在一起，不管是男女老少，随意进行毒打、乱剪头发，并把每个人拉到人群中间进行围殴和批斗，强行在文件上签字等当地局势正在持续恶化中。 中共当局除了在理塘县外，还在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家乡新龙县为首的其他地区中也正在进行这一强制性的征集签名活动，但一致遭到西藏民众的反对。 《西藏日报》说，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在抽查拉萨便民警务站时强调，“坚决打赢维护稳定的持久战，彻底粉碎敌对势力、达赖集团破坏西藏稳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加快推进全区676个便民警务站建设。” “3月15日西藏安多香赤寺僧众开展和平示威活动后，多名藏人遭到中共军警武力镇压和拘捕，近日当局又拘捕了香赤寺堪布和其他三名僧人。” “本月初中共当局所谓的工作组在西藏昌都江达县德玛曲廓寺，强行命令该寺僧人在寺院主殿悬挂中共领导人的肖像，以及在寺院殿顶竖立中共国旗，对此，遭到该寺僧众的拒绝后，工作组强行在该寺殿顶竖立了中共国旗。当时一名年长的僧人因无法忍受工作组的精神折磨而去世，而其他僧人也因无法继续待在寺院而离寺回家，目前该寺已变成空寺。 在今年3月现任昌都地委书记罗布顿珠主持召开所谓的严打动员大会，他在大会声称：“昌都地区有大量的僧侣和信教群众，因此，成为了达赖集团的堡垒，昌都地区多个寺院未能有效管理和解决现有的问题”他还号召“坚决认识先进的思想和落后的思想之间的竞争后进行严打等”。” “本月26日，西藏炉霍县法院对今年参加抗议的16名藏人分别判处1年至无期徒刑的重刑。” 以上提到的那一件是合法的？拿中共自己的法律统统是违法的，不用说国际法什么的。而且，中共对待藏人的手段那一点没有继承 “文革”的“优良传统”？ 但是，当中共政府公开倒薄熙来和王立军等，国际社会聚焦关注、中国民众以倒薄、关闭极左思想网站为快之际，西藏的钦差大臣们继续在风风火火搞新一轮的“文革”。 外界一直对中共统治下的“特殊”的“国中之国”，自然也是中国钦差大臣们的“殖民王国”——西藏的统治方式和文革式运动不是很了解。在那里没有任何的法律可言，政治问题、泄露国家秘密、与达赖集团有联系、危害国家安全等等就是“法律”，而且是任何人无权质疑的“法律”。藏人所遭到的抓捕、关押、再教育、劳改、甚至处决等等就以这些为依据的。 每当看到中共高层高谈阔论西藏不能实施所谓“一国两制”时，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想，自1949年中共侵占西藏起一直实施着“一国两制”。只不过后来对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口头上还有个“港人治港”，但是在西藏的“一国两制”是“汉人治藏”，而且一直是殖民统治。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也是如此。更滑稽的是中共政府在国际上大叫“解放了”、“藏人当家作主了”、“藏人翻身了”、“天亮了”——想一想这个天还能亮吗？ 当然中共对西藏与香港的“一国两制”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对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是为了安抚，说俗一点就是骗你，骗死你。那么对西藏的“一国两制”就是有计划地消灭整个西藏民族，整你，整你，整死你—所以西藏这片土地上的流血从来没有停止过，藏人的生命一个接一个——在一百二十万死亡名单上直线上升。 有人说，在西藏的这种文革式的统治模式不是来自中共高层。可是，你相信像中国这样的集权国家里如没有最高领导层的支持、认可或默许，谁敢如此胆大妄为？不可能的。所以，我之前说的中共对西藏实施的特别的“一国两制”是完全得到了中共高层的认同、支持的。 同样的，这么多年中共在西藏的所作所为都无一不是中国政府有计划的消灭西藏民族政策的一部分，无一不是推进西藏民族彻底灭亡。从限制语言、宗教、言论、自由——那一条不是呢？ 因此，最大的声援西藏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最新报告《中国60年的暴政，论证对西藏的种族文化灭绝》中列出的四个重点如下： 第一，中国政府在对西藏60多年的统治期间，坚持不断地以各种政策和措施，试图以一个符合中共意识形态和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国家版本，来取代西藏人民本土文化传统。中共在西藏实行一系列旨在剥去西藏文化要素的政策； 第二，中共在西藏实行的压迫性政策的几点是，中共把本身的利益置于西藏人民的利益之上。 第三，中共在西藏的文化压制和破坏政策是如此系统性的，其恶果如此严重，说明这些政策包含着文化灭绝的成分。 第四，中共针对西藏政策中的这些文化灭绝成分，再加上目前西藏社会中存在的前所未有的汉藏紧张关系、以及由政府支持那些针对西藏人的、带有仇恨和歧视性的声明和宣传，类似的现象在历史上都被认作是种族灭绝的前导。” 这样就更容易了解为什么西藏的“文革”越演越烈。当然，二十一世纪的中共不是六十年前的中共，从手段到方式焕然一新：寺院给你留着，信仰给你禁止；学校给你开着，禁止藏文授课；铁路公路给你修好，禁止自由行走；法律给你摆着，抓捕处决任意…… 中共现代式的“文革”具有很高的隐蔽性，更能迷糊外界，特别是中国的民众。再加上没有第三方的信息来源，使很多中国民众完全不知道藏人所遭受的痛苦。而且，中共更恶毒的手段是在西藏民众和中国民众之间制造仇恨，制造隔阂——更加造成藏汉民族之间不能积极的交流，这一阴谋手段在2008年制造了惊人效果，而且至今无法消除其恶果。 2012/4/30于达兰萨拉 桑杰嘉，民主中国

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曲线救国，历来如此。 @何刚：国企红利上缴比例有望进一步提高，这是好事。不过，让人略觉得荒诞的是，这不是我们自己讨论、博弈的结果，而是刚刚结束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财长盖特钠提出的要求，理由是中国应减少对国企的事实上补贴，红利少留存因此成共识。多年国内呼吁或有影响，不如美国施压临门抽射，中国事务，独特 – 中新社北京5月4日电 (记者 石岩)作为4日闭幕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焦点议题之一，中方承诺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同时对利率市场化改革予以稳步推进。 中美双方4日晚间联合发表的新闻稿显示，中方将稳步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增加上缴利润的中央国企和省级国企的数量，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纳入国家预算体系，继续完善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制度。 以美国财长盖特纳为代表的美官方认为，中国国有企业享有巨额政府补贴及各项“不公平”的政策倾斜，在本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经济对话中，盖特纳多次呼吁中国对此作出改革。“中国必须更多地依靠民营企业的创新，而不是国有企业的产能扩张。”他说。 对此，中国政府承诺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在信贷提供、税收优惠和监管政策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 美方认为，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带来的收入可用于资助政府的社保和养老开支，从而有可能降低中国人大量储蓄的必要性，让他们提高消费支出，从而达到刺激中国内需的目的。 中方还承诺，鼓励包括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内的所有上市公司增加红利支付。此外，中方鼓励提高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平均分红水平，使其与国内其他上市公司的市场平均分红水平相一致。 本轮经济对话中，对于中国正在推进的利率改革，美方同样予以高度关注。4日晚间发布的联合新闻稿显示，中方承诺，将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增强利率在优化资源配置和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 “利率市场化是中国坚定不移的政策目标。”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强调，但他同时指出，利率市场化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 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已进行多年，分析普遍认为，如操作不当，利率市场化可能会导致大量坏账，甚至导致银行倒闭。 4日结束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经济对话共取得67项具体成果。对此，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评价说，本轮经济对话取得了“圆满成功”。 – 国企红利上缴过低引争议 国资委称历史包袱很重 导读邵宁坦诚，5%-10%的红利上缴比例是一个“比较低的比例”。而之所以按照较低比例收缴央企利润，是因为目前国企的包袱还很重。 国有企业“红利”（即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再次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近日，《人民日报》发文“国企红利，近2万亿元何处去”，质疑国企红利上缴比例过低，并建议将国有资本收益纳入公共财政。 本报记者还了解， 在3月份的“两会”上，将会有人大代表递交建议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的提案。 2月22日，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接受本报记者等采访时，回应了各界关于国企红利的争议。 邵宁对本报记者表示，随着国有企业经济状况改善，国有企业甩掉了历史包袱，红利上缴比例将进一步提高。 国资委收益管理局一位负责人也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央企负债率普遍偏高，实际归属母公司支配的资金并不多。 “目前大幅提高上缴比例，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阻碍国有企业的发展。”上述负责人表示。 上缴比例之争 近日，财政部发布的一组数据引起社会各界对“央企红利何处去”的质疑。 来自财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9870万亿元，同比增长37.9%，其中，化工、电力、有色、交通等行业利润增长超过1倍。而这在近2万亿元的利润中，只有5%用来上缴红利。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接受媒体采访时质疑央企红利上缴比例过低，“根据2010年前的有关规定，部分央企须上缴利润5%-10%的红利，上缴收益占国有企业利润比重过低，与其良好的盈利状况和占有巨大公共资源的背景不适应。” 对此，邵宁对本报记者表示，一些数字与国资委掌握的不太一样，“我估计可能是口径不同”。 根据国资委方面出具的数据，2010年，全国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为1.1315万亿元，这一数据比财政部公布的1.9870万亿元相比，少了近一半。 其中，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在2010年上缴红利约600亿元，相比2009年的315亿元增长近一倍。 邵宁坦承，5%-10%的红利上缴比例是一个“比较低的比例”。而之所以按照较低比例收缴央企利润，是因为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包袱还很重，“需要很多钱去卸包袱”，而这方面需要投入。另外，企业对提高上缴比例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邵宁对本报记者表示，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呈上升趋势，“咱们往前看，随着国有企业经营状况进一步改善，尤其是国有企业包袱基本上化解掉以后，我觉得，这个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应该是进一步提高的趋势。” 从今年开始，央企上缴红利比例已提高至10%至15%两档。其中，烟草、石油石化、电信、电力这样的垄断型央企上缴比例从10%提高到15%；一般性竞争领域的央企由5%提至10%。 今后，我国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最终会提高至一个什么水平？邵宁表示，对于竞争性的国有企业，提至国内上市公司分红的平均水平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比例。 资金用途之争 央企剩下的90%-95%利润用在了哪里？这也是存在质疑的地方。 据国资委统计，以国有资本收益为主要来源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主要用于企业重组、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技术创新、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包袱等。 其中，约有54%的国有资本预算用于企业重组，18%用于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比如救灾抗震等。 但总的来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绝大部分用于国有企业内部，即“体内循环”，而很少用于民生领域。 于是，有人质疑央企“在占据大量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前提下，将巨额利润占为己有”。 对此，邵宁对本报记者表示，央企的巨额利润通过投资转化成了新的净资产，而这些净资产是不可能被分掉的。 据国资委统计，在“十一五”期间，央企的净资产年均增长15.6%，大约较5年前翻了一番。 对于国企利润很少用之于民的原因，邵宁将国企利润比喻成一笔“储蓄”，存在“银行”，以后国家需要钱，完全可以动用。 上述国资委官员对本报记者透露，国资委正考虑今后将一部分国有资本收益用于民生。 央企负债率普遍偏高 “十一五”期间，我国央企的利润和规模都实现了狂飙突进。 来自国资委的数据显示，2005-2010年，央企资产总额由10.5万亿元增长至24.3万亿元，年均增长18.2%；实现净利润由4642.7亿元增加至8489.8亿元，年均增长12.8%。 这些数据使央企给人留下了“财大气粗”的印象，这也是外界很容易忽视央企负债率一直居高不下的事实。 上述国资委收益管理局负责人给本报记者列出了一组数据：截至2009年，50%以上的央企负债率超过65%，其中，一般工业企业的平均负债率为50%，1/3的非工业央企负债率超过75%，尤其是航空、军工等领域，电力企业的负债率甚至都超过了80%。 此外，几乎所有央企都存在历史包袱。而国资委要转变央企“大而不强”的尴尬处境，首先必须解决企业的历史包袱。 上述国资委官员透露，国有企业存在各种历史包袱，光是厂办大集体职工的安置费用，至少需要1000亿。 但与央企2010年1.1315万亿元的利润总额相比，1000亿仅占10%，为何央企拿不出这笔钱？ 邵宁对本报记者表示，在1.1315万亿元的利润总额中，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5621亿元。 据本报记者了解，每年央企要将33%的利润总额以所得税的方式上缴，上市公司也要分走20%至30%，剩下的50%-40%才归属母公司支配。 一位国资专家表示，央企红利上缴比例要把握一个合适的度，在目前大幅提高上缴比例等于“杀鸡取卵”。（21世纪经济报道） 相关日志 2012/05/06 — 万维:美重量级学者痛斥北京：陈光诚事件倒打一耙 2012/05/05 — 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经济对话联合成果情况说明 2012/05/05 — 重大实质突破 中国承诺取消国企保护 2012/05/04 — 美国务院关于陈光诚的最新声明 2012/05/04 — 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介绍与陈光诚的接触经过 2012/05/04 — 港媒:对话成训话 犹如母亲训儿子 中国情何以堪 2012/05/03 — 美国政府被刷了？还是在和魔鬼做交易？美联社报道陈光诚或非自愿离美使馆 疑受当局威胁 2012/05/02 — 最高層領導研究解決 中共急擺脫陳光誠事件 2012/04/30 — 美国助理国务卿坎尔贝突然访华 2012/04/29 — 产经新闻:陈光诚逃出，被安全保护在美使馆，成为美中谈判紧急议题。

 　　当中国沉醉于“大国崛起”和“中国模式”之中时，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荣誉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莱佛士人文教授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认为，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新霸权，而是更公正的世界愿景。近代的普世主义从康德起一直延续到马克思，曾是理念、原则和伦理的源泉，但这种思想资源后来逐渐让位给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从古代东方思想的历史资源中寻找普世伦理和超越精神，也许能够为今天的个体如何与其所生存的环境相联接提供一些借鉴。 　　在这个时代的语境里，“普世精神”被泛政治化了，但普世精神应当不仅仅是一种源于西方的现代概念吧，比如说我们可以诉诸中国传统？ 　　杜赞奇：有些人可能会完全拒斥历史上的普世主义，因为他们认为历史是断裂的并且是有差异的。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严肃对待普世主义，因为这代表着理念和原则的源头。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在它缺席的情况下运转。现代世界之所以濒临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危机，就是因为现代普世主义从西方的特定环境下产生，却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 　　那为什么现在还要讲普世主义？在我看来，民族国家的格局和整个世界之间越来越不协调，所以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种世界观念的支撑。民族国家的体系发展到一定阶段，会产生国际联盟组织，以便共同处理超越国家的问题。可是我一直说，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联合国无法达到它的理想，因为民族国家为了在全球竞争中维护自身的主权利益，总是会系统化地推卸自己对世界的责任。而民族国家为了在这种竞争性的世界秩序中生存，必然会发展出一套非常强的自我 / 他人对立的政治身份（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就是一个例子，所有人都要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乌托邦，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战胜敌人而奋斗。 　　冷战后的经济全球化大潮改变了民族国家和全球化之间的格局。利益相近的国家开始结盟，新自由主义使得国家将公共资源逐渐私有化，这一切令民族国家和全球性之间本来就不协调的关系更加剧烈了。本来应该负责长期发展项目的国家和地方管理机构受新自由经济目标的左右，开始追逐利润最大化。利润最大化驱动下的经济全球化产生的最直接影响就是全球性的环境恶化，这已经无法靠一国一地的政策去解决。生态不稳定会影响水源和农作物，这些问题是无国界的，为了表述并处理这些问题，民族国家不光要与他国合作，而且必须与区域性和全球性组织分享主权。 　　在我看来，中国必须对这种根源性的失调状况有所回应，并从历史传统中或是新型普世主义概念下发展一种世界性的理念。我在这里用“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这个词，指的是所有人类都属于某个社群。这种归属感能够与其他身份认同的社群分享（如地区、国家或宗教），一个世界性的社群必须能够与相近的其他社群分享主权。换句话说，一个世界性社群的机构或代表必须能够在政治社会的某些领域中作出关涉主权问题的决策。 　　不少中国学者提出传统的“天下”体系很有世界性。 　　杜赞奇：中国的“天下”理念可能是存活到十九世纪末的最后一种古代世界的普世主义。历史上大部分帝国文化都有来自超越体——要么是上帝，要么是一种非人化的创造，比如“天”——授权的普世理念，这样才有正当性。在这些传统中，超越体成为普世伦理的认识论权威，所以伦理能够让社会更好地组织运作，并且能够对人民提出自我牺牲的要求。 　　中国学者里最积极地提倡将“天下”体系作为新型全球秩序的是赵汀阳。他在一篇论文中叙述了天下观产生于公元前一千年的商周过渡期。周作为一个权力有限的政权，却成功管理了一个疆土大得多的帝国，因为它以一种世界眼光来管理，将天下政治置于地方之上。赵汀阳还认为，天下模式在当代的拓展应包括：一个世界政府控制更大疆域的领土和军队，其附属国应承认世界政府以获得合法性，并承担一定的义务，在其他大部分事务上保持自治。文化帝国不是基于强力和自利，而是使用礼制作为手段来限制自我及其利益。天下是一种等级制的世界观，秩序高于自由，精英治理高于民主，政治机构有高低之分。 　　威廉·卡拉汉（William Callahan）批评了赵的观点，他认为从赵使用的《老子》、《庄子》等文本中无法推导出自上而下的治乱方式。老庄所讲的“乱”，代表着一种“去中心化的多元秩序”，不是那种要求上方发令的混乱。此外，王铭铭还指出，天下观不能以一种方式去理解，应区分秦统一前后的两种变体。的确在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天下”失去了“和而不同”的特质，而变成了帝国规则。赵汀阳在后来的文章里承认秦以后的“天下”理想被扭曲了，但他依然认为天下体系的核心在于自上而下的政令。我觉得这很成问题，如果单靠礼仪秩序本身就能让政治领导施行仁义，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假设一种高度理想化的人的概念，以及学习修辞呢？退一步说，就算礼仪制度在周朝运转良好，我们还需要考虑宗族关系等其他控制资源、平衡权力的复杂因素。 　　如果说要将天下体系这种古代体系搬到当下，就更怪异了。如果政治体系不是基于民主选举，我们不知道谁会代表世界政府及其掌管的巨大资源。正因如此，卡拉汉怀疑这种普世主义形式所代表的不是后霸权时代的理念，而是一种新霸权。 　　那么您觉得古代中国中的哪些思想资源具有真正的普世性？ 　　杜赞奇：“天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概念，我觉得它不是特别有用，因为这不过是另一种谈论帝国的方式。我觉得更有用的概念是“天”，“天”的概念更有包容的潜力，它本身的定位就是超越性的，并且嵌入了伦理理想。伦理生活在中国社会无疑是一种意义深远、极为重要的理想，这不光是对潜在的圣王而言。历史上，大一统中国的统治阶级一直试图垄断与“天”的交流，但没有成功。“天”成了个体与群体的自我修养和道德生活的精神资源，它能够为自我的发展提供一整套计划，而且可以在自我和超越之间提供链接，能够达到一种普世的定位，不仅可以容纳杰出的人们，也可以为更广泛的社会目的服务。当然儒家也讲社会目的，而道教、佛教更是拓宽了社会的范畴，它们也关怀动物、自然等等。 　　当“天下”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时，“天”和“道”继续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作用。普世价值并不是西方独有的观念，你看康有为、章太炎那一代的学者，他们就有非常强的普世观念。 　　您觉得现代人还能理解并接受“天”这样的古代哲学概念吗？ 　　杜赞奇：我不是要人们接受古代哲学的概念，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够理解古代哲学所运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说被现代化时代给毁掉了。近代与自我相关联的是民族国家，而现在民族国家也淡化了，现在成了市场。所以我们也应该寻找新的思想体系，比如可持续发展，或其他具有全球性、普适性的体系，使得自我可以与之关联。 　　我对“天下”观有很多批评，就是因为你不能把古代的政治观念很僵化地套用到当下的现实。我对中国传统概念的运用和中国新左派对传统概念的运用有很明确的不同之处，我对中国传统的理解不是“天下”观之类的制度化的表达，因为它无法应用于现代世界，现代世界已经改变太多。我觉得依然重要的，也是有价值的，不仅是历史上的观念，也是中国人如何将自我与世界相连接。这种连接虽然被民族主义者一度破坏，但我们还是应该找办法与其他普世精神相关联，而且这些精神应与我们的时代特征相符。 　　您曾经提到现代普世主义的一大问题是缺乏超越性。但我们的确身处在世俗年代，正如查尔斯·泰勒所指出的那样。 　　杜赞奇：我的确认为现代的普世观缺乏超越性。但我也认为我们可以有一种超越性的世俗，我正在写一本书，就是讲世俗世界的超越性。不然的话，我们如何去理解许多人愿意牺牲生命去奋斗的事业呢？还有很多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他们牺牲了很多个人生活，就是因为他们脑海里有更高的目标。我觉得，地球的可持续发展也正在成为一种超越的理想。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是最后的超越性理想，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更高的目标而牺牲自我，这更像一种殉道精神。当然这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说到超越性，您觉得宗教思想资源是否能有帮助？有时候宗教信仰更容易让人走向极端…… 　　杜赞奇：从某种程度上说，亚伯拉罕诸教（指世界主要的三种有共同源头的一神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因为这三种宗教均给予圣经旧约中的亚伯拉罕崇高的地位，且均发源于西亚沙漠地区，来源于闪米特人的原始宗教——编按）这方面更糟糕些，而非亚伯拉罕宗教则没有那么强的我们 / 他们的分野。亚伯拉罕宗教倾向于认为，你不归顺我，就是反对我。这样的信仰是很难讲道理沟通的，所以我通常在非亚伯拉罕传统尤其是东方传统中寻找超越性的资源。 　　一方面我们在寻找可行的普世主义，但另一方面我们的世界似乎在走向分裂，极端主义越来越多，共识越来越难以形成…… 　　杜赞奇：任何时候都没有人会要求一个完全统一的世界，但是的确存在一些普世性的目标，是人们所渴求的。这正是我们叫做超越性的东西。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许多带有超越性色彩的团体出现，有些是半政府性质的，有些是非政府组织。中国也有许多类似的群体，尤其在大连、云南等地，种类也丰富各异。它们都不是单一的孤立的体系，而且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共享管理程度。我的想法不是简单地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把它们变成一个大联合国或是什么世界政府，我觉得在各国应该有不同程度的民间组织，并共享一种理念，这些理念不必是系统的意识形态化的观念，但应有明确的目标。这类组织在地球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尤其重要。我还认为这些目标应该有超越性的一面，这样才能激励人们去努力。 　　有一本书叫《摩擦：全球关系的民族志》（Friction: An Ethnography of Global Connection），很有意思，是一个华裔美国人类学者罗安清（Anna Tsing）写的，讲印度尼西亚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如何团结起来拯救森林，与那些企图毁掉森林的跨国企业斗争。他们要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组织协作，所以必须得有一种共同的理想；而另一方面，要使共同理想得以实施，其方法必须是能够普及的。 　　最后想请您总结一下，历史上的普世精神能为现代普世主义提供怎样的借鉴？ 　　杜赞奇：首先，需要重申强调的是，整体性批发古代秩序或原则是不可接受的，是反历史的。古代思想能为我们当下的状况提供借镜的，是实质性的目标及其达成的方式，比如应该如何重塑自我和自然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其次，我们能够从韦伯所谓的“东方智性宗教”中学到很多东西，尤其是中华帝国时期对于自我和超越之间的反省式连接的历史方法。在东方传统中，较少依赖信仰，而较多依靠冥想、伦理熏化或瑜伽养生等实践。 　　现代普世主义对超越性或是乌托邦真理的投入不是特别自信。这种犹豫是很有道理的，看看那些极端的民族主义的例子就知道了，纳粹借助神圣化的情感宣泄和仇恨高于理智的美学获得了疯狂的权力。所以我并不宣扬宗教性的超越精神。但是没有一种激进的社会改造能够不靠象征物和情感力量来完成，所以，超越权威的各种形式最需要分析的首要问题就是神圣和理性的互动。哈贝马斯和保罗·利科对此都有论述，当然他们主要分析的是亚伯拉罕诸教的传统。 　　我们在讨论“天”和“道”时，会发现连接神圣权威和理性目的的其他方式。不论是对一个家庭主妇还是一个儒家圣人来说，“天”都是人类伦理使命的源泉和最高评判者。但“天”又不是像上帝那样的拟人化存在，不会给你现世报。谭苏宏认为儒家思想中“天”的功能很模糊，而且时常自相矛盾。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探讨“天”的模糊无为的性质，同时也应该探索自我修养的技巧和实践在保持“天”的伦理权威中所扮演的角色。虽然“天意”在帝制时期常被控制，但中国缺乏权威的神职人员对“天意”进行明确解释，所以给各个时代留下了相当大的阐释空间，使得我们的时代可以对之进行更为理性的阐释。到了民国时期，就连“三纲”也得到了相对有弹性的阐释。这种允许人们自我授权的弹性空间正加强了“天”的象征力量。如果“天”在民国时期仍能够发挥作用，在今天又有何不可呢？不管怎样，当代的普世运动总可以从中华帝国晚期的天授人权的方法论中获得一些启发。

旺報 【本報訊】     　中美關係最近又生波折。隨著中菲黃岩島衝突引起華府的嚴重關注，大陸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又選在中美舉行第四輪戰略暨經濟對話前夕的敏感時刻，躲進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為中美戰略合作增添新的變數。     　中菲南海對峙與陳光誠事件的發展態勢，似乎顯示了華府對北京正予取予求。就南海主權爭端而言，菲律賓敢於挑釁中國的核心利益，無非受到美國承諾軍援的鼓舞。4月底美菲召開「2+2」會議期間，菲國總統艾奎諾三世公開而自信地認定，中國不會採取任何軍事行動，又何嘗不是美方傳遞的信息，利用菲國間接挑戰北京反對南海問題國際化的立場。     　陳光誠事件更挑動了中美最敏感的神經。4月26日他躲入美國使館，毫無疑問是靠美使館人員的協助。駱家輝大使5月2日親自陪同他離開使館，前往朝陽醫院，甚至主動告知《華盛頓郵報》這項訊息，說穿了也是藉機向中國民眾展示美國的價值觀。國務卿希拉蕊事後強調，陳光誠此舉是個人選擇及對美國價值觀的認同，更呈現出美方對人權問題的高姿態。     　或因2010年的對峙與衝突經驗，北京目前已傾向經由直接、透明而公開的對話與溝通，化解與美方不必要的摩擦。華府面對北韓核武、南海問題、網路安全或敘利亞內部衝突等重大議題，因有求於北京，自不樂見中美戰略對話途中生變。於今，北京官方釋出允許陳光誠出國留學的訊號，美國則放低姿態表示尊重陳光誠個人的選擇與價值觀，顯見中美都期望該事件盡速落幕。     　中美為陳案妥協的結果是各自找到了下台階。希拉蕊在中美戰略暨經濟對話的開幕致詞曾不點名的指出，任何政府皆應滿足公民對尊嚴和法治的渴望，所有國家都無法、也不應否認這種權利。北京在整起事件無論是處於被動或柔性回應，刻意保持低調確實有助於防範事端擴大，也能避免中美關係雪上加霜。     　北京外交部制式地抨擊美國以「不正常手段」擅自收留中國公民，干預了中國內政，並要求美方應正式道歉，維持大國應有的尊嚴。國務委員戴秉國在中美戰略暨經濟對話的開幕致詞，則再度呼籲美方「應尊重中國的主權、核心利益和對社會制度的選擇」，也再度闡述了中方的基本立場。     　問題在於，陳光誠事件並非單純的個案。中美目前雖找到緩解人權衝突的方式，卻未必能成為雙邊未來處理類似爭端的模式，陳光誠事件的後續發展，仍有可能衝擊中美關係。北京面對陳光誠案的柔性回應，並不表示將適用於其他的維權案例，最起碼這次中方承諾美方的同時，並未放過協助陳光誠逃脫或公開表態支持他的人。     　陳光誠原本是默默無聞的律師，他從未主張推翻中共政權，只因為揭發山東臨沂當局貪腐而被判刑，出獄後仍受地方政府的軟禁，因而逐漸受到全球媒體的關注。陳光誠事件雖暫告落幕，但其間紛擾的過程，不僅導致北京多年來提升國際形象的努力功虧一簣，也成為中美關係最脆弱的一環。     　中國官方現階段對人權概念的認知，似仍停留在生存權與發展權的階段。從北京過去公布的美國人權記錄，幾乎不提民主政治的實質要件和運作，而是拿一些民主國家常見的社會亂象，抨擊西方國家的人權記錄。     　北京如果體認「中美交惡會危及全球」，卻又容許官方代表的《環球時報》把民眾維權行為視為「唐吉訶德式的妄想症」，中美關係難免會因人權分歧，長期陷入「剪不斷，理還亂」的糾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