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学友讨论 袁老四,了不起!–补充几点 老看老想 2013-05-03 10:07:19 1.民初,邀孙中山北上,请教治国大计。当孙说:”中国农民以贫雇农为主,要耕者有其田”。袁告:”孙先生,北方农民自耕农占绝大多数。南方农民亦农亦工”。袁认为”孙是为革命而革命的革命家。不足畏。真正对手是宋教仁和黄兴”。 2.一部中国近代史,特别辛亥,民国肇建,其实是真正城市化史。而中共革命建国,反其道而为之,城市化返祖农村化史。这点,解放前清华文学院长冯友兰说得好:”西方国家住在农村的都是城里人;我们中国人,往在城里的亦是农村人”。可惜,冯友兰在解放后成了农民领袖毛泽东农村化的吹鼓手。   讨论标题： 作　　者： 密码： 只有注册用户才能参与讨论。若您尚未注册，请[ 按此注册 ] [ 进入爱思想社区 ]    

傅高义 秦晖：谈邓小平与“文革” 进入专题 ： 邓小平 文革    ● 傅高义   秦晖 （ 进入专栏 ）   　　 　　2013年4月23日，在北京大学斯坦福研究中心举办的活动中，学者秦晖与《邓小平时代》一书的作者、著名社会学家傅高义现场对话，探讨1949年建国迄今，遮蔽在当代中国主流叙事方法后的真实的历史。 　　演讲者：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傅高义：社会学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邓小平时代》一书作者 　　 　　邓小平的贡献 　　 　　傅高义：很高兴来到美丽的北京大学斯坦福研究中心，并见到这么多老朋友。大家可能知道，当初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给美国人看的。当时我在哈佛写这本书时得到了很多基金会的支持，甚至还有政府的支持，所以我想，我的责任不仅是对学校的，更是对全社会的。退休后，我想写一些能让更广泛的美国民众受益的东西，让他们能很好地了解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两国的人民能跨越文化障碍并进行更好的交流对21世纪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学者，我想自己可以做的就是帮助美国民众了解中国改革、发展、开放的模式。我想用最平实的、最直接的英语讲述，以方便普通群众了解这一切。在英文版出版之后，一般的反响是比较好的，但有一些书评是批判性的，他们认为我忽略了一些事情。这些都是有趣的批评，而历史的转变也同样令人玩味。这些忽略使大陆中文版得以顺利出版。虽然做了一些调整和修订，以适应宣传的需要，但我的观点和故事基本上保留下来了。 　　我认为邓小平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不仅仅是体现在经济上，让人们变得更加富裕，更重要的是城市化，从而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变迁以及整个中国市场的开放。在我看来，中国一直就是亚洲文明的中心，但它从来就不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直到邓小平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历史上也曾有一些开放的时期，但只有邓小平时代才是完全开放的、鼎盛的时期。他把中国同国际体系完全连接起来，但同时也留给中国的格局中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中可以建立起一层层紧密联系的领导体制是很重要的问题，如何进一步利用各种规则、规范去管理领导人也是如此。比如，现在社会中的腐败问题就是邓小平当初想要建立的这个体制中可能出现的。同时，如何通过引进国外的法律来完善国内法治建设的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 　　直到1980年前后，很多人还在担心会不会受到“文革”的影响。为此，邓小平给予人民更大的自由，如果地区上的官员们取得了一些进步，他就不会再去严厉地惩罚他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当然，他也希望能够约束官员，不让他们把挣到的钱只放到自己的口袋里，也就是打击腐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问题现在仍然存在，但这也说明现在仍然处于过渡时期。我认为邓小平就像是一个“总经理”，他是很有能力的管理者。说他是中国改革的“设计师”并不确切，因为他似乎并没有一个关于改革的宏伟蓝图，而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所以在我看来，邓小平只是在此过程中去管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并对这个过程进行指导。 　　秦晖：我觉得刚才傅高义先生已经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事，就是英语世界对他的这本书评价很高，但我们的朋友却有一些批评。其实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刚才他已经讲了，他这本书是写给美国人看的，所以自然就不需要对美国人在自由、民主、人权方面进行启蒙，甚至也不是对中国人的启蒙，因为他的初衷不是这样。尽管如此，通过傅高义先生高超的叙事能力，还是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邓小平以及当代中国30多年，甚至60多年的非常精彩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仅在西方听众中大受欢迎，其实在中国也很受欢迎，虽然有些观点上有争议，但作为一个国外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能把故事讲到这个程度，的确是我们都应该学习的。 　　但是我觉得关于邓小平乃至中国改革史，因为中国改革还远没有结束，绝没有到盖棺定论的时候。评价邓小平，或是说评价中国改革，因为这是他的主要贡献，但是要理解中国改革乃至理解改革中邓小平起的主要作用，我觉得改革前的历史是要谈的，即如何从“文革”到改革。虽然这本书直接谈论这一过程的篇幅很小，但其后很多对改革的描述都是与对这一段时间的分析有关的，甚至关于一些人的定位。比如说傅高义先生书中经常提到“造反派”这一概念，其中把很多“文革”新贵比如迟群、谢静怡也叫做“造反派”，这当然是邓小平时代的理解，因为他否定“造反派”当然就包括否定这些人，可是我们知道，迟群、谢静怡到清华本来就是去镇压“造反派”的。很难说他们就是我们所理解的“造反派”。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邓小平最大的贡献就是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文革”，开创了改革。这个过程遗留下很多问题。有一句1980年代我们经常讲的话，叫做“彻底否定‘文革’”。这句话现在已经很少讲了。我觉得这句话没错，我们还要继续沿这条路走下去，而且最近出现的一些事情使人担心中国未来出现类似“文革”的状况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所谓“彻底否定‘文革’”除了所谓“彻底”与否可能有争论，有人觉得应该重讲“文革”的苦难史，但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研究“文革”的发生机制以及如何摆脱“文革”。今天我不想过多地指责前人，历史的局限性每个人都是难以避免的，但站在今天的角度，我的确要指出邓小平的“彻底否定‘文革’”带了太多的“当权派本位”色彩，他把“文革”描述成了老百姓整“当官的”、“造反派”迫害“走资派”这样一个过程。“造反派”迫害“走资派”变成“文革”的单一情景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把“文革”中稍微活跃一些的人都叫做“造反派”，其中包括迟群、谢静怡。但更重要的问题是，这种事实误判后来又被另外一些朋友从另外一个方向强化了。我们的一些左派的朋友，甚至是“毛左派”的朋友现在也是这么讲的，认为“文革”就是“老百姓整当官的”，区别只在于邓小平说这样做是“整错了”而他们认为是对的。 　　改革开放30年以后的确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现象，这样的“文革”图景给老百姓以强烈的印象：既然“文革”就是“整当官的”，而当官的又是如此腐败，那“文革”不是很美妙或很浪漫吗？现在很多大学生对“文革”有这样的浪漫幻想。邓小平时代否定“文革”的官方叙述与毛左派虽然在价值观上是对立的，但在事实判断上好像一样。所以使我们现在的“文革”话语陷入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关于“文革”的官方话语现在讲得是越来越少。确实，如果总是讲“文革”就是老百姓整当官的，那只能增加人们对“当官的”的同情，而同时“毛左派”的朋友们说：“就是应该再来一场‘文革’，这是老百姓对于“当官的”一种惩罚。”这就形成了一种合唱。 　　如果我们要真正看懂“文革”乃至于走出“文革”，就必须要看到另外一种故事背景。中国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做的和说的往往反差非常大。比如邓小平说：反右是对的，只是不该扩大化了，但此时99%的右派都已经平反了。又比如毛泽东一直到死都认为“造反”是他的伟大贡献，就是靠“造反派”打倒走资派实现了中国的革命，其实能够活跃到邓小平时代的“造反派”还不到总人数的1%，大多数“造反派”不是在邓小平时代，而是在毛泽东时代就被打倒了。但是这个事实却被遮蔽了，似乎官方叙述和毛左创造了一个神话：毛主席支持“造反派”，邓小平镇压“造反派”。其实哪有这么回事？北京人都知道那“五大领袖”都在毛泽东时代就坐了很长时间的牢。我的家乡广西，“造反派”更是被屠杀、甚至被活活吃掉的地方！1968年的血腥夏天，香港、澳门的人都知道从西江上滚滚而下的尸体，有十几万之多。那些是什么人呢？都是“造反派”。他们是怎么死的？都是当权派用“官方民兵”甚至解放军对他们进行大屠杀。这样的历史，以前我们说“否定‘文革’”时都不提的，所以“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一定要讲的。 　　小平的贡献，我们在座的包括我本人都是感同身受的，但是我的确觉得“改革”这件事情换一个人做也差不多。我觉得对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的确应该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毛泽东。但是我所说的角度和毛左派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改革这个奇迹的发生的确是有赖于“文革”这样一个奇迹，“文革”这个“奇迹”奇在什么地方呢？我改造了一个经济学术语，叫做“负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是说所有的人都得利，只是有些人得利多，有些人得利少。而“文革”十年，把中国所有的阶层都得罪了：从当权派到“造反派”，从汉族到少数民族，从高干子弟到狗崽子，从计划经济的支持者到市场经济的支持者。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负帕累托”过程，没有得益者，只有吃亏多少的问题。所以，走出“负帕累托改进”是非常容易达成共识的。 　　中国1980年代的共识，其实不是关于中国走向何处去的共识。这个共识从来就没有过，现在也仍然没有，而且历史上所有重大改革都很难建立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走向哪里？这是一个永远都有争议的话题。而且说老实话，成功的改革也不必所有人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完全可以采取把不同意见在体制下加以调和的态度。中国改革这30多年，成就巨大，但问题也堆积如山。现在的人们不会对改革抱有很大幻想了，加之“文革”叙事的片面性，现在的人们看待改革和“文革”肯定与1980年代不同。我们怎样在不同的基础上还原事实，还原真相，使我们对改革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使今后的道路沿着大多数人所希望的那样延伸下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傅高义先生的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切入点，让我们得以重新看待邓小平以及1949年以后60多年的中国历史。 　　 　　没有两极分化的转型 　　 　　傅高义：我想讲一下邓在摆脱“文革”上的责任。如果我们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当时的情况和美国内战后很像。邓小平所做的就是尽量避免两极分化，他不因为毛的历史问题对他进行批判，并且上升到“可以批评毛，但他依然是伟大的”这样一种高度。他把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转变成一个不再搞阶级斗争的党。比如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说：已经建国28年了，我们没有必要再考虑阶级的问题，已经没有地主和资本家了，为什么我们不能让这些普通人去参加考试而后择优录取。就这样，邓小平并没有完全否定毛泽东推进革命的做法，只是说：时代变了，我们应该采取另外一种做法了。我觉得邓小平做得最好的事就是在“文革”后，没有让社会格局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下实现了转变，这是他最伟大的成就，但是您在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比我更详细。 　　有些资料说明，毛泽东总在猜疑别人会攫取他的权力，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毛和邓1970年代以及毛泽东生命中最后10年的关系，毛泽东死后发生的那些事就显而易见了。毛生命中的最后十几年都用来试图阻止自己去世后发生的这些事。我觉得他应该能非常清楚地预见到自己死后邓小平和刘少奇会做什么，在大跃进后期他就应该已经明白自己成了少数派，综上所述，毛其实是个悲剧性的人物，反对他的人也要依赖他所取得的成就。 　　秦晖：我刚才的话并没有贬低谁的意思，毛也好，邓也好，我只是想讲述这些事情的另外一面。刚才我说了，中国的事很有意思，邓几乎给所有的右派都平反了，却仍然说反右是对的；毛几乎把所有的“造反派”都收拾了，却仍然说“造反派”是伟大的。留到邓时代的“造反派”已经是少数，并且都是以镇压其他“造反派”作为自己的“投名状”。熟悉上海“文革”史的人都知道，王洪文不是在一月以前的造反中最活跃的，而他后来被选中是因为镇压上海“造反派”。绝大部分“造反派”在毛时期就被镇压了。当然，我绝没有为“造反派”邀功买好的意思，他们的思想当然还是很左的。 　　我们都知道邓小平纠正了很多冤假错案，其中很多是为在毛泽东时代被镇压的“造反派”平反，尽管邓在理论上把“造反”当作“文革”最重要的罪行加以否定。这其中有很多不仅被平反，还有被作为烈士褒奖的，他们大部分都是在“文革”时期被当权派镇压的“造反派”。他们的背景都不一样。张志新是为反对整刘少奇而被杀的，用那时的话说是“保皇派”，但其他几个都是“造反派”，如遇罗克、李九莲，而且都是在恢复“文革”后秩序时被屠杀的。遇罗克是《中学文革报》的创办人。《中学文革报》本来就是“造反派”报纸，反对“保皇派”的。广西更不用说了，1983-1987年间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处遗”，即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主要就是清算以韦国青为首的当权派对广西4?22“造反派”的大屠杀。而这个活动就是在邓小平时代发生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确要弄清楚从“文革”到改革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面临什么样的底线。当然，我完全理解傅高义先生，设想如果我是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当时的环境下也许也会采取邓小平这样的办法，因为这样有利于政治的连续性。但是这里要说一下，在1980-1981年否定毛的呼声比1956年苏联否定斯大林的呼声强得多。如果说赫鲁晓夫对否定斯大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么沿着1977-1978年的路线走下去，否定毛是很容易的，在我刚才讲的“负帕累托改进”背景下，全社会这方面共识是很强的，但是那时却没有做这件事，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还原历史真相变得更遥不可及了。首先因为这30多年，改革中的弊病，尤其是“斯托雷平”式的改革造成的问题很大；第二则是由于我之前所说的“文革”叙事法；第三是因为“文革”中的一辈正在渐渐老去，他们的意识正在被淡忘。这种情况不仅在现在看来非常奇怪，就是邓小平当初恐怕也是始料未及的。我潜意识里有一种想法，也许邓小平是想把这个问题留待后人解决。但这样的做法到底对不对呢？这就需要大家继续思考了。 　　傅高义：我有几点看法： 　　第一，有些人批判文化大革命，希望返还他们的财产。邓小平说，不要细抠文化和原则问题，如果有人要求返还财产，还给他们就是了，否则可能形成恶性循环。 　　第二点是关于邓小平和反右斗争的事情，很多学者都在问，有没有证据表明那个时期邓小平做的是正确的事，因为邓自己写了很多文献来证明自己做了哪些事情，我可能没有时间来处理所有的这些文献。如果我能大胆猜测一下，可能他当时的做法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想要保全自己的权力和位置，二是担心人们对政府的批评太过猛烈，希望保护政府。 　　今天我们谈论了这么多关于毛和邓的事。我的一个中国朋友曾经告诉我，如果一个人身上反日的态度很强硬，那他很可能就是一个毛主义者。如果邓小平现在是中国政府一个稳定性的象征，那么毛泽东可能更多的就是“文革”的象征，他可能会鼓励我们去更大胆地梦想并推行一系列的改革。 　　 　　（根据现场对话和翻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进入 秦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邓小平 文革   

中国军费开支的“庐山真面目” 进入专题 ： 军费开支    ● 黎雅澹   艾立信   　　 　　近年来，中国军费的显著增加引起了西方观察家的关注。对中国军费透明度、增长速度及其意图的批评和疑虑充斥于字里行间。而日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员黎雅澹和海军学院战略研究部艾立信博士在权威学术期刊《中国季刊》最新一期中撰文指出，中国国防总开支可谓名正言顺，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神秘。 　　两位作者首先指出，自1990年以来，中国军费虽然“名义”上以年均10%的速度增加，但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实际”增长率远远低于10%。1990~1999年，军费开支的名义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分别为15.7%和7.8%；2000~2009年，分别是16.5%和12.5%；而在2010~2011年间，两者区别更是明显，分别是10.4%和3.1%。毫无疑问，如果观察家只关注名义增长率，那么中国军费预算增加造成的实际影响将被高估。另外，中国军费和财政支出增长与经济快速发展并行不悖，但军费预算的增长率落后于中央和地方财政总预算支出的增长率。最终，军费预算占财政总预算的比重从1994年的9.5%降至2011年的5.5%。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中国军事现代化从属于经济发展这一中心任务。 　　关于军费透明度，外界认为中国政府有意将某些同国防相关的开支排除在外（例如武警、研发和复员补贴预算等），因此中国官方公布的军事支出额实际上被低估了。作者认为，其一，对于何谓“国防支出”，目前国际社会并没有形成一致的定义，这也是中国政府反驳外界批评的一个重要根据。其二，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对哪些类别构成“国防支出”已形成共识，但相关国家（诸如美国）也存在类似问题。它们将与军事相关的物资和服务费用置于国防预算之外。因此，正如一些观察家指出，美国军事支出的实际金额同样高于官方披露的数据。其三，作者明确指出，中国的军事透明度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及印度相比至少“不相上下”。最后，得益于90年代后期的预算改革及军队逐渐脱离商业运作，中国军事预算越来越透明，官方披露的军费预算数据与实际支出越来越吻合。例如，美国国防部测算2002年中国军费实际支出额是中国政府官方预算数据的3.25~4倍；2010年是2.14倍；2011年则是1.13~1.7倍。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披露的相关数据也符合这一趋势。 　　此外，针对外界对中国发展军事力量的规模与速度的怀疑。作者认为，中国政府已从6个方面给予了回应。第一，增加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投资是为了弥补改革开放之后20年对军队的相对忽视。邓小平曾要求中国军队要“忍耐”，因此实际军事支出在20世纪80年代显著下降。如今，作者认为弥补那个阶段对中国军队的有限投资并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是今日领导人的重要目标之一。第二，通货膨胀带来的燃油、商品、电力和劳动成本上涨，以及利率和外汇因素是近期中国国防预算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三，中国军费的增长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率大致吻合，且如上所言，军费增长率低于政府财政支出的增长率。第四，中国国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4%）低于美国（4.5%）、英国（2.7%）和法国（1.9%）。第五，中国广袤的领土、漫长的海岸线及独特的地缘战略环境促使中国不得不增加国防支出。第六，中国军队的“新历史使命”要求解放军在救灾抗灾及其他非传统安全议题上扮演更重要角色，这意味着解放军需要匹配更多资源来实现这个新使命。总体而言，作者认为上述六个解释不无道理。 　　作者认为外界对中国军力迅猛发展的批评经常忽略了中国所面临的复杂战略环境。第一，分离主义运动成为危害中国稳定的内患。第二，中国复杂的周边环境，其中与四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接壤，与印度和不丹存在领土争端。第三，中国同样与周边一些国家存在海洋争端。第四，鉴于上述及其他原因，作者指出中美之间存在紧张的政治和军事关系，是因为只要中国仍是威权国家，那么华府将继续怀疑中国发展军事力量的意图。作者认为，这种战略环境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发展军事力量的意图。短期来看，维护国内稳定，阻止台湾独立，以及发展非对称军事手段巩固对东海和南海的声索权，可能是解放军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解放军致力于强化相关能力，使之能够在远离本土的区域开展低烈度的任务。作者指出，近年来北京着力强调这些目标，并且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北京正在发展必要的力量阻止美国及其盟友的干涉。 　　至于中期和长期目标，作者表明中国的意图并不明显，甚至北京的决策者也无法确定实现这些目标的可能性及其终极意义。但作者认为，如果北京想要发展必要的能力，使之能在远离中国近海的区域发动一场中高烈度的战争，那么势必要求北京大规模增加军事投资。从目前来看，中国军事支出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相对稳定。如果经济继续增长，那么短期内军事开支仍有可能继续提升。然而从长期来看，军费增长将面临不少阻力，这是因为中国领导人不得不集中精力应付老龄化社会带来的诸多棘手难题。哪怕是军费继续增加，解放军的内在痼疾（诸如设备和人工成本增加及腐败等）同样会束缚整体军事力量结构的优化及其作战能力的提升。因此，作者认为长期而言，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健康”和“富裕”。 　　总之，作者表明，过去20年来，中国国防支出走势及其军事发展趋势虽然在某些“具体”层面依然不透明，但“整体”来看并不神秘。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军事现代化依然附属于经济发展这个中心任务。北京同样从多个层面有力解释了中国发展军事力量的速度和规模。这些原因基于北京对其战略安全环境和国家利益的评估和预期，以及对预算透明度的独特理解。作者希望国际社会应该鼓励北京继续推动预算透明化等改革，而一旦分析家获得更加准确的新数据，相关研究也应与时俱进。 　　 　　评点文献：Adam P. Liff and Andrew S.

意识被封装好了的???? 周天医道生 2013-04-09 16:02:57 我们在谈第二种可能性,这种能力是被封装好了的,我们能够判断上下的能力是被编写好了的,为什么把他当成第二种,就是因为这种可能性有着太夸张,很难以被理解,当然很多性宗教的人都可以,因为人都是上帝创造的, 一旦我要提出第二种,就会面临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争论,我们先把这种争论放在一边,先看一下这种可能大不大,从科学实验的角度来讲是很难被验证的,为什么呢,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哺乳动物都是需要上一代抚育,能够纯粹上一代抚育而独立的生长发育,不管是人还是老鼠, 既便是老虎刚出生的时候,如果离开他的母亲,就会立即死亡,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科学方法观察一个哺乳动物在脱离母体的情况下是如何获得他的各种知识和经验,乃至最后形成行动和感知的体系的基础,我们根本无法看到,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能够有所研究,我们看一下被认为是低于哺乳动物的动物是如何获得这种能力的,其实有很多供他们肯定是被事先编写程序好啦的,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习,绝大多数的或者所有的昆虫都不存在由母体来抚育下一代的过程,基本上昆虫的幼虫从卵孵化以后,他都是单独的,有的还要经过变态,从一个蛹变成能够飞翔的蝴蝶或者蛾子,整个过程都不会接触他们的母体,甚至连他的同类都不会接触,也就是说他的这种能力,飞翔能力辨别方向的能力,是不可能通过任何学习对他上一代的学习而得到的,他是被编写程序好啦的,他的所有特性和功能都是被封装好了的, 我们再看爬行动物,比如青蛙,他的后代蝌蚪基本上不存在学习的过程,既便是鱼类,这些已经比较高级的动物,也存在着这种现象,最夸张的是大马哈鱼,大马哈鱼经过生存 交配以后,经过一套漫长的跋涉,到达他的出生地,都要离奇的死亡,全部的的死亡,产卵以后就死亡了,也就是说新一代出生的小鱼苗,根本见不到他们的父母,据说死亡的大鱼都成为了小鱼苗生长的养分,小鱼长大以后又能够离开出生地,回到大海,在大海里生存一段时间又回到出生地,又重复这种循环,他的这种程序化标准化的能力不仅是被事先编写程序好啦的,而且和环境高度的捆绑,如果人类一旦把这种洄游的通路切断,修一个水坝之类的,那么这些鱼就会面临绝种的问题,他们自身无法更改这种系统和程序, 也就是说这种程序化程度之高已经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所有的都是被封装写好了的,我们想了解这种特性,虽然人类研究这些物种已经几百年了,但基本上是毫无眉目,原因就是封装的实在太严密,让人无从下手,你可以把这种物种消灭,你可以任意解剖和分析,但你就是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能力, 哲学的全新时代即将到来！！！！ 周天医道生 2013-04-09 15:51:57 想要了解人类的起源和未来 想要了解帝国的兴衰 最新的军事理论 想要了解文化的深层次的比较 一切尽在周天医道生的博客!!! http://blog.tianya.cn/blogger/blog_main.asp?BlogID=4599656 　　秦始皇 柏拉图 毛泽东都已经过去了！！！ 　　秦始皇 柏拉图 毛泽东都已经过去了！！！ 　　哲学的全新时代即将到来！！！！ 　　哲学的全新时代即将到来！！！！ 请观注: 全新的天人合一的思想 全新的世界观 宇宙大一统理论-周天唯物主义和全新的进化观 进化论 全新的战争观 矩阵战争论 周天唯物主义简介 周天医道生 2013-04-09 15:38:42 于是我们需要一套理论来连接科学之间，至少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我们也需要一套理论来联结科学与宗教之间，当然也希望联结各种宗教之间，因为我们看到各个宗教之间的仇恨和隔阂是多么的深，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混乱都跟这些有关系，而且令人吃惊的是各个宗教内部之间的矛盾的惨烈程度有时甚至也能到战争的程度，一点也不逊色与各个宗教之间的矛盾。在所有宗教中对现实生活以及信仰他的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伊斯兰教，我们现在反而能看到伊斯兰教世界中的纷争似乎是最激烈的，我们需要一套能够连接各个宗教之间各个宗教的各个不同的教派之间的。 最后是连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理论，这里既然我提到人工智能，虽然确实我没有看到有人工智能学者敢去研究宗教的信仰的机理和机制，但是确实是人的各个层次的感觉和行为模式都已经成为了人工智能的研究，甚至有加拿大的某位学者正在研究人的可能的对造物主的被神的感觉出于大脑的哪些脑叶或区域，（正文中将提到）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有可能出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已很难区分的情况，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都连接起来。 但遗憾的是不管是人工智能还是联结论对一般读者都过于深奥和陌生，于是我就在寻找另外一种具有连接效果的理论的词，我发现“周天”这个词儿，比较合适，中医和道家的”周天”这个词儿和现代科学中的系统这个词儿的非常接近，但又不一样，具体我们将在正文中详细讨论，“系统”这个词儿，似乎更强调于，或者在我们的科学体系里过于强调这个内部各个部分的区别，至少是功能上的区别，但是作为周天，他显然带有某种生命的特征，它的流程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是有区分的，但更强调的整体性，就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人是可以吃，可以呼吸，可以受伤流血，也是要拉屎拉尿，也可以欢笑，也可以哭泣，更能够思考，可以崇高，也可以非常龌龊、邪恶甚至罪恶等等，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让一个人不拉屎，其他都可以，或者不呼吸其它都允许，或者他永远不会有不好的邪恶的念头，当然可能很多宗教人士不同意这一点，具体将在正文中详细讨论。 很想和你交流!!! 周天医道生 2013-04-09 12:15:04 为什么没有相同的规模的研究解体和死亡的,原因就在于就解体和将要死亡的人群本身而言,他们比正在生长发育的人或者人群的能量和能够发出的声音要小得多的多,虽然正在解体和将要死亡的人群就其规模而言并不小,既便当年声音很高很活跃的人当他进入这一群体的时候,他就会逐渐的麻木,逐渐失去了思考的兴趣和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群人并不存在,正相反这个人群的规模和作用都非常大,正是它们的存在,才构成了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各种周期的根本的基础 请观注: 全新的天人合一的思想 倩辉子 外篇(上)荒诞而和谐的周天、矩阵、对象(连载 http://bbs.tianya.cn/post-no05-257139-1.shtml 全新的世界观 宇宙大一统理论-周天唯物主义和全新的进化观 进化论 全新的战争观 矩阵战争论 http://blog.tianya.cn/blogger/blog_main.asp?BlogID=4599656

王四达 杨帆：中国现代政治家长制的根源及其破解 进入专题 ： 政治家长制    ● 王四达   杨帆   　　 　　摘要： 家长制作风是当前中国社会中一种非常突出的消极现象，也是历史与现实纠葛的产物。古代宗法-政治社会土壤孕育了马克思所说的家长制与东方专制主义，导致了社会发展的停滞。即使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封建遗毒和苏联模式的影响，家长制作风一直残留下来。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对家长制作风作了深刻的批判。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家长制作风至今仍广泛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成为改革事业健康发展的绊脚石。因此，只有重温邓小平“8·18 讲话”精神，加强思想建设、制度建设和权力监督，才是清除家长制作风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 政治家长制； 根源； 破解 　　 　　早在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即已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1］(P332)；他特别批评家长制的遗毒与危害，并强调“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1］(P331)。但遗憾的是家长制作风至今仍未“消灭”，特别是近年来干群矛盾激化，群体事件多发，其背后原因大多与家长制阴魂不散有关。它既影响着社会稳定，也威胁着国家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因为它把社会主义的“民主”变为封建主义的“官主”。本文将从历史与现实的纠葛这一视角分析家长制的复杂原因及其破解之道。 　　 　　一、家长制与中国古代政治的关系 　　 　　家长制原意是指家长拥有统治权力的家庭家族制度。“家长”一词最早出现于《墨子·天志上》： “恶有( 哪有) 处家而得罪于家长而可为也？”可见家长在家中是不可得罪的绝对权威。从历史上看，家长制起源于父系氏族公社的父权家庭。随着三代嫡长子继承制与宗法制的形成，小家庭逐渐扩大为大家庭、家族、宗族，家长制亦相应地扩及大家长，乃至同宗同族的宗子、族长，形成不同范围不同层级的宗法家长制。但这只是家长制的狭义内涵。由于中国从三代起就是一个建立在农耕经济土壤中的宗法 － 政治社会，帝王以“天下为家”，“天子作民父母”，集臣民之“君父”于一身，君臣之间、官民之间皆被套上父子模式： 君为父，臣为子； 官为父，民为子，于是又有了广义的家长制，即政治家长制。它使父权、族权与君权、政权相呼应，使宗法家长专制与政治家长专制相结合： 君主为全国之最大家长，家长则如家中之君主，称为“家君”。在古人看来治家是治国的基础，家君是国君的辅助，“将使助治刑政也。……家既治，国之道尽此已耶”［2］。所以《孟子·离娄上》说：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这样，所谓“家国同构”成了上古中国的最大特色。《礼记·丧服四制》称： “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也”。可见家长制精神是一种“以一治”的专制主义精神，它贯穿在社会各个层级之中，连普通家庭也不例外。 　　秦汉以来，随着以分封制为代表的等级分权专制逐渐被以郡县制为基本形式的中央集权专制所取代，贵族世袭制也被官僚任命制所取代。家长制在政治上的影响虽有所下降，但它并没有退出政治舞台，帝王在利用家长制强化专制统治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 一、政权仍然是“家天下”的，帝位仍然世袭，皇帝仍然是“民之父母”； 二、各级官员仍以民之“父母官”自居，把人民看作无知的孩子，必须由他们“为民作主”； 三、历代王朝仍然把父权家长制作为统治的社会基础，鼓吹“资于事父以事君”，“以孝治天下”。因为在统治者看来，如果把臣民从小驯化成绝对顺父的孝子，那么他长大后就会成为绝对忠君的臣民，于是“忠孝”就成了整个专制时代的“核心”价值。显然，只要向人民灌输不讲是非的“愚孝”“愚忠”，必然起到强化专制统治秩序的作用。 　　然而，对专制统治有利的却未必对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有利。18 世纪德国思想家赫尔德就指出中国文化是一种“幼年文化”： “孩童般的服从无论在家里还是国家事务中，都被当作所有德行的基础”［3］( P87)。但在一个国家里倘若孩童般的顺从没有限度，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这种束缚人的理智、才干和情感的做法势必削弱整个国家的实力”，使他们的民族“一直停留在幼儿期”。［3］( P91)所以“几千年来，他们始终停滞不前”［3］( P89)。继赫尔德之后，黑格尔也指出： 中国“基于家长制的原则，臣民都被当作未成年的孩子……一切要由上至下来领导和监督”［3］( P124)； “各种义务都是由下而上，却没有从上往下的”［3］( P119)； “因为缺少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的对立，所以排除了每一种变化的可能性。那种不断重复出现的、滞留的东西取代了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东西”［3］( P114)。随后，马克思在他对中、印等东方国家的分析中更指出了小农经济、家长制、宗法制与东方专制主义的关系： “正如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4］( P608)。在这种制度下，小农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 力 …… 并 从 上 面 赐 给 他 们 雨 水 和 阳光”［4］( P567)。但“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实在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 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驯服的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4］( P682)。因此马克思把旧中国称之为“停滞的社会生活”的“活的化石”。 　　到 19 世纪末，随着西方思想的传播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本土的思想家也开始对封建家长制展开猛烈的批判。谭嗣同把批判矛头指向集宗法家长制与政治家长制于一体的“三纲”，痛斥“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有如此矣”！［5］( P348)启蒙大师严复指出政治家长制之实质： “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 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而民人特奴婢易主耳！ ”［6］( P401)他比较了东西方君民之别，认为“西方之君民，真君民也，君与民皆有权者也。东方之君民，世隆则为父子，世污则为主奴”； “其君处至尊无对不诤之地，民之苦乐杀生由之”［6］( P423)。说“民之苦乐杀生由之”倒是真的，但说“世隆则为父子”则属哄骗小民的“政治童话”，因为亲情之间尚有利益与愿望之差异，何况“统治者必然处于与其所统治的人民相敌对的地位”，［7］( P1)在政权私有的历史条件下，君民、官民之间既有利益对立，又无血缘亲情，何来父子之爱？ 帝王之家父子兄弟为争权夺利尚且自相残杀，历代不计其数，奢谈“爱民如子”岂不“欺民太甚”？ 　　 　　二、家长制在现代中国的残留与影响 　　 　　民国建立后，从形式上看中国已建立共和政体，但实质上并未实现政治转型，家长制亦未被清除。袁世凯等北洋军阀本来就是封建官僚的残渣余孽，他们公然鼓吹封建文化，推行专制政治，视民主、共和为无物。其后，蒋介石比袁世凯更深谙专制政治之“三昧”，他公开推销封建的“四维八德”，叫嚷要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以忠孝为根本”。［8］( P1259)他还鼓吹什么“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在这种“党国”一体的“政治家长”的统治下，封建家长制当然未能得到真正的清算。 　　由于中国革命是在苏联影响下进行的，所以新中国建立后在治国方面几乎全盘采用斯大林模式； 而苏俄自身就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和沙皇专制传统，这种国情下产生的斯大林模式必然以高度集权为特征。这就是执政党凌驾于社会之上统管一切； 而领袖则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成为无冕帝王。私有制虽然在名义上被消灭了，无产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但实际却是“官有、官治、官享”，这既违背马克思主义，也埋下了衰败的祸患。左凤荣教授在总结苏联崩溃的原因时指出： “苏联搞了 70 多年社会主义，实在没有实现人民主权的原则。……管理人员由苏共组织部门挑选任命，还提出‘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这就使各级官员都成为“为民作主”的政治家长，而总书记则是全国全党的总家长！ “人民对国家的政策没有影响力，对苏共没有监督权，苏共变成向人民发号施令的机关、追求自身利益的代表。”［9］苏联的崩溃与苏共的蜕变显然是有直接关系的。 　　然而，斯大林模式与旧中国的政治文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契合，它使中国传统的家长制思想又在对“老大哥”的学习中找到了存在的理由。于是，斯大林模式顺利地实现了“中国化”，政治上实行苏式的高度集权，“家天下”思想以“党天下”的形式出现，“家国同构”被转化为“党国同构”，以党代政、以党代法、以党管企，用邓小平的说法就是“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1］( P142)。邓小平指出这种权力过度集中的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1］( P329)。在“8·18 讲话”中，他进一步深刻分析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几个弊端：首先是权力过分集中。即“在加强党内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变成了个人领导。”［1］( P329)这种个人专断其实就是家长制作风。“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1］( P331)上级对下级颐指气使，而下级对上级则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其次，家长制作风又导致官僚主义盛行。他列举了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如“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包袱，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1］( P327)最后，家长制又必然产生特权现象。小平同志指出： “搞特权，是封建主义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造，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1］( P332)所谓“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不正是封建家长制作风的反映吗？ 　　“8·18 讲话”至今已 30 余年了，但政治家长制的沉疴顽疾至今仍未根除。当前媒体上披露的各种社会乱象可谓铺天盖地，腐败触目惊心，其背后几乎都有权力不受制约的政治家长在暗中作祟。河南省某县落马书记承认： “在位时，我做的决定，99． 99%都不会有人反对； 我反对的，其他人也不敢赞成。”四川另一落马书记坦言： “一把手的核心权力就是对人、财、物、事的拍板权。在担任县委书记的四年间，从来没有人在我拍板时提不同意见，唱反调的更是没有”。而这些决不是个别现象，它几乎是普遍存在的政治生态。有学者指出： “一把手贪腐特征： 财务审批上，一支笔； 选人用人上，一人定； 民主集中制上，一霸主； 权力运行上，一把抓； 监督制约上，一空文； 腐败主体上，一家人；公开形象上，一假象”［10］。这个简明扼要的概括就是政治家长制的集中写照。有学者不久前指出： “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子系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制度和观念基本上仍是旧的。就像器官移植产生排异反应，新的经济与旧的制度观念之间天天发生冲突……”［11］尽管改革开放后我们批判过“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但许多所谓的“公仆”仍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人民史观，更谈不上把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转化为自己的政治实践。前些时辽宁庄河发生了“民跪官”30 分钟求官接见被市长拒绝的事件，俨然就是古代草民跪求官老爷的翻版！ 后来竟然又出了教授集体跪官的奇闻。有学者指出： “访民下跪求见官员，在现代社会根本难以想象，显示有些地方官员政治素养不够，仍然抱持高高在上的观念，无视民众诉求……”［12］。这些年来媒体所披露的贪官庸官的“雷人雷语”也反复证明了这一点。河南周口落马市长张海钦说： “一亿人的话，不顶一个官的话。在中国除了官是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政治家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