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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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水网站疑似被黑】有“中国概念股猎杀者”之称的调查公司浑水研究（Muddy Water Research）在昨日“攻击”卖空分众传媒后，网站疑似被黑客攻击，目前浑水官方网站显示“很遗憾网站被黑，我们正在加紧恢复。我们坚持认为分众传媒应该强烈卖出，祝各位感恩节快乐——浑水”。（ @罗绮梅 ） 【独家：浑水创办人回应网站被黑】对于官网“被黑”一事，浑水研究 @muddywatersre 创办人卡森-布洛克(Carson Block)独家对话新浪财经表示，“网站被黑可能跟分众传媒的报告有关，但是我不相信是分众干的，估计就是一群不怎么喜欢浑水的人干的。” 【11】小学生建议北京重组机动车限行尾号 北京一小学生经7个月的实地调查发现，尾号3和8的车辆远多于尾号4和9的数量。他建议将周一至周五的限行尾号组合，调整为1和5、2和6、3和7、4和8、9和0，这样每天限行的车辆总数约为80万辆，以实现每天限行车辆总数基本平衡。 【12】两80后用“新康泰克”提炼冰毒95克 用感冒药提炼毒品，好像只会出现在影视剧桥段里，如今却在南京真实上演了。今年6月份，两名80后男子用网上学到的制毒方法，从800多盒“新康泰克”中提炼出制毒原料，制成冰毒95克。这起江苏首例感冒药制毒案昨宣判，两嫌犯均被判刑15年。 用于提炼毒品的感冒药 【13】全国人民喝牛奶，肥东人民喝牛尿 现代牧业是国内最大的乳牛畜牧和原料奶生产商、原料奶90%以上供给蒙牛。据调查，现代牧业随意倾倒牛粪尿，造成安徽四川江苏等多地奶源地用水、环境等严重污染，甚至水稻绝收。据说，牧场其实就是“牛屎村”，骚臭萦天，是苍蝇和细菌的乐园，如此生产牛奶我们敢喝么？ 【14】因三鹿事件被免的原石家庄书记吴显国亮相河北党代会 据河北新闻网报道，中共河北省第八次党代会举行，“曾担任过省级领导职务的部分同志”列席了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因三鹿事件被免的原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名列其中。 【15】冰箱门续集：争宠篇 @马日拉 ：干嘛一定要我上传普通青年，文艺青年和臭嘴老太罗永浩关冰箱门的区别？ http://t.cn/Syy8Vv @马日拉 ：另外，虽然老罗为了进一步扩大他的“西门子维权”的行动声势想把韩寒也拉入阵营，但是恐怕要令他失望了。在与后者沟通后，获悉他新家将仍旧考虑购买西门子或者博世的冰箱。但仍旧祝老罗诸事成功，事业蒸蒸日上。关于这事就说到这了，散会。 @罗永浩可爱多 ：你问问韩寒为什么夏天都吃化了又冻、冻了又化的雪糕，他也是“关冰箱门的时候手指使劲，让人不易看出，其实力气挺大”？ @马日拉 :醒醒吧老罗，他不就是去北京办事拉不下情面匆匆来你的演讲捧个场嘛，至于把这都当真？这哥们在杭州和我打桌球还输了一辆X5一辆3系呢，改天我转送给你，给你压惊。 @rtfish ： 为什么现在脑子里一直闪现这样一个画面：马日拉嘤咛一声，扑进韩寒怀里，道：死鬼，你跟那个罗永浩到底怎么回事？韩寒揉揉马委屈的脑袋：五分钟，五分钟而已。你要是不高兴，我下次再买西门子….脑子里那个按钮坏掉了一直停不掉啊停不掉啊啊啊魂淡。 【16】新华社报道说只有400人，大家看看像多少人 （ @爆料前线 ） @逆风蝴蝶 : 难得新华社还说了呢 【17】要尊严、要身份、要公平 @何光伟1983 ：武汉800多军转干部市府门前和平请愿。11月21号上午八点多钟， #武汉# 市部分企业军转干部800多人陆续来到武汉市政府讨说法。据现场介绍， #军转干部# 排着整齐的队伍，站在市政府大门的两边，现场还拉出两道横幅：1、把中央制定的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各项政策落到实处；2、要尊严、要身份、要公平。 @于建嵘 ：我一直在呼吁，要保障复退转军人的合法权利，不要把他们当成死老虎，可没有人理睬。请看短信：于老师，我也是军转，部队正团职，迄今按科员待遇，没有公平，很屈辱。其实，很多人活着就是渴望尊严，不全是钱、权、利，但正当权益的损害无异于伤害人的尊严。忍耐都是有限度的，我忍耐了5年，是时候了。 【18】专厕 @张京秋 ：有专机，专列，专车，现在知道了还有专厕。老百姓进去嘘嘘会不会被打出来？ 【19】这孩子长大了肯定比丁俊晖厉害 @那英 ： @高晓松 收图啦！ @高晓松 : 查无此人，退回。 德艺双馨~~~ 【20】没有了卡扎菲，你们会乱的 @老榕 ：这是赛义夫被捕后不久在收容处和押他的人在一起。据路透、美联等，此时他刚起来从惊恐中有所恢复，不仅和争相与他合影留念的战士微笑，还当面说，“就在几个月内，最多一年”，没有了卡扎菲的利比亚就会分崩离析，“你们将陷入陷入内讧”。他也是在此时后不久对记者承认手指是一个月前在空袭中受伤的 赛义夫被抓获后送到收容处，已从最开始的惊恐有所恢复。他向在场人谈论自己的伤情，在战士们要求合影留念时做鬼脸，最后缓过气儿来了竟然又亮出了招牌手势(这次只挥了左手）开始“演讲”：没有了卡扎菲，你们会乱的… http://t.cn/SyfAdr @老榕 ：海牙国际刑事法庭检察总长在的黎波里表示，只要有国际法官参与其中，赛义夫和赛努西可以在利比亚接受审判。他说，我们五月份发布通缉令是因为利比亚人无法在利比亚伸张正义。现在利比亚人决定伸张正义，他们可以，我们也将提供帮助，建立相关体系。– 看来赛义夫只有再利比亚受审了 【21】蜀黍不是因为抗议被捕 @黄小邪在芝大 ：已退休的费城警长 Ray Lewis，11月17日在纽约“占领华尔街运动”中被逮捕。他抗议纽约警察对和平抗议民众的暴力行为。这张照片被《费城调查者》、《纽约时报》、Newsweek等多家报纸拒绝登载，在“非死不可”广为流传。 @段宇宏 :1、蜀黍不是因为抗议被捕，而是早已不是警察却穿着警服在现场活动被捕，合法抗议都会被捕，根本不会有占领华尔街运动。2、消息最早来自推，大量美国媒体立马跟进报道。3、蜀黍已被释放，又重回到现场，不过没穿警服了。 【22】英国“短裙男孩”获人权奖提名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13岁英国男孩克里斯今年夏天穿上短裙，抵制男生必须全年穿长裤的不合理校规。他因此获得了英国人权组织“人权青年人物”奖提名。克里斯说，获得这一提名出乎他的意料，他当初那么做只是想躲避夏天的炎热，并弥补校规中的漏洞。 【23】马英九今天看到我，立刻在我面前蹲下来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委“罕病天使”疾病基金会秘书长杨玉欣坐着轮椅会同代表晋见马英九。见到她马英九立刻蹲下来，送出慰问并与之亲切交谈。事后，接受采访的杨玉欣感动地表示，“马英九今天看到我，立刻在我面前蹲下来，这细微的动作，让我非常感动。” 【24】六度分离理论或该改改了 Facebook和米兰大学科学家的研究显示，最多通过4.74个人你就能认识他或她。六度分离理论或该改改了:“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五个。”你和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之间只隔着五个人，不管对方在哪个国家，属哪类人种，是哪种肤色。 【25】世行行长：让人均收入10倍于华的欧洲求救中国很难堪  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我觉得，要是让人均年收入在4万美元左右的欧洲，跑到人均年收入约4000美元的中国门口乞食，会是一种界于难堪与冒失之间的情景。在我努力联缀经济、权力和政治关系的这个世界里，这不是好事。 【26】专供中的特供 《新华月报》9月上半月载：近600亩的香山农场，一直为中央首长特供农产品。有一年初夏，毛泽东要吃桔子，但时间不对，老的没有，新的要等到9月才能上市，只好以罐头替代，毛很不高兴。其后，玉泉山农场为毛试种了几种他平时爱吃的反季节蔬菜和水果，如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 。（ http://t.cn/SyMxG2 ） 【27】落叶归根 河南省59岁的农民赵俊方不远千里，只身自费来到榆树市，目的只有一个――为一位一年前去世、至今尚未火化的素昧平生的死者寻找亲人，并得到他们的签字，以让这位死于异地他乡的老人早日火化，魂归故里，实现“落叶归根”。 【28】今天在身上揣了一把菜刀乘地铁回家 @prozaco ：今天在身上揣了一把菜刀乘地铁回家。不是非得揣菜刀坐地铁，是因为党不让超市卖菜刀的，咱只能从网上买，上班时候咱又不能送到家只能送到单位，我又抠门决定纵然挑战北京的公共安全也绝不能为了一把菜刀打车回家，于是我顺利的到了家，用菜刀切了肉。我只想说，地铁安检就是一泡浪费着纳税人血汗的屎！ 【29】有许多真实的话都是在笑话中讲出来的。 ——斯威夫特 http://t.cn/Sy6JtU  （ @喷嚏意图 ） @方枪枪和他的围脖 ： #微**# 西方**国家总是对我国的网络内容审查之严苛颇有微词，其中就包括我在美国的朋友D**id。对此，我的回应是：“这纯粹是*说！！！”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dapenti.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镜像： www.dapenti2.com    www.penti2.com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53703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方绍伟：林毅夫与流行的“书面文化”谬论 —-中国文化复兴的三个真假问题 作者：方绍伟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1-20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20 10:45:26 阅读量：53次 　  核心提示：林毅夫先生有关“中国文化复兴”的观点包含了中国学者对制度文化问题的一些典型的流行错误。这些错误的核心是：把中国的“书面文化”当成了中国的“现实文化”，把中国文化的“规范价值”当成了中国文化的“现实价值”。本文认为，“仁义道德”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现实价值”，“双轨道德”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现实价值”，以规范代现实的“书面思维”是中国学者的普遍思维。 　　《光明日报》2011年11月14日发表了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林毅夫先生11月4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题目叫“ 世纪中国文化能否复兴取决三个问题 ”。林毅夫从“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文化能否的三个问题： 　　“第一，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是否能支撑起经济基础，即器物层次的不断地发展、创新，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在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第三，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不断演化的过程中能否保存，并形成一个完整的器物、组织、伦理三个层次自洽的文化体系？” 　　按照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看法，林毅夫把文化划分为器物、组织及精神三个层次，认为“这三个层次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应来看，器物、生产、生活工具、生产方式是经济基础，而组织和伦理、价值是上层建筑”。 　　林毅夫进而认为：“文化复兴的概念应该与’先进文化、落后文化’及’绵延不断的文化’相对应”，“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决定的标准在于经济基础”，“文化的绵延不断则在于其核心价值的延续不断”，中华文化绵延不断“所指应为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体系。孔子称’仁者爱人’，’爱人’是’仁’的本性。冯友兰认为：’《论语》中言仁处甚多，总而言之，仁者，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礼的流露，而即本同情心以推己及人者也’。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时，死伤甚多，虽然，与死者、伤者素不相认，但见此景此情，国人内心所受煎熬就像死难者为自己亲人一样，这就是所谓的’仁’。这种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在中国数千年未变，所以，中国文化也就数千年绵延不断”。 　　林毅夫是一位有成就的制度经济学家，在若干年前中国那场关于“先发优势”与“后发优势”的学术争论中，他对制度主义的基本观念有过出色的阐发。但是，林毅夫上述有关“中国文化复兴”的观点，却不幸包含了中国学者对制度文化问题的一些典型的流行错误。这些错误的核心是：把中国的“书面文化”当成了中国的“现实文化”，把中国文化的“规范价值”当成了中国文化的“现实价值”。 　　第一，林毅夫所认同的文化概念存在严重的缺陷，这个文化观念取消了制度主义的灵魂。 　　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观侧重器物、组织及精神三个层次，这个文化观对“制度规范”的分析含糊于组织制度及精神价值之间，没有明确的“行为规则”的理念，更没有明确区分“政法规则”与“习惯规则”。 　　这个基本概念上的模糊看似无关紧要，可它却是多数中国学者不能从“行为规则”去分析中国文化的一个关键逻辑步骤，是偏向于从组织、伦理和价值去分析中国文化的片面逻辑开端。对林毅夫这样一位制度经济学家来说，不能从“行为规则”去分析中国的制度文化，意味着他并没有在方法论的意义上真正把制度主义的逻辑融化到自己的核心思维之中。由于他在分析“中国文化能否复兴的三个问题”是按照“器物-组织-精神”来展开的，“行为规则”的制度主义灵魂就必然在林毅夫的分析中彻底消失。 　　第二，从“伦理价值”而不是从“行为规则”去分析中国文化，意味着林毅夫的文化分析必定落入了以“书面文化”代替“现实文化”的流行错误。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偏向于“伦理价值”的“书面文化”当然也是“现实文化”的一部分，“仁者爱人”确实也是现实存在的一部分。可仅从“伦理价值”的“书面文化”出发，中国文化中“行为规则”意义上的“现实文化”就消失了。这样的中国文化就是从“应然文化”推导出来的“实然文化”，是“书面文化”所推导出来的“伪现实”，所谓的“礼仪之邦”就是这种“伪现实”的典型说辞。 　　我们可以从最近关于定义“北京精神”的例子中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按照官方定义，“北京精神”就是“爱国、创新、包容、厚德”。这无疑是一个催人向上的“规范定义”，是一种“应该怎么样”的“书面文化”。可问题是，这种“书面文化”根本不可能是“现实文化”的全部，甚至根本不可能是“现实文化”的大部，所以，当官方认为它诠释了当代北京“所具有的气质与灵魂”时，以“书面文化”代替“现实文化”的错误就产生了。 　　我确信，这个错误是很多中国人或很多中国学者非常愿意犯的错误，这个“北京精神”本身就是经过18个月的提炼和近300万民众的票选产生的。可“现实文化”意义上的“北京精神”却要生动得多，如“堵车，官多，沙尘，嘴贫”，“摇号买车，交通管制，雾都桑拿，食品特供”。微博上的“精神体”句式则更加鲜活，如“都市精神：限制、污染、高价、拥挤”，“股市精神：买进、下跌、套牢、割肉”，“微博精神：发布、转载、评论、删除”，“领导精神：吃、喝、嫖、赌”。书面的“北京精神”怎么会是现实的“北京精神”？ 　　我不得不说，一个有成就的制度经济学家落入这样的逻辑困境是令人难堪的。但我不认为这是中国“多了一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就少了一位制度经济学家”的问题，也不是“多了一个官员就少了一个学者”的问题。林毅夫以“书面思维”谈中国文化，可他却偏偏没有认识到，“书面思维”本身就是一种中国文化。“书面思维”是中国学者的普遍思维。 　　在“行为规则”的意义上，人类的文化是丰富多彩的，它至少包括五种类型，即眼中只看到敌人的“霍布斯文化”，以竞争代替战争的“洛克文化”，与朋友建立友谊同盟的“康德文化”，“亲亲相隐”的“孔丘文化”以及“外部性使本利不对称”的“哈丁文化”。 　　“亲亲相隐”的“孔丘文化”是中国的主流文化，是一种压倒其他四种文化形态的“国民性”。但“孔丘文化”却不仅仅是林毅夫所定义的“合礼流露”和“推己及人”。在我看来，“孔丘文化”的最突出特征是“双轨道德”，即“圈内道德”与“圈外道德”分离以及“书面道德”对“现实道德”的粉饰。“圈内道德”与“圈外道德”的分离导致了中国人的“亲情”与“恶德”，而用“书面道德”粉饰“现实道德”则导致了中国人的“礼治”与“伪德”。 　　第三，从“伦理价值”而不是从“行为规则”去分析中国文化，意味着林毅夫在讨论“伦理价值是否能支撑起经济基础”时，必定落入了以“技术分析”代替“制度分析”的另一个流行错误。实际上，林毅夫关于“伦理价值是否能支撑起经济基础”的讨论，已经完全抛开了伦理价值问题，他所关注的变成了“以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创新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最好的途径”，制度创新的话题已经完全消失。在这里，林毅夫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制度经济学家；更直截了当地说，政治价值和“规范冲动”已经压倒了他的学术逻辑。 　　第四，从“伦理价值”而不是从“行为规则”去分析中国文化，意味着林毅夫在讨论“仁治组织是否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时，必定落入了以“兼容市场”代替“政治压制”的逻辑错误。 　　林毅夫说：“中国的文化体系能否和市场经济兼容？这一点应该毫无疑问，因为当西方还是封建农奴社会的时候，中国就已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与西方文化比较起来，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强调’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与西方君权神授的思想不同，人民的利益是政治的目标，群众的意见是政治决策过程的依据，有这种政治理念包含在中国儒家文化内，作为组织层次的文化应该有能力随着经济基础的不断提升，进行必要的调整”。 　　我不否认中国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兼容，但中国的问题不是兼容的问题，而是这种兼容为什么没有使中国走上近代化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君权的“政治压制”问题，是林毅夫这样的学者走上“君为轻”的“政治愿望”分析的问题。有人批评我不应该在文化的问题上“骂祖宗”，可每当我看到类似林毅夫的这种“政治愿望”分析时，我不得不认为这就是“儒家”最糟粕的“书面道德”的学术传统。我这种不涉及“价值主张”的最低限度的“价值判断”也是一种“冷酷实证”。 　　第五，从“伦理价值”而不是从“行为规则”去分析中国文化，意味着林毅夫在讨论“核心伦理价值会不会消失”时，必定落入了以“假规范问题”代替“真道德现实”的逻辑错误。 　　“合礼流露”和“推己及人”的“核心伦理价值会不会消失”是一个典型的“假规范问题”，因为经过林毅夫从“书面道德”到“现实道德”的逻辑转换之后，儒家现实中的“双轨道德”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接近于“普世道德”的一般价值规范。即便不是如此，在全球化加速的今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知行合一”，“亲亲仁民”等等也已经普遍化了，谈论“普世道德”会不会消失显然就是一个“假规范问题”，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式的“双轨道德”的文化现实如何演变。 　　按照这个分析，林毅夫的 “中国文化能否复兴的三个问题”都不是真问题，真正的三个问题是：第一，儒家文化以“双轨道德”为核心的伦理价值是否能支撑起经济基础的不断提高？第二，在以“双轨道德”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演进？第三，以“双轨道德”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以及社会组织不断演化的过程中能否保存和自洽？ 　　是的，中国的物质文化在复兴，政治文化在复兴，与此同时，中国“双轨道德”的行为文化也在复兴。可问题是：中国“双轨道德”中“恶德”与“伪德”的复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复兴？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作者文集： 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 ）

　　在上海市杨浦区，有一个特殊的博物馆——中国烟草博物馆。通过其网站设立的虚拟展馆，亦可“身临”参观。“走进”该馆三楼的“烟草历程馆”，一座从北京拆除并原样复原的四合院门楼，格外显眼。 　　关于这座四合院门楼，中国烟草博物馆生动地解说道： 　　“它是当年为毛主席和中央首长提供特供烟的生产所在地。1964年夏，在贺龙元帅的提议下，中央办公厅决定由四川什邡烟厂为中央首长生产特供雪茄烟。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试验，厂技术科搞出了35个配方，制成样品后送北京审定。最终，大部分首长选的是13号，而毛泽东选定的是2号烟。” 　　1971年，四川什邡烟厂的4位工人奉命居家迁京，组成“特供烟生产小组”，按中央首长选定的编号，对内称“132”。当年“132”所在地的四合院门楼，如今便立于中国烟草博物馆。 　　烟酒、食品等“特供”制度，究竟如何而来，又将如何而去? 　　据2011年5月5日《南方周末》一篇关于北京海关特供蔬菜基地的报道，建国后的制度“特供”，始自一份报告。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在1960年7月30日拟订了《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在转发时将报告中的“在副食品方面给予照顾”改为了“特需供应”。 　　其实，“特供”由来已久。 　　 衣分三色 食分五等 　　提及《野百合花》，想必都不陌生。1942年3月，在延安专门从事马列著作翻译的高级知识分子王实味，在目睹了延安整风运动及当时的制度环境后，写下了这篇文章。 　　文中，王实味对延安的“等级供给制”颇有微词：“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野百合花》有文章”。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39年2月，大生产运动开展，1941 年春，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王震，奉命开进南泥湾。同年9月，从苏联回来的任弼时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按照苏联体制健全了严格的等级供给制，同时完善了机关食堂的管理制度。 　　列宁时期苏联设立的“疗养食堂”，被视作“特供”制度的最早起源。斯大林时期扩展建立的“特供商店”，商品丰富、价格低廉，以稳定干部队伍。 　　至1942年，因南泥湾开垦，延安的生产自给率达到61.55%，“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同年，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食堂形成《饭厅规则》，对不同职位的伙食标准作了具体地规定和说明。 　　据《南都周刊》2011年第19期《变味的机关饭》一文的资料统计，当时的延安的伙食标准按照等级制度执行，如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工作人员伙食，分为“大中小”三“灶”： 　　大灶以小米为主，普通人即可享用，规定“每人每月须吃8次肉，每次4两”、“馒头每月须吃4次”、“菜内应增加油4钱到5钱”、“米要碾细，米汤中加豆子”等。 　　中灶的饭维持同等水平，并规定每人每月3斤肉，主要由科长级别干部或七年以上党龄者、技术工作人员享用。 　　小灶则要求米面各占一半比重，注意饭菜的调剂等，仅面向部长级别及以上的干部或十年以上党龄者。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王实味吃的便是“小灶”，而他并不满这种“特供”制度，于是便写了《野百合花》一文，“衣分三色、食分九等”之语，代表着其强烈情感。 　　信力建在《从供给制看所谓“财产公有化”》一文中，记录了当时除伙食标准外的“津贴”差异，按照当时规定，“中央委员以上的党政领导人，每人每月享受5元的津贴，各厅、处、院及师团级干部每月津贴3元，以下依级别递减，最少的为1.5元，最高和最低之间相差3倍多。” 　　到1940年，任弼时又对“津贴”制度做出重大调整，如政治局委员以上级别者可以享受高出原定最高津贴一倍以上的津贴待遇，即每月可以得到津贴10元。 　　香山农场 　　建国后不久，在历来被称为“皇家禁地”的北京玉泉山附近，一座归属于中央警卫局管理的农场——“香山农场”建成，产品专供副总理以上中央领导和部分老中央委员。 　　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人员，历任服务科招待员、办事员、总特灶伙食组组长等职的张宝昌，在2011年一期《文史参考》上，发表了一篇记录香山农场历史的文章，并称香山农场“开启了新中国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农产品特供制度。” 　　供给制年代，香山农场主要人物是保证首长的饮食供给，“除了保证‘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需要外，其他首长只能按照‘先来后到’、多则多给，少则少供等办法来解决。” 　　进入薪给制年代，香山农场则以“真材实料”和“物美价廉”，来保证“(首长)夫人们为了有计划地安排好生活，都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农产品”的要求。 　　农忙时节，因农场在编人员缺乏，需从其他科室抽调干部前去支援。后刘少奇、陈云又特别指出当时许多“三门出身”(家门、学校门、机关门)的年轻干部过于“官气”，生活过于安逸，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原则”，即中央干部每年需在香山农场劳动20天。 　　由于香山农场的特殊性，其规模也不断扩大，并在部队介入下，组建了更大的生产班子——“玉泉山农场”。除了稻子和蔬菜外，玉泉山农场还开垦了山坡荒地，栽种果树。并按照三个级别区别果品。 　　据张宝昌在文章中的清晰回忆，以苹果为例：一级最好，专供首长，市场价每斤两角五分;二级次之，供机关幼儿园，每斤一角五分;三级最差，供机关工作人员，(包括首长子女)每斤一角左右。 　　此外，香山农场还负责“少数首长在饮食方面的特殊需要”。如玉泉山农场还专为毛主席试种了几样平时他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像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 　　这种特殊需要的特殊对待，被称为“专供中的特供”。 　　1956年后，当年隶属中央警卫局，担负特殊供应任务的香山农场，按政策改变划归北京市统一管理。张宝昌称：“尔后，中南海首长各家和总特灶的基本副食需要，就由北京巨山农场提供。” 　　2011年，相关媒体报道称，据知情人士透露，巨山农场为国家高级官员的瓜果蔬菜主要供应地。 　　CCN记者查阅了巨山农场的介绍得知： 　　“北京市巨山农场隶属于北京三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首都环境保护区的西山脚下……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无公害污染，经农业部和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对农场生态环境监测，农场水质、大气、土壤的质量均达到国家规定的优级标准。” 　　34号供应部 　　1956年6月1日，地处北京东华门大街34号的“北京食品供应处”正式营业。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被习惯称为“34号供应部”的食品供应机构，是一个正处级单位，也是如今由“第二商业局”股份改造成立的“北京二商集团”之前身。 　　如果说香山农场“开启了为中国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农产品特供制度”，那么34号供应部，则是这个制度机构体系化、任务政治化的肇始。 　　1950年底，公安部成立八局五处，即食品保卫处，下设四科一室，负责为涉外及中央首长的食品特供任务;1953年该处取消后，特供任务于1956年正式移交北京市，34号供应部，便以北京市第三商业局特供站与北京饭店供应科为基础组建起来。 　　通过第二商业局退休干部高智勇，在媒体相关采访中的回忆，及2007年第八期《炎黄春秋》上发表的《北京市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一文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特供”制度的“特别”之处，和对负责、参与“特供”事务人员要求的严格程度。 　　“特供”之“特”，在于三个方面，即安全第一，高质量、高水准第二，方便第三。 　　特供食品，要做到“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五个保证’，一丝不苟、绝不松懈、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所以其“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皆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进行。” 　　负责“特供”业务干部与职工，由商业局亲自选调，而保卫干部与化验人员，必须经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政治态度、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等，都是重点审查的因素。 　　同时，他们不仅要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与组织纪律，还被要求深入研究服务对象，特别是“特需”对象的需求喜好，以便工作中落实。 　　1959年至1961年，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同时也是特供制度高度发展的时期。 　　对享受“特供”待遇的干部，因权位高低和官职大小而制定标准。如“四副双高”(人 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与最高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的标准是“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应之外，每户每天再供应鲜肉1斤，每月供给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食油、果蔬等适量。” 　　而正、副部长一级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鲜菜、果蔬不等。” 　　在困难时期，执行特供任务的34号供应部，能做到特供保证，实属“不易”。凤凰卫视2009年一期《腾飞中国》节目的相关报道称，由于商品匮乏、食物短缺，中央令全国各地以“政治大局”为重，压缩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以赴要支援北京。 　　此外，34号供应部管辖的专用生产基地，如屠宰厂、肉食加工厂、糕点加工厂、熟食制作车间、检测化验室等，均配备当时最先进的设施，“甚至连猪舍、养牛场都是聘请苏联专家设计和建筑的”。 　　132小组 　　“132”，即文首提及的，1971年至1976年，专为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生产特供烟的“特供烟生产小组”。在上海烟草集团北京卷烟厂网站——“中南海在线”的企业事记事里，有一句话的历史记录如下： 　　“1971年，北京卷烟厂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任务：在中南海对面南长安街80号一座四合院内成立‘132’车间，专为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生产特供烟。” 　　四川什邡是历史悠久的晒烟之乡。早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什邡烟厂就给贺龙元帅卷制雪茄烟。而关于“132”历史的细节，多数流传的故事和媒体的报道，都是来自于当年什邡烟厂的一位132小组制烟老人范国荣的回忆。 　　1964年秋，范国荣等四人接到厂书记通知，要求他们带上上最好的烟叶和洗漱用品，不用带铺盖卷，去成都去完成“政治任务”。这四人政治合格、技术过硬、经验丰富。 　　在成都的罗锅巷烟麻局，他们“造”了四个月的烟，每天工作8小时，每人每天要生产烟100-200支。范国荣后来才知，这是专门为毛主席造雪茄。“主席试过之后感觉不错。我们从成都返回到厂里开始给主席制作雪茄。” 　　接到任务之后的什邡卷烟厂，一共研制出了35个配方，在样品试制成功之后，送交北京。其中的1、2、13、33号成为选定产品，大部分首长选的是13号烟，贺龙选定的是33号，毛主席选定的则是2号。 　　“制作技术要求特别严格，首先要选上好的烟叶，先进行粗加工，去烟梗;为了增加湿度，要拿越南桂皮、曲酒蒸;然后用特级花茶漂，这个环节中具体操作要根据烟味的不同而变化。之后是晾晒、卷制，最后放在烘箱里烘干，10支一包装进烟盒，要派专人送上去。” 　　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范国荣“神采飞扬”地回忆道。 　　当时给中央领导造烟的任务，让什邡烟厂和范国荣等感到十分骄傲。他们在存放特制烟的屋子周围，拉起了铁丝网，将特制烟放在上锁的大铁柜子里的上锁的小柜子里。逢年过节的放假时间里，屋子的门窗上都要贴上封条。 　　据中国烟草博物馆对这段历史的介绍，为保证中央首长的“生命安全”，1971年(当年发生了“九•一三”事件)，范国荣等什邡烟厂的四名工人，迁往北京专门制造特供烟，成立特供烟生产小组，按多数首长和毛泽东选定的产品编号，被称作“132小组”。 　　“132小组”的工作由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生产地点设在南长街80号，墙上拉着电网，门口有士兵站岗，对面就是门牌号为81号的中南海。 　　从此直到1976年，这个为专为中央首长制作特供烟的小组，由什邡严格提供上好的生产原料，细活精工，每个月生产15到20条烟。 　　如今，什邡烟厂还珍藏着一幅毛泽东吸烟时的照片，桌上有一个白皮烟盒，上面标有“2号”字样。 　　时至今日，“特供”，可谓“深入人心”。一面是因食品安全等问题引发的对“特供”的批判，一面是因权力观念等渗透导致的对“特供”的追捧。(如对标有“国宴专用”、“人民大会堂特供”等商品的青睐) 　　记者在一家五星评价的淘宝酒类专营店看到，价格不菲的“特供”酒备受欢迎。便留言卖家询问近期销售最多的五粮液“1995特供酒”，为何如此热销，有何特别之处? 　　卖家回复很简单：“亲!看清楚了!特供!” 　 　李逊达点评 　　过去，一方面对人民宣传平等，另一方面却又在处处设置等级制。我不懂平等和等级制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最初闹革命时，没有等级观念，并不是没有等级思想，而是没有搞等级的条件，只好伪装一套平等思想到处宣传，目的就是为了吸引穷人加入到他们的革命队伍中去。当有了人，打了胜仗，占据了一些地方，有了物质条件，就不可能上下再享受同等待遇了，否则就留不住人。为此，必然在分配上大搞等级差距，于是就有了批判绝对平均主义的一套伪理论，为以后搞特供制造舆论。这是历来统治阶级所贯用的一套骗人的手段，只不过到了红色统治者的手里，有了权力，把特权、特供搞得更加神秘化，更具虚伪欺骗性罢了。 　　记得六十年代中央轰轰烈烈地搞了个九评苏共，一面大批特批苏修，还出了一本书《苏联真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内容无非是揭露苏修头目都在搞腐败搞特供，享受西方的生活方式，另一面对国内人民大搞封锁，关起门来自己搞腐败，让人民受穷饿死。 　　从现在揭开的史料和档案来看，无不暴露出最高层享受特供的真实情况，当时人民大众是不可能知道的，直到现在，特权思想下，以党和国家的名义，仍在全国各地暗中搞特供，从吃喝、住、行、医、玩、乐等等，都和人民大众保持着极大的差距，而这些都是在不搞绝对平均主义的理论下，搞他们所谓的假平等、真专制，如此虚伪、伪善的一套丑恶本质，早已被觉悟者彻底揭露，无法再掩盖得了，于是只得用拖延方式和反腐败的压力搞周旋，特别是在领导个人财产应该公开、公示的呼声下，自上而下玩起了躲猫猫，让世界人民都感到中国的人民公仆只要一张脸面，却不要一点廉耻。 　　当你看清楚了特供，你就明白他们为何要特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