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供

杜君立：身体政治史 进入专题 ： 政治史 权利 国家主义 堕胎    ● 杜君立 （ 进入专栏 ）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卢梭 　　 　　帕斯卡尔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这“芦苇”就是人的身体。人因为思想而强大，也因为身体而脆弱。“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对于人类而言，身体是精神的容器。人类的历史也是身体的历史。作为一种政治动物，人的身体无法摆脱政治化的命运。所谓历史，其实就是一个个血肉鲜活的身体与政治的斗争。穿越历史的尘埃，我们可以感觉到的常常只有身体本身。 　　马克思曾经说，身体的需要激发了革命。从身体去理解政治、国家和权力是非常贴切的，因为身体始终是社会力量的心脏，而政治是由人的身体组成的。作为社会繁衍和文化表达的主要载体，所谓启蒙，其实就是身体权利的觉醒；所谓现代，就是身体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所谓国家，就是权力对身体的霸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历史也就是身体政治史。 　　 　　 一 身体的权利 　　 　　1649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断头台，英国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这一年，思想家霍布斯发表了《利维坦》，他将国家比喻为一个吞噬一切的巨兽“利维坦”。《利维坦》的诞生宣告国家主义时代的来临。一个世纪之后，思想家卢梭发表了《社会契约论》，他指出，政府的一切权力均来自公民的授权。《社会契约论》宣告了一个人权时代的到来。不久之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国家美国诞生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 　　从18世纪开始，人类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这就是现代。 　　在风云激荡的18世纪下叶，《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等政治文本的诞生，标志着人作为一种尊严动物的政治觉醒。从身体政治来说，现代就是解放，身体是政治保护的对象，权利正是对身体的自然保护。正如《独立宣言》所说：“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回顾历史，作为启蒙运动的重要遗产，身体的出生构成人权的基础，身体因此进入国家的政治叙事结构，“成为国家合法性和主权的世俗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正是将身体作为权利的基石，现代民主国家才同古代国家区分开来。身体成为民主政治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才发展出这样一套观念：私人优先于国家，个人优先于集体。 　　在古代皇权帝国，“自由的身体”是不存在，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古代政制中甚至有“乞骸骨”的说法。在古代政制中，一个人的身体和主权常常是分离的，“身不由己”。一个人的身体是否作为个人主权的载体，这是古代与现代最大的区别。可以说，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观念正是来源于身体的“天赋性”。 　　值得一提的是，权利-公民往往是一体的。如果公民身份缺失，那么权利也就荡然无存，这样的身体只有自然人和物体的意义，它本身不具备任何正当性的主权诉求。事实上，现代社会的人权悲剧和人道灾难大多是因为公民身份的褫夺——在国家暴力面前，个人只是一个个脆弱的肉体。在个别野蛮国家，一些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因为公民身份或“政治权利”被剥夺，他们沦为物体层面的“身体人”，被国家权力肆意用作人体试验或摘取器官。这些人无疑彻底丧失了他们的身体主权。 　　文革无疑是一场彻底的反人类反文明的的罪恶和浩劫。统治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下，个人财产被彻底剥夺，甚至身体也不例外。在这场惨烈的身体专制运动中，身体作为人类最后的私人财产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侮辱和摧残，不仅生者没有穿什么衣服的自由，连死者也无法保全遗体。黄梅戏演员严凤英被诬陷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和国民党潜伏特务。因为不堪凌辱，严凤英含恨自杀。当局怀疑她体内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竟然残忍剖开其腹部进行排查。 　　作为世界最大的人体器官供应国，中国进行“活体取肾”的历史或许起源于“无法无天”的文革时期，最典型如黎莲和钟海源。她们都因为言论罪被判处死刑，临死前被“活体取肾”。据说为了保证这些特供高干子弟的肾源质量，甚至连麻醉药都没有用。可怕的是，这不仅算不上孤例，而且也算不上开始，更不是结束。 　　《日内瓦公约》1977年补充条约规定，即对失去人身自由的人，无论本人同意与否，均不可对其身体肢解、进行医学或科学实验或器官移植。2005年11月，在世界卫生组织马尼拉WHO分部举行的国际会议上，中国政府官员首次承认，“中国的器官移植中的活体来源不到5%，95%以上的供体是尸体，而尸体几乎全部来自死刑犯”。 　　 　　 二 身体的沦陷 　　 　　法国哲学家福柯指出，从18世纪起，权力和政治大规模地宰制和包围着身体，身体进入了“知识控制与权力干预的领域”。国家权力以解剖政治学的方式介入身体，其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权力对单个身体的强化训练，比如思想学习和群众运动；另一种是权力对人口总体数量的控制与管理，比如种族灭绝和生育计划。 　　进入国家时代之后，无论是作为“劳动力资源”还是“生命财产”，人的身体完全被国家话语实现了“物化”和“资产化”，或者说是“去人权化”。人的身体成为国家资源或财富的一部分，而与个人主权发生强行切割；如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个人的身体承载的是国家的使命，而不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在国家语境中，每个人的身体只是一个个可以互换的、微不足道的“螺丝钉”，它唯一的价值就是用来“筑成”国家的“血肉长城”。身体作为个体体验不仅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不存在的。 　　在佛教传统中，沉重的肉身被视为“臭皮囊”，“无我”才是一个修行者的最高追求。从某种程度上，共产主义与佛教颇有相似之处。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反人性的乌托邦试验，提出了“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概念，在取消财产私有性的同时，也彻底抹杀了身体的天赋私有属性。因为身体主权的丧失，个体的人失去了保卫尊严和真理的最后屏障，绝望的自杀与麻木的苟活成为共产主义体制下最普遍的生存状态。 　　从20世纪开始，利维坦超越一切地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上帝”。在这个机器统治人类的群氓时代，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成为卑微人类的救命稻草。福特用生产线最早实现了人类的“群众化”，即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个性差别；人如同零件一样被标准化和同质化，从而可以互换。这种“工业人”完成了身体与思想的分离，无用和有害的思想被剔除，只剩下身体的价值被充分利用起来。 　　希特勒比福特走得更远。希特勒说：“和国家的存在相比，个人是无足轻重的。”生活在纳粹体制下的人们被灌输“国家利益至上”，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渺小到失去个人意志和权利，而只能从强大的国家机器中获得安全感和存在感。每个人首先不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良知有尊严的独立的人，而是作为国家这个利维坦的一个分子和细胞而存在。人作为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与螺丝钉，只能“身不由己”地随着整个机器的转动而运转。这种国家机器对个人和社会严密控制，被福柯描述为“圆形的监狱”；在这个监狱中，每个人既是囚犯也是狱卒。 　　在《美丽新世界》中，赫胥黎为人们设计了一个身体的乌托邦：身体一方面是生产的机器，另一方面是享乐的机器。前者是一个失去人性的机器世界，后者则是一个失去自我的感官世界。所有的人类都变成了工业化的批量生产，这些人类像蚂蚁一样被分为不同的社会等级和功能，少数的高等人负责管理和技术，多数的低等人成为没有任何区别的流水线工人。因为所有的人类都来自工业化大批量生产，家庭失去存在的理由，父亲母亲成为猥亵的名词。人们除过吃饭就是工作。国家的口号是和谐稳定，国家的美德是热爱劳动。在这个国家主义的美丽新世界，人类只具有身体上意义，身体之外的思想、感情、意志、认知都被彻底铲除。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完美的公司化的国家，却是人类的地狱。 　　从某种意义上，现代克隆技术完全实现了对身体的工业化创造，而去除了人的思想和情感，从而实现了权力对人的最大理想。在电影《云图》中，“美丽新世界”在2144年的韩国已经变成现实。在这个未来世界中，国家采用克隆技术对人类实现大批量生产，这些后现代人除过工作、进食就是睡觉，一切都有严密的监控和设置，就连死亡后的尸体也被充分利用——制成各种食物。每天凌晨4点，这些新人类就被自动释放的激素唤醒，用一分钟穿过卫生间，穿上制服，列队进入餐厅开始工作：操作收款机、迎接顾客、端盘送饭、擦拭桌椅、清理垃圾。19个小时后，她们吸食一盒用人体制成的食物，然后回到睡眠箱。如此周而复始，为国家创造源源不断的财富。 　　 　　 三 身体的征服 　　 　　如果说18世纪是启蒙时代，那么20世纪可以称之为反启蒙时代，或者说是乌托邦时代。极权主义成为一些政治狂人心目中最完美的国家形式。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汉娜·阿伦特对苏联帝国和纳粹第三帝国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剖析。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里指出：“极权主义统治的本质，而且恐怕所有的官僚制度的性质是把人变成官吏，变成行政体制中间的一只单纯齿轮，这种变化叫做非人类化。” 　　1918年，苏维埃政权刚刚成立，莫斯科一家布厂的老板赫瓦多夫贴出一份告示——《俄罗斯处女和妻子公有化令》。在这份告示中，起草者赫瓦多夫以政府名义宣布：所有人类优秀因子都被保留在资产阶级腐败的躯体内，而这违反了人类繁衍的准则。基于此，从1918年5月1日开始，所有17至32岁的女性都将不再拥有对自己的所有权而将成为“公有品”。 　　根据告示，工人或社员们只要持有工厂工会开具的证明或地方委员会开具的《无产者家庭证明》，就有权“享有”一个女人，每周3次，每次3小时。女性“公有化”之前的“原配”丈夫拥有“优先权”。另外，每个行使了自己“享受”权利的工人或社员，要缴纳自己10%的工资给“人民繁育”委员会，用于解决妇女们的生活补贴和妊娠费用，以及这些没有父亲的新生儿的成长花销。 　　作为新政府工作的积极参与者，赫瓦多夫其实已经将告示的部分内容变成现实。告示在社会上引发轩然大波，赫瓦多夫随即遭到法院的调查和审判，而审判又引起了更大的争论。这已经不再是法律问题，而变成了政治问题。 　　按照共产主义理论，社会由无产阶级构成，不仅财产公有，而且家庭必将消亡。共产主义制度要消灭私有制，而婚姻和家庭就是私有制的产物，所以要取消婚姻和家庭。事实上，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以后，苏维埃政权确实取消了俄罗斯传统的结婚礼仪。直到二战之后，结婚习俗和家庭传统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权力从根本上说来源于暴力，就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对一个专制国家来说，“强奸民意”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模式，而且是一种社会现实。在国家的名义下，征服首先从身体开始。 　　在1918年的十月政变成功后，列宁成为苏维埃新政府的元首。当时有一支红军在攻陷一座城市后按兵不动，列宁去电询问，军官的回答是：这座城市妓女很多，士兵都嫖娼去了。列宁对指挥官下了一道命令：“把妓女统统杀掉！”从1945至1946年，作为征服者的苏联红军强奸了近两百万德国妇女，这种暴行同时也在中国东北发生。 　　据说成吉思汗有句名言：“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杀死敌人，抢夺他们的土地和财富，奸淫他们的妻女。”如果说战争要征服的是土地（领土），那么身体也常常被视为土地的延伸，针对妇女的强暴与对平民的杀戮，就这样成为征服战争的主要特征。这样的历史悲剧罄竹难书，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南京大屠杀。 　　 　　 四 “希特勒婴儿” 　　 　　从某种意义上，希特勒是斯大林的学生，至少希特勒从斯大林那里学会了大规模消灭身体的“集中营”。从古拉格到奥斯维辛，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没有什么两样。 　　为了落实消灭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纳粹德国共计修建了1000多座这种“生产死亡的工厂”，其中最大的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奥斯维辛总共建有4个毒气浴室和焚尸炉，一次可以消灭12000人。身体在这里得到充分“利用”：一些人被用作活体试验；一些死者的皮肤被制成灯罩，头发被织成地毯，脂肪被做成香皂……数年时间，数百万人在这里被完成身体消灭。为了更加“人道”和高效，纳粹普遍采用了毒气技术——氰化氢的比子弹的生产成本要低得多。 　　在为犹太人建造地狱的同时，纳粹也为日耳曼人营造了一个“天堂”。(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杜君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史 权利 国家主义 堕胎   

黄河浮尸与人的尊严 徐 贲   据报道，“黄河兰州段浮尸万具无人管理”的网络谣言曾引起兰州市民及下游群众恐慌。为了更好地处理黄河浮尸，兰州市有关县区将组建专业打捞队，负责辖区内黄河浮尸打捞处理工作。令人毛骨悚然的“浮尸万具”不是一下子发生的，是在过去 50 年里累积的数字（不是尸体），可见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而没有得到重视。今天，有关单位关注的只是浮尸是否影响了黄河水质，而不是这么多的浮尸曾经是哪些活人，活人又为什么成了黄河上的浮尸。 《 论语 • 乡党》说， “ 厩焚，子退朝，曰： ‘ 伤人乎？ ’ 不问马。 ” 孔子在马厩失火后先问伤人乎而不问伤马乎，一般认为是因为孔子更重视人的价值。对照起今天某些领导和一些媒体的问水不问人，难免令人有今不如昔的感叹。然而，光有这样的感叹是不够的，如果我们觉得人很重要，那么需要叩问的是，为什么应该无条件地把人放在财物或其他一切人之外的东西之上 ? 现代伦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因为人有人的尊严（ human dignity ）。孔子的确是关心人胜过关心马，但他那个时代毕竟还没有关于人的尊严的观念。 伦理哲学家马格利特（ Avishai Margalit ）把尊严界定为一种对人的“道义上的尊重”（ moral respect ）。这种尊重可以用“贵族的尊重”来类比，“贵族的尊重是因为你是谁，而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你是谁则取决于你的家庭关系。就每个人而言，他的家庭可以说就是人类”。在这两个意思上，尊严都是一种“荣誉”， 但是，贵族的荣誉是等级的，是因为他有“不凡”的门庭和社会地位，而普通人的荣誉则是道义性的，因为无论一个人多么平凡，他都具有人的荣誉。马格利特还指出，社会的荣誉可以有纵的和横的两个维度，“比你等级高的人享有纵的荣誉，与你平等的人则享有横的荣誉”。在自由、平等的社会里，“道义的荣誉只有一个维度，那就是横的，这种尊重遍及所有的人，……连人的尸体也应该受到尊重。死者的尸体，就算是敌人的尸体，也不是动物的尸骸，也应该予以区别对待，这种区别对待便是尊重”。 就在“黄河浮尸”报道的同一天，美国也有一则报道，纽约市的一个离十年前 911 事件现场不远的地方，施工人员在两幢楼房间的狭窄夹弄里发现了一个波音飞机的起落架，这是当年袭击世贸中心大楼的飞机部件。但是，有关人员和新闻报道更关心的是会不会有遇难者的部分遗骸落在了那个夹弄里。如果有的话，那么查明是哪位或哪些死者的遗骸便是整个社会的一件义不容辞的事情。 维护人的尊严是就每一个具体的人而言的，因此，人的尊严与人们有时候笼统而言的一些“尊严”，如国家、集体、职业、机构等等的“尊严”是不同的。无视人的尊严往往正是以那些集体的名义进行的。尊重逝者的遗体，查清他们的身份，对遗体妥善安葬，这只是维护人的尊严的一个方面，而维护每个活着的人的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则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当人们不能讲真话表达自己的正当要求时，当农民工辛苦劳作而拿不到报酬时，当有人在高房价压力下不得不蜗居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时，当人民的食品安全没有保障而高高在上者却有“特供”可以享受时，他们都失去了人的尊严。 尊严是一个陈述人的价值的概念，英语中的尊严是从拉丁字 dignitas 来的，原指尊重和身份，“人”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尊重的身份。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皮科 · 德拉 · 米兰多拉（ 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 － 1494 ）在《论人的尊严》（ 1487 ）中首先阐述了人的尊严。然而，一直要到 20 世纪 50 年代，在有了《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后，人的尊严才与人的权利和正义联系起来。 《联合国宪章》在“序言”中说，“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必须）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三年后，《世界人权宣言》在“序言”里更加清楚地说，订立这个文件的前提之一便是“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并将之作为“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在具体条文中，《人权宣言》“重申（人类）对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和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的信念”，“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 联合国这两份文件所述及的人的尊严在后来的许多国际文件中不断得到重申，如 1966 年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 1976 年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又称 “A 公约 ” ）， 1984 年的《禁止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1989 年的《儿童权利公约》。《联合国宪章》所说的“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也在后来的许多国际文件中一再重申，如 1965 年的《关于在青年中促进和平以及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宣言》， 1969 年的《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 ,1971 年的《智障人士权利宣言》，等等。 人的尊严、人权和正义是联系在一起的，对它们之间的关系，政治学家朱克特（ Michael Zuckert ）解释道，“有尊严”和“平等和不移的权利”一起作为“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处于同一个层次上，正义从属于这个层次，并由此推导而出的，正义以权利和尊严为基础，而尊严则是基础的基础。 在人的尊严得不到承认或不受重视的国家里，个体的公民不可能真正拥有政治和社会的自由权利，整个社会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正义和公正。黄河上漂浮的看起来是死人的尸体，但却也是被几乎整个中国社会丢弃的人的尊严的一具废弃皮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