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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口容纳极限有多大？在常住人口已经冲破2000万的今天，“逃离”越来越像“狼来了”的故事，用来吓唬人都不管用了。 　　西起建国门，东至大望路，百子湾路以北，光华路以南，以国贸为中心的这个方块形区域，集中了北京很多最有身份的现代建筑。 　　这里新房售价已达七八万一平方米。在CBD上班的北京白领，在单位附近租一套像样的房子都已不可能。 　　一间正规的单间，月租金就已达3000元人民币。光华路与大望路交叉口的一个小区（准确说，根本没有小区，是一栋孤耸在路边的住宅楼），有一户出租房，两室一厅，而厅的部分被隔成了四个房间。未打隔断的两个房间，主卧2600，朝北的次卧2400；最小的一间，不超过5平米，一张一米二的床就差不多挤满了整个空间，租金1000。 　　根据各自条件、面积，有不同价格。一台空调横穿南北两屋，并留有一个A4纸大小的洞，分住两屋的人，别说隔空喊话，足不出户随时面对面交流都可以。 　　这两个隔断间用的都是推拉门，但都在关不严的情况下才能锁上，门框与门之间必须保持大拇指那么宽。 　 　中介带她看的全是隔断房。她刚到北京的时候，“还以为北京没有正儿八经的房子呢”。 　　在拼租房，特别是隔断房里住，一考验耐受力，二考验宽容度。 　　隔音问题是隔断房的拼租客最头疼的问题，只有忍。家居设计师小武说，要是有办法，谁也不会愿意住隔断间，对面大哥每夜对着手机K歌，吵得人心烦意乱。问他为什么不去劝阻一下，他说：“我也在这儿住不太长，能不妨碍别人的生活就不去妨碍了。” 　　小武今年24岁，刚从河北来到北京，稀里糊涂就住到了CBD。他的房间里挤着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床沿只容一个人坐着，再有一个人，就只能倚门站着，不然就只能爬床上去了。这间屋子没有窗户，租金850，隔壁有窗的1300。 　　晚上9点的时候，其他房间的人都还没有回来。隔壁一位中年男子在打电话，谈到“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套房子里的每个角落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同室之谊当然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关系处得怎么样，要看人，尤其在人数较多的情况下，处好并不容易。在百子湾路的一间隔断房里，住着无业的王小姐、在律所上班的杨小姐、金融哥“辉辉”、厨师小川等6个人，在这种房子里，算是住人很少的。记者进房间时，王小姐正坐在厨房的一个板凳上和“辉辉”聊天。厨房是这套房子里唯一的公共空间，而“辉辉”就住在厨房里头的小阳台上。 　　王小姐快人快语：“采访？北京的蚁族是吗？”她说自己做过很多职业，媒体、地产、公关，“你说吧，你做过的职业我肯定都做过。”而她现在却处于无业状态，也没想过上班，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就是在这个房子里“蹭吃蹭喝”的。 　　她是个自来熟，爷们儿似的天津大妞，话过三句就有朋友。文章该怎么写、采访该怎么做、中国往何处去、宗教信仰为何重要、谁是婊子、谁是婊子她娘，说得头头是道，句句在理。刚下班回来的杨小姐目睹此情此景，乐呵呵地看着记者说：“怎么样？今天出门烧高香了吧？” 　　杨小姐回来就开始做饭，王小姐和灰灰坐着等吃，不过要负责洗碗。王小姐说：“我们这儿关系都特别好。我自己是坏人，所以出门净碰见好人。”但是她也介绍说，自己是稀里糊涂地住进来的，中介带她看的全是隔断房，她刚到北京的时候，“还以为北京没有正儿八经的房子呢。” 　　 北大学生、网游公司老总、本地人……这套房子简直成了北京社会的缩影。 　　王小姐的租房经历和小武颇为相似，都是刚到北京，还没有摸到在北京租房的门道。 　　在市中心上班的北京白领，大部分已经杀出四环外，甚至五环外。住在中心地段的，很多是初出茅庐的毕业生、刚到北京的“漂客”，还有就是处理临时问题的过客，所以多是短租。 　　王先生把自己位于国贸和大望路之间的一套房子改造成三间宿舍，内设木质高低床，广告称“高端床位”，每铺850元。 　　三个房间中，一个女生宿舍，两个男生宿舍。 　　女生宿舍住了12个人，男生宿舍一个是六人间，一个是四人间，记者到时，只剩四人间的一个床位。 　　王先生说：“这是CBD，价格就这样。”他介绍说，“我这儿住的人不杂，”接着先往六人间一指，“有一个在对面上班的、一个是在这儿学习的，北大的；还有一个网游公司的老总，（工资）一个月能开一万五六。” 　　“女生宿舍，有几个肚皮舞学校的，还有几个学美容的。”王先生本人也住在房子里，占一个铺位。这套房子简直成了北京社会的缩影。 　　 IT男和摇滚青年为什么都要逃离北京？ 　　北京的人口容纳极限有多大？ 　　在常住人口已经冲破2000万的今天，“逃离”越来越像“狼来了”的故事，用来吓唬人都不管用了。与此相伴的，是那个戈多似的房价“拐点”，等得人肠子都细了。“拐了拐了”，喊了好几年，坐轮椅的都能被忽悠得跳起来了，房价还是在涨。另一方面，住宅租价也在以百分之十的速度逐年上行。 　　新“国五条”在北京落地后，政府意图通过限价令、预售证审批等渠道平抑房价，而很多楼盘的报价都高于审批标准。拿不到预售证，房子就没法卖，竟使很多区域处于缺房状态。不知这场博弈还能持续多久，但高房价、限购令、雾霾、沙尘暴、堵车，挡不住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向首都挺进。 　　因《蚁族》一书广为人知的唐家岭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已经不复存在。北京新毕业大学生的居住选择空间已越来越小，要么在学校附近租个床铺，要么就到隔断房遍地的回龙观等地住笼屋。地下室自然也是一个选择，而去年夏天暴雨造成的内涝至今仍让住地下室者心有余悸。 　　 “就像你爱上了一个人，你知道他很混蛋，但你就是爱他。” 　　北京的行业资源、文化资源、人口教育程度、首都身份、价值取向的多样性、人文气息，都足以把人留下，在北京待习惯了，回到二三线城市很快就会产生各种不适感。有那么多人整日在网上对北京大吐其槽，但大家都没走。 　　记者曾跟唱《北京，北京》的汪峰聊起过这个问题，他说，人们喜欢一个城市，不仅因为它的发达程度，还因为它够“残酷”，“就像你爱上了一个人，你知道他很混蛋，但你就是爱他。” 　　对于北京来说，更现实的问题是，拆掉城中村，这些人的临时居住问题怎么解决。把成片的低收入者驱散，消除他们作为群体性存在在地貌上的表征，绝不可能万事大吉。他们总要找个地方落脚的，是让他们住进市内的隔断房？还是赶至越来越远的外围？ 　　如果居住条件长期照此恶化下去，也许狼真的要来了。有中介公司的业务员说，今年以来，不仅国贸附近的租房客户明显减少，就连回龙观、北苑等出租房市场最旺盛的地段的客户争夺，也越来越激烈。 　　另一方面，北京的大学毕业生对于留在北京的热情也正在下降。不是因为北京的工作太难找，而是解决户口的单位越来越少。在北京，没有户口，未来的生活将注定“多难”：买房难、买车难、孩子上学难。再加上本就激烈的职场竞争和高昂的生活成本，让很多毕业生离开北京时不再那么难分难舍。 　　陈先生2007年硕士毕业后决定去珠海教书，临行前泪洒电脑桌。他对寝室的同学说：“你们都留在北京，我却走了。”他嫌自己没出息。所以两年后，他又考回北京念博士，如今再次面临毕业，拿到了湖北的一所高校的offer，已经准备赴职。他并不是不想留在北京，因为北京这边有实力的高校太难进。这次，他想得很清楚：“那边的房价不高，生活可能没那么难。” 　　各地来的摇滚乐队、流浪歌手麇集的城中村，曾经是北京最迷人的景观之一。2000年前后，盘古乐队的《圈——三部曲》中讽刺性地描写中国的摇滚乐队“只会一个劲地拱进首都”，像小猪找着母猪的乳头。 　　广西民谣歌手韦迦一直在推土机前面跑着搬家，他介绍说，从外地跑到北京的摇滚乐队已经活不下去，走得差不多了，即使已经有了一定名气的乐队也生存艰难。现在在北京搞乐队的大都是本地青年，“开着奔驰去演出，用外语唱歌”。摇滚乐在北京已经成了有钱人的游戏，这无疑将深刻地改变北京的音乐样态，而小趣味与消费主义也很可能联手围剿批判意识和实验勇气，把摇滚乐变成时代宠物，让资本和权力坐享其成。 　　外来乐手曾是北京的通俗音乐活力和多样性的源头，然而，这个源头断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北京的“生存成本”已高得吓人，与此相应，很多乐队已经在各地取得成功，而且已经将地方性策略运用得炉火纯青，开始享受全国性的声誉，比如上海的顶楼的马戏团、广东的五条人。 　　北京的发展很像毁林造田，为了多收三五斗，不惜破坏生态的多样性。而地力枯竭的时刻早晚会来，北京的“包容”和“创新”精神难保不会被坐吃山空，空惹一身奚落。到时候再用那多收的三五斗回填旧账，退耕还林，恐怕不太容易。 　 　“从全国大环境看，是IT公司到二线城市去；从北京内部看，是离开中心办公区。” 　　如果北京整个儿变成一个大房东，陷入垄断地租依赖，北京的经济活力将大打折扣。随着经济机体的硬化，创新空间也将遭受严重挤压，创新动力减小。从里一个层面看，创新型企业在生存日趋艰难的情况下也会选择出走。成本的升高促进产业升级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成本不至于将企业压垮。 　　目前，由于难以承担不断升高的成本，不少IT企业已经开始逃离北京，向成都、厦门等二线城市“转进”。去二线城市的好处有很多，房价低、政策支持，因此企业压力比在北京要小得多。点心科技的CEO张磊告诉记者，很多IT企业去二线城市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提高员工的幸福度。在二三线城市，员工的稳定性也比北京高。 　　张磊说，“员工是技术型公司的核心资产”，所以并不怕给员工涨工资。但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四十的综合运营成本，还是让人吃不消。2010年年底，点心科技从创新工场独立出来，搬进了中关村的海龙大厦。张磊介绍说，当时的中关村，还可以租到每日2—3元一平方米的办公楼，现在已经到了7—8元一平方米，一年半的时间涨价三四倍。张磊本人对这种“疯长”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张磊也考虑过将公司搬到二线城市。中关村很难再待下去了。今年年初，电信科技从中关村出走，搬到太阳宫的一栋六层小楼。然而，这一带的办公楼价格虽然比中关村低30%左右，但也不便宜。张磊总结说：“从全国大环境看，是IT公司到二线城市去；从北京内部看，是离开中心办公区。” 　　张磊说，在政策支持方面，北京并没有明显的优势，但企业发展不能总指望政策。北京的人才资源、合作资源、思想活力，二三线城市很难找到。张磊表示，如果从现在开始创业，他不会选择北京。 　　他还说，自己的很多朋友在二三线城市待了几年后，又开始返回北京。一方面是耐不住寂寞，觉得太“闲”；而更现实的原因还是北京集中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尽管争抢激烈，但比二三线城市，还是有吸引力得多。

北京—— 上周，重新组建的中国海警局正式挂牌，并立即派出了四艘印有红白蓝新标识的船只，到东海中有争议的岛屿海域巡逻。 此举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中国打算使用新的、统一的准军事船只，就这些岛屿的主权问题继续对日本施压；该问题已经令两国关系变得紧张。 当这些新指派的海警局船只上周三出现在相应海域时，中国也派出了一架涡轮式预警机，穿行于冲绳岛和宫古岛之间的国际空域；日本曾称中国飞机此前没有在这片空域出现过。日本人称，这架Y-8飞机的此次飞行是一系列挑衅行为中的最新案例，这些行为旨在迫使日本做出让步。这些争议岛屿在中国称为钓鱼岛，在日本称为尖阁列岛，目前由日本管理。 今年3月，中国宣布把四个中国海事单位合并，组成一个“超级机构”。亚太地区一直在紧张地等待着这支新力量的真正诞生，外界认为，这显示了中国海事实力的快速增长，以及中国在东海和南海捍卫主权的决心。 中日岛屿争议正处在一个高度紧张的时刻，在东海，大量中国和日本船只危险地出现在彼此身边，这向华盛顿拉起了警报：摩擦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冲突。 这样的事态升级可能会把美国拖入战斗，因为美国与日本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将迫使华盛顿捍卫日本管理的所有领土。 中国海军大校、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副所长张军社高兴地表示，在新的国家海洋局的领导下，执法机构的统一如同形成了一只“铁拳”，将取代分散在大量机构之间的无效运作。 华盛顿正密切关注着日益强大的中国海上力量。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日本、韩国和菲律宾——在领海和边界问题上，以及捕鱼权方面，都跟中国之间存在严重摩擦。菲律宾最近向受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案件的国际法庭提起了一项针对中国的仲裁申请。菲律宾认为，中国对南海的主张是非法的。 上周在北京召开的一个海上安全会议上，美国的四名退役海军将领、三名退役使馆武官， 以及一组海事专家跟中国官员会面，以讨论中国海警局实力增强带来的影响。 组建新的海警局具有“积极意义”，前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Susan L. Shirk)说。她代表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组织了这次会议。过去几年，渔业法执法机构下属的船只在南海的行为特别激进，在新的架构下，这种行为可能会受到限制，她说。 “对于中国的邻国和美国来说，这是件好事，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负责人是谁了，知道可以向谁追究责任，”谢淑丽说，“随着他们依据国际法培养起职业态度，发生事故的风险应该也会减少。” 中国海军军事专家李杰说，中国的海警船极有可能配备一些“轻武器”，比如“高压水炮和枪支”。日本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在有争议的岛屿海域巡逻时，配备的武器包括大型舰炮，类似于美国海岸警卫队的那种。 “我们应该现实一些，”谢淑丽说，“中国海警局会比照着美国、日本和韩国海岸警卫队行事，目前他们的装备都比中国海警局的火力强。” 2010年，中国推出了一个快速实施的五年期项目，计划为中国海警局建造30艘新快艇，目前这个项目正在顺利进行中，莱尔·J·戈尔茨坦(Lyle 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