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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已的选择 也许，将薄熙来事件限制于刑事范围，中国共产党认为不仅可以避免中共传统上的路线斗争问题，也可以避免暴露党内高层争权夺利的现实。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的中共政权，突破六四事件造成的国际困局之后经济获得大发展的中国，于西方受经济危机重创的时机，不仅希望通过经济增长获得政治合法性，还力求通过“中国模式”的建构和推销获得世界的倾慕。薄熙来事件所揭示的正是中共权力更替的非制度化特征，中共实际上仍然未能摆脱极权革命党权力至上的历史轨迹。这一局面，使得中共不得不作出以刑事案件处理薄熙来事件的选择。 不过，问题是，这一企图掩盖问题实质的选择，却将中共内部贪腐的一面，黑暗的一面，衣冠禽兽的一面更加凸现了出来。尽管改革开放之后有所淡化，但是直到今天，中共有史以来的权力斗争均是以路线斗争的名义展开的。毛泽东以正确路线自居，将其对手统统打为错误路线的代表，然后置于死地。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共又以错误路线的罪名将四人帮、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赶出权力中心。尽管在改革开放之后，经过八十年代思想启蒙运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难以立足，路线斗争批判运动也难以获得民众认同，但是，上述中共领导人均是背负着错误路线的十字架走下一党专制的权力场的。 失去意识形态的护身符 何谓路线斗争？路线斗争即是所谓意识形态分歧。长期以来，无论党内是否存在意识形态分歧，但以路线斗争之名掩盖权力斗争之实，可以使权力斗争获得意识形态的遮羞布，在全部传播工具均为一党控制的时代，获得意识形态的主动权，不仅获得了政治的合法性，甚至也获得了道义的护身符。然而，问题是，今天的世界与今天的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没有任何立足之地。将薄熙来事件的刑事案件性质公之于众，既是对中共意识形态崩溃事实的承认，也将社会注意力引向对国家高层人士道德人格的关注。在一个缺乏任何透明决策机制的体制下，在一个民智已开的的现代社会，在一个信息传播已将世界连成一体的时代，舆论有权质疑，薄熙来及其家人可以杀人越货，可以男盗女娼，可以无视法律，其他高层人士，是否也是他的同类？舆论长期呼吁，包括总理温家宝也多次提倡的阳光法案为何迟迟不能出台？ 对于中国的当权者说来，将薄熙来问题大事化小，即使会将党内贪腐的一面大白于天下，但仍然是最不坏的选择。这一选择可以避重就轻，可以苟且偷安，可以回避事实，可以拖延政治改革。但是，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这一选择将进一步加强在现政治体制下，中国社会缺乏价值指向，见利忘义，唯利是图，谎言肆虐，造假盛行，诚信不彰的现实。

（中央社台北30日電）英國「金融時報」今天發表文章指出，中國大陸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逃離軟禁，前往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尋求庇護事件，對包括中共權力交接等一系列問題造成影響。 文章說，事件讓中美即將進行的新一輪戰略和經濟對話蒙上陰影。這項對話預定5月3日在北京展開。 而如果陳光誠問題不解決，也可能影響伊朗、今年11月美國總統大選、中共權力交接等一系列問題。 英國廣播公司（BBC）中文網引述這篇文章報導說，對中國共產黨來說，陳光誠事件發生的時間點再糟不過。中共將於今年下半年舉行第18次全國代表大會進行權力交接，目前最需要穩定。 而且，中共才發生了1989年以來最嚴重的危機，也就是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解職並被立案調查。 文章引述人權觀察組織香港辦公室的高級亞洲研究員林偉（Nicholas Bequelin）表示，陳光誠對加快維權律師在大陸的崛起扮演核心角色。 但中國政府面臨比這件事引發的尷尬還要更大的問題，這就是當局「坐在一座充滿社會動盪的火山上」，如果陳光誠被釋並繼續活動，這些動盪將會更加危險。 此外，中共黨內派系鬥爭原本就很複雜，而陳光誠案也可能成為鬥爭的武器。 有分析家認為，包括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內的改革派，可以利用陳光誠逃脫指責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周永康「使中國蒙羞」。 美國中央情報局前中國分析家強生說，局勢也可能向另一個方向發展，即民族主義者在與改革派的鬥爭中占上風；「有人會表示，美國試圖從中國脆弱的政治形勢中獲得好處。」 目前有報導說，美國計劃以健康原因建議把陳光誠送往美國接受治療。 反之，如果歐巴馬政府違反陳光誠的意願，把他交給大陸當局，那麼美國總統歐巴馬將在國內面臨嚴重的反彈。1010430

艾曉明對「紅歌」的這種後現代主義的挪用手段，正與崔健戴著有五角星帽徽的帽子，唱著《新長征路上的搖滾》的表演行為如出一轍，它們應被視為一種借用對立面擁有的文化符號，通過重新編碼的再生產之後，運用到與權力進行鬥爭之戰場上去的文化策略。 文/徐旭 與 我們通常所接觸過的記錄片，甚至與艾曉明本人此前的作品不同的是，《烏坎三日》（以下簡稱《烏》）的敘事構成，除了艾本人拍攝的那些人物、事情與場景，以 及被她徵用的那些影像資料之外，還有較長時段的地方大員在關於烏坎事件的會議上的錄像特寫鏡頭的鏡像。那些平時讓中國電視觀眾望而生厭的那些領導人會議鏡 頭，在《烏》中竟然變成了支撐艾曉明完成敘事的重要元素，而且更是這個三部曲之「第一天」的核心內容。如果我們跳過這一段，《烏》轉眼間就淪落為一部平庸 十足的紀錄片之作。 艾 曉明基於她所信奉與踐行的人生價值觀，將這部最新力作雕塑成了一件公共藝術品，而這件公共藝術品的寶貴價值，也正是由於作者主動「邀請」主張「一言堂」並 蠻橫地剝奪無權者發言權的「話語霸權」，來到一個虛擬的、聲音多元且豐富的民主對話場域中，並在導演的調度下「盡興發言」。如此景象，既反映出了作者的自 由、民主、公平、公正的價值理念，也反映出了她對紀錄片的美學理想之追求精神所在。 我 們可在艾曉明的這部紀錄片新作中，看到與中國官方意識形態美學趣味認定為「好」的紀錄片以外的另一片風景。這裏沒有特定的拍攝方式，也沒有被限制的拍攝對 象，更沒有「專政」的色彩，有的是自由、生動、活潑、開放、多元、龐雜、豐富、有趣的人與事，是巨大的、魅力十足的審美感知空間；而這個審美感知空間，應 是被艾曉明富有創造精神的勞動所開闢出來的結果。 胡 杰針對《烏》的結尾段落中出現的《國際歌》之背景音樂所提出的建議，我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位年輕的觀眾說「烏坎村民表現的正是『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 主』的精神。《國際歌》內涵非常複雜，其符號的意義和用途也完全不是單一的。我們不能因為統治集團的濫用就唾棄和徹底否定。唾棄和徹底否定，會抹去底層的 抗爭歷史，剝奪底層今日鬥爭可以利用的資源，也會堵塞我們自己對未來的想像。」 《烏》的結尾部分，標準中文版《國際歌》中「要為真理而鬥爭」的歌詞，變成了「要為權利而鬥爭」。據艾曉明介紹，那是烏坎青年張建興隨口唱出來的。「但是這個興口而出的誤讀，卻非常重要，因為它把抽象的社會主義理想，變成了一個具體的、可操作的目標。」艾曉明如是說。 艾 曉明在《烏》中不僅挪用了《國際歌》，而且還徵用了另一首「紅歌」——《十送紅軍》。作為背景音樂出現在《烏》的「第三天」中的《十送紅軍》，既是一種悲 情的聲音化呈現，更是作者有意製造的錯位與反諷的敘事策略。隨著鏡頭的切換，我們從由這首歌的旋律所烘托出來的神廟、敬香、叩拜、望眼欲穿似的守候在村頭 的人們等畫面上，讀出了作者寄予其間的豐富潛話語；於是，這首原本就是被「革命的文藝戰士」奉命生產出來的「江西民歌」的最初意義，經由語境轉換後，獲得 了新的符號能指。 在 我看來，艾曉明對「紅歌」的這種後現代主義的挪用手段，正與崔健戴著有五角星帽徽的帽子，唱著《新長征路上的搖滾》的表演行為如出一轍，它們應被視為一種 借用對立面擁有的文化符號，通過重新編碼的再生產之後，運用到與權力進行鬥爭之戰場上去的文化策略，倘若我們把這一修辭手法解讀為對權力的文化認同態度的 話，那就是對作者意圖的嚴重誤讀。 未 來烏坎事件必將釋放出無窮盡的意義，而當下，這些暫不為我們所知的意義，則部分埋藏在艾曉明的《烏坎三日》中。作為中國獨立紀錄片運動的踐行者，艾曉明通 過她肉眼的延伸物——鏡頭，近距離地為活在當下，以及未來的中國觀眾，記錄下了發生在中國南海之濱的那個村莊里的一個傳奇般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