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

最新一期《经济学人》杂志呼吁中国政府深化银行、金融业市场改革，鼓励竞争，减少国有银行对政府的依赖，与权贵资本主义的依存。 文章说，中国银行业过于依赖政府，虽然表面看来稳定强健，国有银行资本充足，坏账呆账程度几可忽略，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中国国有银行稳定的表象之下是近年来追逐“信贷热”造成的高风险贷款累积，盈利收挤压的前景日渐清晰；它们的存款大户正受其他金融投资产品的诱惑开始心猿意马，而贷款大户则发现债券市场颇具吸引力。 同时，文章指出，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这个“庞然大物”维持稳定的代价高昂。 通过人为压低普通存款利率来为国有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的政策实际上构成对普通储户的“残酷赋税”；四大银行的规模庞大说明中国经济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之高，而出于避险考虑宁可向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贷款，又造成生命力鲜活的民营经济“信贷饥饿”。 文章说，中国新一届领导承认旧模式的弊端，尤其是对国营部门产能过剩难咎其责，也开始谈论允许私人投资进入金融市场，并敦促银行向私营企业提供更多贷款，但这些都不够。 四条建议 文章接着列出四条建议。首先是利率逐渐市场化，以此鼓励竞争，促使国有银行提高客户服务、风险管理和信用评估质量；而允许银行提高存款利率对遏制房地产市场泡沫也有间接帮助。 其次，中国政府应该允许非银行企业参与信用卡等金融产品的经营，鼓励企业更多通过证券市场融资。 文章提到近来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值得鼓励。 第三，中国“必须将银行业与权贵资本主义切割”，而最佳途径是私有化。文章承认四大国有银行私有化改革可能会造成将来遇到金融危机时政府调控更困难，但此举将有助于将大型国企置于更严厉的市场规范之下。 最后，面对传统上主导市场的银行业的反对，政府应该从政策上鼓励竞争，允许非金融企业涉足金融服务领域，如提供理财、投资基金等金融服务，不必过分担心这些带着新的经营模式入市的新兴企业造成的冲击，如不构成系统性威胁，当局大可为之提供更宽裕、自由的空间。 文章指出，这些变革不可能一夜间实现，需要逐步推进，但略带冲击性的创新对中国的银行业和中国消费者都有好处。 （编译：郱书/责编：董乐） fullrss.net

德克萨斯州某市一小学的墙上、门上，处处都写着斯蒂芬·柯维(Stephen Covey)“七个好习惯”的标语，这个小学从开学第一天起，就试图让学生接触被中国经理人慢慢熟悉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如“积极主动”、“以终为始”、“要事优先”、“双赢思维”、“知彼解己”、“统合综效”、“不断更新”等。连学校里的道路，都分别以这七个好习惯命名。开学第一天，孩子带回来的作业，就是告知家长学习这七个好习惯是学生的任务之一。 送完孩子回到家，翻看微博，看到网上有一则关于中国减负的评论。评论者是一个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她（他）痛心疾首地表示，基础教育的扎实正是中国的长项，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长处，去效仿美国？文中对美国人数学水平之差竭尽嘲笑之能事。 这个心态，我过去也曾有过，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不能这么志满意得地判断一个教育体系的好歹。我也感到，不能到了其他国家之后，见了些世面，便感觉真理在握，可居高临下地对国内的探索和改革品头品足，似乎他们都需要我们这些出来过的人指点迷津。殊不知特定的改变，不过是身处其中的人试图回应特定的需求。比如中国现在儿童负担确实过重，你怎能用两三点钟放学的美国学生被老师“加负”的做法去比呢？脱离了这种背景的比较是毫无意义的。 教育这个问题真的很复杂，谦卑非常重要。一些号称被掌握的规律和走向，只是短期的，更多是钟摆之间的来回摆动。我的一个教授曾说过：“如果你活得够久的话，你会发现只有轮回，没有规律。”大家不过是在避免走向极端的过程中来回摇摆，寻求最佳平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情况经常会出现。就好比《生活的艺术》里，林语堂所描述的中国人的恬淡闲适，在如今浮躁的中国很难看到，倒更像是在描述很多小镇上的美国人。在特定的时期，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弊病，便有意无意朝着别一个方向去走，上山的上山，下山的下山，说不定我们会在某处相逢。美国如今增加标准化测试、增加核心课程标准(common core standards)这些做法，和中国增加素质教育给应试教育减负的做法貌似背道而驰，其实其共同之处，是大家都在寻求适当平衡。 在这样的寻找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一时间所使用的评价标准非常不同。比如被大家津津乐道的美国人不会算算术这个弱点，不仅外国人嘲笑，美国人自己也自嘲。可是大家忽略的是，他们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习当众演讲，以至于成年之后,很多美国人上了台就口若悬河。他们从小用“高效能人员的七个好习惯”之类的品格或者习惯教育来培养孩子，而同样的话题，中国三四十岁的经理们在企业管理培训的课堂上，试图用一两天的时间来学。到底谁会真正把这些好习惯根深蒂固地刻进脑子里？答案不言而喻。我们在哪方面花时间花心思，就必然在哪方面出色。问题恰恰在这里，到底应该怎样评估我们的课程设计，分辨出什么是孩子真正所需？ 如果这么思考的话，我发现一些狭隘的衡量是靠不住的。大家的长处根本都不一样。例如，美国人的阅读教学极其发达。我们两个孩子，都是在幼儿园期间，突然一下出现了“大跃进”般的进步，从刚认识几个字母，到突然会捧着书自己读了。这个飞跃是如何实现的？除了英文作为字母文字自身的优势之外，和教学心理学的应用也有关系。比如在幼儿园和一年级阶段，我孩子带回来的“作业”，上面老师只让孩子写，不去修改错误的拼写。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小孩子这时候更需要鼓励。在拼写这些方面容错，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儿童的创意和潜能。如果每写错一个字都被修理一顿，孩子的学习心理将会受到多大的打击？带着畏惧心理去识字读书，效果也大打折扣。很多孩子的厌学心理，是被老师训出来被家长骂出来的。 当我们说起美国基础教育如何烂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比较的方法本身是否存在问题？两种教育体系，衡量的东西完全都不一样。我们在讨论“基础”或曰“基本功”的时候，我们是拿自己们的长处，比如背算术口诀表的能力，去作狭隘的衡量。我们并没有对全部培养的知识、能力、态度，分门别类，逐一对照衡量，从而作出更为合理的分辨。用美国人的话来说，不能拿桔子和苹果比。 如果分项比拼的话，我发现美国人的基础教育过硬的地方真是很多。如上所述，在阅读的起点教学上，美国中小学生远超过了中国中小学生。不仅阅读上手美国更快一些，在各个年级的阅读教学上，中国小学生也严重营养不良——过于依靠教材教辅材料。在我们为要不要继续学鲁迅篇章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美国的小学生正抱着一部部的厚书（包括各种名著）在啃。学校严格要求每天晚上花20分钟读闲书，暑假期间，家长提着袋子从公共图书馆借大量图书回家给孩子看。中国小学教材内容很幼稚，小猫钓鱼之类内容不少，好像孩子心智上无法长大，以至于到了八九岁，还只能吃智力上的婴儿米粉。中国学生在应试的压力下，阅读被学校被商家被家长围剿,读书甚少，见识狭隘，让人担忧。 我经常听人（包括美国人自己）嘲笑美国人地理历史常识差。2008年，俄罗斯攻打格鲁吉亚(Georgia)的时候，美国佐治亚州（也叫Georgia）的人说：“是从佛罗里达打过来的么？”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些说法以自嘲的居多。不信你让两国孩子评价一下国际国内大事试试看？ 当然，美国学生知识上（更准确地说，是“知道”）的欠缺或许实有其事。但是这里的关键，还是教学思维大相迳庭。美国学校重视“高端思维能力”，轻视死记硬背的知识。同样学历史，美国学校会让学生去角色扮演，模拟猪湾事件中古巴和美国关键人物和部门的选择，由此顺道学到国会和总统的关系、决策的过程等。他们会让学生去“重演”当年白人在印第安人地界上跑马圈地的历史。这样的学习可能在知识点上强调得不多，但是很能锻炼孩子研究、演示等方面的能力，和不盲从权威说法的好习惯。这一切也都应该是未来工作和学习的“基本功”，千万不可轻视。而这样的作业丝毫不容易。小孩从小要学会独立做研究，或者去主动调用身边各种资源，过去常说美国中小学有多简单的说法，一点根据都没有，只不过大家各有各的难处。 回到“减负”这个话题上说，我担心我们对于“减负”的讨论，只是在原有学习项目不变的情况下，大家讨论在量上如何减轻学生的负担。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让孩子学什么，而不仅仅是学多还是学少。美国的基础教育阶段，强调的是“高端思维能力”，如问题的解决和决策、创新、批判性思维、分析、评估等，中国的基础教育阶段应该适当“增负”，给学生多一些挑战。这些方面，一样是未来需要的“基础”。一二十年后，当孩子们都走上职场、组建家庭之后，恐怕跑马圈地运动发生于哪一年，雇主不在乎，配偶也不在乎。而能否双赢沟通，能否分清优先顺序，能否站在他人角度去沟通，这是所有人都会喜欢的基本功。 南桥，曾做过多年文学翻译，现在美国高校从事课程设计工作，关注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在跨文化语境下的转换和借鉴，著有教育文集《知识不是力量》、《及格主义》等。 纽约时报中文网

近日，北京警方以涉嫌“网络造谣”、“寻衅滋事”的名义，相继拘捕了网络推手“秦火火”、《新快报》记者刘虎，并以“嫖娼”的名义拘留了微博名人薛蛮子，一场声势浩大的网络整肃运动似已拉开帷幕。虽然此举声称是为了肃清“网络谣言”、净化网络环境，但背后的用意显然是“敲山震虎”，警告热衷于“传谣”的大V们：造谣、传谣都是要受到法律惩治的！然而，看了官方新闻针对秦火火的“批判”之后，我的感觉是秦火火的言论即便真是谣言也不可怕，可怕的恰恰是动辄用国家机器惩治“谣言”的公权行使习惯。 针对秦火火的不当言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政府或名人的攻击，涉嫌侵犯他们的名誉权；一类是以不道德方式包装、炒作个别女性，并从中不当牟利。如果后一种行为侵犯了特定人的权利并触犯刑法，可以依法惩治，但是一般需要受害人自己出面起诉，而且此类官司多属于民事纠纷，无需公检直接出手，在此且不赘述。前一类言论如果伤害了特定人的名誉，一般也需要受害人自己出面；如果雷锋的名誉受到损害，那么雷锋的家人可以出来维护他的名誉，“群众举报”不是动用公权的理由。问题是秦火火所涉及的都是“名人”。虽然名人也有受法律保护的名誉，秦火火不能恶意诽谤，但是为了便于社会监督公众人物，证明诽谤的举证责任很高。在名人的名誉权和秦火火的言论自由之间，宪法的天平向后者严重倾斜。 无论是雷锋、张海迪、杨澜还是军队将领罗援、戴旭，秦火火的造谣对象显然都是名人。他说雷锋的道德楷模形象完全是由国家一手制造的，真实的雷锋生活奢侈、为人虚荣，根本不是什么道德榜样，因而被认为严重玷污了雷锋的光辉形象。他说残联主席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说罗援的哥哥罗抗在外企工作是“卖国”，说戴旭在禽流感期间发表的言论“反人类”，组织网络水军攻击《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是“狗”，并编造了“红会郭美美”事件、“温州动车事故”处理事件和“李天一事件”中的某些细节。 先说雷锋——雷锋有什么不可“玷污”的？他是一个五六十年代打造的政治形象，现在早已失去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但仍然是一些人的道德偶像。对于他们来说，尤其有必要还原一个真实的雷锋。如果崇拜了一辈子，最后发现自己的偶像原来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未免太遗憾了；与其如此，不如早点醒悟，另找其它更靠得住的精神支柱。如果秦火火编的雷锋生平是虚构，也犯不着动用国家机器；国家需要做的，至多是发布正版的雷锋生平，自然可以起到辟谣的作用。即便这件事情也大可不必国家出面，一个没有任何公权色彩的历史学者即可完成，他的说话还比政府直接发话更具公信力。 张海迪、罗援事件也同样如此。张海迪有没有日本国籍、罗援是否有哥哥在外企工作，都是可以公开验证的事实问题，自己出来澄清就完事了，没有必要搞得那么义愤填膺。张海迪是中国残联主席，具有官员身份；她是否具有外国国籍，是社会普遍关心的公共问题。如果没有，她也并非因为秦火火造谣就百口莫辩。作为公众人物，她完全可以亲自出面澄清。罗援的家族关系也是不难查清的。其实，即便他有哥哥在外企工作，难道就意味着罗援本人“卖国”吗？这种无厘头“推理”只能是“愤青”的思维方式，值得当真吗？秦火火得出罗援“卖国”这个没有事实根据的结论，只能是他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 秦火火对戴旭、胡锡进的攻击更是出于个人价值判断，而不涉及捏造事实，因而法律没有干涉余地。简单地说，他就是表达一个意思——“我不喜欢你！”。戴旭曾发微博建议，禽流感造成的损失并不比其他灾难如转基因更严重，并很有可能是美国的生物战武器。他说过此话是一个没有异议的事实，但这样的言论是否构成“反人类”，则见人见智。戴的粉丝会咒骂美国以表达对他的认同，秦火火则用“反人类”来表达对他的排斥。这种表达可能是理性温和的，也可能是尖刻粗鄙乃至不堪入耳的。骂脏话显然不可取，但并不能为法律所禁止。网上骂脏话的多了去了，法律有能力制止吗？如果法不责众的话，为什么单单惩罚秦火火呢？ 宪政常识是，人民有选择好恶的自由，也有选择表达方式的自由。如果说国家不能强迫我爱上帝，就更不能强迫我喜欢雷锋、戴旭或胡锡进。就和选择自己的婚姻一样，我有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人，而没有义务喜欢任何特定的人，并有自由以自己的方式评论我不喜欢的人。当然，我没有权利造谣，我不能捏造不存在的事实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没有诽谤任何人的自由。在任何文明社会，人的名誉是受法律保护的，雷锋死了也是有名誉的。但是为了保障公众知情权，诸如雷锋等公众人物的名誉必须在言论自由面前退让，尽管不是退让得一无所有；如果稍有失实即被当作“网络谣言”或“寻衅滋事”治罪，还有谁敢讲话？宪政国家对这个问题的普遍标准是，原告有义务证明被告具有“实际恶意”。换言之，只有证明秦火火及其团队确实明知故犯、恶意编造大量不实信息，才能依法追究其言论的责任，而信息是否属实则需要在自由举证基础上进行公开鉴定。 事实上，即便秦火火等人的言论失实，也是没有必要大动干戈的。俗话说，“谣言止于智者。”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智者，都有分辨真假的能力，但前提是具备充分信息，而只有自由言论的环境才能保障信息充分。如果张海迪没有日本国籍，罗援没有在外企工作的哥哥，他们完全可以站出来澄清真相，而以他们的话语力量，我相信多数网民会还他们清白。相反，如果一旦出现不同声音就动用国家机器使之消失，那么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真相反而不可能弄清楚了。公权力可以将任何造谣者打入大牢，却没有能力消除谣言——即便货真价实是谣言——在人们心中产生的疑惑。对于秦火火捅出的这些“篓子”，我还没有看到令人信服的回应，因而仍然心存疑惑。这种疑惑并不是一条新闻联播的声明或秦火火这个人的消失就能消除的。 这样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政府出手整治网络言论的效果总是适得其反：一个社会的言论越不自由，政府公信力越差，谣言越多。当然，更不用说这样的政府透明度低，公权滥用的机会多，其中包括封锁新闻、掩盖真相的权力，而在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不少小道“谣言”真的成了“遥远的预言”。刘虎举报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渎职，也许是无中生有、“寻衅滋事”，但是如果国家因此出手使之消声，则不仅涉嫌动用公权庇护一个潜在的渎职者，而且可能把不久前刚刚掀起的“网络反腐”扼杀在摇篮里。没有网络的监督，各类渎职者、贪腐者、滥用公权者无所顾忌、大行其道，其对社会造成的实际危害是任何“网络谣言”不能望其项背的。 还是把属于言论的还给言论吧。网络是一种新生事物，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主体正在对中国社会转型发挥越来越大的正能量；抗拒和压制是不明智的，它只能使政府进一步丧失威信，甚至为“造谣者”造势。与其如此，不如还网络自由；除非网络言论构成商业欺诈、煽动暴力等真正意义的犯罪，公权还是不要介入的好。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