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成

5月8号，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北京之春》杂志在纽约的法拉盛举办“中东和中国茉莉花革命研讨会”，谈论中国的政局走向。 图片： “中东和中国茉莉花革命研讨会”在纽约举行。 （记者紫荆提供） 研讨会由“北京之春”主编胡平主持。 与会者比较了中东革命和中国现状的不同。 律师项小吉认为，中东的革命推翻的是长期独裁的个人，并不是一个政党或制度，而中国的革命针对的是这个政党和制度。 前公安大学讲师、在纽约开业的律师高光俊说，中东的革命是自发的，不是美国策动的，证明民主是普世价值。而中共对于中国的茉莉花集会非常紧张，加强监控、扩大抓人的规模。说明中共看似强大其实内心深处相当紧张。 高光俊：“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现在不是为了什么主义，什么信仰，它是为自己的既得利益去奋斗，去维护它这个政权的。所以要想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话，我相信这个道路比中东应该是更长更远。” 政论家陈破空说，尽管中共内部出现分裂的动向，他并不寄希望于中共内部出现对局势的推动。中共内部现在是割据状态。 陈破空：“这九个政治局常委权力差不多，因此就成了各自为政。象周永康控制了政法和安全部门，他就可以大肆抓人。吴邦国控制了人大，他就强调反西化。贾庆林控制了政协，强调利益分赃。李长春控制了宣传部门，整肃、不断的整肃。而温家宝控制了国务院。” 研究军事史的专家王书君判断，人们传说的2012年世界末日，应该是专制独裁者的末日，因为中国的社会现状就象样板戏《红灯记》里面唱的： 有多少苦同胞怨声载道，铁蹄下苦挣扎仇恨难消。根据盖洛普民调，中国88%的人不满现状。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有才说：“现在当然社会自我的力量已经相当强大了，共产党现在的控制力在消失。” 与会者认为，中国的情况复杂的多，也不能指望国际社会象对北非革命那样的支持。 革命的形式不只一种，不是局限于暴力，也不能单纯依靠网络，而是与街头革命结合。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美东地委主席宋书元建议，继续推动茉莉花行动。 《女孩之声》在纽约的负责人张菁告诉记者，星期五她将前往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介绍他们的慈善项目因中共镇压茉莉花受到影响。 张菁：“我们去发辅助金，对女婴的奶粉的补助，希望他们能买一些品质好一点的奶粉，不要买那些毒奶粉，去发的时候，国安就拿着相机、拿着录影机，站在旁边全程的录影，那些受助人就觉得很紧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这个钱能不能要啊？” 对于单纯的慈善项目都不放过，张菁表示，要以该团体的遭遇在美国国会做听证。参加这次研讨会的还包括高平、李国涛、王天成、陈力群、 张健、刘路等。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去年4月在纽约成立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近期在互联网上举办了第二次会议。4月23号在纽约法拉盛向媒体宣布会议结果。 Photo: RFA 图片：新闻发布会现场 (特约记者紫荆)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王天成介绍了当初组建全国委员会的想法。 王天成：“中国民主党为了冲击党禁，为了发展一个强大的反对党，还为了在中国国内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机构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是每次都以共产党的打压而告终。考虑到在国内组建全国委员会是不现实的，所以去年召开代表大会就成立了全国委员会。” 一年来，他们为中国国内的人士提供支持，发出声音。 王天成：“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一个替代共产党的政治前景，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还是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当然还是一小步，但这是一个开始。要为国内的民主运动，民主党人提供支持、提供服务、提供援助。” 全国委员会的网上第二次会议通过一百多位代表的投票增补了执行委员。一个多月前从中国来到美国的原中国民主党上海筹委会的李国涛，增补为执行委员。 他说，中国民主党在大陆被公安列为敌对组织，无法开展工作，因此希望海外能够做大，带动发展。他希望海外民主党的许多分支能够走到一起共事。 李国涛：“最近大陆爆发了很多事情，包括上海工人的罢工和其他一些外地工人的响应。中共也应该反省了。如果它们继续坚持一党执政，继续搞一套迫害民主人士和宗教人士，迫害维权人士，继续这样迫害良心人士的话，这样下去恐怕不用很久革命就会爆发。” 他对於中共领导人能够启动民主宪政不抱幻想，而是希望各界共同努力，联合施压。 李国涛：“同时我们也不抱幻想。这么多年我们认识到，中共几十年一贯搞封建集权这样一套东西，迫害老百姓、迫害异议人士。要他主动的走向民主是不可能的。我觉得就需要国际社会对它施加压力。要么走这条路，要么它就会完蛋，被革命推翻。” 陈维健代表澳纽地区来到纽约参加会议。他说，民主运动走了二十多年，一些民运人士仍在坚持，实在可贵。 陈维健：“我看到我们全委会有很多年轻的党员参加了我们这个组织。感觉到焕发一种青春的气息。以前我们民运的一些活动啊，基本上都是头发都是花白了，年纪都是很大了，戴着老花眼镜的。这次不一样，这次我真的感觉到有一种青春的气息。” 与会人士表示，全委会的责任是为未来做准备，争取民主转型的到来。同时扩大队伍，为中国民主化之后承担责任做准备。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导。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艾未未被失踪多日下落不明 2011年4月3日，­这位享誉国际的艺术家走进首都机场后被失踪：警察将其带走，­至今下落不明。他的那些具有非凡想象力、­可以预言将载入艺术史册的作品，建筑的、摄影的、雕刻的，等等，­包括对天安门竖起的《中指》、以手掩盖私处的《挡中央》，­转瞬间似乎变成了人们心中的回忆。 他还不止是一位艺术家。自愤然辞去奥运工程“鸟巢”­艺术总监之后，艾未未便开始了公开的异议旅程：参与维权，­特别著名的如发起公民调查志愿者活动，调查512汶川大地震死难­学生的数据，截至2011年3月，先后公布了5212个遇难学生名­单； 他还是每天翻墙在推特上发言、嬉笑怒骂的网络写手，follow­ers达7万之众。 相关内容 音频：艾未未姐姐仍不知弟弟下落 大家谈中国：再见！艾未未 艾未未被捕两周家属仍不知其下落 更多相关的故事 自从2月17日茉莉花行动开始以来，许多人被抓捕、被失踪，­艾未未不是其中最早的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似乎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个。由于他是这样一位“特立独行者”，­人们当然要问：“你们为什么要带走艾未未？！” 法律程序疑点 面对在国际社会激起的轩然大波， 公安部发言人称艾未未涉嫌“经济犯罪”被调查，亲中共的香港《­文汇报》更具体指称是因为犯有“漏税”以及毁灭“漏税证据”罪。 接下来，与艾未未关系密切的志愿者文涛“被失踪”；­艾未未发课公司出纳胡明芬“被失踪”；发课公司设计师刘正刚“被失踪”，­艾未未司机张劲松“被失踪”；截至最近，­艾未未的律师刘晓原也“被失踪”了。 同时，显然是为了损害艾未未声誉的关于艾未未私生活的“爆料”、 指责其作品“淫秽”的评论也纷纷在网络和一些报纸上出现了。 迄今为止，警察没有向家属出具其被带走原因的任何书面文书，没有­办理传唤、拘留等法律手续，没有按法律要求通知家属。 疑点是明显的：如果官方有确凿、足够的证据，­为什么不堂而皇之地按法律程序将其拘留、逮捕，­而是将其带走进行“调查”？他的员工为什么也同样是“被失踪”，­而不是按法律程序传唤或拘留？ 有一种做法，是中国公安机关经常使用的，那就是先将人抓起来，­然后“审出”证据来。法律专家们将这种违背法律程序的做法称为“­以审代侦”。那么，公安机关是否在用这种方法对付艾未未呢？­我认为情况可能正是如此，他们正试图“找出”证据。 这种做法是法律所禁止的。它为警察刑讯逼供、强迫公民自证其罪、­制造冤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而在本案中，尤其严重的是，艾未未的设计师、出纳、­司机都被带走“调查”。警察有条件通过以许诺释放为交换，­威胁予以拘留、逮捕、处以重刑，或采用肉体折磨，­迫使他们做出对艾未未不利的供述，以坐实艾未未的“漏税”、“­毁灭漏税证据”罪。 那么，艾未未究竟是否真的涉嫌犯罪呢？对此人们并不知道，­而只知道他被失踪了。即使艾未未真的有“经济问题”，­考虑到艾未未的异议身份，政府显然有选择性执法的嫌疑。 长期以来，政府经常以经济或其他刑事犯罪或犯罪嫌疑，­来损害良知人士的声誉。下面我就谈两个以前的案例，­其中一个是我本人的经历。 另一位良知人士 首先要谈的许多人都熟悉的、著名维权律师郭飞雄的所谓“­非法经营罪”。1993年至2001年期间，­郭飞雄曾从事民营出版，­亦即通过购买新闻出版署批发给出版社的书号出版发行图书。 2005年，郭飞雄以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的身份，到广东­南海、佛山、番禺等地参与民间维权工作，­特别是为太史村村民罢免村主任提供法律咨询。此后，­郭飞雄又声援法轮功，并与高智晟共同发起了“接力绝食活动”。 2006年，警方翻出郭飞雄几年前从事民营出版的经历，以“­非法经营罪”将其拘捕。最终，郭飞雄被法院处以刑罚5年，­今天仍然在狱中。 郭飞雄是否真的犯有“非法经营罪”呢？他从事过民营出版，­这是事实，但是，他并没有犯罪，因为出版由国家垄断，民间、­个人不得染指，侵犯了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是违背宪法的。 我也曾涉嫌“经济犯罪”。讲述这个故事，需要将时光倒转到19年前­。那时，我是北大法律系的讲师。 我的经济犯罪 1992年7月，­一个自称来自于湖北沙市的人敲开了我在北大的宿舍的门。­他告诉我，是我的一位老师、法律系的一位著名教授介绍来的，­想报考北大法律系的研究生，希望我传授一些经验。­我和他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告诉他有哪些必读书、必读杂志、­要注意哪些学术动态。临走时，­他问我是否可以将行李暂时寄放在我的房间，我不假思索就同意了。 他一去不复返。大约1个月后，­北大保卫部一位姓孙的人敲开了我的宿舍的门。他告诉我，­在校园抓住了一位诈骗犯，供出来行李寄放在我的住处。­他询问了来龙去脉后，怪异地要求我将经过以书面方式写给他。­一个多月后，那位保卫部人员又来找过我一次，继续进行所谓“­调查”。 1992年10月30日，­也就是我预定去西德柏林自由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前一天，北大给全校­30多个系发了一份通告，说是破获了一起重大的校园诈骗案。­通告的最后一句话是：“该诈骗犯的行李放在法律系讲师王天成处”­。当天晚上7点多钟，天正要下雨，风沙飞扬，­我被一辆警车带离了北大。 抓捕我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和89民运的参与者在1991­年组建了“中国自由民主党”，从事民主运动。共有20余人——­领导人、骨干分子——被抓捕、审判。我是最后一个被抓捕的。­北大是个敏感的地方，为了掩人耳目，­警察花了更长的时间布了一个局，试图给人一个印象：­我是因为涉嫌诈骗而被捕的。 我最后被定的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和“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但是，5年后，当我刑满释放回到老家——湖南的一个小县城，­那里盛传的是我因为“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而被判刑，­消息的最初散布者是县公安局。当然，最初的消息源不是县公安局，­而可以肯定是北京。 这个故事听起来像天方夜谭。没有切身经历的人，­也许不敢相信政府会如此下作。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度：要求自由、民主、公义、­法治的人不受法律保护，他们会被以这种那种罪名或“犯罪嫌疑”­投进监狱。 艾未未或许不会有我那样“幸运”。我的最终罪名是政治性的，­他的很可能是“经济犯罪”。政府正在“找出”他的罪行，­试图使他污名化。 然而，我们迄今并不知道艾未未有什么罪。恰恰相反，更明显的是，­官员、警察已经犯了罪：从国际法看，犯的是“强迫失踪罪”；­在国内法上，则是“非法拘禁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