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联盟的力量
8月11日,由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自然之友等全国34家环保NGO发起的“IT产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第三期)”在北京发布,这已经是34家环保NGO连续第三次联盟发布IT产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 IT产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中所涉及的29家IT品牌企业有:LG公司、苹果公司、索尼、诺基亚、惠普、英国电信、阿尔卡特、三星、东芝、海尔、爱立信、新加坡电信、IBM、佳能、松下,东芝等知名企业。 较之于单个NGO的行动,NGO联盟之后的能力确实比单打独斗的NGO强,而且抵御外界压力的能力也得到显著增强,“很明显,列入名单的企业从最开始的对抗到现在的愿意对话,NGO的联盟起了很大的作用”。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 在这34家环保NGO当中,大概有10家NGO实质参与了该报告的调研,其他的NGO只是给了此项调查道义上的支持,“虽然只是道义的支持,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今后我们的联盟将迈向更为实质的合作。”马军说。 持续“联动” 其实此次环保NGO联盟行动并不是一次偶然,早在2007年的时候,环保NGO就已经开始联合倡议环境保护。 2007年3月22日,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自然之友等21家国内环保组织联合发出“绿色选择”倡议书,呼吁消费者利用手中的购买权,不消费超标排污企业的产品,压缩超标排污企业的生存空间,促使企业改进其环境行为。 当时,这21家环保组织收集到的、公开披露的污染超标排放企业已接近5000家,这些信息在“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等环保组织的网络上可以查询到。环保组织同时倡议大型零售商和大型企业,主动加强供应链环境管理,争取形成绿色供应链,主动抵制“环境不达标企业名单”上的供货商。 “这次NGO的联合行动是环保NGO组织联合起来的开始,过去的这几年,这些组织持续关注企业的环境表现,不断更新污染地图的数据库。”马军说。 马军说,在这些机构当中,有些机构参与监督企业的环境问题,而有些机构参与对企业环境问题的审核。“所有的环保NGO都参与一件事情,那就是当某一个企业的环境污染记录要从污染地图上去掉时,需要得到所有NGO的认可,企业的审核报告将发给每个机构,如果大家都没意见才能通过。”马军说,从去年开始,参与联盟的NGO从21家扩大到34家。 在今年四月中旬的时候,这34家NGO共同发起了“IT产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马军所在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一直在做污染数据平台。“由于平台在我们这边,所有在调研报告的前期,与企业的沟通都我们这边,而到了第三期,更多的机构会更实际地参与到这个活动中。”马军说。 信任是合作前提 达尔问自然求知社作为此次调研报告的发布方之一,实质参与了报告的调研。“他们具有很强的调研能力。”马军说。对于各类环境伤害事件,达尔问自然求知社会组织不同的社会力量共赴现场,进行深度调查,推进事件的解决。 在这34家机构当中,一些机构更多的参与具体的工作。各家机构都有各自的工作,都有各自的特色,一般大家尽可能发挥自己的长处,比如自然之友作为国内第一家环保组织,有很高的声望,在和企业的沟通过程中,自然之友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靠的就是他们在业界的公信力。 虽然有些机构对这个项目给予了道义上的支持,但这也很重要。”马军说,这些没有实质参与调研的机构更多地参与评价认可最后的报告审核,或者参与评价最后独立审计的结果,这个调研报告的认可过程和结果他们都是参与的。” 在2007年21家环保组织发出绿色倡议的时候,马军认识到,不论是推动消费者进行绿色选择还是推动企业去管理供应商,都是很艰巨的任务。“对于消费者,NGO需要要有动员的能力,而一家机构很难做到去动员消费者,在企业的方面,很多企业不愿意面对供应商的环境问题,这就需要NGO共同努力。”马军表示。 在具体的工作当中,经常面临来自企业的压力,而NGO共同行动就能增强NGO抵御压力的能力。马军说:“当企业通过种种关系要求删除黑名单的时候,这需要34家组织一致同意,这样一来,来自企业方面的压力就能分散一些,NGO也能承受住,而果如是单个的机构就很难承受。” 当然,34家NGO联合去做一件事情也是不容易的,协调工作就有相当的难度。“我们34家环保组织走到一起的条件就是信任,这种信任是在长期的合作互动中形成的。”马军说,“大家对某个问题一致认可,各自相互的信任,这样就比较容易达成一致,不然协调很困难。” 从发布第一期报道到现在的第三期,这34家机构当中已经有10家机构具体地参与到实际的工作当中。“将来的协调工作会比前期更复杂。”马军说,但是,马军希望这种联盟形式不但能延续下去,而且能够进一步实质化,以推动企业承担他们的环境责任。 企业从抵触到对话 一直以来,企业与NGO的关系更多的是资助者与被资助者的关系,企业资助NGO做项目,或许这个项目与企业毫不相关,最后企业将整个资助的项目写进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 但是,在马军看来,企业社会责任需要迈向更实际的方面。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如果给环境和社区带来影响,那么企业首先应该在生产经营方面降低对环境的影响,至少要做到对环境污染的控制,基于此,环保NGO开展了对企业环境表现的监督。 “这样一来,我们和企业的关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们变成独立监督的一方,我们所做的工作不再是与企业不相关的公益项目,而是与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所带来的影响直接相关。”马军表示。 如此一来,有些企业就不太适应,包括一些曾经资助过NGO的企业,就更加不适应。“这29个企业中就有这样的企业,他们的私募基金会也资助过NGO,而他们出现在污染企业名单当中时,前期他们很不适应。”马军说。“但是他们了解到情况后,也还是和NGO进行了后续的沟通,我想企业有个适应的过程。” 马军表示,企业应该明白,企业资助NGO并不意味着它就可以免于社会监督,“更重要的是,大家在相互沟通的过程中增加了解和理解,目前企业对NGO的信任程度有限,双方的信任有限,NGO和企业之间有个增加信任的过程,那么NGO的出发点他们会更加的明了,我们的出发点是纯粹的环境的出发点。” 34家NGO将有污染的企业曝光之外,NGO还重视企业对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最开始发现问题后,企业表现比较急迫,一旦了解到有解决问题的途径,企业还是愿意平复下来,沿着流程去解决这些问题。”马军说。“从一开始的不理解,到消除误解走向理解,共同推动问题解决,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 目前,与这34家NGO开展合作的企业在逐渐增加,这推动了有污染记录的企业来做出解释和说明。现在有290家的出现过环境问题的企业对他们的问题做出了解释和说明,并提出了整改的计划和行动。 马军希望“IT产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尽快有个完结篇,“如果企业都开展污染治理,建立了环保体系,和NGO的互动走向机制化,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出报告了。但是现在还得继续跟进,直到问题完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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