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衬衫

　　 　　龙应台在台北华山文创园出席文创精品颁奖典礼 　　 　　“我们过去都把民主这个东西简化了，认为只要把一个威权政府拔掉，民主的果实就能摘到手上，但其实民主是个不断发展、需要持续演习的过程。以‘权’逼人的威权政府拔掉了，有商业财团用钱来垄断；商业财团的问题若解决了，你发现媒体本身的‘正义’很有问题；媒体的问题若解决了，你发现公民团体本身非常霸道，民粹主义横行……民主其实就在于实践，实践在于细节，细节使你无所遁逃。我们需要走过这个艰难过程” 　　 　　用“立”把“破”做出来 　　 　　人物周刊：听说此次出任部长，挣扎得很厉害。 　　 　　龙应台：几乎所有台湾人都知道，现在所谓当官是一件可怕的事。我这次出来，所有的朋友都很惊讶。但我现在不能去想这个问题，否则就没法进办公室了。 　　 　　人物周刊：听说在香港跟安德烈吃告别餐，眼泪滴在牛排上。 　　 　　龙应台：人生有些决定就在一霎那，本来一咬牙一闭眼，心想，“妈的，就去做吧。”这次完全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儿子听到时，都呆了。我原以为他是担心我，担心我受折磨被伤害，没想到完全不是。这家伙的反应是：“你把整个房子留给我来善后啊？所有的活都得我来干？”我笑坏了。紧接着又想，母子俩在一个屋顶下的共同生活就要中止──在沙湾径25号，我们共度了7年的光阴，他已经26岁，这种缘分恐怕不会再有了。这一想不得了，眼泪就下来了。这两个儿子一冷一热，安德烈是表面冷的那一个，虽然平时他也不理我，各忙各的，但有时晚上在阳台上看海，端杯酒，会说说话。这方面，我不是很放得下。 　　 　　人物周刊：不少人在问：龙应台真的那么想当官吗？ 　　 　　龙应台：在台湾，当官几乎是受难的同义词了。那一刹那的念头其实也很简单：今年刚好60岁，如果再晚4年来找我，我肯定干不了。也就是说，如果人生还要再用一次大力气，这是最后一次。 　　 　　人物周刊：你是不是有儒家那种士或君子的观念？ 　　 　　龙应台：台湾70年代的大学生都有吧，包括马英九。不管价值怎么颠倒，士的那种气质和信仰是磨不掉的。不然，过这样的日子，怎么撑得下去？ 　　 　　人物周刊：你说换了位子就需要换脑袋，不怕被人抓小辫子么？ 　　 　　龙应台：如果要少惹点麻烦，我确实不该说，但这就是事实。难道现在我还能以作家的风格来处理政务么？ 　　 　　人物周刊：我理解，这个换脑袋是指思维方式要变，价值理念是不变的，对吗？ 　　 　　龙应台：对，中心价值不该变，但是你的一言一行都不能和从前一样了。换了位子，表示责任不同，责任不同，表示做事的风格、处人的态度，都必须符合那份责任之重。 　　 　　人物周刊：你认领的那套价值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这份自信你有吗？ 　　 　　龙应台：80年代在写《野火集》时，整部党政机器都在告诉我，你错了。我不言语，但我知道自己是对的。开放、自由、平等、个人的尊严、庶民的权利等等，我相信不论在哪种形态的社会里都是适用的核心价值，只是落实这些价值的路线图或许不同而已。 　　 　　人物周刊：在野批评，在朝做官，破和立之间，怎样统一？ 　　 　　龙应台：最大的考验在于，当初你在野时大力喊“破”，现在你要在权力的构架里头用“立”的方式把当初的“破”给做出来。你得实践，证明你的信仰是真诚的，证明你的理想并非空头支票，证明你有实践的能力。光有“破”的理念绝对不够。官僚体制有它特定的逻辑，你得顺着那个逻辑走，才能做事。把握权力的分际是另一个挑战，很多堕落都从无法把握这一分际开始。做官的人要慎权，对手上的权力必须有如履薄冰、如芒在背的自觉。 　　 　　人物周刊：怎样处理个人性情的部分？比方讲，文人常有的那种灵感和兴之所致？ 　　 　　龙应台：个人不得不缩小，性情不得不收敛，这又回到“不同的位子需要不同的脑袋”。当文化局长的时候，有一次我去视察一个剧院工程，刚好看到黄昏的阳光透过横七竖八的鹰架，斜斜洒在一面颓墙上，那是一排被拆一半的楼房的一部分，正要上油漆。那投影美极了，我都看呆了，回过神来马上说，不要上油漆了，快请艺术家把阳光下鹰架的影子画在墙上。我的高阶部属官员说，马上办。过了4个星期，我发现还没办，于是把承办人找来，板着脸问“为什么”。那是个大学刚毕业、十分腼腆、讲话娇滴滴的科员，她轻声说：“局长，不是您自己教我们的吗？‘公共艺术’的‘公共’，必须来自艺术家的创作，而艺术家的创作还要经过一个和市民互动，得到市民响应、接受的过程。您不是说，过程比艺术品本身还重要。那面墙，尽管只是画上一点影子，也是公共艺术的范畴，就应该经过那个创作和互动的过程。局长说画什么，就画什么上去，可能违背了公共艺术的基本精神，我觉得不太妥。”她说得那么好，我的“文人的灵感和兴之所致”马上停。现在我也时时提醒自己，把握好权力的分际。 　　 　　人物周刊：这对个人来说要求蛮高的，会不会很痛苦？ 　　 　　龙应台：蛮简单的，因为背后那个价值、原则是一致的。只是检验原先你说的、写的，和现在你做的。 　　 　　 　　不是每个知识分子都能成仕 　　 　　人物周刊：从文化局到文化部，人员从一百多到两千多，这部机器你拖得动吗？还有政党轮替带来的弊端。我留意到你说“要知道地雷在哪里”，这摸雷排雷，是不是很难？ 　　 　　龙应台：难度不在于机器的大跟小，而在于它的新跟旧。13年前草创台北文化局时，我是从零开始，它很新。第一天上班只有我一个人，我自己扫地。然后我找第一个人进来，接着第二个、第三个，慢慢才有136人。但现在创建的文化部，是把4个早就存在多年的老部会拼起来。这些部会的人有多年形成的工作习惯和理念，很可能跟一个新的文化部的核心理念有蛮大差距，所以我们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做内部的共识建立──这是件不容易的工程。目前的文化部，像个庞大的博士班，每天在研读、讨论、辩论、磋切。 　　 　　至于“地雷”，是个蛮大的压力，我也觉得自己不够好。因为政治思维、筹谋算计，本不是我擅长的。但政治里有许多是属于沟通、平衡的艺术，是不得不去做的。你必须完成那些协调、算计，才能争取到一点做事的空间。不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能成仕，因为要穿过满地荆棘，在地雷阵中跳芭蕾舞，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耐心和甘心吧。 　　 　　人物周刊：以我对官场有限的了解，一个人的上下常会带动一批人的上下，每位官员背后都有一队他的人。你现在有用旧部吗？ 　　 　　龙应台：官场自有一套规则，它有一个节节上升的谱系。跟对了一个人，也许一群人就腾达了。我当然是例外，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不是来升官的，说好当一任，就是一任。我没有仕途，所以愿意跟我的人，大概不是为了升官而来。这回有4位当年文化局的老同志归队，跟我进了文化部。他们是跟我同进退的机要，如果明天我不干了，他们明天也就打包回家。 　　 　　人物周刊：他们为什么愿意追随你？ 　　 　　龙应台：除了理念，没有别的东西。 　　 　　人物周刊：而且在文化部工作薪水也不高。听说你的收入是在大学教书的五分之一？ 　　 　　龙应台：四分之一。原来除了在大学教书，还有版税、稿费之类。 　　 　　人物周刊：现在你处于封笔状态，是特意为之么？ 　　 　　龙应台：是。因为我觉得球员不宜兼裁判。 　　 　　人物周刊：从政和写文章，哪个更能推动社会进步？ 　　 　　龙应台：写书是细水长流，从政是剑及履及。香港的社会运动家来告诉我：他之所以会参与社会运动，是因为读了我的书。也有人告诉我：他当了港府的官，在努力推动古迹保存，是因为读了我的书。小小文章，可以带出两个实践者，力量不能说不大。但从政的效果是直接的。如果我是一个艺术评论家，写一百篇文章呼吁台湾成立一个艺术银行以开拓年轻艺术家的国际市场，可能无人理睬。身为部长，只要批一个“可”字，艺术银行就成真的了。 　　 　　人物周刊：写字的人都体会过那种苦中有乐。推动一件事做成，或者令社会向前走了小小一步，有相似的快乐吗？ 　　 　　龙应台：不一样。文字写成之后，像《目送》像《大江大海》，它们永远是我的。但从政就要做好准备被彻底遗忘。13年前我在台北做的事情，譬如将很多废弃颓倒的古迹修复成原状，然后转化成美术馆、画廊、音乐厅、艺术电影院──有谁会记得？那些大小成绩，不属于我，最后总是Gone with the wind。 　　 　　人物周刊：这4年你到底能做什么，心里有谱吗？ 　　 　　龙应台：有啊，我很清楚。但现在还不能说。许多事，可做，不可说。 　　 　　不是民主错了，是知识分子的想象太浪漫 　　 　　人物周刊：我们看台湾的民主，基本上是习自西方，它真的适用于台湾吗？ 　　 　　龙应台：民主本来就不是一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钥匙。西方的民主之间，差距也非常大。在对伊拉克、对中东的问题上，美国总统嘴里说出的话，在欧洲的知识分子听来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任何地方的民主，没有一个可以脱离它的土壤。鸟衔来种子，落在不同的泥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必然不同。 　　 　　人物周刊：南橘北枳。 　　 　　龙应台：对。所以，那个“民主本来应该怎样，这一个怎么跟那一个不同”的假设，我觉得是错的。台湾的泥土跟大陆相近，所以台湾的民主实践──它做得好的，或者还比较糟糕的部分，对大陆而言，都比欧美的民主更有关切。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民主政治鼓励自下而上的力量，鼓励参与，而不是相反。比方城市中心有一块很大的废地，如果没有民主政治，那么长官说派什么用场它就派什么用场。在民主政治里头，比较可能发生的是，由城市里的人、草根，经过讨论辩论来决定这块地的用途，那会比较符合人的情感和共同记忆。在参与型的政治体制里，历史教科书里的内容也不是长官想怎样写就怎样写，不会定于一尊；想把“二二八”从民众记忆里抹去，这不行。我们付了这么多代价，就是因为民主制度有这些好处。 　　 　　人物周刊：如果大陆人总在电视里看到台湾“立法院”里上演的闹剧，漫骂、丢鞋子、打架，还有大选前的子弹，也许会说：请用文明说服我，民主真的是可以陪我们走一段的“最不坏的制度”。 　　 　　龙应台：台湾现在是有一个危险，民众对于政府的信赖感在降低。2000年政党轮替，人民是抱有较高的期待，以为民主会带来一个不同的台湾，然后陈水扁让大家失望。到了2008年，民众又有一个期待。到现在，大家对政治好像淡漠了、心灰意冷了。回想台湾自80年代走过的路，我觉得不是民主错了，而是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对于民主的认知理解太浪漫太简单，有一种期待错置。我们都把民主当成一个现成的果实，以为摘下来就能尝到甜美，没想到是酸的。我们应该在更早的时候，就认识到民主是一个过程，一个不断摔跤再站起来的过程。 　　 　　而且民主确实有用，比如说“立法院”的存在。虽然它给了我们行政部门极大的压力，我常常觉得虚耗的时间太多──花7分的时间去耗，只为赚到3分的时间安静处理政务。但我仍要说：如果没有“立法院”的监督，行政部门的滥权或怠惰是一定的。今天公务员对编写预算都战战兢兢，每一分钱的去处都要交待得清清楚楚，就是因为有“立法院”这个“找碴部队”在虎视眈眈。（附记：我也亲见一位市民手执家用摄像机，在车站广场拦下交通部长，站在他的对面讲述自己被造路拆房的遭遇，同时对着部长拍摄。交通部长站着听了5分钟，大致听完，交待秘书处理。） 　　 　　美国现在对它自己的民主制度也有非常多的检讨。我们常常会搞混，检讨跟否定它、不要它，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我们所遭遇的挫折，是这个制度不好，还是人没做好或者做得不够好？ 　　 　　人物周刊：最近接受美国赫芬顿邮报专访，你讲到美国民主做得比台湾好，好在哪里？ 　　 　　龙应台：他们毕竟有两百年的经验。他们的选民比我们的成熟，尤其是他们的媒体比我们的稳重。 　　 　　人物周刊：你有一段“剥洋葱”的话，让我印象深刻：一开始，以为集权体制就是问题核心所在，把这最外层剥掉以后，看到里头还有一层：行政体系的颟顸、贪腐、无效；把这一层剥掉，发现里头还有东西：一个社会少了政治的控制，会变成由商业、由金钱利益来控制；把这层再剥掉，又会发现，从前义正辞严的反对党、抗议政府的英雄们，都变成了可怕的动物。你打倒了一个“敌人”，马上就出现一个新的“敌人”。到最后，如果反省能力够强的话，你会发现：自己就是洋葱的一部分。我猜，你是想说，身在其中，个人其实无能为力。 　　 　　龙应台：不是无能为力，而是我想，我们过去都把民主这个东西简化了，认为只要把一个威权政府拔掉，民主的果实就能摘到手上，但其实民主是个不断发展、需要持续演习的过程。以“权”逼人的威权政府拔掉了，有商业财团用钱来垄断；商业财团的问题若解决了，你发现媒体本身的“正义”很有问题；媒体的问题若解决了，你发现公民团体本身非常霸道，民粹主义横行……民主其实就在于实践，实践在于细节，细节使你无所遁逃。我们需要走过这个艰难过程。 　　 　　但民主制度成本很高，也会带来流弊，比如说鼓励短线操作。那还有什么可供选择？最理想是开明专制，就是有一个英明得不得了的政策制定者带领大家前进，一做15年、20年，能做一些扎根的、长远的规划。这看起来很理想，可是万一这个决策者做了坏的计划，如何收拾？没办法，退而求其次。 　　 　　人物周刊：你怎么处理长线和短线的问题？ 　　 　　龙应台：长线的，多半是看不见的东西。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有许多大工程──表演厅、大剧院、音乐厅等等，有建到一半的，也有地方政府正在极力申请的。这些是看得见的。但我比较关切的是：建一个5000席位的剧院，请问欣赏人口的培养怎么做？小学的基础艺术教育做到什么程度？将来的营运是什么模式，什么队伍？表演团队的深耕培养有什么具体计划？这些看不见的长期耕耘，才是文化建设的核心。但专业的、长期的考虑跟县市地方势力的诉求、政绩之间存在矛盾，这是我面临的压力之一。我尽量维持专业的、长期的思维，虽然在民主体制里，这极不容易。 　　 　　人物周刊：这样吧，做一些长期的、播种子的工作，做一些形象工程。 　　 　　龙应台：避免我过早“阵亡”是吧？在政治里头，是需要适当放些烟花，以便换取到一点时间和空间，去做下水道的工程。烟花后面也一定要有深谋远虑，它不是昙花一现。 　　 　　人物周刊：说说身在官场的苦恼。 　　 　　龙应台：常常需要面对琐碎的对个人的误解、诋毁和诬蔑。一方面，重大问题等着你每时每刻去思考、去谨慎决策；另一方面，“立委会”指责你穿球鞋进“立法院”，报上会登你吃盒饭、坐电梯之类的事情，很多还是假的。这有点荒诞。 　　 　　人物周刊：你会留恋它吗？ 　　 　　龙应台：应该说，我经过一次测验了。13年前我交出官印、离开文化局以后，再也没有进过台北市政府。记得最后一天清晨，司机照常来接我上班，我请他把一辆折叠脚踏车放在后备厢里带去。移交完官印，告别完同事，我已不是官，所以不用座车和司机，骑着脚踏车离开市政府，没想到十几位同仁也骑着脚踏车来送我，一路送我到宿舍。3个月之后，交出官舍。好朋友南方朔曾经很温情地警告我说，应台，通常握有权力的人从位子上下来都会不适应，许多人还会大病一场，你要小心。我哈哈大笑，心想这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后来证明，辞官对我而言，是人生大快之事。 　　 　　我还在这里，表明我还在努力 　　 　　人物周刊：但人们也好奇，80年代龙应台批评国民党，90年代批评李登辉，新千年批评陈水扁，独独没有批评过马英九。这里面是否有诸葛亮对刘备的一份人情在？ 　　 　　龙应台：应该不是人情。主要是，我曾经与他并肩作战过，如果我利用曾经跟他同一个团队所得到特别多的别人没有的知识和资讯来扮演批评家，我觉得有失公平，甚至不很道德。当然这也不是一个铁的原则，如果有一天他的作为超过了某个度，跟我另一个更高的原则相抵触，那我可能会放下犹豫。 　　 　　人物周刊：大陆有位很棒的作家查建英，为《纽约客》写过中国前文化部长王蒙，写他身在体制中的矛盾和纠结，题目是《国家公仆》。你会从文化出发，最后却被政治绑架吗？ 　　 　　龙应台：台湾的体制和大陆的体制有根本的差别。在台湾，社会、文化界，以及我自己，给文化部的基本定义就是，它是最高的文化决策机构，独立行使职权，它不为政治服务，而对全民负责。如果你有留意，马英九在今年5月21日为文化部揭牌致词时，亲口说，“文化不为政治服务，让政治为文化服务。”在那个时刻由他亲口说出那句话，是经过深思的，是一个一锤定音的基础。 　　 　　人物周刊：套用您书里的一段话：人应该去看、去观察自己身处的那个大的集体的走向，是不是你要的方向。想一想自己是否变成这个大集体之中一个盲目的东西（牺牲品），进而思考个人的位置。你对你现在所处的这个集体怎么看？ 　　 　　龙应台：我还在这里，表明我还在努力。我身体里有儒家的东西，所以在这个位子上一天就会尽一天的职分，扮演一个“肝脑涂地”的苦工。可我骨子里还是文人，我身体里同时存在虚无和怀疑。舞台上，镁光灯下，我再怎样微笑、活跃、进退，我心里有个东西是冷到极点、空到极点的。 　　 　　人物周刊：在安德烈那本书里，你写道：只有经受了权力考验的理想主义者才是真正的。当权力在手，腐蚀你的机会多不多？ 　　 　　龙应台：呵，不多吧。腐蚀我的机会很少，催我走的机会比较多。你如果熟悉我的作品，就能从字里行间读出我绝对不会腐败，因为我知道那里有一个“空”。 　　 　　人物周刊：卸任之后会做什么？在北大演讲，被问梦想，你说找个情人去旅行。 　　 　　龙应台：会去旅行，只是还没找到旅行的伴。 　　 　　人物周刊：两个儿子长得那么英俊，跟他们走在一起什么感觉？ 　　 　　龙应台：就觉得上天待你很厚。他们爱你，虽然爱的方式很不一样。生下菲利普的时候我38岁，是高龄妈妈，有一天在医院里被召集去开体重超过4000克新生儿的会，到那里一看，天哪，我像祖母一样！那里都是二十多岁的妈妈。我哺乳整整两年。我觉得，和民主一样，爱也在于实践，在于生活的细节。因为曾经做过蓬头垢面、把屎把尿的妈妈，所以现在说爱，爱母亲也好，爱孩子、爱朋友、爱台湾也好，我是有底气的，扎实的。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白衬衫 　　 　　

　　有一天我说中国大陆不可能出得了诺贝尔自然学科奖，出和平奖倒是有良好基础，我说，“是专制使我们远离了诺贝尔奖。”我朋友本来赞成我的第一句话，但一听我说根源在专制他不干了，他认为专制当然也是一个方面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不鼓励甚至扼杀异端和想象力的社会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的全部指向就是‘经世致用’，非常之实用主义，说白了就是政治挂帅，一个人的价值根植于从政做官，为社会作贡献这也是唯一正途。年深日久，人们创新的勇气、能力几近灭绝，经世致用成为固有习惯，异端者不得好死，想象力成为奇技淫巧的代名词。” 　　 　　科学的态度应该是任何事物都没有绝对，因此本话题严谨的提法应该是“专制与文化，哪一个对中国的现状影响更大”，但为了说清楚问题，我借鉴了辩论的方式，只有正方和反方。当然，我不否认在我心中，就是专制才导致了今天中国的一切。文化决定论把人们的视线引向民众，拿出一付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来之后，便摇摇头各回各家一切照旧，对国对家都没有任何意义。 　　 　　朋友认为专制与文化是鸡与蛋的关系，说不清谁是鸡谁是蛋，我不这么看。文化从来是多元的，每家文化都有其本质的东西，中国之所以只剩下了一元，人民没有权力选择，这只是专制选择的结果。谁鸡谁蛋这不是很清楚吗。 　　 　　没有一流的文化就没有一流的制度我不敢苟同，先不说我国文化正是专制选择的结果，五四为什么会从一场文化运动变成政治运动的？我们总说今天的中国人可悲，面对一个又一个因言获罪的人入狱，我们可悲可叹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可是，为什么站出来一个进去一个？为什么近代反政府的运动都从学生开始，是因为学生没有领略专制的厉害吧。 　　 　　儒家文化从来没有限制住敢于说话的人，今天不敢说话的局面正是专制造成的。 　　 　　所以没有民主的制度便没有多元的文化，这还是一个很清楚的鸡和蛋的关系。 　　 　　只有推翻了专制，才能重建或者修复文化。而不是摒弃文化，再来修复制度——人民说了不算，你又如何摒弃得了文化呢？ 　　 　　说回诺贝尔。放眼世界，看看诺贝尔奖都产生在哪里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专制社会零零星星的个把奖说明不了什么。没有得奖的地方文化是不同的，但共同的是专制，由此可证影响人类进步的是专制而不是文化。 　　 　　 　　 　　 　　 —白衬衫 　　 　　 　　

　　崔永元说：你可以不说，但是你不能撒谎！ 　　 　　现在看来，不能拿圣人的标准去衡量政客了。政治是无情的，甚至是残酷的；喉舌是机械的，甚至是麻木的，有时毫无公允和客观可言。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同盟国二次大战中，中国战区最高司令是蒋介石。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内战中“恶贯满盈”的“中美合作所”在抗战中是盟军重要的情报机关。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影视作品中恶贯满盈的张灵甫是抗战英雄。在长沙会战中，他率领敢死队包抄小道，夜夺张古峰，为国军成功阻击日军立下汗马功劳。张灵甫还为抗战丢了一条腿。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中唯一全歼日本师团的战役 ——万家岭大捷。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歼敌13万人的三次长沙会战。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神乎其神的平型关大捷只是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而平型关战役又是太原会战的一部分，没有国民党第二战区的配合，哪来的所谓“大捷”。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中被日本人认为仅有的两次中国军队的勇猛程度要超过自己的战役之一的桂林保卫战（另一次为昆仑关战役，日军第5师团被中央军第5军击败）。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随枣会战中士兵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相搏斗，官兵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里投掷，作战之勇敢与牺牲之壮烈，非笔所能摹述。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期间战线最长的会战——武汉会战。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武汉曾经上演了一场规模仅次于英德伦敦空战的武汉空战。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宋美玲女士为鼓舞官兵士气五次赶赴武汉前线，差点被日本人炸死。在那场空战中，国军空军击落日军飞机78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那个时候，每当防空警报响起，很多武汉市民不是钻进防空洞，而是爬上房顶，为的是能看到日军飞机被击落的场景。 　　 　　七十年过去了，大家知道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知道之前已有不少人提出过类似的理论，其中就包括蒋介石（31年）和蒋百里（36年），毛借鉴后加以改进（38年）。 　　 　　七十年过去了，也许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认真的想过，为什么作为中流砥柱的领袖在抗战期间除了一篇《论持久战》和几次讲话外几乎没有其他作为。他从来没有上过一次抗战前线，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的指挥过一场对日作战（说的漂亮不等于做的漂亮）？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发出过这样的疑问：55年授衔的共和国将帅们都少有抗战的经历，而国民党高级将领几乎个个与小日本干过。 　　 　　七十年过去了，在大陆的主流媒体和教科书上没有把抗日战争的所有战役完整的介绍过一次，甚至连起码的大事记也没有。 　　 　　七十年过去了，蒋介石动用70万国军发动了淞沪会战。在会战中，国军空军炸毁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炸沉日本海军第3舰队旗舰，国军陆军为补充战损而五次发布动员令，超过半数的团职以上高级将领以身殉国。淞沪会战未能阻止日军占领上海，却改变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略部署，还为上海资本向西转移赢得三个月时间。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最让外国人刮目相看的不是新四军，而是孙立人的新一军。新一军远征缅甸，以伤亡1.7万人的代价击毙击伤日军 10.9万人。在新一军攻占缅甸重镇于邦的时候，下属向孙立人询问如何处理日军战俘，孙将军的回答是：你去问问那些狗杂种，都谁到过中国，到过中国的就地枪毙，以后都这样办。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李向阳和他的游击队是虚构的，真正让日军闻风丧胆的军队是国军的委员长卫队。这支军队使用德军的装备，甚至有德军教官亲手指导。在南京雨花台，委员长卫队的两个营独自阻击日军一个甲种师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一共只有六个甲种师团），平均每个士兵要坚守25米长的阵地、面对50名日军精锐部队，但胜利者依然是中国人。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常德保卫战中，74军57师的8000名官兵阻击10万日军15天之久，最后只有200人能够战斗。师长发出了 74军57师最后一封电报：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部主任死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74军万岁！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重庆有17家军工厂在敌机轰炸下坚持24小时不间断生产。以金陵军工厂为例，抗战期间共生产迫击炮7000门、重机枪1.8万挺、步枪28万支、手榴弹30万枚、de-tona-tor包20万个。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看过日本的投降书？为什么只宣传9.18日军侵华而不宣传8.15日军投降，不让国民看看日军投降书？难道仅仅是因为文中多次出现：日本陆海空军及其辅助部队向蒋委员长投降。或者是因为受降落款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中正特派代表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 　　 　　要知道，伟大的中国卫国战争是世界四大反法西斯战争之一！它不是用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就能打赢的，它是用重兵集团与敌人浴血奋战才打赢的！战争期间，国军陆军有3211418名官兵壮烈牺牲，其中包括8名上将，41名中将，71名少将。国军空军有6164名飞行员血洒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国军海军全军覆没，所有舰艇全部打光。 　　 　　在一次纪念抗战六十周年的访谈节目中，cctv邀请到了几位“飞虎队”员，那几位老飞行员显然有点“不识时务”，大谈特谈当时怎么与国民政府和国军合作抗日的，说得是口若悬河，激情澎湃，丝毫不顾忌党的脸面。也许是谈的太多了，于是主持人插话，问他们当时有没有听说“延安”、“共产党”和“毛泽东”，那些傻啦巴几的美国老兵一个劲地摇头，场面有些尴尬。这个节目在中央九套播出过，看过的朋友应该都清楚。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白岩松在台湾访问连战时的情景，当连战谈到抗日的时候，紧张的气氛再次出现，我们的小白拼命将连主席的话头打住，场面甚是好笑。 　　 　　我想问一句：难道抗战的历史真相就真的那么可怕？真会威胁到政局的稳定？ 　　 　　七十年后的今天，大多中国人只知道平型关、百团大战，卢沟桥、台儿庄，再加上南京大屠杀，要知道这几场作战都是中日战争中的次要作战，甚至连会战都谈不上。 　　 　　假如中国人自己都搞不懂抗日战争历史的主流与重心，日本人当然也就乐得敷衍混过了。 　　 　　假如中国只靠“麻雀战争”、“地道战”、“地雷战”来对抗日本的大军，中国哪里会有出席“开罗会议”、发表《波茨坦宣言》、成为“联合国创始四强”、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与资格？ 　　 　　那些国军的抗日老战士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这份记忆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这个民族，属于子孙后代。但我们错过了，错过了最后弥补遗憾的机会。也许是出于某压力或心理，对那场战争我们正在遗忘，而且是有“组织”的，有“选择性”的集体遗忘。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8月15日对这个百年来饱受屈辱的国家意味着什么？ 　　 　　七十年过去了，也许我们自己对那场战争都遗忘得差不多了。 　　 　　七十年过去了，我们都应该扪心自问一下！ 　　 　　我们都要尊重历史！ 　　 　　　 　　 　　 —白衬衫 　　 　　 　　

　　简介 　　亚洲大国之间的领土争端逐步升级，刺耳的国际舆论只是点燃了中国人的爱国心。 　　 　　 　　一位中年男子走了过来，想要跟我喝一杯，因为在这个中国西部城市的西藏主题酒吧里，我是唯一的一个外国人。 　　 　　他举着杯祝福加拿大，我举着杯祝福中国。然后我这位刚认识的朋友就跟我聊起了战争这个话题。 　　 　　“我们必须用武力夺回钓鱼岛！”他在嘈杂的现场音乐声里喊道。他指的是那五个荒芜人烟的岛屿，虽然现在正被日本控制并且命名为尖阁列岛，但中国也强调着合法拥有它们。 　　 　　这个男人说他姓“马”，在邻近的陕西省铁道部工作。于是我跟他说起了我搭火车环游中国的事情，但是他仍然想继续谈论中国面对日本的必要性。 　　 　　“看，这是我的手表，”他说道，随即拉起袖子露出了一只银色的欧米茄手表。“我有2个亿约合3200万美元。我就是所谓的贪官。但我时时刻刻都可以为我的祖国牺牲我自己。” 　　 　　我们的聊天内容已经失控，他的朋友们不停地想把他拉走，但是马先生不顾他们，反而站了起来，缓慢熟练地给我敬了个礼。“我们必须用武力夺回钓鱼岛，”他再次强调道。 　　 　　我们这次中国之旅为期18天，行驶了超过4200公里的路程，而战争的话题却无处不在地跟随着我们。 　　 　　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些又小又遥远的岛屿争端，其实真的是——问题又小又遥远。但中国境内媒体却把它发展成了关乎国家荣誉的问题，瞬间点燃了中国人民的不满，延续了对日本在二战中对中国侵略和占领的怨气。 　　当我们上周驾车在四川省的偏远山区时，经过了一个巨大的公路广告牌，上面赫然写着：“钓鱼岛是中国的！”。鲜红的照片广告牌在孤独的群山中非常突兀显眼。 　　 　　对这亚洲两大国家的考验在9月份开始了，因为东京从拥有岛屿数十年的日本家族手里购买了岛屿，使其国有化了。愤怒的中国人民从那时起每天都出动渔业巡逻舰进入日本海域以示抗议。 　　 　　这次摊牌在最近几周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因为双方都派出了战斗机在岛屿上空盘旋。 　　 　　但北京和东京最近也从这个极端的边缘各退了一小步，因为上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见了一直极力提议中日两国首脑会议的日本外交官，而习主席说他会“认真考虑一下”。但是，双方仍然没有表示留出妥协的余地。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个月由日本民众选举出来，人们希望看到他对中国的立场可以比他的前任更强硬。而中国人民广泛的反日情绪在某些方面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对战争的渴望。 　　 　　我们从中国南部的四川成都搭乘火车到西部的甘肃兰州花了22个小时，是旅途中搭乘火车最长时间的一次了。我们坐在在四个喝得酒气熏天的男人旁边，他们在看着环球时报，高谈阔论地谈论着跟日本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其中一个人，灰色的毛衣上别着一枚红色的党徽。 　　 　　我打断他们大声的谈话，问他们是否有想过战争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有八大军区，”其中一个回答，他指的是人民解放军的八个地区司令部，“任何一个军区都可以打得小日本屁滚尿流。” 　　 　　在这次火车之旅前的一个星期，我们在中国最贫穷大城市之一的贵阳，雇了一辆出租车，我们让司机带我们去他的家乡。 　　 　　一路上，31岁的司机孔德正（音译）不断抱怨着腐败已经成为共产党的潜规则，而他仅凭着自己微薄的收入撑起一家三口有多困难，尤其是在物价花销不断上涨的这个年代。 　　 　　但当我们谈到岛屿争端这个问题时，他却坚定地支持着政府的领导。“如果打仗，不管我多穷，我一定会给军队捐款的。”他诚恳地说道。虽然我们没问起，但孔司机也跟其他人一样，不由自主地谈起了岛屿的问题。 　　 　　 　　 　　本文摘自《译言网》作者：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 马凯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