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

平中要：专制与极权 进入专题 ： 专制 极权    ● 平中要   　　 　　这两个词有时候会在语境中彼此通用；有时候，这两个词并肩出现，用以描述一种政体；它们也并非形影不离，人们将它们的外延仔细分开，赋予更特殊的含义。我想说说它们在中西政体间的不同面目。 　　 　　专制先于极权诞生。如果，将极权指认为极权主义的话，那么，极权在欧洲的现身，只是20世纪的事情。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追溯极权主义到反犹的历史起源上（我对此持保留态度）——也许作为“主义”的极权是这样吧（如果她愿意，也许还可以再往前溯源吧）；而极权政体的出现，的确是20世纪的事情。 　　 　　作为一种新的政体，极权政体的确是欧洲政治发展史上的异端。齐格蒙特在《现代化与大屠杀》中指控现代化与大屠杀以及所代表的极权政体的关系。有必要正视这种观点。现代化中所包含的工具理性，为权力对社会的控制提供了客观因素。当然，问题很明显，在同样的工具理性中，极权政体为什么是西方政治的异端？因此，以阿伦特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才要查找极权主义的起源。 　　 　　我之所以称之为异端，是因为在欧洲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权力像极权政体那样，达到对社会如此全面的掌控程度。对于现代化之前的政体，在这里说，有不少是专制政体（无论是神权专制还是君主专制），权力对于社会的控制囿于其自身的统治能力（工具理性），以及历史传统（这一点更为重要），在现实与观念层面上，极权政体都是不可能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强烈动摇了西方文明的观念基础，【我把苏联的极权政体与德、意两国分开来谈】而真正的危机开始于一战之后。在某种意义上，凡尔赛和约并不比战争更正义，甚至比战争造成了更大的破坏。只不过，这种破坏要在不远的未来才能兑现。 　　 　　德意两国的民主传统无法与英法相比，也可以说，德意两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出现要比英法晚，因此，在国家与人民之间的那道界限划在何处，应该说，英法两国已经相当明确和稳定。而在一战后，尤其是德国，在一种全民精神普遍失落的环境中，追求一个更强大的政府——而其中的言下之意是让渡更多的个人权利——就成为了德国人民普遍的观念诉求。这种观念也许并非明确指向极权政体（应该说，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思想家或一本著作可以为极权政体负上全部的责任），但是，这种渴望强大政府的观念却为极权政体的出现做足了观念准备。 　　 　　无疑，极权政体是专制政体，也是人类专制制度的最高形式。我想说的是，极权政体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在专制的向度上，首先是与自身的历史和文化相结合的。如果说得简便一些，那么：极权政体是相似的，但极权专制却各有各的不同。 　　 　　苏联的极权政体就与德意不同。这种不同不应该着眼左右的区别，也不能说苏联的极权政体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德意极权政体则是另外的思想资源的产物。需要指出的是，苏联的极权政体要比德意建立得早。而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层面上，苏联的现代化基础都落后于西欧。应该说，俄罗斯的专制传统比西欧更为悠久，它的专制程度也更深。发源于欧洲的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等，在观念和制度层面上深刻影响了西欧发展方向的事件和进程，在俄罗斯的回应最为微弱。 　　 　　就像上文所举的例子，如果德国人民还隐约意识到：一个强大的政府，需要人民让渡自身权利——而这是他们可以选择的结果。那么，对于俄罗斯人民而言，这种选择根本不存在，权力已经为他们做主了。无论是沙皇，还是布尔什维克，人民的权利在革命前后并无太大变化，甚至，在某些层面还在倒退。 　　 　　难点在于无法比较两种邪恶，奥斯维辛，还是古拉格谁更邪恶？也许只能说，哪个极权政体的时间更长，它制造的人权灾难更多；它的专制也更为酷烈。这样来看，无疑，苏联极权政体胜出。专制的对面是民主，而极权的对面是宪政。德意极权政体在二战后结束，而苏联却成为了极权政体的策源地。从极权到后极权政体的衰变，直至极权政体终结，还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等待的时候，再来看看中国。 　　 　　中国作为首屈一指的专制重镇，在历史上的辉煌相当漫长，它不仅是亚洲专制制度的领跑者，在同时期世界范围内也可谓遥遥领先，顾盼自雄。不像欧洲文明起源的古希腊，当时的民主制度和人权观念，在经过漫长的中世纪后，成为启蒙时代的精神遗产。中国自史前史时代就缺乏自由传统，权力一直独尊且不断扩展深化的事实，却从来没有得到与之相应的怀疑与反对（在明朝末期刚刚看到类似的萌芽，却又被一个更为专制的朝廷粉碎了）。哈耶克在最后一部著作《理性的自负》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人类理性是有限的，个体置身的传统更深远的影响了人的生活。如果哈耶克不幸是对的，那么，遗憾地说，中国的历史传统之一就是专制。【我并不是在歌颂传统，也不是说，因为专制是我们的传统之一，专制就是不可改变的，甚至因此专制才是文化的和应该继承发扬的；我绝没有这个意思。我想，越是认清我们的来历，更有助于我们走向未来。在这个向度上，只有越发细密地剖析历史和传统，才有获得真相的可能。】 　　 　　如果说极权政体是欧洲近现代的产物，而在此之前，欧洲的专制只有在自身历史中才有比较的意义。而相较于欧洲的专制历史与程度而言，中国的专制时间悠久，而且在程度上远远超过欧洲的专制。卡尔·波普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将极权主义上溯到柏拉图和他的“理想国”，不论卡尔的观点，需要指出的是：柏拉图的思想没有脱离当时的雅典政治制度背景，即使，柏拉图对雅典的民主政体持批评态度，雅典的民主制度和公民权利是不能被理论抹杀的事实。我愿意举《周官》与《理想国》做一对比：我不认《周官》比《理想国》的极权主义味道薄弱，如果说《理想国》是一种乌托邦——也就是说它仅仅是一种理想；那么，《周官》所代表的周朝政治制度，不会是完全虚构（虽然，在操作层面上，《周官》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就这一点而言，我又有一个疑问，就是：我是否低估了周王朝的统治能力？如果是，那么只能说明，我低估了周朝的专制能量。】但是，无论《周官》做于西周，还是春秋、战国，抑或是汉初，这种制度想象（如果说《周官》完全是虚构的话）岂不是更代表了一种极权主义的观念吗？）。那么，按照波普的观点，如果《理想国》是极权主义的象征，那么，周朝的制度本身，岂不就是极权政体的雏形了吗？ 　　 　　在这里有必要借鉴一下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从比较政治的角度概括出极权主义统治的六个特征，即人人必须遵从的官方意识形态、唯一的群众性政党、由政党或秘密警察执行的恐怖统治、对大众传媒的垄断、现代的人身与心理的控制技术以及中央组织与控制整个经济，并指出只有同时具有这六个特征，才可以用“极权主义统治”一词来指陈。（《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可以看到，在这个对极权主义的定义里，极权政体无疑是一个现代化的产物，也就是说，前现代政体无法进入极权政体的视野。但是，如果从专制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西周为代表）以及帝制专制（从东周直到清王朝），在专制的向度上并不亚于现代的极权政体。即使，没有政党（有趣的是，即使是在周厉王时，也使用过卫巫，这算不算是一种秘密警察呢？而明朝的特务机构则到达了历史的顶峰）、大众传媒和现代人身与心理控制技术，朝廷的统治依然延伸到民间的毛细空间。最近读秦晖先生的《传统十论》，对之前我在《帝国的迷思》一文中的一些立场和观点进行了及时的改正。我在《帝》一文中所持“国权不下县”，以及朝廷对社会财富的汲取能力薄弱等观点，并非帝制时代的真实图景；现在我认为，之前低估了帝制政体对全社会资源的动员与支配能力，而这让我更倾向于认为，在帝制时代我们就有了一种前现代的极权政体，或可称为“中华帝国”，不在于如何命名它，而是强调它的极权一面，而这种极权又与西方对极权政体的定义有着前现代和现代上的差别。 　　 　　这种前现代极权政体，有别于西方的极权政体的地方在于，西方的极权政体还多少体现出一些观念的痕迹。比如纳粹德国是对雅利安种族纯洁的狂想，苏联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憧憬，意大利法西斯也有对昔日罗马帝国的跨时空怀念……且无论这些意识形态是否具有整合民众的作用，至少，这些提法本身，也成为了对极权政体其存在目的的一种解释。而这种对权力的目的的解释，也属于观念的范畴。也就是说，权力必须说明建立一种政体，是为了做什么，而这也是权力合法性的一部分。而“中华帝国”从来没有过对自身目的的解释。我在《观念与权力》一文中将这种现象解释为：“帝制不是依靠观念建立和运作的，它仅仅是一种制度。”（请见拙文《观念与权力》）之所以权力不解释它的目的，是因为没有必要，因为没有任何一种观念，让权力觉得有必要解释，或者让民众觉得权力有必要解释一下。如果说，前现代极权在自身目的上的解释阙如，而现代极权则至少得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解释。我认为还依然是观念有无上的区别。现代极权虽然在专制的向度上比历史极端，但是，它毕竟还继承了观念先于权力的传统，它必须有一个观念（无论这个观念有多么不现实，甚至反人类），而在这个观念下建立一种极权制度。而“中华帝国”则不然，按照吴思先生提出的“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血酬定律》）元规则，暴力最强者，或者说权力就是社会最高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建立什么样的制度，都不需要被统治者同意，即使——实际上也是——这个制度是权力为血酬而建立，它也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合法，也不认为谁会质疑它的合法。除了暴力本身，再没有什么可以动摇权力的统治。这就是帝制产生的观念，一种专制的观念和文化，而这就是我们的传统之一。 　　 　　在帝制结束之后，所有使权力走向民主制度的努力都失败了，而使权力走向专制的愿望都实现了，而且，最后胜出的是当时可借鉴的最专制的制度——极权政体。我想，这与我们的传统有关系，民主宪政和极权制度都是现代化的产物，但是，我们选择了极权制度，是因为在专制的向度上，我们的历史更亲近极权制度，而不是从来就陌生的民主宪政。 　　 　　毛体制是克隆苏联的极权政体，因此，毛体制是极权制度应该没有疑问。但是，我认为，毛制度体现的并非极权制度的现代化（工具理性）一面（在这个向度上，当时中国的现代化程度还很落后），而是专制的一面。就像我在前文提出的：极权政体是相似的，但极权专制却各有各的不同。而这种不同，就体现在各自的历史传统中。 　　 　　这里有一个小测试，即：指认毛体制为极权政体，与将毛体制比附为帝制的人群，孰多孰少？我没有调查，但是，我相信后者是多数。这就体现了问题背后的本土意识。极权，甚至后极权理论是西方产物，除了一些学者和思想者使用这些理论和概念，对于更普遍的人群而言，也许更倾向于认为毛体制是另一种帝制统治。虽然，行文至此，我都在试图辨别帝制专制与极权专制的区别，在学理上说，毛体制是极权政体而不是帝制政体，毛本人则是克里斯玛式的党魁而不是奉天承运的皇帝。但是，从专制的角度而言，大多数人的判断相当精准：毛体制是比帝制更为专制的政体，毛本人也比皇帝有着更大的权力。在这以一点上，毛本人也承认“马克思加秦始皇”。换句话说，一味强调极权政体的跨语境定义，就显得有些迂腐。重要在于识别不同政体中，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 　　 　　毛体制的结束，除了有其自身的原因（若不是毛的肉体死亡，没人可以肯定，毛体制真的会结束），我认为，毛体制的破产并非其专制的一面，恰恰在于毛体制没有尊重极权政体的现代化（工具理性）一面。毛的“人民公社”狂热，以及后来亲手发动的“文革”，实际上在摧毁极权政体的支持基础——工具理性。不能了解晚年的毛怎么看待他一手建立的制度，他说过“乱是乱了敌人”一类的话，也许他想在极端混乱之中涤荡出一种更理想的制度，可喜，时不我待。 　　 　　邓执政后，首先就是恢复秩序，然后重新开启被毛一再掣肘的现代化进程，所谓改革开放。而对于毛体制的政治遗产，邓几乎本能地继承了专制的一项。这是向传统学习的又一次例证。需要提出的是，无论毛是一个对传统多么激进反对的权力者，对于传统中的专制主义，他从来没有反对过。只是，在革命的不同阶段，标榜不同罢了。 　　 　　终于到了80年代，至此，中西可以会师了。 　　 　　苏联在80年代，甚至较早以前，可以说进入了后极权主义。我只想在一个标准上指认后极权主义的诞生，即：极权政体自诩的目的破产。我更乐意说，是作为极权政体的观念的没落，导致极权政体的失败。虽然，不能说共产主义就是苏联极权政体的观念，(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专制 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