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

北京——这种神秘的疾病起初的症状是胃痛严重，然后就是视力模糊，头发突然脱落。朱令在昏迷多周后苏醒过来时，身体已经局部瘫痪，视力几乎为零，官能降至小孩的水平。朱令曾极具音乐天赋，在中国的一所顶尖大学读化学。 医生后来断定，这位19岁的大二学生被人故意用铊下毒，这种高毒性的重金属在中国有时用于制作老鼠药。虽然一名出身名门的室友有投毒嫌疑，但她在接受警方讯问后就被释放，警方一直没有找到凶手。 The Help Zhu Ling Foundation 除了一群坚定的支持者，已经没有人记得朱令的名字。在朱令中毒将近20年后，她的案件再次回到公众视野当中，案件震惊全国，人们指责警方调查不力，提出了令人不安的问题——有关中国的政治精英在这个司法仍然比较薄弱的社会中的权力。 最近几天，中国的社交网络都在讨论朱令案，之前中国大力审查，压制相关讨论，反而导致该案受到更多关注，更多人被激怒。拥有4500万粉丝的电影明星姚晨在相当于中国Twitter的社交网络上写道，“青年朱令，19年前被投毒。19年后，这个名字再次中毒。” 周一，人们在白宫的“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平台提交请愿，恳求美国政府干涉该案。截至周四，有超过14.2万人签名请愿，呼吁奥巴马政府将头号嫌疑人遣返回国，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她还居住在美国。 “朱令案一直让人感到愤怒、失望，但现在这种情绪得以爆发，”约翰·奥尔迪斯(John Aldis)说。“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认识到朱令受到了不公平对待，他们想让大家听到自己的声音。”20世纪90年代，奥尔迪斯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担任医生，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关注朱令的命运。 上个月上海发生的一起耸人听闻的谋杀案促使朱令案再次受到关注。知名学府复旦大学的一名医科学生被控向室友所喝的水中投放有毒化学品。警方称，这名被控故意杀人的学生因为“琐事”怀恨在心，进而投毒。 网民们最初讨论中国残酷的教育体制带来的压力及心理健康服务的缺乏，后来转而讨论中国其他的投毒案件，其中很多案件都是学生出于嫉妒造成的。 但讨论的重心在朱令的谋杀未遂案，以及作案者是凭借政治出身而安然无事这一想法。这些怀疑源于人们普遍的看法，即中国共产党高官及其亲属凌驾于法律之上。 朱令的父亲吴承之在简短的电话采访中表示，“我们想要我们一直想要的东西——真相和公道。” 虽然此案充满尚未解答的问题及未经证实的指责，但根据官方媒体的报道，朱令的家人及支持者已经接受这样一个已知的事实：朱令在清华大学的室友——孙维有获得铊的途径，她接受了警方的讯问，但很快就被释放。 警方表示由于证据不足，他们无法进行拘捕。批评者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推测，孙维的爷爷——在共产党掌权后的数十年一直身居要职——及另一位曾经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亲属摆平了这个问题。 朱令的朋友称，在警方开始调查前，朱令宿舍的关键证据不见了。据朱令的父亲吴承之说，警方已于1998年结案，但近十年来却从未告诉过他们家。 “如果重新调查，也应该调查警方的渎职，以及是谁试图干涉最初的调查，”朱令家人的代理律师张捷说。 尽管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但当局对重新过问此事并不热衷。周三，北京市公安局罕见地公开回复了媒体的质询，为自己的调查工作进行了辩护，并表示时间的流逝和证据的缺乏使其无法重新调查该案。该声明也否认了调查受到了局外人的干扰的指责。“专案组始终坚持依法公正办案，未收到任何干扰，”声明说。 但对朱令的支持者而言，一个鼓舞人心的迹象是，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微博平台新浪微博上，这个话题已经被解禁了，这表明，高层官员已经认定，压制这一争议事件会适得其反。 对中国新一届领导层来说，这个案件已经成为某种公众关系的挑战。在被任命为共产党总书记后的5个月里，习近平一直试图通过打击官员腐败和权力滥用来应对公众的普遍不满，不过迄今为止，他的大部分努力普遍被认为流于表面。 由党报《人民日报》发行的双语小报《环球时报》极其笨拙地试图应对这起争议事件，称朱令案引发公众愤怒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官方沟通不好造成的。但这篇社论承认，真正有权势的人能影响刑事司法系统，因为它坚称孙维的家庭背景“算不上很显赫”，不足以做到这一点。 2005年，在自己的名字开始广泛传开后，朱令案的被怀疑对象在网上发了一封简短的澄清声明，称自己是无辜的，而且自己实际上也是受害人，因为无端指责都指向了她。但在过去的20年里，她一直消失在公众视线之外。“在网络上虽然每个人只是一个虚拟的ID，仍然应该理智客观，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她写道。 这个案例极好地显示了互联网的力量。1995年年初，在朱令的病症难倒了北京一家顶尖医院的医生后，她的一个高中同学绝望地在当时中国少数几台联网的电脑上发出了呼救。在西方医学专家发来的数百封回复中，大部分都准确地判断出那是铊中毒的症状，并建议服用一种名为普鲁士蓝(Prussian Blue)的商业染料解毒。 这些信息救了朱令的命，但她依然属于重度残疾，她年迈的父母不得不时刻照料她。近年来，他们得到了一个总部位于美国的非营利组织的帮助，该组织一直在筹集资金，提醒人们这宗罪案依然还没侦破。 对朱令案的再次关注引发了大量捐款，最近捐款金额已经超过了52万美元（约合319万元人民币）。“帮助朱令基金会”的志愿者何青被公众的响应以及网上表达的失望感动了。 “缺乏正义和公平，而且人们觉得，有特权的人总能逃之夭夭，”来自中国的汽车工程师何青说。她如今生活在密歇根。“人民已经受够了。”

钱理群：毛泽东与胡风事件 进入专题 ： 毛泽东 胡风事件    ● 钱理群 （ 进入专栏 ）   　　 　　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毛泽东对胡风事件的直接介入，是从1954年《〈红楼梦〉研究》批判”开始的。1953年，毛泽东在6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的“错误观点”。由此而把中国的发展道路由发展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革命、改造和建设的轨道。在思想、文化、文艺领域的任务，也由《共同纲领》规定的“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转为“批判资产阶级思想”。 　　1954年10月，毛泽东发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表明他看准了批判目标，并且找到了突破口。毛泽东在信里说得很清楚：“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或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擒贼先擒王”，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战略思想，胡适正是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影响最大的总代表，批胡适，冲击力和影响力都最大，算是抓住了根子，如后来中宣部的一个报告里所说：“这是我党领导的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思想斗争。”而这样一场大斗争，毛泽东却选择古典文学领域里的《〈红楼梦〉研究》作为突破口，而且利用“小人物”（年轻人）来冲击“大人物”（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这都是毛泽东最喜欢，也最擅长的策略手段。因此，这是一次典型的“毛式”思想、文化批判运动。 　　但毛泽东的部署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阻力：《文艺报》《人民日报》拒绝刊载“两个青年团员”的批判文章。于是就有了对《文艺报》的批判，其发难文章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就是经过毛泽东批准并修改的。这时，毛泽东对周扬还是信任的，实际是把批判胡适与《文艺报》的领导权交给他的。 　　但这一切——无论是毛泽东的主要意图是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对他深恶痛绝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进行大清算，还是毛泽东对周扬的信任和重用，胡风都完全不清楚，可以说是蒙在鼓里，却凭着自己的主观臆断，认为这是从根本上瓦解“周扬宗派统治”的绝好时机，因而在批判《〈红楼梦〉研究》和《文艺报》时，有意“扩大缺口”，全面攻击周扬所执行的文艺路线，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在毛泽东看来，这不仅是干扰他批判胡适的部署，而且是自己跳出来向党进攻。于是，就自然把批判的战线扩大到了胡风。周扬的报告《我们必须战斗》的三个部分：“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文艺报》的错误”，“胡风的观点和我们之间的分歧”，正是完整地体现了毛泽东三条战线同时作战的新的战略部署：依然以批判胡适（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中心，同时批《文艺报》（党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批胡风（打着“左翼”旗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是排除干扰，也是毛泽东最为在意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斗争的全面展开。毛泽东迅速批准了周扬的报告，并作了补充。 　　毛泽东肯定了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时间是1954年12月。这也就意味着毛泽东终于打破了深不可测的沉默，公开了周扬“后台”的真实身份，胡风和周扬的博弈，就成了胡风和党与毛泽东本人的对抗。毛泽东自己也从此走到前台，直接指挥批判胡风的斗争。而在毛泽东走到前台以后，一直关心胡风问题的周恩来，就不再参与，在《周恩来年谱》里，仅有一条“1955年5月23日，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讨论有关胡风问题”的记录，这也是颇耐寻味的。 　　毛泽东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决定将胡风1954年7月提交中共中央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中有关“文艺思想”和“组织领导”的两部分公开发表，“供读者研究，以便展开讨论”。这是毛泽东惯用的做法：他是自以为真理在手的，因此喜欢把论敌的文章、观点公之于众，不怕群众接触“反面教材”，他深信群众是会跟着自己走的。直到这时，胡风才恍然大悟，而他是不可能与毛泽东本人对抗的，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年轻朋友，他选择了屈从检讨，开始写《我的自我批判》，又去面见周扬，据周扬对毛泽东的报告所说，他“表示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至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相对抗，并说希望不要公开发表他1954年7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如要发表，也希望作些修改”。当年周扬们批判胡风就是希望他承认这些错误。但在毛泽东看来，胡风是避重就轻，于是，就有了严厉的批示：“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这是对胡风问题的一个全新定性。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认定，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所谓“小资产阶级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而坚持、鼓吹资产阶级思想本身，就是“反党反人民”。这样的严重定性，自然是胡风们所绝对不能理解与接受的。但后面还有更严重的罪名在等着他们。 　　1955年3月，中共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问题。毛泽东在3月21日所作的《开幕词》里如此给高、饶定性：“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对以后胡风事件的发展起到决定作用的，是毛泽东由高饶事件引出的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与对策。毛泽东明确提出：高饶事件“它是现阶段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并由此而对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和动向作出新的分析。他认为，新政权的威胁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国外帝国主义发动战争，进行突然袭击；二是“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还很猖獗”，有发生反革命复辟的可能；三是党内类似高饶这样的反党集团随时可能出现。这样，毛泽东就确定了今后阶级斗争的三大目标：帝国主义，国内反革命分子以及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讲话里，毛泽东对打击国内反革命分子，还作了具体的部署：“我们必须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借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安全。”应该说，这是毛泽东在粉碎了他所说的党内反党集团之后，所作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就是要在军事上作好应对帝国主义突然袭击的同时，要有计划地给国内“暗藏的反革命”以“几个打击”。他说，“如果我们在上述两个方面都做了适当的措施，就可能避免敌人给我们的重大危害，否则，我们可能要犯错误”。 　　 　　毛泽东的思路与部署 　　 　　毛泽东的决策既定，就开始具体部署起来。我们可以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提供的材料和相关材料，对毛泽东的思路与部署，按时间作一个排列： 　　3月21日，在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里，宣布决定对“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给予“几个打击”。 　　3月31日，在代表大会的《结论》里，重申“三个准备”：“准备对付突然事变。准备对（付）反革命复辟，准备对付高饶事件的重复发生”，“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 　　正在毛泽东谋划对“反革命残余”进行新的打击时，5月9日晚，周扬把胡风的《自我批判》和舒芜整理的《关于胡风小集团的材料》清样一起呈送毛泽东。 　　5月11日，毛泽东将舒芜编撰的材料，改题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并亲自撰写《编者按》。——仔细阅读，就可以发现三个要点。《按语》首先指明：“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这里所说“反党反人民的文艺团体”应该是对胡风集团的新定性，也是毛泽东把舒芜说的“小集团”改为“反党集团”的原因；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把胡风文艺思想定性为“反党反人民”，现在则将胡风一人扩展到整个集团。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下面这句话：“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这也应该是毛泽东读到这些信件的第一反应。毛泽东早已判定全国有许多“活动猖獗”的“暗藏的反革命”，面对胡风们用密语方式写作的信件，就必然激发出他的丰富的政治想象力，他用自己既定的阶级斗争的逻辑与意识形态去解读，就臆想、炮制出了一个后来他所描述的“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的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如果至少在3月21日毛泽东就计划要对“暗藏的反革命”给予几次打击；那么，毛泽东在不到一个月的5月9日或10日就找到了实现他预定计划的突破口。这时候，胡风和他的朋友之间的信件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武器，对它的解读是否符合原意，已经不再重要，政治家毛泽东考虑的只是如何利用这些材料，去发动群众，打一场他预设的在全国范围内打击暗藏的反革命的“人民战争”。当然，毛泽东也还有讲究政治策略的一面：尽管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断定胡风和他的小集团都是“反革命”，但为了使群众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就仍然先定性为“反党集团”，同时在《按语》里又发出了“剥去假面，揭露真相”的动员令，并点名要求路翎等交出信件，以为下一步的斗争打下一个基础。 　　5月1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号召：“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这是要开展“肃反运动”的第一个信息。毛泽东已经考虑要扩大战果了，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只是一个突破口。 　　5月13日，毛泽东写有《按语》的舒芜署名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及加有《编者按》的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及该文《附记》发表于《人民日报》。当天下午，周扬带回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胡风）成了反革命了”，“要逮捕”。 　　5月15日，毛泽东将《人民日报》拟发的一组批判胡风的文章重拟总标题：“提高警惕，揭露胡风”，并对其中一段文字作了修改补充，强调“不把他们的破坏活动加以制止”，“让他们一天天发展和扩大下去，他们就要用他们的‘集束手榴弹’给我们的事业以严重损害。”这一组文章后发表于5月18日《人民日报》。 　　5月16日晚，公安部派员拘捕胡风。 　　5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逮捕胡风。在此前后，所谓“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如牛汉、贾植芳、耿庸、何满子、谢韬、徐放、路翎、绿原等纷纷被捕。 　　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尽管仍称“反党集团”，但毛泽东为编者按语加写的文字里，却点明胡风分子为“反革命”：“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它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革命政权的倒台的。” 　　5月，中共中央在毛泽东指示下，决定成立中央处理“胡风反革命案”五人小组，由中宣部长陆定一任组长，公安部长罗瑞卿任副组长。同年7月，中央五人小组扩大为中央十人小组，负责全国肃反运动的领导。中央机构和各级党委也成立了相应组织。 　　6月1日，毛泽东发出指示，“通报各地党委及中央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要他们注意所属机关、学校、人民团（体）和部队中调查和研究有无胡风分子，并按情况作适当处理”。据1980年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法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复查报告》，清查胡风分子运动共触及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 　　6月3日，毛泽东再次发出指示：“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地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这可以视为一次交底，可注意者有二：其一，主要目的是“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是毛泽东早已预定的计划；揭露胡风只是一种“借”助，也就是先有计划，再找突破口的。其二，另一个目的，是要“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实际就是要“敲山震虎”，借批判、严惩胡风分子，来警示知识分子和干部（主要是干部中的知识分子），促使他们进一步归顺就范，接受改造。 　　于是，就有了下一步的部署：“当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向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学学生和小学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这大概就标志着肃反运动的开始。人们很容易就注意到，其指导思想和具体做法，(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钱理群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毛泽东 胡风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