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

唯色 | 国际笔会报告《当今中国的创造力与限制》:<西藏:北京奥运之后>

国际笔会报告《当今中国的创造力与限制》(图片转自 RFA 报道)。 据报道,5月3号世界新闻自由日, 国际笔会 推出报告 《当今中国的创造力与限制》(The PEN Report: Creativity and Constraint in Today’s China.) 。这份评估中国言论自由状况的报告历时五年完成,记录了2008年以来中国不断升级的迫害事件,包括西藏、新疆、蒙古等地一百多位遭受关押、迫害和流亡作家的故事,其中40位作家和记者仍被关押。报告包含了十位中国异议作家的文章,描述在严格审查的重压下的生活,包括余杰、縢彪、唯色、廖亦武、刘迪、野渡、慕容雪村、高瑜、沙叶新和戴晴。也记录了公众利用新科技逐步夺回话语权的转变。结尾向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提出建言。  以下是我在这份报告中的文章: ,写于去年5月29日,其中关于藏人自焚的人数,在当时是40人,而在不及一年后的今天,藏人自焚人数已经激增至121人 ! 这篇文章的英文译文,是由 High Peaks Pure Earth/高峰净土 网站翻译的。 西藏:北京奥运之后 唯色 记得那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之时,藏地的宗教法会被取消了,因为有人憎恨僧侣与信众聚在一起。许多民间习俗也被取消了,像在青海湖边,不准农夫们燃起桑烟,祭祀山神;康(Kham)传统的赛马节也不能幸免,望着空旷的草原,剽悍的牧人惆怅地说:“奥运会可能就像我们的赛马节吧,可是我们的赛马节没有了。” 那年并不远,如同昨天,历历在目。但是,就像我在《西藏:2008》书中所写的这句话:“有许多事情,是没有多少人知道的。有许多真相,是没有多少人清楚的。从康地传来的消息称,在一些偏远的地方,发生过类似于战争中的屠杀。” 寥寥文字,怎能写得下西藏的灾难与苦难?比如这几年,有多少个藏人中的杰出人才,接踵而至地,被国家机器突然地,从家中,从寺院,从就职的单位,或从我们不知道的各处,以野蛮的方式带走?确切的数字我们无从知道,除非是这个国家的权力者,各地的警察,监狱的看守。 许多人都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就像2009年玉树地震,遇难者超过万人,可是官方公布的数据却是2698人。这只是与自然灾害相关的地震,都被如此大幅度地压缩与生命存亡相关的数据,更何况政治地震中的蒙难者! 而在交织着绝望与希望的火焰中,一个接一个的藏人自焚了。从2009年2月,在安多阿坝发生第一起自焚,至2012年5月27日,在拉萨最神圣的大昭寺前发生的最新两起自焚,已经有40位境内外藏人连续自焚(包括37位境内藏人、3位境外藏人)。仅今年五个月内,就有24位藏人自焚。 难道藏人太愚蠢,不明智,会漠视生命,视自焚为要挟的游戏?要知道,毫无人性的是专制者、是恶政府,是他们点燃了修行僧侣与寻常百姓身上的火!一些自焚藏人在自焚前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或录音的遗嘱,已被陆续找到并披露于世。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清楚地说明他们是因为什么而以身浴火。 比如,去年12月1日在乡政府前自焚牺牲的农民,他留下四份遗书并署名是“持尊严者”,自述“……我们怎能相信一个不允许我们信仰宗教的政府?”“想到整个西藏和今年噶玛寺的苦难,我无法继续活下去空等。” 比如,今年1月8日在一个偏僻县城自焚牺牲的索巴仁波切(Sopa Rinpoche),以录音的方式留下遗言:“如佛陀当年舍身饲虎一般,其他牺牲的藏人同胞也是如我一般,为了真理和自由而舍生取义。” 比如,今年4月19日在乡村自焚的两位青年,也是以录音的方式留下遗言:“我们是为了藏民族没有基本人权的痛苦和实现世界和平而点火自焚的,我们藏民族没有最基本人权的痛苦比我俩自焚的痛苦还要大。 ”而他们的声音清纯,且无所畏惧。 西藏有一句隐喻:“心脏的骨头”。对于今日的藏人而言,世道虽在变化,强权依然肆虐,尊严遭到践踏,但“心脏的骨头”却是不会被折断的。而40位自焚的藏人及更多的争取自由的藏人,即是这样的“心脏的骨头”。 2012/5/29,北京 Tibet: After the Beijing Olympics By Woeser I still remember that when the Olympics were being held in Beijing, a Buddhist gathering was cancelled in Tibet because some people were strongly against monks and worshippers assembling together. Many other folk customs were also called off, for example, farmers were not allowed to burn incense as a sacrifice to the mountain Gods at Qinghai Lake and the horse racing festival, a tradition in Kham, was also cancelled. Facing the vast and empty grasslands, a fierce-looking herdsman said in a melancholic voice: “the Olympics are a bit like our horse racing festival, maybe that’s why we don’t have our festival anymore.” That time is not far away from us, it seems like yesterday, still vivid in our m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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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 | 杭州父女因拆迁无家可归,向习近平、李克强陈情

(维权网信息员黄天怒报道)杭州市拱墅区 90 岁的倪金宝和 62 岁的倪桂花是一对相依为命的父女。六年前,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储备中心将原来是农民的倪家父女说成是城镇居民户,说他家 1930 年造的房屋是“违法建筑”予以强拆,侵占了倪家的宅基地。然后,又按居民户的标准,对倪家原有 300 多平方米的房屋仅补偿了 150 多平方米。对这种明火执杖的抢劫,倪家父女向浙江省、杭州市政府申诉了六年,给有关部写了 1259 封信,但至今没有人找他们谈,以致这对父女目前还流浪在外。现在,他们抱着对中共新领导人的一线希望,给习近平和李克强寄出了一封饱含泪水的陈情信。 附公开信:习主席、李总理:您们好! 我们是 90 岁的倪金宝和 62 岁的倪桂花父女(此信由倪桂花书写),家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大浒东宛 10 幢 2 单元 502 室,这房子是租用的每月租金 2700 元一个月,电话; 0571-85864599 因为我们有冤无处审,有话无处说,利益链条连的很紧,因为我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趁拆迁之事受到了公报私仇、打击报复。没有办法只好给您写信。 我家原住杭州市拱墅区上塘镇大关村倪家门六号(老地址:杭州市拱墅区潮王乡白云桥南面,户主我爷爷倪照发), 1952 年 5 月 10 日 ,杭州市拱墅区政府分给我家五亩三分地(田),并发了土地证:一张是《土地房产所有证》(证号 003961 号),该证载明属我家所有的土地有 1.93 亩;一张是《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 002962 号),该证载明我家有权使用的国有土地有 3.41 亩。 1956 年我家稻篇等东西入社,底分两分( 56 年有东西入社现在拆迁按农民待遇享受)。实行人民公社化后,我家成为公社社员。当时我家人多劳力少,生产大队为甩包袱,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我们划出了合作社,成为农村居民,国家认可的个体农户 ( 单干户 ) 。所使用的土地我们单独交纳农业税。从被划出合作社开始。一直交到 2004 年全省免征为止。 我们是农村居民,并不是城镇居民!根据 2002 年 5 月 30 日 《杭州市撤村建居农转居多层公寓建设管理实施办法》规定,“原农户中的每个居民户口按人均建筑面积不超过 50 至 55 平方米标准计算,原农户中的居民人口以 2001 年 12 月 31 日前 登记在册的户籍人口为准”。 2005 年,拱墅区城市发展中心对大浒弄地块实行旧城改造,杭州市国土局颁发了“杭土资拆许( 2005 )第 029 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对位于东至上塘路、南至大关路、西至丽水路、北至登云路范围内的集体土地进行拆迁。     2006 年 7 月 31 日 晚上,冯坚青(拆迁办)、冯月根(大关村)等四人到我家来“动员拆迁”,说倪家门六号按农民计算,根椐户口分为三户(我和我父亲是一户、我弟弟为一户、我 妺妺 为一户),每户是 72 × 3=216 平方米,一共是 648 平方米。因冯月根出口伤人,我们没有谈成。(为拆迁大关村发生了群体事件 )。    2007 年 4 月 11 日 ,王泽军(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官员 ) 、姚广毅(大关村董事长)、冯水水、裴毓刚、吴超等人来我家来谈拆迁之事,(这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大关村的人讲土地,拆迁办讲房子,但是任何条件都没有讲,我提出要看征地红线图,冯水水同意,所有材料复印一份给我,王泽军答应派人送来(包括征地手续、规划红线图等材料),我说好的……。突然,王泽军说:“你们现在要在拆迁合同上签字,现在不签,以后就不要说了,房子就要强拆”,我们再往下说,他就说,“你们对房子已经没有权利说话了”。最后大家不欢而散(后来才知道,我和我父亲一户的拆迁协议早在 2006 年 7 月 31 日 已逼迫我智力低于常人(有残疾证)的弟弟代我父亲签掉了,所以不必要再认真谈了,就要你在代签的合同上签名,你不签房子就强拆。我们的房子就在他们违纪违法、剥夺被拆迁户的权益,公报私仇的情况下被非法强拆。 我妹妹一户拆迁协议在 2006 年 7 月 31 日 签好了,所以在运河商务区集体土地拆迁农户“双签”栏上公布了倪金宝,倪桂兰已双签名字。 政府工作人员在实施征地拆迁过程中,态度恶劣,作风粗暴,把我们当奴隶而不是当公民看待。 2007 年 2 月 7 日 晚上 9 点多,拱墅区拆迁办派人推倒了我弟弟的房子和我们耕种的菜地围墙,地上的庄稼全部压烂。 2007 年 4 月 18 日 早上,拆迁办派人要在此筑围墙,我们与之发生争执,小河派出所民警晋沛亮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拘留五天,我于 2007 年 6 月向杭州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杭拱公行决字 [2007] 第 784 号”的非法决定,专政机关参于征地拆迁那老百姓必死无义!追究刑事责任人的违法行为。至今没有给我复查结果,我在杭州市公安网上,到今天已投诉了 1259 封信,石沉大海无回复。      2007 年 5 月 11 日 早上 7 点多,我陪我父亲去医院看病,关门上锁。等到中午 11 点多我们看病回家时,我家建于 1930 年前的老房屋已被拆迁办以倪金宝的“违法建筑”夷为平地(这房子早已归我妹妹倪桂兰),一切财物都被捣毁,连二十多年的三棵大树也被推倒。当天下午 2 点许,王泽军、姚永强 ( 大关村管建房审批权的 ) 等人来到我家,王泽军当着姚永强的面指责我说:“你举报姚永强。现在告诉你, 5 月 3 0 日前你搬走,如果不搬,我们就准备人马再行强拆你 1985 年所建房屋(审批合法的房子)!”(我向省纪委反映姚永强管建房审批权,他两处建造房屋,一处卖给同村村民钟国民,又在沿街建五层楼房另加五间街面房,大关村人人知道,但无可奈何。现在弄得人人皆知,我举报姚永强,所以我们受到了一系列的打击报复,停电、停水、电话线拉断等等)。 2007 年 8 月 3 日 再一次非法强拆了我们的合法的房子,强拆前既没有开过听证会,也没有在杭报上公告过;强拆那天,拆迁办用残无人道的手段,把我父亲拖到拆迁办, 4 、 5 个人胁逼我 84 岁的父亲 5 个多小时,要在他们早已写好的收条上签名拿钥匙。我父亲的身体和心灵受到了至命的打击,第二天,我父亲含泪写了“房子我不要,钥匙还给你们。签名的纸还给我。倪金宝 2007 、 8 、 4 ,早上 7 点 20 分”用快件把钥匙退还给拆迁办,收件人:王泽军。直至今日我们再也没有拿到任何钥匙。他们为违法犯罪行为,创造合法外衣。 对于这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掠夺我家财产的强盗行径,我们表示无比的愤怒,多次向上级反映,不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带给我们是灾难。我给当时的夏宝龙省长、市长、区委书记网上投诉,回复“已在《杭州日报》 2007 年 8 月 9 日 发布公告, 2007 年 8 月 3 日 倪金宝已签名拿了钥匙······说已经给我们安置了房子”(房子回迁是 2012 年 2 月才发通告)。他们断章取义,用极其恶毒的手段,想出各种办法剥夺被拆迁户合法权利,在事实面前还要弄虚作假,践踏宪法和法律,用手中的权力打击报复,公报私仇······。     据查“杭土资拆许( 2005 )第 029 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文号为( 2002 )年浙规用证 0100338 号,是运河商务区, B-17 至 B-33 地块工业用地,拆迁范围是东临上塘路、南临大关路、西临丽水路、北临规划紫荆路,我家所在地倪家门六号和大关加油站都不在其范围之内。 杭房拆许字 2007 第 032 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大浒弄西片,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文号为( 2004 )年浙规用证 0100024 号,大浒弄西片,是农户拆迁安置回迁房用地, B-14 、 B-16 地块。倪家门六号和大关加油站都在 B-16 地块上,倪家门六号和大关加油站地块,是绿化用地,但和我家仅一墙之隔的大关加油站至今还未拆???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大浒弄西片 B-16 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迁公告。拆迁采取了偷梁换柱的手段,将本来应该拆迁的大关加油站国有土地,换成了吴国恩(个体老板)建造在集体土地上房子。 杭拱土资裁字( 2007 ) 006 号《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争议裁决书》,“该户为集体土地上的居民户,在册户口五人,即户主:倪金宝,长女:倪桂花,二女儿:倪桂兰,二女婿:朱胜国,外孙女:朱丽娜。”事实上,我 妺妺 早已成家立户,在拱墅区小河派出所的户籍档案有据可查。我家的户口簿号码是 020879 ,户主是我父亲倪金宝;我 妺妺 的户口簿号码是 0001332 ,户主是倪桂兰。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写着,公安机关鲜红的大印赫然盖着,怎么能够信口雌黄说我们只是一户人家呢?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法人代表赵春,竟然不作任何调查,就完全按照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的要求作出了不公正的裁决。交农业税时,我们是农民,分房子时,我们又成了居民,政府怎能如此对老百姓巧取豪夺呢? 拆迁办,以我妹妹倪桂兰的房子为筹码,逼迫我父亲在 2006 年 7 月 31 日 已逼迫我智力低于常人(有残疾证)的弟弟代我父亲签掉了的,合同上再签名,如我父亲不在这合同上签名,我妹妹倪桂兰的房子就没有了,房子就强拆;他们实实在在做到了,这就是权力大于法,我们深受其害。 倪家门六号和大关加油站都在 B-16 地块上,“杭土资拆许( 2005 )第 029 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杭房拆许字 2007 第 032 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是两块性质、用途、规划完全不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文号也不同的地块,而且时差 27 个月,怎么能用同一张《房屋拆迁许可证》??? 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大浒弄西片 B-16 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迁公告;但是我们的房屋在 2007 年 8 月 3 日 已非法强拆了,大关加油站至今还未拆。拆迁办,在拆迁合同上要我弟弟代我父亲签名,非法强拆那天胁逼我 84 岁父亲强迫拿钥匙。 《裁决书》还提出“拆迁人在搬迁期限内多次上门与被申请人进行沟通,但被申请人始终以未达到其对安置面积和补偿金额的要求为由,至今未与申请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故而申请裁决,”请问赵春:你们在跟谁沟通?我们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场合?提过对安置面积和补偿金额的要求??我们对房子连说话的权利都剥夺了,还有什么权力对安置面积和补偿金额的提要求。制造一个冤案、假案很容易,几个人就能构成,但是要把冤枉、假案真相大白天,很难,难以登天! 2012 年 2 月 10 日 公告,大浒弄地块集体土地农户回迁安置,到现在安置工作早已结束。从 2007 年 8 月 3 日 至今,我们没有拿到一分钱的补偿,也没有一个人来同我讲拆迁之事。在整个拆迁过程中我们没有提过一分钱和一个平方米的要求,因为我们的权利已被剥夺了。以致强拆六年以来我和我 90 岁的老父亲及我 妺妺 一家三口还流浪在外。 习主席、李总理:我们的日子过的很辛酸,也很艰难,希望在您们的关心下,我们的事得到圆满解决,不管事情结果如何,我们还会再给您们写信,除非我们不在地球上了。 倪金宝、倪桂花泣诉 2013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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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李承鹏:追求说话和写作的权利

2013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Bobs)结果出炉,中国著名博主李承鹏获得跨语种最佳博客奖。 (德国之声中文网)2013年初,李承鹏不仅仅上了中国媒体的头版头条。他在推介杂文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巡回签售的时候,遭到当局的噤声。李承鹏不能对粉丝表达感谢,连一句话也不许说。在新浪微博上他直白地写道:”他们都疯了”。在新书发布会时李承鹏脸上带着一个黑色的大口罩,身穿一件带有”I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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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魏京生与艾未未的中国梦

华盛顿 — 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日前在对中国艺术家兼活动人士艾未未进行采访期间问到:新上任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他对中国有一个梦想:更多的繁荣,更好的环境,人们都活得有尊严,请问,你的中国梦是什么呢? 对此,艾未未回答说:“非常简单:给那些没权没势的人正当的发言权,给他们投票的权利;要是认为现在做不到的话,给大家一个说法(一个时间表),告诉大家到底是十天以后,还是十个月以后,或者是十年以后,就有投票权了。别告诉大家说,你们现在过的生活已经是全世界再好不过的了。” 过去几十年里长期在中国国内,在海外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奔走、目前流亡在美国的魏京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谈到自己的“中国梦”时说:“其实我们从七十年代成长起来以后,就在做着中国梦。实际上说起来,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梦,都是想得到更多的尊重,生活得更富裕,各项权利有保障。” *投票权的意义:分水岭* 魏京生还表示,艾未未讲的一定要争取投票权这一点,非常有道理。“投票权、也就是每个人对国家各级领导人选择的权利,非常重要,这反映的是这个政权到底是老百姓控制的,还是少数人的独裁政权;这是一个根本的划分。” 魏京生说,投票权其实包涵了很多的内容,其中言论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言论自由,不知道真相,那如何做出选择?商场里面如果只有一种东西,你能有什么样的选择?” 艾未未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的时候表示,外界对中国的局势过于简单化了的看法,究其根源,是因为没有信息的自由流通。他举例说,中国民众至今都不能在西藏或者是新疆问题上自由交换意见。 *初衷与制度的局限*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的过去和现在的时候,艾未未说:“共产党80年前刚开始的时候,得到了民众的那么多的支持,很容易就成立新的政府了。而如今,1949年以前能够发表的文章,现在都发表不了。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1949年以前),共产党他们自己说是要建立一个民主社会,要有言论自由,要有人权。”“中国人民很有耐性,但是那些掌权的,背叛了大家。” 就此,魏京生表示:“客观地说,那个时候,共产党里有相当大的一批人,是真心诚意想搞一个民主政治,想为老百姓搞出一个民主政治,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 但是,魏京生指出,共产党本身的性质、就是说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注定了它的政权必然是一个独裁政治,而不可能是民主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讲,很多参与建立共产党政权的人,也属于是被骗了,他们目前也是对现状非常不满。中国走来走去,大家流血牺牲,最后弄出一个假的民主政治,一个假民主、真独裁的政治,这是大家最不满的。” 艾未未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谈到中国社会现状时说,中国社会目前处于信任危机状态,民众对各种产品,对教育体制,等等,都已经失去信心。 魏京生星期一(5月7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经过前面60年的磕磕绊绊,特别是现在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已经难以为继。”他说,在这个前提下,当前不仅仅是普通的百姓,甚至相当多的共产党人,现在已经认识到了,为了个人和他人的生存和利益,这个国家必须要走上民主的道路,否则不可能有正常的秩序。 *民主与秩序*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以及外部世界一些舆论一直坚持的“民主在中国意味着动乱或者是混乱”这种说法时,魏京生说:“现在世界上秩序最好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相反,秩序最不好的国家,几乎全是独裁专制的国家;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比较。” *人与制度* 德国[明镜]周刊在采访艾未未的时候,提到的一个问题是:取代共产党的那些人会比共产党更好吗? 对此,艾未未回答说:“没有保证,而这正是为什么需要有艺术家。人们常常问我:中国最终民主了,你到时候还干什么呢?我的回答是:我会继续抗争下去;因为只有这样,才会寻求是否有其他的路径和可能。” 魏京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取代共产党的那些人,“不会是圣人,也不要指望他们都是好人。我们指望的,是制度。” 魏京生指出,关键不是说具体要由哪些人来取缔共产党,关键是要由民主制度来取缔一党专制的制度。 魏京生说:“哪怕你用原来这些官员,跟台湾似的,一开始建立民主制度的时候,所启用的那些官员不都是原来的老官僚么!甚至现在也一样。” 魏京生说,在台湾政坛,国民党目前很多官员,还是过去那班人马,但是跟过去一党独裁、或者说是一党独大的体制和局面下相比,这些官员如今的“表现”则大有不同,原因仍然是回归到民主制度下,因为有了以反对党的存在为主的有效的制衡机制。 *“每个国家里的人都有好有坏”* 魏京生说:“靠人变好了,或者说是共产党人比美国人更优秀,因此而不用反对党来监督,这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全世界的人都是差不多的。每个国家里的人都有好有坏,人性也都是贪婪的。 美国这些官员,也不见得比共产党那些官员‘人’更好,大家都是贪婪的,我们自己也都一样,但是区别是,有制度在那里限制你,就使得你不能够无限度、无止境地贪婪下去。” 魏京生强调一定要有反对党的存在,否则“官官相护,用老百姓的话说,用贼来看贼”,是行不通的。“公民当中必须组成反对党,并由反对党去监督政府(执政党),然后可以轮流执政,在这个‘威胁’下,政府官员才会认真地把制度执行下去。” *太阳与真理* 另一方面,在回答[明镜]周刊有关为什么要持续抗争的问题时,艾未未说:“我生活的世界和他人的世界是紧密相连的;我怎么能对外界发生的事,假装不知道呢?” 艾未未说,他几天前看过一部由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制作的有关太阳的录像,不无感慨:“NASA花了好多年制作这个录像,但是实际做成的录像,只有三分多钟的时间。我看了以后意识到,一些事情,想得越久,它的最基本的概念和内涵就变得愈加简单了。”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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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 | “大V”对抵制网络谣言负有特殊责任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目前正集中部署打击利用网络造谣和故意传播谣言的行为。国信办官员日前特别批评了一些微博“大V”以“求辟谣”、“求证”方式故意扩散谣言,官方的这一直率态度提升了人们对网络谣言将受到治理的预期。 互联网上一直有一种辩辞,宣扬“谣言倒逼真相”对扩大网上言论自由的特殊意义。随着网络谣言带来的危害越来越大,这种说法即使在互联网上也失去自圆其说的能力。于是又有人从中国社会的现实环境中寻找网络谣言盛行的“深层原因”,为造谣者和故意传谣者推卸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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