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

荷兰《人民报》中欧事务通讯员Fokke Obbema最近出版了他的新书《中国与欧洲：两个世界的碰触》。这位资深记者日前在接受荷兰在线专访时表示，他希望以新书来推动人们对中国有更好的了解，但同时他也强调，自己并不是要美化中国。 “我不是要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或人权状况说好话，”Obbema说，“我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立场以及这个国家所代表的。因此我希望通过尽可能最客观的事实陈述，反映出尽可能最真实的东西。” 黄祸 Obbema在书中谈到了近年来普遍提及的中国在欧洲影响力越来越大一说。他指出，媒体经常发出所谓的“黄祸”的警告，但具体数据却显示出另一种不同的画面。2011年和2012年上半年，中国在欧洲的投资“仅”40亿欧元。这个数目大大低于美国在欧洲的投资，或欧洲国家间的投资。 书中还提及了中国的审查制度。“好几位受访者告诉我说，尽管有种种审查，如今中国的记者和研究人员确实有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Obbema坦率地继续道，“而当我在西方媒体寻找有关这种自由度扩大的文章时，却根本找不到相关的报道。” “恐华” 对于上述矛盾，这位《人民报》的记者认为，其原因在于，实际上（西方媒体）许多编辑只对那些渲染“恐华”的文章感兴趣。“一个绝好的例子是我曾经对中国人购买法国波尔多酒庄所做的报道。在英美媒体的报道里，这条消息成了，举世闻名的葡萄酒生产将落入中国人手里。” “而当我亲自到当地采访时，却发现事实上被中国人购买的只不过是那里超过一万一千多个城堡中六个鲜为人知的葡萄园。我在报道中让一位满腹怨言的当地农民发话，也采访了两位对中国人投资法国酒庄持积极态度的专家。最终报社的责任编辑用农民的话做标题，因为否则我的报道就‘没有故事性’可言。” Obbema在接受“荷兰在线”采访时直言，（西方）媒体认为它们知道读者想要什么，于是便利用这种“恐华”之情。“当然，中国确有足以令人恐惧的地方，但我认为，媒体过于扭曲了这个国家的形象。你可以用批判性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各个方面，但如果只关注消极的一面，就会一味地猛批下去。” 平衡 Fokke Obbema希望他的《中国与欧洲：两个世界的碰触》一书能够促使人们意识到这种片面报道的存在。“我认为，读者恰恰想看到平衡的文章。记者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思考他们该如何在实践中做到更好更全面的报道。” 在Obbema看来，获得这种全面平衡的洞察力需要花很多时间。“几个星期前，应新书的出版，我为《人民报》写了一篇关于这种片面报道的文章。读者以及其他记者的反应非常积极。可问题在于，记者们并没有感觉到这种片面性与他们自身的关系，因此也无意将其提到议事日程之上。这一切导致很难将这个问题进一步讨论下去。” “（西方）媒体的如此态度是否会改变？”这位荷兰资深记者在采访的最后对荷兰在线表示，目前看来这依然还只是个猜想。“我认为，各大报纸在今后一段时间仍倾向于利用这种恐华情绪。在我看来，这也是同目前不利的社会发展因素有关，如经济危机。人们因此而更加焦虑，而媒体也顺势而为。” 《中国与欧洲：两个世界的碰触》由Atlas Contact出版，ISBN: 9789047006091   荷兰资深记者Fokke Obbema Fokke Obbema，阿姆斯特丹大学法律硕士，伦敦城市大学国际新闻硕士，1996年至今供职于荷兰左翼大报《人民报》，曾任驻法国通讯员、经济部主编。现任中欧事务通讯员。

过去三十年间，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改变了中国人看待生活的态度。 作者：陶郁（ 政见网 ） 今天，许多中国人在对自身生活状态和社会发展程度进行评判时，已不再满足于仅仅追随冷冰冰和硬梆梆的经济统计数据，而更在乎自己内心的实际感受。甚至连一向严肃正统的央视新闻，也于去年中秋国庆前后主动向街头巷尾的普通人问起了“你幸福吗”。 随 着这个简单的问题迅速走红全国，各式精彩回答也层出不穷，有些让人忍俊不禁，有些使人唏嘘感叹，也有些促人长思久虑。而对于这个简单问题的回复如此五花八 门，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今国人不仅对生活水平的满意程度各不相同，甚至在界定生活是否满意的标准上也存有差异。最近，美国得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助理教 授韩春萍博士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普通公民的生活满意程度，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话题。在其他国家进行的大量调研数据表明：经 济条件的改善，并不必然会使人们感觉自己生活得更加幸福；相反，与经济发展所伴生的社会地位、文化价值、生活态度和心理气质等方面的改变，同样可能塑造人 们评判生活是否满意的标准，而上述因素对于不同背景人群的影响往往也各不相同。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鲜有针对当今中国人生活满意度和满意观的系统研究。而韩春萍通过分析自己与不同领域多位专家合作收集的数据，有效填补了这一空白。 通过分层随机抽样，韩春萍及其合作者与中国23个省份中的3267名受访者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这些受访者年龄介于18岁到70岁之间，其中1295人拥有城市户口，1776人拥有农村户口并居住在农村，196人拥有农村户口但居住在城市。 韩 春萍的分析显示：在全国范围内，有32.3%的受访者对生活表示满意，有29.4%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另有38.2%的受访者则表示自己的感受介于满意 和不满意之间。那些拥有农村户口、教育程度较低或者生活在西部地区的人们，虽然从经济收入等客观指标上看在社会上处境并不妙，却往往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 比较满意；与此相反，那些拥有城市户口、接受过良好教育或者生活在沿海地区的人们，相对来说往往对生活现状更不满意。 可见，与其他许多国家 的情况一样，经济收入远非影响当今中国人生活满意程度的唯一因素。从韩春萍的分析结果来看，即便社会经济条件相同的两个人，也可能因为在对不平等的体验和 感知、对物质的欲望以及对人生的目标取向等方面存在差异，产生完全不同的生活满意程度评价。而人们对不平等的体验和感知，既有可能直接形成于在生活中遇到 的坎坷，也可能是与自己进行纵向比较和与他人进行横向比较的结果。 更加有趣也更有意义的是，韩春萍发现城市居民、农村居民与流动人口判断生 活满意程度的标准存在显著不同。相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城市居民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更容易受到收入、教育、生活经历、处境变化、物质欲望等因素以及与他人比较 的结果所影响。而从总体上来看，流动人口对于生活现状的满意程度比较一致——这个群体的生活满意感主要受到个人生活目标取向的影响，也在某种程度上与人们 的家庭收入有关。 韩春萍的研究成果，能够启发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分析当前中国社会。满意感和满意观，虽然听起来可能不如经济收入和消费水平那 样直观和实际，但它们却与每名中国人都息息相关。它们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每个人日常生活的质量，更深刻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对执政者而言， “让人民满意”具有比“让人民富有”更丰富的内涵，或许也是一个更具挑战性的目标；但是，只有让富有的人民满意起来，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 安。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政见网，原文标题 《钱并不必然让国人幸福》 不代表荷兰在线观点

高效、即时，微博、人人等社交媒体本是民众畅所欲言，扩散前沿思潮，监督新闻事件的绝佳平台。然而在政府监 控的大手中，这些社交媒体，是否会在政府的胡萝卜和大棒政策下，渐渐沦为政府的官方发言人？通过对中国社交媒体门户网站的长期跟踪调查，瑞士国际事务机构 的Johan Lagerkvist教授得出结论：中国社交媒体和政府监管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博弈关系。 作者：一琳 利益不一致导致代理问题（Principal-agent problem） Lagerkvist教授指出，从某个层面上，新浪和腾讯等媒体，已经变成政府监管大众舆论的代理。他根据著名的代理问题（Principal- agent problem）原理指出，授权方（政府）和代理方（社交媒体）均为自利者，所追求目标的不一致势必导致利益的冲突和权益的抗衡。 作为媒体机构，媒体公司追求企业的利益最大化，以吸引用户为目的；政府以监控网络言论，封锁不利于国家治理的信息，以及维稳为目的。在政府监管政策 的桎梏中，新浪和腾讯等媒体需要机智地对网民的言论做出过滤和筛选，才能有效保障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这是中国社交媒体和政府监管之间一场微妙的博弈。 胡萝卜加大棒政策 1990年代始，基于广泛监管民众舆论的高成本以及政府亲自运营的低效率，政府把监管民众舆论的权利部分移交给新浪和腾讯等新媒体。这种放权行为看似是政府放宽媒体管制的宣言，实际上以紧密的政府监控行为作为基础。 Lagerkvist教授认为，中国政府在私有媒体企业的管理上奉行胡萝卜加大棒政策。隐形的奖惩机制时刻影响并制约着这些新型媒体公司的策略和发 展。对于坚定实施贯彻其政策的”红色”企业，政府往往用优惠化政策作为回报；对于”方针,决策存在失误”的企业，政府趋于用政策壁垒对其进行制约。 在眼下中国政权交接之际，新闻审查和相应的奖惩措施更加严格。对于政府的这些做法，新浪和腾讯等媒体公司的领导和发言人在公众场合普遍选择沉默和不予置 评。 实名制浪潮：声势渐微的一场表演？ 为了配合政府加强网络监管力度和维护网络安全的号召，北京市于2011年12月推出《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规定属地在北京市的互联网网站上， 其微博新老用户必须实名认证，才能发言和转发。在这个历史性变革的清晨，彻底实施实名制的复杂性和其可能引发的结果招来多方质疑。为配合政策需要，即使面 对着粉丝锐减，用户大规模退出，微博营销失效等风险，新浪还是无奈宣布将推行实名制。此举使新浪的股份一度跌幅达11%。 撇开所谓出于网络安全问题的考量，微博实名制带来的弊端显而易见。一部分互联网精英，即教育程度较高，对个人信息和言论自由敏感的用户，对实名认证 存在抵触心理。由此丧失具有前瞻性和批判性的精彩言论；微博实名制，使得政府拥有了更加便利的管理工具，将微博即时、高效、匿名的传播形式粉碎，转化为受 约束、受监视的偏官方媒体；网络的匿名监督对特权制约起很大的作用，在实名制下用户不能保证自己有一天不成为因举报而遭人打击报复的牺牲品；对于新浪本身 来说，彻底施行实名制将造成用户的大量流失。 众多弊端加之实施的复杂性，导致这场实名制浪潮从声势渐微直至最后的不了了之，不难使人联想到2009年的绿坝-花季护航软件失败的推广经历。 新媒体革命中的摸索前行 近年来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势不可挡，良莠不齐的网民素质，偏颇的理解和情绪的病毒式传播确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可循的章法。面对过度的新闻审查和网络监管 力度时，中国的媒体和民众往往用国情来安抚由此产生的负面情绪：”新闻审查在哪个国家都有。对于中国来说，如果不控制社交媒体就无法有效维护社会的安 定。” Lagerkvist教授认为在今日的中国，年轻的受众已经从过去的全盘接受并容忍过滤后的信息，到现在用理智的情绪接受一个具有中国国情特色的新 闻审查和监控机制。新媒体追求的新闻自由和民主，在短期内不会给政府造成巨大的挑战，关注的重心应该是如何解决由追求的利益不同而产生的代理问题。 如何找到网络监管和公民言论自由权、隐私权的平衡点，保证政府监管和干预不过度，不越权，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永恒命题。社交媒体的爆炸式普及，对公众舆论力量的有效推进，和政府监管的微妙博弈，一切都在这场新媒体的革命中摸索着前进。

近日，中国著名环保人士刘福堂涉嫌“非法出版”案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该案开庭已近一月但尚未宣判，在接受荷兰在线记者采访时周泽律师表示，刘福堂案政治打击报复的痕迹非常明显，目前他已发起联名活动呼吁释放刘福堂，截止目前已有百余人士参加。 “生态斗士”为环保奔走呐喊20载 刘福堂1947年出生，曾任海南省林业局森林防火办公室主任、民革海南省副主委、海南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近20余年来，刘福堂一直致力于保护海南生态环境，多次介入海南万宁海防林被毁、万宁石梅湾风景区水椰被毁等当地重大环保事件。 由于其敢说敢做的个人风格，刘福堂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各种荣誉也随之而来，他先后获得《南风窗》杂志“为了公共利益”2007年度人物、人民网海南视窗2011年度人物和民间组织与英国《卫报》共同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最佳环境报道奖“最佳公民记者奖”。 2012年4月，刘福堂利用微博和博客对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莺歌海镇一处火电厂选址问题引发的群体性抗议进行报道，由于该事件鲜有公开报道，拥有1.6万余粉丝的刘福堂的认证微博，成为外界了解此事的重要信息源，火电厂最终在民众和舆论的压力下被迫迁址。 刘福堂在莺歌海等事件中的举动让当地相关领导震怒，多位匿名人士向中国《新世纪》周刊透露称政府开始对其进行查账，试图抓到其经济问题的把柄，官方人士也开始频繁找其谈话。在这期间，刘福堂的两个微博账号陆续被禁言，多达80余条微博遭到删除。 “非法经营”还是“因言获罪”？ 2012年7月20日，刘福堂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海口市公安局逮捕，同年9月被海口市龙华区检察院提起公诉。10月11日，刘福堂案在海口市龙华区法院开庭，据检方指控，2005年至今刘福堂共撰写出版了《绿色的梦》、《生态斗士刘福堂》、《天地良心》、《海南泪（一）》和《海南泪（二）》五本书，刘福堂在没有取得国内省级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下，私自印刷、销售和赠与非法出版物18000册，非法经营数额达464000元，非法所得人民币78090元。与刘福堂一起涉罪的还包括印刷单位及其负责人和员工。 庭审现场，刘福堂确认涉案的五本书没有拿到国内出版刊号，但印书大量赠予海南林业系统及环保公益人士，从未想过靠此赚钱，“说我卖书赚了7万多元，可我自掏腰包全部书成本就要20多万元”。刘福堂的辩护律师则称，检方并未提供刘福堂涉案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证据，予以行政处罚足以惩戒，并不构成犯罪。刘福堂的同事及海南两位环保志愿者出庭作证，他们均表示刘福堂曾向他们或通过他们赠送大批涉案书籍，不存在卖书“盈利”行为，相关书款只是个人“捐助”。法院宣布择日宣判。 百余法律人士联名呼吁释放刘福堂 荷兰在线记者11月2日电话采访了为此案提供义务法律援助的北京市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周泽首先表示目前很难去预测法院方面到底会作何宣判，“刘福堂在印书之前通过微博大量披露环保事件内幕，其微博先后被禁言销号，当地领导多次约他谈话，种种迹象综合分析可以看出，刘福堂被政治打击、报复的痕迹非常明显，刘福堂案完全是一个冤案”。 周泽同时透露，目前其已联合近150位法律界人士、公益人士等发起联署签名活动，呼吁海口市龙华区法院判决刘福堂无罪。荷兰在线记者在这份名为《关于要求公正审理刘福堂案 依法保护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声明》（简称为《声明》）中看到，包括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和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徐昕等知名学者也出现在联署名单中，《声明》表示，刘福堂印书出版的目的系为宣传环保而非营利，其行为属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正常行使，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对于刘福堂的行为应该予以肯定和保护，而不是相反。 尽管刘福堂案尚未宣判，但一些中国学者已将此案与2010年作家谢朝平因自费出版《大迁徙》被陕西渭南警方“跨省追捕”事件相提并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认为，《刑法》中的非法经营罪打击面过宽，谢朝平也曾因出版图书而被以非法经营罪追诉，在舆论压力下，陕西渭南官方狼狈收场，“对谢朝平案的呐喊言犹在耳，却又出一个刘福堂案。” 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在个人博客中则表示，你不需要是刑法专家，就知道（针对刘福堂）这条指控是无中生有的，而这类无中生有的指控构成公诉权的滥用，其真实目的在于钳制公民言论，“龙华检方真正关心的不是刘福堂的‘经营’，而是他长年推动地方环保的‘异端’言论或行为，甚至也不能排除地方利益部门对其积极参与阻止毁林等多起生态公共事件怀恨在心，现在利用公诉‘秋后算账’的可能性。”

原文发表于 荷兰在线 http://www.rnw.nl/chinese/article/824956 、 相较中国官方对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热烈反应，中国流亡作家廖亦武日前获颁德国书业和平奖，被《环球时报》称为是“西方社会成心与中国过不去的另一面”。对此，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告诉荷兰在线，在西方多元社会，是容忍骂独裁者的声音的，关键在于一个作家的诚实度。 廖女士认为，一个作家的诚实度和独立性是十分重要的。“莫言是官方的支薪作家，享受部长级待遇，这不是他的‘错’，但这会直接影响到他的诚实度。”廖天琪说，“莫言在文学技巧和语言上有很高的造诣，但诚实度的重要性甚于技巧。” 刘晓波是“官方给莫言的糖果” 因此，廖女士也质疑莫言有关希望刘晓波获释的诚意。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对媒体表示，希望目前正被监禁的中国民主人士刘晓波能尽早获得自由。但廖天琪女士分析说，这可能是“官方给他的糖果，这样他就可以卸掉这个负担了”。 “之前我们通过非正式渠道获悉，当局希望以一定的条件送刘晓波出国，但被刘晓波拒绝了。”廖女士说，因此莫言的话没有实际意义。“如果莫言说，‘我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享受言论自由，包括刘晓波’。那就不一样了。” 廖亦武的中国 相比之下，廖天琪认为，廖亦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文字“多层次地将真实的中国呈现在我们面前，替中国不能发出声音的群体发声，描述了中国底层民众反抗传统、反抗强权的现实，并用优美的文字、技术来处理，非常有价值”。 廖亦武曾因预言中国军队围剿六四示威者的长诗《大屠杀》而被监禁，他也创作了《中国底层访谈录》，其中描绘了中国工农阶级的生活。该书一经出版既遭中国当局封禁。2011年，廖亦武从中越边境出逃，并开始流亡德国。 挑战话语权的人文奖 廖亦武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官方对中国现实的话语权。历史是怎么样的，民众的幸福感如何，在贫富分化、多元不一的社会，都有着不同的体验与解读。试图用“客观”来埋葬个体体验、用“爱国”来统一异样情感，都有重蹈历史不幸的隐患。 德国书业和平奖是战后德国书业协会设立的。国家纳粹社会主义引发了那场由排除异己逐渐升级的灾难之后，在这个背着沉重历史包袱的国家，德国出版业希望能寻找、并庆祝各个领域中对精神有启发、能促进社会进步的思想家。不求和谐，可贵的那些能够在历史的洪流中指点不足的声音。也因此，该奖被称为德国的人文最高奖。德国和国际上的许多大哲学家、思想家都曾获过该荣耀。 “帝国”与多元之国 廖亦武在获奖致辞时，借用麦可‧哈德（Michael Hardt）及安东尼奥‧纳格利（Antonio Negri）的“帝国”概念，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中国当局的“帝国的价值系统已经崩溃，维持它的仅剩下利益的勾结”，并指出这样的政治体系必须“分裂”。廖天琪女士指出，“中国必须进入一个合理、讲求公义和公理的政治时代，当然这也不是一步就成的”。 当被问及该奖是否会对德中关系造成影响时，廖天琪女士表示，中国应该会知道，德国是一个多元社会，容许不同的声音存在，而且德国书业和平奖是由有社会地位和判断力的评委公正地选举出来的。“廖亦武的书讲述了中国底层人群的真实状况，这其实更有助于两国之间的沟通”。 © RNW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荷兰在线。 更多荷兰及世界资讯欢迎访问： http://www.rnw.nl/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