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

有评论指出，中共对思想的钳制远胜于当年的国民党。当任何有良知的人随时都可能被推到反对位置时，中国正在培养怎样的异议文化？香港《端传媒》发表文章《在中国，何谓“禁书”》，作者邢福增认为，论对书刊的管控，以及思想的钳制，共产党比政局蜩螗的国民党时代布下更广阔的网罗。邢福增指出，中国政府对出版事业的管理，在职能上属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负责，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威权统治下，对思想及意识形态工作一直没有掉以轻心，党内负责相关领域的部门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宣部），充分体现以党治国的体制。邢福增说，“当你在中国各大城市的书城内，见到各种精美及高质素的出版品时，别被这表像所蒙蔽，以为中国真的有出版自由。对，中国外长王毅曾说，中国宪法上写了保护人权。不过，‘写’了不等于‘落实’了，这其实也只是常识”。抗争先要断六亲？香港《立场新闻》发表文章《黑社会•党社会》，作者区家麟说，在香港，若然黑社会作恶，还可以报警求助；“但（中国）这时势这强国，黑社会是小儿科，党社会才是硬道理。公义不彰，枪杆子在手，以法律作利器，庶民申诉无门，政法部门无人有力监督，宪法列明的集会结社游行自由，只是一纸笑话”。作者叹息说：“要抗争，先要断六亲，绝爱欲，摆脱人世羁绊，准备好焚身以火，也不一定有好结果，不一定能免于恐惧；乖乖听话的，得享平静生活，享有饱食的自由，囚笼里安享舒适生活，这是时代给每个人的抉择，无人能免”。羞辱的是海牙裁决还是中国？中国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华盛顿一个对话会上对海牙国际仲裁法院冷嘲热讽：“听说（关于南海争端的）仲裁结果很快就会出来了，出来就出来吧，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一张废纸！”台湾《苹果日报》发表文章《海牙裁决是一张废纸吗》，作者余杰评论说，戴秉国、王毅不可能在重要的外交场合表达“个人意见”，他们时而温和，时而强硬，并非他们本人是“变色龙”，而是他们服侍的主子性格和立场有了变化。当年的主子胡锦涛韬光养晦，他们也就亦步亦趋；如今的新主人习近平四面出击、好勇斗狠，戴秉国和王毅就要往习近平的话语风格和思维方式靠拢，如此才能保住饭碗，不至于成为反腐运动的牺牲品。余杰说，“戴秉国以‘一张废纸’的比喻羞辱海牙国际仲裁法院的裁决，羞辱的其实是他本人和他所代表的中国政府：他虽然西装革履、英文流畅，但骨子里仍是一个信奉‘真理属于拳头’的野蛮人；他代表的中国政府虽然财大气粗、梦想连翩，但从来就是一个只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野蛮国家”。中国正在打造异议文化香港《明报》发表文章《异见与沉默之间》，作者叶荫聪认为，从歌手何韵诗和书店店长林荣基的遭遇，可以看到中国国家机器无意之间，正在打造一种异见文化。叶荫聪说，两人在公众面前展现了勇气，作出了牺牲，现出了“知识分子”的身影，成为强权的对立面，但原因不是他们本来有着所谓“知识分子”的职业、思想及社会位置，把他们推到那个位置的，是无法无天的国家机器。简言之，愈来愈多的“知识分子”不是书生，不是纵论天下之士，任何人似乎都有机会被送上那个位置。叶荫聪说，只有少数人以异议作为终身职业，至于完全保持沉默者，在最压抑的专制极权时期也许常见，但终究并非常态，否则如今的监控审查者也不用那么忙碌了。在这两端之间及之外，那些拥有文化资源与地位，被视为最典型的知识分子，到底在做什么，他们行为的道德意义是什么，我以为更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把书店和图书馆的书封存起来，到别人家里去查抄图书，在海关和邮局检扣图书，以及随便把书放到火里去烧，放到水里去煮，所有这些行动，显然有一个法律上的前提：人民没有看书的自由。什么书是可看的，什么书是不可看的，以及推而广之，什么戏是可看的，什么电影是可看的，什么音乐是可听的，诸如此类等等，人民自己是无权选择的。

我们并没有制定过限制人民读书自由的法律。相反，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读书总算是文化活动吧。当然，林彪和“四人帮”是不管这些的。什么民主！什么法制！通通“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些封建法西斯匪徒的原则很明确，他们要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人民当然没有一点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