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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北京两大报纸被突然更换”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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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7·23动车事故特稿>历史烂泥滩的赌注

你戏谑说“1911 年了还在参加科举,1948 年了还在加入国民党”,但分歧的关键就在于有人认为现在已经皇族内阁了,有人认为刚刚同治中兴;有人认为国民党已经退守海南岛穷途末路了,有人认为北伐刚刚开始蒋总司令意气风发。       历史烂泥滩的赌注   文/常远(Erasmus Mundus)   1 在这个神奇的国家每有重大安全事故或灾难发生,在公共舆论一片质疑、问责、批评声中,总少不了一些呼吁宽容的声音。汶川如此,温州亦然。即使身为被世界媒体称为对政府容忍度最高最宽容的中国国民的一员,我也时常被他们傻逼兮兮的仁厚所感动。     宽容界通常有四个流派: 一是祖国母亲派:“祖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人均资源这么少,出些问题有些不好的现象是正常的,我们在逐渐进步,要对政府有耐心给政府时间啊!” 二是实干派:“你们这些人只会在网上打嘴炮,为中国的进步做过什么?你们骂的人不上网,有本事当面骂去啊!” 三是余秋雨派:“事情已经发生了,死了这么多了,大家都很心痛,但讽刺批评有什么用?骂有什么用?这时候对政府说风凉话有什么用?含泪劝告大家,灾后重建,安抚人心要紧。” 四是有本事你干派:“中国这么大问题这么多,很难管理,出些事故很正常。有本事你去管理啊,有本事你去铁道部调度火车不让它出事啊,站着说话不腰疼!” 这四个流派在江湖上威名赫赫,影响甚广。灾难发生后,愤怒和悲伤的情绪弥漫,相较之下,宽容界“温和冷静”的声音很容易让不明真相的人们有“眼前一亮”之感。 那么,嘲讽批评和愤怒不满到底是不是建设性意见?     2 记得有个崔永元发飙的视频流传甚广,面对听众的提问,他说(大意):“抱怨就是建设性意见。我抱怨二环路堵,就骂搞城市规划的那些人。我又不懂设计规划,但你没有给我搞好,我交钱养那么多城建专家是干什么吃的!”     普通人有平庸的权利。如果每个人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面对新闻事件吐槽出一大堆学术理论,从经济、社会、法律、技术角度侃侃而谈,写出逻辑清晰思考缜密的技术分析报告,呼吁人大成立特别事件调查委员会,那这个世界简直疯狂了。   从古至今,中国民间有着自己一套朴素的议政话语体系,公共空间从茶馆和寻常巷陌到如今的互联网,政治话题从宫廷秘闻皇帝韵事李公公升迁张首辅失势到如今的先帝病重铁路事故电梯逆行红十字会腐败,“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但这一整套表达方式和话语体系,其实质是变化不大的。 在大变革大发展的转型社会,老百姓写不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样的话,也无法像《万历十五年》一样有条理地分析皇帝和官僚系统的博弈、“以道德代替法治”的体制运转逻辑,他们顶多在风尘仆仆谋取营生的间歇,坐在茶馆里擦一把汗,叹一句“我爱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我吗?”更多时候,他们遭受不公和冤屈时的反应是简单粗暴的,仅仅是一句简单的“操你X”,或“我丢你老母”。 如果什么都能搞定的话,要政府干嘛?     一幅糟糕的画、一篇逻辑混乱的文章、一部烂片,常听人说,人家画了那么久,写得那么诚恳,拍得那么辛苦,能不能别那么刻薄啊,说几句好听的不行啊。这还算客气的,更多人喜欢使用以下逻辑:不满意你去画啊,你画得成这样吗?有本事你也去出唱片啊,你唱歌就好听?有种你去拍,给你一个亿拍《无极》,你拍得成这样吗? 多熟悉啊。让我们默默倒带回放:这么大的国家,有本事你去治理啊? 没错,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不会画画,五音不全,给我十个亿可能也拍不出《无极》的水平,让我去设计北京的环路可能会比现在拥挤一百倍。 可是我以为,一个画家、一个作者、一个导演在拿出自己作品给世人看的时候,就已经默认了欢迎各方点评,无论褒贬。好坏跟付出没有关系,人会好心做坏事,也可能一番辛劳后拿出糟糕的作品。换句话说,在一个受众掏出口袋里的钱买下画展的入场券、一本书、一张电影票的时候,他就天然地拥有了对这个事物表达满意或不满的权利。 我掏了钱,你怎么画那么差?写那么傻?拍那么烂?唱那么难听?什么是建设性意见?这就是建设性意见。你让我提建议给你,指导你怎么画得美、写得棒、拍得好看、唱得好听?我没义务懂这些。要你是干什么吃的?出来混,谁也别装可怜。 哪怕是去银行办理业务,或是打10086客服,都有评判服务好坏的权利,更何况公共服务?     如果说政府是公共服务的供货商,你通过纳税购买公共服务,如果这个供货商提供了糟糕的产品,消费者最合理最冷静的表现就是一句:操你X。什么是建设性意见?这就是建设性意见。花了冤枉钱嘛。脾气不太好的顾客还可能会嚷嚷着,再也不在这家买公共服务了。当然,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你只有一家供货商可以选。所以,骂几句娘,讽刺批评几句,简直是这个世界上最宽容最温柔的消费者,令人感动。 这个道理是如此清楚,所以我竟不知“宽容论”是如何流行起来的。在最普通的政治学解释里,人们也倾向于默认政府是恶的,是敌人,是随时可能侵犯自身权利的。所以你要时刻盯着它,监督它,骂它,让它浑身难受,不得好死。        “祖国母亲派”喜欢说要对我们的政府有耐心,多宽容,但恰恰相反,在现代社会,国民的底线素质就是对政府苛刻。对人苛刻是性格尖锐,对政府苛刻则是一种美德。 为什么不呢?六十年前,一个君子模样的江湖骗子敲开了你家的门,经过口蜜腹剑花言巧语一番忽悠:每天/月/年交付给他一笔费用,他承诺给你一块土地,给你医疗保障,等你老了给你生活费,邻居寻衅滋事的话帮你打他,受了冤屈帮你伸张正义。你听起来还挺美,就相信了。六十年过去了,你发现这个江湖骗子,口口声声说是自己仆人的家伙,牛逼得不得了,说的话一句都没兑现,而且还时不时地打你,骂你,把你关起来,不让你乱说话,从你的口袋里抢钱,拿着你的钱花天酒地风流潇洒。 你为什么不生气?     或许你不会因言论被删帖跨省,因家有冤屈上访被截访关押;或许你家的高档小区不会被强拆,高物价你消费得起;你养孩子不怕结石,托亲友从国外寄奶粉;你摆摊不怕城管,内部有人;你只想做一个踏实、安稳过日子的普通人,一个上学工作娶妻生子了此一生的小民。这想法很自然,很好。当别人告诉你那些苦难的新闻,你大喊着,这关我什么事?我只想过日子。可是亲爱的,你并不安全。一个有毒的体制提供的公共服务也是不安全的,你每天乘坐的地铁有可能突然逆行,你常年乘坐的火车、飞机可能由于非技术原因出事故。你或许多次坐火车从北京去福州,你发着微博,憧憬着电视台精彩的实习,可是突然就出事了。没有人能监督这个体制不犯错,没有媒体敢为你说话,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为你讨要公正的赔偿,甚至你留给世界的物件也被就地掩埋,名字不被人们知道。你为什么不生气?这是你的切身利益,这是你站立的土地。 你为什么不生气?     3 人们嘲讽整天在网路上发言的网民:你们整天打嘴炮,能有什么用?你们骂的那些人,都不上网的。 是啊,能有什么用呢? 一声呼喊、一次表达的确没有什么用,但十万人、一百万人一起关注,就是建设性的表达。姿态也好,造声势也罢,打嘴炮的人是在降低行动者的风险成本,同时提升对方罔顾舆论所向的风险成本。 对方早已肆意妄为到不在乎舆论的地步,但有声音,总比没有强很多。没有人关注毒奶粉,对方就会毫无压力地把呼吁赔偿的结石宝宝家长抓起来;没有人呼吁问责,对方就会若无其事地掩埋残骸顺利通车邀功炫绩。 你必须清楚的告诉对方:NO。它也许没什么直接作用,但这样的表态很重要。我想笑蜀老师的“围观改变中国”也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内核。     4 很多人说,体制内的人都是笨蛋,呆瓜。 毋庸置疑,体制外有非常多优秀的人才,但这并不能直接推导出体制内的都是蠢猪的结论。逻辑不是线性的。事实上,体制这台大机器早已锈迹斑斑,是个低效而愚蠢的大怪物,但莫要小觑了我党吸纳精英的能力。     你可以嘲弄每年醉心于国考的数十万人的价值观和道德,但你不能否认,其中一小部分人放在哪里是极其出色的人才。甚至你不能否认,《日人民报》本身是一纸笑话,但编写这份笑话的一些人是这个国家最出色的传媒人才之一,无论你每天骂多少遍CCAV,这个国家做电视做得最出色、最有经验的一批人才一定是在这个国家电视台里。 你骂他们投机也好,庸俗也罢,但道德跟能力一码是一码。 我无意为体制辩护,只是说,想当然的思维方式是百害无一利的。认为体制内全是蠢蛋,时代的未来、命运的喉咙一定掌握在屁民手里的是视野局限的幼稚天真臆想症;认为体制外全是微不足道的屁民,自己一定高位稳坐垄断利益得享万年的也一定是高傲愚蠢目光短浅的傻逼。 某体制内高级编辑,我曾坐在办公室他的后面等他码字,一条几百字的官方通稿,20分钟搞定,一字不改,直接可以发。他合上电脑,转过来跟我聊天。 你觉得我只会写这些东西吗?他问。 我点点头。我一度的确是这么认为的。 他打开了话匣子。我们从改革聊到21年前,从个人选择聊到未来局势,从体制内聊到体制外,从80年代的大学生聊到现在的大学生。他聊他真实抗战的看法,对百年来思潮的梳理,你都不好意思觉得自己看过《盛世2013》《大江大海》《追寻现代中国》等禁书有多么了不起,人家都看过。 放下成见,我只想感叹,操,原来是自己人。 这是我不到一年的体制内经历所给我的最大触动。由于体制环境本身的僵化污浊,一等一的人物进去后也不免受到影响,所以我很清醒,不能以肯定个体来肯定体制的整体。从比率来看,在国家官方媒体这一块儿,90%的人被体制搞成了傻逼或本来就是傻逼,10%则是人中龙凤。 这是价值观层面。至于利益和道德,我想起了在北京的室友。我俩合租一套家属院的房子,他去年P大毕业后国考中标,现任职于所有媒体人咬牙切齿的阎王殿——真理部。他学传媒的,我开玩笑说,他供职于一个扼杀自己同行和职业理想的单位。所谓的自我阉割。由于本能的反感和鄙视,初始我跟他不甚熟,住在一间屋子里也不常来往。后来随着接触增多,我们开始聊起天来。在对新闻事件交换看法时,我俩很多时候观点惊人的一致。他也痛恨对信息的垄断和封锁,对官场诸多潜规则和腐败愤愤不平。翻墙?开玩笑,人家熟得很。禁书?开玩笑,人家一书柜。抛却符号化和想当然,坐在我对面的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真理部工作人员。仅此而已。 在摸清了他的价值观之后,我更好奇了,他,为什么要加入体制?而且是“体制中的体制”的真理部? 聊了聊对局势和未来走向的看法后,我恍然大悟。而且我觉得他的想法代表了绝大多数想要挤进体制的年轻人:价值观不认同,但是夹着尾巴捞可见的福利。他出身农家,若能进入体制内,获得铁饭碗和一份丰厚的福利,也算在京城立足了,日后父母和弟妹的生活,都可以有很好的帮扶。所谓“鲤鱼跳龙门”,货于帝王家。 虽然他也同意体制迟早会崩溃,但历史的盘口还远没到来。换句话说,对于绝大多数想要进入体制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倾向于认为加入体制的可能风险小于可见利益。在自己退休之前,也就是50年内,体制会继续运转下去,福利和特权会继续供给。 说白了,就是赌命运。 如果体制不幸玩完,那就倒霉认命;如果体制运转如常至自己退休,那就皆大欢喜。总体上来说,如果加入体制获得利益的可能远大于体制崩溃承担的潜在风险,这单生意就值得做。 你戏谑说“1911年了还在参加科举,1948年了还在加入国民党”,但分歧的关键就在于有人认为现在已经皇族内阁了,有人认为刚刚同治中兴;有人认为国民党已经退守海南岛穷途末路了,有人认为北伐刚刚开始蒋总司令意气风发。     你此刻的选择,取决于你对未来的判断和预估。但人生的什么选择不需要承担风险呢?求学,工作,婚姻。都是赌,赌命运,赌这条路对不对。愿赌服输。奔向体制的青年当然要承担二十年内体制崩盘大清算的风险,而体制外的屁民也要做好五十年后退休在家对着电视机看建党140周年庆典的心理准备。 宁死不食周粟的青年别再嘲讽辱骂那些挤破头进入体制的同龄人,他们选了这条路,注定得承担这个决定的一切后果和风险——当然,还可能是稳赚不赔的利益。 而违背自己价值观和内心进入体制捞钱获利投机上位的青年也别苦着脸说自己身不由己,好像谁拿着刀逼你进体制一样。一身本事在哪里不能混口饭吃呢?忍辱陪睡就别想要牌匾,人不能太贪心。     5 哎呦,我差点忘了另外一批可爱的精英青年。 他们的理念是,我既不想当屁民在体制外被蹂躏,也不想像那些“庸俗势利、没有理想”的同龄人那样进入体制投机获利。没错,我们想进入体制,因为我们要改变这个体制。未来是我们的,我们是20年后的精英,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我们怎样,中国就怎样。我们光明,中国就不黑暗。所谓“好人一定要从政”。        请看:   “我想知道10年后的中国是如何的,当我们这些人30多岁,成了科学家,医生,局长,红十字工作人员,甚至是铁道部部长。是否惨剧就不会发生?贪官会被罢免? 医院可以合理收费?小摊不需要城管也能够清除?不公平的要骂,但是请保证我们的心灵没有被侵蚀,因为你——就是中国的明天! “令你们不满的官员总会死的。如果作为学生,学商的以后能诚信守法经营,学政的以后能真心为民,学工的以后有产品安全让人民放心,那么二十年以后中国就是另一个模样。可是如果现在只转抱怨的日志只发抱怨的状态,那么二十年以后中国还将是充斥着下一代人们的抱怨日志和状态的令你们不满的中国。”     啧啧啧啧。小清新有没有,感天动地有没有。好友里至少50人以上在转这些状态,忍不住想吐槽。还是那句话,“总有一些人,明明是幼稚天真幻想症,却自称理想主义者;明明是认输的怂逼,却自诩成熟稳重深谙世事。这世上只有一种理想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为什么还不明白呢?体制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人的好坏,而在于这个惯性运作的体系本身。体制是台轰鸣的锈迹斑斑的机器,是钢铁,是冰冷的,无关人心、人性。腐败不是因贪官污吏没有底线,而是制度性腐败;社会问题不是因道德伦理滑坡,而是体制性溃烂。 换言之,你想改,派对给你改吗?体制内多少能人都无能为力,你以为他们都是吃白饭的?500家庭治国的格局已然形成,在派对看来,挤进体制的这些无背景的精英青年也不过是给他们打杂的,不过是随时可以牺牲的棋子、家犬,你以为你进了体制就有地位?你以为那些在海外接受教育的红二代、红三代都是闲看着给你空间给你权力折腾、施展理想抱负的?更不要说,你的那些“理想抱负”是要砍他们的胳膊,断他们的手,剥夺他们已到手的实实在在的既得利益。这不比搏命轻松吧?进入体制,你也不过是从整体的弱势者成为一个集团的弱势者罢了,可知古代官和小吏之区分?柏杨早已经一针见血的指出,这一切是个大染缸,怎么还是有人抱有幻想呢?染缸本身就是黑的,不是坏人染黑了染缸,是染缸染黑了一个个好人。你说那染缸是怎么变黑的?这个染缸的诞生前提、运转逻辑、本质属性就是黑的,说清楚了吗? 一切的不公、一切的问题,不是因为现在四五十岁的那些中流砥柱,那些科学家、医生、局长、红十字工作人员、甚至是铁道部部长是坏人,而是因为体制的规则和体系是锈掉的、烂掉了的。 过度苛求人性的自觉而非制度设计,历史上从来都是灾难。     莫再说“我们怎样,这个国家就怎样”,现实情况是,政府怎样,国民就怎样。机器怎样转,螺丝钉就朝那个方向,政府腐败,国民就很难不遵从潜规则,政府说谎,国民说真话就会有危险。 你问我,那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只是一个吐槽的屁民而已。 我只知道,每一代人都不要过于拔高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未来最好玩的地方就在于,谁也猜不透。莫要高估80后、90后这代人在历史上的角色,我们很可能只是一个古老国家转型的铺路石而已。正如丹青老师所说,你站在历史的烂泥滩里,回头看一看,八十年代那批年轻人,玩得不知道比你们HIGH到哪里去了,水平不知高到哪里去了。而今安在乎?噢对了提个醒,你们觉得是“坏人”的当今某个体制内宣传官员,伍皓,就是当年80年代大学生精英哦~想进入体制的谁也别装逼,获利就是获利,投机就是投机,往上爬就是往上爬,赌命运就是赌命运,坦坦荡荡光明正大,一副道德圣徒似的嚷嚷“我要进去改变这个体制”,不是愚蠢就是虚伪。 昨日看到一条微博——派对的三大招是虚假希望、团伙腐败和army,招招快准狠。然而,虚假希望的泡沫迟早会吹破,团伙腐败迟早会分赃不均,army也不会无条件忠心。船迟早会沉,有趣的是,没人知道船什么时候沉——可能一夜之间,也可能持续很多年。所以,无论你入体制还是反体制,想靠政治捞一把的投机青年,输的概率都最大。还是老实先安身立命,做好自己的事情。事实上,我压根不信没有体制内的配合,纯粹体制外能推动什么变革。未来转型一定是内外合力的。我接受“有污点的国父”,反对清算,也相信变革会先从贵族民主开始。所以进入体制的人心想,换了新船还是需要我来掌舵的,进体制有可能一本万利,稳赚不赔。毕竟任何体制下都需要大量有一线经验的基层公务员,而且转型社会嘛,新体制的既得利 益者大多是之前的原班人马,看俄罗斯就知道了。投机青年反倒可能摘不到什么好果子呦。 不管作何打算,愿赌服输就行。 怎么样,你打算下注,还是逃离这个赌场?                                                                                         (采编:麦静  ; 责编:黄理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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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道周刊 | 中国人不是国民党原罪

李登辉治理台湾有两个政绩:台湾民主化和两岸关系明朗化。但是,李登辉也利用「外来政权」,成功地完成了为国民黨定「原罪」的工程。 自从李登辉以后,中华民国总统选举都背离了「宪法」,没有一个候选人敢于公开说「我是台湾人,我是中國人」。其实,如今的台湾人早就放弃了 「一个中國」,所以不敢说「我是中國人」。 既然中华民国总统选举是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为什么候选人作为中华民国国民,不敢大声高呼「我是中國人」呢?难道中华民国国民已经不是中國人了? 今日的中华民国与1992年的中华民国不同,已经变质变味了。1992年的「一中各表」,仍然认为中华民国是「中國」,2011年「一中各表」的「中华民国」已经被怀疑是「出卖台湾人民」。1992年的「一中各表」的本意隐含著「一个中國」,不论是指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两岸加起来的整个中國,其主权与领土必须是完整的;可以容许两岸各自宣称「代表中國」,但不等于可以各自表述成两个主权獨立的国家。 如今,台湾版「一中各表」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国际社会(包括北京)根本不买帐。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本来应该只是讲给美国人听的,而他却大声高呼讲给全台湾人听。国民黨由于外省人的「原罪」感,在台湾说话低三下四,失去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信仰。国民黨要走出「外来政权」的「原罪」,必须有胸襟和格局,一定要坚持一个中國的原则,不然与民进黨有何区别? 文章来源:2011-07-18 刊登于台湾《旺报》,同日《中國时报》(电子版) 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 谢盛友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7-21.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中国人不是国民党原罪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两岸关系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马英九胜选的十大启示 (19) 马英九胜在老谋深算 (0) 马英九应小心谢长廷的大“奥步” (0) 陈水扁其人 (0) 陈水扁——又一个兔死狗烹的可悲下场 (35) 阿扁一石击起千重浪 (0) 金门战役检讨 (24) 重读台湾的军事战略价值 (2) 这样的马英九——台湾“弃马保蓝”? (1) 走访台湾有感! (1) 谁使台湾越走越远? (2) 评陈水扁的“善意姿态” (0) 论台湾战争必胜 (13) 美国会抛弃台湾吗? (0) 真实的台湾很中国,很现代 (0) 析《旧金山和约》与“台湾地位未定论” (0) 杠杆效应和链式反应 (0) 日台关系暗流涌动 (0) 既是同根生,待以同根情 (0) 我没有看见过有能力攻打台湾的大陆军队 (14) 我在台湾看禁书的故事 (1) 我在台湾体验文革 (0) 对台海局势的预测——两岸必将和平统一 (27) 大陆麻雀变凤凰,台湾还有多少机会? (1) 大陆和台湾:大舜号和八掌溪 (0) 大陆人与台湾人 (1) 大选在即——我向台湾进一言 (18) 吕秀莲岂是“深宫怨妇”? (0) 向浴火重生的国民党学习 (42) 向台湾人民致敬 (35) 台湾面对内外变局 (0) 台湾遮住美国的眼 (1) 台湾选民明天投票,中国“打扁”台选现变数 (0) 台湾选战——正在进行的游戏化政治实践 (10) 台湾经济的沉沦 (1) 台湾的战与和 (1) 台湾的今天,大陆的明天——台湾大选观感 (20) 台湾民选——七大谎言的破灭和三大启示的烛照 (65) 台湾是怎么被我们放弃的? (3) 台湾政局多变数,和谈之路不可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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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高尔泰:哪敢论清白

高尔泰:哪敢论清白 ——致《寻找家园》的读者,兼答萧默先生 标签: 寻找家园 ● 高尔泰 去国18年,对国内的事情,已经不甚了了。感谢朋友们关心,先后寄来刚出版的《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萧默著,新星出版社2010年4月;简称“萧著”)和相关的评论报道,得知在海那边,人性和知识分子的复杂性议题,成了评论高尔泰的话语。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甚至以《美学家·狼·告密者》为题,把抹黑了的我名我书,炒成了萧著的卖点(编者注:见该报2010年6月11日)。 也许是时空距离之故,在被追猎和围捕中过了大半生的我,有点儿像是看戏,但我珍惜朋友们的信任,不愿意它受到损害。我爱喜欢《寻找家园》(花城出版社2004年5月)的读者,也不愿意他们之中有人,因为不了解情况而对我失望。这篇文章,是为他们写的。我要请读者相信,我没有那么坏。 我写《寻找家园》,是个人心灵的需要,无关义务使命。本文的写作,也很个人。只是为自己辩诬,不涉及萧著中其他部分的真假。只说事实,不作评价。好在任何事实,都有个宏观的历史背景。都有个时间地点前因后果的链条。只要链条没有丢失,背景未被抹去,一种言说的真伪,终究可以辨认。 三个文本相与析 《一叶一菩提》中写我的那篇,曾在《领导者》杂志2008年第一期上发表,题为《〈寻找家园〉以外的高尔泰》(简称“文本一”)。我的回应,题为《昨日少年今白头》。萧默在他的博客上,对我的回应作了答辩,题为《萧默致高尔泰的公开信》(简称“文本二”)。我据以补充了回应再次发表,他又据以分割加工了“文本一”,成为现在萧著中的样子。 这样,萧默对我的说法,起码就有了三个文本。文本与文本对比,可以看出作者诚信的程度,也有助于文本与事实的对比。 就拿对拙著《寻找家园》真实性的评估来说吧,萧默在“文本一”中说,“我可以作证,可信度至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文本二”则称,贺世哲来信说“有百分之八十是假的”。萧著改为“有一定的可信度”,但“起到了掩饰社会的作用”。三者互参,可以看到一种孰予孰取的另类考量。 评估如此,陈述亦如此。例如萧默说他在“文革”中我最艰难的时候偷偷溜进我的房间与我相会。那时我人在牛棚,房间已被查封。查封时抄家,他也来了。他的“文本二”,否认参与抄家,说那时他全年都不在所里。不在所里,又怎能进我房间? 萧默从未到过夹边沟,文中却如同亲历。说我“正是因着他体格健壮,再加上表现好,才熬过了夹边沟这一关”,所谓“表现好”,是在劳动时把别人“整得嗷嗷直叫,累得趴下”。事实上我同别人一样,到那里就很快虚弱下去。1959年被警察带到兰州作画,才得以死里逃生。我已回应,但萧仍重复。 萧说他1972年到酒泉时,“远非党员也与党毫无关系的高尔泰,此时的编制却在地委党校”。事实上我的编制,从未到过党校。我指出后,他还重复。 萧在“文本一”中说我的《荒山夕照》(编者注:文章写1968年冬,高尔泰等7名“牛鬼蛇神”被派到山里开荒,借机在山上打黄羊改善生活的一段经历):“没有明确交待回所以后他们当中是否有人向革委会举报了。我读了以后,可以打赌,一定有人举报了,而举报者不是别人,绝对肯定就是高尔泰本人!原来,人情世故之险恶,最典型的体现者就是高尔泰!”前面的“打赌”“一定”“绝对”,加上后面的“原来”二字,立即就变成了事实,和对事实的道德判决。 事实是,那次回所以后,革委会主任听了范华(编者注:范华是带队开荒的小组长)的汇报,说他要亲自到大泉带头劳动,让范华多准备几个夹铙。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是当时所谓“新生革命政权”以权谋私的一个小小萌芽,值得一写。但那是另一个主题,我怕文字杂乱,决定割爱。想不到留下这么个悬念,竟会使萧默如此亢奋。 这一段他无法重复,萧著中已模糊处理。 我与贺世哲、施娉婷夫妇的过节 萧默指控我出卖了贺世哲和施娉婷,“把年纪轻轻就出生入死,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又培养成党员大学生的两位有为青年葬送了”,“再加上以后密罗紧织的各种罪行”,逼得夫妇俩“多次想过一切都结束算了”。 我同贺、施之间的一切,《寻找家园》都写了,萧也看到了,没有提出异议。 但是他的说法,却是这样的:“‘文革’来了,在工作组面前,高尔泰与贺世哲之间爆发了一场气吞山河波谲云诡的战争。贺世哲先生,以后并连同夫人施娉婷女士与高尔泰一起,谁也没有得到好处,被工作组揪出来了。”没说谁先动手。事实上,早在工作组进驻以前,贺世哲就以“文革组长”的身份,发动群众“揭开敦煌研究所阶级斗争的盖子”,首先对我这个“夹边沟的铁笼子里逃出来的恶狼”(编者注:1957年高尔泰因在《新建设》发表论文《论美》被打成“右派”,发配到甘肃酒泉地区的“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穷追猛打。工作组进驻时,我早已被“斗倒斗臭”,成了“躲在阴暗角落里炮制毒草向党进攻的凶恶敌人”,和常书鸿“业务挂帅”“惟才是举”“招降纳叛”的反革命罪证。 工作组进驻以后,贺还是“文革”组长。我对之暗中使坏,鬼祟得大气都不敢出,怎能“气吞山河”? 萧默说我葬送了两位有为青年的前途,没说后者先葬送了只有31岁的我的前途。 1966年10月,工作组在全所会上宣布,换何山当“文革”组长。贺世哲取消党籍,我降三级工资,施娉婷免予处分。 我与贺、施之间的一切,至此已清。 那次会上,萧默上台打拍子,教大家唱《红灯记》。1967年《红灯记》作为“样板戏”风行全国时,形势已经逆转。各地奉旨造反,两派武斗比忠。我所(编者注: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组,也成了“资反路线”,被指控保护了“常(书鸿)李(承仙)高(尔泰)王(佩忠)黑帮”。随之,贺、施作为“资反路线的受害者”,再度崛起,成为所里造反派“革总”的头头。另一派以何山、苏永年为首,叫“革联”,被称为保皇派。满院的大字报,互相叫板。 萧默是造反派,大字报上自称超龄团员,誓言火线入党。再后来,形势又逆转,保皇胜,造反败。所里一半以上的人都进了牛棚。萧默“乘着革命大联合的东风”,依然红色战士。贺世哲、施娉婷被打成重伤,就是在那个时候。萧默文章中的“再加上以后密罗紧织的各种罪行”一语,放在这里是正确的。但它被剪贴到我的名下了。我作为两派共同的专政对象,身在局外,没可能参与其事。 陈克俭之死 萧默还指控我出卖了陈克俭,导致陈自杀:“1965年阴历四月初八,浴佛节庙会时,甘肃师大美术系教师陈克俭来到所里,创作‘四月八’油画,不知深浅,曾与高尔泰有过接触,谈了不少……但还没有等他回到兰州,高尔泰的揭发材料就寄到学校了。把陈克俭说的例如‘一池清波煮成粥,照得师生水中游’形容挨饿时期的打油诗,加上高尔泰自己说的反动话都写上……‘文革’一来,陈克俭说不清,竟上吊自杀了。”且不说“破除迷信”十几年,那时已无浴佛节庙会和任何庙会,更不会有以此为题材的任何文艺创作;且不说“粒米煮成十碗粥……照得全家水中游”之句,是1957年鸣放时兰州市女子师范许植本老师在大字报上写的(《寻找家园》已有提及);且不说陈克俭是水彩画家,也没有在1965年来到敦煌;且说事实: 1962年,我初到敦煌,分到住房前,住在招待所。与陈克俭和李巍(甘肃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一室。晚上闲聊,说起当时的饥荒,李说,中国农民胆小,不然要造反了。陈说胆大也不会,国家有军队。我说不是国家有军队,是农民无组织。当时敢议论这些,不是发昏,而是因为时值“三年困难时期”,控制相对宽松,以为在这个沙漠孤岛上,天高皇帝远,可以透口气。 李巍大大咧咧,在食堂(招待所没食堂,在所里食堂吃饭)谈笑风生。有一天手抚我背,说我“脑袋瓜子好使”,“天才就是疯子”。引起注意,有人就找他“闲聊”。后来支部书记李承仙找我谈话,说,听说你在客人面前放毒,怎么回事?常所长调你来,费了很大劲,你怎么一来就给我们惹麻烦?我认错检讨,做了交代。她让范华在会客室里给我开了个铺,让我搬过来住。 事情已经闹大,我没敢再找陈、李。小单位没有秘密,此事无人不知。 好在一切如常,大家都平安无事。他们在所里待到1963年,先后离去。1965年,我被抽调到兰州搞“阶级斗争展览”,又与陈克俭同住一室。谈起这事,他说在敦煌时,李承仙也找他谈过。他当过团干部,也处理过这种事。同样一句话,要看是什么人说的。三年困难时期,社会上牢骚很多,一般人说句错话,基本上不会追究。但如果是地富反坏右说的,性质就不同了。你们那里水深,没追究你,要感谢李承仙。 陈的厚道,李的保护,我只有感激。因所里搞新洞窟创作,我不久就回了敦煌。陈继续搞展览,从此没再见过。“文革”后我到兰州,听说他在“文革”中自杀了。很意外,很惋惜。萧说他是因我而死:“高尔泰一时失言,必是觉得后怕,与其别人可能揭发他,不如先把别人宰了,就像曹操杀吕伯奢一样,想象中的危险,又一次被白日梦般地化成现实了。” 一个必字断案,干脆利落。就像说贺世哲、施娉婷因我而几乎自杀一样。招数都相同,为了和“文革”挂上钩,把1962年发生的事,往后挪到1965年。 现在看萧的“文本二”:他说可以把65年改为64年。又说不改也可以,因为“究竟是64年还是65年关系也不太大”。又说,“(高尔泰的举报信)先交给李承仙(编者注:敦煌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常书鸿夫人)与否不是关键情节,又牵扯到李,不必写得太细,且也是姜先生说的,此前我并不详知,故可不改。”既不详知,怎么又能说得这么详细具体,还说陈克俭还没走我就把揭发材料寄到他的学校去了?这只能问他自己了。 兰州“文革”中的情况,我不清楚。但是一个人自杀,应有较大的原因,应有档案记录,应有当事人和知情人的记忆。现在甘肃师大还在,艺术系还在,当时的不少老师和同学还在,要了解真相不难。萧默此文的网络跟帖中,有一则就提到了这个问题:“你们个人之间的是非恩怨也说不清道不明,但是陈克俭老师之死是谁人所致,真相早已大白,不是高的几句话就能决定的。”应是知情人所写,我对此感激不尽。 我为什么要揭发萧默 萧默说,1972年他到酒泉看我,我告诉他我揭发了他偷听敌台。他说他此前毫不知情,我告诉他后,他才想起两年多以前在山沟里,他放羊,我和几个牛鬼打地埂,我和他同住一室,见他听半导体,问听什么,他说敌台。然后我就揭发了他。这次告诉他,是“以图减轻一点良心的不安”,他决定不给我“这个廉价的机会”。 我确实揭发了他,然后又告诉了他。但是这个事实,和他说的不同。 碰上萧默收听苏联歌曲,是“文革”前的事。本来早已忘却,1967年,我们“牛鬼蛇神”到山沟里挑渠,两天一夜。他是监押我们的民兵,忒横,才又想了起来。 那天我干热了,脱掉上衣,晒着太阳干。背着手在工地上走来走去监工的萧默,走过来说不许赤膊。我问为什么,他说不许赤膊。我又问为什么,他还是说不许赤膊。我没听,继续干,他大怒,喝令我立正低头。问我是不是要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是不是以为在这野山沟里只有一个民兵就治不了你?我穿上上衣了,他还没完。晚上我们做请罪仪式毕,他又训我一顿。 夜里睡不着,想起了那个秘密。第二天完工回所,找到“革联”的苏永年,向苏揭发了萧。两天后遇见萧,大声对他说,你偷听敌台,我揭发了你。他站住,我绕过他走了,很高兴碰上了,对他说这句话的机会。 萧默的“文本二”,坚持说他是放羊去的,不是民兵监督劳动。说那时候连政府都没有,“不可能有什么‘民兵’”。 所里无政府,不等于国家无政权。那贯穿一切的权力意志,从未在任何角落留下空隙。那时天天说“全民皆兵”,怎能说没民兵?萧此前写《〈祁连山下〉之外的常书鸿》,就自称是“董超薛霸”(编者注:《水浒》中押送林冲赴沧州的两位朝廷公差)之流,“代表堂堂革委会‘押解’”常书鸿,那不是民兵?那时阶级界线判若水火,革命两派你死我活,没有可能一个造反派战士和一群牛鬼蛇神同住同劳动。两天一夜,放什么羊? 新出版的萧著中,萧在修改过的“文本一”前面,加了一篇《最是牧羊风光好》,自圆其说。末尾写工宣队长郑绍荣审问高尔泰,劈头就问,你说萧默偷听敌台,敌台里说的是哪一种外国话?高说是英语。郑说我们了解了,萧默不懂英语。高说是俄语。郑说我们了解了,萧默的俄语早就忘光了。高又说是藏语。郑说萧默不懂藏语,西藏是外国吗?西藏人民广播电台是敌台吗?于是,打小报告出了名的高尔泰一下子泄了气了……凡广播,没有可能不用听众能懂得的语言。当过法官的郑没有可能这样诱供,久经批斗盘问的我也没有可能这样被诱。若是如萧所说,我早就成了陷害革命群众的阶级报复犯,那还了得。 但这个虚构的故事,却也捅出了一些真实的漏洞。萧把1967年我当面说“我揭发了你”这句话的时间挪到1972年,地点挪到酒泉,并宣称在这之前,他毫不知情。这个故事不但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时间坐标———有军宣队、工宣队的60年代,和一个不同的地理坐标———敦煌。也表明那时的萧,已经知情。 1972年,所里另外两位同事,刘玉权先生和王炳先生到酒泉“外调”,找我查问萧偷听敌台的事。我说我没有旁证,他们也就算了。他们刚走,萧就来了,说是来看望我的。 有过互相伤害,难能不计前嫌。他来看我,我有些感动。告诉他刘、王二位刚走,所里在调查你,你要注意。 万万想不到,回答竟是:你不应该告诉我这个。理由竟是,个人关系不能高于组织原则。 我像吃到一个苍蝇,不再理他。他一出去,我就用力摔上房门。惊动了隔壁的赵存福,一位年轻的摄影师,过来问什么事,说太平常了,别气。想不到36年以后,萧会说那次我送他一直送到招待所。 刘、王二位的酒泉之行,是我和萧在酒泉冲突的关键。萧的故事,只字未提他们。后面却又写道,那次他回到所里以后,“就把高尔泰如何想与我进行‘黑串联’,如何遭到我的抵制的事说了……可以自夸,毫无破绽,滴水不漏。”但没有刘、王二位,“黑串联”个什么? 我是1969年春天到酒泉的。这个事实,也使得萧的故事难以周延。为此,萧强调我直到1969年秋天还在敦煌。这“文本二”和萧著中的“秋天”二字,是“文本一”中没有的。后来加上圆谎,拿出来的证据,却是我的《面壁记》开头两句:“从1962年到1972年,我在敦煌十年。”萧引用了这两句,但没引第三句,“但是只工作了四年”。 我到酒泉,是因为酒泉地区革委会为“迎九大”要办一个展览,从辖区各地抽调专业人员筹备。所里去的,不是只我一个。其他人办完展览就回所了,我赖在那里要求调离敦煌,敦煌卡住编制直到1972年才放。这个过程,没有含糊之处。 “九大”是1969年4月开的,这个时间坐标,恐怕也挪动不得。 我离开社科院是因为“告密”吗? 萧默说我因为“爱告密”,被赶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故事是从一次虚拟的训话,倒叙过去说的。“文本一”把时间设定在1984年:“1984年,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召开……我最后一次见到高尔泰。”事实上,那个会是在1983年开的。常书鸿、季羡林等人都去了,我那时在兰大,被“清除精神污染”。停课禁书,拒绝检讨,拒绝约谈,受到大家关注。那次应邀与会,只为见常老一面。遇见不少敦煌老同事,还是有些旧情,握手如仪。惟独该萧,酒泉一别,已形同陌路。 萧默把会期改到1984年,恰恰是绕过了“清污”背景,避开了编故事的障碍。经我指出,萧著会期已改正,但故事没改: 相隔十多年我们第一次碰面,他一直盯着我,我却对他来了一个“脖子不给”(兰州土话:不予理睬)。会完我随着大伙进饭厅,他施施然走了。第二次会上,中间休息时他迎向我,站在我面前,似笑又不敢笑地问:“你好吗!”我说:“我还好,你可能不一定太好吧!你不是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待过吗,那个单位多好,在北京,可以甩开膀子搞你的美学了,李泽厚也在那里,为什么不待下去呢?”他一时说不上来。“可能是待不下去了吧,人家‘送瘟神’了?你那个爱告密的毛病也得改改了,你走到哪里都是这样,人家讨厌,对你自己也不好。”“你怎么知道的?”他惊奇于我的消息灵通,也证实了他确实又揭发了什么人让人家赶走了。“丁一你认识吗?”我问。“是他告诉你的?”“这你就不用知道了。”“我…我…‘文革’中的事情……”“你不用说了,‘文革’中好多人都犯过错误,包括我在内。但有些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时代造成的;有些是永远不能饶恕的,是人格堕落的表现,你就属于后一种。你的身子已经生活在20世纪了,头却还在中世纪,脖子拉得那么长,你活得累不累呀!你实际上是一个弱者。”且不问萧在写此文时,是不是忘记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精神生态和政治语境,忘记了那时候他已经不再具有1960年代居高临下训斥“牛鬼蛇神”的民兵身份?且不问何以训词断裂,前说我在京告密,后评“文革”中是非,中间空白莫名其妙;且不问为什么告密的具体内容,我只问一句:丁一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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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为出版回忆录而逃亡

廖亦武辗转经由越南和波兰逃到德国。 近日抵达德国的中国流亡作家廖亦武在接受BBC采访时说,他是为了出版其被禁著作《证词》而决定离开中国。 生于四川盐宁的廖亦武在1989年天安门要求民主的运动被镇压后由于创作描写六四镇压的长诗《大屠杀》被监禁四年,其后出版的多本著作被当局列为禁书。 他先后17次被中国当局禁止出境,近日经由越南偷渡离开中国,其后转到波兰,于7月6日抵达德国柏林。 廖亦武对BBC驻柏林记者说,他的家人认为逃亡西方比留在中国安全,因此对于舍家人而去,他并不感到失落。 廖亦武著有《中国底层访谈录》和《沉沦的圣殿》等描写中国社会现状的作品。作品遭到中国当局查禁。 即将在德国发表的《证词》是廖亦武自己的回忆录,叙述了中国当局给与他的一切对待。 他形容自己因为坚持写作,已经在中国“陷入了僵局”,他与当局为出版新书而一直进行谈判,但是没有结果,出版商也担心他的人身安全,因此决定设法离开中国。 廖亦武说,他在未来一段时间将出席新书在德国的宣传活动,然后还将到美国等地推广其另一本新书《上帝是红色的》。 点击 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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