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在复旦上海论坛闭幕式上，秋风痛斥郑永年：撒谎、撒谎、撒谎！我不由得高呼：痛快、痛快、痛快！ 　　小心，秋风。 　　在《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一文中，秋风断言：“孔子是圣人”。 我曾写文《Hi，秋风》与秋风商榷。 　　在《自由的孔子》一文中，秋风对孔子的宣传升级了，更进一步断言：孔子 “是一个自由的圣人”。 　　这样极端地走下去，我认为秋风很危险。 　　为此，特写本文，真诚地对秋风说：小心点，不要信口开河了！ 　　秋风读了不少的书。 　　但是，书本只是知识的蓄水池，不是知识的源泉。 　　“知识是人类认识和经验的总和。人所知道的，通过学习和经验所获得的事实、信息、技能和理解力等。”（郎文当代高级英文辞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读书可以获得很多名词，只有通过实践，获得经验，提高理解能力，才能够理解名词，上升为知识。否则，只能一味地沉浸在名词中，做名词游戏。 　　秋风是一个生活经历简单，实践经验苍白的人。他至今还没有察觉自己正在做名词游戏。 　　“缺乏实践经验，知识肤浅”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第一个得此病的正是孔子，然后通过儒家子弟的传播，遗传到往日的康有为身上，传染到今日的秋风一类的知识分子身上。 　　 书本知识分子 　　新的发明永远是实践者发现的，新的知识永远是实践者创造的。 　　没有实践经验，仅有一些书本名词的知识分子，是书本知识分子。他们没有了理论建树，没有自己的思想，因为他们没有参与知识的创造，只是学习了他人创造的名词。 　　我以泰勒斯、苏格拉底、管子、孔子、培根、卢梭、伏尔泰、狄德罗、马克思、列宁、严复、康有为、孙中山、胡适和李大钊为例，来对照说明什么是书本知识分子。 　　泰勒斯(公元前625年？～公元前547年？) 　　泰勒斯是古希腊第一个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希腊最早的哲学学派-爱奥尼亚学派的创始人。 　　泰勒斯生活的爱奥尼亚，商人阶层的统治取代了氏族贵族的统治。商人所从事的交易活动，不是强迫的，是自由的；不是局限在一块固定的区域内，而是跨地区的；因此，商人的自由度大，经验丰富，见识广。 　　泰勒斯生于米利都。米利都居东西方往来的交通要道，是手工业、航海业和文化的中心。泰勒斯虽然出身于奴隶主贵族家庭，但是他早年曾经经商，到过不少东方国家。他广泛学习了古巴比仑观测日食月食、测算海上船只距离，埃及土地丈量的方法和规则，以及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而后，他从事政治和工程活动，研究数学和天文学，晚年转向哲学研究。泰勒斯几乎涉猎了当时人类的全部思想和活动领域，成为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家，被尊为“希腊七贤之首”。 　　泰勒斯从事过商业、工程、政治和学术活动，他的经历是丰富；广泛地学习了各种天文学、数学、哲学，他的知识是渊博的。泰勒斯是人类第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 　　苏格拉底成长于伯里克利的盛世，正是雅典民主制度鼎盛时期。青少年时代，苏格拉底曾跟父亲学过雕刻手艺。他曾经三次参军作战，当过重装步兵，在战争中表现得顽强勇敢，并不止一次在战斗中救助受了伤的士兵。此外，他还曾在雅典公民大会中担任过议长。30多岁时做了一名不取报酬也不设馆的社会道德教师。 　　苏格拉底的经历也是丰富的，学过手艺、当过兵，管理过雅典议会；他的知识是渊博的，被公认为的古希腊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我认为他的最大贡献是基于逻辑推理和反证法的教学方法。苏格拉底是开创性的知识分子。 　　管仲（约前723或前716-前645） 　　管仲少时丧父，生活贫苦，为了维持生计，做过商人，当过兵。经鲍叔牙力荐，管仲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他主持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对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 　　管仲的经历是丰富的。从商时，到过许多地方，见过许多世面，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物，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这为他成为一名有建树的政治家奠定了基础。管仲知识极其丰富，著作《管子》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管仲是中国最有建树的知识分子。 　　管仲反对空谈，没有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夸夸其谈的毛病。作为经济学家，观众在《管子》中，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而丝毫不懂经济的孔子只能够空谈什么：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更有甚者，孔子主张“罕言利”，重义轻利。孔子以道德君子自居，自诩“君子喻于义”，讽刺“小人喻于利”。 　　管仲是中国第一名当之无愧的学者。孔子只不过是一个小学教师，只能讲解一些“孝”与“忠”的浅显的“大”道理。管仲之所以没有孔子的声誉高，原因有二：其一，管子的学说是用于治国的，必须在其位，并且具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才能够理解；而孔子的“学说”是用于治民的，讲的是一些无需知识和经验都可以明白的“大”道理；其二，管子没有像孔子那样开门办学，于是便没有那么多的付钱的子弟传播其学问。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 　　自20多岁起，孔子就想走仕途，曾做过管理仓库和管理牧场的小官。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 51岁了。 　　孔子在被君主启用之前，经历简单，一直教书为生，没有管理国家的经验。因此，孔子不可能有自己的治国思想。孔子的思想源于周公旦。 　　周公旦，西周政治家，参与了西周的建国和初期的治国。周公旦提出“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之治国思想，并且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作为政治家的周公旦，在前人的基础上，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礼乐制度。 　　周公旦是儒家思想的奠基人。孔子推崇周公，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汉代儒家将周公、孔子并称。 　　只是大量地阅读了历史文献，没有周公旦创建西周的经历，并且“畏圣人之言”的孔子不可能有任何制度创新，。因此，他只能从周，不会因时而变。51岁从政3年后，孔子便削三桓、堕三都，违背历史的自发进程。不久便失去了官职。 　　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从法律上承认民众所具有的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时代的重大经济改革。时代变了不知变通，孔子修《春秋》批评“初税亩”非礼也。 　　孔子是一位典型的书本知识分子。他在从政前学习了周公的治国之道，他的“知识” 是没有实践根基的。他只是一个知识的传播者，一个旧制度的传承者。 　　秋风，我为你担心。你跪在孔子身下，仰视孔子为圣人，还认为自己重新发现了孔子。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 　　在剑桥大学学习三年后，弗兰西斯·培根曾经作为英国驻法大使的随员到了法国。在这段时间里，他几乎走遍了整个法国，广泛地接触到许多的新鲜事和新的思想。21岁时，他取得了律师资格。33岁时，当选为国会议员。38岁时，成为法院出缺后的书记。 　　1602年，詹姆士一世继位后，培根受到重用。43岁时，培根被任命为詹姆士的顾问。46岁时，被任命为副检察长. 52岁时，被委任为首席检察官. 55岁时，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次年被提升为掌玺大臣，转年又晋升为英格兰的大陆官。 　　正是在这一从政时期，培根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并出版了多部著作。培根提出了经验论的原则，认为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感觉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源泉。他还提出了经验归纳法，主张以实验和观察材料为基础，经过分析、比较、选择、排除，最后得出正确的结论。在工业科学方面，培根关注工匠的技术和工业生产过程。 　　在《论读书》一文中，培根说，读书补天然之不足，经验又补读书之不足，盖天生才干犹如自然花草，读书然后知如何修剪移接，而书中所示，如不以经验范之，则又大而无当。这是对书本知识分子的告诫。 　　在《新工具》一文中，培根号召人们采用实验调查法。人们要了解世界，就要观察世界，收集事实，然后再用归纳推理方法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结论。 　　培根的经历是极其丰富的。可以看出，培根是在从政过程，获得了学术灵感。他的学术是有实践根基的，他参与了知识的创造，知道知识的伟大。所以第一个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 　　培根是近代一名伟大的知识分子。 　　让-雅克·卢梭 (1712-1778) 　　让-雅克·卢梭酷爱读书。7岁时，卢梭就将家里的书籍遍览无余。于是，四处借书阅读，读了不少的历史、传记等书籍。这是他少年时期学习经历。13岁就开始工作，做过律师书记、雕刻匠学徒。 　　16岁时，卢梭只身离开日内瓦，长年做临时工，四处流浪。他没有从事过商业，没有从政，没有管理过企业，只是先后做过家庭教师、书记员、秘书等依附性的简单工作。这种人怎么可能对社会和人生有什么深刻的认识？因此，卢梭的思想是极其荒谬的： 　　卢梭反对伏尔泰在日内瓦建立一家剧院的计划，认为剧院是所伤风败俗的学校； 　　卢梭认为艺术与科学的进步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好处，否定艺术和科学的价值。他认为天文学诞生于迷信，辩论术诞生于野心、仇恨、谄媚和谎言，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于虚荣的好奇心。因此，科学与艺术的诞生乃是出于我们的罪恶。 　　卢梭主张自由平等，却又攻击私人财产制度。他完全不了解私有制的自由的关系。 　　卢梭一方面主张“天赋人权”，一方面又霸道地说：“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全体（主权者）就要强迫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 　　卢梭认为教育目的是“向他的头脑中灌输真理，只是为了保证他不在心中装填谬误” 。 　　流浪者的贫穷生活使得卢梭思考自由和人权，但是他却不具备如何获得自由和权力的经验和能力，只能臆想。 　　卢梭是一个典型的书本知识分子，一个没有经济根基的社会流浪者，一个没有实践经验的思想流浪者。 　　伏尔泰（1694－1778) 　　伏尔泰是一名文人。他提倡天赋人权，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由和平等的，一切人都具有追求生存、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天赋予的，不能被剥夺，这就是天赋人权思想。 　　1726至1729年避居英国期间，对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潜心考察研究英国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研究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和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回国后发表《哲学书简》，宣扬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成就，抨击法国的专制政体。 　　狄德罗（1713年- 1784年） 　　狄德罗也是一名文人。狄德罗在主编《百科全书》的25年中，深受弗朗西斯·培根、霍布斯和洛克等人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培根关于编辑百科全书的思想，促使他坚定地献身于《百科全书》的事业 　　文人伏尔泰、狄德罗都是书本知识分子，只能照搬英国思想。 　　马克思（1818-1883） 　　1841年，马克思大学毕业。1842年10月至1843年4月担任过半年的《莱茵报》主编。 　　马克思25岁结婚，而后终生从事理论研究工作。 　　1843年秋，25岁的马克思迁居巴黎，他开始参加法国工人的集会。同时，他大量阅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费尔巴哈等人著作。在掌握了前人的名词之后，这位毫无国家、企业管理经验的书本知识分子开始构思自己的“理论”，并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德意志工人协会活动，宣传自己的思想。 　　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 　　在这个宣言中，马克思宣称“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嚣张的鼓吹用暴力剥夺他人财产的强盗宣言。 　　仅有书本名词，有可能发表一些奇谈怪论，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书本知识分子的暴力倾向。这些人对社会的批判和设想，并没有被社会实践来证明是正确的，便肆无忌惮地鼓动用暴力推行他们的主张。 　　30岁的马克思正是书本知识分子加暴力分子的典型。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正处于30-40岁的年富力强的年代，可是他不思工作，成年地在英国博物馆研读政治经济文献，过着贫穷的生活。贫穷的、无任何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的马克思却在写作一本经济学的书，1857－1858年完成《经济学手稿》，即《资本论》的第一稿。1867年，他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这本漏洞百出，可以被称为经济学笑话的书，被他的跳蚤们称赞为“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的规律，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揭示了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秘密在于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从而把他的社会主义学说置于牢固的科学基础上。” 　　《资本论》第一卷充分显示了马克思的无知。 　　马克思完全否认了资本家的劳动和作用。资本家的劳动启动了劳动过程。他们要考察和分析市场，决定投资方向和额度。投资是有风险的，如果投资决策失败，投资将部分甚至全部丧失。资本家要管理整个劳动过程：盖厂房、进设备、采购原材货、组织生产和销售。经营管理也是有风险的，如果失误，必将发生亏损。怎么能够说剩余价值完全是工人劳动产生的呢？实际上，是资本、管理和劳动合作的结果。投资是要回报的，决策和管理是高级劳动，理应得到报酬。至于资本和劳动怎样分配，则取决于资本与劳动价值评估，这是一个是技术问题。当然，也取决于工人与资本家的博弈。 　　任何一个参与过企业经营管理的人，都不会否认资本家的作用，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常识。只有马克思这种没有任何企业管理经验的人才缺少这一起码的常识。 　　作为书本知识分子，秋风也是如此。 　　秋风断言企业不平等，他竟然认为，现代的公司制度与封建制相似： 　　“你可以用现代的公司制度去想象封建制。举例来说，茅老师是老板，我现在给茅老师打工，那么起码在公司内部，我们是不平等的，茅老师发号施令，我要服从命令。但是，我们两个都是自由人，我们并不是一个奴役者和被奴役者的关系。” （“秋风：认识中国历史的新框架”） 　　如果茅老师是老板，秋风给茅老师打工，说明茅于轼是投资者。投资者承担投资风险，自然有决策权，所以有发号施令的权力。秋风没有投资，只是一个打工拿工资的人，没有投资风险，自然必须服从命令。 　　谁投资谁决策，这正是现代公司的平等！ 　　秋风，你有何种经营管理现代企业的经验？竟然发出如此无知的奇谈怪论？！ 　　我认为你应该深思张曙光对你的忠告：“我觉得有一个问题，你现在没有分开理念的东西和操作的东西。我们某些理念可能有了，但那些理念的东西由于没有现实支撑，没法操作，所以我们到了今天是没有结果的。这一点和我刚才的想法是连在一起的，就是你有理念的东西，而没有一套实施它的东西。”（“秋风：认识中国历史的新框架”） 　　遗憾的是，茅于轼老师也认同秋风的想法：“我今天听了秋风的发言，我的想法有点变化。他举的一个例子非常好，就是公司结构，双方都是自由人，但是是不平等的。” （“秋风：认识中国历史的新框架”） 　　秋风，你们能够讲清楚什么是平等吗？我很怀疑。 　　如果讲不清楚什么是平等，这就不仅仅是个学术概念问题了。 　　人类历史上发生了多少次以平等的名义的暴乱！ 　　列宁（1870年-1924年）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 　　如果说，马克思制造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列宁则将这个幽灵变成了魔鬼。 　　1887年秋，列宁进入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不久就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学校开除，遭到逮捕和流放 　　1888年，列宁回到喀山后，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这年列宁18岁。1892年，列宁开始筹建马克思主义小组，并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俄文。1895年，列宁在彼得堡创立了“彼得堡工人解放协会”，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列宁的经历极其简单，学生出身的职业革命家。这个简单的经历告诉我们，什么是：无知无畏。 　　暴力是职业革命家的本性。普列汉诺夫在其《政治遗嘱》说过：列宁“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竟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 　　这样一个无知无畏人极其自然地接受了马克思的暴力学说。 　　列宁夺取了政权后，残暴地压榨国民的共产主义专制制度出现了，人类历史开始了一个大的倒退。1991年，列宁创造的共产主义魔鬼轰然倒下了。历史证明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无知！ 　　看一看列宁周围的一帮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简历，就可以知道书本知识分子加暴力分子的社会危害作用。 　　斯大林（1879-1953）仅仅受过中学教育。1898年，19岁的斯大林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开始了职业革命生涯。 　　季诺维也夫（1883～1936）从小未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1901年，18岁的季诺维也夫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开始了职业革命生涯。 　　加米涅夫（1883～1936）曾经就读于莫斯科大学。1901年，18岁的加米涅夫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开始了职业革命生涯。 　　布哈林（1888年-1938年）曾经就读于莫斯科大学。1906年，18岁的布哈林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开始了职业革命生涯。 　　正是这批无职业、无常识的胆大妄为的职业暴徒制造了共产主义魔鬼。 　　我们再来看中国。 　　向西方学习 　　遗传了“缺乏实践经验，知识肤浅”病毒的、陶醉于“半本论语治天下”的 中国书本知识分子，完全失去了知识创造能力。在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刻，他们只能向西方学习。一批人学习西方宪政，一批人学习苏俄专制。 　　严复（1854-1921） 　　1866年，严复考入了马尾船政后学堂，学习驾驶专业，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23岁年到25岁，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 　　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阅读了大量政治学术书籍，赞同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1879年毕业回国后，先在福州船厂船政学教书，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做总教习。此后，严复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等职。1912年，严复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民主不是只在天堂才有 ——追思蔡定剑 笑蜀 以这样的姿态走，无疑最勇敢 数月前的一天下午，我跟几个同仁一起，陪着老蔡在薄雾缭绕的麓湖边上散步。和以往一样，这天的话题仍然只是宪政，从违宪审查，谈到宪法法院，谈到中国百年宪政史。其中一位同仁后来回忆说，那时真没想到老蔡已是癌症晚期。但那时我却是明明白白，我想他肯定什么都考虑到了，什么都安排好了，那就是争分夺秒，尽可能多留下一些思考，多推动一些事情。那次见面，他分明比原来憔悴。但以我的性格，总不忍从最坏角度去推测，总幻想不至于那么快吧，老蔡怎么着也还有个两三年吧？ 但是，当我 11 月 20 日出差北京，即猝然接获老蔡病故的噩耗。很快又有朋友急急来信澄清，称老蔡尚在。吓坏了的一颗心，至此稍稍安定。随即邀约也是老蔡好友的于建嵘先生，次日一同去 305 医院探视。因这时我已不敢确信，老蔡真有那么多日子了，还是能看一次看一次吧。但或许是探视影响紧急抢救，老蔡家人婉拒。当噩耗再度传来时，再没有被证明为误传的幸运，一切都来不及了。 跟老蔡交往数年，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宪政的执着。只要在一起，他谈到的一定都只是宪政，不会有任何私人话题。他不会谈自己的私事，也貌似对朋友的私事没兴趣。最近心情如何、孩子怎么样之类的话，别的朋友聚会时一般都要问到，他不，他就只说宪政。说他对宪政怀有宗教般的热情，可说一点都不夸张。 无从得知，当确认自己已到癌症晚期，老蔡精神上是否有过强烈的幻灭。反正我印象中，他一直是镇定如常。所以当我后来从秋风的文章中读到，就在 10 月 26 日，即他去世前的仅仅 28 天，他居然还从 305 医院跑出来，参加北京一个拆迁条例废旧立新研讨会，而且做了郑重发言，我是一点也不惊讶。风雨不倒，至死方休，他从来没把这话挂在嘴边，但事实上他就是这么做的。 翻翻老蔡最后三个月中的部分著述目录，这点就更清楚了： 《城管与小贩战争如何终结——谈政府过度管理症的治理》， 2010-11-21 《被误读的新加坡》， 2009-09-15 《民主才能真正创造奇迹》， 2010-08-31 《公众参与和政府决策》 ( 北京三味书屋演讲 ) ， 2010 年 8 月 28 日 最后三个月著述仍如此密集，不输平时。但最重要的不是作品数量，而是所有那些话题，所有那些观点，无不切中当下命脉，而这当然需要系统、深入和持久的思考。这有力地印证，在生命中的最后时刻，萦绕在老蔡心头的第一是宪政，第二是宪政，第三还是宪政。他是以战士的姿态倒下的，以冲锋的姿态倒下的。 人都是要走的。但以这样的姿态走，无疑最勇敢也最优雅，注定了他要走进历史。 不勇于争取自由的民族不配拥有自由 勇敢，是老蔡区别于一般体制内学者的鲜明特点。 不客气地说，一般体制内学者，颇不乏学得文武艺，渴望售于帝王家的名利徒。而如果仕途之路竟终于敞开，他们必定受宠若惊。无论原来怎样调皮捣蛋，此后都不敢再逾雷池半步，每根汗毛都长得端端正正。岂止体制内，甚至体制外个别学者，也频频秋波流转，恨不能马上投怀送抱。原因很简单，毕竟庙堂集中太多资源，只要能挤进去，哪怕分到手的不过九牛一毛，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来已占先机，在庙堂挣到了一个显赫位置的老蔡，却在 2003 年主动辞职，到自己的母校中国政法大学做一介普通教授。这样的选择，会导致怎样的个人利益损失，老蔡心里大概明镜儿似的。但他并不犹豫，这可以说是他的勇敢的第一次公开证明。 少了庙堂羁绊的老蔡，不仅更才气纵横，也更远离恐惧。能写出上列著述目录中的《被误读的新加坡》，主要就是靠远离恐惧。因为，不自由照样可以持续发展，不民主照样可以实现现代化，新加坡似乎是这方面的范例，这似乎成了一种政治正确而不容置疑。本来，作为典型城邦国家的新加坡，跟我们这个体量巨大的内陆国家，几乎没有可比性。而且，新加坡的强人政治，未必就能逃脱人亡政息的规律，其发展方向并非确定不易。这在圈内几乎无人不知，但大家都心照不宣。只有蔡定剑，傻乎乎地说破了新加坡经验的真相，让世人凛然一惊：哦，皇帝的新装原来是这样子啊。 对新加坡经验的还原，从更大范围来说，从属于为民主所作的辩护。这种辩护，是老蔡晚年生涯的第一主题。跟现代物理学一样，民主理论也几乎被前人发展到极致，即便穷经皓首，现在也很难有什么突破。但是，利用发达国家知识界对民主理论的反思，妖魔化民主和民主理论，则属于当下中国政治市场的紧缺品。谁能提供这种紧缺品，政治上的高附加值显而易见。趋之若鹜者因此不绝于途。要对抗他们，似乎太不自量，太不识趣。 这时我们看到，依然还是老蔡。就像电影《勇敢的心》的主人公威廉·华莱士单骑入围那样，他一个人拍马出战了。民主一定是危害社会稳定的制度吗？老蔡回答说：把民主转型国家的不稳定和中国近代的动乱归结于民主之祸，这完全是无视历史和错误地总结历史经验。民主恰恰最有利于社会稳定，专制制度才是人类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对民主不利于经济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对威权政府更容易治理腐败，而民主不能治理腐败；对中国国民素质低，特别 9 亿农民素质低，所以不宜扩大直选、发展民主等论调，老蔡都没有放过，条分缕析，逐一驳回。在中国特定语境下，对常识的颠覆往往可以堂而皇之，肆无忌惮；重申常识、坚守常识则往往要冒巨大风险，二者的话语平台极不对等。这不免令人沮丧，知难而退者代不乏人。老蔡却是明知艰险也上前，以一个人的战斗，来狙击几乎潮水般汹涌的论敌。 历史上早有名言，叫做自由不是免费的。这即是说，自由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一个不勇于争取自由的民族，一个不愿为自由付出代价的民族，不配拥有自由，享受自由。电影《勇敢的心》可谓这一名言的经典诠释。苏格兰民族争取自由之路，就是民族英雄威廉·华莱士以他那颗勇敢的心，用他的生命做代价换来的。 Freedom ！华莱士的这一惊天狮吼正跨越千古；不自由毋宁死的理念，正在世界东方找到传人。老蔡就是这样的传人。 用体制内外都听得懂的语言喊话 但是，老蔡决不是只有血勇，同时也是一个智者。他的新书，也是他最后的一本书：《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则是作为智者的证明。他在这本书中不仅呼吁中国必须宪政，而且侧重研究宪政从何入手，怎样具体推进宪政。他主张全国人大作为最高代议机关，最重要的职责是“看紧老百姓的钱袋子”；主张预算民主；主张公共参与。由此可见，他不仅是把宪政当作信仰，更把宪政当作一门政治技艺，力求精进。 为了具体推进宪政，他既致力理论建构，更积极投身现实，投身公共政策设计，投身地方政改试验。无论四川罗江县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四川雅安党代表直选试验、上海闵行区委全委会改革、温岭民主恳谈会，都有他的心血在内。 勇且智，言且行，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当下中国实不多见。老蔡能成为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则跟他的阅历有关。他既出身官员，又属于最前沿的学者；既有坚实理论，又有丰富实践。所以他能既因为信仰保持激情，勇敢执着，又能基于对社会的复杂体验，而尽可能做到平衡理性。 这正是当下中国最需要的人。我一直坚信，中国社会最缺的是共识。要有共识，就需要老蔡那样平衡理性的人；需要老蔡那样刚巧处在体制内外结合部，既有体制内经验又有强大民间资源的人，来用体制内外都听得懂的语言，同时对体制内外喊话，沟通体制内外，以扩大我们社会的中间地带，发现和凝聚我们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可惜天妒英才，正当关键时刻，老蔡却以 55 岁之身，驾鹤西去。 去世前的 11 月 19 日，《财经》记者与老蔡告别，他最后的一句话是：“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拳拳之心，令人动容。百年宪政之所以颇多蹉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明日复明日，总把不断累积的问题和悲剧留给下一代，以致越来越积重难返。现在，问题和悲剧的累积已到极限，该在我们这代人手上解决的问题，不能再推诿给下一代了，需要我们拿出老蔡所说的一代人的使命感。 Freedom ！但愿华莱士这一惊天狮吼能激励我们，让我们坚韧前行。但愿我们能够在我们手上证明给九泉之下的老蔡看，民主，不是只在天堂才有。 这是一代人的救赎，我们别无选择。 原载《南方都市报》 2010 年 11 月 28 日

  白求恩为何不当延安保健医不娶中国妻？                                                                               秦全耀 与那些整日炫耀中南海保健专家并以此为荣的医生们有着天壤之别，白求恩宁可冒着炮火前进，而未留在延安吃小灶，专门给中央首长保健。 当八路军卫生部顾问马海德医生热情地陪同白求恩视察了延安的医院和卫生学校，真诚地对白求恩表示他们需要他，为了他的安全，希望他能留在延安。白求恩发火了，他以与众不同的方式——愤怒地从窑洞中掷出了一把椅子，提出了他的不同意见。在马海德的劝说下，他渐渐平静下来，他说：“我不是为生活享受而来的。什么热咖啡、嫩牛肉、软绵的钢丝床，这些东西我早就有了！但为了理想，我都抛弃了！需要特别照顾的是伤员，而不是我。”“我为我的鲁莽向你们道歉，但你们也要向拄着拐杖的伤员道歉。” 　 面对倔强的白求恩，卫生部的同志只好报请中央批准，同意他去晋察冀前线。 毛泽东与白求恩的谈话进行了三个小时。白求恩从贴胸的衣袋里掏出党证，郑重地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双手接过党证，亲切地点点头。他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证明书，而且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的一颗火热的心！ 白求恩兴奋地说：根据我在西班牙的经验，如果能在战场上立即给伤员们治疗，我敢说，百分之七十五的伤员一定能得到抢救。这就是说，医疗队必须到前线去，到战壕附近去。毛泽东一面听，一面点头…… 像白求恩这样的医学人才，在国民党方面，并不奇缺，而对共产党来说，无异神医天降。八路军派专人护送他去延安。大家高高兴兴去往“革命圣地”。让人没有料到的是，在等船渡黄河的时候，他跑掉了。 白求恩真的跑掉了，但不是开小差。因为他若想留在加拿大行医赚钱，有他完全的自由，何必前来自讨苦吃？他的不见，源于两项“中国特产”的吸引：一是高粱米酒，二是乡村娼寮。 大家苦苦寻找，没有结果，便求助于一位正在农村行医的加拿大牧师，他的名字叫罗明远。罗明远不负重托，很快就从一家娼寮中把白大医生架了回来。原来白求恩已经喝了好几天酒，醉倒女人身边。此时情景，恰如唐代诗仙李白的“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不论白求恩，还是李白，他们有着相同的境界，心有灵犀一点通，好一对“二白”！ 白求恩在八路军中待了一年零八个月，他又成了工作狂。他在乡村办起野战医院，在破庙里塔起手术台，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他同木匠合作，创制了毛驴背上的医药、器械箱，还为这种装置起了个幽默名称：“芦沟桥”。从这件小事上，也可以见到他焕发的才情，未泯的童心，思想的深邃。他说过：“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充满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的态度面对那些贪得无厌之徒。……让我们把靠自己同胞的痛苦来发财当作可耻的事情。” 因一次为伤员施行手术时，不慎割破手指，感染病毒离世。这期间，伤员的感恩，山民的憨厚，警卫的舍身，同事的尊重，不远处的炮声，如此环境，酒色自然断绝。他的死，是不幸的。但也可设想，若给他一个可以无休止酗酒纵欲的条件，又会如何？ 1936年，西班牙爆发内战。在西方青年人眼里，这是一场善恶之战，拔刀相助，义不容辞。美国作家海明威去了，白求恩也去了。但战场的要求是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这和白求恩的狂放不羁不能兼容。医院不予收留。但狂徒自有狂才。他见很多失血过多的伤员，在抬往医院的途中死亡，便创立“流动输血站”，变“伤员找血源”为“血源找伤员”，此一改革，救了不少人的命。只是他的酒色毛病不改，常常酩酊大醉，人们看在他“医才难得”上，加以宽待。但当发现他与一个瑞典女记者拍拖，而这个女记者又有间谍嫌疑的时候，就事关重大了。他被西班牙共产党要求立即离开战场。 1942年，当伊巴露丽取代何塞·迪亚的西共总书记位置不久，她几次托人寻找过白求恩，一直想道一声歉……凭什么贪杯好色就不能成为一名好党员？ 2006年，又一秘密曝光，曝光者是一位在延安工作过的老革命 沈容的作品《红色记忆》。她在书中披露了， 令人难以理解的“临时夫人”现象。有两位在延安工作的苏联人，要求组织给他们找两位“临时夫人”，只限他们在延安期间有效。他们竟然如愿以偿的办到了！每人得到了一位夫人。他们回国时，就给每位夫人发了“复员费”。而这“复员费”竟然成了沈容同伴们打秋风的对象。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就写到毛泽东曾经问他是否需要一个“伴侣”。连日本共产党鼎鼎大名的野板参三先生在延安时也找了一位“临时夫人”。对这些“临时夫人”来说，这也许可以算是她们为革命作出的牺牲吧。 据电影《白求恩大夫》导演张骏祥的采访本上记录：白求恩脾气大，容不得一点马虎。消毒不到位、手术器械没摆好、晚上护理值班打瞌睡、做手术时聊天抽烟、不肯为伤员洗澡洗脚、嫌伤口臭戴口罩等等，他都要发火骂人。 白求恩亲自给伤员洗澡洗脚刷牙。领导给的马自己不骑给服侍他的小战士骑。批评了人，骂了人，过后又亲如一家。 领导曾想给他介绍一个中国妻子，被他拒绝，理由很简单，语言不通，习惯不同，在一起也不会幸福，所以，坚决不娶。一个是日共主席，一个是普通的加拿大共产党员，在“中国妻子”的诱惑面前，显然，白求恩远胜过 野板参三。 白求恩为什么如此伟大，本博秦全耀以为他从不依附特权更不愿让自己成为只给头头脑脑看病的“御医”，他不是“xxx”、“xxx”，他也不是“301”的 “高干楼”和专为领导人诊断的“特权医院”。一次在外正好遇见所谓中南海的保健局长，人们都去握手。老秦不为所动，瞧那操性，比起白求恩，他跟本不配是个共产党员。 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联邦政府于1976年买下白求恩故居并改建为纪念馆向公众开放。故居前洒满了红枫，像是中国的全红杨。让加拿大人去悼念一位共产党员很难，但对白求恩是个例外。用不着唱红歌种红树，因为人们认为他已经用行动完成了从共产党员到普世价值的升华和转变。

对事件起因，官方信息语焉不详。微博透露的消息表明，来自四川的农民工熊某遭遇欠薪，讨薪期间，与老板发生争执，熊某被对方指使人员持刀砍伤。警方虽然抓获 嫌疑人，但似乎并未及时惩罚，反释放部分行凶者。熊某家属等心中不忿，召集同乡约200多人到潮安县古巷镇镇政府门口聚集，要求严惩凶手。当地政府似乎也 没有及时做出回应，愤怒的农民工将怨气发泄于过往汽车、店铺。如此行径，激怒了当地民众，有人在微博后号召当地人组织起来，砍杀四川民工。人们有理由担 心，当地人与四川民工的仇恨，短期内可能难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