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

                        第三次司法改革：稳定     2008年3月，王胜俊秘书长承接中央对法院工作的新思维接任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院长虽然是师范毕业，然而在中央政法委工作近15年，中央安排王胜俊院长接任，是有明确的指导思想的。根据公开报道，中央政法委负责人表示，“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做好新时期司法改革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为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2008年12月，党中央转发了《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确定了“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改革司法保障体制”4个方面共60项改革任务”。   2008年新院长上任后，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人民司法的概念，以取代原来提出的职业化，法官再不强调法槌，法袍，而是强调，亲民，马锡五巡回法庭。不强调公正审判，更强调调解，强调案结事了。这些无不是冲着维稳去的。   有一种说法，每当一种思想遇到危机时，往往会返祖，即回到原教旨主义，从立国、立教者中发现解决新问题的方法。在社会形势日渐紧张，维稳成为政法机关重要任务的时候，为找到一条有效的解决方式，对此，中央的思路是回到52年模式，加强法院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工具的作用。   最高法院最近推出的全国法官模范人物为例，泰州法院的陈燕萍法官，最高法院领导在学习陈的讲话中说，“教育引导广大法院干警以陈燕萍同志为榜样，在办案中坚持司法的人民性，把人民群众当亲人，以人民满意为标准，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坚持能动司法，注重调解优先，高度重视从源头化解矛盾纠纷，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努力实现办案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陈燕萍不是以专业判断出色见长，其地方戏演员出身，擅长调解，政治可靠，从干部选任推广标准看，完全符合52司法改革中的标准。唯一不同的是，52年时，政权刚刚确立，无需推行调解，偏好的是秋风扫落叶般的决绝。   回归52年的模式的最本质的特征是，以司法行政化的方式，推进司法和其他机构的融合、同质，不再是肖扬提出的法律人共同体，法律人共同体中有民间的力量：律师。强调的是，权力机关共同体。如，2010年1月，最高法院出台文件，援用《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检察长可以列席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而之前，实际上这个模式从来没被之前的最高法院行使过，毕竟，控辩双方一方能列席决定案件结局的会议，并发表意见，另一方，辩护律师，对这种审委会会议，是国家秘密，既不能知，也不敢知。这种方式，完全违背现代司法理念。   在面对经济危机，最高法院出台了一定数量的通知，强调司法要服务大局，司法要能动化，这个能动不是美国的能动，强调法官要积极影响社会，引领社会，中国的司法能动，是指司法要主动服务大局，为整个执政机关解决社会矛盾，发展经济，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司法权威日渐消解的今日，司法能动，能起的作用实在有限，而且和司法本身的消极性，坐堂审案相矛盾，法官角色的尴尬可见一斑。   2010年7月，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公开否决陕西法院的判决。与此同时，最高院联合其他18个部门，（包括中组部、中纪委、中宣部、监察部、国土资源部等）联合发布《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照惯例，最高法院一般只和最高检联合发布关于刑事的司法规则，自己单独出台司法解释。最高法院几乎极少和其他部委联合发布文件，毕竟一个是司法机关，其他的是行政部门，甚至是党的部门，这种文件的性质是难以界定的。不顾形式，而强调解决法院执行难的困境，主要方式是让这18部委严格约束其下级部门，协助法院执行其判决。当然，这种文件的功能有多大，尚不可知。毕竟，在体制内，司法权威有多大，大家都清楚，不少行政机关、甚至党的部门，其地位、心态是和法院平起平坐，甚至高过法院的，拿上级的文件来压下级，上有政策，下难道没对策？上级部门在下级不愿意执行时，有多少动力来约束下级，也是一个问号。这《联动机制》的出台，无非是一推进中央07年司法体制改革的意见，二是发挥王院长任职中央政法委多年的长处，协调各部出台文件。类似52年模式，以政策文件推动法律执行，法律还是不是有强制力，答案已经很清楚。近六十年过去，一甲子一轮回，让人不得不感叹，“人世几度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然而，社会已人是物非，司法还回得去吗？偏好貌似无序化的改良，还是偏好一极化的貌似稳定？这其实又是一个路径和思想问题。对这个阶段的客观评价，将在最后部分展开。                            

斯伟江 2010-08-02 22:31:00 如果你是从重庆来的，笔者一定要问一下，为什么重庆这几年这么火爆？古话说，天下未乱蜀先乱，而今，重庆俨然是各种改革的试验田，除了红歌、打黑、治警之外，最大的动作，现在莫过于要让1000万农民变为市民。如果说，解放前，农民是希望耕者有其田的话，如今似乎农民的愿望是：耕地诚可贵，户籍价更高。然而，是真的吗？如果说，城乡二元体制是一个痼疾的话，重庆这一着是否就妙手回春了呢？ 据重庆市政府秘书长陈和平介绍，重庆户籍改革分为两个阶段。2010年到2011年，将重点推进300多万有条件的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解决在城镇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200多万农民工及其家属、40万失地农民和70万农村及大中专学生的户口问题，形成科学有序的人口城镇机制。第二个阶段是2012年到2020年，在此期间，重庆市将进一步放宽城镇入户条件，力争每年转移80到90万人，到2020年新增城镇居民700万人，非农籍人口比重提升到60%，主城区聚集城镇居民达到1000万人，区县城聚集城镇居民600万人，小城镇聚集城镇居民300万人，形成自由互通、权益公平、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体系。 看了这么多，笔者眼中，只有几个关键词：土地，社保，自愿，工作。农民交出去的是土地，得到的是户籍。然而，户籍不过是一张薄纸而已，户籍背后的是社会保障。然而，光有户籍，没有社保，或许连农民工都不如，毕竟农民还有一块地可以把根留住。光有社保，没有工作，游手好闲的日子恐怕在哪里都不好过。 先谈农民的土地问题，政府说，农民在依法自愿有偿的条件下，退出了在农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政府发言人强调，“两个不变：一是所有权不变，农村的土地归农村集体所有；二是用途不变，如果原来是宅基地，就属于农村的建设用地，如果是承包地，就收归农村的农用耕地，用途是不改变的”。但是，接下来的回答和前面回答不一：“对农民实施退地补偿的机构初步定为两类：一类是农村的土地整治机构；二类是国有土地机构。如果退出的土地在城市规划区内，下一步要转为城镇建设用地，但现在还没有实施征收的，按照土地储备政策对待，由国有土地机构来实施补偿。补偿后，土地的利用分为三类：一类是储备整治，等待今后征地变现；二类是复垦变为耕地。三类是直接进行土地流转”。 说白了，农民退出的土地，最后可以转为国有，能卖的就卖。笔者不理解，这叫所有权不变？用途不变？ 关于社保，社保的钱从哪里来？政府发言人说，“制度设计中设计了几方面的资金：一是财政资金，政府每年增长的财政收入；二是每年城市建设中产生的征地补偿、房地产土地收益；三是转户农民的宅基地进入地票市场置换取得的收入”。笔者愚见，重头戏或还在卖农民退出的地所得，在征地补偿时，会不会如同寻常政府征用土地时，低估了农民的低价，这种土地换户籍，会不会变成卖的没有买的精，甚至强买？因为土地征用权在政府手中。 自愿原则，什么叫依法自愿的条件？假如一个村中，有一半农民同意，一半不同意转呢？如果真的自愿，一半的承包地不愿退出，另一半退出的承包地政府想规划为工业用地，怎么办？如果说依法，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大会不同意土地换户籍，个别村民要换，依法不能换，换不换？依法自愿，依什么法？如果不自愿是否就会被自愿？政府会不会挑肥拣瘦，城郊的土地好，农民转过来，偏远的土地贫，农民慢慢等？ 关于工作的问题。重庆市长黄奇帆说，“重庆今年的工业产值将过万亿，未来将以20%-30%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工业总产值将达到4万亿”。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发展多年，很多经济学家都预测会有一个调整，而重庆市长居然认为未来要以20%-30%的速度，再发展10年，速度之快，时间之长，其乐观程度均超出理性判断。而一旦城市无法消化这么多农民市民的工作，这些农民工，一没有土地和宅基地；二没有工作；三，或者还会反悔原来卖地卖便宜了。 上千万转换户籍的农民工中，要是有几百万闲着无事又心怀不满的人，这个城市会成怎样的境况？笔者或者是杞人忧天，城乡二元制确实需要解决，重庆政策的出发点或许是好的，但是，执行时有没有考虑过复杂的社会现实，以及执行中的法律障碍。然而，天下从来没有那么讨巧的事情，其他地方无法解决的痼疾，在神医手中药到病除，对于这种神医式的改革，我总是不由自主第想起那句有关天下未乱那里先乱的话。【21世纪网】本文网址： http://www.21cbh.com/HTML/2010-8-2/xMMDAwMDE5MDAxMg.html?source=hp&position=column   [个论]秋风专栏:土地换户籍是一宗公平交易么？ 类别: 时事评论    浏览量: 88    版次: AA31    版名: 个论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0-08-03 作者: 综合  原创    手机看新闻 全国订报 编辑此文 摘要：重庆启动了据说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农转市改革计划。按照该计划，未来10年时间内，1000万重庆农民将有望变成市民。     ■中国观察之秋风专栏 (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     重庆启动了据说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农转市改革计划。按照该计划，未来10年时间内，1000万重庆农民将有望变成市民。听起来令人兴奋。毕竟，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坚持把农民拒绝在城市之外，不给予他们以城市户籍。重庆的做法则似乎完全打开了城市之门。     不过，重庆如此大方是有条件的：农民必须交出土地。按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的规定，对农村居民整户转为城镇居民的，允许自转户之日起3年内继续保留承包地、宅基地及农房的收益权或使用权。在承包期内允许保留林权。鼓励转户居民退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及农房。在中国，鼓励的意思一般都是必须。     还有一些地方也在进行农民转市民制度改革，背后都有这样一套交换法则：农民交出土地，换取城市户籍，从而可以享受城市居民的好处。这种好处，各地政府会有很多承诺。但唯一可信的是社会保障。至于就业，不管政府怎样承诺，事实最终证明也只是说说而已。因为，国有企业的规模可能确实在膨胀，但它们根本不具备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目前中国社会的就业岗位基本上为私人企业提供，对于私人企业，政府不可能做出硬性安排。 (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     面对政府提出这样的交易机会，重庆的农民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我们无从知晓。但至少从理论上、从法理上，似乎可以提出一些商榷意见。     政府之所以向农民开出这样一个交易条件，是因为，政府认定，农民户籍转成市民户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均等的公共服务与公共品。很多人也都依据这一点而呼吁，应当给予那些为城市做出了贡献的农民工、外来人口以城市户籍。总之，大家都认为，市民身份带着巨大的福利收入。     这既是户籍制度应当改革的理由，但也是构成户籍制度改革的阻力所在，同时，也成了户籍制度改革变成户籍的制度性买卖的起点：既然城市户籍是一笔收入，怎么能让农民白白地获得这样一大笔收入呢？农民在获得城市户籍的时候，交出土地，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当然是交给政府，由政府以低廉价格获得本属于农民的土地，拿这些土地来进行经营，获取土地财政。按照重庆市的设想，整个户籍改革需要投入的1200亿元资金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农民退出的宅基地、承包地，政府将通过整治流转获取收益，用以支付农民退地赔偿金及户籍制度改革的部分配套资金。同时，农民自己也要拿出部分补偿金来缴纳社保和医保费用。     这一套制度设计听起来完全合乎经济学的逻辑。但是，在政府设计的户籍交易过程中，农民究竟将会获得净收益，还是遭受净损失？难说。反正，按照当下政府的基本行为逻辑，当政府积极地促成一笔生意的时候，农民从中获得净收益的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当然，完全可以推测，很多农民会接受这一交易。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很可能只是因为，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农民没有其他选择。 (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     把农民强行推入到这样一个不得不拿土地交易户籍、交易公共服务、公共品的位置上，这做法是不道德的。乡村居民作为公民，本来就应当享受到与同一区域内城市居民大体均等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品。这是现代国家维持自己生存的第一道德原则，也是现行宪法的基本原则。现行城乡户籍分割制度违背了这一原则。当然，它真正的错误不在于区分了农村户籍与城市户籍，而在于把不同户籍变成了不平等地分配权利和福利的法律与政治等级身份依据。按照这样的户籍制度，政府只对城市居民承担福利责任，对乡村居民基本上不承担这种责任。 (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     这样，城乡居民所享受的福利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落差，而且，除去少数几年例外，这个落差在过去六十年中持续扩大。正是这样的制度让城市户籍具有巨大价值。但与其说是价值，不如说是政府对农民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品欠账。现在，政府没有努力地去偿还这笔欠账，反而把这个户籍拿出来出售给已经遭遇过一次制度性剥夺的农民，让农民拿土地来交易。     也许，人们该跳出土地换户籍的经济学逻辑陷阱，而从保障和维护农民作为公民的主体性的政治平等角度、从增加农民选择的宪政经济学角度来考虑农民的市民权问题了。市民权就是公民权，公民权的本质是平等。一个人，不论是生活在城市，还是生活在乡村，只要在同一行政区域内，理应获得大体均等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品。这个区域内的城乡公共服务和公共品如果不均等，政府当推进这方面的均等化。政府承担这方面的义务是无条件的，居民不需要拿自己的什么东西与政府做买卖。面对公民，政府不应当是商人；面对政府，农民也不应当是乞讨者。     (作者系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