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

上市公司协会被否了 好得很   2010-9-14 每日经济新闻       据报道筹建三年多的上市公司协会被否，这实在是近期证券市场难得的好消息。       行政插手上市公司事务已经到了可笑的地步，集权也已经到了可笑的地步。上市审核权到了证监会，休戚相关的交易所只能坐冷板凳；对于上市公司与证券公司的培训事无巨细，统统包办。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上市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董事、监事、独立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统统参加培训，否则不能上岗。       培训中心应运而生，于是乎，管你是专家、教授还是业界翘楚，统统参加培训，16学时，上缴数千学费。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笔者粗粗在网上一搜，各地证监局就有资本市场内幕交易防控培训班等各种名目的培训，时间一两天，学费千余元，学了什么暂且不说，生财有道是铁定的事实。培训之后拿好证书，一旦出门，概不负责，对出事的独董、董事等，证监会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中国金融业方兴未艾，民间金融中介机构本应是大发展的时期，就在主管部门的一手包办下，失去了生存的余地。       以证券业律师论，按照中国证监会法律部2000年发布的《中国证监会法律部关于证券从业律师事务所从事涉及境内权益的境外公司相关业务资格认可有关问题的通告》，从事涉及境内权益的境外公司在境外发行股票及上市法律业务的律师事务所必须具有司法部、中国证监会确认的证券从业资格。       财务顾问也有紧箍咒。2007年12月26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决定对此前由上市公司自主聘任的财务顾问发放牌照，实行“资格许可和持续监管”。2008年6月，上述管理办法正式出台，称“未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该管理办法打算建立以财务顾问主办人为核心的财务顾问业务监管体系，同时规定财务顾问主办人获得资格的前提，是通过中国证监会举办的财务顾问主办人专项考试。虽然资格考试至今没有举办，但“掐死了所有为并购重组服务的民间财务顾问机构”。根据规定，证券公司作为机构可自动获得财务顾问资格，一些民间的财务顾问公司只能依附于券商的牌照下开展业务。       如果可以的话，相信证监会下一步就会把阳光私募也管起来，既然基金一对多业务打不过阳光私募，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阳光私募给圈进自留地，这样一来，就“率土之滨、莫非会土”了。不过，如果以中国管制下的公募基金、证券公司与国际竞争，恐怕怎么打怎么输，看看出海的QDII就明白了。       上市公司协会更搞笑，本来证券业协会就是二政府，而权力上交之后的上市公司协会就是圈地运动，让地方协会听命于统一的号令，进行一轮财富再分配。       我国目前有证券业协会，运作良好，是证券业自律性组织，属于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接受中国证监会和国家民政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中国证券业协会有些自律色彩，官僚气息不重，最高权力机构是由全体会员组成的会员大会，理事会为其执行机构。中国证券业协会实行会长负责制。截至2010年6月17日，协会共有会员332家，其中，证券公司106家，基金管理公司60家，证券投资咨询公司95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3家，资信评估机构5家，基金评价机构5家，特别会员58家（其中地方证券业协会36家，基金托管银行19家，证券交易所2家，证券登记结算公司1家）。       我国也有上市公司协会。全国十多个省份的地方性上市公司协会已运营数年，受地方证监局管理，进行自律性管理和服务，主要工作内容为交流、考察、调研等。部分地方上市公司协会与当地的证券业协会，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现在莫名其妙多个上市公司协会，纯属叠床架屋。       说到功能更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除了自律以后，据说还包括为上市公司推荐、选派独立董事，以保证独立董事工作的独立性，进一步推进中国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结构，任务还包括建立相关职务的专业资格考试认证制度。       看看，手都直接升到上市公司的独董位置上去了，实在是升得太长了，上市公司协会选派独董就能保持独立吗？是把协会的旗帜插到每个山头上吧。至于相关职务的专业资格认证考试，现在考试、培训已经多如牛毛，所谓考试不过再刮一层皮。       把上市公司协会的妖蛾子主意否定了，说明还是有明白人，说明市场化受到保护，是大好事。乱出主意的人、想分一杯羹的人，该清静一些了。   注：忙碌的一天过去了。     写秦晓的时候，思考普世价值。支持普世价值观念。     在集权的过程中，有人把垃圾当黄金塞给公众，并且在公众耳边唱起催眠曲。     蓝筹股也罢，黄铜当金的中小板公司也罢，新红楼也罢，都是如此。     

上海靠什么建立金融中心？   2010-9-7 FT中文网      在人民币国际化浪潮中，争夺中国金融中心乃至于亚太金融中心的大战方兴未艾。       2010年，深圳特区成立三十年，上海浦东新区成立二十年，两个特区加上最特的香港特区，成为人民币金融中心的主战场。       不管从历史位置、历史传承还是市场布局，上海似乎都是中国金融中心的不二选择，外滩与外滩隔江相望的浦东陆家嘴成为金融地标。       但是，上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个曾经的市场中心在几十年的大浪淘沙之后，如今成为国企的集聚地，没有显示出金融中心与生俱来的市场特质。这个想建立金融中心的城市，缺乏多元化的特色文化、缺乏有影响力的畅所欲言的媒体、缺乏冲劲十足的大型金融机构。       上海建立金融秩序的过程是行政权力扑杀金融草莽英雄的过程。金融货币市场建立之初，上海出现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金融机构，无论是万国还是君安，都具有草莽英雄式的市场博杀的狠劲，管金生与阚治东等人，就此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不可磨灭的人物。       不幸的是，对于市场的反省被国有化所取代，327国债事件真正应该承担罪责的权贵资本被轻轻放过，却让罪责不重的管金生等人成为全责替罪羊，为追逐市场气息而南下的阚治东则为南方证券负出了沉重的代价。草莽英雄被剿杀并没有建立起有序的市场，在行政拉郎配的重组下，国泰君安与申银万国已经不复当年勇，脱去创业的青涩之后，这些机构成为暮气沉沉的守成者。虽然，国君与申万沦为二流券商与大股东汇金有关，但这不能让上海方面感到多少安慰。       行政并购重组的教训不止于此。2003年，上海一百集团、华联集团、友谊集团、物资集团联合重组，成立上海百联集团，标志着中国最大的商业航母诞生。该商业航母试图通过快速做大，取得在世界商业舞台上与外资商业企业的竞争资格，在中国的商业之都上海树立商业企业的典范。在商业领域劣质基因并购优质基因，使上海商业失去在全国布局的先机，到现在百联都没有像国美那样成为全国品牌，重组之后人事不断变更，突显市场的边缘化。       这些教训并没有让有关部门改变依靠并购重组做大做强国企的思路。根据上海市金融办有关人士介绍，2010年上海的金融国资整合主要围绕三个方面：一是推动市属骨干金融企业做强做大；二是对于目前竞争力一般的市属金融企业通过适当重组实现转型发展；三是根据证监会“一参一控”的规定，对部分市属券商进行调整。改革的杀手锏就是上要政策下行重组，建立金融国资委在国有的框架下借助证券市场使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构做大做强。       上海金融机构发展不快的原因之一被归咎为上市公司不多：目前16家市属金融企业只有浦发银行、太保集团、海通证券、爱建股份等四家上市，仅占四分之一；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只有太保集团一家，这一比例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水平较低。       好吧，我们就拿上市公司作对比，太保这两年不温不火的表现根本无法与平安等公司相比，拥有全牌照的爱建股份已经成为资金黑洞，至今剪不断理还乱，不要说与中信、招商等券商竞争，现在是只求保命，就盼着天上掉馅饼政府注入优质资产起死回生。       其他地区还没有醒悟，上海已经有了金融国资委的雏形，这让财政部心痒不已，上海经验成为贪恋国资主导权的政府部门的救命稻草。按照已卸任的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的说法，国资委本身就不伦不类，实体经济国资委的优劣、成效尚在评估之中，金融国资委就浮出水面，以国字一统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江湖。当然，国字号旗下依然可以在用人等方面进行市场化的小修小补，用招聘人才的方式表示自己海纳百川的谦逊，但这些招术李荣融主导下的国资委早已用过，成败自有公论。       上海的另一个特色文化则是白领文化，与殖民地时代的买办文化一脉，如果说有上海版的八荣八耻的话，第一条必定是以成为大企业（最好是国际跨国企业）的白领为荣，以成为创业的土财主为耻。上海吸引外资的能力傲视全国，至今年7月，上海市政府累计审批认定795家总部经济外资企业，迄今实际利用外资已达1000.76亿美元，约占全国的1/10，上海因此继续保持除香港以外我国吸引总部经济外资企业最多城市的地位。       吸引外资在资金匮乏时代是不可多得的能力，其他地方的政府羡慕不已。但令人担忧的是，上海是个大码头，上海是棵荆棘丛，艺人来此演出赚钱，金融家来此设点摆摊，今年连世博、全球经济学大会都在上海召开，这里有世界领先的港口、大剧院、奢侈品消费场所，但这些人步履匆匆，没有过多停留。       国字当头与买办文化牢牢束缚上海的步伐：上海并非政治中心，却以严厉的新闻审核约束自己的发展；上海争当金融中心，却不得不低头与无锡争夺物联网的未来市场。       今年对于雄心勃勃争夺金融中心的上海是尴尬的一年，香港的人民币离岸中心试点风生水起，各金融机构纷纷推出试点的人民币债券、人民币保险产品，而深圳证券市场的活跃程度远远超过上海。反观上海，只能不停地呼吁推出国际板，不停地为国字主导的大型企业融资再融资服务。上海并非无所作为，试图推出信贷衍生品、房地产信托产品，可能推出的包括即保险交易所、信贷资产转让市场、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转让市场以及信托资产的登记转让市场，业已推出的包括110亿元人民币的上海金浦产业投资基金。       所有试点需要上级的审批，否则上海一筹莫展，如此看来，上海的不发展是审批之过，是行政主导的经济之过。       此话对也不对，上海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就看有关部门是否能够建立自然的市场环境，呵护市场主体。上海民生路毗邻世纪公园有私募基金一条街，越来越多的投资大鳄冲着金融中心的远景投奔上海而来，债券投资家等市场人士从北京来到上海，房地产信托基金早在长三角、珠三角遍地开花，上海还吸引了众多的会计师、法律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所谓上海缺乏金融人才金融机构，只不过是说上海缺乏国字号的手握大权的金融机构，如果看到市场的变化，我们就会发现，上海并不缺乏金融机构也不缺乏金融人才，如果市场更宽松，国际人才也将源源而来。       看不到民间市场的力量，就会抱怨审批不力，看到民间的力量，上海应该欣慰于市场的壮大。相对的，只有靠市场内生力量，只有靠多元化的主体与文化，才能让上海成为金融中心。法无禁止即为可，这一点同样可以用于转型期的中国。无论对上海，对深圳，民间市场属性都是竞争与发展的前提。      

有多少征地拆迁无愧于百姓   童大焕   在 2010 年 8 月 13 日 召开的“草海北片区保护治理和开发建设现场调研会”上，昆明市委副书记、市长张祖林表情凝重地说，“有些拆迁工作是有愧于百姓的！”他表示，希望基层政府、组织把相关工作做好做细，最重要的是把老百姓安置好，尽量让老百姓早日回迁，住进高质量、配套全的回迁安置房，让百姓能真正体会到现代新昆明建设带来的实惠。 在这个各种人、各种机构（含政府机构）都急于奔忙的“焦郁碌时代”（焦急、焦虑；郁闷；忙碌），一个地方官能有这样一份民生情怀，亦属稀缺资源，难能可贵。但在一个普遍的“代民作主”的制度背景下，个人情怀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现状，不容乐观。即使像北京大望京区那样，拆迁户个个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地方政府在拆迁、征地中与民争利的事实。 有最新的分析研究显示，仅仅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征地、高价卖出”，农民向政府转移的价值总额，据说高达 20 万亿元— 30 万亿元。与此相关的是，因征地、拆迁导致的上访事件不断上升。《社会科学报》报道， 2009 年中国维稳经费开支高达 5140 亿元，直逼当年的军费开支，创历史最高纪录。如果我们反过来问一句：有多少征地拆迁无愧于百姓？真实的回答，可能会令人、令这个时代无比尴尬。 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素有企业界思想家之称的秦晓近日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2010 届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城镇化到底是政府的土地经营还是人的发展？他说，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也是解决城乡差别的必然选择。尽管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但相关的观念、制度、政策却明显滞后。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城镇化伴生了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收入和开发商获取暴利的现象。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于政府主导经济的理念和模式上。土地的获取是政府的“征购”行为而不是市场的交易，农民由此得到的“补偿”并不是真实的市场价格。在土地征购、转让和建筑、销售环节中，政府的收益主要不是用来向农民转移支付、为城市低收入群体建造廉租房。虽然城市更现代化了，但农民和城市居民却未能从中得到应有的利益。其在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但是在深层次上都是是否认同“普世价值”的问题。“普世价值”告诉我们，政府是服务于人民的，资产是属于社会大众的，城镇化是为了人的幸福的。而“中国模式论”鼓吹的却正好相反：人民要服从于政府、政府要控制资产、百姓的利益要让位于地方建设。 政府从以政治为中心、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过度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忽视了社会建设（教育、医疗、养老），尤其是没有及时向以社会的公平、正义、人权、平等、自由为中心转变，带来的一个巨大副作用是：政府成了自己制定规则自己执行规则、同时又合法掌握国家暴力机构的大大小小的公司，与民争利几乎成为其必然的行为方式和处事逻辑。在城市化问题上，就表现为只管物的城市化，而不管人的城市化。政府不断征地甚至大面积储备土地，甚至于大造空城、鬼城，却对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保障等问题长期视而不见，对公民自由迁徙的户籍、土地等权利迟迟不予回应。而在社会颇多垢病的高房价问题上，也至今没有从根本的土地敞开供应上加以正面回应，甚至时常以土地资源有限、 18 亿亩耕地红线等等理由，有意无意地抬高地价房价。 但事实上，按建成区面积计算，我国 200 万人以上的大城市、 20 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建制镇三者人均占地的比例是 1 比 2 比 3.1 。这还不算农村居民砍伐、开荒耕种等活动面积。也就是说，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不仅可以大大节约土地，而且大大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和水资源。土地资源有限论其实是个伪命题。其“理论”实质，不过是与民争利的一个高尚的借口和挡箭牌而已。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2010届毕业典礼上演讲   以下为其演讲全文 :               　　亲爱的清华经管学院 2010 届毕业班的同学们 :                 　　今天 , 我非常荣幸能作为演讲嘉宾出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毕业典礼。大约一个月前 , 钱颖一院长邀请我时 , 我当时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态。一方面 , 我确有一些思考和体验想和同学们交流 ; 另一方面 , 我缺少和高校学生 , 特别是 80 后的年轻一代沟通思想的经验 , 不知道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否能为你们理解和认同。尽管如此 , 我还是鼓起勇气来了。               　　我算是共和国同龄人的一代 , 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 30 年。在这 60 年中 , 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为一个长期在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工作的管理者 , 我的关注点从企业管理、宏观经济逐步扩展到社会问题及相关的制度和价值。在思想认识上我也走过了信仰 — 困惑 — 独立思考 — 不断寻求真理的路径。               　　我想先从大学的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的使命谈起。 关于大学的功能 , 在欧美曾经历了精英教育 ─ 专业人才培养 ─ 通识教育这样一个复归的过程 , 这一过程反映出人们对大学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使命的再认识。简而言之 , 大学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 , 培养专业人才的场所 , 它还是文明传承和发扬的载体 ; 大学学生进入社会后不仅要成为一个有专业知识、有职业道德的专业人士 , 同时要有对普世价值担当的意识和公共关怀的责任。               　　 公共关怀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 , 他们要超越自己的专业领域 , 抵制世俗和权力的诱惑 , 秉承普世价值 , 在公共领域中维护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 ,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 建立起道德、精神和文化的价值支柱。                 　　精神价值的缺失和重建在当代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 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个问题的表现是不同的。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 “ 现代化建设 ” 、 “ 国强民富 ” 、 “ 大国崛起 ”, 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 , 它的主要标志是以 “ 启蒙价值 ”, 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 , 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发端于 17 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人对神的 “ 叛逃 ” 和 “ 祛魅 ” 。在摆脱了精神上的束缚以后 , 人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保护个人的权利 , 实现个人的自由。在此以后的几百年中 , 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 “ 启蒙价值 ” 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力量 , 成为现代性社会的价值基础。当代 “ 普世价值 ” 就是 “ 启蒙价值 ” 经过人们几百年的认识和实践演化而成的。               　　中国现代性转向起于一百多年前的晚清。百年的路程是曲折的 , 百年的进步是伟大的 , 但到今天 , 这仍是一个 “ 未完成的工程 ” 。进入本世纪后 , 中国经济崛起 , 但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 , 腐败滋生 , 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缺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担忧。面对这样的现象和问题 , 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 “ 普世价值 ” 与 “ 中国模式 ” 之争。                 　　 “ 中国模式论 ” 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 它从一开始的 “ 特殊论 ” 正在走向 “ 取代论 ” 。 “ 特殊论 ” 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 , 没有普遍性何来特殊性。而 “ 取代论 ” 则宣称 “ 中国价值 ” 可以取代 “ 启蒙价值 ” 。 “ 特殊论 ” 和 “ 取代论 ” 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 , 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我们把以 “ 启蒙价值 ” 为源头的现代社会价值和制度安排视为普世性的。虽然不同的国家具有各自的文化、历史特征 , 但这种差异不是对普世价值和现代社会制度架构的颠覆和拒绝。从实现路径上讲 , 由于初始条件、内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 , 后发国家不可能重复先驱国家走过的路 , 只能另辟蹊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的指向与现代性社会目标的偏离或背离。在这个意义上讲 , 当代中国的命题应该是 “ 秉承普世价值 , 开创中国道路 ”, 这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学术界的这场交锋或许还没有引起高校学生特别是 80 后年青一代应有的关注。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未来的社会精英绕不开而且必须直面的问题 , 因为它关乎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我在这里提出三个与经济和管理相关的问题。        　 1 、 政府职能 : 发展主义政府还是服务型政府                 　　中国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 , 在市场己发育到一定阶段后 , 是应该继续坚持强力政府 , 由政府主导经济发展 , 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和要素价格 , 还是应该从 “ 替代市场 ” 转向 “ 干预市场 ”,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中心的政府。前者被称为 “ 发展主义政府 ”, 它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会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 但从长期来看它会造成权力与资本结合並导致腐败、扭曲市场价格体系造成资源错配、抑制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造成社会的不公。这些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己充分显现。               　 2 、国有资本 : 政府化还是社会化               　　国有企业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遗产。在 “ 发展主义政府 ” 的指导思想下 , 政府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了对经济资源 , 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控制。这正是当前关于 “ 收入分配不均 ” 、 “ 国进民退 ” 争议的背景。                 　　亚当 斯密的 “ 国富论 ” 是 The Wealth of Nations( 国民的财富 ) 而不是 The Wealth of Governments( 政府的财富 ) 。发达国家经过资本社会化将原来少数寡头控制的经济资源分散到中产阶级和广大民众 , 使他们有了资产性收入 , 从而稳定了社会。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有序地、公平地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 , 这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政府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公共服务领域。               　　 3 、城镇化 : 土地经营还是人的发展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 , 目前中国城镇化率达 46%, 这一进程至少还会持续 10 年。                 　　城镇化是与工业化并行的 , 也是解决城乡差别的必然选择。尽管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 , 但相关的观念、制度、政策却明显滞后。在某种程度上讲 , 中国的城镇化伴生了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收入和开发商获取暴利的现象。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于政府主导经济的理念和模式上。土地的获取是政府的 “ 征购 ” 行为而不是市场的交易 , 农民由此得到的 “ 补偿 ” 并不是真实的市场价格。在土地征购、转让和建筑、销售环节中 , 政府的收益主要不是用来向农民转移支付、为城市低收入群体建造廉租房。虽然城市更现代化了 , 但农民和城市居民却未能从中得到应有的利益。               　　以上三个问题都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它们在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 , 但是在深层次上都是是否认同 “ 普世价值 ” 的问题。 “ 普世价值 ” 告诉我们 , 政府是服务于人民的 , 资产是属于社会大众的 , 城镇化是为了人的幸福的。而 “ 中国模式论 ” 鼓吹的却正好相反 : 人民要服从于政府、政府要控制资产、百姓的利益要让位于地方建设。               　　 “ 普世价值 ” 与 “ 中国模式 ” 之争 , 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关键时刻的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对此 , 公共知识分子不应沉默 , 要用自己的良知担当起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清华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 , 明年将迎来百年华诞。一百年来 , 清华和从这里走出的学子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做出了非凡贡献。我们的共和国已走过了两个三十年 , 未来的第三个三十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 , 特别是现代性社会构建极为重要的关键时期。我期待 , 同时我也充分相信 , 今天在座的新一代清华学子一定能秉承普世价值 , 担当起开创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历史重任。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