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

原文地址： 文集首发式：感动与感谢 作者： 易中天   《易中天文集》首发式见证人合影。后排左起：全国政协委员陶斯亮、法学家江平、经济学家茅于轼、历史学家资中筠、教育家刘道玉、叶选基、胡德平；前排左起：法学家张思之、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陈徵、法学家贺卫方、学者易中天、新浪网总编辑陈彤    《易中天文集》首发式精彩视频集锦   昨天，也就是 2011年5月22日下午，上海文艺出版社和新浪网，在北京御园汇会所联合举办了《易中天文集》的首发式。   让我极为感动的是，84岁高龄的法学家、大律师张思之先生，82岁高龄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和夫人赵燕玲女士，81岁高龄的法学家江平先生、历史学家资中筠先生，78岁高龄的教育家、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先生，以及叶剑英元帅之侄叶选基先生，陶铸副总理之女陶斯亮女士，胡耀邦总书记长子胡德平先生，都亲临现场，见证首发，刘道玉先生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真让我受宠若惊！   实际上，这八位见证人，都是我一向极为崇敬的前辈或长者。他们的到来，是我受之有愧、终身难忘的荣耀。更让人感动的是，八位老人和其他嘉宾一起，坚持两个半小时之久，全程见证了整个流程。这太不容易了。在此，我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没有想到的是，合影留念时，按照原定的方案，是八位见证人站成一排，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陈征、新浪网总编辑陈彤、主持人和我，蹲在前面。然而，最年长的张思之先生，却也坚持要蹲在前面。恭敬不如从命，只好如此。不过我想，这将成为一张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的照片。   因故不能出席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以及我的好朋友姜文、李承鹏、韩寒，则发来视频祝贺。吴老的视频，是在上海录制的。据工作人员说，当时吴老正在给中欧商学院EMBA学员讲课。课间休息的时候，81岁高龄的吴敬琏老先生，从容坐定，娓娓道来，文不加点，一气呵成，不但让人肃然起敬，而且让我们感到惊异、惊叹、惊喜！   我的好朋友、法学家贺卫方友情客串，担任了首发式的主持人。他的主持举重若轻，挥洒自如，儒雅风趣，让人叹为观止！我谢谢卫方！   到会祝贺的其他嘉宾，也都是我素来敬重的人。仍以年龄为序，他们是：政论家马立诚，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秦晓，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何迪，哲学家邓晓芒，文献学家李零，教育学家杨东平，出版家贺圣遂，历史学家秦晖，历史学家吴思，历史学家张鸣，企业家冯仑，媒体人万卫，社会学家于建嵘，出版家刘瑞琳，批评家五岳散人。他们的光临，以及在现场发表的精彩谈话，为首发式平添了思想、文化和学术的含量。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正在青岛调研的于建嵘先生，特地匆匆赶来，又在会后匆匆飞回青岛，连晚饭也没顾上吃。如此仗义，实当涌泉相报！   因故不能出席，但以各种方式表示祝贺的还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德培，历史学家雷颐，歌唱家王宏伟，媒体人柴静。我已将全套签名本《易中天文集》分别寄给了他们，以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还要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郏宗培、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发表的讲话，感谢新浪网副总编辑孟波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审、文集责任编辑赵南荣的光临，感谢海淀区西苑小学李一桢同学向我献花，感谢许多媒体的朋友参加和报道首发式，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和新浪网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Mix match乐队，他们真是棒极了！   专题地址： http://book.sina.com.cn/z/yztwj/index.shtml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李泽厚，中国著名哲学家. 秦晓，招商局原董事长. 现在提“ 中国模式 ”值得商榷. “ 中国模式 论”所表现出的价值观，是以 民族主义 与阶级属性拒绝和解构普世价值及人类文明。如果把目前的做法变成长期的制度，如果把现在走的路固定下来，说这就是“ 中国模式 ”，值得 …

我从来就是中国土生土长，我也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 问题出现在中国强大、经济发展了以后， 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兴起，有人包装出一个“ 中国模式 论”，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人物周刊：你在剑桥大学的导师Peter Nolan是一个左派的经济学家，你们之间争论大么 …

走出乌托邦（下）   　 　人物周刊：你反复提到中国的现代性转型要和自身传统、国情结合，现在中印比较是一个热点，我们这个伟大庞大的邻居正在崛起，印度的经验有什么可值得我们研究?   　　秦晓：有一年我从印度回来，和黄亚生聊天。我的感觉是印度社会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政治体制上改革是非常成功的，可以包容这么多的民族、种族、语言、宗教，小乱不断整体稳定，经济也开始起飞了。   　　经济发展第一要素是人口红利，第二是全球化，打破原先制度上的限制。内生变量是人口红利，外生变量是制度红利，两者一结合就好了。中国内部改革开放，外部加入了WTO，又有人口红利，就发展起来了。这就是中国奇迹，印度也是一样。但印度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如种姓、教育、基础设施等是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挑战。   　　人物周刊：很多中国人深入到印度，发现他们比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主人公还要贫穷，只有一条毯子可以裹身时，他们思考的问题是自由民主这些理念是否需要让渡给吃饱肚子?   　　秦晓：如果说看到印度贫民窟的悲惨情况，就简单认为民主不好，中国模式好，那这个跳跃在逻辑上缺乏支持。相反，我们拿巴基斯坦和印度做对比，当布托上绞刑架时，他说：“巴基斯坦是稳定的动乱，印度是动乱的稳定”。印度有锡克族，有上百种语言、民族、种姓，对外和中国、巴基斯坦关系也很紧张。但是民主体制建立起来以后，始终能维持下来。   　　印度民主体制不是最成熟最好的体制，还没有触及基层部分，但整个政治治理是运转正常的，是被认同的。巴基斯坦动不动就军事政变，很容易全国就乱了。哪种制度更好?是更有弹性更有包容性，通过大家认同的程序来做事更好，还是强人政府决策效率高，但又不断推倒重来更好?我以为还是前者好，当然它也需要改进。   　　人物周刊：你之前在政府，后来去了中信和招商局，有没有考虑过彻底离开这个体制，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者或者企业家。   　　秦晓：中国基本上还是大一统体制，即便是民营企业，你想摆脱这个体制也是不可能的。   　　其次，我们的体制在改革，我们有很大机会在体制内做事。我们主张用渐进改良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为什么我们平时说得这么尖锐?主要是因为我们担心社会动乱。如果说中国不存在社会动乱和革命的因素，我们没必要说得这么尖锐，我们只是想提醒。就像茨威格和罗曼·罗兰二战前做的那样，我们当然比不了那些伟人，但中国社会需要有人站出来说。   　　人物周刊：你在招商局做一把手，掌控巨额国资，你抨击腐败，在你这个层级有什么监管?   　　秦晓：国资委、中组部、中纪委都在管，我们自己也有一套内控系统。我是觉得权力和钱，腐蚀性太大，想要就没够。要把这个问题看破，崇尚一种更自然朴实的生活方式，我也就只能力求做到这点。   　　对于个别人对我的诬蔑和谣言，我没什么好回应的。审计署会对我做离任审计，巡视员也会经常来查，还有常驻的监事会。每年我都要申报各种收入和资产，内部也有纪检部门，还有组织上的生活会。   　　人物周刊：在你的对外谈话里，你多次提到修持，也提到了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以及佛学的影响，你长在红旗下，又是海外名校的博士，对于今天的秦晓来说，这些思想之间是如何融会贯通的?   　　秦晓：我成长的时代长期是封闭的。我们只能接受毛泽东思想和经过毛泽东解释的马克思主义。除了文学作品外，对外界了解很少。   　　“文革”后期，才看到一点政治方面的东西，如：《托洛茨基传》、《经济增长的阶段》(罗斯托)、《新阶级》(德热拉斯)等，就是灰皮书。   　　我们的反思是首先要把毛讲的和毛解释的马克思主义重新来看，我以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都有缺陷。1997年我在中央党校央企高级干部班上课时，和中央党校老师有过讨论。   　　马克思基本上是技术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我认为决定论是不可取的，一个系统中各个要素是互动的，没有谁永远决定谁。事实上我们在国内也不讲阶级斗争，外资和民营经济也不再是剥削的，悄悄地在发生变化。我们的党也在讲三个代表，而不是只代表工人和农民，也开始鼓励发展民营所有制。   　　接下来就要看看有没有其他什么理论，开始注意到马克斯·韦伯和马克思的比较，他们是两个方向走的，最终汇合点有惊人相似。   　　韦伯认为先有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人从神权皇权中叛逃出来，重新找到自己，认识自由、平等和理性等基本价值观。既然认同这些，就只能选择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讲究的是自由权利，讲究的是自由交换而不是计划经济有人来分配这些东西。因为先有这个价值观所以才必然选择这个经济制度。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不能持久，他是从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来揭示这一点的。韦伯则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来看问题的，他们都看到了资本主义的问题。   　　我对理论有特别的偏好，但我的出发点都是问题意识。   　　最早我提出现代化和现代性差异，当时很多学术界的人并不认同，他们认为现代性是个负面词汇。我说这要放在中国的语境当中。现代化在中国就是物质经济，说得好听点是“国富民强”，说白点就是“富国强兵”。   　　现代社会是一个价值的概念，而不是物质的概念。中国基本上还是前现代的国家，中国有没有后现代的问题?有，但不是主流。   　　有了问题意识，再去研究就会梳理清楚思想、理论脉络。   　　人物周刊：韦伯最为人熟知的观点就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关系，您怎么评价宗教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   　　秦晓：我们从小对宗教的认识就是马克思说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后来我认为马克思还不如康德，康德认为宗教是人的异化，是人内心世界中需要道德约束，就造了一个上帝，上帝的功能不是进入世俗社会去干预，而是在道德领域中要有敬畏和约束。   　　宗教就是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如果敬畏的不是超自然的力量，而是某个人，比如卡扎菲，那就是迷信。但如果没有敬畏，人的恶的一面就会显现。   　　韦伯说新教可以产生资本主义，可他没有说不是新教的国家就不能引入一些元素去形成现代社会。   　　人物周刊：中国传统文化对你的影响

秦晓：走出乌托邦（上） 南方人物周刊 2011-05-16 16:44 我愿意做一个体制内推动改革的人士，而不愿意被人称作公共知识分子。我们主张用渐进改良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从高干家庭出身的“红卫兵” 到央企管理者，从坚持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理念，到彻底成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秦晓告别乌托邦，走了一条与他的高干同学迥异的反思之路 　　2010年7月19日，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正在清华大学综合体育馆内做毕业典礼演讲。台下有两千多名经管学院的毕业生和亲友，以及学院工作人员。这是这所学院第一次在全体学位毕业生的典礼上邀请嘉宾做演讲。 　　清华大学是中国最富盛名的高等学府，1949年之后成为这个国家优秀工程师与高级官员的摇篮，不久前举行了盛大的建校百年典礼，现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即毕业于此。清华经管院创办于1984年，一直到2001年它都有一位显赫的院长——朱镕基，这位曾经担任过中国总理的清华校友，被视为铁腕改革的强力角色。 　　如同所有庆典一样，在各级领导和5名不同学位的毕业生代表讲话之后，秦晓站到了讲台上。他穿着整齐的西装，人很瘦削，脸上习惯性地不带笑容。作为一名超大型央企的管理者与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台下的人们已经大体想到他会说些什么，无外乎是我很荣幸、希望你们今后能为国家多做贡献等。 　　秦并没有客套地说一些赞美的话，他开始回顾大学的功能与大学生的使命，紧接着他的话开始出现了现代社会的字眼，这是他那一段时间思考的总结：“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接下来秦晓分析了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论”的关系：“‘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正从一开始的‘特殊论’走向‘取代论’。‘特殊论’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普遍性何来特殊性。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特殊论’和‘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最后，他希望“清华学子能秉承普世价值，担当起开创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历史重任”。 　　秦的发言被迅速转载到网络上，出乎他意料的是，这篇文章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一时成为网络、评论、转载的热点议题。一家网站把他的头像做成绞刑架下受刑的模样，并冠以“西 的 奴”。和他并列的还包括吴敬琏、许小年、张维迎、胡舒立等学者和媒体人。 　　另外一家网站开始出现一组以秦晓为关键词的批判性文章，质疑他的种种作为，从他少年时的经历一直到他在招商局集团和招商银行担任董事长期间的两起资 的 产交易行为——出售平安 的 保险与购买香港永隆银行。 　　几个月后的“两 的 会”期间，该网站还公布了一封公 的 开信，要求彻查秦晓在这两桩交易中的作为。 　　一个月后，在深圳蛇口的招商局会议室里，当我问秦晓是否看过这些内容时，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自己正在读的两本书——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和马克·里拉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相比起个人受到的打压，他更担心的是激进主义的思潮：“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化，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为什么哲学家、思想者德国多呢?就是因为德国当时相对落后，落后就需要药方，就需要倚重国家的力量。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激进主义都是落后国家容易出现的。激进主义形成之后不仅会‘异化’，导致专制，更为可怕是会深入民族的血液和基因，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文革’己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它的恶习并未铲除，有时会死灰复燃。”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甘阳是那些网站所认同的学者，也是秦晓的朋友。对于这名酒友，甘阳的评价是：“秦是一个复杂的人，对他的任何标签都是简单化与脸谱化。” 　　一些媒体称秦晓是“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秦并不认同这个称谓。他说：“我不喜欢这些词。在中国的话语环境中，这些称谓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我的出发点更多是忧患意识和问题意识。问题集中表现在分配不公、缺乏普遍正义、法治不健全、道德沦丧。这些现象的产生有发展中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体制性的，如不能从根本上入手，可能会触发成社会危机。社会危机是大的灾难，只有激进主义才会认为这是动员民众的资源，达到某种革命目的的手段。激进主义导致的是最坏的结果。我很担忧，希望能够说出来，让大家关注。另一方面，这些问题是可以在体制内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改善和改变的。比如说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的建立。” 　　他把自己看成是体制内的改革者。 　　接班人的困惑 　　这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现实：秦晓是在他所批评的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他也曾经有过“激情燃烧”的岁月。 　　秦晓出生在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家庭。他的父亲秦力生是土地大革命时期从山西奔赴延安的老一代革命者，但主要是在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陕北干部的圈子。他的母亲亦在早年投奔延安，三舅阎揆要是黄埔军校一期生，开国中将。 　　1947年，秦晓在山西的359旅旅部医院出生，王震将军的夫人王季青送来一百个鸡蛋。很多年之后，王震的儿子王军成了秦晓事业上的领路人。 　　秦力生后作为南下干部转战西南，担任西康省委副书记，之后调任北京，担任中科院办公厅主任、副秘书长，与张劲夫、杜润生成了同事。 　　出生在这样的红色家庭，秦晓自幼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教育。他参加了第一届全运会团体操的表演，也在十年大庆时冲向天安门献花。他依然清楚记得，中苏关系破裂后，全家聚在收音机前收听《九评》的场景：“播音员夏青和齐越，铿锵有力地说：你们撕毁的合同不是几个、几十个，是几百个……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洗不尽对中国人民欠下来的债!那语调，那每一句话，让人听着都特别激动，特能激起义愤，真的感觉是出了心中的大气了。” 　　从六一幼儿园、育才学校一直到北京四中，秦晓在干部子弟云集的学校里长大。家庭教育和学校的经历给秦和同龄人打下的最深印记是“不能有优越感，不能有干部子弟架子，要多吃苦，你是要承担责任的，要接班的”。 　　他也经受了大饥荒时期的困顿，并且坚信自己就像苏联小说《水泥》描写的主人公一样，要学习建设祖国的本领。他的理想是去清华大学读工科，并且坚信从政不是学出来的。 　　初中从育才学校毕业后，他得到北京市颁发的金质奖章被保送进入了北京四中。这是一所高干子弟和平民精英云集的著名男子中学，集中了无数政治局委员、元帅、部长的儿子们。 　　秦晓是当时班上的团支部书记、1949年之后最早的中学生党员。比他早几个月入党的有好友孔丹(中调部部长孔原之子)。当“文革”到来时，学校正常的领导层已经被冲垮。他和孔丹、薄熙永(薄一波之子)组成了四中革委会，并担任副主任。他们的师兄、辅导员马凯是现任国务院秘书长。他们试图控制日益躁动的情绪。 　　当“文革”风暴席卷中国大地时，秦和他的同学们把这场运动视为实现毛泽东革命理想的社会实践，他们成立了四中红卫兵组织，这个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派别后来被称作“老兵派”。 　　四中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是刘辉宣带头倡议的，这个大校的儿子写了首红卫兵战歌，其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成了“血统论”的普及版。 　　与其他学校的激进情况相比，四中相对温和。秦和他的战友们更在意的是维持秩序，试图将风暴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当有学生围攻校长杨滨时，孔丹、秦晓带人解救了他，而在另外一所高干女儿云集的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殴打致死，而且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 　　一位“文革”经历者、秦晓的朋友告诉记者，秦和孔丹试图维护秩序，保护校长的原因在于杨滨本身就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他们本质上是在捍卫自己的出身。 　　赵振开，当时四中的高一学生，告诉我：“孔秦控制的学校团支部掌权，他们接管了权力，但不主张暴力。他们开始带人维持秩序，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西纠(北京“西城区纠察队”)的作用很复杂，一方面他们起到了灭火的作用，但在驱赶黑五类上也动手了。成立西纠更主要的是维持秩序，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他们对‘文革’以及血统论是一种暧昧的态度。” 　　“文革”初期，北京中等学校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中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大派——“四三派”和“四四派”，赵是“四三派”的成员，日后他主编了一本书试图还原那段历史。秦晓写出了自己的经历与反思，而很多他显赫的同学拒绝了赵的请求。 　　秦并未否认自己当时的激进思想，后来他开始反思：“对我们这些学生而言，‘文革’早期之所以能接受批判校领导、‘破四旧’，直接的思想基础一个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个是阶段斗争，这两条是接受的。就算我们这些人有分寸，‘破四旧’基本上没有参与，对校领导也没那么极端，更无参与暴力。但是，我们还是卷入了，只是对当时采取的方式不赞同而已。” 　　孔丹和秦晓等“老兵派”红卫兵组织了“西纠”。孔任司令，陈小鲁(陈毅之子)任副司令，秦晓担任宣传部长。他们吸取了北伐时期周恩来在上海成立工人纠察队的做法。秦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在三湾改编的经验，开始试图在亢奋的年轻人当中整风。 　　周恩来认同了他们的做法，并且安排了办公用房、车辆、食堂等。西纠并没有存在太长时间，很快被中央文革取缔。 　　“老兵派”被打倒，以平民精英为核心的“四三派”开始上台。 　　最鼎盛时，秦晓曾作为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当毛出现时，秦注意到毛对狂热的红卫兵眼神中流露出一种厌恶。 　　孔丹和秦晓的父母先后被打倒，他们两人也先后被抓。逮捕孔丹的学生是今天以左派面貌出现的一名经济学家。 　　当秦晓获释后，他已经无学可上，无工可做，家被抄之后无处存身。此时，毛为了平息红卫兵运动，发出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指示。 　　秦和他的朋友们逃离了北京，插队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额尔乌登大队的边境二线牧区。他开始学蒙语，练习放马。 　　有一次去牧民家里吃饭，秦晓的位置靠里，光线暗。他接过一碗面，吃到一个硬东西，有点像肉，可怎么嚼也不像是肉，有纤维。他突然意识到这是冻硬了的牛粪。 　　他住在牧民家里，旁边是小孩和老太太。睡着后觉得手上凉了一下，醒过来后猜想是不是被旁边的小孩碰到了，打开被子发现是一条蝮蛇，头很尖，有毒。 　　环境的改变带来了理想主义的破灭，秦和他的朋友开始思考中国问题的出路。这些高干子弟因为背景关系，开始交换各种书籍。秦的母亲有一位朋友在北京图书馆，他通过关系借了很多书，他们想阅读马列原典，试图检查毛的做法是否符合共产主义原教旨思想。 　　他在给同学的信中经常引用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段话：“一个人从出生到他成熟前，是被灌满了各种谎言，他(她)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吐出来。” 　　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是另一本影响他的书。秦觉得写的就是他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可能是一个和父辈不同的世界，需要有一种新的思维。 　　很多年后，他的很多朋友试图给父辈立传以资怀念。秦劝他们，如果没有新的思维去重新审视，单纯歌功颂德没有必要。 　　他和他的朋友们开始讨论灰皮书(政治、思想)、黄皮书(文学)、白皮书(文献)这些内部书籍里的内容，在遥远的内蒙牧区，使年轻人经历着思想上的反省与启蒙。 　　和秦一起在内蒙插队的北师大女附中学生刘进(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女儿)直接质疑毛：“反正什么事都是‘他’对”。秦也开始逐步意识到“文革”的混乱，大规模的群众武斗，把红色政权宣称的基本队伍——干部和工人阶级打成保守派，已经不仅仅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问题了，跟毛有很大的关系。 　　刘进跑去贵州看望姐姐刘青峰，把姐姐和姐夫金观涛写的《公开的情书》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在红色笔记本上。秦在牧场放牛时看了这本“小红书”并且记住了金观涛这个名字。他还看了刘辉宣的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开始用真善美来反思过往。 　　1971年，林彪的“九一三事件”发生，秦的理想主义梦想彻底破灭，“上帝最好的学生背叛了上帝”。他写信给朋友说现在只认同毛泽东的《实践论》，把它作为一个认识论、方法论，别的都要重新认识、评价。 　　两年后，他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在山西矿业学院读书，开始认真学习英语和数学这些并不革命的知识。 　　然后，他被分配到煤炭部，回到了北京。 　　从官场到商界 　　1978年，邓小平掌控了最高权力，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社会秩序开始恢复。 　　秦的朋友孔丹从陕西插队回来，在社科院读了吴敬琏的研究生。和他的很多朋友一样，秦晓在中国矿业大学完成了管理学研究生学业，并把目光投向经济领域。 　　80年代是一个思想迸发的年代，在甘阳看来，那时思想界派别的分歧并没有像今天这样你死我活，彼此都认识到改革势在必行，在大的方向上共识度很高。 　　秦和很多年轻人交流甚多，这些人多集中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所，王岐山、周其仁、王小强等人都是活跃分子。 　　他把金观涛介绍给孔丹讲解控制论，金提出中国是“超稳定结构”的论点。秦当时并不完全认同，和金反复辩论，也因此成为好朋友。 　　赵振开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学旗手，被査建英称作“我们时代的金斯堡”。秦当时并不认为文艺会对社会有多么大的影响。他和他的朋友认为只有“半疯子”才能成为诗人。 　　现在他承认，其实文艺上的启蒙是更根本的，那时的见解太狭隘了。 　　1983年，秦晓进入中南海，出任政治局委员宋任穷的秘书。他说：“当时老干部找干部子女做秘书很普遍，一是认为可靠，经过文化革命，好多老干部都有怕秘书造反的心结。另外就是文革后期老干部还没有恢复工作的时候，正常的组织渠道不通畅，消息全是通过子女们之间传来传去的。” 　　秦的身份以及人脉让他获得了这个机会，从而在最高层级了解这个国家。他的朋友孔丹当时是国务委员张劲夫的秘书。 　　当秦进入中南海时，宋任穷正处在权力最高峰，作为中共八老成员，他分管人事工作。宋的政治态度处在陈云与邓小平之间，后来担任了中顾委副主任。 　　在此期间，秦晓有机会在体制内从政，但因种种因素而未能赴任。 　　秦晓并不认为自己丧失了什么机会，他认为自己并不适合从政，他喜欢直接说出自己的感受，他总是试图保持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和勇气。 　　担任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副主席期间，秦要向主管部委的领导汇报，一位部长的指示是既要有中国特色又要有延续性，秦当即指出“我们是来处理问题的”，并建议把工作班子安排到中信集团。 　　汇报结束后，一位司长私下向他抱怨：“秦总，你以为政府开会是干什么，你以为是解决问题么?只是告诉上面我们开了一个会。”秦并不满足这个答案，并在接下来的汇报中向领导说，只要告诉我什么不能干不能写就可以了。 　　3年后，在石油部担任了一年的副司长之后，秦接受了中信集团业务部总经理王军的邀请，出任副总经理。 　　在此之前，他陪同宋任穷在三峡考察。他和同一艘游船的外国人聊天，宋注意到这个细节，并询问他的英语水平。宋说你应该去更适合的地方。 　　秦去了石油部国际司担任副司长，在此之前不久，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是去上海工作的曾庆红。 　　王军最初希望孔丹能够来中信，而孔已经在香港的光大集团任职，他转而推荐了秦。三人见面几分钟后，王开始讨论秦来中信的细节。 　　在此之后，秦先后担任业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集团副总经理、总经理，一直作为王军的副手出现在前台。 　　中信集团是直属国务院的一家超大型企业。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找到老牌资本家荣毅仁，成立了这家利用国外资金发展的企业，从银行、房地产、租赁到卫星通讯、金融，这家公司均有涉及。王军在中信集团有着特殊地位，董事长荣毅仁都要让他三分。 　　1995年，秦晓出任总经理。在他的就职演讲中，他开始用现代企业理论和实践来剖析中信资产、组织结构和经营战略。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讲现代企业理论，从科斯的交易费用到威廉姆森的“M型结构”;另一篇文章论述中信管理体制、资产结构、发展战略重组和调整方案，被称为“20条”。 　　两年后，他带着对大公司总部功能的思考和体验，去剑桥大学读了经济学博士。 　　秦的思想开始转变，不论是在中南海还是早期在中信，他都是发展主义政府理论的信徒。他和他的朋友都承认向市场经济转轨，但始终强调的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最初学习过东欧的奥塔西克、科尔内的理论，但他们很快发现这些理论没法满足现实的需要。 　　此时，东亚四小龙兴起，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这让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日韩——因为文化上的相近性，而且在体制层面上更有认同点，他们都认为市场经济转型需要政府扶持。 　　日本的通产省模式成为他们的楷模，秦晓写了一篇《大公司战略》，提出要学习日韩经验。《通产省的奇迹》、《Governing Market》(《驾驭市场》)这两本书是他反复阅读的。他和吴敬琏开始争论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是否适用于中国。 　　1994年，秦晓出任中信澳大利亚分公司董事长，在悉尼读博士的韦森与他在一次研讨会上认识。韦森说当时的秦晓尚处在思想转型期，依然坚持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理念。很多年之后，他惊讶地发现秦已经彻底成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并且试图探寻已经市场化了的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问题 　　在澳大利亚时，秦晓开始系统学习微观经济学，开始梳理自己的思想。很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现实问题和理论学习让他扭转了思路。 　　他分析自己的转变是：“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模式’的问题得以暴露，这些问题主要是扭曲资本价格(汇率、利率)、政府对企业的过度干预和对市场的不当替代、官商勾结产生的腐败等，因而它的产生的奇迹是有代价的、是不可持续的。经过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东亚模式’受到了批判，这些国家也逐步转向主流市场体制。后来读了‘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学看政府也是个利益集团，他们既不比别人道德更高尚，也不比别人更聪明，他们的目标函数是选票极大化，所以会出现民粹、短期行为等弊端。回头看中国这几十年的改革，当年留下来两个问题：政府职能和产权。这两个问题都变成了现在经济改革中的大障碍，这也涉及到体制、理念(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的问题。现在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是提供公共产品，而是直接从事经营活动，还有大量行政审批，对要素价格的管制等。” 　　和很多企业家不同，秦晓对理论有浓厚的兴趣。1997年担任中信总经理期间去中央党校学习，在《资本论》的课上他向老师提问： “《资本论》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马克思的理论是经济决定论，历史的发展、文明的演进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而不是由某个单一的因素决定的;第二个是他的假设是资源无限的，他认为只要解决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就会创造出无穷无尽的财富来;第三是他假设人不是理性的，工人只要掌握了生产资料，就会把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资源稀缺和理性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和市场机制运行的两个基础性前提。” 　　同班的孔丹拽住秦晓的衣服。党校有中组部的代表，孔担心秦留下把柄。 　　一次，在陪同朱镕基接见外宾时，秦晓提醒说见面的基金经理有几百亿美元资产规模。朱说，他们有钱，他们是富人，我是穷人。秦回答：“朱老板，这话不对。人家对富人和穷人的定义不是按拥有多少钱算的，是以能调动多少钱算的。在这个意义上，你比他们有钱多了。”朱马上回应说：“调动钱?我能调动你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朱继续问秦晓：“你能调动荣智健吗?”秦的回答是“不行”。 　　荣智健是荣毅仁的儿子，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从公司内部管理上讲，作为母公司中信集团总经理的秦晓，是可以指挥控股子公司领导荣智健的。 　　现实并不如此，荣智健完全掌控中信泰富，而且随着中信泰富在香港的成功，当秦去香港时，港人会问他，你是北京中信还是香港中信的。 　　王军决定出售价值上百亿港元的中信泰富股份给荣智健，这一决定是他和荣两个人做出的。当秦晓知道时，已进入起草合同阶段。 　　直到今天，秦依然不认为当年出售是完全基于缺钱的考虑。在此之前他和王军已经剥离出四十多亿人民币的不良资产，盈利已开始增长，因此中信并没有缺钱到出售资产抵债的地步。但他并不反对王军的决定，他认为从已经完全无法掌控的中信泰富换回资金可以去做其他投资。 　　在事后的具体收购中，荣智健的副手范鸿龄和秦晓在很多法律和财务的环节上产生了冲突。 　　荣智健不满意僵持的局面，并质疑秦的做法到底为了什么。最后的结果是王军找了其他人去完成交易，秦晓被“挂”了起来，很多集团的决策他无法参与其中。 　　秦的朋友孔丹在光大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中组部最后安排的结果是孔丹接替秦晓，秦晓去招商局担任董事长。 　　时任中组部部长曾庆红告诉秦晓：“招商局是民族老店，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清朝、国民党时期都没有垮，你去一定要把工作做好，不能让这家百年老店垮在共产党手里。” 　　再造招商局 　　招商局由李鸿章于1872年创立，是中国唯一一家经历近140年仍保留下来的公司，也是洋务运动延续至今的唯一血脉。 　　1949之后，招商局成为一家在香港从事轮船货运的国有窗口公司。1978年后，招商局经历了第二次辉煌，作为招商局的实际掌门人，袁庚在毗邻香港的蛇口开辟了工业区，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蛇口作为招商局当时的旗舰，成为中国社会演变的窗口。 　　当2001年秦晓接任时，招商局处在卖资产抵债的阶段。之前的狂飙突进让招商局机构膨胀，下属两百多家企业，投资产业分布在几十个领域，管理架构复杂而又粗放。 　　在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下，招商局长期积累的内生问题得以暴露，被迫卖掉包括总部大楼在内的优质物业和友联银行偿还债务。当秦晓到来时，最危急的时刻刚刚过去，可以借到钱，流动性问题基本解决，但仍未走出财务困境，盈利不足以偿还债务利息。 　 　继续阅读： 走出乌托邦（中） 　　 走出乌托邦（下） 当地时间5月17日，泰国曼谷，佛教徒们举着蜡烛围绕一尊巨大的佛像进行祈祷。当日，曼谷上万名佛教徒聚集在一起庆祝卫塞节。卫塞节是南传佛教纪念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祖诞生、成道、涅盘的节日。REUTERS/Chaiwat Subprasom 5月18日，昆明，一名身穿城管制服，驾驶越野车的男子在接受交警的酒精测试，该名男子被查出酒精含量达340毫克。而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或超过80毫克则被定性为醉酒驾车。当日，“醉驾入刑”后昆明首次展开统一整治行动。IC 类别： 转贴   查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