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 | 亚洲人容易从众?
身家性命系于国家。在很多情形下,这不是夸张。但我们对“国家”这个词可能并不真正理解。若用英文词,我会用 nation 这个词,而不是 state ,也不是 nationanlity ,更不是 country 。确切地翻译 nation 这个词,似乎用秦晖先生用过的“大共同体”更合适,其他翻译总显勉强。民间竟没有一个合适词汇表达这个意思,也可见我们的文化特性。这是一种迂腐的较劲,一种必要的较劲,但仅限于这个语境之下。 更让人纠结的是,在国家之下,有着人群之分;人群之间有利益冲突。人们常说要在某某事情上达成共识,其实很困难。于是,人们用多种方式解决纷争。历史上有集权的方式,也有少数服从多数方式。后一种方式在实践中也有很复杂形态,我们还不真正熟悉。 这几年,许多公共领域的事情单由经济学家不能说清楚,特别是由宏观经济学说不清楚,但偏偏到处充盈经济学家关于宏观经济问题的声音。枕边有一本社会心理学教科书,在美国流行,已经印行 10 版以上,作者是 S.E.Taylor 等人,翻译者是谢晓非等学者。读这本书,特别是书中关于“从众”等行为的讨论,觉得当今很多公共事件要好理解一些。 对一个事件,如果有多数人作出错误判断,处于少数的个人也可能放弃自己的本来可能有的正确判断,服从错误的判断,这便是从众。实验表明,有所谓集体主义倾向的群体,如亚洲人,容易发生从众行为;而爱斯基摩人不容易发生。深入分析发现,集体主义的从众行为,其实与农业传统有关。在一定社会时期,从众行为具有极大消极后果。 在严格的实验条件下,从众行为的观察比较简单一些;进入现实社会,从众行为会复杂很多。中国处于社会结构转变时期,已有的转变在很多方面符合历史进步要求,有了世界公认的成就。在现有基本秩序下,如果按社会高层目前的意图发展,也许再有 20 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中产阶级崛起、民族高度认同形成,中国社会就经得住折腾了。但从这几年的观察看,事情并不简单。资本利益集团在加大对政策的影响,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很难,中产阶级就难崛起;地方政府要以低地价乃至“负地价”吸引工业项目,忙着赶农民在距家乡较远的异地小区上楼居住,却不肯把脱离农业的农村人口在他们就近生活的大中城市安顿下来,可能会使中国在未来还是解决不了人口候鸟式流动问题;城市不断在低密度扩张,产生合理比较收益的优质耕地不断被占用,严重影响我国农业竞争力提升,未来粮食国内市场自求平衡前景堪忧;东部发展势不可当,边疆地区投资杯水车薪,边疆居民(常被称为少数民族)完全融入国家工商业体系的时间表继续退后,中华民族高度认同的坚实基础难以奠定,等等,一应深刻问题令人忧虑。认识这些问题的能力,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民间各个阶层,但在从众效应交叉作用之下,没有多少人会因这些问题而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是我们这个“大共同体”的一个状态。我们每个人是大共同体的一员,身家性命系于这个大共同体。 有了从众心理的作用,就会产生一个“伪多数”。这个多数群体是摇摆不定的,很容易受真正强有力的少数力量的影响。在社会心理学里,与从众概念(多数派的影响)相对应的概念是改革(少数派的影响)。把改革看作少数派的行为,是社会心理学的洞见,而我们喜欢说改革是顺应多数人的要求;实际上,心理要求与实际行动可以完全不同。社会心理学还发现,在多数派的环境里,只要少数派坚持意见,以清晰的逻辑表达自己的主张,就会对从众行为产生抑制作用,改变群体的力量对比。这也许符合所谓“顶层设计”的理念,只是设计者要知道,自己的改革主张在付诸行动时常常不是鲜花与欢呼。 能对社会进步作出显著贡献的是有清醒自觉意识的少数派力量,而不是代表个别利益集团的寡头势力。只有前一种力量才会把全社会奔向错误方向的从众局面扭转过来。 中国的问题往简单说,是需要改变军人打天下所留下的社会结构。军人治国的特点是将命令原则推及到公共领域以外的私人领域。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命令原则渐渐退去,还在基层社会的某些方面引入了“民主”原则。殊不知,在私人领域,无论集权命令原则或民主原则都不合适。私人领域需要自由;出了私人领域,该集权就集权,该民主就民主。集权用到了私人领域,会有低效率;民主用到私人领域,也会是可怕的混乱。社会建设的当务之急是认真地扩大只受公权保护、不受公权干预的私人活动空间,给中国企业和个人以充分的自由。这种理念先要树立起来,至于改革行动中要把握的公权和私权之间微妙差别,相信难不倒中国人的智慧。 (此文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近期本人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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