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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历史 | 秦晖:辛亥既不“西化”也不“反西化”

发布时间:2011年10月09日 – 15:33 | 1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辛亥革命 辛亥时期民族主义高昂,革命党人“反满兴汉”,而立宪派强调在列强瓜分危险中追求中国自立。但是都没有将民族主义与尊崇或禁绝某一信仰或流派想混,信基督还是信孔孟与爱国还是卖国没什么关系。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选自:南方都市报 辛亥百年,人们已经写了浩如烟海的文字;百年辛亥,人们依然还有太多的话要说。一百年来,在国难当头、强敌入侵时,人们为“民族”而战斗;因积贫积弱、温饱难求故,人们为“民生”而拼搏;当国家自立、国民脱贫后,对“民权”的追求又强烈起来。只要民主前贤、共和先烈的理想未能完全实现,“辛亥情结”就会一直萦绕在人们的心头。 近代中国的发展非“三阶段”而是“两条线” 过去人们对 辛亥革命 的许多细节不甚了解,予以辨析绝对是必要的。但是过去对这段历史的大背景也有许多似是而非的描述,这恐怕更应该反思。 例如,过去人们常从“中西文化碰撞”的角度看近代史,于是流行一种“三阶段”的叙事:洋务运动时国人热衷于船坚炮利,学习西方的“器物”;戊戌、辛亥国人由改良而革命,是学习西方的“制度”;而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则达到最高层次,开始“改造国民性”,学西方的“文化”了。 这种把“文化”列为最高层次的“三阶段”论反映了一种文化决定论的观点。但它未必符合事实。笔者曾指出:其实鸦片战争后一些先进国人对西方“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的共和民主“制度”产生羡慕,并不晚于国人重视器物层面的“船坚炮利”,而像刘锡鸿那样反感西方“器物”,却对西方“政教”私下称羡不已的现象也并不罕见。但是,最为重要的反证应该是太平天国:作为基督教这一“文化”在华造成巨大影响的事件,太平天国早在洋务运动之前就震撼了神州。今天的“新儒家”常责怪民初新文化运动反儒。其实太平天国对“儒家文化”的极端排斥和禁毁,对“基督教文化”的狂热信仰和推行,都比被今人称为“激进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要激烈得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太平天国在“器物”和“制度”两方面却没有什么“进步”可言。 我把“选择什么”称为文化,而“能否选择”称为制度,我以为这样的理解是符合人们常识的:爱吃中餐和爱吃西餐是文化之别,但饮食自由和饮食管制是制度之别;信基督和信孔子是文化之别,但信仰自由与神权专制是制度之别;拥戴圣贤和拥戴能人是文化之别,但是否有权选择拥戴者(是否民主),则是制度之别。从这个角度看,太平天国“文化”上以耶排儒,制度上却实行中世纪式的神权专制,是典型的“西化而非现代化”运动。 30多年后的 义和团 ,“奉旨造反”,大闹京师,对与西方有关的一切,从“文化”、“制度”直到“器物”全都一锅端了。但是,如此激烈“反西化”的 义和团 运动对于弘扬中国文化起了什么作用?哪怕就是“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文化保守主义”,在庚子狂潮中得到了一丝一毫的支持吗?义和团请来各种“神仙”,从太上老君、黄连圣母、伏魔大帝、洪钧道人直到“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可谓有奶便是娘,但从来没提孔孟,更没人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满口怪力乱神,噤声道德文章”就是这个“运动”的特点。“ 文革 ”时有人把义和团列入“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之列,也不是空穴来风的。义和团“反西化”却不尊儒,整一个“荆轲颂秦王”的活剧而已。 于是,从“金田起义”到“庚子国难”,中国历史经历了两个“大拐弯”。同样以专制制度为基础,太平天国要以基督教扫除孔孟之道,实现“中世纪式西化”,而义和团要以“各洞诸神仙”扫除基督教,实现“怪力乱神式本土化”。洪秀全们要把“西方中世纪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中国人,而老佛爷慈禧则绝不允许中国人试试西方现代的人权标准。“文化资源”一西一中,反现代化的制度取向却如出一辙。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者同样排斥西方现代文明的同时,两者对儒家的仁义道德也并不感冒:天朝把孔孟之道斥为“妖书”而禁绝,“神团”则恰恰以怪力乱神的妖言来排斥孔孟之道。这样看来,现代文明与孔孟之道在这两场灾难中与其说是敌人,倒不如说更像难兄难弟了。联系到后来的一个时期天朝与神团都被当作两大“高潮”而捧上云霄,而当时恰恰也是“西方的”宪政法治与孔孟的传统道德两者都扫地以尽的年代,岂不令人深思? 显然,与“三阶段”说相反,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更像是“两条线”:在一条线上人们不断地折腾“文化”,不断地在“西化”与“反西化”之间反复。太平天国搞“西化”,义和团“反西化”,新文化运动再一次提倡“西化”,但当时的“反传统”按王元化先生的说法却是“反儒不反法”。到20世纪下半期又再次大力“反西化”:开始反“资本主义”(欧美),接着反“修正主义”(苏俄),“ 文化大革命 ”原说是“封资修”一齐反,看来是要彻底“虚无”了。但是到了“ 文革 ”后期忽然大搞反孔扬秦、批儒捧法,出现全民读《韩非》、全面大“专政”的奇观。到了改革时代,先是拨乱反正,出现“荆轲刺孔子”的“西化大潮”,后来又“三十年河东”,形成“荆轲颂秦王”的“传统热”,一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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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印度落后的真正原因———爱思想:学习型社会领航者

秦晖:印度落后的真正原因 进入专题 : 印度    ● 秦晖 ( 进入专栏 )       尽管长时段中印度的落后有文化方面的因素,但是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印度落后于中国的差距拉大了。可见就制度方面而论,印度经济中的积弊也的确甚多,这也是包括多数印度学者在内的学界公论。     当然,对于积弊何在,国外的主流看法却可能与国内的官式说法相反。独立后的印度长期实行所谓“尼赫鲁式社会主义”,前苏联一直把她定义为“已经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加之该国实行联邦制,各邦各自选出的政府有左有右,拥有相当大的自治功能,选择的发展模式也差异很大。像喀拉拉邦、西孟加拉邦等地长期是共产党执政,就更难说是“资本主义”了。     一般地讲,印度的“社会主义”也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但是与瑞典式的“福利国家”不同,后者以二次分配为特色,主要以高税收高福利从私人经济中抽取资源,以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国家直接经营企业不是它的基本特征。而印度的“尼赫鲁社会主义”政治上学英国搞宪政民主,经济上却不是学瑞典,而主要是学苏联办国营企业。     原来印度的“国父”圣雄甘地虽然因主张宗教宽容而被印度教极端分子杀害,但他的经济主张却是极有印度传统特色的:主张回归自然,耕织立国,反对工业化,也对建立“现代强国”没有多少兴趣。但他秉性宽容,默许其门徒尼赫鲁另搞一套。而尼赫鲁是个工业化迷,一心要通过国家集中投资来赶超发达国家,把印度变成工业化强国。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父女两代(连同几位过渡总理)执政37年,一直以“五年计划”的方式搞经济。而且好搞大型企业。因此印度经济的产业集中程度相当高,很多基础工业部门的生产集中于若干大型国营公司。当然,作为宪政国家印度没有没收私人资本,私营工业一直存在并且有一定发展空间。但各基础工业部门都是以国营占优势的。例如钢铁工业,独立以前只有私营的塔塔钢铁厂,后来连续建起波卡罗、比莱、维萨卡帕特南、鲁尔克拉等六大国营钢铁公司,控制了90%以上的钢铁生产。其中最大的波卡罗、比莱等厂都是苏联援建、按苏联的“马钢宪法”模式管理的。然而有趣的是,虽然大钢厂中硕果仅存的私营公司塔塔集团厂龄最老(1907年建),设备相对陈旧,产量在全印总产中也只是一个零头了,但它一直是印度钢铁业中“管理得最好的企业”,其效益比那些国营巨无霸都强,工人工资也更高。     因此印度的“社会主义”不仅如瑞典那样具有分配意义,也如苏联那样具有生产意义。就整个联邦范围而言,在90年代以前印度政治上固然是近似于西方的宪政民主,经济上却更多地搞命令经济。国有企业比重之大、市场管制程度之严、外贸保护手段之多都相当突出。印度如今也在搞经济体制改革,努力革除旧弊,实行市场化与开放式竞争,但其进展还不如我们。     当然,如今印度的市场化程度不如中国,但比起改革前的中国连农民养鸡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农民兴办集体企业也被说成是“集体资本主义”的那个时代,印度再怎么搞“尼赫鲁社会主义”,其市场空间与经济人的活力还是要大得多。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官方仍然能够以印度为垫背的来进行“比较”呢?尽管如前所述,那时的中国经济是否真的比印度好,实在大可怀疑,但是无论如何,印度经济那时也并没有明显胜过中国,至少不像亚洲小龙以至巴西、墨西哥等国家当时那样,其繁荣与中国的凋敝形成那么鲜明的对比,否则当时的中国官方也不会老拿印度做“比较”的垫背了。     其实80年代初中国经济改革政策部门一个代表团对印度进行访问考查后有个内部报告,其中的基本结论是:印度的私营企业比我们中国的企业搞得好,但是他们的国营企业比我们的搞得差。这个说法很耐人寻味。     大家知道,80年代初中国的工业正处于“乔厂长上任”时代,那时工业还是国营的一统天下,私有化还没有起步,但是文革的大轰大嗡已经结束,“修正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市场社会主义”,就是当时苏联的那一套)上了台,实行了或者说恢复了苏式的“劳动纪律加经济核算”企业管理制度。而这样的国企尽管不如印度的私企(实际上也就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但却比印度的国企强——实际上也就是苏式的国企比“民主社会主义”的国企强。由于当时印度的私营工业比重不大,所以印度的国企比中国的国企搞得差,就成了问题的主要方面。     “民主社会主义”至今仍然是既反对苏联模式又不赞成资本主义的许多好心人向往的东西,说它还不如苏式企业可能是一个煞风景的观点。其实笔者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人道理想也是心向往之,但是如果把人道、平等这类价值判断放下而仅就企业管理而论,“民主的国营企业”在效率上的确是经常既不如私营企业,也不如“专制的国营企业”。     仔细想想,这道理其实并不复杂:企业不管国营私营,它的运转要能够理性化,就必须有某种约束机制,即科尔奈所说的“预算硬约束”。在契约式的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方与劳方是利益有别的主雇关系,双方通过博弈而形成一种约束机制:资方不会贪污(企业是自己的,他贪污谁?)而工人不会“偷懒”。在“专制的国营企业”中,管理者与劳方不是主雇关系而是“主奴关系”,前者只对上而不对下负责,虽无积累激励,却有升迁激励,也可能从严治厂而实现理性管理。在产权明晰的全员股份制企业中,经理与工人除了主雇关系外作为股东还共同对企业负资产责任,约束机制更是双重的了。然而在“民主的国营企业”中,管理人与工人既非主雇关系也非主奴关系同时又无资产责任,理性约束机制因此很难建立。相反却容易出现不顾企业利益的双方“共谋”。管理者既不像资方那样把企业作为自己的产业来用心打理,又不能追求升迁而无视工会与“工人民主”的意向扮演技术官僚的理性专制角色,于是短期行为、“内部人控制”、经理“讨好”工人、双方都吃企业坑国家之类的积弊便难以避免。     实际上,这也是西方民主国家“国企病”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工业文明的高度发达形成的许多行为规范使这些国家的国企病不像“印度病”那样严重。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何以中东欧转轨国家在民主化以后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尽快完成国营企业私有化都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因为他们不像中国,可以靠温铁军先生所说的“奴工制优势”来使国营企业虽不景气但还能半死不活地维持。东欧民主化之后的国营企业,科尔奈所说的那种“预算软约束”危机往往会比专制的旧体制下更加严重。即使在转轨前,相对而言专制比较宽松的波兰,其国营企业状况也明显不如昂纳克统治下更为专制的东德,尽管波兰的经济学在东欧是水平最高的。实际上,中国文革时代的企业管理混乱也有类似原因:尽管文革既非宪政民主更不是“经济民主”,宪政国家“民主的好处”根本无从谈起,但是“民主的坏处”,或者用学者的行话说,“过度参与造成的交易费用剧增”却毁了企业,大轰大嗡之下正常的企业管理无法进行,规章制度都成了“管卡压”而被废除,其后果是众所周知的。     东欧民主化之后,这些国家的国营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工会势力强大、经理权力削弱、企业管理困难、财政状况恶化等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即便你在理论上如何反对“休克疗法”,赞成“渐进改革”,在实践中也往往不由自主地希望快刀斩乱麻地解决私有化问题。而的确,像波兰这样的国家,在私营企业里工会漫天要价的情况就大为减少,甚至许多企业在私有化之后,工会运动竟然被主雇关系中个人化理性化的讨价还价所取代,出现“工会消亡”现象。团结工会这样共产党当年严厉镇压都未能摧垮的力量,一旦上台掌权就气数已尽,很快走向瓦解,在经济转轨进行到如今后已经没有多大影响了。     事实上印度(在更大程度上还有孟加拉)如今还是工会、农会乃至形形色色的公民维权组织极为活跃的民主社会。我们这次盛会也充分体现了这个国家里“公民社会”力量的强大。印、孟如今吸引外资都不容易,虽然他们的劳动力不可谓不廉价(据了解,在浦那这个地方,印度最好的私营企业塔塔公司汽车装配线上的的工人平均月薪为270美元,而浦那普通劳工的月薪更仅有45美元左右——至少今天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已经比他们高。但是印孟的工会农会可是不大好对付的,“便宜但不听话”的劳动力未必能使外资感兴趣。相比之下,中国没有真正的工会,政府,地方政府眼里除了上司就只有老板,工人的服帖天下无双,天下哪里有这么好的“投资环境”啊!     因此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人道理想虽然仍会有生命力,但在没有更可行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专制社会主义”、民主资本主义,甚至专制资本主义的“可行性”都比她要大。自1947年独立以来就确立了宪政民主制度的印度当然不可能转向专制社会主义或者专制资本主义,因此从民主社会主义转向民主资本主义大概就成了她唯一的选择。但是民主制的悖论就在于:虽然“民主制下的国营企业”比专制奴工制下的国营企业更加急需改革(仅就经济效益而言),可是偏偏它也最难改革。因为“民主分家”的讨价还价多,“交易成本”要比强权之下的“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式的改革大。专制国家可以驾轻就熟地把“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变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它昨天可以运用强权不受制约地化公为私,今天就可以同样运用这个条件不受制约地化私为公。它可以把工人说撵走就撵走,土地说圈占就圈占,公产说给谁就给谁,民主国家可没这么容易。     东欧转轨之难是如此,印度从“民主社会主义”向民主资本主义转轨也是这样。印度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说说也有多年,真正起步是在80年代末的拉·甘地时代,而最近十年才真正出现实质性突破。虽说比中国改革晚,然而印度“尼赫鲁社会主义”旧体制中保留的市场成分本来也比改革前中国的毛泽东式社会主义要多,改革基础还是有的。但这种改革不仅要面对印度传统中前述的一些惯性阻力,更要经过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反复谈判,因而难免举步维艰。就在前年(2002年)4月,以孟买为中心就曾发生全印一千万工人反对经济改革(主要是抗议“减员增效”和拍卖国企)的大罢工。     当然民主国家“吵吵嚷嚷分家难”既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制度宿命,但同时也并非没有积极意义。充分的讨价还价虽然不是“公平分家”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即便在谈判实力与信息收集双重不对称的局限下最后的博弈结果并非“实质公平”,但是充分的博弈权利体现的形式公平仍然是转轨后形成的产权结构具有公信力和道义合法性的基础。而缺乏这种公信力的“掌勺者私占大饭锅”虽然在强权与黑箱作用下可以较快完成原始积累,然而道义合法性的缺失将妨碍其进入正常的交易与配置机制,而一旦强权动摇、黑箱打破,这样的原始积累很容易引发清算情绪乃至引起社会动荡,那时“制度变迁的总体成本”恐怕就不会比民主转型更小了。     而民主转型虽然在一个时期需要付出较多的“交易成本”,但转轨结果的公信力会使它具有较好的后势。就印度而论,其经济改革前期由于交易成本的增加并未很快表现出推动增长的效果。但是从前年起,印度经济已经开始明显加速,去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超过8%,股市市值增长七成,出口、投资、消费都出现强劲增长。许多观察家认为印度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乐观。      进入 秦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印度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7 推荐 本文责编: zhangchao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思想库 > 学者文库 > 历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27509.html     寄给好友: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学友讨论 实在是佩服! RHXY 2011-09-01 00:24:28 每读秦晖教授的文章都如沐春风! 好文 洛德适 2011-05-12 14:58:27 秦晖见解深刻,很多文章使人眼界大开 好文深刻 太空射线 2009-07-07 21:50:06 秦晖是我最喜欢的学者之一 同意“黑色鲶鱼” 石大刍狗 2009-06-01 18:17:45 印度值得尊敬!他们也开创了“具有印度特色的制度”,结合印度近代史仅此一点我们没有理由不尊重这个国家! 意思可能有误 延炎 2009-06-01 16:34:09 因此印度的“社会主义”不仅如瑞典那样具有分配意义,也如苏联那样具有生产意义。 这句话可能错了。应该是: 因此印度的“社会主义”不如瑞典那样具有分配意义,也不如苏联那样具有生产意义。 好 沉梦 2009-06-01 12:27:04 还是顺其自然的发展好 印度让人尊敬 黑色鲶鱼 2009-06-01 10:01:40 秦晖的意思的确是说:印度虽没有中国专制下节省交易费用带来的经济先发优势,但却有因民主基础优良而极可能带来经济上的后发优势。当然这都是从经济成就上来说的,而如果把政治文明加入进来,现在也不见得中国有全面的优势。 民主制能与当地民族文化完美融合,这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印度以其庞大人口、错综复杂的宗教和种姓制,能如此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与其文化相适应的民主制,这不得不让人敬重。 民主制永远不可能发生3000万死忙的大饥荒,仅此一点,中国就永远无法跟人家比! 更何况,在更长的时间段上,没有宪政保证的中国经济未必一定领先印度的经济。极大的概率是:印度因其民主制+资本主义,将超越只有一条腿走路的中国。 都值得思考,致敬 mingjun887 2009-05-31 18:16:46 秦老师的文章所述与各位的理性“商榷”都是较深刻的 有兴趣的话,可以专门讨论一下秦文。 宝剑 2009-05-31 16:12:31 比如你们可以先将秦文分析的“印度落后的真正原因”归纳一下,究竟集中讲(一二句话)是什么?我们再看这种原因究竟是否“深刻”吧。 还没有看懂秦晖先生文章的人应该重点看看最后这段: weiguan 2009-05-31 11:33:02 当然民主国家“吵吵嚷嚷分家难”既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制度宿命,但同时也并非没有积极意义。充分的讨价还价虽然不是“公平分家”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即便在谈判实力与信息收集双重不对称的局限下最后的博弈结果并非“实质公平”,但是充分的博弈权利体现的形式公平仍然是转轨后形成的产权结构具有公信力和道义合法性的基础。而缺乏这种公信力的“掌勺者私占大饭锅”虽然在强权与黑箱作用下可以较快完成原始积累,然而道义合法性的缺失将妨碍其进入正常的交易与配置机制,而一旦强权动摇、黑箱打破,这样的原始积累很容易引发清算情绪乃至引起社会动荡,那时“制度变迁的总体成本”恐怕就不会比民主转型更小了。 ( http://www.tecn.cn ) 而民主转型虽然在一个时期需要付出较多的“交易成本”,但转轨结果的公信力会使它具有较好的后势。就印度而论,其经济改革前期由于交易成本的增加并未很快表现出推动增长的效果。但是从前年起,印度经济已经开始明显加速,去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超过8%,股市市值增长七成,出口、投资、消费都出现强劲增长。许多观察家认为印度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乐观。 呵呵 计划计划 2009-05-30 19:27:15 下面说“秦教授的文章令人失望”的先生,一是看秦先生的文章可能看的很少(他的文章互相联系起来理解,思想脉络就很明晰了);二是这篇文章也完全没有看懂。 谬论而已 评民 2009-05-30 18:21:53 原理错误。在当今世界上的国际级的著名人士来看,如克林顿,比尔盖茨,克鲁格曼等一致认为,不远的将来,印度一定会超过中国的,这就好比同样二个基础相似的两个人,是先读书再赚钱还是先赚钱再修补,后期效益是不言而喻的。秦晖“5毛”岂能与思想者相比。 我觉得专制资本主义才应该打引号。 guanxi 2009-05-29 21:22:01 真正的资本主义必须具备一套完备的法权体系,必须尊重公民自主交易的权利,其对民主宪政的需求是内在的,专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则不一样,特别是生产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即公有制计划经济,离开了高强度的中央极权专制是完全没办法进行“计划”的。 秦教授的文章令人失望 宝剑 2009-05-28 08:13:31 一些人觉得秦晖教授的文章写得好,我倒以为还是差劲,要害在于思考不深刻,道理没有讲清楚。这里讲的是“印度落后的真正原因”,题目无疑很吸引人,但通篇的原因分析却既不集中(观点不鲜明),也不周全准确。 秦文讲的“印度落后的真正原因”大约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方面”,二是讲的所谓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方面。制度原因秦晖认为是“公论”(自己赞成),所以就仅点到为止了。其实这里的原因分析相当重要。印度落后于中国,在制度上面究竟为何落后了?难道是印度的民主制度造成的?那么是不是中国应当庆幸没有搞民主?显然这里的问题“非常”需要说(作者应该先自己思考)清楚的。从本质上看,制度确实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但其必须存在一个这样的前提,即制度的适合性。换句话则是说,只有选择(创造)一种更适合自己情况的制度,才能促使自己的更好发展。从制度的具体属性来看,可以分为民主政治制度和威权政治制度,但是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固定的分界,必须结合自己的实际来调整推行。我们可以说印度的民主制度确实存在是否与印度国情适合的问题,可以考虑调整(比如新加坡)。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中国现在不能搞民主制度(只是这个民主制度需要创造,但其性质仍在民主政治体系的范畴)。 在所谓的社资道路问题上,秦文虽然大篇幅介绍了印度左右选择的过程,并似乎表达了作者倾向于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也可以表明印度落后的原因还是没有坚定搞资本主义吧。这样的观点其实又是很难经得起推敲的,本质仍然是一种概念化肤浅化幼稚化的思想。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它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分界在哪里?世界上是不是真有依靠个中选择就发展好了的地方?或者相反?菲律宾1946年就由美国一手设计运行了整套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后来没有发展好?新加坡搞一党民主政治是什么主义,为什么又发展好了?以色列著名的集体农庄是什么主义,为什么也发展好了?回到作者文章的范畴,难道中国现在比印度发展快,还是资本主义更多一些吗?是自由多、民主多、个性多、福利多、制衡多,……还是什么? 尽量全面系统整体地看,其实印度落后的真正原因还是思想观念上的,因为思想观念决定人们的行为。而思想观念的形成又是印度传统的宗教信仰及传统观念文化为根基的。印度的这种根基似乎一直存在两大弊端。一是所谓的佛教“苦感”文化,“苦行僧”、“以苦为乐”是其终身追求,因而即使遇到不平,看到贪腐,也要逆来顺受,无须争斗。在现代化物质性条件的建设方面,也是可有可无,甚至没有更好。二是等级森严的社会传统,从根本上压抑了众多人群的上进冲动。 向秦先生致敬! george3 2009-05-27 18:18:45 它昨天可以运用强权不受制约地化公为私,今天就可以同样运用这个条件不受制约地化私为公。 ——————– 挑个小错:秦老师是不是把上面这句话写反了? 不管怎样,这篇文章有秦老师一向的缜密,严谨,立意深刻而说理浅显易懂的风格。受教了!向秦先生致敬! 治国三句话 xjjwxd 2009-05-27 13:43:53 理念不明确,短期可以,长期不行 头脑不清醒,底层可以,高层不行 功效怎么样,现在说不清,将来不好说 好 计划计划 2009-05-26 19:40:57 中国大陆那些经济学家可能每天都睡觉吃干饭了.竟然需要秦晖先生这样的历史学者来论述这样深刻的问题! 秦晖先生的卓越,映衬出经济学家的平庸. 不同意 蚕丛 2009-05-26 17:00:41 说印度永远敢不上中国,永远少用,印度不可小看 感谢 zhanglaosan 2009-05-26 14:12:38 读秦先生的文章获益匪浅。可读性非常强,有理有据,文字流畅,做学问的高境界。 表示敬意! 中国的改革都是逼出来的 holyshit 2009-05-26 10:55:23 没办法,从清末就是这样了 深入、有理有据! lel 2009-05-26 10:23:34 但印度的落后中国是长期的,仅六十年代与中国平齐,为什么?可能除了政治、经济制度原因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不知秦晖今天有兴趣分析一下吗?其实,这对今天来说很有意义。比如它的民族矛盾、地区差异、传统文化习俗、宗教影响、殖民地劣根性、急于充大的功利心态(重视军工、航天业,做许多力所不及的事),以及他们民主制度的漏洞和严重的腐败传统、官僚习气。总之长期的太落后一定带来一些无法 、难以克服的劣习、恶的路径依赖。总之、我以为印度永远也赶不上中国,如果中国不发生动乱的话。 好文 shinanchen 2009-05-26 09:38:00 秦晖的文章逻辑性强,深刻,让人信服.受益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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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秦晖:辛亥百年遗产:几个层面的观察(上)

秦晖:辛亥百年遗产:几个层面的观察(上) 作者:秦晖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来源日期:2011-10-8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8 8:35:18 阅读量:25次     辛亥百年,人们已经写了浩如烟海的文字;百年辛亥,人们依然还有太多的话要说。一百年来,在国难当头、强敌入侵时,人们为“民族”而战斗;因积贫积弱、温饱难求故,人们为“民生”而拼搏;当国家自立、国民脱贫后,对“民权”的追求又强烈起来。只要民主前贤、共和先烈的理想未能完全实现,“辛亥情结”就会一直萦绕在人们的心头。      近代中国的发展非“三阶段”而是“两条线”     过去人们对辛亥革命的许多细节不甚了解,予以辨析绝对是必要的。但是过去对这段历史的大背景也有许多似是而非的描述,这恐怕更应该反思。     例如,过去人们常从“中西文化碰撞”的角度看近代史,于是流行一种“三阶段”的叙事:洋务运动时国人热衷于船坚炮利,学习西方的“器物”;戊戌、辛亥国人由改良而革命,是学习西方的“制度”;而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则达到最高层次,开始“改造国民性”,学西方的“文化”了。     这种把“文化”列为最高层次的“三阶段”论反映了一种文化决定论的观点。但它未必符合事实。笔者曾指出:其实鸦片战争后一些先进国人对西方“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的共和民主“制度”产生羡慕,并不晚于国人重视器物层面的“船坚炮利”,而像刘锡鸿那样反感西方“器物”,却对西方“政教”私下称羡不已的现象也并不罕见。但是,最为重要的反证应该是太平天国:作为基督教这一“文化”在华造成巨大影响的事件,太平天国早在洋务运动之前就震撼了神州。今天的“新儒家”常责怪民初新文化运动反儒。其实太平天国对“儒家文化”的极端排斥和禁毁,对“基督教文化”的狂热信仰和推行,都比被今人称为“激进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要激烈得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太平天国在“器物”和“制度”两方面却没有什么“进步”可言。     我把“选择什么”称为文化,而“能否选择”称为制度,我以为这样的理解是符合人们常识的:爱吃中餐和爱吃西餐是文化之别,但饮食自由和饮食管制是制度之别;信基督和信孔子是文化之别,但信仰自由与神权专制是制度之别;拥戴圣贤和拥戴能人是文化之别,但是否有权选择拥戴者(是否民主),则是制度之别。从这个角度看,太平天国“文化”上以耶排儒,制度上却实行中世纪式的神权专制,是典型的“西化而非现代化”运动。     30多年后的义和团,“奉旨造反”,大闹京师,对与西方有关的一切,从“文化”、“制度”直到“器物”全都一锅端了。但是,如此激烈“反西化”的义和团运动对于弘扬中国文化起了什么作用?哪怕就是“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文化保守主义”,在庚子狂潮中得到了一丝一毫的支持吗?义和团请来各种“神仙”,从太上老君、黄连圣母、伏魔大帝、洪钧道人直到“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可谓有奶便是娘,但从来没提孔孟,更没人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满口怪力乱神,噤声道德文章”就是这个“运动”的特点。“文革”时有人把义和团列入“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之列,也不是空穴来风的。义和团“反西化”却不尊儒,整一个“荆轲颂秦王”的活剧而已。     于是,从“金田起义”到“庚子国难”,中国历史经历了两个“大拐弯”。同样以专制制度为基础,太平天国要以基督教扫除孔孟之道,实现“中世纪式西化”,而义和团要以“各洞诸神仙”扫除基督教,实现“怪力乱神式本土化”。洪秀全们要把“西方中世纪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中国人,而老佛爷慈禧则绝不允许中国人试试西方现代的人权标准。“文化资源”一西一中,反现代化的制度取向却如出一辙。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者同样排斥西方现代文明的同时,两者对儒家的仁义道德也并不感冒:天朝把孔孟之道斥为“妖书”而禁绝,“神团”则恰恰以怪力乱神的妖言来排斥孔孟之道。这样看来,现代文明与孔孟之道在这两场灾难中与其说是敌人,倒不如说更像难兄难弟了。联系到后来的一个时期天朝与神团都被当作两大“高潮”而捧上云霄,而当时恰恰也是“西方的”宪政法治与孔孟的传统道德两者都扫地以尽的年代,岂不令人深思?     显然,与“三阶段”说相反,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更像是“两条线”:在一条线上人们不断地折腾“文化”,不断地在“西化”与“反西化”之间反复。太平天国搞“西化”,义和团“反西化”,新文化运动再一次提倡“西化”,但当时的“反传统”按王元化先生的说法却是“反儒不反法”。到20世纪下半期又再次大力“反西化”:开始反“资本主义”(欧美),接着反“修正主义”(苏俄),“文化大革命”原说是“封资修”一齐反,看来是要彻底“虚无”了。但是到了“文革”后期忽然大搞反孔扬秦、批儒捧法,出现全民读《韩非》、全面大“专政”的奇观。到了改革时代,先是拨乱反正,出现“荆轲刺孔子”的“西化大潮”,后来又“三十年河东”,形成“荆轲颂秦王”的“传统热”,一直到现在。      既不“西化”、也不“反西化”的辛亥革命     与此不同,另一条线就没有这样折腾,但也充满了坎坷。那就是制度上的现代化变革,尤其是政治制度的现代化。鸦片战争后就出现了以“三代”喻西方,希望摆脱秦汉以来的“大盗-乡愿”之制,实现古儒“天下为公”理想的呼声。到了戊戌,开始了以“孔子改制”为舆论准备而以学习“西法”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运动。但是,“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刘锡鸿语),此种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不容改革。他们的倒行逆施不仅断送了体制革新的一次机会,而且直接导致了庚子国难。     经历了“西化而非现代化”的太平天国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义和团,这两场“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础却类似的“武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后,辛亥时代的国人明白了:中国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专制制度。     辛亥革命比戊戌变法要“激进”,但两者共同点都是针对制度而非“文化”。笔者以前曾把戊戌以前的改革思潮称为“反法之儒”引进西制以“排秦救儒”的尝试。到了辛丑国耻后,辛亥革命前,由于国难日深,也由于日本变革的影响等原因,人们对“反法之儒”的兴趣渐消,而学习西方,实行宪政、革命成为思想界关心的重点。但是那时也并没有反儒非孔之说。     辛亥前中国经历了基督教迅猛发展的时期,很多人成了“教民”。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中都有不少基督徒,尤其是革命党,从1883年就受洗入教的孙中山,到武昌首义功臣孙武、吴兆麟、蔡济民、熊秉坤、彭楚藩与刘复基,据考证都是基督徒,甚至还有基督教中国籍神职人员和司牧组织也积极参与了革命。但是,无论革命运动或者立宪运动,本身都并无宗教色彩。孙中山的著作中经常称引“天下为公”之类的儒家经典,革命党人中也有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师。更有甚者,投入革命的还有号称“革命和尚”的释太虚和苏曼殊、铁禅等佛教徒,在宁波等地,一些寺庙还组织了“僧军”参加革命。可以说,当时人们关心的是专制还是民主,而对信基督、佛陀还是信孔孟并没有看得多么对立。     辛亥革命时期是民族主义高昂的时代。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反满兴汉”,而立宪派的民族主义比较重视国族意识,强调在列强瓜分危险中追求中国的自立。但是无论反满兴汉还是国族自立,当时都没有被与尊崇或禁绝某一宗教、某一信仰或思想流派混为一谈,很少有人认为信基督还是信孔孟与爱国还是卖国有什么关系。当时作为民族认同象征的主要是一些符号化的“文化”,尤其是所谓“汉衣冠”。从革命前的剪辫易服开始,恢复、振兴“大汉衣冠”的呼声一度高涨。武昌首义后的军政府门卫穿起宋代武士装,钱玄同则在浙江军政府任职时穿上他特地考证出来并自制的“深衣”、“玄冠”去上班。但这一切都出自自愿,出自由衷的民族自豪感,当时并没有什么人主张实行民间服装统一或服装管制。而他们透过这些认同符号凝聚“民族意志”后所要实现的,则是每个国民的利益、自由、公民权利和国民整体(国家)的对外主权,而不是什么宗教、学派和思想的至高无上地位。同一个人,身穿“汉衣冠”,信仰基督教,弘扬自由民主,学术上热心国学研究,政治上为国人内争人权、外争主权,都是完全正常的。     这个时代的人们对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都有反思,但几乎没有人喜欢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也没有人欣赏洪秀全的“拜上帝天国”,尽管孙中山等人都是基督徒。而对于“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辛亥时代的人们批评就严厉多了。尤其是革命党人,既反感“扶清”也鄙薄“灭洋”。邹容在《革命军》中抨击道:义和团属于“野蛮之革命”,它“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为国民添祸乱”。鲁迅则认为“义和团起事”是“康有为者变法不成”后“作为反动”的倒行逆施。蔡元培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显然,与所谓“器物-制度-文化”的三阶段说不同,晚清中国人实际上经历的探索过程是“西化”-“反西化”-“现代化”。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文化”浩劫之后,辛亥革命成为一场纯粹的“制度革命”,它既无“西化”色彩,也无“反西化”色彩。它不去“刺孔子”,更不“颂秦王”,而就是要改“秦制”。它追求的就是民主共和的普世价值、是现代化(尤其是政治现代化)。     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文章未完,敬请关注明天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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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转载:从雍正王朝想到朱镕基新政(上)

从雍正王朝里能找到中国的新路吗? 雍正王朝这部戏终于演完了,但在中国政界的影响还将延续。江泽民在谈到为什么这部戏有这么强的现实感和现实针对性时说:一,我们依然生活在传统文化中。二,现代中国是传统中国的延续和发展。 但是,我认为,为什么这部戏有这么强的现实感和现实针对性,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官场的核心游戏规则从雍正王朝到今天仍然没有大的变化。象诺敏天下第一巡抚之案、黄河水灾等,都能从今天的官场中找到影子。 今年春节回老家,去省计委副主任家拜年,没想到他也看得津津有味,一集不拉。他说朱总理号召所有党政干部都要看雍正王朝,并说朱总理还真有一点雍正的味道,一曰勤政为民,二曰铁腕整顿吏治,三曰反走私清税充国库。 但是我们真能从雍正王朝里找到解决今日中国问题的药方吗?其实辛亥革命的炮声早已告诉我们答案。如果我们的领导人只学雍正的勤政和铁腕,而不从根本的政治经济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改革着手,有 100 个朱镕基也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从清王朝废纸堆里考古和寻宝的游戏从曾国番和胡雪岩的流行已经开始,只不过到雍正王朝到了顶峰而已,渴望开明专制的人大有人在,把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个开明的君主上面是多么危险。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在《雍正王朝是历史正剧吗》这篇文章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话:经历了 20 年的改革已进入微妙阶段,公正问题凸现,社会矛盾增加,不确定因素增多,人们心理易于失衡,加上某种文化积淀的作用,人们隐约产生某种渴望:如果有人能以铁碗扫清腐败和积弊,赐社会以公平和安宁,赋予新雍正以足够的强权,自己少点民主,又有什么不可呢?吃饭问题总比民主要重要吧! 但其实民主和吃饭问题是互为因果。越不民主,越不能解决吃饭问题。越吃不饱饭的国民,越渴望强权人物来解决肚皮问题。想当年饱受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之苦的德国人民,不就是渴望有饭吃有工做,把权力、思想、灵魂交给希特勒,也交给了魔鬼。 再回想一毛泽东是何走到他的晚年的。当年中国人民不就是饱受内战之苦、外强欺辱而渴望有一个明君让自己扬眉吐气,同样把民主、权力、思想、灵魂交出去,结果换来一场文革恶梦,肚皮问题也没解决。 想一想,以中国之大,在文革中劳动力市场上却只有唯一的一个买主,这个买主就是毛泽东,连刘少奇都是给毛泽东打工的,说不给饭吃就不给饭吃。在这样的体制下,反抗者不得食,你就会理解为什么老舍、田家英会自杀了。 这样你就会理解如果劳动力市场只有一个唯一买主的制度是多么恐怖了,你就会明白,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劳动力市场上有无数个张老板、李老板的是多么的美好了。市场经济制度从本质上讲就是经济民主,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可能建立上层建筑的民主制度。 朱镕基的特点 这一年,我一直在研究朱镕基及朱镕基新政。那么朱本人有什么特点呢? 朱有点自视甚高,有点刚愎,不容易听得进不同意见。当然朱本人的个人才气和个人魅力无可置疑,其演讲时不讲套话,表现的机智和幽默,在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中是罕见的。朱还有一点商鞅法家的味道,为人峭直刻深,少私交、私情,爱骂人。朱最大的优点是廉洁加勤政,敢于负责任,在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专制政权里出这麽一个勤政的清官,难怪中国的老百姓要欢呼了。 但是,朱身上最引人注目的优点掩盖了其身上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最可怕的缺点:刚愎自用。这和明朝明朝崇祯皇帝很相象。 明朝的崇祯皇帝虽是亡国之君,然而在即位之初,铲除客氏、魏忠贤及其党羽,很有一番振作的气象。 崇祯帝所处的时代条件确实艰难极了。他即位于天启七年( 1627 年),晚于皇太极为金国汗十一个月。其时后金已占有辽阳、沈阳,虎视眈眈,意图入主中原。在他即位前几个月,陕西饥民已经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崇祯帝与专事嬉戏的正德帝,与不见大臣、不理政事的嘉庆、万历二帝,都不同。他勤奋从政,锐意求治,经常为处理政事忙到深更半夜。每当遇到紧急的军机要事,更是废寝忘食,为国家绞尽脑汁,费劲心血。 崇祯帝改变单看重进士的用人制度,不拘资格提拔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在位期间,举人出身而出任地方大吏巡抚的就有十人之多。他还打破内阁大学士只从翰林中选拔的惯例,很多非翰林出身的外官被任命为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机务。如崇祯十一年( 1678 年),一次任命五个阁臣,其中除方逢年是翰林外,其余的程国群、杨嗣昌、蔡国用、范复粹都是外官。 崇祯皇帝生活简朴。自明神宗以来,皇帝的膳食费用每日达万余金,崇祯帝命令减少,每日仅百余金。按照制度,皇帝的褓靴每日一换,他改为每月一换。同时,全部撤去宫中的金银器皿,改用陶器。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崇祯帝可以说是明代历史上少有的有为之君。但是年轻的崇祯帝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刚愎自用。这是一个政治领袖最不该有的弱点,有了,即使不失败,至少也会犯大错误。试看崇祯帝,他以英主自命,听不得不同意见,喜欢听迎合自己心意的话,厌恶逆耳直言,因此给那些善于逢迎拍马之徒窃取官位大开方便之门。刚愎自用之人,尤其是掌握大权之人,给一般老百姓的感觉好象很聪明,其实是大愚若智。建议大家有空看看崇祯帝传记。 有一个原任共产党省部级高官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工程师治国也可能会误国。大家只要只细观察,朱的政策里有很多计划经济的东西,他是否真正懂得市场经济,我表示怀疑。 象这次朱去美国访问,其刻意表现出来的智慧、幽默,做作痕迹很浓,其忍不住要在舞台上表演的强烈欲望袒露无疑,朱是一个好演员,但是不是一个大政治家,就成疑问了。我从克林顿的脸上,已经读到了若隐若现的瞧不起。 那么朱新政有什么特点呢?   朱新政用一个公式就能表达: 朱新政 = 罗斯福新政 + 商鞅新政 + 雍正新政 + 新加坡台湾经验 朱新政主要采用了罗斯福新政扩张性的财政金融政策,象大发国债、大兴土木、猛降利率等。 而朱采用商鞅新政的主要是加强中央政府的集权,尤其是人事权、财权。象成立中央金融工委、大型企业工委,工商局、技术监督局直接隶属上面,高级干部的大交流以加强控制等,以及人民银行撤消省级分行、分税制等等。 朱采用雍正新政的主要是整顿吏治,清除腐败,加上精简政府机构。 新加坡台湾经验指的是朱新政汲取了俄罗斯改革的一些经验教训,从新加坡台湾、南朝鲜学来一些开明专制走向经济繁荣的经验,在搞市场经济及经济改革的同时,在政治、思想、新闻、出版及政党领域继续保持高度控制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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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 | 辛亥百年的价值迷失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2)  | 标签: 辛亥百年 , 价值迷失 201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全世界的华人社区届时将会有各不相同的纪念活动。在笔者看来,关于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历史,有一些根本性问题是必须要讲明白的。 一、两个民国和两个国民党 研究民国史最重要的是要区别两个民国和两个国民党。 第一个民国,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在清政府方面的袁世凯和隆裕太后,立宪派方面的张謇、伍廷芳、唐绍仪、赵凤昌、熊希龄、汤化龙,革命政权方面的黎元洪、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章太炎、陶成章、李燮和、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所缔造的至少在字面上承认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的中华民国。即使袁世凯称帝时号称的中华帝国,也是在法律上承认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的。孙中山、黄兴等人1913年撇开自己参与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发动号称是“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是对于中华民国及其宪政制度最为严重的违法背叛。 第二个民国,是孙中山和蒋介石在苏俄方面的武装操纵之下,通过北伐建立起来的由国民党专制训政的不再承认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的南京政权。这个新政权虽然沿袭了中华民国的国号,其国体事实上已经是彻底颠覆中华民国的中华党国。蒋经国晚年在台湾实行的民主政治,其实是对于第一个民国的制度回归。 第一个国民党,是宋教仁1912年在北京建立的主要从事议会选举的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的孙中山所建立的中华革命党,是对于宋教仁组建的国民党最为直接的否定和败坏。到了1919年,在中华革命党已经失败的情况下,孙中山重新组建的中国国民党,已经不再是现代文明社会的议会政党,而是不择手段地夺取政权并且要包办垄断国家政权的专制政党。 二、普世价值的混淆拒绝 就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来讲,最为根本的问题集中表现在对于工商文明社会的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的蓄意混淆与拒绝承认。早在孔子宣讲等级森严的农耕文明的《论语》时代,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已经初步确立了工商文明的价值规范。简单说来,人类社会第一位的文明价值,是个人主体的意思自治和财产私有。第二位的文明价值,是发生交易行为的两个人以及多个人之间的平等契约和契约平等。第三位的文明价值,是在城邦社区的公共生活领域里逐步完善的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协商的法律程序,或者说是三个人以上的平等契约和契约平等。第四位的文明价值是国家政权层面上的平等契约和契约平等,也就是以美国宪法为代表的宪政民主的制度建设。这种价值观念是工商业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社会的产物。第五位的文明价值,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契约和契约平等的大同博爱。第六位的文明价值,是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平衡的和谐相处。 对于这种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的最为典型的混淆抹黑,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第二讲”,其中讲到“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在文明社会的价值谱系里,国家只是一种拟人化的法人组织和法人实体,它既没有从事精神创造的脑袋,也没有从事男女性交的器官,更没有自由迁徒的双脚;自然谈不上只有个人主体才可以拥有的意思自治、财产私有的自由人权。国家与公民个人以及纳税企业、地方政府等法人实体之间的文明关系,只能是依照平等契约和契约平等而限权分权的宪政关系,而不是“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之类无偿奉献的单向专制关系。只有真正讲明白了这些并不十分复杂的普世性的文明观念和文明价值,辛亥革命100年来一系列混淆抹黑甚至于拒绝承认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的反文明、反人类的意识形态及其话语骗局,才有可能以适当的方式彻底杜绝。 三、文化大师之我见 1912年5月20日,孙中山的亲信、《民权报》记者戴天仇,也就是后来的戴季陶,以《杀》为标题发表文章说:“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文章发表后引起轰动,上海租界巡捕把戴天仇带到法庭询问之后,罚了一笔钱就把他交保释放了。假如今天的大陆中国人把这篇文章里面的姓名改换成最高级别的某些个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仅不可能在正式的报刊上公开发表,等待他的也必然是被秘密失踪或者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恐怖后果。从这一点就可以反过来证明,民国时代是有比较充分的新闻出版自由的;但是,无论是国民党方面的戴季陶,还是共产党方面的陈独秀、李大钊,以及没有明确党派归属的鲁迅、周作人,都没有充当尊重和珍惜中国历史上最为稀缺的新闻出版自由。到了1949年之后,曾经享受和利用过新闻出版自由的郭沫若、田汉、叶圣陶、胡愈之、罗隆基、储安平、周作人等人,要么充当了新闻出版方面的帮凶杀手,要么充当了政治牺牲品。总起来说,这些人最大的特点是只知道有自己不知道有别人的自由过度和自律不足;或者说是文化破坏有余而法制建设不足。 1913年5月22日,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针对因宋教仁惨遭杀害而引起的政治动荡,在上海《民立报》发表《可以止矣》,其中撇开当时的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以及前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主张以国民党方面的蔡元培(孑民)和进步党方面的张謇(季直)为总统候选人。他对于蔡元培的评价是“尊贤礼士,止嚣抑竞,奉公守法”。蔡元培自己在1916年12月18日为堂弟蔡元康书写的对联中,另有自我健全的经典表白:“行不得则反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意思是一件事情没有做好,要首先检讨的是自己的缺点,而不是把罪责推卸给其他人。这与国民党执政以来只允许自己革命而不允许别人反革命、只允许自己动手打人而不允许别人反动反击的单向维度的极端专制思维,是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精神,到了1924年的时候被从英美等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徐志摩、陈源、石瑛、王世杰、丁西林、周鲠生等人形容为“费厄泼赖(fair play)”的绅士风度。这样一种文明健康的精神追求,到了鲁迅笔下却被妖魔化为充当帮凶的“正人君子”。鲁迅动不动就把自己不喜欢的本国人形容为狗与猫的反人道态度,反而受到国共两党所煽动操纵的一部分青年学生的热烈追捧。鲁迅身边最为亲密的孙伏园、李小峰、高长虹等人,转眼之间就变成遭受打击的对象。就连与鲁迅婚外同居的女学生许广平,在《奔月》里面也被化身为遭受后弈愤而射杀的奔月嫦娥。30年代躲藏在上海租界里“保卫苏联”的鲁迅,留给中共的更是一张把相互敌对的潘汉年、周扬一派人与胡风、冯雪峰一派人一网打尽的天罗地网。 传统中国是一个严守身份等级的农耕文明社会,现代工商社会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迄今为止还没有被广大民众所接受。蔡元培和胡适等极少数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一流的文化大师,就在于他们真正明白并且坚守了这些普世性的自我健全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像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那样的纯粹学术人,反而在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的传播与坚守方面,表现得并不出色,只能算是第二流的文化大师。像梁启超、鲁迅尤其是1949年留在大陆的梁漱溟、马寅初、钱端升、罗隆基等人,无论他们写下了多少文字、宣讲了多少道理,他们在历史拐点上反复表现的大都是公然违背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的自我败坏。不能因为梁漱溟、马寅初、钱端升、罗隆基等人遭受了一些政治上的挫折与打击,就把他们反文明的自我败坏神圣美化为什么大师。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缺乏法政学和经济学方面的系统知识的文化名人,连最基本的历史脉络都没有看明白,却到处宣讲“民国范儿”。他们所张扬的显然是陈独秀、鲁迅、毛泽东、郭沫若、田汉、郁达夫、胡风等人身上最低层次的自我败坏的“民国范儿”。而不是蔡元培、胡适等人身上体现出的与普世价值正常接轨的自我健全的“民国范儿”。就今天来说,大陆中国最能够被称为大师的文化人是贺卫方。尽管他偶尔也有说错话的时候,他对于现代工商文明的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的法学解释,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最明白也最准确的。在这一点上,他远远超过了民国时代的蔡元培和胡适。除了贺卫方,我所尊敬的文化大师还包括袁伟时、章诒和、何方、杨继绳、张思之、江平、资中筠、杨奎松、秦晖、茅于轼等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做出了并不逊色于民国时代的文化贡献;他们所承担的政治压力和社会风险,却远远超过了号称是白色恐怖的民国时代。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2 个评论 张耀杰的最新更新: 张耀杰 革命与暗杀:壮志未酬宋教仁 / 2011-10-05 21:19 / 评论数( 0 ) 北京关停打工子弟学校调查 / 2011-09-25 22:19 / 评论数( 2 ) 我所知道的民国范儿 / 2011-09-09 10:17 / 评论数( 0 ) 梁晓声先生的原话记录 / 2011-09-03 22:15 / 评论数( 1 ) 关于梁晓声先生“一句话风波”的亲历见证 / 2011-09-03 12:21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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