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

【喷嚏图卦20110930】我听够了!你们不要再说啦_

免责声明: 以下内容,有可能引起内心冲突或愤怒等不适症状。若有此症状自觉被误导者,请绕行。若按捺不住看后症状特别明显,可自行前往CCAV等欢乐频道进行综合调理。其余,概不负责。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来源和链接。 每天一图卦,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这个世界 【1】这是镜头的鬼影,任何一帧都是中心对称的 9月29日晚9点16分,天宫一号发射升空。 @温文尔雅哥 :天宫一号直播还不忘给几位领导同志几秒的特写镜头,他们都不懂这些,在镜头前面就如同deer caught in the head lights. 傻傻的定在那里……一动不动的过几秒画面,如同发射架上的火箭一样。。。如果不是他们身后的人动一下,我真怀疑电视坏了。。。 @浅草SOLO : #天宫一号# 北京,怀柔,拍摄到的天宫一号飞行 @夏至星空 : 邢台观看到的天宫一号二三级火箭分离,居然过正天顶!后悔没去郊区仔细看了,原来以为看不到。。外观很像广泛流传的UFO照片,看来这种UFO跟火箭发射关系密切。 天宫一号发射升空时,左下方出现可以亮点,是不是UFO呢?? @NEPTUNE上的鱼骨头 :昨天看电视时就知道又有人要认为是UFO了,这是镜头的鬼影,任何一帧都是中心对称的。 @三联生活周刊 :据外媒报道,有美国学者认为,“天宫一号”相当于美国1973年发射、1979年坠落的首个空间站“天空实验室”。《国际太空》杂志副主编庞之浩说,与国外20吨级以上的同类试验性航天器相比,“天宫一号”在功能和用途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只有8吨,因此称为“迷你空间实验室”更合适。 http://t.cn/aedGGN   天宫一号整流罩残骸坠落陕西榆林,10万人疏散:半罩总重约2吨左右,以每秒100米的速度飘落于地面。“天宫一号”整流罩残骸坠落在榆林市榆阳区和神木县9个乡镇近1500平方公里范围内,为确保群众生命安全,在该范围内的近10万人全部被安全疏散。榆林市消防、公安、武警等近1500多人参与现场处置工作。 【2】我听够了!你们不要再说啦 @果壳网 :搞笑诺奖晚会在美国波士顿哈佛大学的桑德斯剧院开场啦~~ 医学奖:关于憋尿和选择的关系;心理学奖:人为什么要叹气;物理学奖:为何运动员扔铁饼时会晕,而扔链球的不会;数学奖:总结历来世界末日的预言;生物奖:雄性吉丁虫会和啤酒瓶交配;化学:芥末报警器。和平奖:用装甲车压扁违归停车的立陶宛市长。 今年的生物学奖很有意思而且很邪恶。以前也有科学家发现雄性甲虫会和瓶子交媾。但是获奖的Daryll Gwynne和David Rentz的研究更详细:他们发现,不同种类的甲虫会选择不同牌子的啤酒瓶。(图为正在和酒瓶交媾的甲虫,图片来自于更早的相关研究) 搞笑诺奖每次发奖典礼上都会出现一个很萌的小女孩,每当发言者说太长时间她就会大喊:“我听够了!你们不要再说啦!” 你看下面那些男性科学家看这她的眼神是多么敬畏! 图中站立二人就是生物奖获奖者。当他们演讲超时,小女孩大喊“我听够了,你们不要再说啦”的时候,其中一位大喊:“Oniy male!(只有雄性!)”引来满场哄堂大笑。 搞笑诺奖传统项目扔纸飞机果然出现了! 别以为科学家里无美女。这个美女凭借关于“憋尿和选择的关系”的研究获得了医学奖。研究的结论是:尿急有时候会让人“下笔如尿崩”,但有时候却会导致相反的结果。 除了发奖,晚会当然有文娱活动。例如这个舞台剧:如何用化学家的方法评判一杯咖啡是否好喝。 【3】河北公安厅公布深州越狱犯王振轻被捕照片 9月29日,河北省公安厅在河北省公安网上公布了对深州监狱越狱犯王振轻进行现场抓捕的照片,4张照片展现了警方在一住民宅的屋顶,抓获王振轻的全过程。这也是省公安厅首次发布王振轻落网照片。(这次是真的了吗?) 【之前报道的图片】这图片怕是要火,对比一下。(via @围炉夜读VVV ) 图一(2011-09-26 ): http://gsrb.gansudaily.com.cn/system/2011/09/26/012193819.shtml 图二(2010-01-29 ): http://www.shenghuobanglaw.com/ShowArticle.shtml?ID=201013122123665154.htm 【4】温家宝:现在物价高,我放心不下。政府正在想办法,鼓励农民养猪。 众网友:我们纳税人一直在养啊! 【5】不要抱怨国家收了很多税 【2/3公共财政支出为民生,感受不一样】一些群众对民生改善的感受没有那么强烈。人大财政金融学院朱青教授认为,人们的感受不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支出项目不可能实行普惠式的“全覆盖”。也就是说,对于某一项民生支出来说,有些人能够享受到,有些人享受不到,感受自然不同。(人民日报) @李承鹏 :人民日报今天再次教育了我——不要抱怨国家收了很多税,虽收了很多的税,但这些钱2/3用于改善住房、医疗、教育、交通、环境……这些民生问题了。之所以我还有意见,是因为我暂时还未被覆盖到,没覆盖到所以没感觉到。看来,我又拖国家的后腿了,这里,请问全国其他地方的朋友有没有感觉到…… @光远看经济 :民生是个筐,什么都能装。人民日报将修路、铁公鸡、治理污染、给教师发工资都算成民生,那还有啥不是民生?民生支出不是2/3,而是100%啊,老刑法有个流氓罪,概念泛化,被称为“口袋罪”,“流氓罪是个筐,什么都能装。”民生也开始装流氓了? 【6】翔书记 在上海体育局和上海师范大学29日举办的联谊晚会上,刘翔首次以上海体育局团委副书记身份正式对外亮相。上海市体育局团委领导解释说,市局团委有包括刘翔和刘子歌在内的5名副书记,他们都有本职工作,团的工作除一名专职副书记,别的都是兼职。 【7】中将待遇 李双江晋升少将后,穿的是中将服,朋友问他升官了?他小声说:“不是升官了。我到中南海去为领导讲音乐知识,应该说是汇报学习心得。领导听完很高兴,对陪我去的人表示可以考虑给我中将待遇。于是很快我就有了这套中将服……”(东方早报9月28日蓝为洁文) 【8】饭店黑板记下地方领导吃饭喜好 齐鲁网曝《闲着没事溜达进一饭馆厨房 惊现官员食谱》,饭馆黑板记下地方法院、税务等单位的领导吃海参,小黑板上,写着马主任:不要内脏菜 海参要活的;法院:海参要清汤;安委:不吃海鲜 多上肉 花生米;税务局:清汤高压参……开饭馆是门大学问啊 【9】留守女童与奶奶尸体独处7天未进食 生命垂危 破门而入看到的那一幕场景,成了肖开全的梦魇。 1岁8个月大的女儿小梦,一动不动仰天躺在奶奶的臂弯里,身上爬满了蛆虫,奶奶趴在卫生间门口,身上湿漉漉的,尸体已开始腐烂。 肖开全顿时泪如雨下,不顾一切扑上去将女儿抱起。 【10】极品飞车 9月29日凌晨3时20分,北京蓟门桥西北角,一白色大众CC轿车冲到桥下,四脚朝天倒扣在另一辆轿车顶部。车内共载7名大学生,两名女学生受轻伤被急救车拉走,桥下停靠的四辆车被砸。交警初步认定,事故主要原因是拐弯时车速过快,肇事车负全责。 【11】立此存照 @于建嵘 :这样的雷语把我震撼了!上午,著名作家蒋巍在我同事陪同下到我办公室。他送给我一本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主办的「中国大纪实」2011年第8期,其中有他写的「泣血的"草根声音":北大荒垦区上访问题调查」。看完此文,我为农民因土地问题被打击迫害心痛,更不相信如此雷语是官员所言。但记录的是位名作家! 【12】永和豆浆被检出转基因成分,涉嫌虚假宣传 @环球企业家杂志 :香港消委会最近披露,针对香港市面销售的豆浆的测试发现,声称“有机”或“非基因改造大豆制造”的样本竟然检出微量基因改造大豆成分。尽管并无转基因大豆会对人体有害的科学验证,但永和豆浆以“非转基因”为卖点出售含转基因产品,依然涉嫌虚假宣传。 【13】西门子冰箱关不上门 @罗永浩可爱多 :很多人在这里反映西门子冰箱门特别容易弹开、轻易关不上,必须按一下才行,但挺西门子的人说你要大力摔门才会弹开,不是设计问题。所以我拍摄了这个关门动作无比轻柔(兰花指哦)的短片供大家参考。希望那些说自己家西门子冰箱门总是弹开的苦主们也拍摄短片上传以澄请误会。 http://t.cn/aDZUaq 【14】台风来了,女子的头发衣衫在风中飘舞凌乱 29日14时30分,今年第17号强台风“纳沙”已在海南省文昌翁田镇沿海地区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42米/秒)。 南都记者 陈坤荣 摄 【15】军训教官把到学妹了!学妹直接不用军训了! @最秀场 :足坛四大巨星卡卡、托雷斯、梅西、鲁尼退役后来中国打工,结果………..鲁尼好辛酸 用硬币做地板~这不仅得有创意,还得有钱啊!!!(via @每日创意放送 ) 【16】易卜拉欣昨天被捕 @许文广 :男扮女装的易卜拉欣昨天被捕。在部长和儿子们纷纷叛逃潜逃或投降时,作为发言人,他坚持到了最后。这位留英海归,在卡扎菲不知所终时,依然献声说卡扎菲及其支持者依然强大,将把北约打败!让人想起战斗到最后的”铁嘴”,萨达姆的发言人萨哈夫,后来他成为了电视台评论员。他们为发言人树立职业了典范。 美国参议院、前总统候选人麦凯恩突访的黎波里。他刚才在记者会上说,“利比亚人民鼓舞了全世界。以后的几个月将重塑未来,NTC将宣布组建一个新内阁。这个内阁是包容的,并将所有武装人员置于一个负责任权力机构的管理之下,还要将卡扎菲家族绳之以法。美国希望促进两国间的自由贸易。” @老榕 :易卜拉欣珍藏照:9月21日,他在的黎波里的Rixos酒店最后的背影。他在那次发布会上断然否认利军已经攻占扎维耶,并称卡扎菲控制着利比亚大部。几个小时后,利军攻占的黎波里。可能预感到要和他说再见了,现场的外国记者拍下了他匆忙离开的背影。这是迄今为止他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 【17】父亲的出生地可能成为他的葬身处 @环球时报系邱永峥 :昨天,也就是9月29日24小时内我亲眼目睹了:12人死亡58人受伤;1名毛里塔尼亚狙击手被活捉;3名分别来自尼日尔、尼日利亚和苏丹的雇佣军被俘;1名进入苏尔特城内升旗的旗手被打死;卡扎菲儿子穆塔辛本人和部队被压缩在苏尔特沿海一个区内,预计未来三天内会有大的突破。 卡扎菲的老家苏尔特有20万人口,现在每天有1000难民向外逃,但更多的难民则是被困在苏尔特城内。一名指挥官告诉我,他亲眼看到两个家庭被炮弹炸死,可他们无力进入救助。这是一辆满载着家当的苏尔特难民向外逃的情景。 @环球时报系邱永峥 :在苏尔特城内做殊死抵抗的是卡扎菲的这个儿子穆塔辛。他其实一直不赞同老爹重拳打武装平民的方式,但一旦做出决定后,他就坚决执行。从战争开始,他一直在前线带兵打战。这个图中高个墨镜男就是他,父亲的出生地可能成为他的葬身处。我在苏尔特采访时,他和他的部队离我采访地点只有3000米的样子。 【18】狗主人金正日 @谢少常 :法新社今日报道称(链接:news.yahoo.com/world/ 搜索North korea)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每年耗资10~20万美元用于他的几条宠物狗的开支。此外,他还弄来一批俄罗斯马养着玩。这位独裁者去年购买了600多瓶法国上好红酒享用。而朝鲜目前有600万人面临挨饿,已有民众开始吃草跟树皮过活。 【19】日本「五毛祭」 @章立凡 :日本的「五毛黨」太強了!神戶有個地方叫做「五毛」(ごもう)!這裡 (神戶市灘區) 在每年5月上旬都會舉辦一個祭典,當地人會在街上拉著花車巡遊,其中一架代表「五毛」的花車掛滿了寫上「五毛」的燈籠! 【20】连像样的品牌都没有 @老茧1967 : 马英九的女儿马唯中,哈佛硕士,出门打公交车,出国打经济舱,不靠马英九的关系谋职,硕士毕业后跟蔡国强学烟火发射,现在准备攻读博士,并跟朋友合办女性女性杂志,他得穿着比不上贫困县副县长的女儿,连像样的品牌都没有,工作太寒酸,大陆同胞不习惯吧? 【21】他们相信自己的工作非常重要 @范东升 :听了普利策摄影奖得主黄功吾先生今晚的演讲,内心真是很感动。在越战中他哥哥是一名战地摄影记者,不幸在战场失去生命,他却也要去当战地记者。主持演讲的Peter教授解释说,战地记者之所以甘愿付出生命的代价,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工作非常重要。我觉得真正的记者几乎是把职责当成“信仰”的。 【22】中国13亿人口无法单靠房地产养活,搞好实体经济是关键。(稻盛和夫) 【23】钱云会父亲的背影 9月16日,钱云会出事后的第226天,钱顺南(钱云会的父亲)带着记者去看望小儿子的路上,伸手擦了擦汗。记者以为老人在掉眼泪,上前安慰的时候,老人说,不会再流泪了。 【24】没大背景没大后台投胎中国我认了,吃毒奶粉喝毒牛奶洗脑教育我认了,吃毒食品喝超标水呼吸尾气我认了,读不起书看不起病河蟹横行我认了,买不起车买不起房物价飙涨我认了,富二代霸官二代狂奸佞当道我认了……但TMD一想到若老子结了婚有了娃,我的下一代还要把我的苦逼人生重演一遍我就内牛满面了! ( @王伟 ) 【25】我会毫不犹豫的还你一句 当世上所有人都把欲望当做理想,把世故当做成熟,把麻木当做深沉,把怯懦当做稳健,把油滑当做智慧,那只能说这个社会的底线已被击穿,所以你们没有资格说我的勇敢是莽撞,执着是偏激,求真是无知,激情是幼稚。当那些兜售社会经验的流氓朝我的梦想投来轻蔑一笑的时候,我会毫不犹豫的还你一句,傻逼!( @不满18周岁禁止入内 ) 【26】蓝光海滩 这张照片拍摄于美国加州恩悉尼塔斯月光海滩。照片上一名男子肩驮小孩,背对镜头,面向发着蓝光的潮头,给人感觉就像科幻电影中的悲情结局。其实,这只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微生物在水中受到扰动引起的一种发光化学反应,这种反应被称为“生物体发光”。 【27】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在于:你是真的生活了一万多天,还是仅仅生了一天,却重复了一万多次?( @喷嚏意图 ) 【国庆出行指南】1、坐动车或者高铁遇雷雨天就近下车。 2、坐普通火车不要惹乘务人员。 3、若到北京,一定要问清同行或者同住的是否上访人员。 4、如果您是个好人,请带好一份协议,看见路上摔倒的老人,救死扶伤之前让其签字确认自摔。 5、自驾时特别注意礼让奥迪、宝马。(via: akid )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dapenti.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镜像: www.dapenti2.com    www.penti2.com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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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杨奎松、陈丹青等:民国是历史还是现实?

杨奎松、陈丹青等:民国是历史还是现实? 进入专题 : 民国    ● 张鸣 ( 进入专栏 )   杨奎松 ( 进入专栏 )   陈丹青   等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好像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好在民国历史离我们还算近,鲜活、生动,当闸门打开后,出现了一股“民国热”,大有方兴未艾之势。同时, 民国留给我们的遗产和问题,分明还和当下对接。那时各色人等坦然率真那股劲、精神气,可能是当下最缺失的。9月11日上午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邀请到张鸣、小宝、杨照、杨奎松、马世芳、陈丹青等嘉宾,探讨“民国是历史还是现实?”的话题,主持人梁文道。以下为文字实录:     梁文道:大家早上好,我叫梁文道,欢迎大家来到第二届理想国沙龙第二天早上的论坛。先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昨天这个沙龙太嫩了,人数又少,我指工作人员的人数少,所以出现很多不可预计的状况。昨天我知道有很多年轻朋友今天也在场,也是昨天都来过的。昨天大家排队很辛苦,找票很辛苦,很多人拿到票但是进不来,而且昨天天气也挺凉的,下雨。大家排队排了一千多人,排到隔壁公安局门口,情况不是很好。还好,群众情绪相当稳定,可见这真是一个和谐社会。我希望今天大家继续和谐,而且我要郑重的跟大家道歉,昨天的混乱,牺牲掉大家很多宝贵时间,各位的热情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因为我们昨天晚上碰到一伙年轻人,住在青年的旅社里面,他们那伙人刚刚才认识没多久,昨晚已经在宿舍搞上了,包括有河南来的、上海来的、辽宁过来的,很多外地来的朋友没有办法进来,我们真的觉得很不好,所以我们明年一定会改善,希望能够解决掉今年出现的这些问题,如果明年还有的话。无论如何我们开始今天早上这场沙龙。     我们的大主题是打开,我们今天早上的这场要谈的问题是关于民国的问题。为什么讲民国?最主要的理由,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各地都有很多纪念辛亥革命的活动,种种的文艺座谈什么都有。同时最近两三年我又注意到出现一种很奇怪的民国热。热到什么程度?拿我比较熟悉的地方,广州的中山大学,他们今年的毕业礼上面有一些同学穿回一种他们想象中的民国学生的服装,就是这个女孩,穿着一袭旗袍,但是是比较朴素的。昨天资中筠老师跟我们讲,他们当年民国女孩穿的旗袍,开叉是不准高过膝盖以上,各位在电影看到开到这里都是妓女或者性工作者。为什么现在忽然有这样一股民国热?民国到底是已经过去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怀旧,越怀旧它越美丽,越怀旧越浪漫所以变成浪潮?还是说这个现实是千疮百孔,有很多腐朽不堪的事情,甚至有人说台湾开放自由行给大家,有人说终于可以去到民国的土地。没错,人家还叫中华民国,但是这个民国是不是以前我们所认知的那个民国?这是不是现实中的民国?这会牵连到很多历史的、文化的跟政治的问题,于是我们今天请来几位嘉宾,让大家一起来跟他们分享一下他们的看法跟见解。     第一位嘉宾是人民大学的张鸣老师;第二位是来自上海的小宝;第三位是来自台北的著名时事评论家、作家杨照先生;第四位是现在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杨奎松先生;第五位是著名的台湾乐评人以及电台DJ马世芳先生;最后一位是陈丹青先生。     首先有请张鸣先生。     张鸣:今天的主题叫民国是历史还是现实。我的看法民国肯定是历史的,但它也是现实的。民国是很破烂的国度,没有这么多的GDP,有人抽大烟,也有人种大烟。但是民国有一点东西是现在没有的,就是民国有自由。自从陈丹青先生制造了一个词叫做“民国范儿”,这个民国范儿很流行,刚才文道讲有些同学穿着旗袍认为民国范。其实民国范指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有点意思,就是那种牛烘烘的劲,尤其是文化人,他们可以自己办报纸,他们可以自己办出版社,他们可以上街游行。虽然在国民党时期少一点,但还是有。文人、媒体人可以骂领导人。到了国民党时期,还有人说宋子文这样的人非走不可。宋子文是谁?当时的行政院长,现在叫总理。现在没有人敢这么说话,那个时候宋子文真走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宋子文和傅斯年都是很有民国范的。现在很多的人怀念民国,其实背后就是怀念自由,我们要有这份自由,(所以)我们才怀念那时候的生活,那个时候的种种。当然,我们不可能回到那个时候,中国也不可能再那样,中国当时处于很弱很受欺负的状态走过来的,民国是走在那个过程中。种种的不好,其实民国也有在国家独立和人民自由方面也有很多不错的方面,中国人真正站起来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不是在1949年10月1日,在二战胜利之后这些东西全都没有了,严格说在1943年就没有了。民国还是很值得纪念的一段历史,更值得纪念的历史它毕竟是一个共和国,民国,我们叫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边叫中华民国,但是他们多少有点像民国,它毕竟有国会选举,有人正儿八经的投票,但是今天我们的共和国,到迄今为止我作为50多岁的人,还没有见过选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怀念民国,不仅仅是历史,可能我们着眼的是未来。谢谢大家。     梁文道:下面有请上海来的小宝。     小宝:我不在大学,也不在任何研究机关,就是自己喜欢胡说,民国也是我特别喜欢的题目,所以我也经常看这方面的故事。文道说这个题目我还不是特别理解,但是我知道他让我们说的主要的是关于民国的事情。按照我的看法,49年之前,我觉得以后台湾的民国和49年之前的民国还是有非常不一样的地方。49年前的民国,从辛亥开始到49年,我的看法是历史上的过往时期,清政府灭亡以后,用胡兰成的话来讲那时候叫做王气渐销,兵气渐涨,最后收于霸道。民国的三民主义的民生,民生搞的非常糟糕,他们国家建设也有很多问题,他的军队也不是特别会打仗。除了这些不高兴的事情我还是想说高兴的事情,民国最令人高兴的事情,我现在最喜欢民国的就是有那些灿若群星的各种各样的文化人,我们现在来看他们每个都比我们高尚非常多,他们有良心,有尊严,而且他们的人格非常完整,而且他们在文化界、学术界、艺术界、文学界,包括在自然科学界,像胡适、鲁迅,包括像张爱玲,胡兰成写她的标题就叫《民国女子》。我们现在有很多出版物,这几年成果非常多,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现在在忽视,有些思想的东西被忽视。有一个思想东西我非常感兴趣,辜鸿铭,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等他西洋学成以后回中国的时候才开始真正接触中国文化,而且这人长期在历史上被我们丑化,丑化为一个小丑,一直留着辫子,喜欢讨小老婆,对女人也有歧视性的爱怜。但其实他对中国的文化有非常深刻的想法,他写过一本书叫《春秋大义》,里面讲的非常好,他当时觉得中国文明是世界最好的,中国的良民比世界其它国家良民好,他列举很多优点,他认为这种优点,在皇权之下中国是最好的良民,但是离开皇权,他最讨厌暴民,他认为欧美那些民主国家也是暴民,但是最极端的暴民他认为是苏联,而且他在二十年代的时候预言中国皇权取消以后最后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苏俄式的暴力。我们把他那些价值判断的东西拿开,起码从预言性来讲,他是讲的非常准。这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民国有非常多这样的人。     胡兰成也是一个可以研究的人,胡兰成作为张爱玲的陪衬反复被人提起,但是他是民国时代江湖学术的代表人物,他有非常有意思的想法和讲法,他对女权非常推崇,张爱玲对他后来是致死都没有原谅他,但是他在文章里面对中国女人学问上的赞颂是我从来没看到过的。胡兰成对中国的礼乐制度有他自己独特的阐发,现在来看也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些是被忽略的。     而且还有些人完全不提也非常可惜,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来讲。就是所谓的汉奸文人,汪精卫政权里面基本都是文化人,而且这些文化人都是非常厉害的,像汪政权的监察院长,包括满洲国的郑孝胥他们都是民国传统文化的中坚人物,而且这些人在抗战之前所谓京派海派的争论,像梁文斯诗写的非常好,他后来的女婿把那些东西都继承下去。《古今》在民国时代卖的非常有特点的杂志,主要的撰稿人都是那些所谓的汉奸。中国的文人经常喜欢说空话、大话、漂亮话,但是他们手里没什么权,口袋里也没什么钱,但是汉奸文人他们当时位居高官,特殊的历史机遇让他们成为非常有权,也非常有钱,甚至有很多人开银行、报馆,收入非常好,虽然他们对当时的汉奸行为有自己的解释,但是良心上还是有压迫或者内疚的时候,所以他们写的文章和传统中国文人的文化非常不一样,中国文人历来喜欢的空头价值,在他们文章里面非常少看到。所以《古今》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杂志。这批人也是在研究民国的时候要加以关注的人。     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各类人在民国都能找到源头,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爱国愤青,当年民国也有。当年浙江有一个愤青,他是一个小作坊做绸缎的,当时地下乐队,他在杭州有非常多的朋友,1908年原来浙江籍的军机大臣王文韶死掉了,他们有一个三百多人的出丧队伍,浙江这个青年跟他的朋友在这个队伍里面,走过一个日本人聚居区,他把日本小孩叫来,他手下的朋友马上打那些日本人,日本人打不过他们就逃回去,最后游行结束以后,他又召集了工人,大概几百人冲过去,看到店就砸,看到人就打,后来这件事情外交干涉,他的一个朋友因为这件事情被当时的官府抓起来,在杭州的大街上,在一个桥头带枷一个人,当时由此抵制日货,日本人觉得呆不下去,全部撤走。这些人非常像砸日本餐馆那些愤青,而且如果当时他死人们会觉得他非常伟大,后来这个人来到上海,他一直到抗战的时候他是三大行里面唯一落水的,他想光宗耀祖回家当浙江省书记,最后被蒋介石特务给制裁了。我觉得那种暴力型的爱国愤青,当愤青和当汉奸也就隔了一张纸。     梁文道:下面有请台湾的杨照先生,今年是他们中华民国一百年。     杨照:大家好,我是杨照,把我放在小宝后面,让我更清楚感觉到我来到这里的身份,我是一个民国遗物。大家都知道小宝叫宝爷,我叫不出这个称号,因为我辈分比他高。刚才他讲胡兰成,感觉胡兰成离我们好遥远,我是见过胡兰成的,我认识的朋友里面都知道,像朱天文、朱天心他们当时就叫胡爷爷。我在朱老师家里看到胡兰成,胡爷爷我叫不出口,我叫胡老师。他当时在台湾的一本书叫《中国文明史话》,一本口述的书,我是听着录音机把这个书稿的第一稿一个字一个字记下来。但是胡兰成对我来讲他不是历史人物,是我记得的,所以这件事情上我要占小宝便宜,他要叫我杨爷。     我感觉是民国遗物是因为这里叫民国热,因此也对我经历的事情有一个新的整理。今年对我个人来讲非常特别,三十年前,就是这个时候,我考上台大历史系。我的年纪、我的身份今天回头想,刚刚好还能够来得及知道一些跟民国有关系,或者是49年之前的民国有关系的事。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到了台大历史系,还没有开始上课,我们先听了很多传说,那些传说学长们都用哪种“对不起这种课你们上不到的”那种口气跟我们讲话,让我们很遗憾。比如他们跟我们讲,说你们现在上不到沈刚伯老师的课,于是他讲堂课给你听,你会听得心身荡漾。比如沈老师开的课希腊史,沈老师先在黑板上写“BC499”,开场第一句话说:“公元前499年波斯大军远征侵略希腊打了一场大战争,战争打起来改变了希腊人的历史,就像国共内战改变了中国人的历史一样。”然后开始讲长春围城,接下来讲锦州,接下来讲徐州会战,精彩的不得了。两个小时的课结束了,沈老师回过头来把BC499擦掉,后来希腊人打赢了这场战役,我们下课了。因为当时国共内战在台湾完全禁忌的话题,他们只有在沈老师的课程里面才能够听到完全不一样的国共内战的描述。学长又我们说:“很可惜,你们上不到杨云萍老师的课,杨云萍老师的课很精彩,杨老师每一年都开明史课,从9月开始上,上到第二年6月朱元璋还在当和尚。”为什么明史都快讲完了朱元璋还在当和尚?杨老师讲:“我们如果不了解朱元璋怎么把蒙古人赶走,我们怎么讲明史?如果不把蒙古人统治中国出什么问题讲清楚,怎么讲蒙古人被赶走?”后来我问学长一个问题,我说杨老师为什么不干脆开元史课。但问出来就知道是个笨问题,因为杨老师如果教元史的话,6月份成吉思汗还在草原上。学长又跟我说:“可惜了,你们上不到方东美老师的课。”方老师每次上课一定排早上9点钟到中午12点的课。来的时候跟搬家一样,一个大的袋子,里面装满了书,手上还抱着一堆书,方老师10点钟进到课堂把书放到讲桌子就要开始谈。方老师不管开什么课,学长们都喜欢,因为他开始讲伯拉图,接下来就会讲到圣托马斯,从禅宗会讲到华严……总有趣的地方是他每次带这么多书来,他学识很渊博会讲很多东西,他要讲的东西太多,每次12点钟下课,钟响方老师完全不管,他一定到12点50分下课。在三个小时当中他一本书也没有翻开,然后再把所有的书抱走。     这是我当年听到的传奇,也看到跟这些传奇相关的大概是这些老师他们下一辈老师,比如傅斯年是重要的民国人,傅乐成就是他的公子。在大学一年级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念台湾历史系,但是突然发现人类学如此迷人,有一段时间我想转学到考古人类学,我们高中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考古人类学系。我大一要去转考古人类学系的时候,那个系主任叫做李光周,李老师是我非常感念的老师。我去找李老师,我说我想转考古人类学系,他问我说,你为什么想要转系,我很认真的讲说我多么喜欢人类学,我说了半天人类学,天下学问不过人类学。他抬头看我一下,李老师跟我说,你都一直在讲人类学,你对考古学有什么兴趣。我当时真是无知,我说抱歉,我对考古一点兴趣都没有,我不知道考古有什么乐趣,然后又开始讲人类学。说完之后李老师跟我说一句话,说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说这位同学抱歉我没办法接受你转系,因为我们在历史系大一的时候上过考古人类学,得62分,他说显然你对考古学真的没有兴趣。第二件事情,但是你如果对人类学那么有兴趣的话,你应该做一件事情,他邀请我去参加台大考古队,他说你来参加考古队才知道什么是考古学。我当时在老师的感召下,我后来大二暑假的时候跟他们去考古,然后再那边呆了三个礼拜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考古遗址,那个多精彩、多特别的一种经验,你在那里一个坑挖出来,小心的拿着铲子在里面挖,你挖到的每样东西好象都有意义,然后拿去给助教看,助教一看,看一眼就说石头,然后丢掉了。可是如果有一个助教愿意多看两眼,然后说我拿给老师看一下,你就觉得那是人生最大的成就。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于我大二的时候我去参加考古队的时候,我心里已经全部都是惭愧,因为我知道李光周先生是李济先生的公子,他爸爸是全中国考古学界最了不起的开创者,我竟然在他面前说我觉得考古学不怎么样。     这些都是记忆,时间关系我不能多说。因为有这样的环境,因为有这样的状况,经过二三十年来,我的结论是,因为题目是“民国是怀旧还是现实”,要回到这个问题、要知道民国到底什么。在我的理解里面,民国最大的意义是一个寻找答案的时代,太多太多的事情没有答案的时代,所以它那样精彩。我很喜欢用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面的话,那时候世界很新,只能用手指去指。民国就是太多事情没有明确的答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要倒过来讲说为什么我是民国遗物。因为民国的精神的确有一部分带到了台湾,但是在台湾的80年代左右,我们慢慢找到了答案,这个答案是民主制度的建立,这个答案是社会自由的保证,慢慢这些东西积累起来。所以从台湾的角度来看,现在民国是怀旧的,因为民国寻找答案的精神在台湾也消失了,在台湾所有事情都有固定的答案。反而到了这里,我觉得民国是在这里是现实,因为感觉到大家对于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你们还有那么高度热情想要找到答案。想要找到答案的情绪是我认为的民国热后面最大的力量,如果这个真的是民国热的意义的话,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让我们先不要把任何东西当做答案,我们先去追寻它。谢谢大家。     梁文道:我在香港上课的时候也建国一些民国遗老,他们上课的方式说让学生们把书念好几页,然后他说这节课大家念的都不错,下课。     杨照:民国的传奇都到了台湾,民国的混蛋都到了香港。     梁文道:尤其我的母校中文大学是分学院制,有些老师是新亚学院,说各位新亚历史系的同学,你们这节课的成绩是有保证的,新亚其它系的同学们,你们的分数降一个,有别的学院同学吗?那再降一个。他最恨的是联合学院的,有联合学院的同学吗?你们不想不及格就干脆走吧。下面有请杨奎松先生。     杨奎松:非常高兴能够到这里来,刚才杨照太有口才了,我大概没有办法讲那么多故事。我对民国的认识是从书本上来的,所以跟同学们的感受应该差不多。我到1990年的中期才开始第一次见识民国是怎么回事,那就是1995年我去台湾访问,去访问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台湾人谢谢不离嘴,无论你买东西,无论你吃饭,无论你做任何事情,哪怕你坐车,大家都会互相说谢谢。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当时我很尴尬,因为大陆人不习惯说谢谢,而且不知道在什么场合说谢谢。相对来讲也许我在我的小学、中学的记忆里面,我没有听到老师教过我们什么场合应该说谢谢。当然我们在写信的时候可能会写“谢谢”两字,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好象别人应该谢谢我们,而不是我们应该谢谢别人。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感受,我也尝试在台湾试图用谢谢两个字,学着台湾人当时的样子对别人说谢谢,我知道这是尊重别人的表现,但是真是说不出口,一直到我从台湾回来。我90年代去过三次台湾,98年那次去在那呆了半年,我像台湾人那样比较多的说了谢谢。     我讲这个意思是想讲关于民国和现实或者历史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题目叫民国究竟是现实还是历史的。我们长期受的教育,包括我在做学问过程当中,特别是研究中国革命的过程当中,我听到最多的是破旧立新,或者叫割裂,或者叫推翻,或者叫革命,不管叫做什么,总之是对旧的否定,对新的建设。我们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到80年代,我们对民国历史和今天历史的联系,我们看成是旧的东西被打破,一个是新的东西建立起来。换句话来说,1949年10月1日是时间上的断代,在这之前是旧社会,在这之后是新社会。一切旧的都是都被否定,我们基本是这样的观点。1991年的时候美国哈佛大学威廉科比教授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民国和中国当代史或者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之间不是断裂的问题,更多的是延续,或者说我们应该从延续的观点,从继承的观点来看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一般说法越来越多的得到学术界的承认,90年代以后,甚至一直到今天,很多历史学,特别是研究中国现代史、当代史的学者都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且非常强烈的推出这样的观点。但是到了21世纪以后,我们回过头来还是在进一步的研究反思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发现延续的观点是对的,我们过去的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割裂开,一直到今天为止,就像我们讲历史的话,我们经常讲历史是我们的昨天,我们的今天是从昨天过来的,换句话说,整个的历史一直到现实就是一条河流,从上游到下游,我们就在这条河上,我们没有办法摆脱,因为我们从上游过来,没有办法摆脱上游带给我们的痕迹,我们还要把这些痕迹带到下游去。尽管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改变,但是我没办法抹去自身的历史,我们过去的经验、教训、知识指导着我们对未来的认识和看法,这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我们仅仅讲延续的话有很多东西会断裂,像我刚才讲的“谢谢”。我们很多年轻人在大陆生活,到今天为止大家不太会说“谢谢”,我甚至跟学生的写信过程当中都发现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很多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不会写信。换句话说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讲过去讲的那个礼仪或者礼俗。当然我们说今天中秋节,改革开放以后陆陆续续有传统的东西,但是我们对传统有多少记忆?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我们大概到今天为止,中国人国服是什么,或者民族服装是什么?我在网上经常看到很多人在争,我们今天究竟以什么为民族服装。有人主张恢复汉服,有人主张恢复唐服,有人主张还是应该用过去的民国时期的,比如长袍马褂。有些东西台湾在延续,很明显,比如台湾到今天为止在比较重大的场合,假如纪孔,马英九或者政府高官参加礼仪的时候穿长袍,没人觉得是很奇怪的现象,也没人觉得你为什么放弃汉族传统穿少数民族的东西。没有。因为到今天为止他还是认为那是中华文化的传承。我上网搜了一下今天官员们去祭孔,我们现在也在祭孔,我去搜了一下他们穿什么衣服。有的地方穿汉服,有的地方穿唐服,有的地方穿西服,总之我们大家不知道该穿什么衣服,这也反映我们对历史的延续和继承,这中间发生很大的断裂。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说和西方人、日本人、韩国人有明显的区别,我们的区别在哪?我总结区别在吃饭,我们如果今天到西方去,在西方可以看出中国痕迹最重的东西是中餐。西方有很多中餐馆,当然那个中餐是改良的,不管怎么样他是中餐,中国人是炒菜,但是其它的东西,中国的痕迹几乎没有了。包括我们的文字,我们今天的人,特别是大多数中国的青年人,没有办法读过去的文字,甚至民国早期的文字。因为相当多的是英文。     民国是一个过度转折的过程,我们会发现很多中国礼俗这些东西通通没有,民国是一个过程,在民国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当时的小学、中学课本,你可以非常清楚的注意到是从过去古代中国的很多礼俗的,包括礼教的,包括儒学的各种各样的方法延续的传统,在学生的课本当中首先有一门课叫做修身。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第一课,要求所有人从上小学开始就要知道怎么样做一个普通的能够融入社会的正常的中国人,他应该怎么样接人待物,所有这些东西在民国课本看的非常清楚。所有这些课本都在要求所有学生要上这门课,即使到了38年以后这些课本发生了变化,修身这门课被停了,但是在公民课,在社会课,在其它课程里一上来还是关于修身内容的教育。我一直很想看看台湾的小学、中学课本还有没有这方面的课程,我想应该是有的。但是1949年以后我看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特别是52年课程改革以后,我们看到的小学、中学课本这些内容都没有了。这些内容没有,另外一方面内容比较清楚的出现,在民国时期各种各样的涉及到中国近代历史、涉及到中国的边疆、涉及到中国的民族等等很多问题,我们可以注意到当时整个的教育非常强烈的要求所有年轻人从小就要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这个非常清楚。同时让你知道中国的疆域大概在哪里。中国分多少民族,有哪些地方被外国人占领,中国还存在什么样的租界地或者不平等条约,课本里讲的非常清楚。但是这样的课本跟我们后来的课本有非常大的不同,这是我们今天值得反思的地方。当年所有的课本不教人仇恨,他在讲外国人,包括日本,包括英国等等,他们占了中国多少地方,包括1938年的课本,我们都可以看到九一八、七七事变这样的内容,里面反复讲到应该如何爱国,不是告诉你应该仇恨你的敌人,是在讲你怎么样自强,用什么样的方法先把自己教育好,然后再去投身到救国,参与到各种各样爱国的行动当中去。     我们后来的教育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就是强调把人分成敌、我。尤其是49年以后的课本我们可以看的非常清楚,里面非常多的强调,一上来讲苏联是我们的朋友,美国是我们的敌人。这是讲的国际。然后讲美国多坏,苏联多好。会告诉你中国国内要按阶级来划分,地主、资本家都坏,劳动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消灭打倒他们,剥夺他们。他会强调政治分野,这种分野导致我们对各种问题的处理、理解,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会发生相当大的改变。换句话来说,我们今天社会上的很多行为,包括网上各种各样的愤青,我觉得很多情况都跟我们教育上的缺失有关。我不是说我们没有必要去强调我们有什么样的敌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强调如何爱我们自己、爱我们自己的同胞,我们如何维持和谐的局面。怎么样实现和谐?毫无疑问要求我们所有人应该平等的对待其它人,无论他的观点、无论他的感情立场和你有多大的不同。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民国的历史和看现实当中的情况,这里面有非常多的相互联系的地方。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到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历史断裂的情况,由于这种断裂我们找不到过去,但是同时由于很多东西是联系的,所以我们会发现过去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缺点,其实在今天一样存在。就像我们今天讲贪污问题、腐化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在讲历史的时候,我们马上会想到民国。为什么?因为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大规模接收敌伪,在接收过程中发生大量贪污事件,这样一个贪污的行为,包括国民党自身的一些制度上的缺失所造成的。抗战后期存在的贪污行为,导致了1940年代后半期整个国民党的垮台。这是非常严重的教育,换句话来说我们每个人都会清楚过去国民党是怎么垮台的,至少在某一个方面,当时国民党自身的问题造成了它的失误。贪污问题是延续的,在任何社会情况下贪污都可能出现,即使新中国建立后,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马上出现第一波最严重的,毛泽东让共产党深感忧虑的也是不贪污。1950年中国共产党开始发动,一个是土改,一个是镇反。在土改和镇反进行到一半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毛泽东突然发现各级党政官员、政府机关的职员贪污腐败现象非常严重,这种贪污腐败现象已经从基层逐渐发展到高层,所以在1951年的年底毛泽东下定决心马上终止正在进行当中的镇反,同时投入大量精力,包括那个时候打抗美援朝,毛泽东发动三反,反贪污、反浪费。这样的运动当然解决了相当大的问题,打击了当时的贪污势头的蔓延。但是与此同时这个运动本身又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在反贪污的过程当中,对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做一个清楚的政策界定,以至于造成很大的客套话,反贪污以后共产党后来又不断的再搞反贪污的教育和斗争。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样一种历史延续并没有结束。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梁文道:接下来有请来自台湾的乐评人马世芳,听起来有点奇怪,为什么这么著名的乐评人会来跟我们讲民国呢?是因为他就是民国遗物。     马世芳:我先以台湾代表的身份跟杨奎松老师说声谢谢,刚才听杨老师说的时候想到我在小学一年级,台湾小学生的课本是1977年,我6岁的时候,最早是学注音符号,第一课是老师好、小朋友好,第二课是我用注音符号听出来的词是“群众”,我的名字叫马世芳,我爷爷给的,芳这个字是孔老夫子说必有芳草。杨照老师提到李极先生,他是爷爷的哥们,我爷爷是历史学家马廷英,当时最牛的考古人类学家、古文字学家跟我爷爷感情不错,听说当年我爷爷曾经在研究机构跟郭沫若拼过酒,两个人喝醉打赌说谁先跑到最近的山,最后谁赢了也不知道,最后两个人都醉的趴在地上。     我就从我的家族故事说一说,我的父亲叫马国光,他是在大学教书的老师,也是一位作家。为什么叫国光?他今年70整,他是1941年10月份出生的,那个时候在抗战,我父亲是在重庆出生的。那个乱世根本没有报户口,也搞不清楚孩子生的日期,事后也不记得确切的日月。我爷爷回想一下,好象生我爸爸的时候,街上是张灯结彩,好象双十节,那就姑且算双十节生日好了,所以他的名字叫做国光。今年2月的时候我和我的母亲、父亲一起到北京来,这是我在14年后第一次再到北京,我第一次到北京是96年,那个时候空气里还是烧煤球的味道,所以我还有机会遇到一点点老北京的气味,还蛮幸运的。今年来北京是看我的奶奶,我的奶奶1901年出生,他是宣统年间的人,她是真正的三朝元老,经历大清国、民国、共和国。我奶奶现在的精神非常好,虽然一只眼睛看不到,还有一只眼睛可以用放大镜看,她每天坐在窗台旁边,拿着她的放大镜,很仔细的读《参考消息》。各位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奶奶在北京?因为奶奶跟爷爷很早离婚,事实上我爸爸差点就没了,要没我爸爸就不会有我,所以就不会我这个民国遗物。这得从我爷爷那个部分说起,我爷爷是1899年在辽宁锦州出生的,我的祖上到底做什么的我到现在也没弄清楚,好象是种地的吧。那个时候东北生活条件在锦州来说还可以,但也不算富庶,我爷爷从小读书很厉害,而且对科学特别有兴趣,据说他很小的时候,大人要吓唬小孩睡觉,我爷爷的长辈跟他说,你晚上不要出去外面有鬼。我爷爷很好奇鬼是什么样子。大人说鬼眼睛发绿光会吃小孩。我爷爷听了特别兴奋。有一天我爷爷不见了,全家到处找他,找到马廷英之后,他拿着绳子躲在坟地里等着抓鬼回来研究。所以我爷爷力争要当科学家,他在很年轻的时候离开老家到日本留学。到了1990年年代我父亲第一次回到辽宁探亲,才知道原来当年在老家留下一个没有原房的太太,他把这个事告诉我奶奶,我奶奶哈哈大笑说他骗了我几十年。我爷爷到日本念地质学,这个学生太聪明了,研究的成果非常厉害,他的指导教授一定要给他博士学位,但是当时中日关系紧张,日本人不太愿意给马廷英这个学位,他们一直游说马廷英归日本籍,给他很好的条件,我爷爷一直不干,他非常生气,说怎么可以用政治干预学术。所以我爷爷把论文寄到德国,德国一看非常厉害,就给了他德国的地质学位。日本一看之后也很不情愿的给了我爷爷学位,所以我爷爷拿双学位。     我奶奶是上海那边的人,她的家族是开绸缎庄的,到我奶奶懂事的时候家业已经有点破落,所以她很早出来做事赚钱。那个年头一个女孩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决定去日本念书,她那时候存钱,买张船票就去日本,她决定到日本念教育,在那个年代这是少见的,不知道奶奶那时候有什么样的打算。我爷爷那时候博士学位已经拿到了,中日关系越来越坏,所以决定要回到中国来。当时回中国的船票一票难求,我爷爷跟我奶奶在日本怎么认识的我到现在也没问题清楚,总之他们当时认识,有没有谈恋爱不知道。奶奶那时候大学没念完也要决定回中国。我爷爷教授听说他要回中国,他很感慨,这么好的一个高徒不能跟他一起做研究,他跟我爷爷说,没关系,你要回中国就回去了,我们学校所有你用的书都让你搬回去。我爷爷后来一提到他的恩师就要流眼泪,他对家族人从来没有这样过。当时因为船票要不到,我奶奶就去找爷爷帮忙,说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想。我爷爷那时候研究了一下,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假如以眷属的身份,我可以带你一起上去,我们等于做书面上的假夫妻,也许就可以回来。他们这样上了船,我奶奶那时候也和她的老师辞行,她的老师也很感叹说国家和国家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办法。所以两人告别了。他们并没有在这段时间真的成了亲,那真的是一个乱世。我小时候一直以为他们一上案,他们是先打的电报,原来马廷英在日本有了太太,就帮助他们准备新房。好象也不是这样。后来有种种曲折,现在回想起来,也许爷爷奶奶那个时候就有了感情。总而言之,上了案之后,经过许多的曲折,我爷爷回到中国,后来接任东北中学校长,带着东北中学的师生一起撤退到重庆大后方,我奶奶没有跟他一块,我奶奶忙别的事情,去干吗我也弄不清楚。最后他们是在重庆又相会的,然后在重庆结婚。我爷爷因为是科学家,带着东北中学学生撤退,一路上碰到非常多的艰险,我爷爷也曾经带着他的学生在打仗的时候去采地质指标做研究,到处都有土匪,土匪看到这些人带着一箱箱的东西,他们猜里面会是金银财宝,所以很可能来抢,我爷爷知道会有这个问题,所以他每次吩咐学生把所有的铲子、采来的化石标本摊开,让你看到里面不是金银财宝,都是石头,然后找铁丝围起来。土匪看到以后回去找师爷,师爷来看说这个不能碰,有电,把人吸住就死了。这都是我爷爷的学生多年以后告诉我们,他自己在家里从来不说。     奶奶跟爷爷在重庆冲锋,他们才真正结婚,有了我的姑夫马元光,再来有我父亲马国光。我奶奶知道她怀第二胎的时候,我爷爷已经不在家,不知道到哪里研究地质学,奶奶不想生第二胎,她大概动心要跟爷爷离婚。她写信给我爷爷,那个战乱时代信件往来非常费事。她跟我爷爷说,我又怀第二胎,我要打掉,但是要丈夫签字同意,你签字吧。我爷爷是科学家,就签字把同意书寄回来。又花了很长时间,当时我爷爷另外一个哥们杨家落,他跟我爷爷非常要好,当时他们在重庆住在附近,他听说我奶奶要把第二胎堕胎,他觉得这个事情不太好,所以杨家落的母亲信佛非常虔诚,她一听说不行,要作孽的,所以吩咐杨家落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做这个事情,不管用什么手段要阻止他。杨家落就跑去找我奶奶,坐在客厅里面,半天找不出什么话说,最后说不然你帮我弄咖啡。我奶奶去烧水,杨家落赶快翻同意书,抓住就跑。回到他自己家跟杨奶奶禀报,杨奶奶就把堕胎同意书烧了。我奶奶知道这件事觉得再写一张,但是来不及,这一来一回肚子大,只好生下来,于是有了我父亲,要不是有这么一段,就不会有我。我们家族在台湾,对奶奶的事不是很清楚,因为后来她就离婚了。我奶奶后来在大陆留下来,她后来嫁给章乃器先生,我爷爷在台湾后来介绍到日本相亲,又娶了日本籍女士,所以我爱日本奶奶,她又生三个孩子,我叫他们叔叔跟姑姑,一直到1970年代两岸开始通信,我父亲才知道他还有一个未曾谋面的弟弟。我爷爷在1979年的时候过世了,我奶奶还在,今年100岁。1988年的时候我父亲第一次到大陆探亲,我叔叔去接他,我奶奶去接他,我父亲非常担心,因为章立凡老师1949年生,我父亲掐指一算心想不是来的红卫兵吧。后来进了家,我父亲看了一眼家里面的书架放心了,因为章立凡家里的书跟我父亲在台北书房里有很多是重复的书,章立凡老师在社会科学研究院,他的专长是中国近代史,所以他们有很多话题。今天听到前面几位老师说民国,我在想民国一部分是在我这个家族曲折的历史里面的若干线索,另外也许有一部分答案藏在我父亲和章立凡先生的书架的书里面。这是我今天以晚辈的身份做的小小的分享,谢谢各位。     梁文道:接下来请陈丹青先生。     陈丹青:今天这个现场满有意思的,也许同学们都知道隔壁,八国联军来的时候早期的国民党往那逃。马路对过是北京火车站,张作霖进入北京就是在那下车,李鸿章进入北京,1949年毛泽东带着文武官员到火车站迎接宋美龄从上海到北京,就在马路对过,现在那个火车站废弃不用了,但建筑还在。再往西一点就是大前门,我看过一张蛮珍贵的照片,1948年北平已经被包围了,不知道从什么角度拍过去,当时天安门广场是荒草场,但是大前门挂了一张巨大的照片,据说解放军进城以后开国大典,先前的选择是大前门,因为整个军队入城的仪式是由南向北,经过现在的天桥往北走,后来不知道怎样改成天安门,所以我们小时候有一首歌叫“我爱北京天安门”,如果当时选了大前门就是“我爱北京大前门”。这个地方据我知道是民国时期美国驻中国领事馆,司徒雷登就在那上班吗?毛泽东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意思是咱们到此为止,所以司徒雷登当时就在我们上面。     我觉得民国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是一个好话题,但是如果记者问我,我会答不上来,因为现实和历史这两个词不能定义,可能指过去已经不在场或者不奏效的就叫历史。而现实还在,还有作用,还在发生,可能就是现实。讲下去就会有点错位。我记得1966年文革爆发,毛泽东狠狠的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革命派和反革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继续斗争。那一年我13岁,戴着红领巾,而且共和国也已经17岁了,我听了毛泽东这么一番话心惊肉跳,我想怎么民国还没有过去,国民党还在?这是我小时候的印象。现在我明白毛泽东其实没有错,他那一年70多岁,除了逃到台湾的那部分国民党,他的许多民国朋友和敌人都还活着,曾经顶撞过他的梁漱溟,曾经杀过共产党的李济深都住在北京,一大群民主人士、第三势力,还有他的同志们。而毛泽东本人,包括周恩来、朱德等共产党领导人曾经就是国民党员在国民政府做官,当着蒋介石的面喊蒋委员长万岁。所以毛泽东想起民国和我当时13岁的小孩听见的民国感觉是不一样的,他一想起就是一大群使他不安的活人。1976文革结束至今35年,远远超过毛泽东回想民国的时间距离,我们或者可以问文革是历史还是现实。     30多年来我们的文人和出版社都在做历史研究,出历史书,在座诸位也想必喜欢读历史。读历史为了什么?克罗齐说的还没过时,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今年算是借辛亥百年,我们有理由在市面上公开说民国,为了尊敬今年另一个大的纪念,我特地到电影院看了《建党伟业》,看完以后手机来了几条短信,其中有一条非常聪明,把建党和民国一块纪念了,大家可能读过这个短信,我再念一遍:《建党伟业》是向北洋军阀政府致敬的电影,该片用生动的镜头、精彩的案例、温馨的细节为我们描述这样一个时代:报纸可以私人控股,新闻可以批评政府,大学可以学术独立,学生可以上街游行,群众可以秘密结社,警察不可随便抓人,权力有边界,法律有作用,人权有保障,穷人有活路,青年有理想。我不知道这个手机短信作者是谁,大家为他鼓掌。总之这部电影拍着不小心把民国史拍出来,我猜韩三平没有想到这效果。虽然这条短信谈到历史又明明指向现实,简直已经回答了论坛的话题,但是我不能念一条短信交差,所以赶紧清理我可怜的历史知识,看看民国哪些往事已经过去了,算是历史,哪些往事还在,算是现实。     先说成为历史的那个民国。首先民国的战乱过去了,我们几代人何等幸福,60年来没有遭遇任何外敌侵略。文革的武斗当然是毛泽东所说的继续斗争,但是死伤者者没有一个是国民党员,而是和在座一样年轻的男女。昨天听秦晖先生说起广西的武斗,他看到高射炮平射和在越南用的炸药弹。当时他十几岁,武斗过后清理现场,巨大的瓦砾堆,只要闻到臭味就可以掘起一具尸体,但这个跟民国战争不能比。     其次半殖民地时代过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区域完全消失,虽然现在上海、武汉、南京、天津等市政府竭力刷新英租界、法租界所有好地段为旅游业赚大钱,但是像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鲁迅这样的闯祸胚子再想闹事没有地方躲了,即便赖昌星逃到加拿大还是回来戴手铐。     再其次,中国分裂的时代过去了,民国时期或者先后或者同期,有过南京政府、武汉政府、瑞金苏维埃政府,有过延安政府,有过重庆政府,还有过满洲国。东北的满洲国有东三省的铁路网,忽然归张作霖管,忽然归日本人管,忽然归苏联人管。今天全国的铁路畅通无阻,新建的铁路线和载客量是民国时期的几十、上百倍,虽然最近发生动车追尾暴死几十个人,但成绩绝对是主要的。你们不相信吗?反正我是相信。     再再其次,国家的弱势完全过去了,民国政府根本没有象样的空军和海军,要靠美国人和苏联人帮忙,后来匆忙培养自己的空军飞行员,在对日保卫国家的空战中几乎全部死光。我们的空军非常棒,都活着,还驾驶飞船进入太空,当然我们自己的航空母舰马上要问世了。     此外,民国的多党政治彻底过去了,但这个是敏感的问题,我不敢说。我敢说的是民国教育的黄金时代完全过去了。蔡元培的北大、梅贻琦的清华、张伯苓的南开、竺可桢的浙大绝对成为历史,一去不复返。现在他们想当校长,先得通过层层审查,接着慢慢混到正局级或者副部级才能填写申请表听后审查。另外蔡元培为陈独秀假造学历,梁启超延聘没有学位的陈寅恪再也不能得逞了。     民国出版的自由和言论自由也过去了,像张元济、王云五这样的出版大亨再也不必辛辛苦苦自己开办商务印书馆之类,邵飘萍、史量才这样的亡命记者和报业大王再也不会被枪毙被暗杀。当今中国的出版商、记者、撰稿人一律享受新闻出版总署的保护,非常安全、非常正确、非常和谐,所有人都很乖,很懂事,绝对不怕被枪毙。     最后一个可能被忽略的巨大事项也成为历史,那就是古文教育,文言文和白话文并存,繁体字等等构成的汉语语言生态成为历史了。在民国所有识字的人既懂文言也懂白话,既用繁体字也用当时通行的简体字,随着民国的消亡,汉语的生态永远消亡了,我们当世只有白话文,只有简体字。民国许多其它事都成为历史,永远过去,一部分是历史进程本身,比如现代化。一部分是政治原因,比如无所不在的禁止。但限于发言时间不能一一例举,现在我来快速例举民国仍在今天奏效的部分现实。     比如,据说民国的灭亡原因主要是贪污腐化裙带关系,今天所有被指控的民国腐败者远远无法和共和国贪官比。从资料披露,一向被认为巨贪的宋子文不但没有怎么贪污,而且是强硬的民族主义者。就算他财富不很清楚,但和今天随便哪个被揭露的地方贪官相比,简直羞煞人。当年为蒋介石负责运送黄金到台湾的一位老先生,我忘了他的名字,我在三联周刊看过他的报道,没有贪污过一分钱,死了以后他的存折拿出来只有8万美金。     至于裙带关系不用我来说,今日权利格局的血缘背景,一点不比民国时期更薄,如果需要证据,我希望学者做统计。     民国社会层面世俗生活的状况一度被铲除,之后20多年大规模卷土重来,比如色情业,比如赌博、走私、黑社会,都在渐渐与民国接轨。此外改革开放30年,凡私人生活逐渐被允许拓展的空间,都是民国生活形态的死灰复燃。比如选美、时尚、娱乐、交际、享受、奢侈等等,这些都是好消息,大家不要以为这是我们今天时代的稀罕事情,民国时期早就有了。这种活泼可喜的生活形态,有的远远比民国时期土,因为有教养的阶层消失了,有的远远比民国更洋,因为民国人还没机会领教西方二次现代化以后的种种新花样。     时间关系,以上关于历史与现实的类比十分粗糙,不准确、不可靠,希望专家批评指教。但是坦白说,我以为民国对于今天,对于大部分年轻人,既不是历史,也不是现实,为什么?因为60年来我们接受了空前成功的愚民教育,这种教育的核心就是不要让你知道过去,直到你对过去漠不关心。现在绝大部分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没有历史感,没有现实感,对共和国不了解,更不了解民国。30年前邓小平说国著名的话,体育要从娃娃抓起。其实真正要紧的是历史要从娃娃抓起。最近听说秦晖请大学生自己做调查,题目叫你最熟悉的陌生人。请今天的80后、90后向父母或者祖父母追问民国的往事,这是了解民国最最有效、最最人性的方式,因为民国就在每个家庭。刚才马世芳说了他的家庭,我们大陆有很多这样的家庭,我的父母就是民国人,诸位祖父母也是民国人。据说问到一半,就有家长出来阻拦,不要再问了,也不愿再说。为什么?就是害怕历史提醒现实,因为今天的现实害怕历史,以致历史也害怕今天。因为民国的历史就是活人,所有民国的过来人迫于现实回避历史,不谈历史,这就是我们今天普遍的现实。所以最熟悉的陌生人是个好题目,你是爹妈生出来的,你不了解爹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民国生出来,可是共和国的老百姓不了解民国。长期不了解、不说就不会想了解,不想说;长期的不说几代人不说,等于没有这回事。比如80后,比如89年出生的孩子,别说1949年前的民国,连1989年北京发生什么事绝大部分不知道。我们的爹妈也未必知道,你们在北京的爹妈可能知道,但是他们不愿说。这样不说、不说,每个家庭都对孩子瞒着往事,整个国家对人民也瞒着往事,瞒得久了,30年、60年瞒下来,将来还会瞒下去。你现在到马路上抓一个小青年问他你要不要听民国,他掉头就走,根本没有兴趣。所以我觉得民国既不是历史,也不是现实。但是今天在座的年轻人比较不一样,大好秋天哪里不能去,你们要跑到这里来听民国,什么意思呢?但是你们还是来了。谢谢大家。     梁文道:一个国家要让13亿人都忘记过去,不想谈过去是不容易的,怎么可能做得到?我最近得到一本书,我曾经跟几个好朋友认真在研究,是一个进步书籍,我还没有学习完,我回去再学习,或许就能得到答案知道为什么出现陈丹青先生讲的场面,那本书推荐给大家,不要让外面的人认为今天场合的年轻人很反动,这本书叫做《共产党为什么》。下面有请大家提问。     提问:今天回头看中国历史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春秋战国,还有一个是民国,恰恰这两个时期中国人向全世界贡献了很多的思想家,以至于我作为中国人只有想到这两个时代才骄傲,看到今天中国的现实困顿,相信在座各位都跟我一样。刚才杨照先生的理念我非常同意,民国是寻找答案的年代,一出门就有不确定性。反问中国当下,年轻人应该怎么做?     杨照:谢谢这位朋友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从小故事说起。我女儿今年12岁,刚上中学,她是去年第一次到北京来,我带女儿到北京紫禁城以后发生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去年我也是9月初来,天气非常热,我女儿在紫禁城的时候就问我说你为什么不走,好热。我说这个地方总要看一下。她一直忍耐,当她忍耐到什么程度是我回到台北才知道。回到台北两天,有一天早上送她上学,我跟她妈妈我们坐在车子里聊天,我们想到台湾有一些大企业家,大企业家还会让中高层干部罚站。我女儿很感兴趣,她说大老爷们也会被罚站,我以为只有小孩才被罚站。她又说,可是罚站都不如去紫禁城怕。这是让我非常深刻的印象。第二件事情,我在紫禁城,我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我发现紫禁城有很多旅客,但是走进去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站在紫禁城每一个殿前面看对联,我稍微注意有什么样的人看对联,我看到旁边有一个人正在看对联,一看是跟我一起去的台湾人。后来我发现,绝大部分站在那里看对联的,我都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迹象,证明他们是台湾去的。到了养心殿的时候,旁边大陆的朋友在参观,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有一个小姐看着养心殿的扁,她问她男朋友说上面写什么字,她男朋友也不知道,就找来导游。跟导游说那上面写什么。那个导游的回答好经典,导游说古代腐败皇帝认的字多了,我们哪认得。这两个事情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但是这两个是同一个事情,其实紫禁城对大家来讲那么熟悉的地方,我的深刻的感觉,紫禁城很少对这边的朋友说话。因为如果你身体里面没有这样的准备,就像我女儿一样,对我女儿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她不能够了解紫禁城里发生的故事,她没有那样的能力去接近紫禁城,不是紫禁城到底是什么,而是我们怎么看待紫禁城。回到这位朋友的问题,在我的认知当中,民国是一个寻找答案的时代,更重要的是民国因为至少有很多资源来寻找答案,这也是民国的一个主咒。在民国的时候有古代中国遗留下来的东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这个人觉得好的刚好是那个人觉得最坏的东西。加上那个时候,在民国时代日本是很重要的存在,虽然日本跟中国的关系后来恶劣,包括马世芳讲到他的祖父也要到日本留学,因为中国到日本去,像梁启超没有学过一天日文,只是翻日文书,当时日本大量运用汉字,变成中国人吸收外来的东西,日本有很多翻译的东西,像胡适这些人到美国留学的人,他们带进来一大堆半截的西方知识,大家在找答案的时候,大家认为找答案的方向都不一样,在那个当下这是民国的主咒,长民国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可以团结所有的人找到共同答案。但是回头几十年之后我看我们才发现,民国有这么多资产。如果民国在现实上有任何意义的话,我只有听起来不切实际的建议,我们得开放让各式各样文化的因素都能对我们说话,不仅是紫禁城对我们说话,德国人应该对我们说话,希腊传统对我们说话,所有人都对我们说话的话,我们就不会觉得我们已经找到答案,我们会开始怀疑。     提问:政府对学生和对底层人民的行动是比较敏感的,很容易反映过激,我想问一下杨奎松老师和陈丹青老师关于这个的看法,有没有必要如此反映强烈,能不能多给我们点自由。     杨奎松:首先我是研究历史,其实不研究现实,你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准确的给你答案,任何执政的人都担心会爆发地震,他对形势的估计,包括过度或者不过度,都是各种各样突出条件寻找到的信息,以及对整个社会安定程度的判断得来的。我们没有办法要求他应该或者不应该,这是他目前掌握的权利、他能做的事情。     陈丹青:从1989年开始对大学校园会特别紧张,一直到现在,以后还会紧张很长时间。此前不是这样的,此前我们党和政府对学生、校园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跟你们出生那年很有关系。此外我相信在座有很多同学将来考公务员,到了公务员你就慢慢明白,你也会害怕学生闹事,你也会看到学生就紧张,你们现在就是学生,有一天你会变成爹妈,变成干部,甚至变成领导,这个时候你会想起今天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你自己就可以回答。     提问:我想问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来自香港大学,我们在学校抨击最多的就是中国媒体的审查制度,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在北京工作,我在一个国家级媒体,我也必须做审查或者自我审查,这和我在学校学到的东西有矛盾。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知道港大、中大可以写很多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也知道学潮,学生会也会发宣传单,我们并不是不知道历史,而是在现在的社会当中我们应该怎样做,怎样把我们得到的香港知识和内地知识结合起来。     梁文道:我觉得审查不是很可怕的事情,比较可怕的是自我审查。自我审查是什么?常常很多人会做奇怪的柴侧,包括有时候你自己会想太多了,这个东西比较危险,中国是有很多审查,但是审查的效果不一定有原来那么强,虽然我都会觉得过去两年和祥言论禁区越来越多,越来越敏感,明明在加大力度,但是与此同时在失去效果。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都是做传媒的,假设十多年前没有互联网的年代,各位都要看报纸、看电视、看新闻,你们可能都知道你们看到的东西是被审查过的,但是你们不会具体知道审查是怎么回事,你也不会具体的知道什么是事被审查掉了,你就天天看报,久而久之你甚至忘却审查的存在,你虽然明知,但是现实生活它们不存在。现在不同了,现在大家在微博上面,在互联网上面,你一分钟前看到的消息,下一分钟不见了,你昨天贴了一个帖子今天没有了,这表示什么?这表示今天13亿人只要能上网,他就能知道什么叫审查。这是跟十年前最大的分别,审查忽然从传说变成你家庭、客厅、睡房里的现实,你天天碰到它,你天天遭遇它,你天天被审查被过滤。在这种状况下,审查被固话,审查作为秘密机制黑箱子的东西,它最害怕布光,这样它的神秘效果会被消失,这是我的感觉。     陈丹青:你慢慢会明白你可能处在做你这一行非常好的难得的时代,刚才杨照先生说的真好,民国是一个寻求答案的时代,他非常抬举今天的大陆,比如今天大陆就是一个寻找答案的时代,在座的大家好象都在寻找答案的日子。我在绝对自由的国家呆过,那里有乏味的地方,因为你不太有东西可以去追求,会追求别的东西,像同性恋的自由、女性的自由、堕胎或者别的什么。但是我回到这来,这还在争取民国还在寻找的东西。有时候自由需要压力,为什么30年代的人那么精彩?五四的人那么精彩?而今天所有能够跟民国稍许接轨的地方,我没有办法展开,其实今天很多情况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就是将自由为自由,又可以又不可以,就这么一个状态导致的,是大有可为的时代,如果你真的想做事情。你应该抓住这个时代,有审查,但是又在说出来,这之间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提问:先秦南北朝以及民国都是思想比较繁荣,群星璀璨的时代,像这种大乱的年代是不是思想爆发的必要条件?民国这样的时代在中国还会重复吗?     张鸣:我认为这种状况跟中国自己的历史有关系,中国一直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大一统的时间相对长一点。所谓的思想的自由、文化的繁荣很大程度上要基于这个大一统帝国崩解,政治权利会压制文化、压制思想。比如在春秋战国时期,比如在民国时期,才会出现这样的繁荣,但是不意味着这个世界所有的情况都是这样的,非得乱的一塌糊涂才繁荣。不是这样的,你只要给文化人足够的自由,不需要你搞工程弄课题给他钱,那个东西恰恰相反会自息文化,自息思想。民国能不能再延续,这个事情可能答案在你们身上,不是在我们身上。     提问:今天谈民国是不是类似于13世纪末说的文艺复兴?我们可不可以期望有那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或者有那么大的效果?因为在我看来他们说当年和我们说当年差不多,只是我们的当年跟近一些,是不是应该有那样的期望?     张鸣:如果看当事人说民国,他们眼里民国很黑暗的,很不好的。49年的时候,他们认为不可能有比国民党更坏的政府。他们想象力有限嘛。我最近听了两个将军的后代,他爸爸跟他说,国民党其实没我们说的那么腐败。他们都认为国民党被夸张,因为我们现在太腐败了,其实我们怀念民国,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现在悲哀,我们现在没过好,我们过的好就会憧憬未来,我们过的不好,过的不舒服,才会怀念过去。其实有很多幻象,民国对我们来说更多的是幻象,并不见得真的像我们说的那样。现在很多人一听民国学者就是大师,民国的确有大师,但是不会有这么多。包括西南联大的,包括北大的、清华的教授,也有很多混事的,当事人说了很多混事的。好多人从美国回来就拿一个笔记,他看到的民国教授就是那样。但是也有一些牛人根本什么也不拿,这样的人也不多。但是不要一提民国就全是那种幻象,如果从历史角度来看,应该给民国一个相当恰当的地位。     陈丹青:我很想听到杨照先生怎么说,我总觉得给他十分钟太短了。     杨照:我有一个感触,我也想提醒大家不要过度民国,活在民国大部分人也不希望活在民国。我们对历史的很多看法跟当代人会不一样,这是我们的幸运。包括我跟梁文道都是讲民国文人,但是我们两个看到的都是混蛋。这两件事情是一体两面,都是事实。我们今天整理民国,我们幸运的地方或者我们应该要把握的幸运是,因为有了一段历史的距离,所以我们可以把民国最好的东西浓缩,变成我们对民国的理解。我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才能了解,我我们今天讨论的其实民国的精华版。包括西方的文艺复兴也同样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十九世纪重新认识重新整理文艺复兴,在历史的断层当中变成中古黑暗时期结束以后最辉煌的时代扮演重要的角色。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希望把民国的精华的东西对 我们的现实有什么刺激,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矛盾当中,孔子活在春秋战国时代,我们认为是最了不起的时代,孔子最大的梦想是不要活在春秋,要回到周公的时代。如果孔子实现了他的理想,第一个受到影响的就是不会有孔子这个人,不会有孔子这个角色,因为在西周的礼仪当中没有老师,只有贵族教育,怎么可以把贵族教育内容教给所有人?你是犯禁忌的。我们在这里想要取消将来有这个场子的机会,因为你今天到台湾,台湾没有人对这个事情有兴趣。那是一个过度的过程,这个过度的过程我看到大家的热情我很感动,但我也很希望说,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还牵扯到历史,有一些历史的态度我们也不能太过于天真,这个热情最后还是必须由知识作为我们的基底。     提问:小学的时候看电视剧说共产党和国民党打仗的时候被刻意抹黑国民党,说共产党多么英勇无畏,这使我们对民国的认识有非常大的影响,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等长大以后我们过多的知道共产党好,比如言论自由我们可以干什么,不用那么腐败,纳税人交钱不用官员办那么糟糕的事,因此是为了未成年人,还有那些小孩子从小到大去了解民国,每个人都需要做什么去正确的了解民国,不是一味的说它好。     梁文道:我们讲民国不是为了要传说中的黄金时代,也像张鸣老师讲的,它问题很多,或者像宝爷讲的那个时代甚至是中国历史最烂的政府。可是我们又听到那个时候比现在好的东西,有一些是现实,有一些是想象,有一些是基于现实的建构,这个建构并不是完全没有意思,是我们要用来说明我们未来指向的东西。就像刚才有一位朋友提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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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 | 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上)

2011年09月15日 20:02:24   (赫鲁晓夫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          背景介绍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20次党的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向大会作了总结报告。但是,在会议结束前夕的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赫鲁晓夫又作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但报告完后并没有就此进行讨论。这就由此揭开了斯大林问题在苏联的盖子。这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其巨大的震动。     同志们:     在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和许多代表在代表大会的发言中,以及以前历次党中央全会上,对于个人崇拜和它所造成的有害后果已谈了很多。     斯大林逝世以后,党中央委员会开始执行如下方针:坚定而不懈地指明:夸大某个人的作用,把他变成具有神仙般非凡品质的超人,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相违背的,是不能容许的。这个人似乎无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人的思考,能做一切事情,他的行为没有半点错误。     多年来,我们养成了用这样的观点去看待人,具体地说就是这样看待斯大林的。     我这个报告不想全面评述斯大林的生平事迹。关于斯大林的功绩,还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写了大量的书籍、小册子和研究论文,已经进行了足够的研究,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以及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尽人皆知的。现在,我们关心的,是一个对我们党的现在和将来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那就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逐步形成的,它怎样在一定阶段上变成一系列极其严重地歪曲党的原理,歪曲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     由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充分认识到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实际后果以及因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而带来的巨大危害,同时由于个人独揽大权这一事实,党中央认为绝对有必要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报告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     首先,请允许我提示一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是怎样严厉斥责个人崇拜的任何表现的。     马克思在给德国政治活动家威廉·布洛斯的信中说:「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想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原来,拉萨尔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     不久以后,恩格斯也写道:「马克思和我,我们一直反对公开宣扬个人,只有为了达到某种重大目的才可例外。我们尤其反对那些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对我们个人所做的宣扬。」     大家都知道革命的天才——列宁是非常谦虚的。列宁永远强调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强调党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具有主动精神的整体的领导和组织作用,强调中央委员会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工人阶级领导者在领导革命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列宁在指出群众领袖和组织者的重大作用的同时,无情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各种表现,同敌视马克思主义的「群氓」观点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并坚决反对把「英雄」塞给人民群众。     列宁教导说,党的力量在于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于人民——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跟随党一起前进。列宁说过:「只有相信人民,扎根于生动的群众创造性源泉的人,才能胜利,才能掌握住政权。」     列宁自豪地说,布尔什维克党,共产党是人民的领袖和导师,他号召一切重大问题由觉悟的工人来决定,由自己的党来决定。他说:「我们相信党,我们把党看成是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     列宁坚决反对缩小和削弱党对于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作用的一切企图。他制定了党的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他强调指出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指导原则。还在革命前的年代里,列宁就称党中央委员会是领导者的集体,是党的原则的保护者和说明者。他说:「在两届代表大会期间,党的各项原则由中央委员会维护并由它解释。」     在强调党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和它的权威时,列宁指出:「我们的中央已经形成为一个严格集中而有高度威信的集团。」     在列宁活着的时候,党中央委员会真正地体现了对于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列宁作为战斗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但永远没有强迫同自己一起工作的同志接受自己的观点,他耐心地解释自己的意见,使别人信服。列宁历来都严格地监督执行党的生活准则、遵守党章,及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     列宁对于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胜利,对于我党的胜利和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实现所作的一切是伟大的。除此以外,他的洞察力还表现在,他及时地从斯大林的身上看出一些不良品质,这些不良品质在后来造成了严重后果。列宁由于关怀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未来命运,他为斯大林做了完全正确的鉴定,他提出过应该研究改变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问题,因为斯大林过于粗暴,对同志关心不够,任性和滥用职权。     列宁在写给党代表大会的信里说过:「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这份在我党历史上称之为列宁「遗嘱」的极其重要的政治文献,已经发给了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你们已经读过这个文件,而且毫无疑问你们会再读它几遍。请你们深入地考虑一下,列宁所说的下列这些真诚的话,这些话体现了他对党、人民、国家以及党的未来政治方针的关怀。     他说:「斯大林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     列宁的这个文件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中宣读过,代表团并且讨论了撤销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问题。各代表团赞成斯大林留任,希望他认真考虑列宁的批评,从而改正这些深为列宁所担心的缺点。     同志们!有必要向党代表大会报告两个新的文件,这两个文件证实了列宁在他的「遗嘱」中给斯大林所下的评语。     这两个文件就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给当时在政治局担任书记的加米涅夫的信和列宁写给斯大林的信。     我现在宣读一下这些文件。     克鲁普斯卡娅的信:     「列夫·波里索维奇(即加米涅夫)。     「关于我经过医生允许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口授下写的一封短信问题,昨天斯大林对我的态度是非常粗暴的。我在党内不是一天了。在这30年里,我一次也没有听到那怕是一个同志的一句粗暴的话。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对我比斯大林更为宝贵。可是现在我需要的是最大的克制。和伊里奇能谈什么和不能谈什么,我比任何医生都了解,因为我知道什么问题会使他不安,不管怎样比斯大林要了解。现在我请求你和格里哥里(即季诺维也夫),因为你们是弗·伊的最亲近的朋友,请你们保护我,使我的个人生活免遭粗暴的干涉和不应有的谩骂和威胁。斯大林用以威胁我的监察委员会的一致协议,我是不怀疑的,但我没有力量也没有时间去搞那个愚蠢的争吵。我也是个活人,我的神经已紧张到了顶点。     这封信是克鲁晋斯卡娅在1922年12月23日写的。过了两个半月以后,即1923年3月,列宁给斯大林写了这样一封信:     「斯大林同志,     「副本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你曾粗鲁地给我的妻子打电话骂了她。虽然她已向您表示愿意忘记说过的话,但是这件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从她那里知道了。我并不愿意轻易忘记反对我的事情,在这里不必说,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事就是反对我的。     因此,请您酌情考虑,你是否同意收回你说过的话并表示道歉?还是愿意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致敬。     列宁,1923年3月5日」     同志们!我不想评述这些文件,这些文件本身已经令人信服地说明了问题。如果还在列宁活着的时候,斯大林能够采取这种态度,能够这样地对待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忠实朋友和从我党诞生起就为党的事业而积极奋斗的战士,那么可以想象,斯大林是怎样对待其他工作人员的。斯大林的这些不良品质愈来愈发展,在晚年已达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后来的事实证明,列宁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列宁逝世后的初期,斯大林还考虑他的指示,而后来则逐渐轻视列宁的严重警告。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的实际活动,考虑一下他所犯的全部过失,我们必须相信列宁的担心是正确的。     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质在列宁活着的时候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但在以后年代里已经发展到严重地滥用职权的地步,因而给我们党造成莫大的损失。     我们必须严正地研究和正确地分析这个问题,以便消除任何可能性,不再重复斯大林在世时所犯下的一切过失。斯大林根本不允许实现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他不仅对反对他的人要施加暴力,而且由于他的任性和专横,连被他看成与他的思想相违背的人,也要施以暴力。斯大林不是通过说服、解释和耐心地同别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这种做法的人,或者力图证明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正确的人,都必然会被开除出领导机关,接着就会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消灭。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以后的这个时期内,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许许多多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卓越活动家和党的一般工作人员都成了斯大林专横的牺牲品。     应该说,党在反对托格茨基分子,反对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方面进行了重大的斗争,从思想上粉碎了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这次思想斗争进行得很成功,在斗争中党更加巩固了,受到了更大的锻炼。斯大林在这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党领导了一场巨大的政治思想斗争,反对自己队伍中发表反列宁主义纲领的人们,他们是敌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路线的代表人物。这是一场顽强而艰苦的斗争,然而是一场必要的斗争,因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布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线,实质上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和向世界资产阶级投降。我们可以想象,如果1928—1929年右倾政治路线在党内取得胜利,或者把「棉布服装工业化」作为方向,或者转向富农,其结果将会怎样?我们那时就不会有强大的重工业,不会有集体农庄,我们在资本主义包围的面前就会赤手空拳,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     因此,党才从思想上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向全体党员和非党群众说明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列宁主义主张的害处和危险性。党在说明党的路线方面所做的巨大工作也收到了成效。无论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政治上都被孤立起来,党内绝大多数都拥护列宁的路线,因此,党才能够鼓舞和组织劳动群众去实现党的列宁路线。去建成社会主义。     下述这种情况是值得重视的。甚至在进行炽烈的残酷的思想斗争的时候,对于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等都没有采取极端的镇压办法。当时的斗争是在思想方面进行的。但是过了几年以后,当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在我国建成,剥削阶级基本上被消灭,苏维埃社会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对的政党、政治派别和集团的社会基础已大大缩小,党的思想敌人在政治上早已粉碎的情况下,反而对他们开始采取镇压的措施。     正是在1936-1938年这个时期,开始在国家机关当中大肆镇压,首先是镇压那些早已被党从政治上粉碎了的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然后也镇压了许多正直的共产党人,镇压了党的干部,这些人亲身经历了国内战争和工业化与集体化最艰苦的年代,他们为了保卫党的列宁路线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斯大林首创「人民敌人」这个概念。这一名词可以使犯了思想错误或只卷入争论的人毋须证明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它可以自动给这些人加上这个罪名,可以破坏革命法制的一切准则,对他们实施最残酷的迫害,以对付在某一点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对付那些只是被怀疑有敌意的人,对付那些受到诬陷的人。「人民敌人」这个概念,实质上已经排除了任何思想斗争和就某些问题那怕是实际问题表达自己意见的可能性。定罪的主要依据,实质上唯一的证据就是被告本人的「自供」,然而这种「自供」后来经查明,乃是对被告施行肉刑逼出来的,这种做法与现代法学的一切标准是完全违背的。     于是就导致明目张胆地破坏革命法制,使许许多多过去维护党的路线的无辜的人成了牺牲品。     应该说,即使那些曾经反对党的路线的人们,也没有那么多重大理由一定要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掉,并为了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人,便特别采用「人民敌人」这个概念。     很多被控为党和人民的敌人而在后来被枪决的人,在列宁活着的时候都是同列宁一起工作的。其中的一些人在列宁在世的时候就犯过错误,但尽管如此。列宁还是给他们工作做,纠正他们的错误,想尽办法使他们留在党内,引导他们跟随着自己前进。     在此,应该向党代会的代表介绍一下以前没有发表过的,列宁关于1920年10月写给中央政治局的一个短笺。列宁在规定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时写到,必须把这个委员会变成真正的「党和无产阶级良心的机关」。     列宁指出:「监察委员会的一项特别任务是要和反对派的代表建立一种深切的个人关系,有时甚至采取治病的方式去对待他们;他们因为在苏维埃或党的工作中遭受挫折而产生了心理危机。应尽力安慰他们,同志式地给他们讲明情况,给他们安排(不是用命令方式)适合他们心理特点的工作。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和规定由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制定。」     大家都很清楚,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敌人和那些离开党的正确路线的人是不调和的。但同时从读过的文件中也可以看出,列宁在领导国家的整个活动中,都要求从党的立场出发,慎重地对待那些表现过动摇、离开过党的路线,但是还能够回到党的路线上来的同志。他建议耐心地教育这些人,不要对他们采取极端措施。     列宁对待人,对待干部的英明也就在于此。     斯大林对待人则完全另外一个样,列宁的特点是耐心地做人的工作,循循善诱地教导他们,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通过整个集体从思想上影响他们,引导他们跟随他前进。这一切与斯大林完全不同。斯大林抛弃了思想斗争的方法,代之以行政暴力,大规模的镇压和恐怖手段。他愈来愈广泛地、愈来愈坚决地利用惩罚机关,往往破坏现存的一切道德标准和苏维埃法律。     一个人的专横也就怂恿了另外一些人的专横,把成千的人大批逮捕和流放,不经法庭审讯和正规调查就处以死刑等等。     它产生了人和人的不信任,引起了不安、恐怖和绝望状态。这当然不会促进党的队伍的团结和劳动人民各阶层的团结,相反,是消灭了那些忠诚的但不为斯大林喜欢的干部,或者是把他们从党内排挤出去。     我们党为实现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进行了斗争。这是一场思想斗争,如果在这场斗争中能够遵循列宁主义的原则,善于把党的原则性同对人的深切关怀结合起来,不排斥和毁掉一些人,而是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那么,我们肯定不会有这类粗暴破坏革命法则的事,成千上万的人就不会成为恐怖手段的牺牲品。只有对真正犯了反对苏维埃制度的罪行的人,才可以采取极端的措施。     现在,我们举出历史上的几件事实。     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日子里,两名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列宁的武装起义计划。他们甚至在10月18日孟什维克报《新生活》上发表声明,公布布尔什维克准备武统起义的消息,他们还说这是冒险行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就是这样向敌人泄露了中央委员会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并且说起义已组织就绪,不久即将进行。     这种行动是背叛党和革命事业的。因此,列宁写道:「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把自己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诀议出卖给罗将科和克伦斯基了。」于是,他向中央提出了开除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出党的问题。     但是,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受命担任领导职务。列宁把他们放在完成党的极其重要任务的岗位上,他们积极参与了党和苏维埃的机关的领导工作。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在列宁活着的时候就犯了不少其他的大错误。列宁在自己的「遗嘱」中警告说,「当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不是偶然的。」但是,列宁并没有提出逮捕,尤其没有提出枪决他们的问题。     再拿托洛茨基分子做例子吧!     现在,经过很长一段历史时间以后,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来谈反对托派的斗争,可以非常客观地来分析这个案件。托洛茨基周围的人决不是出身资产阶级的分子,其中一部分人是党的知识分子,而某一部分则是工人出身的。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人,他们最初曾经靠近托洛茨基分子,但他们也积极地参加了革命前的工人运动,参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巩固这一伟大成果的斗争。其中很多人与托洛茨基脱离了关系,而转到列宁的立场上。难道有必要从肉体上把这些人消灭掉吗?我们深信,如果当时列宁还在世的话,是不会对其中的很多人采取这种极端措施的。     这只是在历史上的几件事实。难道能够说,在必要的情况下,列宁就没有决定过对革命的敌人采取严厉的手段?不,任何人都不能这样说。列宁要求严厉镇压反革命和工人阶级的敌人,必要的时候无情地使用这种手段。请大家回忆一下,1918年列宁在反对社会革命党所组织的反苏维埃的暴动和反革命富农的斗争时,曾毫不动摇地对这些敌人采取了最坚决的措施。但是,列宁采取这种办法是用来反对真正的阶级敌人的,而不是用来反对那些犯了错误,迷失了方向,但是仍能用思想影响的办法引导前进,甚至还能继续担任领导工作的人们。     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譬如,剥削阶级疯狂地反对革命,斗争你死我活,而且必须具有最尖锐的形式,直到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时,列宁是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的。而斯大林采取最极端的办法,是在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苏维埃国家业已巩固,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社会主义关系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已经确立,而且我们党在政治上业已巩固,无论从数量上和思想上来看已经受到了锻炼的时候。事情很明显,斯大林在很多情况下都表现了不耐心、粗暴和滥用职权。他不是去证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不是动员群众,而是往往采用镇压和肉体消灭的手段,不仅镇压和消灭真正的敌人,而且镇压和消灭对党和苏维埃政权没有犯罪的人们。在这方面毫无英明可言,有的只是炫耀暴力,而列宁对此曾很担心。     党中央委员会在最近,特别是在贝利亚匪帮被揭露以后,审查了这个匪帮所制造的许多案件。审查之中发现了与斯大林的错误行为相联系的粗暴专横的极丑恶的情况。事实证明,斯大林利用无限的权力,滥用职权,以中央的名义行事,但不征求中央委员们,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斯大林做了许多专横的事,他经常个人决定党和政府极其重要的事务,连政治局委员也不通知。v当我们研究个人崇拜问题时,我们首先必须弄清,个人崇拜对我党的利益有何危害。     弗·伊·列宁经常强调党在领导工农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作用和意义,将它视作在我国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条件。列宁在指出布尔什维克党作为苏维埃国家统治的政党的巨大责任时,号召严格遵守党的生活的一切准则,实现对党和国家集体领导的原则。领导的集体制是由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我党根本性质所决定的。     「这就是说,」——列宁讲道——「党的一切事务是直接地或经过代表进行的,所有的党员权利平等。没有例外,同时所有负责的人员,所有领导人员及一切党的机构由选举产生,要报告工作,他们可以更换。」     众所周知,列宁本人即表现了最严格遵守这些原则的范例。列宁对每个重要问题,从来不是由个人作决定,都是和大多数中央委员或中央政治局委员商议和取得同意之后决定的。     在党和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列宁认为必须正常地召开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这些会议讨论一切最重要的问题,通过由领导者集体研究制定的决议。     比如,在1918年,国家遭受到帝国主义干涉者进犯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讨论极其重要和迫切的问题——关于和平的问题。1919年,国内战争正激烈进行,这时,召开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新的党纲,解决了重要的问题,如对农民群众的态度,建立红军,党在工人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改善党的社会成份问题等。1920年召开了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党在经济建设领域开展工作的指导原则。1921年第十次党代会通过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关于党的统一」的历史性的决议。     列宁在世时,党代表大会都按时召开,在党和国家发展中的每一个转折关头,列宁认为党必须对内外政策以及有关党和国家发展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很值得指出的是列宁将其最后所写的文章、信件和札记都寄给了党的最高机关——党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党中央委员会就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实现党的政策的最富有威望的领导集体。     列宁在世的情况就是如此。     在列宁逝世后,我们党的神圣的列宁主义原则是否被遵守了呢?     如果说,在列宁逝世后的最初几年内,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多少还正常召开的话,那么,后来当斯大林开始愈加滥用职权的时候,这些原则就被粗暴地破坏了。这在斯大林生前最后十五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第十八次和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之间经过了十三年,在这一时期内我们党和国家经历了不少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坚决要求党对在卫国战争时的国防问题以及战后年代和平建设问题作出决议。此外,甚至在战争结束后七年多也未召开代表大会。难道可以认为这是正常的吗?     中央全会几乎也未召开过。只要说一点就够了,即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中,事实上未举行过一次中央全会。的确,1941年10月曾想召开中央全会。中央委员们特地从全国各地被召致莫斯科。他们等全会开会等了两天,但没有等到,斯大林甚至不愿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见面谈话。这一事实说明,在战争头几个月内斯大林灰心丧气到了何种地步,它也说明,斯大林对待中央委员们又是怎样的傲慢和轻侮。     这一事实表明,斯大林无视党的生活准则,践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斯大林对党、对党中央委员会的专横态度在1934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后充分暴露出来了。     中央委员会在掌握了大量可以证明对党的干部施以粗暴专横的事实后,组织了一个中央主席团领导下的委员会,责成它详细地调查,对联共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大多数的正式和候补委员所进行的大规模的迫害是如何造成的。     委员会调阅了人民内务委员会档案中大量材料及其他材料,是阅了许多伪造的、虚假的控诉,不能容忍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实,它曾使许多无辜的人牺牲了。它查明,1937——1938年被控为「敌人」的许多党的、苏维埃的、经济的工作人员其实根本不是敌人、特务和破坏者,而是一贯正直的共产党人,他们只是遭尽诬陷,有时不能忍受兽性的折磨而自己给自己加上了(在伪造证件的审判员的授意下)各种各样严重而不可思议的罪名。委员会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供了大量关于迫害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材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审查了这个材料。     经查明,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委员被逮捕和遭枪决(主要是在1937—1938年)的有98人,即70%。(全场群情激动)     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代表成份如何呢?大家知遇,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有表决权的代表84%是在地下革命工作时期和国内战争时期,即在1920年前参加党的。从社会出身来说,代表大会的代表基本上是工人(占有表决权的代表60%)。所以,由这样成份的党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居然是党的敌人,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事。仅仅由于正直的共产党人被诬陷,加上了伪造的控告,以至极端破坏了革命的法制,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竟有70%被宣布为党和人民的敌人。遭到这样命运的不仅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代表大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1108人。仅这一事实说明,如现在已查明的,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参加者被控为反革命罪行的捏造是多么荒谬、野蛮和违反了正常的思想。(全场群情激动)     应该指出,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是作为胜利者的代表大会而载入史册的。代表大会代表都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积极参加者,他们之中许多人在革命以前的年代,在地下以及在国内战争的前线上,为党的事业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他们英勇地同敌人搏斗,他们的生命不止一次地遭到危险,但从未动摇过,怎么能够相信,在政治上粉碎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右派分子之后,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胜利之后的时期内,这样的人竟变成了「两面派」并参加了社会主义敌人的阵营?     这是斯大林滥用职权所造成的。斯大林开始对党的干部实行大规模的恐怖。     为什么在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后对积极分子的大规模的恐怖会加剧了呢?因为斯大林在这个时期已经站在党和人民之上他完全不顾及党中央委员会和党了。如果在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前他还考虑集体的意见,而在政治上完全粉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分子后,当这一斗争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果达到了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的时候,斯大林更加不顾及中央委员会委员乃至政治局委员了。斯大林认为他现在可以决定一切事务,他所需要的只是统计员,他使得别人处于只应听从和歌颂他的地位。     在基洛夫同志被惨害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恐怖及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违反。1934年12月1日傍晚,根据斯大林的倡议(没有政治局的决议——这仅在两天之后才提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叶奴启泽签署了下列决定:     「1、侦讯机关——加速审理策划或进行恐怖行为的案件。     「2、司法机关——不要因该类罪犯提出赦免的申请而推迟执行死刑的判决,因为苏联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不可能受理这类申请。     「3、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机关——在法庭作出死刑判决后对上述类别的罪犯立即执行。」     这一决议被作为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根据。在许多伪造的审讯案件中,被告者被加上「策划」恐怖行为的罪名,这就剥夺了重审案情的可能,即便他们在法庭上陈述自己的「供词」出于被迫,并坚决否认对他们的控告,情况也是这样。     应该说与暗害基洛夫有关的情况,至今还有许多令人费解、莫名奇妙的地方,需要仔细地加以调查。有根据可以这样想,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也夫受到了保卫基洛夫的人们之中的某个人的帮助。在基洛夫被害的一个半月前,尼古拉也夫因行迹可疑而被捕,但又被释放,甚至未加搜查,更可疑的是,当派在基洛夫处的保卫人员于1934年12月2日被送去受审时,在汽车「失事」时死去了,但与他同车的人却没有受伤。基洛夫被害后,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人员只受到非常轻微的处分,但在1937年却又被枪决。可以想象,所以把他们枪决是为了掩盖谋杀基洛夫的组织者的痕迹(会场骚动)     在斯大林、日丹诺夫1936年9月25日从索契打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电报以后,1936年底起大规模的镇压便大大加强了。该电报中称:     「我们认为,十分必要紧急地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亚哥达在揭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同盟案件的工作中清楚地表现出不能胜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破获此案件延误了4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全体党的干部以及内务部多数州的代表都持这种意见。」严格说来,我们应当了解斯大林从未和党的干部见过面,因此他们的意见他是无从知道的在实行大规模镇压时,斯大林的这一论断即「内务人民委员会延误了4年」,以及必须「弥补」先前工作中的疏忽,直接促进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施行大规模逮捕和枪杀。     不得不指出,1937年联共(布)中央2月至8月的全会被迫接受了这一论断。全会根据叶若夫关于「破坏者、暗杀者和日本—德国—托洛茨基特务活动的教训」报告,通过了的决议称:     「联共(布)中央全会认为,在调查反苏维埃的托洛茨基总部及其同谋者的案件过程中所查明的事实表明,在揭发人民最险恶的敌人中,内务人民委员会至少耽误了4年。」     大规模镇压当时是在反托洛茨基的旗帜下进行的。实际上当时托洛茨基分子对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有否这性的危险?应该指出,在1927年,即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前,投票赞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只有4000人,而赞成党的路线的有724000人。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至中央2—3月全会的十年内,托洛茨基主义已被完全粉碎,许多原来的托洛茨基分子放弃了自己原有的观点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岗位上工作着。显然,在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下,在国内实行大规模恐怖是没有根据的。     斯大林在1937年中央2—3月全会上《论党的工作的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它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中,企图给大规模恐怖政策予以理论根据,所用的借口是,随着我们的社会主义的进展,阶级斗争应当愈来愈尖锐。斯大林并且说,历史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列宁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事实上,列宁说,之所以必需采用革命暴力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反抗,这也指剥削阶级还存在并且强大的时期。当国内政治情况好转,在1920年1月红军夺取了罗斯托夫,并取得了对邓尼金的胜利之后,列宁即指示捷尔任斯基取消大规模恐怖手段和死刑。列宁在1920年2月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报告中是这样来证明苏维埃政权这一重要政治措施的:     「恐怖手段是协约国的恐怖主义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是在世界列强毫无忌惮地以其兵团侵犯我们的时候,如果对这些军官和白党的企图不予以无情的回击,我们连两天也支持不了,而这就是恐怖手段,但这是协约国的恐怖手段加给我们的。但当我们还在战争结束以前获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在罗斯托夫刚一占领后,我们就拒绝实行死刑。这表明,我们是照着我们所承诺的来对待自己的纲领的。我们说,采用暴力是由镇压剥削者、镇压地主和资本家的任务而引起的。当这一切解决之后,我们即放弃任何的非常方法。我们在事实上证明了这一点。」     斯大林背离了列宁这些直接明了的纲领性指示。在我国国内一切剥削阶级被消灭之后,采用非常办法实行大规模恐怖已失去任何重要依据的时候,斯大林却要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去实行大规模恐怖。     这种恐怖手段事实上不只用来反对被击败的剥削阶级残余,而是反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正直干部。他们被加上了虚假、诬陷、荒唐的「两面派」、「特务分子」、「破坏分子」等帽子,说他们策划某种臆想的「阴谋」活动。     在党中央2——3月全会(1937年)上,许多中央委员的发言,实际上表示了怀疑在同「两面派」斗争掩盖下进行大规模镇压的正确性。     这些怀疑在波斯蒂舍夫同志的发言中表现得最明显。他说:     「我是这样考虑的,经过了激烈斗争的年代,腐化了的党员已经身败名裂或投向了敌人,健康的党员为党的事业进行了斗争。这是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年代。我怎么也未想到,在这激烈斗争年代之后,卡尔波夫和类似他的人会投奔敌人的阵营。但根据所述情况,似乎卡尔波夫从1934年就被托洛茨基分子招募了。我个人认为,在1931年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为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曾同敌人作过长期的艰难的斗争,现在竟然加入了敌对阵营,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不相信这点……我不能设想,和党一起渡过了艰难年代的人怎么会在1934年投向托洛茨基分子,这真是奇事……」(全场骚动)     斯大林关于愈接近社会主义,敌人被愈多的论断以及中央二——三月全会根据叶若夫报告所通过的决议,就被人加以利用,这就是钻进国家保安机关的破坏者,以及无耻的野心家,他们开始以保卫党的名义对党和苏维埃国家干部、普通的苏联公民实行大规模恐怖。只指出一点就足以说明,被诬告为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人数在1937年较1936年增加了九倍多。     大家知道,粗暴专横也涉及到党的领导人员。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是根据第十二次党代会阐述的各项列宁主义原则而制订的。这个党章规定,凡需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采取开除出党的极端措施,「必须召开中央全会,并邀请所有候补委员、监察委员会全体委员列席」,只有在这种党员负责人会议上有三分之二的票数认为必需这样做,才能将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开除出党。     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并在1937-1938年受逮捕的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被开除了党籍,这是非法的,它粗暴地违犯了党章,因为关于开除他们的问题从未在中央全会讨论过。     在调查了某些所谓「特务」和「破坏者」案件后,现已查明,这些案件全系伪造。许多被捕者的供词以及从事敌对活动的指控都是用惨无人道的折磨方法取得的。     正如当时政治局委员们告知我们的,斯大林当时并未把一些被诬告的政治家的许多声明散发给大家看,这些政治家否认了自己的军事审判庭上的供词,要求对他们的案件进行客观的调查。这样的声明很多,斯大林毫无疑问是知道这些声明的。     中央委员们认为有必要向代表大会报告许许多多这类对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所伪造的案件。     无耻挑拨,恶意伪造、罪恶破坏革命法制的例证就是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和苏维埃国家著名活动家,1905年的党员埃赫同志的案件。(全场激动)     埃赫同志在1938年3月29日根据捏造的材料而遭逮捕,未经苏联最高检查官的批准,只是在逮捕后15个月才交检查官受理。     对埃赫案件的调查是在粗暴歪曲苏维埃法制。独断专行和伪造的情况下进行的。     埃赫是在严刑逼供之下,在事先拟好的审讯记录上签字、审讯记录诬告埃赫及许多著名的党和苏维埃干部有反苏维埃的活动。     1939年10月1日埃赫交给斯大林一份声明,坚决否认自己有罪过,要求调查他的案件。他在声明中写道:     「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蹲在我一直为之奋斗的政府的监狱中。」     埃赫在1939年10月27日给斯大林的第二份声明也保存着,声明依据事实坚决驳斥对他的诬告,他指出这些诽谤性的指控,一方面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干的,因为他作为西部西伯利亚边区党委第一书记曾批准过逮捕他们的命令,他们阴谋报复他,另一方面这也是检查官伪造材料的结果。埃赫在声明中写道:     「今年10月25日向我宣布了我的案件调查工作已经结束,并允许我看有关的调查材料。如果这些材料中所说的罪行,那怕有百分之一是我犯的罪,那么我就不敢向您提出这份临终的申诉,但被指诉是我犯的罪行里,我一件也没有做过。我的心灵里卑鄙的影子从未有过。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对您说过半句假话,现在当我的两条腿已站在坟墓里时,我还是向您说实话。我的整个案子是阴谋、中伤和违犯革命法则的最起码原则的典型……在调查我的案子时,揭露我的那些交代不仅荒谬,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对联共(布)中央及人民委员会议的诬蔑,因为在这些交代里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议的一些正确决议被说成是根据我的建议通过的反革命组织的暗害活动,而这些决议不是采纳我的意见,甚至是在我没有参与的情况下通过的……     「现在我来谈我生命中最可耻的一页,也是我在党和您面前真正的罪过,就是我承认进行了反革命活动……事情是这样的:我没有经受住乌沙科夫和尼古拉也夫对我使用的严刑和虐待,特别是乌沙科夫,他乘我的脊椎骨骨折后还没有愈合之机,让我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逼着我诬告自己和别人。     「我的交代大部分是马沙科夫授意或口授的,其余的是我把我记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有关西伯利亚的材料抄了一遍,把其中提到的事实加到自己头上。如果发现由乌沙科夫的和我签字的故事有不妥善之处,他们就逼着我在另一方案上面签字。例如:对鲁希莫维奇就是这样做的,开始叫我把他写进『后备中心』,但后来什么都没有告诉我就把他勾掉了,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所谓1935年布哈林建立的『后备中心』并由他担任主席问题上。我开始时写上我是主席,但后来他们建议写上梅日拉马克,还有许多其它类似情况「我请求并恳求您委托人把我的案件全部调查清楚,这不是为了使您宽恕我,而是为了揭露这一卑鄙的阴谋,它象毒蛇一样把许多人缠住了,其中也有因为我的脆弱和有罪的诬告造成的后果。对您和党我始终没有叛变过。我知道,我是因为党和人民的敌人制造了反对我的卑鄙和丑恶的阴谋而将要牺牲。」     按理说,这样重要的声明应该在中央委员会上讨论,但并未这样做。声明书送给了贝利亚,对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同志的严刑仍继续着。     1940年2月2日埃赫被提交法庭。在法庭上埃赫不承认自己有罪,并作了如下声明:     「在所有我的所谓供词中,没有一个字是我自己写的,除去审讯记录下面我被迫的签字。口供是在检查员压力下招出的,他从逮捕我后就开始毒打我。之后我就开始写各种胡说八道的东西……对我最重要的是向法庭、党和斯大林说,我没有罪。我从未参加任何阴谋活动。我带着对党政策正确性的信任死去,正如我一生信任它一样。」     2月4日埃赫被枪决了。(全场激动)现已无可争辩地查明,埃赫案件纯属伪造,他已得到昭雪。在法庭上全部推翻被迫作出的口供的,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卢祖塔克,他是1905年的党员,沙皇时代蹲过10年劳工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判会议记录记载了卢祖塔克下列声明:「他对法庭唯一请求是,告诉联共(布)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一个没有被割除的脓疮,它假造一些案件,逼着无辜的人们承认自己有罪。他认为对被指控的事实没有进行审查,没有给被告以任何机会来证明自己和那些别人供出的罪行并无任何关系。侦查的方法逼得被告胡编罪行和诬告完全无罪的人们,被告对自己的问题更不用说了。他请求法庭给他机会把这一切写给联共(布)中央。他向法庭保证,他本人从来没有反对我党政策的坏思想,因为他从来完全同意党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全部政策。」     卢祖塔克的这一声明并没有受到注意,尽管卢祖塔克是当时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而根据列宁的想法,这个委员会是为了党的团结而建立的。这个具有高度权威的党的机构的主席就成了粗暴专横的牺牲品。他甚至没有被召到中央政治局来,斯大林不愿和他谈话。他在二十分钟之内就判了罪,然后就被枪毙了。(群情激动)1955年进行了仔细调查,确定卢祖塔克被控事件是捏造的,根据造谣中伤的材料把他判了罪,卢祖塔克已被昭雪。     从罗布森鲁姆(1906年党员,1937年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列宁格勒局逮捕)的口供中可以看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如何用挑拨方法制造出各种「反苏中心」和「集团」。(未完待续) 上一篇: “文革”亲历者四人谈(下)   下一篇: 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中) 阅读数(127)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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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 | 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中)

2011年09月15日 20:03:11   1955年检查内务人民委员会前审判员科马罗夫案件时,罗布森鲁姆谈到下列事实:1937年被捕时,他遭到严刑拷打,在拷打中向他索取关于他自己和其他一些人的假口供。后来把他带到扎科夫斯基的办公室,后者表示只要他在法庭中就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会所捏造的「关于列宁格勒暗害、间谍、破坏、恐怖中心事件」做假口供,就可以释放他。(全场激动)扎科夫斯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厚颜无耻的态度说穿了故意制造的「反苏阴谋」的卑鄙「把戏」。     罗布森鲁姆说:「扎科夫斯基首先在我面前展现了建立个这中心及其分部设想的几种方案……在向我介绍了这些方案以后,扎科夫斯基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正在筹备有关这个中心的案件,而且审讯将是公开的。将来受审判的是中心的头目,共四五人:丘多夫、乌加罗夫、斯莫罗金、波捷恩、沙波什尼科娃(丘多夫的妻子)等人,每个分部审判2、3人……关于列宁格勒中心的案件应该搞得象个样子,这里证人起决定作用。同样重要的是证人的社会地位(当然,是过去的地位)和党龄。扎科夫斯基说:什么都用不着你自己去编,内务部会为你准备好底稿,每个分部分开交代,你的任务是把底稿背下来,记住在法庭中可能提出的所有问题。这一案件可能要准备3、4个月,也可能半年,在这期间你就好好准备,不要使审讯人员和自己下不了台。审讯的过程和结果将决定你今后的命运。害怕了或说错了,只能怪自己。经受住了,你的脑袋可以保下来,将来公家管你的吃穿,一直到死。」(全场骚动)     在州里面,伪造口供的事件就更盛行了。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制造卑鄙事件的。内务人民委员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分局「破获」了所谓「乌拉尔起义总部」,是一个由右翼分子、托派、社会革命党、教会人士组成的集团,据说由党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员会书记和联共(布)中央委员卡巴科夫(1914年党员)领导。根据当时的各种口供材料来看,几乎在所有的边区、州和共和国里都有过所谓「右翼托洛茨基派、间谍、恐怖、破坏、暗杀组织和中心」,而这些「组织」和「中心」不知道为什么都是由各州委、边区委或共和国中央的第一书记来领导。(全场骚动)     由于这种骇人听闻的伪造「案件」,其结果使人们相信了各种诽谤的「供词」,加上大肆强迫交代自己和揭发别人,致使数千名正直的、清白的共产党员就此牺牲。对党和国家的卓越活动家——柯秀尔、邱巴尔、波斯蒂舍夫、萨列夫及其他人也以同样方式捏造了种种「案件」。     在这些年代里,大规模进行了没有根据的镇压,使党的干部遭受了重大损失。最恶劣的做法是要内务人民委员会在拟定提交军事法庭审判名单时,事先就定了这些人的刑罚。名单由叶若夫交给斯大林本人审批预定的惩处办法。1937年到1938年共有383份名单交给斯大林,涉及数千名党的、苏维埃的、共青团的、军事的和经济的工作人员,并得到了他的批准。     大部分这些案件现都在重新审理,其中大量是捏造和毫无根据的案件,因而宣告无效。仅举一例足以说明,即自1954年到现在,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已经恢复了7679人的名誉,其中很多人是昭雪的。     大量逮捕党的、苏维埃的、经济的、军事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国家,给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招致了重大的损失。大规模镇压消极地影响了党的政治和精神状态,产生了不确定感,使病态的怀疑得以蔓延,在共产党员中散布了互不信任的气氛。各色诽谤家和野心家都积极活动起来了。     1938年联共(布)中央一月全会的决议使党的组织有了一定的复原。但厂泛的镇压在1938年仍继续着。     仅仅因为我党具有伟大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力量,它才能经受住1937年到1938年种种困难事件,培养了新干部。但毫无疑问,如果不是由于1937年到1938年大规模的没有根据的和不公正的镇压,使干部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和国防上的准备就会实现得更加顺利一些。     我们控诉叶若夫毒化了1937年,我们的控诉是正确的。但是应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难道叶若夫不通过斯大林就能逮捕如柯秀尔吗?关于这个问题是否交换过意见?是否有政治局的决定?不,没有过,正如其他案件一样没有过的。难道叶若夫能够决定诸如著名党的活动家的命运这样重要的问题吗?不能,如果以为这只是叶若夫一手造成的,那就太天真了。很明显,这些案件是斯大林决定的,没有他的指示,没有他的批准,叶若夫是不能够做的。     现在我们弄清了这些案件,恢复了阿秀尔、卢祖塔克、波斯蒂舍夫、柯萨列夫和其他人的名誉。有什么理由来逮捕他们和判决他们呢?经过对材料的研究,证明没有任何理由。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未经检察官的批准就遭到了逮捕。在那种情况下,根本不需要任何批准:在斯大林决定一切的时候,还要什么批准?在这些案件中他是总检察官。斯大林不仅给予了许可,而且根据自己的倡议发出逮捕的指示。关于这些都是应该说出来的,以便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都明确了解,使你们能作正确的估计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事实证明:许多滥用职权的事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做的,根本不顾党的准则和苏维埃法制。斯大林是个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态的疑心,我们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这一点。他会看着一个人说:「你的眼睛今天为什么躲躲闪闪的?」或者说:「你今天为什么扭转头去,不敢正眼看我?」病态的疑心使他不加区别地对人不信任,其中也有他认识多年的党的杰出的活动家。他到处都看到「敌人」、「两面派」、「间谍」。由于拥有无限的权力,他严酷专横,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压制了人。过去形成了这种情况,使人们没有可能来表达自己的意志。     当斯大林说某人应该逮捕,就应该相信他已是「人民敌人」,在国家保安机关中为非作歹的贝利亚匪帮就会用尽一切办法来证明被逮捕者的罪行和他们所捏造的材料的正确性。拿出的证据是什么呢?被逮捕者的招供。审判员就相信这些「招供」,并以此为据。怎么使一个没有犯罪的人招供自己有罪?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采用严刑逼供的办法,严刑拷打,使他失去知觉,失去理智,失去人的尊严。如此这般,「供词」即到手了。     1939年当大规模的镇压浪潮开始缓和下来时,当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开始责备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被逮捕者实行逼供的时候,斯大林在1939年1月10日向州委、边区委、共和国中央、内务人民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会各局局长发出了一份密电,内容如下:     「联共(布)中央说明,内务人民委员部使用体罚是从1937年起经联共(布)中央允许的。大家知道,所有资产阶级的侦查机构都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代表使用体罚,而且其方式无奇不有。试问,为什么社会主义侦查机构对资产阶级的顽固特务,对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的凶恶敌人应该更人道一些呢?联共(布)中央认为,体罚方式今后还必须使用,是对那些显然是人民敌人的而又不肯缴械投降的人作为例外情况而使用的。这是完全正确的和适宜的方式。」     因此,最最粗暴的破坏苏维埃法制,对一些无辜的人实行严刑拷打,逼迫他们交代自己和揭发别人的事,是由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批准的。     不久前,就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几天,我们党中央主席团开会时,把当时审讯柯秀尔、邱巴尔和柯萨列夫的审讯员罗多斯叫来审问。这是一个无用的鼠目寸光的人,一个道德堕落的败类。就是这个人,他决定了党的活动家的命运,并且也决定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因为他证明他们有罪的,也同时提供了作出重大政治结论的材材。     请问,难道这样一个人的智力就能领导审讯工作,去证明象柯秀尔这样的人物有罪吗?不能,他如果没有相应的指示,能做的事不多。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他对我们说:「人家告诉我,说柯秀尔和邱巴尔是人民的敌人,因此,我作为一个审讯人员,就应该逼他们招供自己是敌人。」(群情激动)     他只能通过长期的拷打才能做到这一点,在接到贝利亚具体指示后,他就这么干了。应该说明,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罗多斯无耻地说:「我认为我执行了党的命令。」斯大林关于对被捕者采用逼供办法的指示,就是这样实践贯彻的。     这些和许多类似的情况说明,党正确地决定问题的一切准则都被破坏了,一切都服从了一个人的专横。     斯大林集大权于一身,这在伟大卫国战争中造成了严重后果。     假使拿我们的许多长篇小说、电影、历史、「学术研究论文」来看,把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写得荒唐透顶。斯大林能预见一切,根据斯大林早已制定的战略计划苏军实行了「积极防御」的战术,即大家所熟悉的,先把德国人让到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战术。苏军实行了这种战术,而且仅仅由于斯大林的天才,这才转入进攻,消灭了敌人。苏联武装力量,我们英勇的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就在这类小说、电影和「学术研究论文」中被彻头彻尾形容为斯大林军事领导的天才。     我们应该仔细弄清楚这个问题,因为这不仅对历史,而且在政治上、教育上和实际上都有巨大意义。     这个问题的实际情况如何?     战前,我们的报纸和全部政治教育工作就大吹其牛,说什么如果敌人侵犯神圣的苏联领土,就给敌人以三重的打击,我们要在敌人的领土上进行战争,并且要以较少的牺牲取得胜利。但这些极其自信的宣言并无具体事实根据确保我们的边界不受侵犯。     在战时和战后期间,斯大林曾提出这样的论点:我们人民在战争初期所经历的那种悲剧,是由于德国人对苏联「突然」袭击的结果。可是,同志们,这完全不符事实。希特勒在德国刚一登台,就提出了要消灭共产主义这一任务。法西斯匪徒是公开这样说的,不曾掩盖他们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一侵略目标就签定了各种协定,建立了各种集团,诸如臭名远扬的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在战前,无数事实明显地说明,希特勒竭尽全力要发动一场反苏战争,他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其中有坦克部队,而且集结在苏联边界。     从现在已发表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还在1941年4月3日,丘吉尔就通过驻苏大使克里浦斯当面提醒过斯大林,说德军开始重新布署,准备进攻苏联。很明显,丘吉尔这样做不是因为他对苏联人民有友好的感情。他这样做是有他帝国主义的目的,那就是让德苏两国投入一场血战,从而加强大英帝国的地位。同样,丘吉尔在他的文集中证实,他要「斯大林注意到威胁的危险性」。丘吉尔在4月18日以及以后几次电报中都反复强调了这一点。但这些警告均被斯大林当作耳边风。相反的,斯大林指示说不要相信这类情报,以免挑起事端。     应当指出,从我们军方和外交渠道我们也得到了德军入侵苏联领土的威胁这类情报,但由于领导上的这种成见,在送呈这些情报时,人们都胆战心惊,在佑计其可靠性时,便大留余地。     例如,1941年5月6日我们驻柏林的武官沃龙佐夫从柏林报告说:「苏联公民包泽尔……报告海军副武官说,从希特勒总部的一个军官口中知道,德国准备5月14日经过芬兰、波罗的海、拉脱维亚入侵苏联。同时还准备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在国境线还要空投伞兵部队……」。     1941年5月22日,我驻德副武官赫洛波夫报告说:「德国军队向我国进攻拟定为6月15日,但也可能在6月初开始……」     1941年6月8日,我驻伦敦大使馆报告说:「就目前局势而言,克里浦斯深信德苏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的发生不会迟于6月中旬。克里浦斯说,目前德国集结在苏联边境的部队(包括空军和辅助部队)共有147个师……」。     尽管已有这些非常严重的警告,但并没有采取必要的步骤,准备好保卫国土,防止突然袭击。     我们是否有时间和能力来作这样的准备呢?有的。既有时间,又有能力。我们工业已完全有可能保证苏军一切必需品。事实证明,战争开始以后,敌人虽然占领了乌克兰、北高加索和我国西部其他地区,我们几乎丧失了整个工业的一半,失去了重要的工业区和产粮区,但苏联人民仍然能够在东部组织一切军用品,把从西部搬来的装备安装起来,为我们武装部队提供消灭敌人的一切必需品。     假如我们的工业能及时地被动员起来,保证军队获得必需的物资,我们在战时的损失会少得多。从战争开始的头几天,可看出我军装备很差,没有足够的大炮、坦克和飞机来回击敌人。     苏联的科学和技术在战前已提供了极好型号的坦克和大炮。但未曾组织好大量生产,而我们改装军队只是在战争前才开始的。因此,当敌人入侵苏联国土时,我们既没有足够的制造武器的旧机器,因为军工生产已不再使用这类机器,也没有新式武器,因为军工生产刚计划引进这类机器。高射炮的情况也很糟。反坦克武器的生产尚未组织好。许多防区在战争开始时没有防卫能力,因为旧武器已要回去,而新武器还未发下来。     但事情还不止于坦克、大炮和飞机。战争开始时,我们甚至还没有足够的步枪去武装被召入伍的人们。我记得,在那几天里,我从基辅打电话给马林科夫说:“人们都志愿入伍了,要求发武器。请给我们送些军火来吧。”马林科夫回答道:“我们不能送武器来,步枪全要送给列宁格勒,你们自己设法武装起来吧。”(全场骚动)     武器状况就是这样。     在此同时,也不能不提起这样一件事:在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之前不多久,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科尔波诺斯(后来牺牲在前线)曾写信给斯大林,说德军已到了布格河,正准备进攻,看来,最近就要进攻了。由于这个情况,科尔波诺斯建议组织一条可靠的防线,从边境地区迁走30万居民,并在那里组织起几个强大的据点,挖好反坦克壕,筑起隐蔽部等等。     莫斯科对这些建议的回答是,这是挑衅行为,边境地区不用任何准备措施,不要给德国人以借口,免得发动针对我国的军事行动。因此,我们的边境未曾做过足以回击敌人的准备工作。     当法西斯部队已经侵入苏联领土并开始了作战行动时,从莫斯科来的命令是一枪不还击。为什么呢?因为斯大林认为战争尚未开始,边境地区是德军个别不守纪律部队的挑衅,如果我们回击,那就会成为德国发动战争的借口。     我们知道还有这样的事。在希特勒军队侵犯苏联领土前夕,有一个德国人逃奔到我国境线上来,说德国部队接到命令将在6月22日夜晚3时发动对苏联的进攻。当时立即把这事报告了斯大林,但是,这一信号仍然没有引起注意。     你们看,忽视了一切,既忽视了个别军事首长的警告,也忽视了逃兵的报告,甚至忽视了敌军的明显行动。在这历史上千钧一发的时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警惕性难道就是这样吗?这种漠不关心,这种忽视明显事实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在最初数小时,在最初几天里,敌人在我国边境地区摧毁了我们大量的空军、炮兵和其他军事设施,消灭了我们大量干部,瓦解了部队的指挥,接着,我们已无法阻挡敌军深入我国:同时,1937年到1941年间,由于斯大林根据捏造的控诉而发生怀疑的结果,清洗了大量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这也产生了严重后果,特别是在战争初期。在这几年之中,一部分指挥员从连、营直到高一级军事机关都遭到了镇压,那些在西班牙和远东有过作战经验的领导干部在这段时期内几乎全被消灭。     大规模镇压军事干部的政策还破坏了部队纪律,因为在这几年之间党和青年团支部的各级指挥员,甚至士兵,都已习惯于“揭发”上级指挥员为暗藏的敌人。(全场骚动)这在战争初期对部队纪律当然有很坏的影响。     大家知道,在战争爆发前,我们有卓越的军事干部,他们无限忠于党和祖国。只要说说这一情况就够了,那些虽然在监狱里受尽折磨,但挣扎着活下来的人,从战争最初几天起就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英勇地为祖国荣誉而战。我指的是像罗科索夫斯基(他坐过牢),戈尔巴托夫,梅里茨柯夫(他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波德拉斯(他是个很好的军官,已牺牲在前线)和许许多多其他同志。但有很多这样的指挥员却在集中营或在监狱中死去了,军队再没有和他们见过面。     这一切都发生在战争初期的局面中,这对我们祖国是个巨大的威胁。     我们不要忘记,在前线遭到沉重的挫折和失败之后,斯大林曾经认为,一切都完结了。在这些日子的一次谈话中,他说,“列宁所缔造的一切,我们已经永远丧失了。”     在这之后,斯大林实际上长时间没有领导作战,并停止做任何工作。只在一些政治局委员跑到他面前并和他说:必需立即采取某些措施来改善前线状况,他才重新领导起来。     因此,在战争初期,祖国之所以危在旦夕,很大程度上是由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的错误方法造成的。     但问题还不仅在于战争的开始时刻,当时严重地瓦解了我们的军队并使我们遭到了沉重的损失,就是在战争开始之后,斯大林在干预战事过程中所表现的那种神经质和歇斯底里,也使我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斯大林根本不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这是自然的,因为在整个卫国战争时期,他没有到过一个战线的区段,也没有到过一个解放了的城市,除了在前线局势稳定时刻曾经坐车到莫扎伊斯基公路(在莫斯科)短短地兜了一回。而对这次出行却写了不知多少异想天开的文学作品。然而,斯大林仍直接干预作战过程,发布命令,这些命令根本不考虑战线该段的实际情况而不能不造成人员的巨大损失。     我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事实证明斯大林如何领导前线。巴格拉米扬元帅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他当时是西南战线的指挥员,可以证实我现在向你们讲的话。     1942年,哈尔科夫地区我军遭到了极端严重的局面,我们当时通过了停止包围哈尔科夫的正确决定,因为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继续进行这一战斗,将会对我军造成严重的后果。     我们向斯大林报告此事,说情况要求我们改变行动计划,以免敌人消灭我们集中在一起的大部队。斯大林一反常识,拒绝了我们的建议。他命令我们继续进行包围哈尔科夫的战役,而当时我们许多兵团已面临包围受歼的现实威胁。     我打电话给华西列夫斯基,对他说,“请拿起地图,阿列克赛·米哈依罗维奇,”华西列夫斯基现坐在这里,“请给斯大林同志看看情况是多么的复杂。”要知道斯大林是按地球仪计划战役的。(全场活跃)是的,同志们,他的确常常拿着地球仪,在上面寻找战线的。我当时对华西列夫斯基同志说:“拿地图给斯大林同志看,在目前情况下,已不能继续原来的战役。为了事业的利益,应修改原来的决定。”华西列夫斯基对我说,斯大林早已研究过这个问题,并且他华西列夫斯基不能再向斯大林谈这件事,因为斯大林不愿再听取关于这一战役的任何意见。     在和华西列夫斯基谈话后,我打电话到斯大林别墅,但斯大林不接电话,由马林科夫来接。我对马林科夫同志说,我从前线打电话,想亲自同斯大林谈话。斯大林通过马林科夫告诉我,我应该跟马林科夫谈。我再次表示想亲自向斯大林报告前线的严重情况,但斯大林认为没有必要听电话,再次要我通过马林科夫同他谈。     用这种方式“听取”了我的请示后,斯大林说:“一切照原来的办”。     结果呢?结果发生了我们估计的最坏情况,德国人包围了我们的部队,使我们损失数十万士兵。这就是斯大林的“军事天才”,这就是我们的代价!(全场骚动)     战后某一天,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见面时,米高扬说起赫鲁晓夫当时关于哈尔科夫战役的电话是对的;当时不应该不支持他。     你们不知道当时斯大林怎样地火冒三丈!他怎么能够承认他,斯大林,当时竟是错误的!他不是“天才”吗?天才不可能是错误的。任何人都会犯错误,但斯大林认为他从来不会犯错误,永远是对的。他从来也没有对谁承认过自己大的或小的错误,尽管事实是,他在理论问题上和实际活动中已犯了不少错误。代表大会后,我们应该对许多战役的评价重新审查,应对它们作出正确的解释。     在我们阻止敌人、转入进攻之前,斯大林所坚持的战术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因为他根本不了解作战的实质。     军人们知道,早在1941年底,斯大林为了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争夺,要求以连续的正面进攻来代替从侧翼迂回、深入敌后的大规模运动战。我们便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直到我们这些肩负指挥整个战争重担的将军们扭转了局势,开始了灵活、机动的战术,才使战线上的局势立刻发生有利于我们的重大变化。     最可鄙的是,在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打败了敌人,取得伟大胜利后,斯大林即开始攻击许多在战争中作出贡献的将领,因为斯大林不愿意将前线上的功绩除了他自己以外,归功于任何一个人。斯大林对于朱可夫同志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评价很感兴趣。他不止一次问过我对朱可夫的看法,我对他说,“我很早就知道朱可夫,他是个很好的将军,很好的司令员”。     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就开始散布各种各样关于朱可夫的谣传,例如他对我说,“你总是称赞朱可夫,可他不值得如此赞扬。有人说朱可夫在战役开始前,总是抓一把土闻一闻,然后说‘可以开始进攻’,或者相反地说‘不能按计划进行’。”那时,我回答道:“斯大林同志,我不知道谁这样说,这不是事实”。     看来,这是斯大林自己这样说的,以便降低朱可夫元帅的军事才能和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自己非常用心地来渲染自己是个伟大的将领,千方百计地向人们灌输这样的说法,即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获得的一切胜利与他人无关,都应归功于斯大林的勇敢、果断和天才。就象库斯玛·克留契可夫(著名的哥萨克士兵,在反抗德国人时,立下英雄业绩——英译者注)一枪挑死七个人一样。(全场活跃)     请大家回忆一下《攻克柏林》,影片上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在活动,他在放着空椅的大厅里发布命令,只有一个人走近他,向他低声报告些什么,这个人就是波斯克列贝舍夫,斯大林忠贞不渝的侍从。(笑声)     而军事领导者在哪里?政治局在哪里?政府又在哪里?他们在做些什么,关心些什么呢?这在影片中看不到。斯大林包揽一切,不和任何人商量,也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一切的一切就是用这种歪曲的形式放映给人民看的。为了什么?为了颂扬斯大林,而这一切是违反事实,违反历史事实的。     试问,肩负整个战争重担的军人在哪里?在影片中看不到他们,除斯大林外,没有他们的位置。     不是斯大林,而是我们整个的党,苏联政府,我们英勇的军队,它的干练的将军和勇敢的士兵,全体苏联人民,他们才是保证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党中央委员、部长、经济人员、苏联文化工作者、地方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工程师和技师,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保证战胜敌人,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和知识。     我们的后方,表现了无上的英雄主义,光荣的工人阶级、集体农民、苏联知识界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们克服了战争时期的艰难困苦,将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给保卫祖国的事业。     我们的苏联妇女,在战争中也立下了极伟大的功绩,她们挑起了在工厂、农庄、经济文化各部门生产工作的重担。我们的英勇的青年也立下了功绩,他们在前线和后方的各个岗位上,为保卫苏维埃祖国,粉碎敌人作出了贡献。     我们的苏联军人,各级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的功勋是不朽的。他们在战争初期失去了相当一部分队伍,但并未因此惊慌失措,他们在战争中进行整编,在战争中建立和锻炼出一支能击退强大而狡猾的敌人的进攻并能粉碎它的队伍。     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拯救了东西方亿万人民免受法西斯奴役威胁的这一极伟大的功绩,将永远活在世世代代人类心中。(热烈的掌声)     胜利地结束战争的主要作用和功勋归于我们的共产党,苏联的武装力量和千百万为党所培养的苏联人民。(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同志们!现在谈谈其它一些事实。苏联有权利被认为是多民族国家的范例,因为居住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一切民族的友谊和权利,在事实上已得到了保证。斯大林所做的粗暴破坏苏维埃国家民族政策和列宁主义原则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这就是把整个民族包括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从生长的地方大规模迁走,而这种迁移绝不是从军事方面考虑而决定的。     还在1943年底,即伟大的卫国战争前线上已经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决定性转折的时候,通过并实行了将所有卡腊查耶夫人从占有的土地上迁出的决定。在同一时期,1943年12月底,卡尔梅茨自治共和国的全体居民遭到了同样的命运。1944年3月,切禅和印古什人从自己居住的地方全部迁出,切禅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则被取消了。1944年4月,从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境内将所有巴尔卡尔人迁到遥远的地方,共和国则改名为卡巴尔达自治共和国。乌克兰人避免了这样的命运,因为他们人口太多,没有地方迁移,否则,他也会把他们迁到别处去。(笑声,全场活跃)     不要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任何思想健全的人也想象不出,可以把个别人或个别集团的敌对行动的责任,加在包括妇女、孩子、老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内的整个民族头上,使他们蒙受大规模的迫害和痛苦。     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人民以自豪的心情庆祝用巨大牺牲和艰苦奋斗的代价所取得的胜利。国家的政治热情极为高涨,战争结束后,党更加团结了,战争烈火锻炼了党的干部。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在党内会有阴谋的可能。     恰恰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所谓“列宁格勒事件”。现已证实,这个事件是伪造的。无辜牺牲的,有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吉昂诺夫、波普科夫等同志。     众所周知,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是很有才干的著名领导人。他们一度很接近斯大林。只说明一点就足以证明。是斯大林提拔沃兹涅先斯基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库兹涅佐夫为中央书记的。斯大林还委托库兹涅佐夫监督国家保安机关,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他受到多么大的信任。     这些人被宣布为“人民敌人”并被消灭一事是怎样发生的呢?     事实说明,“列宁格勒事件”也是斯大林对党和干部实行专横的结果。     如果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情况还正常的话,这类性质的事件就会按照党内的规定来加以研究,查清一切事实,这事以及其他类似的事,就不会发生。     应该说,战后时期情况更加复杂了。斯大林更加任性、易怒、粗暴,尤其是他的猜疑心更加滋长了。迫害狂到了惊人的程度。在他的眼中,许多人都成了敌人。战后,斯大林更加脱离集体,完全是个人专断独行,不顾任何人和任何事。     可耻的挑拨者、卑鄙的敌人贝利亚巧妙地利用了斯大林的猜疑,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正直的苏联人。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的提升使贝利亚感到恐慌。现已查明,正是贝利亚把他和他的部下炮制的声明、匿名信、各种谣传材料送给斯大林的。     党中央委员会审查了所谓“列宁格勒事件”,无辜受难的人现在已恢复了名誉,恢复了光荣的列宁格勒党组织的荣誉。此事的伪造者阿巴库莫夫等人已交法庭,在列宁格勒审判和受到应得的惩罚。     会有人问,为什么现在才来搞清此案,而不在以前,不在斯大林生前使无辜的人免于牺牲呢?这是因为斯大林亲自处理“列宁格勒事件”,当时政治局大多数委员不了解案件情况,因而无法干预。     斯大林接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送来的某些材料后,在没有研究这些假材料的情况下,就指示审查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的“案件”,这就注定了他们的命运。     关于据说在格鲁吉亚存在的民族主义组织的案件也是有教益的事。大家知道,对这个问题苏共中央在1951年11月和1952年3月通过了决议。这些决议未经政治局事前讨论,是斯大林亲自写的。这些决议包含了对许多正直的共产党员的诬告。根据这些伪造的材料断定在格鲁吉亚似乎存在着民族主义组织,目的是要依靠帝国主义国家的帮助,消灭该共和国的苏维埃政权。     据此逮捕了格鲁吉亚许多负责的党和苏维埃干部,以后经查明,这是对格鲁吉亚党组织的污蔑。我们知道,在格鲁吉亚和其它共和国内,曾有过当地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问题是,在通过上述决议期间,民族主义倾向是否已发展到格鲁吉亚脱离苏联并加入土耳其的危险程度?(全场活跃,笑声)这当然是胡说八道。很难想象人们脑子中会有这种念头。大家知道,在苏维埃政权年代,格鲁吉亚在经济和文化上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工业生产较革命前增加26倍,共和国内新建了革命前所没有的许多工业部门,如黑色冶金、石油工业、机器制造等。文盲早已消灭,而革命前格鲁吉亚的文盲占人口78%。把自己共和国的情况和土耳其劳动者的贫困状况作一对比之后,格鲁吉亚人会希望和土耳其合并吗?1955年,格鲁吉亚钢产量按人口计算,是土耳其的18倍,格鲁吉亚电力生产按人口计算九倍于土耳其。按1950年人口调查材料,土耳其居民有65%是文盲,而妇女则为80%。格鲁吉亚有19所高等学校,约39000名大学生,是土耳其的八倍以上。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内,格鲁吉亚劳动者的生活大大提高了。显然,随着格鲁吉亚经济文化的发展,劳动者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所依赖的基础日益消失了。     事实是在格鲁吉亚并没有什么民族主义组织,成千上万无辜的苏联人,成了专横不法的牺牲品。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格鲁吉亚人对自己同乡喜欢称呼的“格鲁吉亚伟大的儿子”、“天才”的斯大林领导下做出来的。(全场骚动)     斯大林的专横不仅表现在国内问题上,而且也表现在苏联的对外关系上。     在七月全会上详细讨论了因南斯拉夫产生纠纷的原因。这方面斯大林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南斯拉夫事件”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党内同志式的讨论,得到解决。产生这样的事件,是没有重大根据的,完全可以不同这个国家断绝外交关系。但并不是说,南斯拉夫的领导没有错误和缺点,这些错误和缺点被斯大林骇人听闻地予以夸大了,使得我们同友好的国家断绝了外交关系。     我想起当初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纠纷被人为地扩大的最初时候的情况。有一次,我从基辅来到莫斯科,斯大林请我到他那儿去,他把不久前写给铁托的信件抄本给我看并问,“你看过吗?”没有等我的回答就又说道,“只要我动一下小手指,铁托就不存在了,他就垮了。”     “动一下小手指”,对我们的代价是非常大的。这种说法表现了斯大林的自大狂,但他确是这样做的。动一下小手指,搞掉了柯秀尔,再动一下小手指,波斯蒂舍夫、邱巴尔没有了,再动一下小手指,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和许多人也消灭了。     但这对铁托不起作用。不管斯大林怎样动小手指,而且动了他所能动的一切,铁托并未垮掉。为什么?这是因为,在和南斯拉夫同志争论时,铁托身后有个国家,有经过为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人民,支持其领导者的人民。     这是斯大林自大狂造成的结果。他完全丧失了现实感,不仅对国内的个别人员,而且对所有其他党和国家也是这样的猜疑和傲慢。     现在,我们仔细研究了“南斯拉夫事件”,并找到了正确的解决办法,它受到苏联和南斯拉夫人民的支持,也受到人民民主国家所有劳动者和全世界进步人类的支持。消除同南斯拉夫的不正常关系,符合社会主义阵营和巩固世界和平的利益。应该提到医生暗杀者的案件。(全场骚动)实际上,什么“案件”也没有,只有女医生舒玛克的报告,她可能受到别人的影响或根据指示——她原来曾是国家保安机关的秘密工作人员——写报告给斯大林,信中说,医生似乎采取了错误的治疗方法。     斯大林只要接到这样一封信就够了,他马上下结论说,苏联有医生暗杀者,并下了指示,逮捕苏联医学界一大批有名的专家。他亲自指示如何调查,如何审问被捕者。他说,应给维诺格拉多院士加上镣铐,应拷问什么人。这里在座的代表中有前国家保安部长伊纳捷夫同志,斯大林曾直接对他说:“如果弄不到医生的招供,就要搬掉你的脑袋”。(群情激愤)斯大林亲自召见检察员,指示应使用的审讯方法,方法很简单,那就是拷打又拷打。     医生们被捕不久,我们政治局委员接到了附有医生自供记录的文件。斯大林散发文件后对我们说:“你们都是些象小猫一样的瞎子!没有我怎么办?国家就要亡了,因为你们不知道怎样识破敌人”。     事情弄到这样地步,没人能去核对作为审讯根据的事实,也没有可能接触提出供词的人来检验这些事实。     但是,我们觉得逮捕医生这件事有问题,因为有许多人是我们熟悉的,他们医治过我们的病。斯大林死后,我们研究了这一案件,发现从头到尾都是假的。     这个不光彩“事件”是由斯大林立的案,但他来不及做到底,医生们便得以幸免。现在,他们都恢复了名誉,在原岗位上工作,医治领导干部,也为政府工作人员看病。我们充分信任他们,他们都象从前一样,勤勤恳恳,忠于职守。     在罗织各种各样肮脏无耻的事件中,我们党的死敌、外国间谍代理人、取得斯大林信任的贝利亚起了极为卑鄙的作用。这个挑拨者怎样在党和国家中取得了这种地位,成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的呢?现已查明,这个恶棍是以数不清的尸体作为他爬上政府高位的阶梯的。     有没有人反映贝利亚是党的敌人呢?有的。早在1937年,在中央全会上,前卫生人民委员卡敏斯基曾说贝利亚在姆瓦特谍报机关工作过。中央全会还没有结束,卡敏斯基就被捕了,并被枪决了。斯大林有否核查过卡敏斯基的话?没有。因代表提供了关于贝利亚在迫害卡尔特拉什维里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贝利亚的罪恶动机的详细证词”。     我认为有必要把它当作与此案有关的一个重要事实并报中央,我认为把它放在审讯文件中是不恰当的。1931年10月30日,在联共(布)中央组组局会议上听取了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书记卡尔特拉什维里的报告。边区委员会的所有委员都出席这次会议,在这些区委中,只有我还活着。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在结束发言时,建议组成边区委员会书记处,由卡尔特拉什维里任第一书记,贝利亚为第二书记。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贝利亚的名字作为党的领导职位的候选人提出来。卡尔特拉什维里说,他对贝利亚了解很清楚,因此坚决拒绝和他一道工作。当时斯大林建议不作决定,以后通过工作程序来解决。两天之后,决定由贝利亚担任党的工作,将卡尔特拉什维里调离外高加索。     当时参加那次会议的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同志可以证明这一点。卡尔特拉什维里和贝利亚多年不和是人所共知的,其根源始于谢尔哥·奥尔忠尼启泽同志在外高加索工作的时候,当时,卡尔特拉什维里是谢尔哥最亲密的助手。与卡尔特拉什维里的不和,驱使贝利亚炮制反对卡尔特拉什维里的“案件”。足以说明问题的,是在这个“案件”中,卡尔特拉什维里被指控为对贝利亚施行恐怖手段。     在关于贝利亚案件的起诉书中,已详细说明了他的罪状。但还有一些事情值得一提,尤其是并非所有的代表都看过这个文件。我想提一下贝利亚对克德罗夫、戈路贝夫和戈路贝夫的继母巴特林娜的残酷迫害,他们曾试图将贝利亚的叛变活动报告中央。他们未经审判就被枪决了,审判书是在枪决之后才写成的。     这是老党员克德罗夫给中央委员会安德列也夫同志的信:     “从列沃尔托夫监狱阴暗的牢房里,我向您发出求救的呼声。当您听到我悲惨的呼声时,请不要置之不理,来保护我吧,请帮助我们除掉那些残酷不堪的审讯把,揭发错误吧。     “我无辜受迫害。请相信我,时间会证明我的。我不是沙皇暗探局的特务奸细,不是间谍,不是反苏组织的成员,这些指控都是根据诬陷材料提出来的。我对党对祖国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罪行。我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我没有玷污过这个称号,我在党内为人民的福利和幸福忠诚奋斗了已快40年。     “然而,今天侦查人员对我这62岁的老人,施用了更厉害、更残酷、更具有侮辱性的肉体上的折磨手段,来进行威胁。他们没有能力认识自己的错误,他们已没有能力承认自己对我的做法是非法的和不能容忍的。他们把我说成是最凶恶的、不肯放下武器投降的敌人,并且坚持加紧对我的迫害,用来为自己辩解。让党知道,我是无辜的,任何办法都不能使党的忠诚的儿子、至死忠于党的人变成敌人。     “但我没有别的出路。我无法避开日益迫近的、新的、沉重的打击。     “一切总会有个结束。我已疲惫到了极点。我的健康已被糟踏完了,精力已耗尽,最后时刻快来临了。脸上带着可耻的特务和祖国叛徒的金印死在苏维埃监狱中——对一个诚实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事呢!多么使人毛骨悚然!最大的悲哀和痛苦使我的心都快不能跳动了。不能就此结束!不能!我在呼救,不能这样死去,不应该这样死去。党和苏维埃政府都不能允许这样残酷的、无法纠正的不公正事情发生。     “我相信,当心平气和地、公正地、不用谩骂,没有险恶的用心,不加以可怕的侮辱去进行调查以后,那么,就很容易断定所有的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我深深地相信,真理和公正会取得胜利。我相信,我相信……”     军事法庭宣告老布尔什维克克德罗夫无罪。尽管如此,根据贝利亚的命令,他还是被枪毙了。(群情激动)     (未完待续) 上一篇: 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上)   下一篇: 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下) 阅读数(11)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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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 | 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下)

2011年09月15日 20:03:49   贝利亚对奥尔忠尼启泽同志的家属也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为什么?因为奥尔忠尼启泽阻止贝利亚实现阴谋计划。贝利亚要把一切可能妨碍他的人都排除掉。奥尔忠尼启泽一向反对贝利亚,并将这一点告诉了斯大林。但斯大林不采取适当步骤去调查这个问题,反而允许消灭奥尔忠尼启泽的兄弟。奥尔忠尼启泽本人则被逼到这一地步,不得不开枪自杀。(群情激动)贝利亚就是这么个人。     斯大林死后不久,中央委员会就揭发了贝利亚。经过特别仔细的法律程序,查明贝利亚犯有滔天罪行,他被枪决了。问题是摧残了数以万计的党和苏维埃干部的贝利亚,为什么没有在斯大林在世时被揭发呢?因为斯大林信任贝利亚,而这对于贝利亚已经是足够的了。只要斯大林信任,无论什么人都不敢说出相反意见的话,谁敢发表相反意见,就会遭到类似卡敏斯基的命运。他在以前没有被揭发,是因为他善于利用斯大林的弱点,煽动他的猜疑心,在各方面讨好斯大林,在他的支持下行事。     还有一些其他的反映。斯涅戈夫同志给党中央委员会的声明是有意思的,顺便说一下,他在集中营呆了17年,不久前才恢复名誉。他在声明中写道:“由于提出了恢复前中央委员拉夫连季·卡尔特拉什维里的名誉问题,我向国家安全部指出:     同志们!个人崇拜达到如此骇人听闻的程度,主要是因为斯大林本人千方百计地鼓励和支持对他个人崇拜。有无数事实可以为证。斯大林自我吹嘘和缺乏最起码的谦虚精神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l948年他的《传略》的出版。这是一部毫无节制阿谀奉承的书,把斯大林写成神,使他成了一个永不犯错误的圣人,历史上各民族的“最”     没有必要再在这里列举充塞读书令人作呕的马屁字眼了。我们只须强调一点,那就是这些句子都是斯大林亲手写在清样上的。     斯大林认为必须写在这本上的是些什么呢?他想帮他的《传略》编写者的阿谀热情降点温吗?不是的。他修改的,恰恰是他认为对他的功绩!赞美得不够的地方。     这里是斯大林亲手写的关于评述斯大林活动的一些例子:     “列宁逝世后,在同信心不强的人、妥协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派、布哈林派和加米涅夫派的斗争中,最后形成了党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捍卫了列宁的伟大旗帜,将党团结在列宁的遗训周围,并领导苏维埃人民走上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广阔道路。这一核心的领导人和党与国家的领导力量就是斯大林同志”。     这是斯大林亲手写的!他接着写道:“斯大林卓绝地执行着党和人民的领袖的往务,得到了全体苏维埃人民的充分支持,但他绝不允许在他的活动中有自命不凡和骄傲自满的影子。”     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有哪个领导人如此吹嘘自己的?这配称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领导人吗?不配。马克思、恩格斯恰恰最坚决反对这一点。弗·伊·列宁对此也一向尖锐地予以谴责的。     在这本书的清样上有这样一句话:“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斯大林看了,意犹未尽,亲手改动如下:“斯大林不愧为列宁事业的继承者,或正如我党所说,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你们看,说得多好。不过,这不是人民说的,而是斯大林自己说的。     可以举出斯大林亲手在该书清样上所作的许许多多此种自我吹嘘的话。他特别热心于赞扬自己的军事天才、赞扬他的战略才干。     让我们再举一个斯大林对斯大林军事天才所作的补充吧!     斯大林写道:“斯大林同志进一步发展了苏维埃的军事科学。斯大林制定了关于经常起作用的,决定战争命运的因素,关于积极防御和反攻与进攻的法则,关于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各兵种和战术技术协同动作,关于在现代战争中坦克集群和空军作用的原理。在战争的各个阶段里,斯大林的天才都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完全考虑到了情况的特点。”(全场骚动)     斯大林继续写道:“斯大林在防御和进政两方面都表现了他通晓军事的才能。斯大林同志的天才,使他凭直觉便预知敌军的计划并击退他们。斯大林同志领导苏军所进行的战并乃是作战艺术的卓越典范。”     斯大林就是这样被颂扬为战略家的。被谁颂扬?被斯大林自己。然而这时斯大林本人已不是作为一个战略家,而是扮演了作者兼编者,一部自我赞扬的自传的主要炮制者的角色了。     同志们,事实就是这样。应该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可耻的事实。     在期大林的“传略”中,还有另一个事实。     大家知道,《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由党中央的一个编辑委员会编写的。     顺便说一下,这也是一部充满个人崇拜的著作,由中央指定一批作家写成。但在斯大林“传略”的清样中,这一事实却被写成: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编辑委员会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并在他最积极地参与下,创作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但斯大林还不满于这种提法,于是在《斯大林传略》定稿时改成:“198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了,这本书是由斯大林同志执笔写成的,并且得到联共(布)中央编辑委员会的批准。”这还能再说什么呢?(全场活跃)     你们看,多么令人奇怪,一部集体创作竟然成了斯大林一个人所写的书籍。至于这个变化怎样和为什么会发生,就不必再说了。     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斯大林是本书的作者,他为什么要这样歌颂自己?为什么把我们光荣的共产党在十月革命后的这段历史,仅仅写成是“斯大林天才”的活动?     我们党在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方面的努力,以及党在沿着列宁所规划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前进时所执行的其他各项措施,在这部书里是否得到了应有的反映呢?那里谈的,主要是斯大林,是他的演说和报告,什么都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一点例外也没有。     斯大林本人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他自己写的,这至少令人感到惊奇。难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以这样描写自己,可以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吗?     我们再以斯大林奖金为例。(全场骚动)就连沙皇也没有以他们的名字来设立这种奖金。     斯大林本人认为苏朕国歌的歌词是最好的,它只字不提共产党,但对斯大林却大肆歌颂:“斯大林培育了我门,鼓舞我们忠于人民,鼓舞我们劳动和建立功勋。”     在国歌的这几行字里,把伟大列宁党的全部教育、领导和鼓舞作用,都归功于斯大林一个人了。这显然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公然缩小和降低党的作用。应当告诉大家,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已决定草拟新的国歌,新国歌将表现出人民和党的作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难道在斯大林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许多大城市和企业能够以他的名字命名吗?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全国各地能够到处树立斯大林自念碑——这些“生前的纪念像”吗?斯大林1951年7月2日签署了苏联部长会议在伏尔加—顿河运河上建立斯大林巨型雕像的决议,9月4日签发了关于拨铜33吨用于建立该像的命令。这些都是事实。谁到过斯大林格勒,谁就会看见那耸立的巨大铜像,而且这个铜像是摆在人们少去的地方的。为了建造这座铜像,花了大量经费,可与此同时,这个地区的人们战后仍住在破房子里面。     请大家考虑一下,斯大林在自己“传略”中说他“在自己的活动中没有一点自大和骄傲”是否对?     同时,斯大林对于纪念列宁是不尊重的。还在三十年前就已经决定修建苏维埃宫用来纪念列宁,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建立起来,而且一拖再拖,以致把它忘在脑后。     应该回忆一下苏维埃政府1925年8月14日“关于设立列宁科学奖金”的决议,这个决议已经在报刊上发表,但直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列宁奖金,这种情况也应该纠正。(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由于采取了某些方法——我在上面已举了《斯大林传略》的例子,在一切事件中,甚至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列宁似乎只起了次要的作用。在很多电影和文学作品里,列宁的形象是表现得不正确的,是令人不能容忍地被歪曲了的。     斯大林很喜欢看《难忘的1919年》这部电影,影片实际上把他描写成站在铁甲车的踏板上,举起大刀砍杀敌人。请我们亲爱的朋友伏罗希洛夫鼓起勇气写出斯大林的真实情形。因为他是知道斯大林怎样打仗的。伏罗希洛夫同志做这件事,当然不容易,但他做的话,那是好的。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的人民和党都会赞成这件事,连我们的子孙也会感激。(长时间的掌声)     在阐明与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有关的事件时,总是把事情说成这样,处处是斯大林起主要作用,总是他提醒列宁应当怎样做,做什么。这是对列宁的诽谤。(长时间的掌声)假如我说在座的99%在1924年以前很少听说过斯大林,可我们都知道列宁,我这样说,大概没有犯违背事实真相的罪过吧。全党都知道列宁,我们全体人民,从天真的孩子到白发苍苍的老人都知道列宁。(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对于这一切都应该坚决予以修正,一定要把列宁的作用,党的作用,以及人民是创造性建设者的作用,在历史、文学和艺术中得到正确的反映。(掌声)同志们!个人崇拜助长了党的工作和经济活动中的有害方法,粗暴地破坏了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产生了命令主义,各种歪风,掩饰缺点和粉饰现实。我们这里曾经有过不少奉承拍马、擅长欺骗和虚报成绩的人。     不能不看到,由于许多党和苏维埃以及经济工作领导人遭到逮捕,我们许多干部开始对工作失去信心,顾虑重重,害怕新鲜事物,甚至连自己的影子都提防,在工作中逐渐消沉下去。就拿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决议来说吧,它们照套公式,往往不考虑具体情况。事情甚至发展到这种地步,党的干部即便在一些不大的会议上发言,都照本宣读。这种作法会使党和苏维埃的工作公式化,使机关官僚主义化。     斯大林不了解现实生活,不考虑地方的具体情况,这可以从他领导农业的例子中看得很清楚。     凡是对国内情况稍感兴趣的人,就会发现农业状况是很严重的,但斯大林却从未注意到这点。我们向斯大林说过没有呢?是的,我们说过。但他不支持我们。为什么?因为斯大林一直没有下去过,没有同工人和农民见过面,不了解下情。     斯大林只是从电影上知道国内情况和农业的,这些影片把农业状况大大美化了,集体农庄生活在很多电影里被描写成火鸡肥鹅满桌。斯大林显然认为,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列宁对待生活的态度完全不同,他任何时候都密切地联系群众,接见农民代表,经常到工厂去讲演,到农村同农民谈话。     斯大林一向同人民隔绝,他一直没有下去过,几十年都是如此。他在1928年1月去西伯利亚解决粮食采购问题,是他去农村的最后一次。可见,他怎么能了解地方上的情形呢?     当斯大林在一次会上听到我们的农业状况很严重,肉类及其他高产品的生产情况更糟,于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责成它起草“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兽牧业的措施”的决议草案。我们起草了决议草案。     当然,我们当时建议并没有包括一切可能性,但确实规定了提高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畜牧业产量的办法。当时建议提高这些产品的价格,使集体农庄庄员、农业机器站和国营农场的工人更加从物质利益出发来关心畜牧业的发展。但是,我们起草的决议案未被通过,在1953年2月终于完全被抛在一旁。     在研究这个决议案的时候,斯大林还建议把集体农庄和庄员们的税额再增加400亿卢布,因为在他看来,农民生活已很富裕,一个社员只消卖一只小鸡,就能缴清国家的税收。你们可以想象,这意味着什么。400亿卢布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农庄庄员把全部产品卖给政府,也换不来这笔钱。例如,1952年集体农庄和农庄在员缴纳和卖给政府的全部产品才值262亿8千万卢布。     难道斯大林的上述建议是有某种材料作根据吗?当然没有。在这方面,他对事实和材料都不感兴趣。既然斯大林这样说了,事情也必然就是这样,因为他是“天才”,而天才是决不需要计数的,只要看一下就能立即下指示。他说了以后,其他人必须随声附和,并颂扬他的英明。     但提高农业税400亿卢布的建议有多少英明呢?一点也没有。因为这项建议不是从对现实的真实估计出发,而是一个脱离了生活的人空想出来的。现在,我们在农业方面已逐步开始摆脱困境。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代表们的发言,使我们感到振奋。许多代表说,有一切条件,不是在五年内,而是在两三年内,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关于生产主要畜牧产品的任务。我们相信,新五年计划的任务,一定会胜利完成。(长时间的掌声)     同志们!当我们现在尖锐地批评斯大林生前广泛流行的个人崇拜,分析它是怎样地与马克思主义精神不相容时,各方面的人会问:怎么会这样呢?斯大林领导我们党和国家已三十年,并在他生前取得了许多胜利,难道可以否认这一点吗?我认为,提出这样问题的,只能是被个人崇拜蒙蔽和迷惑了的人,他们不了解革命和苏维埃国家的本质,不是真正的、列宁主义式的了解党和人民在苏维埃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社会主义革命是由工人阶级以及受到部分中农支持的贫农完成的,是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人民完成的。列宁的伟大功绩在于,他建立了工人阶级战斗的政党,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用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斗争的胜利学说武装了它,他从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火焰里锻炼了党。在斗争过程中,党一贯捍卫人民的利益,成为人民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引导劳动者取得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你们都清楚地记得列宁所说的英明的话,即苏维埃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有千百万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的觉悟性。     由于党的组织工作,由于许多地方组织,由于我们伟大人民的自我牺牲的劳动,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这些胜利是整个党和人民付出巨大努力和积极工作的结果,绝非个人崇拜时期所说的,仅仅是斯大林个人领导的成果。     如果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来看这个问题,那么应该直截了当地说,斯大林在世最后几年内形成的领导状况,成了苏维埃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     斯大林长期不考虑党和国家生活许多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我们同其他国家的和平关系时常受到威胁,因为个人的决定只能而且往往确实使问题复杂化。     近年来,当我们设法排除个人崇拜的有害做法并在内外政策上采取了适当措施后,大家可以看到,人们的积极性多么高涨,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发展得有多快,在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了多么巨大的作用。(掌声)     某些同志会问: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干什么去了?他们当时为什么不反对个人崇拜,而要到目前才来反对呢?     首先应该了解,政治局委员对这些问题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看法。起先,许多人都积极支持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最强的一个,他的逻辑,他的力量和意志,对于干部和党的工作有着巨大的影响。     大家知道,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特别在头几年内,曾积极为列宁主义而斗争,反对列宁学说的敌人和歪曲者。根据列宁的学说,以它的中央委员会为首的党,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当时斯大林很得人心,人们同情他,支持他。     党当时要进行斗争,反对那些使我们国家离开正确的列宁道路的人,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右派、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斗争。这个斗争是必需的。但在以后,斯大林愈来愈滥用职权,开始迫害党和国家的著名人物。如上所说,斯大林正是这样对待我们党和国家的杰出活动家如柯秀尔、卢祖塔克、埃赫、波斯蒂舍夫及其他许多人。     当时如果有人试图对毫无根据的怀疑和诬告提出反对意见,结果会使提意见的人遭到迫害。波斯蒂舍夫同志被清洗就是例证。在一次谈话中,斯大林表示了对波斯蒂舍夫不满,并问道:“你究竟是什么人?”波斯蒂舍夫清楚地回答说:“我是个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同志,一个布尔什维克。”这句话起先被认为是对斯大林的不尊重,后来被看成是有害行为,最后则毫无根据地宣布波斯蒂舍夫为“人民敌人”而处决掉了。     对于那时形成的气氛,我同布尔加宁曾不止一次地谈起过。一次,我俩同乘一辆车,他对我说,“有时一个人到斯大林那儿去,是被当作朋友请去的,可当他在斯大林那儿坐下后,他就不知道下一步会送他到那里,送回家,还是送进监狱?”     显然,这种气氛使政治局委员置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如果再考虑到最近几年没有召开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也偶尔召开,那么就会明白,政治局委员要反对某种不合理或错误的措施,反对领导工作的严重错误和缺点,是多么的困难。     如上面所说,许多决议是一个人作出的,或只是传阅征询意见,并未经过集体的讨论。大家熟悉被斯大林迫害致死的政治局委员沃兹涅先斯基同志的悲惨命运。应当指出,关于撤销他政治局职位的决议,并未经过讨论,只是决定后通知了事。同样,关于撤销库兹涅佐夫和罗吉昂夫同志职务的建议,也是这样的。     中央政治局的作用被大大降低了,它的工作被政治局内部的各种小委员会即所谓“五人小组”、“六人小组”、“七人小组”、“九人小组”等分割掉了。例如,1946年10月3日政治局的决议称:     “斯大林建议:     “1、政治局外事委员会(六人小组)今后除考虑对外事务外,还应负责国内建设和对内政策。     “2、苏联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同志参加六人小组,六人小组改名为七人小组。     中央委员会书记约·斯大林(签字)”     这简直是玩扑克的人使用的语汇!(笑声)     在政治局内成立“五人小组”、“六人小组”、“七人小组”和“九人小组”等各种委员会,显然破坏了集体领导的原则,结果,政治局一些委员就处于这种境地,被排除参加最重要问题的决定。     我们党最老的党员之一伏罗希洛夫同志发现他的处境十分尴尬。多年来,他实际上被剥夺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权利。斯大林禁止他出席政治局会议,不准送文件给他。当伏罗希洛夫同志得知政治局开会时,每次他都打电话问,他可否出席会议,斯大林有时准许,但总表示不满意。由于极端的过敏和猜疑,斯大林甚至达到荒谬可笑的地步,如怀疑伏罗希洛夫似是英国特务。(笑声)是的,确实怀疑他是英国间谍,并在他家里安装了专门的窃听器,窃听他的谈话。(群情激愤)     斯大林也排除了政治局委员安德列也夫参加政治局工作。这是最肆无忌惮的专横。     举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后第一次中央全会为例,斯大林在会上发了言,并在全会上给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做了鉴定,对我党这些老干部提出了毫无根据的谴责。如果斯大林再继续领导几个月,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同志可能就不会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言了,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显然有自己的计划去迫害一些老的政治局委员。他不止一次地说,政治局应该换一批新人。他在第十九次党代会后,建议选举二十五人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目的,就是要排除一些老的政治局委员,选入一些经验较少的入,以便百般颂扬他。可以设想,这样做是为了以后消灭政治局的老委员,以便把我们正在研究的斯大林的一切无耻行径掩盖起来。     同志们!为了不重复过去的错误,中央委员会宣布坚决反对个人崇拜。我们认为,斯大林被过分考大了。毫无疑问,斯大林过去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国际工人运动是有巨大功绩的。问题由于上述情况而复杂起来,即上面所讲的一切是斯大林在世时,在他领导下,得到他的同意而干下的。斯大林还相信这一切乃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不受敌人阴谋和帝国主义阵营的进攻和侵害所必需。他把这一切都看成是为了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利益。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个轻率的暴君的行为。他认为这是为了党和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了保卫革命成果的利益所应该做的事。整个悲剧就在于此。     同志们!列宁不止一次地强调,谦虚是一个真正布尔什维克绝对必需的品质。列宁本人就体现了最伟大的谦虚。我们不能说在这个问题上,在各个方面,我们都遵循了列宁的榜样。仅举一例即足以说明问题。我们的许多城市、工厂、集体农庄、国营农场、苏维埃和文化机构都被当作一份“私有财产”,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分给了现在还健在的一些党和国家的活动家,即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我们许多人都参与了这一行动,用我们的名字命名城镇、事业和集体农庄。应该纠正这种情况。(掌声)     但这应当沉着镇静,逐步去做。中央将仔细研究这个问题,以便不在这个问题上再犯错误,发生偏差。我还记得当时乌克兰得知柯秀尔被捕的情况。基辅电台平时总这样开始广播的:“这里是柯秀尔广播电台”,因为电台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有一天广播时,不提柯秀尔的名字,听众马上知道他出了问题,知道他也许被捕了。所以,如果我们到处改换招牌,改变名称,人们可能认为这些同志,这些企业、集体农庄、城市的命名者,又出了什么问题,大概他们又被捕了。(全场活跃)     平常我们以什么来评判某个领导者的威信和作用呢?就看有多少城市、工厂和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难道现在还不是结束这种“私有财产”和实行工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国有化”的时候吗?(笑声、掌声和呼声:“对”)这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利的,况且,个人崇拜也表现在这个方面。     我们必须极其严肃地对待个人崇拜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把这件事捅到党外,尤其不能捅到报刊上去发表。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代表大会关起门来的会议上,报告这个问题。我们应当知道分寸,不要把炮弹送给敌人,不要在他们面前宣扬我们的家丑。我想代表大会的代表会正确理解和对待这些措施的。(热烈的掌声)     同志们!我们必须坚块彻底地揭露个人崇拜,无论在思想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都要作出相应的结论。     为此,必须:     第一,布尔什维克式地谴责和根除个人崇拜,把它看成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敌对,与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毫不相容的东西,要同形形色色恢复个人崇拜的一切企图,进行无情的斗争。     要在我们党的全部思想工作中,恢复并且坚决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最重要的原则,即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改造社会和争取共产主义胜利斗争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大量的工作,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出发,批判地审查和纠正历史、哲学、经济学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因个人崇拜而广泛流行的那些错误观点。特别是必须在最近的将来,根据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客观精神,编写一部严肃的党史教材,一部苏联社会史教材,和一部关于国内战争和伟大卫国战争的著作。     第二,一贯坚决地继续党中央委员会在近几年所进行的工作,即在一切党组织中从上到下地严格遵守列宁的党的领导原则,首先是集体领导这个主要原则,遵守党章规定的党的生活准则,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三,完全恢复体现在苏联宪法中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的列宁主义原则,同一切滥用职权人们的专横行为进行斗争。必须彻底纠正长期以来因个人崇拜的消极影响所累积而成的破坏革命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罪恶现象。     同志们: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表明了我党团结一致、不可动摇的新力量,表明全党团结在中央委员会周围,表明它有决心完成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任务。(热烈掌声)我们现在能够广泛地提出克服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和消除它造成的严重后果等问题,证明我们党有着伟大的道德力量和政治力量。(长时间的掌声)     毫无疑问,为自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所武装起来的我们党,一定会领导苏联人民沿着列宁的道路,走向新的胜利。(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     我们党的胜利旗帜——列宁主义万岁!(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全场欢呼、起立)     (完)     【附录】秘密报告出台内幕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最后一天上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出乎世人意料地在会上作了《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当时为什么要作这样的报告?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对斯大林问题持什么态度?报告是怎么起草的?报告人是如何确定的?对于这些问题,俄罗斯学者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下半期,随着赫鲁晓夫回忆录、米高扬回忆录的出版,以及有关档案的解密,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迄今他们已在《近现代史》等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披露了秘密报告出台的内幕。     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肃反时期案件     斯大林去世后,特别是贝利亚被捕后,30年代下半期和40年代初国家安全机关迫害党政干部、伪造案件、刑讯逼供的罪行被揭露出来,在广大群众中引起极大义愤,那些受害者家属纷纷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信,要求重新审查历史上的冤假错案。1955年秋,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责成苏联总检查院处理这类案件,给无辜受害者平反昭雪。苏联总检查院遂会同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重新审查肃反期间发生的一些重大案件,给许多党政和共青团干部作出平反决定,并把所有有关材料和文件移交党的中央检查委员会来决定被平反者的党籍问题,最后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对整个案件作出处理决定。     与此同时,苏共中央主席团收到相当多的材料,谈到30年代下半期许多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人受到政治迫害和斯大林对其应负的责任。据米高扬回忆,他曾专门找到赫鲁晓夫,单独同他谈这个问题,他认为,“应该找个时候,即使不向全党,至少也要向斯大林去世后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报告以前的情况。”     当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大部分委员,已经意识到自己参与斯大林这些迫害活动的责任,担心有谁查出他们的问题,也怕代表大会询问他们每个人在组织大规模迫害行动时担任了什么角色。赫鲁晓夫同其他主席团成员一样,不仅希望摆脱自己的责任,而且知道最高党政领导承认斯大林的罪行,会损害曾长期同斯大林共事并在30年代担任过政治局委员的现主席团成员的威信,所以他也表示同意米高扬的这个建议。     1955年12月31日,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了30年代发生的种种迫害事件,并决定成立以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研究有关迫害的各种材料。     如何评价斯大林,主席团内部意见不一     在主席团会议上,委员们严肃认真地讨论了斯大林的问题。赫鲁晓夫直接提出:“我们有没有勇气讲事实真相?”米高扬、波斯别洛夫和谢罗夫引证具体事实指出,斯大林直接领导了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向市、州、共和国提出了逮捕名额,并亲自批准了“通知单”。赫鲁晓夫提议把这些事实写进报告。布尔加宁、米高扬等表示支持。     然而,莫洛托夫的发言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他说,报告中一定要指出斯大林作为伟大领导人和列宁事业继承者的作用。米高扬第一个起来反对,然后是萨布罗夫反对。后者说:“如果事实确凿,难道这是共产主义吗?这不能饶恕。”马林科夫同意米高扬和萨布罗夫的意见。他认为,提出斯大林问题是正确的,应该向党说明这一点。布尔加宁也发言表示支持赫鲁晓夫。他强调说,在报告中不要过分称赞斯大林。惟有伏罗希洛夫无条件地支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有条件地支持。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提出要对事实材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在代表大会上讲波斯别洛夫委员会的结论为时尚早。     会议结束时,赫鲁晓夫说,应本着党的利益作出决定。他强调指出:“斯大林曾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他做事很野蛮,他毁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复无常,丧失了人所具有的神圣的东西。”他号召“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抨击”,清理标语、书籍,学习马克思和列宁的榜样。     1956年2月初,波斯别洛夫委员会完成了工作,向主席团提出约70页的打字稿报告。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听取了波斯别洛夫委员会的报告。据米高扬回忆,报告人是波斯别洛夫,报告的斯大林罪行事实令人感到震惊。报告第一部分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关于开展大规模肃反活动的命令。     在2月9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关于对斯大林这个政治人物的评价问题、关于他对组织30年代下半期到40年代初的肃反活动的责任问题,提得很尖锐。辩论中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实际上,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反对在代表大会上作关于肃反运动和关于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其余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完全赞同赫鲁晓夫的意见。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应在哪里讲斯大林的问题。他当即作出回答说,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他建议给大会代表印发列宁的“遗嘱”和“关于民族问题的信”。     在这次会议上,主席团最后决定:“向中央全会提出建议:中央主席团认为,有必要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确定赫鲁晓夫为报告人。”由此可见,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和报告人,是在大会开幕前一天,由十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决定。     赫鲁晓夫口授报告内容     就在2月13日,即大会开幕前一天,中央全会召开前几个小时,主席团会议作出决定:通知全会,在大会上将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主席团会议还讨论了由谁来作报告的问题。所有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都发了言。米高扬建议,由波斯别洛夫代表委员会作报告。他认为,这样做会是客观的。既然作报告是我们确定的,那么大家就会明白,报告是以我们名义作的,而不是以中央名义。赫鲁晓夫也提由波斯别洛夫作报告,说波斯别洛夫主持了委员会工作,给主席团写了报告,把这个报告改写一下在大会上宣读就行了。但多数委员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这样做不妥,因为人们会认为,这样重大的问题,第一书记不作报告,而让别的书记作报告,这是逃避责任,所以他们建议由赫鲁晓夫作报告。     1956年2月19日,赫鲁晓夫口授报告稿。《报告》的最后稿发给了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他们审阅后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基本赞同这个稿子。到2月23日,报告稿准备就绪。     二十大举行秘密会议,报告出台     1956年2月24日,苏共二十大举行会议,选举党的领导机构。次日,即2月25日上午,举行秘密会议,赫鲁晓夫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秘密会议进行得非同寻常,会议由苏共中央主席团领导,而不是大会主席团。除大会代表外,还有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出席。赫鲁晓夫作报告时,大厅里鸦雀无声。报告一开始,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个人崇拜的语录和列宁关于领袖和共产党领导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的论述,引证文件说明列宁对斯大林的否定态度,谴责斯大林的粗鲁,特别是表现在对克鲁普斯卡娅的态度上。     《报告》中详细谈了30年代下半期对党政干部的迫害,捏造案件、刑讯逼供,指责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前夕犯了大错误,说斯大林对战争头几个月的严重失利负有责任。《报告》有很大一部分是说斯大林制造个人崇拜,说他亲自审定准备出版的个人传记,写进几整页过分夸奖自己的文字,说自己是人民的领袖、伟大的统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天才的学者。     报告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布尔加宁建议《报告》不做讨论,也未请大家向报告人提问题。他宣读了大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稿,请大家审议,与会者一致通过。会议还作出把《报告》发至各级党组织、不见诸报端的决定。     1956年3月1日,《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作一些改动和补充后,连同赫鲁晓夫写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的一个便函正式下发各级党组织。不久又决定传达到共青团组织积极分子和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30多年之后,即到1989年才向苏联全体国民公布。      (完) 上一篇: 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中)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37)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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