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真要让国人无立锥之地？   童大焕—2011年1月16日星期日         上海市土地交易市场最近作出了“土地期满后出让人无偿收回”的霸悍规定。这样的规定史无前例。《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发现，这一规定最早出现在上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预申请公告“沪预申请告字(2010)第02号”，即去年9月。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预申请须知》中显示，土地期满后的处理方法为“出让人无偿收回”——如出让面积3.56万平方米的罗店新镇A1-3商住地块。       我只能用“骇人听闻”四个字来形容读到此消息的感受。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如果这个规定最终得以实行，那么我可以肯定，届时城市民众与政府的冲突将远甚于今日广大农民在征地中与政府的冲突。这样的规定既不是在为政府造福，更不是在为民众造福，而是在为子孙后代造孽，埋下灾祸与动荡的种子。       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陷民于无恒产者无恒心的境地，导致他们违法乱纪，胡作非为，然后施以严刑竣法，等于勾陷百姓。因此贤明的君主一定对民众  恭俭有礼，尤其是征收赋税，一定要有节制。       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政府敢于不征求民众意见就自己立一张“纸据”，将民众的财产据为己有。尤其是在房屋这个安身立命的基础问题上，从来都是民众可以在公共的土地上盖房，然后一代代修缮完美、传承下去，多数政府都会承认既成事实，承认其合法性。这是千秋万代的人类生存法则和政治理性法则，因为，先有民然后才有国、才有政府，民可以千日无君，君不可一日无民。因此，孟子又说，民为贵，社稷（国家）次之，君（政府）为轻。       而土地期满后无偿收回的强悍规定，无疑是在逆人类文明潮流而动，在以卵击石般高估政府的权力和力量。想想看，几十年后，城市中大量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开始到期，但是那上面的房屋，依然住着数以亿计的人口，那时政府将土地无偿收回，而若不给地上的房屋以合理的补偿，将置公民的居住与财产权利于何种境地？人们会乖乖地搬出来住到大街上、接受别人安排的无立锥之地的命运吗？除非那时的政府给所有民众头脑里植上了一切服从命令听指挥的芯片！       “土地期满无偿收回”规定，还与国家现行法律相冲突。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物权法》中明确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非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后的续期，依照法律规定办理。该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归属，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显而易见，虽然法律没有规定住宅用地到期的结果是“有偿”还是“无偿”，但前提都明确是“自动续期”，而不是“收回”。对于商业用地和综合用地，了也是以“续期”为宗旨。虽然按物权法规定可以约定不动产的归属，但这个约定，是前人替后人约定，万一综合用地上居住的后人没有能力履行无偿自动搬出的约定，这个约定还是会归于无效。同时，其依据，也是“法律或行政法规”，而不是随便一级政府的某个文件。       就算最早1987年出让的住宅地块，按70年年限计算，距离土地使用权到期还有46年；50年期的综合用地，则还有26年；40年到期的商业用地，还有16年。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文明法则，土地期满无偿收回的规定最多也只能从新出让的明文规定的土地算起，到执行至少也是40年以后的事情了。相信后人的智慧与理性一定能够战胜对物欲、权力的无尽迷信与贪婪，改变如此非理性的疯狂规定，给子孙后代一个更美好的预期。到时，在到期土地上开征物业税，也许是解决居民财富永恒持有和传承、政府获得持续稳定税收的两全之策。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孔子来到了天安门   童大焕—2011年1月16日星期日         听说，孔子穿越两千多年风雨烟尘来到了天安门。我没有亲见，室外阳光灿烂但寒风刺骨，所以我没有像一些人一样去跪拜和瞻仰。但那的确是真的，网络上、报纸上都有照片清晰可见。那是2011年1月11日上午（非常巧的五个一），一座总高9.5米的孔子青铜塑像在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落成。孔子成为继毛泽东，孙中山之后第三位进驻天安门广场的历史人物，成为天安门的文化新地标。       这是好事。虽然仅此一点还谈不上广场的开放，但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流话语从革命话语转向国家认同的一个标志。“国家”稀释“革命”，“认同”高于“对抗”。国家命名的建筑越来越多：国家大剧院在大会堂西侧落成，曾经的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也在2003年正式更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       一些人将之视为儒家文化复兴的标志，一些人再次批判孔子的“封建思想”，其实都不必。孔子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众多思想群星中的一个，有他的贡献也有他的局限。既不能以现代的自由、平等观念来要求古人，亦别指望他的思想能够成为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的未来指路明灯。       但雕像还是隐隐地透露了立像者的“野心”。为什么像高不多不少正好9.5米，不正是欲将其树为中国文化“九五之尊”的地位吗？它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不久前儒家学者抵制在孔子故里曲阜建教堂一事：去年，有媒体报道了曲阜要修建一座基督教堂，引发激烈反弹，郭齐勇、张祥龙、张新民、蒋庆、林安梧(台湾)等“儒家十学者”联署反对，认为这是对“中华文化圣地”的亵渎，也将造成不同思想精神的恶性碰撞。       可事实上，在曲阜建的那个基督教堂其实是重建，其前身建于1919年，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年份，而现建教堂的高度和占地面积，其实不过是回复当时的“旧制”。       即使在孔子生活的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才是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那个时代也因此成为后人景仰的一个时代。我更希望孔子来到天安门是中国文化包容和多元的一个新起点，而不是终点。       我甚至希望，天安门的孔子塑像，不要那么高大，真人大小即可；不要基座，双脚牢牢立于大地；双手也不要藏在宽大的袖袍里，露出来，让人们可以握一握。因为啊，孔子当年，名为周游列国，实则和今天几亿中国人一样，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流浪呢！甚至有时也温饱难继，报国无门，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其实，天安门地区，雕塑最好的安放位置是前门大街，那条步行街，可以摆很多很多的雕塑，中国历史文化人物、外国历史文化人物都可以在此有一席之地。群星灿烂，不只是用来景仰和膜拜，更且要让人们知道他们的主体思想。都跟真人一样大小，这样，中外历史文化的伟人们才可以陆陆续续走进来。一边安放中国的历史文化人物，另一边则可安放同一时代世界历史文化人物，孔子可以进来，老子可以进来，苏格拉底可以进来，柏拉图也可以进来。是的，不要放帝王。人类历史上那些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帝王将相的英雄传奇，既不可复制，多数也是争权夺利而致生灵涂炭的代名词。中国历史上这一点尤甚。倒是那些貌似无力的思想、文化和科技，在增进人类福祉、提高人类自由与尊严上，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文化包容与多元是文化与民族自信的体现，你容得下它，你比它大；你容不下它，你比它小。    

     贡献价值，也贡献价值观   童大焕—2011年1月19日星期三         2011年1月18日晚，2010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北京国贸三期群贤厅举行，“2010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中国“卫星之父”、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 航天控股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孙家栋终身成就奖。另有9人获年度人物奖，5人获年度人物创新奖，4人获年度人物提名奖，上海世博会志愿者团体获公益奖。       说实在的，一开始我颇有些失望。因为在年度人物获奖名单中，国企领导人占了9席中的6席，可谓绝对优势。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在我看来是规模取胜，比如4万员工的国航总经理孔栋，5万员工的山东重工集团董事长谭旭光（当然也还有科技创新成分，但个人认为主要还是取决于其规模），还有领导其银行晋升商业银行第五的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此外，中国联通董事长常小兵, 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燕京集团董事长李福成，也是相关行业内的国企大佬。3席民企的位置，规模则要小得多：新希望 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中国明阳风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张传卫，通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伍胜。       但后来一想，这是一个必须承认的现实，像诺贝尔奖，即使多数是对已经过去的经验和理论的事后总结，仍然首要考虑其对社会的实际影响力。即使今天的中国，大多数国企没有摆脱“大而不强”的魔咒，但它们足够大、对社会经济具有足够的影响力，却是无法回避的事实。2010年，全国国企总利润已将近2万亿元，虽然它只为社会贡献了6000多万就业岗位。这个问题，我们永远无法回避。       但任何一种评选活动，如果没发现价值、引领价值观的作用，只是大者为胜强者为王，那就只是千百年“胜王败寇”历史的起居注，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义。所幸CCTV年度经济人物的评选活动，一直在寻找自身的不断突破，一直在寻找引领社会经济进步的更永恒价值和力量。       在接下来的创新奖和提名奖名单上，出现的9个名单里，国有成分似乎只有格力的董明珠和东方演艺集团的顾欣。而其他人选，全部让位给了民企，并且这些民企，多数人非常陌生，但他们却悄无声息地占领了相关领域的世界先进地位，代表了未来中国创造、中国智造的方向和未来世界竞争力的源泉。它们虽小，却已经有了国际性的影响力和创造力：大唐电信总裁真才基，浪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孙丕恕，皇明太阳能股份公司董事长黄鸣，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汪建，金蝶国际软件徐少春，展讯通信董事长兼CEO李力游，英飞特光电有限公司董事长华桂潮。       往年经济年度人物评选，传统制造业和蒙牛、娃哈哈一类的生活快销品行业领军人物傲视群雄，以规模取胜入选；今年是科技创新三分之一，制造业三分之一。即使传统制造业，科技创新的比重也大大提高。在获奖的20人中，有11人都跟科技创新直接相关，超过半数。这在近年的经济年度人物评选中是没有过的，表明了中国参与世界竞争、占据价值链高端的新方向。也表明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在寻找价值和引领价值观方面的新努力、新成就。       2010年的年度经济人物，虽然国企格外引人注目，但众望所归的巨人级企业几乎没有，而一大群以高科技为背景的IT和新能源企业脱颖而出。这是好事，说明在全球一体化和新思想、新技术的引领下，中国正在走向一个崭新的群雄并起的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新技术创新不仅仅将为社会贡献价值，更重要的是贡献价值观，通过科技创新，建立商业新秩序、促进人类新文明——就像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样。       技术和观念进步带来的价值和价值观提升，是国家竞争、人类进步发展的“核动力”，这些价值和价值观，看似很小，实则蕴藏着巨大的能量，现代商业资本只不过是激发这些原子能的“导火线”而已。相信智慧的中国人，能够向世界贡献价值，也贡献价值观。       一句题外话：颁奖晚会现场的媒体观察团提问深度不够，导致多数获奖嘉宾更愿意回答专家观察团的提问。媒体人要努力啊！大学生观察团提的问题更八卦，我听到的两个问题都令人啼笑皆非。一个是问山东重工的谭旭光，在哪种场合喜欢听某某音乐？另一个是问获奖年度经济人物、经济学家李稻葵：你喜欢修车，修车跟研究经济有什么关系？结果是傻瓜问题把回答的人也变成了傻瓜。不说也罢。难道这就是当代名校大学生？多思考一些事关中国、世界，事关事业、人生的真问题吧。（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  

中国模式前不见古人后没有来者   童大焕     中国模式的四大历史背景   中国模式的发生有四大历史背景，每一个背景都不可复制。第一大历史背景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 30 年，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为纲使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 从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先生的博客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篇文章——《经济真相——三十年经济负增长》。文章引用了多方面的数据，表明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我国的经济整体上是处于负增长的。 “从吃的方面看，粮食人均消费量 1966 年为 381 斤， 1976 年为 383 斤，比最高的 1956 年 409 斤分别低 28 斤和 26 斤，食用植物油人均 1966 年为 3.5 斤， 1976 年为人均 3.2 斤， 1956 年则为 5.1 斤。从穿的方面看， 1966 年棉布人均消费量为 20 尺， 1976 年为 23.7 尺，而 1956 年则为 29.2 尺， 1968 年每人平均只发 9 尺布票。从住的方面看，一五期间住宅建设投资占非生产性投资的百分之 9.1 ，而文革中只占百分之 4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 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 1978 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 74.67 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 50 元。有 1.12 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 1.9 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 2.7 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 1978 年，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有三分之一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三十年代。──杨继绳《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结构》 《文化大革命简史》一书中，这样说：“十年之间一共损失高达 5000 亿元，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 1979 年，我国全部国营企业（包括工农业、运输业、邮电业、商业、城市公用事业、建筑业）的固定资产原值为 4892.5 亿元，文化大革命十年相当于败掉了全国亿万人民三十年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一份家当。” 《大动乱的年代》也有如下评论： 1977 年 12 月 20 日 ，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在经济上，只是国民经济收入就损失人民币 5000 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三十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百分之八十，超过了全国三十年固定资产的总和。 这里不包括文革初期红卫兵打砸抢所造成的损失，如果算上被毁掉的不计其数的文物和艺术品，这个损失将变得无法估量。如果谁有这个精力和兴趣，可以研究一下改革三十年来对文革造成的文物损坏修复所投入的资金，看这个资金总额有多少。 …… 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成绩一览表单位：亿元 　　历年固定资产　　＋ 4892.5 　　朝鲜战争　　　　　－ 62.5 　　大跃进　　　　　－ 1200 　　历年援外　　　　－ 1201.4 　　文革　　　　　　－ 5000 　　──────────── 　　经济总和　　　　－ 2571.4 从人为导致的经济倒退，到让百姓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安居乐业，正常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那种“拨乱反正”带来的经济增速，想不高都很难。这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一样，不见得是因为中国有什么独特的灵丹妙药。 第二大历史背景是人为阻止的城市化进程，改革开放以后产生了快速的补课效应。 改革开放前的城乡二元身份体制，严厉阻止农民进城，甚至在饥荒时农民进城讨饭都不被允许。更有甚者，为了解决城市青年就业问题，我们还搞出了逆城市化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违背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做法，自然会遭到规律本身的报复，它导致了两个严重的且都是不可逆的、不可挽回的后果：一是使中国广大农村的土地被过度开垦，加速了荒漠化进程。新中国成立后前半个世纪，我国的荒漠化面积增加了三百多万平米公里，达三分之一国土面积之多。二是大量农民在非正常年份饿死。《中国青年报》到 2010 年才有一个报道说计划经济时代有上百万人逃往香港。 城乡二元身份体制，就好比是一道江河上人为拦住的大坝，制造着城乡之间巨大的收入落差，为后来的城市化积蓄了巨大的能量。落差越大，势能也越大，一旦放开后农民进城的力量也越大。因此，我们也不必惊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农民不顾一切地进城、进城、再进城，给中国城乡带来了多么翻天覆地般的变化。 计划经济时代，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住宅投资都极其匮乏。市场经济，特别是 1998 年以来的城市住房私有化以及人口在市场化条件下的自由流动，使住宅需求迅速扩大，国人的住房观念和住宅市场全面复苏。房地产市场因此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当下的支柱产业，支撑起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 2010 《国家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国家竞争力报告》蓝皮书指出，中国近 20 年的经济增长并非靠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来获得，而是靠消耗资源和扩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业膨胀发展。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既是对过去重生产轻生活及反城市化、逆城市化补课的必然，但在另一方面，这样的补课终有完成之时，这样的产业结构缺乏长远的竞争力。 第三大历史背景是经济全球化给中国提供了广阔的国际市场。 第四大历史背景是习惯于计划经济时代低货币化生存的人们，刚开始进入市场经济时能够接受低工资低福利。 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是低工资、低地价、低环境成本、低利率、低保障。刚开始从计划经济时代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的人们，虽然拿的是很低的市场工资，但再低也比他们在计划经济时代高。所以民众普通能够接受。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猛然发现，原来资本所得和政府的收入所得要比他们的劳动所得高得多。如果是井水不犯河水倒也罢了，问题是此时他们在计划经济时代名义上的国家保障已经全然瓦解，而巨额资本和政府各种收入所得已经从全方位提高了社会生活成本，反过来像一座座大山一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因此，不管是他们明白了真相也好，还是现实的生活压力逼得他们被迫“自卫还击”也好，要求更高的工资回报、更高的土地和房屋价格、更高更公平的社会保障、更高的环境补偿和生命健康保护，都是“中国模式”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结果。这种必然，必将终结中国模式本身。 中国模式是在特定、畸形的、不合理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发展特征，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都受到其内在缺陷的严峻挑战，更不可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种科学、合理模式。     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和力量支撑   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或曰本质，就是政府成为市场要素价格的主要制定者，为了国际和国内竞争的需要，将土地、资源、环境、利率、劳动力、社会保障、劳动保护等全方位的要素资源全面压低，形成“低要素、低人权”的价格优势，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它的基本力量支撑，就是政府，就是政府公司化，政府的一切目标，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成为投资主体。发展到后期，则是以经济建设和“维稳”为中心。这个发展态势，已经很明显地看出，中国模式发展到后来，必然形成政府和百姓、公民权利和公共权力、官与民之间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乃至于不得不通过“维稳”保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顺利进行”。 张五常教授用很清晰的经济学理论解释了中国模式的运行规律和逻辑，在他 2005 年写下的《中国的经济制度》里，他的一个重要观察是，中国很多地区的地方政府之间竞争非常激烈，尤其是长三角地区一带，其激烈程度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很难见到。这种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所采用的依然是一种价廉者胜的市价准则。 显然，它们是为地方经济增长而竞争，因为只有地方经济搞上去了，地方财政收入才会增加，同时地方官员的政绩也会得到相应的提升。 张五常提到的一个要点是，中国政府于 1994 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产品增值税。由于这个税种的税收在整个政府收入中占比最大，是各方政府最为看重的。这个税率是 17% ，各个地区的县可以从该税抽四分之一，也即 4.25% ，其余的归上级部门。一方面，地方政府和投资者达成的是一种分成合约，投资者拿到是产品增值的 83% ，县地方拿到其中的 4.25% ；另一方面，地方与上级部门达成的也是一种分成合约，县以上各级部门（包括中央）拿到的是产品增值的 12.75% 。但问题在于，这个适用于全国各个地区的税率是不变的，而且县与上级部门的分成比也是固定的。 在中国的地区间竞争中，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落后以及位置较为偏远的地区也要与发达地区进行竞争，但分成比不变，它们就缺少了一种竞争手段。 但是张五常发现，原来县可以将给投资者的土地价格变为负值！尽管分成比不变，地方政府之间缺乏一种市价准则而竞争不起来，但加进地价这一调整变量之后，地区间竞争所采用的就是一个典型的市价准则了。经验上看，地方政府不仅可以免费提供土地，也可能会免费为投资者建造厂房（俗称“交钥匙工程”），或者将投资者上缴的若干年税收再返还给投资者，等等。特别是，地方政府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还会大力投资建设公路、公共绿地、电力设施等。与企业间竞争类似，地区间竞争采取的也是一种价廉者胜的市价准则。 由于这种市价准则是运作在全国 2860 个县之间，因而这种竞争的程度以及广度可想而知。这样去看，在如今的中国大地，不仅有着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运作在个人与个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市价准则，而且还有一个运作在各个地区政府间的市价准则。这种地区间竞争不仅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同时也带动了传统层面的人与人以及企业间的竞争。这种运作在地区间的市价准则在任何一个国度都不曾发生过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有着如此快速的财富增长了。 综上所述，中国模式最简单明了的解释就是政府公司化。在政府公司化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不仅可以将土地价格变为负数，也可以压低当地的环境、劳动力、社会保障、劳动保护价格，形成“廉价环境、廉价劳动力优势”，形成“以资为纲”的法律与政策环境，形成“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法律落不到大地上”的奇特发展格局。 这样一种竞相牺牲环境、牺牲劳动力的发展模式，竭泽而渔，势必形成自掘坟墓的最终效果：牺牲环境势必要由当代人和子孙后代长久埋单；牺牲劳动力势必牺牲内需市场，尤其是牺牲未来最宝贵的社会创新能力。 (待续)         

     中国模式前不见古人后没有来者(下)     童大焕 中国模式的自我消散和瓦解   过去三十年中国模式的核心，就是强政府、弱社会；政府职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公司化，直接与民争利；经济结构以出口和政府投资、政府消费为主导，民间消费和创新无力。经济学家赵晓说：“过去这些年，经济学的主流的确是更多地注重了效率而忽视了公平；更多地关注了改革方向的正确却忽视了过程的公正；更多地关注了民营资本的利益却忽视了更广大的民众的利益；更多地重视了市场化却忽视了民主化。” 政府主导型经济导致周期性经济震荡。 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周期性经济波动一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典型特征，并且决定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事实上，以政府为主导而不是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系，由于大量要素资源价格被政府的强力人为扭曲，经济波动更频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周期与政府换届一直保持着明显的相关性，不惜代价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不协调的增长方式，带来的是经济的无效和频繁调整。 过去 30 多年的经济高增长基本上是靠投资拉动尤其是政府的投资拉动，其中充斥着被一些学者称为“腐败型投资”的政府投资项目。所谓腐败型投资，指的是投资不是按照经济规律来办事，不考虑投入产出比，投资目的不是为了增值，不是为了税收和百姓福利增加，而是为了官僚小集团乃至个人政绩服务。这也就是老百姓所谓的“政绩工程”。根据世界银行估计 , “七五”到“九五”期间 , 中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 30% 左右 , 资金浪费损失大约在 4000 亿到 5000 亿元。以 “国际化大都市热”为例，目前中国的 600 多个城市中，竟有 183 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 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口号，事实上已成为一些地方领导人获取政治资本的手段。安徽阜阳就是一个标本。 20 世纪 90 年代初，原阜阳地委书记王怀忠提出了将阜阳建成淮北大都市的设想，耗资 3.2 亿元建一个国际大机场，政府官员、教师、农民每人均被摊派数百元的机场建设费。但机场勉强运营一年后，就被迫关闭，现在杂草丛生、野兽出没，而地方财政欠了许多债。 与大机场相媲美的是建设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园的计划，里面养千只老虎、万头巨鳄。王怀忠在没有规划设计甚至没有一个成熟思路的情况下，圈地数百亩，发动数万干部、教师、学生去做开挖“龙潭虎穴”的义务劳动，毁了不少良田，工程历时 3 年，耗资千万，最终半途而废。 但王怀忠本人却升为安徽省副省长。形象政绩工程、好大喜功的结果往往使一些地方领导人官运亨通。王怀忠后来入狱已是后话，且并非因为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败露。 “国际化大都市”只是腐败型投资的一种，各种政府投资都有可能明里为官员捞取政绩暗里为官员中饱私囊铺平道路，形成典型的权贵资本主义，导致财富不断、迅速向权贵资本集中。 政府主导型经济在一些地方已经变成了典型的双向掠夺型经济：一方面是掠夺自然和资源，大量圈地却抛荒无数，或者留下半拉子工程，或者工厂竣工之时即是其停工之日，土地价值无法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另一方面则是对普通百姓的掠夺。野蛮征地、野蛮拆迁业已成为基层官民的最主要矛盾。 我们现实中的市场，是被政府的力量强力渗透的市场，是一个诸侯割据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中，市场的主体发生了扭曲、市场的价格发生了异化、市场的机制已经部分或完全失灵，最后必然导致某种程度上的“权力路径依赖”－－即，权力造成的问题不可能通过市场手段来解决，而只能依赖更高一级的权力来解决。 真正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没有确立，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的插手可谓易如反掌。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就如吸鸦片一样上瘾。土地可以低价、无偿甚至负值转让，企业的投资相当部分最后可以通过地方政府“命令”国有银行贷款来获得，企业实际上是在借鸡生蛋。瘦死的母鸡肥硕的蛋，生的蛋是企业自己的，母鸡却是社会公众和中央政府。这样，所谓的市场主体和市场价格，其实都是被严重扭曲的。根本不能反映市场的本真状态。 但是，市场的最终作用总是要发挥出来，这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一旦产业链的高端（消费端）发生“崩盘”，整个产业链的全面崩溃就在一瞬之间，谁也逃不出“一轰而上，一轰而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迅忽”的命运。而最后为此收拾残局承担风险的，不是“市场主体”，而是全体国民和中央政府－－那些被从银行借钱的“债主”。这样的“市场投资主体”和地方政府，怎么可能通过市场的力量扼制其投资、逐利的冲动呢？ “通胀－治理整顿－再通胀－再治理整顿”实际上是政府主导型经济自身不可避免的恶性循环，而权力主宰市场导致的“权力路径依赖”，又进一步反过来扼杀市场主体的培育和市场机制的完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周而复始都有过热倾向发生，从 80 年代各地竞相上马以彩电、冰箱等家电制造业，到上世纪 90 年代，汽车、钢铁成为投资热点，再到 2000 年开始到现在，以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工程为代表的“高新”项目成为各地竞相争夺的焦点和招商引资的重点，再到今天的钢铁、电解铝、水泥三大行业的投资热和房地产热。产业不断“升级”。现在可能轮到高铁了。 周而复始的经济震荡（波动）已经一次又一次呼唤：政府应该退出市场，否则周期性经济波动无药可治。 政府主导型经济只讲投入不论产出。 所有的投资都要讲资本回报，唯独政府投资例外。因为花别人的钱不心疼，花别人的钱做自己的事最不心疼。政府投资就有这方面的典型特征。民生银行发布的《 2010 年中国交通运输业发展报告》显示：铁路建设资金来源中，债务融资的比例，已经由 2005 年的 48.83% ，上升为 2009 年的超过 70% 。快速增长的债务融资规模，使得铁道部的资产负债率逐年上升， 2009 年的负债合计预计超过 1 万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55% 以上，预计 2012 年有可能超过 70% 。由于债务融资比例越来越大， 2009 年铁道部门支付的利息已经达到 400 亿元以上，预计未来有可能超过 1000 亿元，这使得铁路的盈利能力变得脆弱。（ 2010 年 7 月 27 日 《第一财经日报》） 但据 FT 中文网的消息：一个通常可靠的消息来源报道称，中国政府的下一个五年计划（到 2015 年）包括最高可达 4 万亿元人民币的铁路网络投资。即使中国上市铁路公司的业绩并不看好——它们的总资本回报率已经很低。但是我们仍然在不惜代价。 互联网、城市化、高速铁路将深刻改变中国，这点毫无疑问。但是今天的我们对高铁建设不计成本地大干快上，同时又不考虑乘客的实际需求与承受能力，形成既不对投资者（实际上是全体纳税人）负责、又不对消费者负责的畸形怪圈，这难道是我们所需要的结果吗？ 俗话说花别人的钱最不心疼，今天的高铁大跃进，会不会转眼就成为明天的大浪费，实在是一个不能掉以轻心的大问题。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同时，物权财权的高度集中，又不可避免带来了腐败和浪费的高度集中。事实上，这样的问题已经从一开始就出现苗头：宁沪高铁建成开通后，一直没有乘客，上座率很低，为此，官方专门停开了宁沪原有的动车组，想“逼迫”乘客乘坐高铁，结果是不言而喻的，经常有很多车厢空无一人。投资如此巨大，市场却无人喝彩，前景堪忧。 宁沪高铁建在人口密集的区域，尚且如此，未来中国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过程中，注定会有一些大城市迅速崛起，也会有一些城市和乡村迅速衰落。在此过程中，如果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始终由行政主导，必将导致两个巨大的浪费：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高速铁路的建设将会造成巨大浪费；二是小城镇行政主导的开发区和房地产建设将会造成巨大浪费。 今天的高铁建设，其费用已经远超机场。铁路建设费用平均 一公里 过亿元，高铁投资又是普通铁路的数倍。而一个小型机场，通常投资数亿元即可。铁路投资浪费的土地也要整体上比机场多。与其浪费大量的土地和资金在未来随时有可能成为僵死的蛇一样横亘在中华大地上的高速铁路上，不如在更加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匀出一部分资金用于更节约、效率更高的机场建设。 高铁的票价完全走市场化自由定价的道路，也违背了高铁建设“用纳税人的钱建设、供纳税人使用”的公共服务的初衷。高铁的建设和投资，要么在不改变现有普通铁路和动车格局的前提下，完全走市场化道路：由非国有的市场主体自行投资，自由定价，自担风险；要么就走公益化的道路：由财政投资，回归公益性，票价接受听证和监督。 现在的高铁大跃进，基本可以说完全乱套：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不惜成本和代价，却既不用考虑投资风险，也不用考虑公共服务。这样一种情形，很可能只变成少数人名利双收的“面子工程”和少数利益集团的“腐败型投资”。 中国式次贷危机谁来埋单？ 各级政府不计成本的投入和不惜代价的招商引资，最终只能由中央政府和全体百姓买单。在凤凰卫视日前播出的《问答神州》节目中，接受独家专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前副委员长成思危表示，各地方政府成立了大量的融资平台从银行贷款，地方政府债务总量到了 7.66 万亿，相当于 GDP 的 20% 多。中央如果处理的话，就可能减少我们民生，改善民生、社会保障等等方面的支出，第二个可能是转变成银行的坏账，第三个更坏的可能是我们多印钞票造成通货膨胀来稀释这个债务，这些都是老百姓的损失。今年看来这个问题逐渐受到重视，所以中央也采取了各种措施，在查在处理这些问题。成思危认为，外国的次贷是把钱贷给没有还款能力的个人，中国的次贷是把钱贷给没有还款能力的地方政府。 这是笔者第一次看到有人把政府债务明确当成次级债，并且提高到“危机”的高度来看待。此前，地方政府融资通常都受到银行的格外“青睐”，一是因为有政府信用担保，二是很多国有银行事实上并没有完全摆脱政府的左右成长为完全意义上的独立市场主体，即使贷给政府融资平台的款项出问题，通常也不会有责任人什么事。 此前有媒体报道，截至 2010 年 6 月末，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 7.66 万亿元，其中发现有问题的贷款金额约 2 万亿元，“有问题率”高达 26% 。 63 ％的银行家认为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风险较突出。而目前根据中国审计署的审计，在一些地区，地方政府的负债已经超过了当年全年的财政收入，部分地方甚至超出了两倍之多。银监会纪委书记王华庆提醒，这个问题若解决不好，会直接影响海外融资的成本，影响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声誉。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带来的“中国式次贷危机”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其之所以隐而不发没有显性化，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一是债务人主体较集中，二是如上所述，政府会通过各种办法稀释和转嫁债务。除了成思危先生所说的上述三种债务稀释与转嫁办法，地方政府还有可能通过加重税费、加快廉价征地拆迁等种种办法来达到还债的目的。虽然地方政府没有制定税种和税率的权力，但在征税过程中自由裁量权极大的中国社会，地方政府完全可以通过“严格征收”等办法达到提高收税的目的。 总而言之，无论采取哪一种办法稀释和转嫁债务，最终的受害者都是老百姓。不论是自救还是靠中央来救，老百姓都会成为受害者。如果是自救，当地老百姓首先受害。如果地方政府已经无力自救，那么那些负债多的县，不可能让负债少的县去替它还钱，别的省市县不会去救它，只能靠中央去救。靠中央去救的结果，就是全国老百姓跟着一起受损失。地方政府毕竟是一级政府，不可能真正像企业一样实行破产清算，所以不论它怎么举债，怎么还不了，它都不能破产倒闭。这也是各地方政府官员热衷于举债的重要原因。 而地方政府大肆举债，并且终于形成了隐而不发、且最终让全体老百姓受害的“中国式次贷危机”，归根结底是因为政府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客观上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个大公司。而对经济活动的追逐，对于任何独立的经济主体来说，都是没有止境的，赚了千万还想赚一亿，赚了一亿还想赚百亿。何况地方政府的投资是用别人的钱做自己的事，不像独立企业主，还不起钱弄不好要跳楼的。 中国式次贷危机以铁一样的事实说明：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虽然短期内能够很高效率地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从长远看，这种经济增长一定会反过来成为老百姓的债务和巨额负担！因此，这样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的行为应该及早刹车，政府职能必须及时回到“守夜人”的角色。否则，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高增长的背后有时是零增长甚至负增长。 在经济活动中，财富增长和财富转移都可以体现为 GDP 的高增长；甚至很多时候，财富净损失也可以体现为 GDP 的高增长，比如环境污染和破坏，比如拆房子。 中国模式的两大典型特征，一是各级政府自己挖坑自己填，大建楼堂馆所、大搞基础建设投资、大搞开发区和新城建设，而不管其实际是否需要。目的是小集团有利益而且 GDP 非常好看。但这个过程很多时候不是在创造财富，而是在转移财富。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 2010 年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认为，全国城市规划和建设随意性很大，相当一大部分 GDP 靠拆迁。他用了一个新词，叫“拆毁性建设”。这种马路反复修，房屋不断拆迁等创造的增加值，都要计入建筑业，计入 GDP ，但实际财富和国民福利并没有增加。 中国模式的另一大典型特征，是在各地方政府纷纷不惜代价降低辖区内土地、环境、劳动力、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要素资源招商引资的“自我作践型竞争”中，少数人享受发展成果，多数人承担改革成本，眼前的经济增长目标代替了整体和长远的社会发展目标；地方官员的短期政绩凌驾于民众利益之上，导致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和公民健康、福利为代价，以牺牲公平正义为代价，成为“悲惨式增长”的典型注脚。悲惨增长是指当一国偏向出口的生产要素的增长而使产品出口增加时，不但没有带来该国的出口收入和福利水平提高，反而是降低了。中国模式越发展到后期，越是掉入“悲惨式增长”的陷阱而不能自拔。 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就是在社会、资源和环境方面付出巨大代价的条件下取得的，这种模式今后是无法继续下去的。光看物质产品生产、固定资产投资、金融资产积累，中国确实在高速发展，但其他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可能还没有缩小，生态环境、人力资本建设和创新能力培养等方面更是严重透支。中国有 2.5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如果要恢复到欧美国家那样的生态环境，可能要花费超过这个数额十倍的代价。 诚如郭树清所言，除制度安排，现代经济增长有六个决定性要素，其中，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因素对中国经济规模扩展影响不大，但另外三个更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要素：人力资本、知识积累和生态财富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非常大。     结论：中国模式不可持续   中国模式是一种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目标的、以一把手的威权体制为核心的、少数官员和权力资本阶层决策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决策成本很低，决策效率很高，一定时期内发展效率也很高。但是很快，它的执行成本和发展代价也越来越大，并最终背离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为了人获得更大的自由和幸福、为了人更好地发展；也会最终失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依靠——自由而富有创造力的人，以及和谐美好的自然环境。不仅经济增长难以持续，而且连经济增长的合法性、合理性都受到严峻挑战。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它的生命力是不会长久持续的。因此，对中国模式的拥护者也不必为此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找到了人类发展的光明大道；对中国模式的反对者也不必忧心忡忡，担心它真的会成为一种模式千秋万代并且向外推广。 经济问题的根本问题是产权制度问题（国家的起源就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和在此基础上的公平交易与利益选择。民主说到底也是一种利益选择，一种利益妥协，一种用最小代价换取全社会最大收益和福利的共赢机制。在非民主机制里，一些人和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往往以损害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和代价，这样的暴富往往来得特别快，去得也特别快。而在民主的机制里，任何人的利益都必须以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为前提条件，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保护每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利益，保护每个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平稳发展。 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将得主阿玛蒂亚·森曾经写下《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他指出，我们应该吸取一个重要教训，即许多经济技术官僚主张使用市场经济提供的经济激励机制，但却忽视由民主政治所保证的政治激励机制。这意味着实行一种极不平衡的制度基础。 更有论者认为，民主是低效率的。这种观点认为，公共政策的决策成本与参与决策的人数成正比，参与决策的人越少，成本越低，当公共政策由一个人决策时，成本最小。只有非常简单的事情，也就是社会可以承担巨大决策成本的事情，才可以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如果是这样，那么在人类社会里，民主是没有希望的。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政府间的竞争中，很多时候的确是由县一级的一把手们“一言兴邦”的。 事实上，美国政治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早在 1962 年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和另外一个合作伙伴的研究结果表明，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不仅仅涉及到决策本身的成本，而且涉及到外部成本，也就是说决策者本人可能对不参与决策的人强加的成本。 他们认为，一项公共政策的外部成本与参与决策的人数成反比。参与决策的人越少，其外部成本就越大，当只有一个人作出决策时，其外部成本就最大。这时决策者可以把决策所引起的所有成本强加给外部人，而尽可能把收益留给自己。随着参与决策的人数的增加，外部成本会越来越小，因为每增加一个决策者，就多增加一个人来利用参与的权力制止对自己不利的决策（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出现有些地方官员们各自在潜规则中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的现象）。当所有的人都参加决策时，一项公共决策的外部成本也达到了最小化即零，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权否定对自己不利的决策。 把决策的内外部成本两个分析结合起来，就会找到一个妥协的均衡点，即决策的成本与外部成本相等的点，这一均衡点就是民主范畴的均衡点。 当然，由于各类公共政策的属性不同，均衡点也各有千秋。比如紧急突发事件，因为时间上耽误不起，这时决策就倾向于集权；而在对全社会和个人有较大影响的事情上，公民的民主参与就显得重要，没有民主，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就大。结论是：必须通过宪法限制政府机构行使权力。布坎南后来于 1986 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跟他的这一成果关系极大。 从布坎南的研究成果反思过去三十年的中国模式，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生态环境恶化和基层维稳压力越来越大的根源。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专栏时评作家，著有《买房的革命》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