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大城市化是未来中国最大的增量改革   童大焕—2010年9月23日星期四         在中国发展基金会举行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发布会上，身为报告主笔之一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长杨伟民表示，城市化方向要走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市化道路，中国没有办法走分散化的城市化道路。大力发展小城镇的提法是有问题的。只有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小城镇因为承担大城市的特定服务，提供了就业岗位，才对外来人口有吸引力。这与此前中国一直在主张并且实施的“城镇化”的提法与做法相比有明显变化。（2010年9月23日《新京报》）       大城市化是资源集约化和可持续化发展、以及个人获得独立、自由、尊严的内在需要；百万人口以下小城镇基本没有创业价值；大城市化不可避免和逆转。这样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所以任何人、任何机构都无法对抗而只能顺应。这是大势所趋势！然而屈指算来，从大力发展小城镇战略和乡镇企业至今，我们至少已经走过十多年的城市化弯路了。杨伟民表示，以后优先开发的三个特大城市群即环渤海地区（包括京津冀、辽中南和胶东半岛）、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重点发展八个大城市群。       依笔者看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增量改革的资源已经日渐枯竭，未来中国，最大的增量改革资源就来自大城市化。不论是生态环境的全面好转、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的全面缩小、教育资源的均衡化发展等等，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大城市化。       当前全国遍地开花式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我们往往只能看见土地和房屋的城市化，看不见人的城市化。不尊重市场本身的规律和要求，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行政主导做法，不仅给环境脆弱地区带来极大的环境压力，而且在激化征地、拆迁矛盾的同时，也在制造巨大的“城市化浪费”，比如各地层出不穷的“空城”、“鬼城”、“烂尾城”出现，就是人的城市化幻想超越、凌驾于市场需求之上的恶果。另一方面，是本该大城市化的地区土地供应严重不足，导致房价飙升过快，社会各界怨声载道。       今天我们重新承认并确立大城市化的发展思路和方向，不啻为对以往不尊重规律本身的城市化道路的拨乱反正。但是知易行难，要改变传统的观念和行为，以及附着在此上的地方政府的财政和利益依赖，实属不易。笔者建议，通过以下两大措施全面推进大城市化战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地方政府的小城镇化冲动。       措施之一，全面改革高考制度，通过按考生比例招生、就地上学就地高考等办法，既能有效地保证移民子女平等的上学和高考权利，又能防止高考移民，还能在现有资源基础上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全民共享、促进教育均衡，还能通过“消灭”数千万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全面扩大高校招生的生源基础，使高校免于破产之忧。当下，全国高考的录取率已超过60%，北京、上海更是多年稳定在80%以上，上海2010年更有望突破100%。高考制度和高中教育再不改革，很多高校将面临生源不足之近忧。       措施之二，是对农民的房屋和土地进行完整的产权化改革，其获得城市户籍无须以交出农村土地和房屋为代价。这样，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地方政府的小城镇化冲动，也可以有效减轻地方政府的债务。       经过这两大改革，附着在户籍上的利益几乎就被剥开殆尽，户籍将回到它最初始的人口登记的本位上去。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降低社保缴费比例很靠谱   童大焕— 2010 年 8 月 16 日 星期一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在《人民日报》《收入分配，‘跷跷板’如何平衡？》一文中呼吁降低企业和职工的社保资金缴纳比例，让企业省下钱给职工涨工资，职工省下的钱变成可支配收入。而因此带来的社保资金缺口，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国有企业分红来补充。（ 8 月 16 日 《人民日报》） 这个建议很靠谱，只是不知何时能够付诸实践。众所周知，我国现有的社保缴纳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各地虽然略有差别，但从总体上看，如果足额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五险，企业缴纳加个人缴纳部分，合起来超过工资总额的 42% ；加上住房公积金，占到工资总额的 66% ！“五险一金”合起来，个人缴纳约占工资总额的 22% 左右，企业缴纳约占 44% 左右。 也就是说，如果员工名义工资是 1000 元，企业为他实际付出的是 1440 元，而他个人税前实际所得只有 780 元。这就是为什么，虽然一切如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所说，从相对数看，在社会财富这块蛋糕的切分中，居民收入所分得的份额是减少的。虽然工资仅占企业运营成本的 10% 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 50% ，但企业普遍缺乏涨薪的积极性。因为涨薪同时意味着企业的社保等负担加重。其实，任何企业，天天打交道的都是员工，直接受到员工涨薪的压力。但这种压力不能变成企业涨薪的动力，只能说明它受到的税收、社保以及市场竞争的压力往往要大于员工涨薪的压力。秘密何在？则如白重恩所言，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的税收是最高的，而且有很多重复征收的，企业税负很重。 企业税收和社保负担重，反过来全面妨碍员工福利的提升：一是涨薪每每受到限制，二是一些企业会千方百计规避正式劳动合同，千方百计逃避给员工上社保。这样，社保缴纳额度高，原本是为了保障员工的福利，到头来反而成为损害员工福利的工具。很多员工不仅没有得到社保待遇，反而不断地被企业“临时工”着，拿着最低的临时工工资。 诚如信力建先生所言，社会保障系统在劳动者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本质与商业保险是没有区别的。“保险费”均由劳动者出资。所不同的是一个是以国家信誉为保障，另外一个是以商业公司信誉为保障。此外，我们至少可以在商业保险中看到自己的“保险费”增值（并且已经将企业的利润计入其中。即使是保险公司破产，清算组织接管下，你的保险金都追回），而在社会保险中，“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贪官的一次挥霍，你几辈子的社保资金全人间蒸发，找谁追偿去？风险孰大孰小，一辨则明。 如此之高而且没得商量的社保缴纳比例（即使在苛刻条件下允许退保也只退个人缴纳部分），不仅大大影响了人们的即时生活，而且大大影响了企业和个人缴费的积极性。 相反，那些长年攫取巨额垄断利润的垄断企业，却无需承担面对全体国民的“企业社会责任”，既无需或只是象征性地向国家分红，也无需向内地投资者分红，只源源不断地向海外投资者（ H 股市场）分红。而像电信企业，收取 124 倍于韩国的宽带费，提供的却是蜗牛般的网速。 从国民身上超额提取的，应该及时回到国民身上去。对于垄断国企，我们应该达成这样的基本共识，提高国企向国家分红，充实社保基金，应该是其中的第一步。（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

   北京应以更大胸怀迎接外来人口 （且慢言大城市“人口爆炸危机”/从中华民族的全局考虑人口与资源环境问题）   童大焕—2010年8月16日 星期一       根据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到2020年，北京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但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专题调研掌握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北京实际常住人口总数为1972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246万人，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726.4万人，举家迁移比例逐年提高，达41.2%。“人口控制目标一再被突破，北京已陷入人口爆炸危机。”有专家如是说。（ 2010年8月16日 《新京报》）     担心大城市病而且担心资源局限，一直是我们对大城市人口增长心存警惕的重要原因。但是仅今年以来，不只是舟曲县一个地方，从春到夏，从东北到西南，整个中国都受到自然灾害的猛烈攻击，说明人口与资源紧张的矛盾，不只发生在大城市，江河上游、西部等地区也许更为严重。     联生活周刊:洪水退后：吉林农民的生存问题——“想打翻身仗都打不了。现在什么都没了，不光我家，别人家也一样。”原本的黑土被冲得一点不剩，只剩下裸露的卵石和黄褐色的沙土，像是沙滩。洪水过后，村民开始一点点把断壁残垣往外刨。     《新世纪》周刊《舟曲警报》：事后看来，舟曲在劫难逃。多重因素催生和加剧这场劫难。罕见暴雨骤降于地质条件极差的干旱陡坡，陡坡上植被在数十年前被彻底砍光，这让山洪有充足“弹药”形成特大泥石流。县城近十几年的扩张过分挤占了三眼峪沟河床，灾难由此被几何级数放大。     2008年7月14日《新京报》：大多数汶川人并不愿意就地重建，在757人参与的问卷调查中，739人要求异地重建，甚至有村民表示：“就是迁到新疆边陲，也不再回去了。”他们的理由几乎一致：担心泥石流毁灭家园。     汶川人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今天，泥石泥席卷汶川的时候，重灾区又是当年的地震重灾区！ ……     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据国家防总2010年8月4日 发布的消息，2010年1月以来半年多时间里全国共有28个省(区、市)遭受洪涝灾害，受灾人口1.4亿人，因灾死亡1072人、失踪619人，倒塌房屋110万间，直接经济损失2096亿元。受灾比较严重的，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不妨再思考一下不可逾越的“胡焕庸线”）。按现在的流失速度推算，50年后东北黑土区1400万亩耕地的黑土层将流失掉，粮食产量将降低40%左右；35年后西南岩溶区石漠化面积将增加一倍，届时有近1亿人失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地。在水土流失和人均耕地面积少的双重作用下，土地越种越瘦，许多地方陷入“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     舟曲泥石流发生后，甘肃省提出增加向新疆移民，缓解舟曲环境压力。但那样会不会加剧同样生态脆弱的新疆的资源和环境紧张呢？我们应该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角度，把中国的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问题和中国的环境、生态保护合在一起考虑。1935年，胡焕庸提出黑河（爱辉）—腾冲线即胡焕庸线，首次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规律：宋代以来，自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画一条直线（约为45°），线东南半壁36%的土地供养了全国96%的人口；西北半壁64%的土地仅供养4%的人口。二者平均人口密度比为42.6∶1。在工业文明的今天，胡焕庸线所揭示的人口分布规律依然没有被打破。     “大自然是不会犯错误的，是永远正确的，错误永远是人犯下的。” （歌德）就像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最节约土地一样，大城市也最有利于环境和水资源节约与保护。按建成区面积计算，我国2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建制镇三者人均占地的比例是1比2比3.1。这还不算农村居民砍伐、开荒耕种等活动面积。     人类如果违背自然规律，结果一定招致自然的惩罚。大江大河和生态脆弱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滞留过多人口，必然导致过度开发进而导致生态和环境灾难，也直接对下游大中城市的水资源、水环境保护等构成威胁。     人类是一个整体，中国是一个完整的家园，东部大城市关起门来，是解决不了自身的环境和资源短缺问题的。不论从古代风水还是现代科学角度，大江大河的发源地、中西部地区都是中国的后山圣地，应当以生态建设为主。保护中华民族的“龙脉”，应该是中西部/江河上游地广人稀，谨慎开发；东部，江河中下游尤其是下游大城市化。     人口转移的问题，就应该放在这个大视野下通盘考虑。除了政府主导的移民政策之外，更应该顺应市场规律，尊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权利, 让东部城市突破制度壁垒，以更大的胸怀迎接外来人口。北京作为首善之区，更应该转变思路做出表率。这才有人口、人权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千年未有大变局——中国城市化三部曲之一《买房的革命》   内容简介 在当今中国对于高房价的一片喊杀声中，这可能是迄今惟一一本教人们如何脚踏实地战胜高房价的书。本书作者通过对中国社会发展大趋势的深刻洞察，用宏大的视野、科学的论证、真实生动的事例，深入浅出地揭示了中国高房价的历史成因、时代必然性和社会依赖性，并指引读者，放弃幻想和抱怨，用实际行动，走出“用观念革命跑赢高房价”的突围之路。贯穿本书的人生智慧与财富理念蕴含了丰富而独到的见解，值得读者细细品味。     作者简介   童大焕，男，1968年生于福建长汀，199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科技系，现居北京。为中国当代最早、最活跃的时评人之一，对中国教育、城市化、法律、财经诸领域都有独到的研究，每年发表时政、财经等方面的评论数百篇。曾获2006、2008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称号，2009年度被腾讯网评为“年度致敬之教育评论家”。现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序：用大历史眼光看房地产市场   童大焕       2010年4月8日，《新京报》A04时事评论版有一则这样的文字：@任志强（著名的房地产“大嘴开发商”，以一贯的直言不讳口无遮拦以及一贯的唱多房价著称）：一个朋友发来1989年关于房地产的人民日报新闻评论——北京最近提供2万多平方米住房，每平方米1600至1900元。若买两居室，少说也要6万多元。一名大学生从参加工作起就日日节衣缩食，每月存储50元，已是极限，100年才能买上两居室。——人民日报1989年2月20日 第2版。     弹指一挥间啊，21年过去，房价依旧在人们的惊呼声中节节攀升。所不同的是，21年前，大学毕业生的父辈们基本上都还没有财富积累。而今天，90后的大学毕业生父辈们相当一部分已经开始享受财富的果实，21年前的穷尽两个人之力买房变成了今天一家6人合力买房（小夫妻加上双方父母）；21年前，中国的城市化刚刚起步， 北京东三环还是一片田园牧歌加上几个工厂烟囱……今天，高密度城市化的车轮已经在以不为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加速度高速运转，北京的东三环已经崛起为全北京乃至全中国效率最高的城市新中心；今天的北京房价已经全面超越2万元大关，一个月薪3000元的大学毕业生，差不多也要上百年才能买上一套两居室……     世界好像在变，好像也没有变；我们的观念和心态似乎在变，似乎也都没有变。     为什么20年前的老问题一直未变？是政府不作为吗？可是你分明看见政府一次又一次进行着或松或紧的宏观调控。但宏观调控拉出了一个个上下起伏的波浪型曲线，却终究改变不了房价在时间长河里整体上扬的事实。21年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三年五载甚至一时半会就能解决吗？难以解决的原因又在哪里？     高密度大城市化、人口和收入增长所引发的住房需求和房价上涨是自然的和健康的历史规律，不必调控，调控也没有用。政策需要做的是调控非正常上涨。那么平抑房价，或者严格说让房价保持平稳增长态势的办法，无非是抑制投资需求和增加供给。而投资需求主要缘于通胀预期和投资渠道狭窄，治理的重点是超发货币。     但是超发货币如果被抑制，那么GDP的上升可能就受到影响，那时候不仅是很多人买不起房的问题，甚至有很多人因此失业。孰轻孰重？     而增加供地方面，表面上是因为土地财政导致地方政府缺乏供地积极性，或者是故意挤牙膏似地供地以维持高地价、增加土地收入，更为公开的理由则是守住耕地红线，确保中国粮食安全。但在30多年前的计划体制下，耕地比今天多（因城镇和工业占地少），人口比今天少，我们还不能保证粮食的供应，靠各种票证限制居民的食品消费。改革开放之后的1991年到2008年，我国小麦亩产增加了30%，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50%。耕地减少，人口增加，我们的物质却更丰富了，生活也更好了。     因此以保护耕地为由限制城市房地产土地供应并不是理由。而且加速城市化进程事实上可以大幅度节约农村用地，腾退出大量的偏远地区农村宅基地和农村建设用地。     但即使土地都私有化了，土地敞开供应，大城市房价该涨还得涨，因为只要有人口聚集的地方，土地、房屋等资源的稀缺性就会明显突出出来。有人建议改革土地招拍挂制度。但是只要这种因人口聚集和交通便利带来的土地、房屋稀缺性存在，就是免费出让土地也可能卖出天价房。     如果我们理解了现代经济的本质，今天和今后我们事实上面临的问题是重新规划中国的人居环境问题，中国的城市版图正在被中外历史上都史无前例的人口大流动重新改写。在今天乃至在未来15年到20年之内，将有数亿以上的人因城市化而改变生活方式。房价，只不过是这个历史大潮流中的一朵小浪花而已。     我们必须跳出房地产看房地产，才能洞见其中的奥妙，否则难免盲人摸象不得要领。这也是我写评论这么多年来，一直强调和警醒自己的：要先做好大判断，才能做好小判断。在时间的长河里，房地产只不过是一朵小小的浪花，只有站在整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才能看清中国房地产行业到底发生了什么、正在发生什么、还会发生什么。     因此，任何审慎和理性的态度，是先看清楚我们过去、今天和未来的社会历史正在发生、即将发生什么？这样的观察与思考，将使我们变成智慧、理性的动物，而非本能的情绪化的动物。财富，也就孕育在这样的思想和观念中。在这样的过程中，财富的产生和增长，其实是一场比拼个人聪明才智的智力游戏，看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古人讲“有胆有识”，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有识才会有胆。有超越于常人的洞察社会历史风云的卓越见识，才会有优于常人的、特立独行不与世俗同流的非凡勇气和胆量！     如果一如既往地一味沉溺于抱怨、愤懑之中，我们将永远将自己陷于黑暗而不能自拔。当我们面对黑暗或者感觉前面一片黑暗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光到底在哪里？是等待别人的光照亮自己，还是用自己的光照亮世界和别人，并从别人的身上再反射光回来？     反求诸己还是怨天尤人？我将毫不犹豫地反求诸己，选择自己发光发亮！     而发光的武器，不在别处，在我们内心的理性、智慧和勇气。舍此无他。改变世界，先从改变自己开始。话虽简单，实践起来却格外难，因为这牵涉到我们潜意识里，是一切指望靠自己，还是从生到死，都没有摆脱我们与生俱来的“母体依赖”。     用行动，而不是用谩骂和抱怨来面对，是相信自己的力量；谩骂和抱怨的本质，则是潜意识里、冥冥中在期待别人、期待着世界上有一个“母体”给你带来温暖、安全、幸福和光明。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态度决定一切，不同的态度和世界观、方法论，绝对也会给自己带来完全不同的两种结果。 相信自己、反求诸己并付诸行动的，最终又会增加自己理性、智慧的力量；谩骂和抱怨并期待别人来改变现实的，并不一定能使现实得到些微的改变，最终却会使自己流于愤怒、轻浮，并日益丧失独立、理性思考的能力和行动力。这是在财富损失之外的另一重损失：生命智慧和生命质量的损失。     因此，面对20多年来从未改变的高房价这一“老问题”，我们最需要的不是等待，不是谩骂，不是诅咒，而是行动。如果你读完这本书，能够认真地思索并且知道真正的光明在哪里，那么，这本小书带给你的财富和人生价值，当是这本书价格的千百万倍！如是，我们的这一次相逢，就会是人生最美丽的邂逅！     读不读这本书，是你的自由；但不读这本书，或者食而不化，那就是你的损失而非我的损失！     2010年4月19日写于最新一轮房地产严厉调控之际，北京兰心斋    

有多少征地拆迁无愧于百姓   童大焕   在 2010 年 8 月 13 日 召开的“草海北片区保护治理和开发建设现场调研会”上，昆明市委副书记、市长张祖林表情凝重地说，“有些拆迁工作是有愧于百姓的！”他表示，希望基层政府、组织把相关工作做好做细，最重要的是把老百姓安置好，尽量让老百姓早日回迁，住进高质量、配套全的回迁安置房，让百姓能真正体会到现代新昆明建设带来的实惠。 在这个各种人、各种机构（含政府机构）都急于奔忙的“焦郁碌时代”（焦急、焦虑；郁闷；忙碌），一个地方官能有这样一份民生情怀，亦属稀缺资源，难能可贵。但在一个普遍的“代民作主”的制度背景下，个人情怀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现状，不容乐观。即使像北京大望京区那样，拆迁户个个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地方政府在拆迁、征地中与民争利的事实。 有最新的分析研究显示，仅仅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征地、高价卖出”，农民向政府转移的价值总额，据说高达 20 万亿元— 30 万亿元。与此相关的是，因征地、拆迁导致的上访事件不断上升。《社会科学报》报道， 2009 年中国维稳经费开支高达 5140 亿元，直逼当年的军费开支，创历史最高纪录。如果我们反过来问一句：有多少征地拆迁无愧于百姓？真实的回答，可能会令人、令这个时代无比尴尬。 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素有企业界思想家之称的秦晓近日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2010 届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城镇化到底是政府的土地经营还是人的发展？他说，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也是解决城乡差别的必然选择。尽管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但相关的观念、制度、政策却明显滞后。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城镇化伴生了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收入和开发商获取暴利的现象。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于政府主导经济的理念和模式上。土地的获取是政府的“征购”行为而不是市场的交易，农民由此得到的“补偿”并不是真实的市场价格。在土地征购、转让和建筑、销售环节中，政府的收益主要不是用来向农民转移支付、为城市低收入群体建造廉租房。虽然城市更现代化了，但农民和城市居民却未能从中得到应有的利益。其在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但是在深层次上都是是否认同“普世价值”的问题。“普世价值”告诉我们，政府是服务于人民的，资产是属于社会大众的，城镇化是为了人的幸福的。而“中国模式论”鼓吹的却正好相反：人民要服从于政府、政府要控制资产、百姓的利益要让位于地方建设。 政府从以政治为中心、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过度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忽视了社会建设（教育、医疗、养老），尤其是没有及时向以社会的公平、正义、人权、平等、自由为中心转变，带来的一个巨大副作用是：政府成了自己制定规则自己执行规则、同时又合法掌握国家暴力机构的大大小小的公司，与民争利几乎成为其必然的行为方式和处事逻辑。在城市化问题上，就表现为只管物的城市化，而不管人的城市化。政府不断征地甚至大面积储备土地，甚至于大造空城、鬼城，却对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保障等问题长期视而不见，对公民自由迁徙的户籍、土地等权利迟迟不予回应。而在社会颇多垢病的高房价问题上，也至今没有从根本的土地敞开供应上加以正面回应，甚至时常以土地资源有限、 18 亿亩耕地红线等等理由，有意无意地抬高地价房价。 但事实上，按建成区面积计算，我国 200 万人以上的大城市、 20 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建制镇三者人均占地的比例是 1 比 2 比 3.1 。这还不算农村居民砍伐、开荒耕种等活动面积。也就是说，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不仅可以大大节约土地，而且大大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和水资源。土地资源有限论其实是个伪命题。其“理论”实质，不过是与民争利的一个高尚的借口和挡箭牌而已。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