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

朱厚泽留给执政党的珍稀遗产(转)

作者:傅剑峰 | 评论(1) | 标签:时事观点

作者:钱钢

摘要:他们为中共的转型留下了珍稀遗产,这就是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的精神。今天的领导层,能认识这些遗产的宝贵价值、并将这宝贵资源转化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吗?

  “又走了一个!”5月9日凌晨,原中宣部长朱厚泽去世。朱厚泽,新闻界朋友称他“朱三宽”,因为他在意识形态领域提出了著名的“宽容,宽厚,宽松”政策。朱厚泽的名字和政治改革密切相连,代表着一个令人怀念的开明时期–温暖而又短暂。他的离去,在网络上引来惋叹。

  80年代中期朱厚泽从贵州省委书记调任中宣部长。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时期。1986年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提出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形成“民主,和谐,相互信任的气氛”。6月,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时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8月,副总理万里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的讲话–《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

  朱厚泽的“三宽”,出自他的文章《关于思想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他的原话是:“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完全钢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人民日报1986.08.11第7版)

  1986年的中国充溢着解冻气氛,传媒上出现了大批有关政治改革的文章。如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可以讨论》、光明日报记者戴晴的专访《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复旦大学副教授王沪宁的《走向政治体制的高效化和民主化》等。那种活跃的政治气氛,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我的《唐山大地震》,也是那年春天发表的。我后来才意识到,这本在当时突破一些禁忌、讲了些真话的书,正碰上一个对新闻出版管制相对宽松的“时间窗口”,早一些或晚一些,都不可能顺利出版。

  朱厚泽在胡耀邦辞职后而卸任,离开政治中心。然而他从未放弃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和对中共自身改革的思考。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走上经济突进,政改滞后的畸形发展道路。对于一种崇拜权威、崇拜国家、醉心于举国以赴办大事的倾向(这种倾向后来被评论家笑蜀命名为“新国家主义”),他敏感而警觉。早在1999年,他就在《方法》杂志发表著名的《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一文,尖锐指出:“20世纪的世界历史证明:靠单一的国有经济,不行。一切交给国家政府去包办,不行。社会主义者,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不要把国家主义误认为社会主义,进而去崇拜那个国家主义。……这是一个全面的、普遍的回归社会时代。回归社会,就是社会的问题主要由社会自身去解决,也就是由各种类型和各个层次的社会群体自己去解决,而不是由国家包办。”

  2009年3月,在纪念胡耀邦的一篇未刊稿中朱厚泽写道:“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光搞经济体制不行。经济体制改革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富民的,一个是富官的。现在名义上是搞国家富强,实际是压榨老百姓。我们看得出来,确实是有两种不同的政策。应当承认,国家这些年来,经济确有发展,但一边是政府大量提取资金,政府行政费用大幅增长,同时产生大量腐败,另外一边老百姓应该得到的实惠没有得到,而且贫富差距在拉大。这不仅表现在政治体制改革不搞,而且在经济建设里边究竟是按什么路线搞?都很值得研究。事实上,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势必走到邪路上去,本来想富民,结果富了当官的。权力没有制约,就要利用市场为自己捞好处嘛!”

  朱厚泽反对新国家主义,呼唤公民社会;反对“富官”的权贵资本主义,呼唤“富民”的健康市场经济。2008年,中国出现了关于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观”的争论。他的文章提到,“一些人站出来,要对普世价值观加以讨伐、加以批判。我们官方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领导人,也在正式的院报上发话了,也在批普世价值。……为这件事,我们一些老同志一起议论过。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让步,就是要旗帜鲜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共同价值!想离开这个东西另搞一套,搞出来是什么结果,我们过去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

  “我们一些老同志”,就是中共党内像朱厚泽那样一群忧国忧民的高级干部。他们亲身参加过中共反对国民党专制的斗争,对建政后的教训有切肤之痛。他们曾聚合在邓小平、胡耀邦周围,为改革开放冲锋陷阵,建立功勋。30年光阴,白驹过隙,80年代风华正茂的改革英才,转眼年至耄耋,正相继离去。我们为失去他们而神伤,也为失去他们而深忧。他们为中共的转型留下了珍稀遗产,这就是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的精神。今天的领导层,能认识这些遗产的宝贵价值、并将这宝贵资源转化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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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蜀:包容“异见”才有动态稳定

    笑蜀:包容“异见”才有动态稳定 动态稳定说了好久了,到底什么是动态稳定?最近轰动一时的“扔钱 门”,算是给我们上了一课。 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到中国人民大学做演讲。开讲前突然有男 子站出来,一把纸币朝他抛去,并大喊“伍皓,五毛”!五毛的特定 含义众所周知,这抗议够惊险,够刺激。 但结果如何?结果很平静。冲突双方非但没有大打出手,反倒私下短 信往返,另约时间聚谈。相比于某些地方动不动就把抗议者关进精神 病院甚至送去劳教,文野之别何啻天壤。 可见,民众抗议未必那么可怕。只要具备正常的处置能力,就不难化 危为机。具体到“扔钱门”,抗议者的明智固然值得赞赏——以一把 纸币做道具,既高调表达了自己的诉求,也不乏克制和理性。伍皓的 应对则更不俗。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泰然处之,甚至没有打断演讲的 进程。 这种得体应对不是靠权谋就能得来的,它需要某种定力,即对现代文 明的学习能力,对民众抗议的正常的理解能力。这在伍皓后来跟网友 的对话中表达得很充分。不妨抄录几段: 我这儿特别强调,就说行为表达也是一种重要的表达形式,公民的表 达权可以是言论的表达,可以是话语的表达,也可以是文字的表达, 我觉得行为艺术,行为表达,也是一种重要的表达形式。 我们这个社会确实需要一些宣泄机制,这个非常重要。邓小平同志很 早就说过,可以说从改革开放以来,小平同志就一直主张要尊重和支 持人民的宣泄权利。 而最令人瞩目的,是伍皓对“异见”罕见的大度。他宣称: 对我们的制度、法制,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异见”,我们叫“异见 人士”,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希望我们的民族复兴, 希望我们国家强盛。……在这个共同的目标下,多元思想、多元的一 些意见,都应该得到尊重,这叫存异。只要在这种求同存异的理念指 导下,各种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可以和政府实现良好的和良性的互 动,走向合作。 “异见”原来不是洪水猛兽,而是多元社会的常态。文明社会的执政 者应该坦然面对“异见”,应该与“异见”共存甚至共荣。伍皓的这 种理解无疑很接近现代文明。伍皓也是常人,跟他的很多同僚一样, 恐怕也犯过而且还会犯很多可笑的错误;只是因为这种对现代文明的 学习能力,才使他高出他的很多同僚。 伍皓说得好: 我觉得装大度是装不出来的,有什么的理念和认识,表现出来的一些 行为和动作会是自然而然的,如果你平时就是一种权力意识,而不是 公仆意识,服务意识,总是认为自己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就是把自 己放在高高在上的位置上,如果脑袋里是这种意识的话,碰到类似的 事件反应就会截然不同,可能就会勃然大怒,发生争执,肢体冲突, 争抢等一系列的非理性的举动。 非但没有像某些同僚那样跟抗议者肢体冲突、争抢,反而主动为民众 抗议脱罪,为民众抗议去污名化。让民众抗议回到常轨,从而创造条 件使执政者跟抗议者可以良性互动,伍皓的这种努力,提示了中国社 会的另一种可能。中国的政治社会是基本稳定的,所谓民众抗议往往 不过是要解决具体的问题,而不是要从根本上动摇社会秩序。所以, 面对民众抗议放松一点,天不会塌下来。 所谓动态稳定中的“动态”,天然就包含了“异见”,包含了反对。 只有能够包容“异见”、包容反对的稳定,才是真正的动态稳定,也 才是可持续的稳定,健康的稳定。在这个问题上,伍皓做出了正确的 选择。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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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蜀:包容公民抗议才有稳定

    ““异见”或“异见人士”原来不是洪水猛兽,而是多元社会的常态。”
    我们这个社会确实需要一些宣泄机制,这个非常重要。邓小平同志很早就说过,可以说从改革开放以来,小平同志就一直主张要尊重和支持人民的宣泄权利。

    而最令人瞩目的,是伍皓对“异见”和“异见人士”罕见的大度。他宣称:

    对我们的制度、法制,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异见”,我们叫“异见人士”,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希望我们的民族复兴,希望我们国家强盛。……在这个共同的目标下,多元思想、多元的一些意见,都应该得到尊重,这叫存异。只要在这种求同存异的理念指导下,各种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可以和政府实现良好的和良性的互动,走向合作。

    “异见”或“异见人士”原来不是洪水猛兽,而是多元社会的常态。文明社会的执政者应该坦然面对“异见”或“异见人士”,应该与“异见”或“异见人士”共存甚至共荣。伍皓的这种理解无疑很接近现代文明。伍皓也是常人,跟他的很多同僚一样也犯过而且还会犯很多可笑的错误;只是因为这种对现代文明的学习能力,才使他高出他的很多同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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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昌海:“扔钱门”,唱给“开明改革者”的挽歌

    “别再想用假模假式的所谓“开明改革”来博取民众的拥抱,民众不会再被“开明”和“改革”的幌子欺骗”
    如今的“开明改革”,已经越来越像一块为一小撮人捍卫特权的遮羞布。改革开放30年中,前15五年,越改革是越远离毛泽东的贫穷社会主义,而后15年,越改革却是越巩固中国特色的权贵主义。如果说前15年的改革,能够给老百姓前途光明的希望,而后15年的改革,却越来越让百姓回归绝望。后15年的改革,对于底层民众,都大致没有高浓度的身体体验认同。所以,民众已经越来越不耐烦这样的“开明改革”。 所以尽管“扔钱门”中,伍皓的“包容”得到包括笑蜀先生在内的媒体人的喝彩,但事件本身清楚地传出一片哀声,这是民众绝地的抗议,是唱给“开明改革者”的挽歌。

    比如,在笑蜀先生博文后面,就有读者留言:“包容异见人士的前提是要有包容异见人士的制度,而这个制度就是要包容异见人士的组织,这显然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如果不能从制度上进行解决,你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无非是使一批官得到了升迁的机会。”这说明,民众觉醒的新生,并与“开明改革者”们诀别。

    “扔钱门”,给“开明改革者”们一个严厉的警告,那就是别再想用假模假式的所谓“开明改革”来博取民众的拥抱,民众不会再被“开明”和“改革”的幌子欺骗。真正的开明和改革,是在制度上见真章,人民享受到思想自由和物质上的实惠。“扔钱门”,也给媒体人士真正的一课,是告诉他们:让改革话语或者碎步走失去正当性,遭到鄙夷;真正的开明官员若希望拥有历史名誉,就必须加速真正的于民有利的改革。而赞扬,只会加慢真正改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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