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

唐任伍：四大社会鸿沟加剧民生之忧 进入专题 ： 社会鸿沟 民生    ● 唐任伍   　　 　　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落实这一精神的关键在于消除制度、收入、阶层及区域四大社会鸿沟。 　　 　　制度鸿沟：各类社会鸿沟的根源 　　 　　制度鸿沟是指各地区、各群体或阶层在制度、政策及其实施绩效上的明显差异。制度鸿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障碍，这种障碍也可以理解为制度歧视。制度歧视可能是由国家的正式规则所形成或被国家的正式规则所接受和保护的歧视，也可能由于体制转轨、制度不衔接而凸显出来的歧视。制度鸿沟表现为一个社会中的种种歧视性制度安排，这种歧视性制度安排既可能来自于统治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又可能来自于因为路径依赖所致的利益格局锁定在特定状态，这种状态并不是政府刻意维持的，还可能是受错误的经济发展观和宏观调控理论的指导。 　　制度鸿沟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系统性、制度化有差别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即制度化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比如：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欠缺、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性不平等、基本公共服务结构性失衡。第二，行政权力介入的行业垄断。这集中体现在土地、银行业、能源、运输、通讯、电力等领域。在这些领域，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资源获得、信贷支持、准入上使用不同的制度，即在不同所有制的经济成分之间存在大量看得见或无形的行业垄断或行业歧视，比如：设置准入限制、制定垄断高价、低价获取生产要素等。 　　制度鸿沟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了多种社会后果与危害。首先，降低政府效率，导致寻租和腐败;其次，加剧贫富分化及社会鸿沟;再次，影响中央和地方建立正常关系;又次，导致发展无效率和社会不公正;另外，构成收入鸿沟、区域发展鸿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基础，是各类社会鸿沟的根源。 　　 　　收入鸿沟：“中等收入陷阱”的罪魁祸首 　　 　　收入鸿沟是指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群体或阶层之间、行业之间因收入获取机会、获取过程及结果不平等而形成的显著差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收入不平等程度越来越严重，收人鸿沟成为一个重大经济社会矛盾。世界银行研究指出，全球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于中国的只有29个，其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于我国;中国基尼系数一直呈上升态势，2011年达到0.5。 　　中国收入鸿沟主要表现在：第一，城乡收入分化严重，城乡收入差距达到历史高位。比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值差距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6倍扩大到2011年的4.6倍;城乡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差额在2000到2010年的10年时间扩大了3.82倍。第二，城镇和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分化严重、城乡不同阶层收入差距扩大。比如，按照收入水平十等份划分，城镇居民内部最高收入群体与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从2000年的1万元年扩大到2010到4万元，十年扩大了4倍;农村最高收入组居民与最低收入组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中国贫困人口数量在国际上仅次于印度位于世界第二位。第三，不同区域居民收入分化严重。收入最高与最低省份收入之比1990—2011年一直在2倍以上。第四，不同行业之间收入分化严重。2010年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达11倍，尤其是垄断性行业与竞争性行业的平均收入水平差距拉大。 　　收入鸿沟是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停滞、社会不稳定、政局动荡等问题，被称为“拉美现象”或“中等收入陷阱”的罪魁祸首，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历来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收入鸿沟滋生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增加政府管理的成本。 　　 　　阶层鸿沟：形成新的制度及社会歧视 　　 　　阶层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区分的社会群体;阶层鸿沟是指阶层之间的疏离与断裂日趋扩大的趋势。中国阶层鸿沟分为两类，即一般及市民内部阶层鸿沟。一方面，一般阶层鸿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底层碎片化，中国社会底层被切割为无数片断，社会结构由此碎片化。第二，社会断裂化，城乡逐渐陷入了断裂的困境，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第三，利益集团化，新的利益集团日趋固化，强势集团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利益联盟，对中国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产生影响，形成有利于自身利益联盟的话语权力及公共舆论。另一方面，市民内部阶层鸿沟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不合理导致社会阶层鸿沟、阶层固化使正常的社会代际流动受阻、阶层自我认同偏下引发社会结构紧张。 　　阶层鸿沟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及后果。首先，使进城农民长期处于“半城市化”之中，产生人为社会排斥、认同危机，潜伏社会危机，扩大城乡差距。其次，导致市民社会内部利益分化，激发社会矛盾，产生社会危机。另外，形成新的制度及社会歧视，加剧社会鸿沟，增加社会管理成本，降低政府公共服务质量与效率。 　　 　　区域发展鸿沟：降低全体国民的整体幸福感 　　 　　区域发展鸿沟是中国东、东北、中、西部等4大地区之间、31个省级地方政府辖区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人居环境水平等方面的明显差距。 　　区域发展鸿沟主要表现在：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社会发展差距扩大、人居环境差距扩大、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严重、产业分工不合理、地区之间缺乏有效合作等。其中，地区之间差距扩大是最主要的表现，具体包括区域之间、省级政府辖区之间经济总量差异、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第三产业构成与比例差异等。这种差异包括区域发展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两种。 　　区域发展鸿沟不利于国民经济增长、社会和谐及可持续发展，产生严重社会后果。首先，加剧区域经济发展失衡，导致区域之间GDP总量、人均GDP、GDP增长率、三次产业发展差距增大;其次，降低全体国民的整体幸福感，扩大不同地区居民在基本生活、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无法满足居民享有相同的国民待遇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求，恶化社会各阶层鸿沟;另外，区域发展鸿沟会恶化部分地区的人居环境，不利于改善全体居民福利，难以保证一国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提高政府效率，消除社会鸿沟 　　 　　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这就要求效率与公平兼顾、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并举、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并重，全面提高政府效率。当前需要从以下方面着力： 　　第一，转变政府政绩观念有助于消除社会鸿沟。在长期以 GDP 增长为主要衡量标准的政绩观下，中国收入差距日趋扩大，弱势群体日趋增多，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因此，我国要转变政绩观念，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的科学发展观，才能消除社会鸿沟。 　　第二，重构政府效率评价体系，有利于规避政府效率悖论。首先，强化公民参与，形成多元化的政府绩效评估主体;其次，改变传统 GDP 评价指标，建立绿色 GDP 新体系;再次，建立经济与社会并重、并逐步偏重社会发展的多元政府绩效指标体系;最后，完善立法保障，使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化、法治化。 　　第三，创新社会管理，有利于化解阶层鸿沟及制度鸿沟。这就要求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应对社会风险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社会管理体系建设，增强社会管理合力;强调绩效导向，引领社会管理创新。 　　第四，培育中产阶层。加快培育社会中产阶层，促进社会阶层结构向“橄榄型”转化，对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调节与缓和社会阶层矛盾、促进政治民主化、引导社会主流价值观、凝聚社会认同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进入专题： 社会鸿沟 民生   

近日，《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连篇累牍地发文呼吁加强对互联网的立法与管理，指出：造谣谩骂，欺诈诽谤，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都可能造成危害。文章指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管一管网络乱象”是许多老百姓的愿望。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说得好。互联网十年，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网络也存在严重的问题，甚至一些违纪乱法，侵害国家利益的犯罪行为，如何管理好网络，不但是中国，也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问题。“管一管网络乱象”的最好办法就是加强网络立法，依法管理网络。   但是，我对官媒定义的“网络乱象”却有话要说。按照《人民日报》的定义，“网络乱象”主要是指网民们造谣谩骂与欺诈诽谤，当然还有传播色情，搞赌博等等并非只在网络上才有的一些罪犯现象，可如果只是这些“乱象”，显然不一定构成对“国家的危害”，充其量对社会、对个人有一定的损害而已。   那么，网络上最大的乱象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是一些地方政府借助公权力，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肆意对网民的自由言论进行删除，对揭露真相表达爱国热情的网民进行打击报复，甚至把他们抓起来劳教，投进监狱！这些行为不但直接破坏宪法，也损害了执政党与国家的形象，这才是更可怕的犯罪。相比较某个网民造谣生事弄脏河水，这可是污染源头，不能不慎重。   对于那些依法管理网络的文明国家，法律的作用很明确：打击犯罪，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或者简单地说：打击坏人，保护好人。前面一句很重要，后面一句更重要。依法治网就是不但要打击网络谣言与欺诈等犯罪份子，更要保护网民的合法权利！   正如宪法不但是用来判处那些“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份子，更是用来对付那些背叛人民、剥夺人民权利的邪恶政府与利益集团的根本大法一样，任何用来管理网络的法律，同样不但是用来对付网络上的不法份子，更是用来保护网络上的“合法”份子的。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也是普通的中国网民们都忽视了的重要问题。现在一听到要把网络变成法内之地，大家都紧张了。因为在中国，长期以来，法律只是执政者，尤其是各地政府用来对付老百姓的，是马克思理论中的所谓“专政”工具，而忽视了法律，其实更应该是老百姓用来保护自己，对付执法犯法的当权者的武器。法律不但是老百姓的挡箭牌，还是保护自己的利器。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中国也不应是法外之地，而恰恰是有些人把中国当成了法外之地，部分“老百姓”才利用网络这个暂时不被他们严密控制死的“法外之地”揭露贪污腐败、诉说冤情、表达意见。问题在于，一些地方政府例如重庆也确实“依法”抓了一大批网络上的“造谣生事者”，可其中竟然有大部分是官员们为了掩护自己的恶行而制造的冤假错案。   18 大后，在新一届领导人言行的鼓舞下，“老百姓”借助网络反腐热情更加高涨。即便再枉顾事实的媒体，也应该看出，“老百姓”借助网络揭露贪官污吏，追求公平正义，维系和谐社会，其功劳远远超过花费大量纳税人钱财、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五千多份官媒，成绩甚至不亚于中纪委与司法部门。网络，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的“廉政公署”，成为贪官污吏的伤心地，成为反腐倡廉、复兴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人间正道。   我支持《人民日报》要把网络变成法内之地的说法，我更支持把整个中国变成法治之地。但依照我的常识，我不认同《人民日报》说“管一管网络乱象是许多老百姓的愿望”这句话。《人民日报》评论员应该很清楚，“管一管网络乱象”绝对不是普通老百姓，更不是网民的愿望。这个，只要看看官媒文章后面的留言与网民的评论就再清楚不过了。   再说，你能找出几个老百姓真正遭受“网络乱象”的损害？有几个普通百姓是“造谣谩骂、欺诈诽谤”的受害者？相反，网络上遭到损害与谩骂的，有几个不是官员与权贵？更可悲也很可怕的是，老百姓对权贵的“造谣谩骂”与“诽谤”，几乎都被证实是“真实的谣言”。只不过最后揭露出来的事实是：他们贪污腐败的数额更大，暴行更加恶劣。   海外早就实行了依法治网，难怪我们一些官媒竟然学会了“挟洋自重”，动不动就说什么西方国家也严格依法管理网络，不过，你应该知道，人家其他各国不光以法管理网民，更依法约束与管住那些管理网民的官员；人家其他各国的网民如果造谣生事就会被告上法庭，但人家也同时拥有宪法赋予的各种权利，尤其言论自由的权利；人家网民对官府与“人民公仆”不造谣生事与诽谤污蔑，不是因为民众的素质高，而是因为人家的政府早就实习了“阳关法案”……   依法管理网民，更要依法管理官员，否则，老百姓只能选择不去法院而去上访，不去上访而去上网。依法管理网络，不但要依法打击网上犯罪份子，更要依法保护网民的合法权利！依法治网，就是要把网络变成一块人间净土：好人能够畅所欲言，而贪官污吏则无所遁形。法律，是打击一小撮坏人，保护一大群好人的，千万不能沦落成一小撮坏人用来限制、压制与打击一大群好人的工具！   杨恒均 2012.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