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

民主的一些基本理念，例如人权，自由，投票等等，这可是世界上都适用的，你能说亚洲和中国就没有人权？你能说亚洲人都不喜欢自由，喜欢当奴隶，那西方人侵略我们的时候，为啥要抵抗？当奴隶嘛。不是这样的，西方的民主模式不适合中国是一个圈套，很多人就是拿这个圈套套住了一些人，我不会上当。关于素质，我前面说了，那些觉得中国人素质不行的，第一，问一下他们自己，你的素质行不行？你还别说，他们一般都会说，我的素质当然行，只是其他人……这就是自私的家伙，你行，别人就不行？第二，让他们到西方住一段时间，看看外国人的素质到底有多高，这都是胡扯，我住了四五个国家，不是住在大学，也不是住在城市里的外国人中间，而是像外国人一样住在居民区，他们的素质和我们差别不大，不同的就是制度，包括法治。

年终岁尾，一个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话题是“中国未来的走向”。由于明年执政党召开十八大、后年中央政府面临换届，这个话题益发引人遐想，答案扑朔迷离。 历史的结局总是嘲笑预言者。其实，与其费尽心思预言未来，不如梳理现实的脉络，毕竟，“现在决定未来”。在笔者看来，现实中国社会的八大趋势影响、甚至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走向。 第一，政府权力越来越大。21世纪之初，关于政府改革的呼声颇高，政府高层也多有呼应。中国总理温家宝上任伊始，即提出政府机构改革，声言“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成败与否在此一举”。而“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在于公权力退出微观经济领域，转向提供公共服务。可是过去的几年里，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公权力不但没有退出，反而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直接干预，就像时下的一句流行语所说的：“看不见的手越来越看不见，看得见的手越来越看得见。”无孔不入的政府干预越来越严重地扭曲市场经济机制，影响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恶化社会各阶层的关系。 第二，司法改革偏离正途。前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卸任以后，中国的司法改革出现一些新的动向。有人批判司法改革职业化方向，力倡司法民主化，欲回归大众司法。中国共产党偏安陕北时所谓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再度受到欢迎，而重庆的“打黑”一度如火如荼，令法学界忧心。司法本应以制约公权力为旨归，近年来却一再强调“为党和国家大局提供司法保障”，司法独立被完全抛弃，几乎沦为维稳工具。法学家贺卫方有一首诗：“棋局交困兵马车，法眼迷离儒道佛。庙堂新招频频闪， 摸起石头过旧河。”写尽对中国司法前景的忧愁和愤懑。司法改革并不是一个局部问题，它关系改革的全盘，司法机制的弱化，会让所有政治与经济改革失去保障。 第三，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十二五规划”设计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初衷很好，也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世界经济潮流，但多年来依靠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在缺乏正向激励机制的情况下，那些从中得益的人不会放弃既有做法，例如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出口企业对补贴政策的依赖等，他们甚至会阻挠改革。另外，中国过去30年里虽然实现了高速增长，但这场“奇迹”并不独特，可以说是苏联模式和东亚模式的结合，弊病很多，政府究竟想要实现什么转型目标，目前也只是停留在文件和口号上，没有明确的指向。波兰前总理科勒德克曾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比较波兰改革和中国改革，他说，1989年之后的波兰改革是知道“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而中国改革则是不知道“到哪里去”，这让人对中国的未来难以判断。 第四，利益集团不断坐大。30多年改革开放、政治稳定和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就是那些能影响政策走向的特殊利益群体变得越来越强化和固化。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现象是，一些可能损害利益集团的法律迟迟不能出台，出台后又得不到有效执行，起不到预设效果，例如，《反垄断法》千呼万唤始出来，且最后文本大大弱化了对行政垄断的制约，只有在作为部门利益斗争工具时才被使用。利益集团的强化造成很多领域的改革迟滞不前，有些方面甚至严重倒退。老百姓对利益集团基本没有制约能力，而靠政府制约或利益集团之间竞争的制约，又不足以抑制其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国进民退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整体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遭到损害。

　　第七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是在国家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新阶段，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的情况下，也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落实“十二五”规划的主题和主线，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和《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总结“十一五”期间的环境保护工作，分析环境保护面临的新形势，部署今后一个时期的环保任务。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十一五”时期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环境保护，把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大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十一五”时期，国家作出一系列新的重大部署。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环保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一是环境保护从认识到实践发生重要变化。国家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任务，环境保护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显著增强。经全国人大批准，组建了环境保护部，为更好地发挥环保在服务民生、宏观调控等方面的功能提供了组织保障。制定了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等法律法规，修订了水污染防治法，环保的法律支撑更加有力。出台了一些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价格、财税等经济政策，以及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生态补偿等举措，市场机制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更加显现。国家“十一五”环保规划确定的各项指标和重点任务全面完成。 　　二是环境保护投入和能力建设力度明显加大。 “十一五”期间，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大了环保的财政资金支持，带动全社会环保投入2.1万亿元，有力地推动了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快车道。中央安排专项资金70多亿元，完成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县区级环境监测站标准化建设，初步建成了环境监测和污染源自动监控网络。过去环保系统一些基层单位“废气靠闻、污水靠看、噪声靠听”，现在已经有了很大改观。环境执法能力也有了很大提高。完成了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开展了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加强了科技攻关、人才培养、国际合作，为做好环保工作提供了基础支撑。 　　三是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作用逐步显现。大力推动环境保护的“三个转变”(见附注)，促进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发展的工作逐步加强。在结构调整中，严把节能环保关，采取综合措施淘汰落后产能，全国30万千瓦以上火电机组装机容量占总容量的比重由47%提高到71%，钢铁行业1000立方米以上高炉比重由21%增加到52%。严格项目环评，实行必要的区域限批，国家层面拒批的“两高一资”建设项目总投资达3万多亿元。加强重点行业环保核查，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出了贡献。 　　四是污染防治和主要污染物减排成效明显。持续推进重点流域、区域污染防控，着力解决突出污染问题，部分地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加大饮用水水源保护力度，解决了2.15亿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问题。支持6600多个村镇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态示范建设，2400多万农村人口直接受益。五年中，主要污染物减排预定任务超额完成，全国城市污水处理率由52%提高到77%，火电脱硫比例从14%提高到86%，七大水系好于Ⅲ类水质的比例提高幅度超过14个百分点，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期间环境质量得到有效保障。 　　总之，“十一五”时期是全社会环保意识明显提升的五年，是投入和整治力度最大的五年，是环保领域不断拓展的五年。这些成绩来之不易，凝聚着包括在座各位的辛劳和智慧。刚才，大会表彰了全国环保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在此，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受到表彰的单位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多年来辛勤工作的环保工作者，以及关心、支持、参与环境保护的各界人士表示诚挚慰问!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矛盾和问题。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发达国家一两百年间逐步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集中显现，呈现明显的结构型、压缩型、复合型特点，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改变，压力还在加大。当前，一些地区污染排放严重超过环境容量，突发环境事件高发。今年以来，节能减排形势十分严峻，前三季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幅度只有1.6%，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反而上升7.2%。总的来看，环境保护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我们必须增强危机意识、忧患意识，继续破解难题，推动环境保护事业实现更大发展。 　　二、进一步深化对环境保护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现实情况都表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繁重，经济转型的要求日益迫切，环境保护任重道远。保护环境是关系当前与长远、国计与民生、和谐与稳定的大事，关系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首先，加强环境保护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付出了过大的资源环境代价，资源与环境已经成为发展的最大瓶颈制约。目前，我国石油消费量已超过4亿吨，其中2亿多吨依靠进口。预计今年煤炭消费量可能达到35亿吨，大致相当于其他国家煤炭消耗的总和;煤炭是我国的优势能源资源，但从前年开始已经呈现净进口的局面。当前成品油、煤炭等市场趋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供应的难度。再按照这种拼资源、拼消耗的模式发展下去，资源就难以支撑，经济难以持续。资源消耗大的结果是环境污染，环境问题的背后是资源的过度消耗。现在一些地区生态环境质量严重退化，需要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才有可能恢复。资源相对不足、环境容量有限，已成为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醒，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改变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的增长模式，推动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强环境保护，既是转方式的内在要求，也是转方式的重要推动力量，是稳增长的重要引擎。对资源环境来讲，可以破解瓶颈制约，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对结构调整来讲，有利于产业优化和技术升级，再造新优势;对发展空间来讲，能够扩大市场需求，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总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否见到实效，一个基本的衡量标准是发展的资源代价是否降低、环境质量是否改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生态环保力度有多大，一个明显的标志是节能环保产业是否发展壮大起来。 　　第二，加强环境保护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途径。党的十七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把建设生态文明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环境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阵地。环境作为发展的基本要素，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先进、可持久的生产力，是一种稀缺资源。自然环境好就意味着投资创业环境有更大优势，有利于聚集优秀人才，吸纳先进生产要素，发展现代产业特别是科技产业和服务业，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随着时代的进步，生态文明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一些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也走过了先污染后治理、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弯路，付出了沉痛代价。正如国外学者所指出的，“没有环境保护的繁荣是推迟执行的灾难”;不保护环境，经济就会陷入“增长的极限”;通过保护环境优化发展，经济则会有“无限的增长”。加强生态环保不是放弃对发展的追求，而是要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人与自然、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和谐。我们既要走工业化道路，又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这关系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根基，贯穿于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进程。 　　第三，加强环境保护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接近5000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阶段，人民群众对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有了更多期盼和要求。身体健康是事业的本钱，是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基础。对群众来说，没有健康，生活水平和质量就无从谈起。对国家来说，没有健康，人力资源的优势就难以发挥。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载体是环境，环境状况与人的健康状况息息相关，优良的环境越来越成为城乡居民的普遍追求。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认真回应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切实抓好环境保护。还要看到，基本的环境质量、不损害群众健康的环境质量是一种公共产品，是一条底线，是政府应当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而现在影响和损害群众健康的环境问题还不少，农村仍有8000多万人饮水不安全，一些大城市灰霾天数接近全年的30%-50%，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我们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也是最大的制约因素之一就是生态环境。我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就必须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改善环境质量，增进人民群众的福祉，保护赖以生存的家园。 　　第四，加强环境保护是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必然要求。环境问题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技等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体，当前世界各国的竞争已经从传统的经济、技术、军事等领域延伸到环境领域。在世界经济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一些西方国家对进口产品提出了“碳关税”、“碳足迹”的要求，绿色壁垒逐渐成为维护本国利益的手段。欧盟准备在明年对境内经停航班征收碳排放费，澳大利亚今年也通过了对碳排放征税的法案，就是例证。这种趋势可能还会发展和蔓延。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对外依存度高。如果我们不加强应对和适应，不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对外贸易就可能受阻，国际发展空间就可能受到挤压。现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全球性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和博弈的新焦点。我国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排放量已居世界前列，发达国家要求我减排的压力不断加大。我们应当抓住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契机，变挑战为机遇，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我国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在世界科技和产业调整变革中，绿色经济、低碳技术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新平台，这本质上也是发展空间的争夺。从增强综合竞争力、维护国家利益、保障能源资源安全、承担国际责任考虑，都需要我们切实做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工作。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都对今后的环保工作提出了要求、作出了部署，并明确了一系列政策举措。环境保护是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民生改善的汇聚点。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把环境保护作为稳增长转方式的重要抓手，把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把改革创新贯穿于环境保护的各领域各环节，积极探索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境保护新道路，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资源环境效益的多赢，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 　　三、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处理好发展经济与创新转型、节约环保的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重大课题。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了发展的主题主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经济工作作了全面部署，总的基调是稳中求进，“稳”主要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调整经济结构。落实“十二五”规划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具体到环境保护领域，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之所以强调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十分突出，同时又跨入经济社会结构加速变动、各种矛盾和风险明显增多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环境已成为制约进一步发展的突出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一大考验。另一方面，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不足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部分群众生活还不富裕，按照中央扶贫工作会议确定的新的贫困标准，还有1.28亿人尚未脱贫。必须牢牢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要用发展的办法去解决前进中存在的问题。发展必须转型，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强生态环保，实现科学发展。转型也是发展，是一种有促有控、调优调强的发展，通过推进环保，可以培育新的增长领域、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环境问题本质上是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问题;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必须在转变发展方式上下功夫，在调整经济结构上求突破，在改进消费模式上促变革。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必须把稳增长与促转型有机结合起来，兼顾当前和长远，在转型中巩固当前增长势头、实现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就是要把经济发展与节约环保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发展进入转型的轨道，把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作为发展的基本前提，同时充分发挥环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优化和保障作用、对经济转型的倒逼作用，把节约环保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国民经济体系。 　　一是要把优化产业结构与推进节能减排结合起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既可以提高发展的质量，又是从源头上节能减排的治本之策。“十一五”期间，为完成节能减排任务，各地做了艰苦努力，但在后期压力仍然很大，一些地方搞拉闸限电，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了一定干扰。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了新的五年节能减排任务，这是在“十一五”既有基础上确定的，还增加了两项污染减排指标，潜力缩小了，要求更高了，难度更大了。深入推进节能减排还得从治本上想办法，在结构调整上下真功夫。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等产业，继续淘汰高污染高排放的落后产能。需要强调的是，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具有市场需求广、就业容量大、科技含量高、带动作用强等优势，能耗强度平均只有工业的1/5，污染排放更低，要加快发展步伐，努力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二是要把企业增效与节约环保结合起来。就我国工业企业来讲，不少企业在生产方面的技术装备并不逊色，有的甚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在节能减排方面的意识相对淡薄、环保方面的技术装备水平不高。目前我国重化工行业单位能耗明显高于世界先进水平，一些单位产品污染物排放量甚至是发达国家的10倍。通过改造既能降耗减污、又能增加效益，提高竞争力，潜力巨大。“十二五”期间，要把企业节能减排技术改造作为一件大事来抓，重点推进重化工行业的技术改造。请认真研究，做好规划，分批组织实施。对现有重污染企业，要深入开展环保核查，促使企业做好节能环保改造。对新建企业特别是重化工企业，也要强化节能环保的硬约束。国际上跨国公司新建重化工企业时，环保及相关投入占建设资金的比重一般达到15%-35%，而我国只有少数企业能够达到10%。要提高环境准入门槛，促使新建企业增加环保投入，采用先进的环境风险防范技术。 　　三是要把扩大内需与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结合起来。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也是我们的最大优势。在当前世界经济变数明显增多的情况下，必须更加重视扩大内需，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扩内需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现在我们大规模推进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污染治理，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这种投入可以对技术、装备、服务等创造巨大的市场需求，催生规模可观的新兴产业，从而带来更大的回报和效益。“十一五”期间，我国节能环保产业产值累计超过7万亿元，增加值约2万亿元，已接近全社会环保投入。“十二五”期间，节能环保产业产值累计将达到十几万亿元，增加值将超过环保投入，显示出新创产出大于治理投入的良好前景。要完善扶持政策和措施，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品、技术和服务，包括技术装备、专业管理、工程设计、施工运营等产业，以提高节能环保效率，拓展新的经济增长空间。要实施主要污染物减排、农村环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环保先进适用技术研发应用和环保产业发展示范、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环境监管能力建设与运行保障等重点环保工程，进一步提高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能力。同时，要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保护生物多样性。 　　四是要把生产力空间布局与生态环保要求结合起来。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环境容量和生态状况都有很大差异，推动发展、转型和环保必须优化经济的空间布局。目前一些发达地区资源靠长距离输入，环境严重透支，必须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切实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优化发展中强筋壮骨、形成新的竞争优势。现在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步伐明显加快，这符合经济梯度推进的规律和全国发展的需要。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实行差别化的产业政策，同时必须严格环境准入标准。中西部地区既应抓住机遇发展经济，用好差别化的产业政策，又应坚持高起点发展，绝不能降低环境门槛，要切实防止污染转移。还要结合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国家环境功能区划，在重要生态功能区、陆地和海洋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红线，履行好环境管理职责。 　　四、切实解决影响科学发展和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 　　保护环境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水清天蓝地干净，环保成效的关键在于环境质量的改善。要适应人民群众宜居安康的需要，总结过去行之有效的经验，推进改革创新，完善办法措施，加快解决一批积重难返的环境问题，为科学发展固本强基，为人民幸福增添保障。 　　第一，要坚持努力不欠新账、多还旧账，加大水、空气等污染治理力度。解决环境问题，必须处理好预防与治理、新账与旧账的关系。我们既要通过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国民经济体系，努力不欠新账，又要加快治理历史遗留的存量污染问题，尽量多还旧账。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十二五”期间，要进一步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全面完成保护区划分，全面取缔所有排污口，全面推进水源地环境整治，确保群众喝上干净水、安全水。流域污染防治要在继续突出重点的同时，把覆盖范围扩大到所有大江大河大湖和有关海域，并实行分区控制，优先防控重点单元。通过财税优惠、项目倾斜等措施，鼓励一些地方率先摘掉流域水污染严重的帽子，让其休养生息。江河湖泊一旦污染，治理成本巨大，甚至不可逆转，要优先保护水质良好和生态脆弱的湖泊和河流。“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将通过专项资金投入100亿元“以奖促保”，各地也要加大投入和引导社会投资。现在一些地区中小河流和沟渠有水皆污，地方政府要更加重视这些水系的治理。同时要进一步提高城市污水处理率，“十二五”期末全国城市要平均达到85%以上，东部发达地区城市要超过90%。 　　人们生活须臾离不开空气。“十二五”期间，防治大气污染要实行脱硫脱硝并举、多种污染物综合控制，并健全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明显减少酸雨、灰霾和光化学烟雾现象。前段时间，一些大城市出现长时间灰霾天气，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细颗粒物(PM2.5)是形成灰霾天气的主要因素。处理好这个问题，一是要抓紧修订和发布严格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参考世界卫生组织为发展中国家推荐的标准，增加PM2.5等监测指标，改进空气质量评价方法;二是要根据各地空气污染特征、经济发展水平和空气质量要求分期实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可通过联防联控率先实施;三是要适时提高标准限值，逐步与国际标准接轨。应当看到，把PM2.5纳入空气质量常规监测指标，不仅是环境保护的一大进步，也是经济结构、消费模式的一大转折。PM2.5人为来源主要来自于机动车尾气、燃煤烟尘、建筑扬尘以及冶金水泥等工业粉尘。降低PM2.5浓度，必须大幅度调整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加快淘汰污染严重的企业，同步提升车用燃油品质，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和新能源汽车，引导群众绿色出行等等，这将带来一些深刻变化。国家将从产业发展、财税政策、节能减排等方面支持各地“关旧上新”，调整、改造、关停一批落后企业，新上一批环境友好的产业。 　　第二，要坚持城乡统筹、梯次推进，加强面源污染防治和农村环境整治。城市环境与农村环境唇齿相依，农村环境保护不好，不仅损害农民的利益，还会严重影响城市居民的菜篮子、米袋子、水缸子。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显示，农业源排放的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分别占排放总量的44%、57%和67%。这反映出城乡环保还不平衡，农村环保仍是一块短板。“十二五”期间，要大力推进农村面源污染防治，引导和鼓励农民科学施肥施药和合理养殖种植，积极开展土壤污染防治和修复，把好土壤这一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同时，结合新农村建设，扩大农村环境连片整治范围，重点完成6万个建制村的综合整治，每年抓出一批群众看得见、摸得着、能受益的治理成果。 　　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重金属污染事件，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尤其是儿童的身体健康。要严格实施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划，有效减少重金属污染的危害。一是合理调整涉重金属企业布局，严格落实卫生防护距离，在人口聚居区和饮水、食品安全保障区坚决禁止新上项目。二是提高准入门槛，督促企业深度治理，确保稳定达标排放，不能达标的企业一律停产整顿直至关闭取缔。三是对重点防控区域采取工程措施集中治理，加快解决铬渣、尾矿库等历史遗留问题。 　　第三，要坚持预防为先、及时应对，着力消除污染隐患，妥善处置突发事件。环境污染事故是经济粗放型增长的结果，是环境问题日积月累的破坏性释放，一旦发生，后果十分严重。要牢固树立隐患险于事故、防范胜过救灾的理念，加大风险隐患排查和评估力度，把环境污染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要建设快速高效的应急救援体系，充实应急救援物资和装备，一旦发生事件就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把损害降到最小程度。要合理调整化工企业空间布局，严格化学品生产管理，堵塞运输安全漏洞，切实防范化学品环境污染事件。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核安全问题。一桩大的核事故，不仅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甚至会毁掉整个核事业。今年3月发生的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对我们是一个警示。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丝毫不能放松警惕，坚持安全至上，组织力量对我国核电进行全方位评估和论证，抓紧编制核安全规划，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同时，要切实加强放射源管理，避免发生公共事件、祸及人民群众。 　　五、在改革创新中开创环保工作新局面 　　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环境保护作为转型发展和改善民生的一件大事来抓，加强组织领导，齐心协力，共同做好各项工作。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要用改革的思路、创新的办法来破解难题，健全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体制机制。在此，我提几点要求： 　　一是落实目标责任。环境保护实行的是统一监管、分工负责，地方政府对本行政区域主要污染物总量削减、环境质量和环境安全负总责的管理制度。刚才，受国务院委托，周生贤同志与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部分中央企业负责同志签订了“十二五”污染物总量削减目标责任书。各地要尽快分解任务，落实计划，确保实现预定目标。要制定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指标体系，纳入地方各级政府绩效考核，严格实行责任制。对未完成目标任务的地方，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二是完善经济政策。我国在环境方面历史欠账多，各级财政要把环保投入列入年度预算，并保持合理增长幅度。国家财政资金和预算内投资都要增加环保能力建设投入，保障必要的运行和维护经费。“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中新增了氮氧化物减排任务，能否完成这项任务与燃煤电厂脱硝紧密相关。国家已经出台脱硝电价，还要抓紧出台脱硝设施运行管理办法，完善脱硫脱硝电价政策。保本微利是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转的基本前提，要完善城镇污水处理收费政策。过去的实践证明，“以奖促治、以奖代补”是推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行之有效的手段，中央财政将进一步扩大“以奖促治、以奖代补”资金规模，有条件的地区也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开征环境保护税对于“清费立税”、促进企业强化环保具有重要作用，要抓紧研究立法和开展试点。国务院对完善环境经济政策提出了明确要求，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尽快制定并出台相关实施办法。 　　三是推进改革创新。改革是发展和转型的强大动力，从根本上破解资源环境难题也必须从改革上找出路，创新体制机制，调动全社会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进这方面改革，既要着眼于环境与发展事业，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又要把握环境保护的特有规律，探索改革的有效措施。比如实行排污权交易，不仅可以使排污多的企业增加成本，而且可以使排污少的企业获得经济效益，还可以促进相关环保技术和产业的发展。这有利于把政府强制减排行为转化为企业自主减排行动，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从国际上看，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相继实施了排污权交易，促进了污染减排，提高了污染治理效率。美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实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2008年二氧化硫排放量比1970年下降63%，减排成本仅相当于原先估算的1/3。近年来，我国东部一些发达省份在这方面也开展了试点工作，并取得好的效果，有必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推广。再如，对电、水、气等涉及民生的资源产品实行有区别的价格政策，能够有效抑制不合理需求，从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要抓紧研究论证，区别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积极推进阶梯式资源价格改革。又如，生态补偿是平衡不同地区发展和环境权益的重要手段，要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通过财政补助、转移支付等方式，增加国家生态补偿专项资金，同时探索流域上下游之间、不同主体功能区之间生态补偿的有效办法。 　　四是强化环境法治。法律法规是环境保护的刚性约束和制度保证。目前我国环境法规体系还不健全，特别是罚则较轻，同时也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使得环境“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长期存在。基本的环境是一种公共产品，破坏环境的行为必须受到严惩。现行的环境保护法颁布实施了20多年，有些内容已不能适应新形势需要。要加快修改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形成比较完备的环境法律法规框架，特别要加重罚则、加大惩处力度，真正起到足以震慑违法行为的作用。各级环保部门要严格环境执法，把日常执法检查与环保专项行动结合起来，实施跨行政区执法合作和部门联动执法，敢于碰硬，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健全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行为，建立执法责任制。要积极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健全环境损害赔偿机制，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和法律援助，强化环境司法保障。同时，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环保执法监管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供必要的保障。 　　五是加强科技支撑。科学技术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利器。要把科技创新放在突出位置，加快实施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区域性大气污染综合防治、土壤污染修复与治理、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控等重大环境科技专项，力争在共性技术、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加大环保技术装备研发力度，努力提升国产化水平，不断降低治理成本。要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六是动员全民参与。环境保护是涉及人人的事业。要深入开展全民环境宣传教育行动计划，广泛动员全民参与环境保护，引导全社会以实际行动关心环境、珍惜环境、保护环境。要畅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渠道，对涉及群众利益的环保规划、决策和项目，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鼓励检举、揭发环境违法行为，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要充分发挥新闻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的作用，推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要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力量参与环境保护的工作机制，加强与社区、民间环保组织和环保志愿者的沟通，提供必要的帮助，更好地鼓励、支持和引导他们参与到环境保护工作中来。 　　新的时期，环境保护部门不仅要做好环境执法、综合监管等工作，而且要增强宏观意识，立足服务转型发展、服务民生改善的需要，用全局视野和战略思维考虑环保工作，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结构优化布局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要进一步完善项目环评、规划环评、区域限批等措施，健全环境保护综合决策机制，理顺环境监测和督查体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环境保护综合改革试点。要进一步加强环保队伍和机构建设，全面提高环境保护工作能力。广大环保工作者要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做以环境保护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引领者。 　　今天在座的同志都与环保工作有关。大家过去为我国环保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今后的任务更加繁重。希望同志们再接再厉，进一步做好环境保护各项工作，再创佳绩，多出典型，努力开创“十二五”环境保护新局面! 　　(注：“三个转变”是指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        

　　一、焦虑纠结的社会情绪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建立民主政治制度，成为社会的焦虑议题。媒体特别是网络上具有 重量级的和影响力的作者，甚至对一些执政党的重要理论观点提出质疑和批评，如稳定压倒一切，如中国特色的国情，有的作者对中国革命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对中共领袖人物的人格凌辱，怀疑论和阴谋论盛行;还有对一党执政的正当性合法性的质疑，有些作者，找出了当年共产党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党的领袖的讲话和新华日报等媒体的社论，证明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不想搞民主，质疑共产党的政治诚信，置中国共产党于道德洼地之中。 　　执政党的主流媒体，并没有对这方面的话题做出回应。笔者以为，主要原因一是问题的敏感，国内面临的问题不少，执政党并还不愿意在敏感问题上陷入争论;二是主流意识形态的管理机关和相关媒体既有的话语体系，也不方便对这些缺少研究和共识的话题做出回应;三是体现了执政当局对社会意识形态的管控还是宽松的。 　　二、全球化的背景下——当前西方政治经济的乱局引发新的思考 　　(一)西方民主政治制度面临的挑战 中国经济大发展大进步伴随的深刻和巨大的社会思想危机，然而世界也不太平。无独有偶，21世纪走过10年前后，西方国家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社会事件，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不能幸免。英国的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尚未平息，伦敦骚乱接踵而至，法国这些年多次发生由罢工抗议活动衍生的暴力事件，2011年又发生了诸如印第安人处境等社会动乱和暴力事件;最为稳定的北欧挪威也出现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事件;美债和高失业率引发了美国持续的“占领”运动，一系列国家陷入了“欧债”危机，特别是希腊的大规模罢工抗议浪潮，债务危机随之扩大到西班牙、意大利。西方国家大都经历了较长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其政治、经济制度相对成熟，这些乱局的出现，一定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表明了西方政治制度内在矛盾难以化解而外化成社会冲突，“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年轻人和普通民众为主体，从中所表达的讯息，已经突破了对社会局部问题或现象的不满，而指向美国少数利益集团和金融资本控制国家决策的根本政治制度，看似完美的美国民主并不能公正和有效的解决美国日益加深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从美国两党对抗的民主政治模式中，更多的是政党之间为获得执政权的角力，和特定的利益集团或阶层的利益，民众的和社会大众的利益并不是政治人物所真正关注的。人们更多的从“欧债”危机中，特别是民主圣地希腊危机中的社会的民主困境：人民在没有足够的财富创造的国情之下，希冀高收入、高福利，拒绝紧缩过紧日子，人民有足够的力量，因为人民手中有选票，政治人物当然在意人民的选票，如果一个国家、政府、社会的政治人物不惜借债、透支、甚至破产也要“尊崇“民意，以获取选票，可是当一个国家破产的时候，民主还能不破产吗?从“美债”危机，到“欧债”危机中，看西方民主政治的“民意”与“决策机制”的博弈的无奈：一是议会政党政治主要反映特定具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无论政党如何轮替，广泛、分散的民意最终很难影响最终的政策选择和决策;2011年11月22日，为削减赤字量身定制的美国国会削减赤字特别委员会(“超级委员会”)21日正式宣告未能完成历史使命，美国“超级委员会”的溃败，体现的是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在治国经济理念上的巨大差异，美国政界学界无不慨叹，华盛顿错失了一次使国家重归财政可持续道路的黄金机遇;二是广泛的民意，无法为决策结果负责，希腊民众不愿意过紧日子，各层各界民众此起彼伏的游行示威，并不会给国家、政府、社会危机带来什么解决危机的任何结果;三是民主政治如何克服特定时期社会强大的集体非理性，当这种非理性与选举季相遇时政治人物只能为选票牺牲理性;四是民主政治如何解决多数意愿下的“不专业”。全球的民主政治体制和具体制度实际上都面临着亟待“修正”和完善空前窘迫的境地。 　　(二)中国民主政治制度改革与完善的机遇期 他国多事之秋，对中国而言，当然不能见猎心喜，但是中国有必要重新审视西方制度运行过程中既有的矛盾和问题，西方的民主政治正在支付巨大的社会成本上，中国正好处在创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机遇期。所谓机遇期，一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最有可能与西方已有的民主政治制度区隔;二是根据“后发优势”理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可以吸纳其他政治文明的精华，扬弃其糟粕，具有更大的创新空间;三是中国共产党已有的政治经验和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当方向明确，试点成功，认识统一，时机成熟时，具有在较短历史期间建立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完全可以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运行机制和具体制度，只要是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特征，都可以作为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造的借鉴。 　　三、国际竞争背景下的民主政治制度选择 　　(一)中国的开放融合态度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划线 　　中国的秉持开放融合的国策是真实的，然而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态度和做法，仍然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划线的明显痕迹。这就促使我们更加看清国际竞争的本质是存与亡，荣与衰、尊与耻的斗争和较量。以中美关系为例，1993年美国在公海上公然拦截检查中国商船、1999年美国“误炸”中国南斯拉夫使馆，2001年南海撞机而拒绝道歉，频繁的南海的抵近侦察，周而复始的售台武器……一方面是遏制，一方面是傲慢，西方集团政治人物里根、克林顿、萨科其、陆克文、安倍晋三、石原慎太郎，新近曾担任美驻华大使的洪博培扬言“take China down”都是从骨子里透出对中国的不安、防范和敌视，一些西方组织如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评选授予中国的反政府人诺贝尔和平奖，实际上是在羞辱中国。中国在开放中的参与者国际竞争，面对的是无形和有形的“八国联军”，若隐若现的西方政治联盟。西方推行所谓普世价值的在地化，公然实行双重标准，国境之内，西方自家圈子之内，是一种标准、一付面孔，出了圈就变脸，就搞双重标准。 　　要从国际竞争的角度审视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设计，自以为是死守一种过时的不合时宜的制度，或抛弃国情搞全盘拿来主义，都不是一种理智和客观的态度。如何回应国内长期存在着对西方制度特别是对美国政治制度的推崇和认同的思潮，笔者不简单认为这是“崇洋媚外”，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发展，以其无可争辩的国力成为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国，不能不认为美国的制度优势，包括其民主政治制度的优势。但是笔者更加期待民众能够形成以下的共识：好的东西是人家的，好的东西一定是产生于特定的历史和特定的文化，别人好的东西，一旦变换了时间和空间，未必就是好的东西。学习先进的东西，主要是学习她的精神，比如选举，选举的精神就是政治竞争和人民对执政者和选择和委托，至于具体的制度设计，操作方式一定要根据自身的国情条件。在像新加坡这样一个城市国家搞领导人直选，和在中国这样一个由13亿大国搞直选，一定会有巨大的国情差异。并不肯定哪一种选举方式更好些，关键是在特定的时空，哪一种方式更适宜些。 　　(二)对理念和制度的理性态度——没有最纯，没有最好 　　揭掉意识形态标签，政治治理是不同文化文明层面的交流和融合。笔者以为，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解放社会弱势群体的理论，充满着对社会大多数弱者的关切，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完整系统地建立了对赤贫者、被剥夺者寻求出路和救济的思想体系，充满人类高尚的人文精神。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精确的关于生产的理论，是保障强者利益的理论和规则，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和制度是驱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两个有力的“轮子”，虽然有力，但是并不能正确把握社会的发展方向，并不能消弭社会业已存在的巨大的利益差异和社会矛盾，并最终引发社会的爆炸性毁灭。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也拯救了资本主义，她的理论及其实践，为资本主义制度得以改良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和理论准备，西方的宗教文明加之在现代社会矛盾中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工人运动，极大地促进了资产阶级对野蛮的原始资本主义的“修正”。关于当代社会保障的理论和实践，应是源于马克思主义对弱势群体的极大关切，也是源于泰勒精确的“科学管理理论”及其制度不能缓和日趋激烈的社会矛盾。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要奉行惟我独尊的思想和文化，在资讯高度发达的时代，社会的思想和文化的一元是不现实的。没有纯而又纯的意识形态，没有纯而又纯的“主义”，融合、交流、相互吸收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一个基本规律。纯而又纯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造就了马克思主义的无限的生命力。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也正是中国的实际与马列主义的结合才造就了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 资本主义在处理劳资关系、缓和社会矛盾方面上正上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汲取了巨大有营养，导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未发生破裂。“主义”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概念和理论模式，但“政治清明、社会公正、经济繁荣、民生富足、风俗善良、环境良好”都应当是先进政党所追求的。 　　(三)民主政治与“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并不神秘。普世价值是在“应然”层面的东西，是寻找人类社会的基本理性。普世价值是全人类共同文明中应当普遍认同的社会基本理性，是全人类关于社会价值可以普遍接受的“最大公约数”。有共同的文明，就有善世价值。“最大公约数”就是经过了不同文明和文化选择与博弈的社会基本理性所体现的社会价值。普世价值应当存在。各种政治对话就是寻找普世价值。追求普世价值本身就表明了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存在差异。寻求普世价值是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赖以支撑的社会理性、国家理性和世界理性。漫长而艰难的求索之路。当然，我们十分清醒，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普世价值，就是与国家利益相关联的意识形态。还以美国为例，美国向其他国家不遗余力地输出本国的价值观，而美国在许多问题上又奉行实用主义政策，实行多重标准。没有必要因为美国的不良示范而放弃认同普世价值，认同普世价值，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什么是普世价值?抽象的解说不如例举，中国历来是立法和行政的高度一致，但也有例外，1997年和1998年，中国政府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就是中国认同了两个国际公约的原则和精神，两个公约所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就是普世价值，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第一个公约，而第二个公约至今尚未批准。说明第二个公约的有关内容，中国仍有所保留，按照程序，行政机关的签署只是政府层面的意愿，人大未批准即并未形成国家意志，第二个公约的状况，说明了“普世价值”也有一个沟通的认同的过程。当然，对一个政府已经签署的国际公约，立法机关未能批准，也是中国政治少有的个案要，长期未能批准，压力在中国一边。 　　(四)民主政治仍然是当今世界通常的治理方式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建立和完善民主政治制度。民主政治不是想与不想，要与不要的问题，而是执政者必须运用的社会治理机器。尽管民主政治并不是无上崇高的东西，但是民主就是一个可能实现社会公正工具，之所以说是“可能”，并不是说民主政治必然带来社会公正。笔者以梯子和苹果喻，民主是一把梯子，公正是树上的苹果，选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更好的摘到苹果。民主政治本身只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以同样是亚洲大国印度为例，印度的民主政治形式无论是从理念和价值认同，都更接近于西方，但是印度的民主制度同样无法遏制印度极为严重的腐败问题，国内经常爆出各种腐败大案，组织一个英联邦运动会，场馆建设劣质低效，贪污腐败成风。尽管民主没有办法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全部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实践，已经证明了别的其他任何治理方式，都存在的比民主方式具有更大的缺陷和更高的风险，民主的最大功能在于防止执政者的懈怠。所以，是否实行民主政治的治理方式已经可以影响甚至决定一个社会的品质和正当性，因而成为现代社会政党政府不可回避、必须面对和运用的治理方式。不民主的社会，就有了恶质的规定性，不民主的状态下，产生“恶”的结果是必然的，在不民主的社会，即便是一时的局部的好的结果出现，也不会是全局的和持久的。民主是社会治理的可供选择的基本工具。因当指出，民主的精神、价值具有普世的意义，但是民主的具体实现方式应当具有多样性。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的推进，中国政治制度中“集中”、“集体主义”、“一党主导”的特质，仍然可以设计出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方式，仍然具有自己的完善空间，并没有理由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推断为专制、独裁，或做出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现代民主政治水火不容的结论。 　　四、中国民主政治改革民族的和现实的基点 　　(一)“中国模式”的辨析 中国现在政治制度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法学或政治学理论体系去描述?执政党的政治或法律文献乃至宪法都有了成型的论述。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其相对应的具有竞争特点的政治体制，特别是选举政治，成为知识界、民间颇有声势的政治诉求。即便是国家的宪法对中国的民主政治作了规定，民间是不是认同，知识界是不是认同?港澳台是不是认同?国际是不是认同?坊间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看法，诸如：“一党专政、一党执政、专制政体、独裁、开明专制……”上述这些看法，与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是包容的，还是排斥的?回答这一问题是困难的?中国的当前政治制度，当然包含了民主政治的内涵和运作方式，但又与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模式有极大的差异，即使用西方的经典政治学理论体系去分析，也不能得了简单的结论。 　　当今“中国模式”成为全球关注的社会发展独特现象，说她不是“模式”，她又如此发挥作用，说她是“模式”显然也没有产生较为一致和普遍认同的成熟模式，也难以进行抽象概括。这就表明“中国模式”的提法，还没有关于“定性”的说法。因为“中国模式”还在过程之中。但是，中国模式看似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一种提法，其背后当然包含了政治制度的内容。因为政治制度影响或决定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状态和品质。之所以没有定性的结论，也因为中国模式既给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国际综合实力、竞争能力、国际地位的提升发挥了重要的制度优势，但同时，在中国模式之下，也产生了丑恶的、腐朽的、破坏性的恶果。快速发展，伴生问题，伴生问题又影响的损耗了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成果，为此，社会要不断的支付修复成本，在有些方面如资源、环境的损害，有了社会财富仍然是不可修复的，于是成了永久伤害。为中国模式大唱赞歌，或认为中国模式一无是处，应当颠覆重构的观点都是片面和偏激的。 　　(二)中国民主政治制度改革的基点 是不是要拿英、美、日、俄等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做参照，中国民主政治在理论体系上和具体实践上，令一大批学者专家陷入焦虑，也令一大批有识之士对国家民主政治的未来陷入迷茫。老左派、老右派、新左派、新右派无休止的争论陷入了无助于中国民政治模式的选择和建设的泥沼。笔者以为，首先，应当站在一个民族的，现实的基点之上。 　　在中国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主要是具体制度的设计，建成一个什么样的民主模式?而不是更多的要不要民主的争论，我们可能面临三种选择：一是推倒重构，试图寻找一个西式经典的民主政治模式，如或实行总统制，或实行议会制;二是“结合型”，中西合璧，制度移植，克服排异;三改造型，在现实基础上的改造的提升。笔者倾向改造型，就是并不以他国的民主政治的具体制度为参照，因为各国具体的制度是各国历史文化以及现实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要素的相互作用、相互斗争和妥协的产物，照搬肯定不行，简单的移植也不行，真正可能成功的是借鉴和改造。 　　民族的基点就是立足于中华文化和中华智慧。笔者试图从“常识、常理、常情”的角度，表达个人的见解。中华文化和中华智慧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社会发展的大目标，就是回答人类社会发展的向何处去?中华文化和中华智慧的答案就是“民本，小康，大同”。“民本”回答了为谁发展的问题，小康是发展的阶段目标，大同则是发展的臻于完美的理想的终极目标;中华文化和中华智慧的另一层次是通常社会治理的方式和生社会生活环境的理想，那就是“中庸、和谐”的理想，中庸就是一种稳健的治理方式，和谐就是一种社会状态，中庸和谐的核心价值是秩序。中华民主政治模式探索不好说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最后机会，但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机会，是对人类莫大的贡献。以大陆为中心中华民主政治制度，不同欧美，不同中东，不同东南亚，也不同华人社会的港澳台，中华政治文明一定是以儒道释精髓的传统文化，以世界政治文明、当代世界和中国政治实践三结合的产物。以大中华的统合气概，抽掉意识形态的偏见，可以汲取西方政治文化的有益成分，认同政治文明是人类文化文明的产物，具有共同文明的普适性。但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决不以西方的模式为心灵的桎梏。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博弈是壮士割腕，也是借钟馗打鬼，这是一个成熟政党的应有的执政勇气。斗争和妥协，都是为了既定目标的实现，比如，有关国际法和国际经济贸易规则本身就是妥协的产物。妥协，就是找出政治上和经济上各方都能接受的最大公倍数。 　　现实的基点就是国情要素，特别要强调的是政治资源是国情要素。笔者以为，国情不完全是自然资源、人口、环境，国情还有一个社会政治力量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有效执政60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何尝不是中国的国情?!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难度远远大于经济体制改革发，执政党和民众都要克服政治体制改革的焦虑征，审慎、渐进地制订政治体制改革的远期、中期、近期目标，规划渐进的民主政治制度改革的路线图。在中国选择民主政治的制度或模式，试图无视这一国情，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边缘化的想法都是幼稚的。 　　五、中华民主政治制度选择的历史视野 　　历史并不完全决定未来，但是历史一定影响未来。历史以其文化，影响当下乃至未来的精神和价值观;以其不同政治的力量对比，影响当下乃至未来的治理格局;以其不同阶级阶层的资源和财富占有，影响当下乃至未来的政策设计和政策选择。没有历史观就没有发展观。 　　(一)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振兴是中华儿女励精图治、不懈追求的历史伟业 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是最早喊出的“振兴中华”民族强音。中国共产党是“振兴中华”的伟大实践者，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实现了民族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包括宪法，对民族振兴和国家建设的提法表述为“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1997年十五大报告提出“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2001年江泽民先生在建党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中明确提出，“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结语部分再次提出“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地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共的一系列重要文献中，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一句目标性的政治话语，其中包含着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内涵。 　　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历史深刻的影响中国，然而，近代中国的100年历史决定当今中国的命运。没有一个世界大国像中国这样100年来经历的屈辱，经历的国破、家亡的境地。从屈辱到兴盛的百年历史，昭示所有的中国人，中国的一体化是保持中国国家合力、国家安全、国家统一、国家向心力的命根子。中国人从来不健忘，尤其对国破家亡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并没有让那些发达国家开放资源，开放科学技术，国家仍然划定边界，国家主权仍然是国际法的核心要义。 　　(二)从救亡图存到国家强盛人民富裕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执政60年，改革开放30年，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已经完成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解放的伟大使命，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中共正在领导十三亿人民进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让国家强大人民富裕。 　　一个让世界无法回避和现实，中国发展了强大了，西方国家很不舒服笔者注意到这样一些有趣的事情，六十多年前中国的蒋介石政府人民买粮食用麻袋装金元券;六十多年后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不断要求人民币升值;2010年中国成为第一大出口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在号称富人俱乐部里西方八国集团，有成员国希望中国参与他们的圆桌会议;从历史上的中国从来就是列强谈判桌上的牺牲品，到成为六方谈的主席国;在航天、航空，信息技术、重大装备制造，重大战略武器研发方面，金融储备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走的路是西方二百年所走的路。 　　(三)建党90周年中国共产党的“三个转化 ”一是中国党已经实现从革命、斗争年代向和平建设年代的战略转化;二是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增长为目标，到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保护和尊重人权，维护社会公正，建立和谐社会重大转化，这一转变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转变，这是的中共领导集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核心内容，初步完成了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完善的理论体系;第三个转变是从个人权威的人治，到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战略转变。 　　(四)“四次转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中接受挑战 关注20世纪新中国的四次转型。1949至1956年，新民主主义转入社会主义;1957至1965年，执政党政治路线，发展方式进入傍徨混乱期;1966-1976政治路线和发展方式进入全面混乱和崩溃期;1978-至今以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为主要时代特征全面社会转型。为解决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成为执政党最为倚重的修复社会创伤的思想路线，其中最为核心的内涵是“人民幸福、以人为本，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五)坚定、勇敢、审慎迎接第五次转型挑战 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历史性成就的同时，执政党和政府也面临转型社会所带来的各种问题，特别是腐败和社会不公正、发展不平衡问题尤为突出。呼唤政治体制改革，希冀社会公正、消除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声音空前高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也可以认为是有别于其他华人社会的中华民主政治模式，或许会成为执政党、政府和全体人民接受第五次社会转型探索的挑战。执政党除了坚定、勇敢、审慎地接受挑战外，别无他途。 　　(六)从单一执政向“主导共治”转型 笔者不主张民众去设想一个似乎很经典、很完美模式。看起来很美，可能是充满对抗的模式作为中国的民主政治选择，说起来更美，用起来没法用。就像用法兰西一流的民法学家，给非洲某国设计一个完美的民法典。 　　中国大陆的政治文明包含诸多未研究透彻的问题。不接受外族强加之物，可以主动拿来;不照搬照抄西式民主但可以改良改造;不搞大轰大嗡的民主运动，可以循序渐进逐步推开。中国的民主政治既要有高层(顶层)设计，更要十分重视具体制度设计。让民主制度来得稳一些，好一些。 　　对中国共产党的说法叫“执政党”，这当然符合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态。我以为更为准确的说法和考量未来政治发展的前瞻，把中国共产党称为“主政党”更好些，其含义是“主导执政”的党，与“执政党”并无太大分别，但更为科学些。具体说来，中国共产党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务发挥主导作用。从当下的政治实践看，党外精英已经开始实际参与国家政府事务。国务院两个十分重要的部委科技部和卫生部行政首长是党外精英，按照《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事务和卫生事务由党外行政首长负责。随着中国民主政治的深化，除了国家安全、军事国防事务，会有更多的党外精英参与各级政府的领导事务。执政党的提法，容易理解为中国共产党一党包揽所有事务。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执政党和参政党的政党精英、社区精英、行业精英、乡村精英组成的政府、社会和行业自治组织共同治理国家和社会。保持主导，秉持开放。一党主政，多党参政，民主推举，政治协商，人民参与，精英共治。主导共治是单一执政的升华，也是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升华。 　　六、有效治理是当前优先的政策选择 　　(一)政治实际上就是治理方式 政治有三大要素:一是价值，二是程序，三是能效。价值是执政者的道义追求，回答执政为什么?为了谁?要给委托者带来什么?既然是道义层面的，价值也可以表述为理念和理想的元素。学者经常说的自由，人权、公平、正义、公开、公正、法治都是道义上的非物质的元素。虽然道义是非物质的，但却是指引程序和效能具有正当性，符合人类文明进程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 　　民主政治绝不是仅仅表现为价值、理念，民主政治是要对国家对社会展开有效治理，有效治理是民主社会能否运行的最为重要的枢纽。在快速发展和急剧变化的转型期，在社会变动期，发展中各种进步与问题相伴相随，优势在发挥作用，问题也相伴滋生，各种不确定因素活跃且复杂，社会各结构脆弱，文化和价值观混沌，各种突发事件极有可能酿成社会的动荡。如果民主仅仅体现崇高价值和先进理念，人人有民主，家家有诉求，只有利益，没有共识，社会无法运行。 　　民主最为困难的是社会有序和有效运行，有序运行必须遵循一定程序，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有效运行就是保持有度的政治竞争而又不能陷入政治对抗。社会和政治一旦陷入对抗，就必然伴随着不理性，政治对抗的结果一定要虚耗社会成本。 　　即便如此，笔者以为，当下中国最需要的并不是立即建立起一整套完备的好看的民主制度，而是实现对社会运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有效掌控。有效掌控，是一种强制力量的配置，本身并不具有高尚的社会价值，但却是当下中国所必须的。 　　(二)纵深的社会发展和不断攀升治理难度 公平正义的实现，比获得温饱要困难许多，在转型期，民众的思想文化多元，价值观的飘移和不确定;权利意识和利益诉求的强化，普遍的对追求物质满足的焦虑感;高层次的心理层面的需求，表现为对社会公平正义和获得尊重的渴求;各种利益冲突加剧，政府陷入空前的民主、效率、廉能的三大考验;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深层矛盾呈现出两难或多难的法律或政策抉择。不确定性，缺少稳定的社会理性和社会运行的高风险是转型社会的基本特征。在利益和财富的追求过程中，全社会都处于躁动之中。 　　(三)分散主义的风险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长期形成的隐性有力的集中主义 。皇权、宗法权意识带来的向心力，儒家的忠孝思想，可以表义的单音字，均衡稳定、以笔画和结构为特征汉文字的构造，中国的国家名称，确立中心以及对中心的附着，对中心的归化，对家族家长的孝敬，对国家的担当，都是中华文化集中主义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主义无处不在，有些是显性的，有些则是隐性的。 　　历史的中国是以皇帝之权为中心的行政权，中国的现实治理仍然传统是行政中心主义，而不是司法中心主义。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最大风险之一是分散主义的盛行，减损破坏行政效率，影响社会有效治理。西方极端个人主义思潮在中国已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现所肯定的民众个体利益对社会公共(公众)利益让渡甚至牺牲的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在道德层面弱化，在法律层面也未有支撑。潜规则与社会的法治状态优劣成反比，潜规则比起明规则(法制)起反向作用。潜规则盛行的时代法治的状况就越糟糕。即便法制完备，并不意味法治良好，人们特别是手中握有权力的执政者，内心并不确认法治权威。在建立法制，厉行法治的同时，大力破解各种潜规则，揭露扼止潜规则的危害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中国的当前社会管理貌似集中，其实已经相当涣散，法令不彰、政令不通是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如果陷入不可控的民主，中国社会可能解体。革命话语体系中对社会管理的所谓“统治阶级利益和统治秩序”的提法具有片面性，一方面，社会不能形成某个社会成员或集团独占利益，同时，也不能形成只约束一方的“单域秩序”，社会成员应当共享利益也要共同维护秩序。要维护既有的社会分工，使社会阶层形成相互的利益让渡和必要的协商和妥协。 　　中国搞乱的民主政治可能出现的最坏结果：培育了一大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政客，政客只会描绘出一幅美好浪漫的政治图画，由社会和民众支付无限成本;全民政治化，无休止的争论，不同政客拥有不同民众和不同媒体，社会对立和政治对抗;争斗不能妥协可引发分裂和内战。 　　中国会被谁葬送?一批腐败官员、一批不接中国地气醉心当跟班的民主伪娘、一批极端的民粹主义者;还有一批新时期有文化的反社会激进者的流氓无产者，这四种人最有可能葬送中国。 　　(四)什么是有效治理? 理念、制度固然重要， 在政治运作中，人们有必要关注“有效治理”的问题。“有效治理”与理念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未被学界所重视。“治理”更多属于技术范畴，是统治术、是统治机器的驾驭。学界的思维，更多重视理念、价值、制度。需知好的理念可能生成好的制度，但好的理念和制度并不一定带来“有效治理”。 　　什么是有效治理?社会治理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均衡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关系。就是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按照既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有效有序组织各种资源，满足基本民生和公民的各种利益诉求，及时有效处置各种社会重大事件，救助重大自然灾害，保障社会有序运转。有效治理可能脱离于“制度理念”自主发挥管理效力，不好的理念制度，可能出现有效治理，好的理念和制度之下，也可能出现治理的混乱和无序。有效治理，一是突出的是管理效率、管理力度、及时和快速显效;二是决策时只运用简易程序了，甚至缺乏应有程序;三是有效治理可能出现集中决策，决策圈子过小;四是有效治理有时可能背离通常状态下应当遵行的价值和理念。尽管如此，在社会发展的特殊阶段，有效治理是一种“次佳选择”的治理方式。在特定的发展时期应当接受“有效治理”之下，可能出现的社会成本的支付。 　　(四)有效治理的优先政策选项 从有效治理角度，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政策选项是什么?笔者的观点是，中国当代最为急迫的问题，并不是即刻进入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操作，而是就“有效治理”的政策选项确定若干顺序。具体的建议是1+2+2治理选项。1是安全为先，加2是民生和社会管理，再加2是廉政建设和全面的民主政治的改革准备。第一顺序仍然是国际斗争和竞争中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以及具有复杂国际背景的台湾、西藏、新疆问题，这些竞争包括国际的政治经济军事的竞争、特别是关系国家领土主权的资源性竞争，关系民生的对外贸易的竞争，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货币竞争;第二顺序仍然是民生中的急切议题：经济发展，特别是当前经济面临的衰退和通胀威胁和压力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民生问题着重做好农村农民耕地的保护,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居民的拆迁权益的更为严格的保护;加大资源投入，大力促进廉租房、公租房、经适房、限价房建设;扩大城市困难人群的救助性就业;均衡医疗卫生的资源，大力整肃行业风气，保障民众健康权益;平抑影响中低收入人群生活的物价;公平享有教育资源等社会问题;第三个顺序是社会管理、社会治安中的突出问题;第四个顺序是较好解决党风廉政建设的突出问题，恢复执政党社会公信力;第五个顺序，选定民主政治建设先行先试的领域，以着手进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准备条件，解决好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各级政务官产生的问题和权力的有效监督制约的机制和具体制度的设计问题。现阶段，中国没有太多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 　　七、民主政治改革的未来展望 　　笔者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持有审慎乐观的态度。这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和社会理性;基于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宽阔的国际视野;基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取得的伟大成就。 　　在各种社会运行风险中，政治体制的变动会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利益格局，政治体制的变动具有最高的社会运行风险。然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某一个时间点宣布“开启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一定意义说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开始政治体制改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伴随经济体制的改革并没有停滞，如以裁减合并为特征的政府机构改革，基层政权的直接选举，如政府信息公开，人民政协参政议政制度化，司法体制机制的改革，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行政许可的简化，重大立法的民主参与，民生政策的听证制度。所有这一些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未来30年、50年之后，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成熟，并不要有若干事先设定的结局，我们可以秉承更加开放的态度，在以人为本、有利国家、有利民族、有利社会，合乎民主政治建设规律，形成宪法共识的前提下改革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民主政治制度，为人类的和平发展、为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中华民族的更的贡献。我们完全有信心，从健全和扩大党内民主，到建设社会民主，以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宝贵有效经验，以中华文化的高度智慧，以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以全民族的自信和合力，共同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当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之时，中国的民主政治模式能否趋于成型，中国共产党将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具有高超的治理能力和崇高政治文明的伟大政党。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