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

周保松：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 进入专题 ： 香港    ● 周保松   　　 　　一 　　　　 　　我移民香港，22年了。 　　我是1985年6月30日跨过罗湖桥的。跨过去的时候，并没想过后来种种。此刻回过头来，又显得有点欲说无从。昔日的日记相片书信还在，多年尘封不动。外面正是十年回归大庆，我独坐一室，茫然地整理一己的历史。 　　20世纪80年代至今，有近百万新移民从中国内地来港。这百万人一离开罗湖，就好像细流入深海，静默无声，不知哪里去了。再出现的时候，往往便是报纸头条的伦常惨剧主角。这并非事出无因。对很多香港人来说，“新移民”一词几乎和社会问题同义，常常和家庭暴力、骗取社会保障援助、贫穷落后等关联在一起，是个不光彩的标记。新移民既是外来者，同时又被视为社会问题制造者，遂背负双重的道德原罪。很多人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将新移民尽快改造成香港人，洗去他们旧的次等的不文明的价值，接受新的先进的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新移民跨过罗湖桥那一刻，便须承认自己在文化上低人一等。这份深不见底的自卑，令新移民不愿面对过去，更加没有勇气在公共空间述说自己的历史。而主流社会不仅没兴趣了解新移民的前世今生，甚至有意无意丑化他们的形象，漠视他们面对的种种困难和承受的诸多不义。于是，新移民这一庞大群体，在据说是自由开放的香港，形成了某种集体性消声。 　　新移民明明无处不在，却又彷佛并不存在；明明有话想说，却又无法可说。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因为香港本身就是个移民社会。1949年以降，历经几波大移民潮，目前七百万人口中，真正称得上“原住民”的，少之又少。但在这样一个移民城市，新移民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却甚少在公共领域受到关注。两年前，我在报纸发表了一篇短文《像我这样的一个新移民》，结果收到很多素不相识的读者的电话和来信，分享他们的移民故事，情绪热切而激动。这教我诧异。那一刻，我才知道有多少新移民的郁结被这个城市压抑着。他们渴望被聆听被理解，渴望得到别人的肯认和尊重，但往往事与愿违。 　　在过往大部分的新移民讨论里，经济考虑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向度，例如新移民对香港人力资源的影响，对社会福利开支带来的压力等。政府最关心的，是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令新移民脱胎换骨，成为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并减少他们对社会福利的依赖。至于新移民作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过去的个体，他们在新环境中的实存感受，在精神?文化?家庭、经济各方面遇到的种种困难?却往往被忽略漠视。每当有什么新移民家庭惨剧出现，媒体要么视其为个?e事件，要么循例追究一下政府，要求多聘几个社工，增加几条电话热线便了事。 　　1999年12月，林婕，一个品学兼优的新移民女生，不堪在港生活的苦楚，在最美好的18岁，从高楼一跃而下，死后留下这样的问题：“我很费解，我到底做错了什么？难道‘我来自内地’就是我的罪过吗？”林婕的死，迫使香港社会作了一点道德忏悔。当时的教育署署长罗范椒芬，写了一封信给全港老师，说：“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感到十分羞愧；对林婕和她的母亲，我有无限的歉意；作为教育署署长，我难以想象林婕所遭受的歧视，竟然发生在教育界、在学校里。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林婕用她宝贵的生命，打破一池死水，让香港社会一瞥新移民的艰难处境。但池水顷刻回复平静，社会并没任何改变。人们其实?K不了解，又或不愿意了解，林婕为什么要死。香港这样一个“繁荣安定”的社会，没法承受置一个年轻新移民于死地这样一种集体责任。这和东方之珠的想象，实在有太大的认知和情感上的落差。于是，林婕的死，遂被视为极少数不能好好适应香港的特例。而万万千千的新移民，早已安安分分完成改造。 　　一直以来，我也如此相信。以为只是自己改造得不够快不够好，才做香港人做得如此吃力。二十年过去，我才开始懂得问，为什么过百万的新移民，会在这个喧哗的城市失去声音？为什么林婕要选择死，来表达她对这个城市的怨恨？为什么一宗接着一宗的人伦惨剧，总发生在新移民身上？我开始意识到，不应只是问如何改造，而要问为何要这样改造，改造的代价是什么，谁去付这些代价。 　　今天的新移民面对的困境，很多不是我这个老移民所能了解的。要解决任何问题，了解是第一步。要了解，就必须让新移民说出他们的故事，道出他们的心声。以下所述，是我的移民史。我的经历，不多也不少?只是我的个人经历。我对这些经历的反思，不多也不少，也只是我个人的反思。当然，我们活在同一城市，个人如何分殊，总有时代的烙印。 　　 　　二 　　　　 　　1985年6月下旬的某个傍晚，我放学回家，母亲说过几天便要移民香港。我呆了好一会，然后咬着牙，说，我不去。眼泪便跟着流下来。 　　我不愿意离开故乡，一个广东西部偏远的小县城，因为我活得快乐。活得快乐，并不是因为富有。事实上，我家里一直很穷。我出生在农村，父母两家被划为地主，父亲1957年更被打为右派?是新中国家庭成分最差的阶级，饱受政治之害。我小时候在农村放牛打鱼，后来才出到县城读书。我那时正在读中学一年级，既没有考试压力，也未懂得为前途担忧，一般同学相亲相爱，日子过得无忧无虑。我走的时候，办的是停学手续，而不是退学，因为我相信自己一定会回来。出发那天，全班同学到车站相送，有人送我一瓶从江中打来的水，也有人递我一包学校的泥土。车站拥挤凌乱，我们执手相看泪眼，初尝人生别离苦。 　　我能够来香港，是因为父亲早在1981年来港探望几十年不见的伯父时留了下来。父亲1951年加入农业银行工作，为人能干正直，在单位受人敬重。他申请探亲时，压根儿没想过留下来，伯父却苦苦劝他。临返国内前一刻，伯父写了一首诗给父亲：“扁舟飘忽到桃源，车水马龙别有天。凡心未了留不住，他朝徒叹误仙缘。”伯父认为香港是桃花源般的仙境，希望父亲不要再回到大陆那样的人间。几经挣扎，父亲终于放下早已收拾好的行李。我后来才体会到，对父亲来说，这是个艰难的抉择。父亲那时正当盛年，工资虽然不高，但事业发展顺利，和同事合作愉快，工作带给他很大的满足感。选择留下来，便等于放弃几十年的事业，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而他当时在布匹公司做职员，一个月工资1000元，减去租金，早已所剩无几。 　　我出来工作后，父亲有次和我说，考虑职业时，一定要选择有意义，能带给自己满足感的工作。这番话，说来轻描淡写，却道尽了他的辛酸遗憾。人到中年而选择离开故土，放弃前半生辛苦累积的工作经验、地位、社会关系以至事业追求，在不确定的新环境中由零开始，代价不可谓不大。不少人认为新移民无论吃多少苦，受到怎样的对待，也是值得的，甚至应该的，因为即使从事最底层的工作，甚至领取社会援助，收入也较国内高。更重要的，这是他们的选择，因此没有资格抱怨。诚然，选择来的人，必有来的理由。而生活在香港的许多好处，更是毋庸多言。但这并不表示，香港社会可以用任何方式对待新移民，更不表示对于新移民失去什么和承受什么可以视而不见，因而对他们缺乏基本的理解和尊重。选择是否值得，每个人有不同判断。但财富多寡，和一个人是否活得有价值有尊严，并不总是划上等号。我们习惯以金钱作为判断生活是否美好的标准，却忽略了其它价值的重要性，是对生命的一种曲解。　　 　　事实上，父亲那一辈其实无路可退。他们既不能回到过去，却又无力在新环境中赋予生活新的意义。他们面对的，是基本的生存问题。唯一的出路，是接受现实，胼手胝足努力工作，并将所有希望寄托于下一代。他们初到香港，普遍存在强烈的自卑感，自觉处于社会边缘，而曾经有过的理想和追求，只能压抑于心底深处，并随年月流逝而逐渐淡去。第一代移民的名字，往往叫“牺牲”。 　　经过二十多年茹苦含辛的工作，我们家里的经济环境虽已大有改善，父亲却已垂垂老去。即使粗心如我，也常常感受到父亲的寂寞。真正能提起父亲兴致的，是和他谈起旧日国内生活种种，例如年少的轻狂，当年在银行工作的情况以至农村生活种种趣事。即使是“反右”运动和“文革”时被批斗的情形，父亲回忆起来也津津有味。但我从来没敢问父亲，香港是否他的桃花源。2007年6月30日，是我来港22周年纪念日。那天我们全家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我问父亲，回首过去，可曾后悔移民来香港。父亲沉默良久，说，看到你们今天活得很好，我不后悔。 　　严格说来，香港没有为社会贡献的概念，因为社会只是抽象地指涉个体在其中追逐利益的场所，本身并非一个实体，更不是休戚相关的社群。人们得到什么失去什么，一切归于个人，与社会无关。因此，父亲只能说为他的子女付出了多少，却不能说为香港贡献了什么。家的概念，延伸不到那么远。或许正因为此，对于那些辛苦大半生却老无所依的老人家，我们往往既没同情之心，亦无亏欠之情。 　　 　　三 　　　　 　　未移民之前，我对香港的认识，全部来自流行文化。那个年头，香港电视剧刚开始流行，《大地恩情》、《万水千山总是情》一出场，便风靡一时。但真正教我们着迷的，还数《大侠霍元甲》。当时这套剧是晚上九点播放，而我们学校的自修课却要九点才完。因此，八时半过后，所有课室便出奇地安静，人人收拾好书包文具，蓄势待发。钟声一响，全校几百人立即蜂涌而出，以最快速度跑出校园，跨上自行车，在街上横冲直撞，直奔家里。沿途停着叶振棠的主题曲“昏睡百年，国人已渐醒”，待赶到家，刚好正式开始。 　　香港流行曲也开始普及，张明敏、邓丽君、徐小凤、许冠杰、林子祥一一登场。那时候，很多同学都有一本歌薄，将自己喜欢的流行曲歌词抄在上面，彼此交换，下课后一起在走廊引吭高歌，又或躲在课室一角独自吟唱。音乐课上教的那些革命电影歌曲，早已乏人问津。我班上有位同学的哥哥看准时机，开了一家唱片店，专门从香港买回歌星的最新卡式录音带，然后大量翻录转售，几块钱一盒，在小镇大受欢迎。 　　但我真正受香港文化“荼毒”的，还数武侠小说。我自小沉迷书本，尤其喜欢小说传奇神话，小学三、四年级时已将《三国演义》、《封神榜》、《三侠五义》、《大明英烈传》、《水浒传》、《镜花缘》、《东周列国志》等一大堆囫囵吞枣地读完。那时找书不易，什么书都读。我第一次读香港的新派武侠小说，是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这本书是当时正在追求我大姐的未来姐夫借我看的，我之前对梁羽生一无所知。谁知书一上手，便再放不下，结果不眠不休，两天内将书啃完。我至今仍记得，读后步上天台，眼前晕眩，心中无尽怅惘失落，书中主角张丹枫和云蕾的影子在脑中挥之不去，只想尽情大叫。在我的阅读史中，那是一个分水岭。我的近视，也因此加深，但当时镇上却无眼镜可配，上课时总看不清楚老师写些什么，结果影响了升中试的成绩。 　　接着下来，我发觉一本叫《武林》的月刊，正在连载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更把我弄得心痒难熬。但不知何故，连载几个月后就停了，而我却像吸毒者一样，对武侠小说上了瘾，在镇上四处打探何处有梁羽生和金庸。上了中学，一位同样是小说迷的高年级同学告诉我，，镇上某处有武侠小说出租，但一定要熟人介绍。我大喜，央求这位同学做我的介绍人。出租屋有点神秘，屋内黑沉沉的，书架上排满了金庸、梁羽生、古龙的作品，全是繁体字版，封面用牛皮纸包着。那个时代不如今天开放，出租港台图书还有顾忌。租书除了十元按金，租金要两角一天。这是相当贵了。当时租译本连环图才两分钱，而我一个月也不过几元零用钱。但那真一片新天地。为了省钱，我必须每天看完一本。我于是在最短时间学会繁体字，也学会逃课，甚至学会一边骑车一边看小说。在别人专心上课时，我却偷偷跑到学校后山的橡树林，在午后阳光和聒耳蝉声中，沉醉在侠骨柔情和刀光剑影的世界；在夜阑人静时，我抱着书偷偷跑到公共厕所，借着昏黄微弱的灯光，与郭靖、黄蓉、杨过、小龙女同悲同喜。 　　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除了功夫爱情，同时呈现了一个爱憎分明的世界。对是非黑白的坚持，对弱者的同情，对朋友的道义，对承诺的重视，对民族的热爱，是这些小说不变的主题。当我全情投入小说情节时，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背后的价值。可以说，武侠小说除了带给我无穷的阅读乐趣，也无形中影响了我的思想和情感。说来有点好笑，我在逃课中完成了另类的人格教育，而我对此却毫不知情。 　　我们是受香港文化影响的第一代。当时虽已开放改革几年，整个社会仍颇为封闭落后。历年政治运动磨尽了所有人的理想和热情，90年代全面市场经济的时代仍未到来，人人处于精神极度饥渴，却不知出路在哪的躁动状态。香港的电视剧、电影、流行曲和文学的传入，(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专题： 香港   

作者： 信力建   所谓“贸易”，是指自愿的货品或服务交换，贸易也被称为商业。贸易是在一个市里面进行的。最原始的贸易形式是以物易物，即直接交换货品或服务。现代的贸易则普遍以一种媒介作讨价还价，如金钱。 金钱及非实体金钱大大简化和促进了贸易。其出现的原因是由于劳动力的专门化，个体只会从事一个小范畴的工作，所以他们必须以贸易来获取生活的日用品。在现代社会，贸易意义已经不限于此，尤其是贸易中的国际贸易：它不仅把商品生产发展很高的国家互相联系起来，而且通过对外贸易使生产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和地区也加入到交换领域中来，使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深入到他们的经济生活中，使这些国家和民族的劳动产品日益具有商品和交换价值的性质，价值规律逐渐支配了他们的生产。国家通过对外贸易，参与国际分工，节约社会劳动，不但使各国的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而且还可以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加速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实现。可以说，一个国家是不是现代化国家，是不是强大国家，完全可以从它的外贸范围和水平上看出来。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可以大致看出一条国家强盛与贸易兴衰的相关外发展轨迹。中国传统思想一向重农轻商，从春秋时起，封建统治者便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将农业与商业对立起来，农、商以“本”、“末”相称，经商者不时被课以重税。“士农工商”的顺序排列，商被排在最后。商人不仅地位低下，而且时常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史记•商君列传》记载，秦国曾施行“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的政策（即将那些从事工商业和怠于农业而贫穷的人沦为官人奴婢）。 面临这样的经济政策和社会地位，经商自然不是件光彩的事，商人的积极性因此受到压制，加之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商业的发展也就十分缓慢。当然，这也决定了中国只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因为斯时整个世界也处于缓慢发展阶段，因而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还能支持中国社会平稳过渡。 到唐朝，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大运河的开通、海外贸易的兴起，使城市不断增加。据载，当时全国城镇总数达１０００个以上。这些城市不仅是当地政治、军事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而且也是商品贸易中心。当时最具规模的城市要数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唐代居民住宅区称“坊”，长安的“坊”以外有东西两市，这里是手工业和商业聚集之处。东市有２２０个行，西市也与此不相上下。这种“行”由若干出售同类货物的店铺（即肆）集中排列在同一区域里组成，大致有绢行、装饰品行、大衣行、秤行、药材行、金银行、渔行、肉行等等。洛阳的“市”称南市，有１２０行，３０００多个肆。 除长安、洛阳外，当时还涌现出广州、扬州、泉州、楚州（今江苏淮安）、洪州（今江西南昌）、荆州（今湖北江陵）、湖州（今浙江宁波）、益州（今四川成都）、汴州（今河南开封）等著名大州市，加上一些县市及位于乡村的草市，形成了星罗密布的商业网。 唐朝中后期，商业进一步繁荣。扬州、益州成为数一数二的繁荣富饶之地，当时便有“扬一益二”之说，杭州成为东南名郡，号称“开肆三万室”；荆南各州也比唐初“井邑十倍其初”（《旧唐书•地理志》），由此可以想见其商业规模。中晚唐时，夜市兴盛，成为一大景观，许多诗人曾描绘之。如晚唐诗人王建描写扬州的“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杜荀鹤描写苏州的“夜市卖菱藉，春船载绮罗”，张藉描写广州的“蛮声喧夜市”等等。不仅如此，许多中小城市及乡村集镇也有夜市。 也因此，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世界声誉的伟大朝代。 宋朝继承了这种趋势。北宋初年起，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大为提高，朝廷也不再奉行抑商政策，商人的利益受到一定保护，市场限制也愈少，商业交易的时间、地点也可由商人自行选择，这就促使商业更加繁盛。此时的商品不再以达官贵人的奢侈品为主，更多的是一般市民的生活日用品。金属货币已不能满足商业蓬勃发展的需求，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易”在北宋中期开始进入流通市场。 宋代最具代表性的商业城市是南宋时期的临安。临安方圆７０里，人口至宋末达３９万户近１３０万人。这里的商业活动昼夜不绝，每晨五更早市开张，夜市至三、四更方散。农产品、手工业产品及各种服务业的经营者盛况空前。也因此，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断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 逮至明清，重农轻商思想再度抬头。明朝初年，因为明初的朝贡贸易厚往薄来，造成许多日本人冒充朝贡使者到明朝这里来骗取财物。日本实际上是处于割据状态，没有统一的中央政权，很多到中国来冒充朝贡使者的日本人没有日本政府的管辖，朝贡完了以后他们滞留在中国沿海抢劫。这是明初的倭寇。为防止倭寇朱元璋就颁布了海禁政策。从此之后，如果要来中国做生意，必需朝贡兼贸易，否则不予，这就是所谓的“朝贡贸易”，兼具有怀柔拉拢周围国家的用途。明朝严格的贸易管制政策的影响导致正常贸易地下化，转为走私贸易。到了明朝后期皇室奢靡无度，使囯用陡增，财朕曰蹙。不久，辽东战事又起，军饷无出，朝廷于是决定以加派重敛百姓。商税又成为加派的对象。统治者利用订立制度的权力，加剧了对商业的重征抱敛和对商人的控制及超经济强制，严重压抑乃至摧残了蓬勃繁荣的商业活动。清朝就更是一个视商业为祸害的朝代。顺治初年，清政府实行海禁，“片板不准下海”。并下令在福建、广东、浙江、江南、山东、北直隶六省实行迁海，将沿海居民内迁数十里，迁出之地焚其房屋，荒其土地，以防居民出海。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统一台湾后，开始开放海禁，允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并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作为对外通商口岸，但规定禁止炮械、军器、火药、硝磺的贸易。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因为担心本国商人到南洋勾结海寇进行反清活动，除东洋贸易外，严禁中国商人至南洋贸易，只许外商来华贸易。雍正五年(1727年)解除这项禁令，至乾隆十二年(1747年)又复行禁止。后来，因发现到宁波的英国商船数量不断增加，并带有大量武器，清政府担心“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番船云集，留住日久，将又成一粤省之澳门矣”，遂以“浙民习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为由，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下令停止厦门、宁波、云台山等港口的贸易，只留广州一个港口与外商贸易，并规定外商不得直接与官府交往，由“广州十三行”办理一切有关外商的交涉事宜。对出口货物的品种也加以限制，除原先规定的不许军火出口外，粮食、五金、书籍也严禁出口，丝茶的出口品种和数量也有一定限制。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又制定《防夷五事》，规定外国商人在广州必须住在政府指定的行商的会馆中，并不许在广州过冬，中国商人不得向外国商人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其结果，是引来1840年的“鸦片战争”。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也实行了近三十年的闭关锁国重工轻商国策，结果是“经济到了崩溃边沿”。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给中国杀开了一条生路，而其核心，实际上就是对外贸易。这其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 第一阶段是1985～1990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逐步扩大，出口缓慢增长。1985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为23.1%，其中出口依存度为9.02%，进口依存度为14.08%，1990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首次达到30%，其中出口依存度为16.05%，进口依存度为13.84%，中国出口慢慢赶上并超过进口。这一阶段，主要由于国内资源紧缺和大量技术设备的进口，使进口依存度连续多年高于出口依存度。 第二个阶段是1990年～2000年，在这一阶段，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使出口额年均增长达到12.4%，超出了中国年均GDP的增长速度8.8%。劳动密集型产业崛起，加工贸易的开展，使出口快速增长，出口依存度超过进口依存度，推动外贸稳步上升，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于1994年突破40%。虽然1996～1999年四年内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所滑落，但是在35%左右徘徊，2000年再次达到43.9%。 第三个阶段是2001年至今。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深，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明显，200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历史性的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超过日本，名列世界第三位，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和世界贸易的增长。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快速增加， 2002年突破50%，2005年已经高达63%，2006年更是达到67%的高点，此后受我国经济转型、内外需结构调整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从2007年开始对外贸易依存度逐步回落，2008年为60.2%，到去年2011年更是低至50.1%，仅比2002年高0.1%。据有关学者分析中国已经跻身中等贸易依存度国家行列，即贸易依存度集中在30%～100%之间，如法国、意大利、英国、韩国、德国等。 这种对外贸易给中国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根据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一国的出口和国内投资一样，对就业和国民收入有倍增作用，出口与国民经济之间形成乘数效应。而出口取决于国外消费者对该国产品的需求情况，如果外国处于经济上升时期，则对该国的产品需求会增大，从而促进该国国民经济增长。有学者研究表明，中国GDP每增长10%，对外贸易的贡献度为2.5%。鉴于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且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仍要从自身优势出发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对外贸易在今后将更进一步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对外贸易的展开，经济上的接轨必然导致制度上法律上文化上的全面接轨——这理由很简单：你参加了人家的游戏并且从游戏中获益，就应该遵守人家的游戏规则。事实上，诸如自由、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虽然产生于西方，但其基础却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我们现在要搞对外贸易，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相应地接受这些规则价值，这些东西是合乎人类共同人性演绎的要求，从本质上来说不存在东西方差异。只要我们走市场经济之路，愿意走向经济发达，自由平等和法治就会从隐性价值变为显性的价值，这是谁也无法阻挡的。按照马克思关于经济先行，政治文化后继的原则，中国也应该在这些方面与世界主流合拍——这不是什么“绝不”就能将其拒之门外的，除非是你想回头走那条证明已经是走不通了的“僵化老路”。

常晶：从硬权力走向“巧权力”：文化多样性背景下的国家建设 进入专题 ： 硬权力 巧权力 文化多样性 国家建设    ● 常晶   　　 　　在理论上，“国家”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不断演进的;在政治实践中，国家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无论是西方历史上的城邦国家、帝国、城市共和国还是东方的王朝国家，都处于传统国家的谱系之中;欧洲绝对主义国家的出现酝酿着新的“制度丛结”[1]——国家权力开始通过组织化的方式集中和扩张;在此基础上，随着一系列或激进或渐进式的结构性变化，近代民族国家与现代化相伴而生，逐渐取代了传统国家。作为理性化与现代性的产物，民族国家的建构强调国家的统一性与文化的同质性，对暴力工具的合法垄断使之成为现实，并且这些都通过制度化和程序化的方式得以固定;民族建构作为一种强大的动员方式，为国家提供新的忠诚来源，使社会凝聚起来，民族主义的发展加速了国家的建设过程，与此同时，国家又使民族的文化制度化。于是，民族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就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彼此强化地相互建构起来，加之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在民族问题上所持的“善意忽略”立场，长期以来，民族国家可谓是“一致性的帝国”[2]。 　　然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许只能是一个政治理想，放诸具体的政治现实中，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有意愿或是有能力建立自己的国家;另一方面，大部分已经建立的国家之中都生存着不只一个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普遍存在不容忽视，原先重视同质化和硬权力的国家建设方式已不再适用于全球化时代的多民族国家。那么，现代国家从建立、巩固直至发展到全球化时代，其所处的情境与国家建设的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在此种变化中，国家如何保持统一与发展、如何在整体性与多元性相恰适的基础上建设有效的政治秩序，本文将尝试对此进行分析。 　　 　　一、强制聚合：现代统一国家的建立与巩固过程 　　 　　无论从共时性还是历时性上而言，现代国家的建立过程都不是整齐划一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当第一个典型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建立起来之后，由于其在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上获得的巨大成功，其他国家纷纷效仿之。民族国家仿佛成了一个模型，什么原料都可以用来填充制造。沿着先发展国家与后发展国家两条路径来分析现代统一国家的建立与巩固过程，可以看出，强制聚合与硬权力建设是国家在这一阶段获得政治秩序的主要手段。 　　首先来看先发展国家。众所周知，现代国家发端于欧洲，其后扩展至全球。在早期西欧国家形成和建设的过程中，“民族”(nation)的形成与“国家”(state)的建立是同步进行、相互促进的，这种情况下，往往是在一个民族的基础上建立起国家。民族主义的发展加速了国家的建设过程，同时，统一的国家又强化了民族的向心力。“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概念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产生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成为近代国家建设的目标。 　　任何政治行为体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如何生存下来的问题，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正是在漫长而混乱的竞争过程中形成的。在西方比较历史、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中，诸多学者一直在试图回答：为什么民族国家能够在竞争中战胜其他政治行为体并成为争相学习的对象?查尔斯·蒂利的《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安东尼·吉登斯的《民族-国家与暴力》、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等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是民族国家”这一问题。在中世纪晚期及现代早期的欧洲，一方面，政治单元的内部孕生着现代性的因子，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都正在发生或酝酿着巨大的变革;另一方面，被称作“政治百衲衣”的欧洲版图更像是霍布斯笔下的“丛林社会”，旧有的宗教权威不断受到挑战，帝国、教会、公国、领主、封臣、城市联盟等诸多行为体内部及相互之间矛盾重重，整个欧洲社会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竞争性体系，任何政治行为体想要生存下去，就要赢得战争，胜出必然依靠实力，而且最主要的是硬权力、强制力。 　　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渐进过程，欧洲三十年战争在国际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后各国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条约所规定的国家主权原则和领土排他性原则，确立了一个不同于等级制国际体系的新兴国际体系，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之间的竞争性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鲜明特点之一。这表现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并未能阻止战争，一系列重要战争此起彼伏地上演，持续的战争和国家生存的本能促使民族国家意识在欧洲不断清晰与深化。正如黑格尔的民族国家理论所指出的，民族要变成“国族”，要变成国家，成为近代欧洲政治中的普遍性问题。[3]战争意味着巨大的消耗，如若想胜出，就需要想方设法地增加财富、增强国力，在内外结构的双重互动下，现代化悄然进行着。也许我们并不能清晰地分辨出孰先孰后，但可以明确的是，一方面，在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传统政治开始向现代政治转型，表现为权威的单一化和权力的集中化、专业化的管理与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4]这种政治安排为国家建立了稳定的秩序，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中，现代民族国家也取得了比城邦国家或城市联盟更为巨大的经济成功，并据此成为国际社会中拥有更强实力的行为体，在战争中也更容易获得优势地位。[5]于是，当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英国——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之时，其成功之路便为其他国家所争相效仿，虽然由于各国自身发展的情况及其在国际社会中所处位置的不同，它们崛起的道路也有所差异;但是，总体而言，都选择了以强制力与硬权力为基础的、以文化同质性和社会一致性为目标的国家建设方式。 　　再来看后发展国家。在传统帝国与殖民体系摇摇欲坠之时，民族解放斗争和民族独立运动此起彼伏，摆在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面前的问题是：必须设法争取独立、建立国家、组织政府、实现国家稳定和发展。因此，无论从指导理念上抑或是政治实践上，一方面政治精英们需要广泛的大众动员来达到社会凝聚和国家统一的目的;另一方面，为了在现代化进程中追赶发达国家的步伐，他们也需要通过实实在在的经济发展来获得政绩合法性。为此，后发展国家在选择独立建国道路之时，便选择了通过民族主义来渲染独立意识和动员广大群众，借以摆脱殖民帝国的束缚;独立之后，国家建设的任务更为复杂，它们必须迅速进行政治和文化整合，并建立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来保障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另外，为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国家也不得不通过集中的力量来实现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家的渗透力、组织化程度和聚合力度可能更甚于先发展国家。于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后发展国家亦步亦趋地跟随了先发展国家的国家建设道路，而较少地考虑了文化多样性问题。 　　阿普特在《现代化的政治》一书中把现代化的制度模式分为“世俗—自由主义模式”与“神圣—集体主义模式”。他认为，世俗自由主义政体所强调的权力分散来源于一种机械的和谐或均衡，在这种模式下，“政治上平等的单位之间的竞争是该制度的基础，观念的竞争反映了利益的竞争，利益的聚合(constellation)反映了多数的欲望”[6]，但是，异化(alienation)的问题贯穿着世俗—自由主义的历史，因为公民与政府任何一方坐大都会导致恶果。在神圣—集体主义模式中，社群是社会生活的中心，强调人民的一致性而非多样性，纪律化的方式集中精力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目标，如果缺乏对政体的忠诚和共识，它可能会瓦解;国家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政治集团，出于对权威主义高度集中的强调，任何权力的分散都会被认为是对整体的威胁。“世俗—自由主义模式”和“神圣—集体主义模式”可以被看作是政治系统连续谱系上对立的两极。前一种制度模式之下，民族国家的政治秩序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之上，其一致性的背后有强大的公民社会作为支撑;而在后一种模式中，国家有可能先天缺乏社会自组织的整合驱动力，但强大的动员组织能力和权威力量也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团结纽带。不过，二者尽管存在这样的区别，但是，就多民族问题而言，它们在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都忽视了多样性，而把一致性置于优先的地位。 　　从先发展国家和后发展国家两种获得政治秩序的路径可以看出，“民族国家的有效”使先发展国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后发展国家为了生存和发展同样在追求“有效的民族国家”。因此，在统一国家的建立与巩固过程中，“民族国家建构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项根本要求和本质内容，其内涵是从各个方面打破国内各个地区、各个民族间的壁垒，建立和健全全国集中、统一的国家权力系统，建立和发展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商品流通市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和传播统一的语言以及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统一文化模式”[7]。如果我们将文化多样性这一维度放入国家建设之中考虑的话，这种以文化同质性为基本特征的聚合模式就暴露出其不足之处：主体民族在同质性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采取各种类型的同化甚至种族清洗政策，与少数民族捍卫其文化特性和抵制同质化运动之间，存在着无限的张力，并不断侵蚀着国家的凝聚力。现代国家的制度体系成为福柯所描绘的全景敞式结构——冰冷坚硬却精细入微的牢笼。[8]硬权力支撑的政治秩序确实获得了稳定并推进了国家的一体化，但对差异的排斥和吞噬也成为冲突的诱因。这一切使得国家建设的过程仍处在进行时状态。 　　概言之，在历史上，以强制力为核心的聚合方式和以军事与经济实力为主要内容的硬权力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模式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效益，却也埋下了不少隐患。尽管我们无须议论历史是否还存在别的可能性，但值得探究的是，时移势迁的当下和未来是否存在其他更合适的选择? 　　 　　二、变化中的国家：全球化时代国家的多民族面貌 　　 　　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言，“民族国家是未完成的国家……谁在世界性的超级游戏中只打民族国家的牌，谁就输。”[9]全球化时代带给现代国家的种种问题恰是这一论断的明证。全球化被认为是“跨越时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拓展和纵深发展”[10]。这表现在，世界各国已经被贯通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网络，任何政治行动的影响范围都将不再局限于行为单元的内部，而有可能产生重要的全球影响。“如果说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世界的压缩，那么其主要后果之一便是各种文明的、社会的和共同体的叙事之间的碰撞加剧。”也许很多问题并不是由全球化直接带来的，早在现代国家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中就业已埋下隐忧，但是全球化进程使原本潜藏在深处的歧异与冲突浮出水面，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急迫而严肃的方式进入政治议程之中。这里仍沿着先发展国家和后发展国家两条线索来考察全球化时代国家建设的新变革。 　　首先，全球化带来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与生长，不同程度的民族主义随之发展起来，多民族国家内的一些民族越来越多地提出自治要求，甚至要求分离独立。由于政治、经济与社会活动的联系已经扩展至全球范围，借助于现代信息通讯网络和新的技术互动模式，原先封闭于各国内部的社会关系延伸到了世界各地，政治活动已经不再被框定于一国范围之内。全球化过程中，交往范围扩大了，行为主体反而碎片化了，在国家行为体中的各民族也被卷入这种广泛的联系、互动与竞争之中。于是，出于利益之争、资源之争、话语之争等原因，民族的声音又一次响亮起来。先发展国家中，那些在历史上曾经被征服的、似乎已经被同化的民族，在沉寂数百年后，开始提出自治要求，出现了如英国的苏格兰、威尔士民族;那些与母国割裂的民族，开始试图脱离所在国家，如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那些长期在主流民族统治之下的少数民族，虽然从未建立过国家，也开始追求自身的权利，如法国的科西嘉人、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人、加拿大的魁北克人等;那些历史上被殖民、长期被忽视的土著居民，也开始要求对其文化和居住土地的保护，如美国的印第安土著、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移民群体虽然一般不寻求自治与分离，却希望更大程度地融入主流社会，开始争取更平等的公民权利，如非洲裔美国人、欧洲穆斯林等。在后发展国家，一方面，现代化增加了社会中各种不同集团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传统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以及现代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紧张关系，在东南亚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的民族冲突往往以这种形式出现，如菲律宾的摩洛人分离运动;另一方面，各种与人权和民族问题相关的国际组织在这些国家的活动，也促使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内部冲突，如拉丁美洲的本土化运动。无论对于先发展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在硬权力为基础的政治秩序主导下，这些矛盾都很难得以化解。 　　其次，全球化使国家主权至高无上的原则面临挑战。全球化创造的日益紧密的广泛而纵深的各种联系，(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硬权力 巧权力 文化多样性 国家建设   

程美东：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贫富分化问题 进入专题 ： 贫富分化    ● 程美东 （ 进入专栏 ）   　　 　　摘要：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那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这是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的观点。目前我国所出现的一定程度上比较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不是改革开放的本质内容，而只是阶段性的阵痛。对此，我们既不能麻痹大意，也不能惊慌失措。正确的态度是继续坚持改革发展的大政方针，坚持科学发展的思路，把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环境美好、人伦和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关键词：贫富分化 现代化 改革 科学发展 　　 　　2007年美国波士顿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0.4%的中国家庭拥有了70%的国民财富。国内有学者认为，从1988年到2007年，中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的人群的收入差距由7.3倍上升到23倍；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在2004年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465，大大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根据国内权威调查机构的调查，收入差距一直是中国百姓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中国有没有贫富分化？中国的贫富分化严重吗？中国政府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吗？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一、理性认识衡量中国贫富分化状况的基尼系数 　　 　　对于中国有无贫富分化，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普通百姓，应该说是具有共识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但是，对于中国的贫富分化到底到了什么程度，人们的认识就有很大的差异了。有人认为中国的贫富分化已经接近拉美、非洲国家的水平了，离爆发社会暴乱为期不远；有人认为中国的贫富分化还不算严重，但需要注意采取措施加以防范和遏制；还有人认为我们目前贫富分化不大，不需要采取特别的措施加以遏制，应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提高效率。 　　为何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具有如此大的差距？我们不排除利益因素对于人们认识所起的作用，但从根本上来看还是人们对于衡量贫富分化缺乏一个非常严格、科学、可靠的标准、依据，普通的民众又习惯于从感性的角度甚至平均主义的惯性来看待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采取这样的态度和方法很难正确地认识我国的贫富分化状况。 　　目前国际经济学界比较权威的衡量国民收入差距的标准主要有五等分法和基尼系数法两种。所谓五等分法(或称为“不良指数”)，就是用20%的最高收入家庭与20%的最低收入家庭进行比较。但最为广泛使用的是基尼系数法。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其数值在0—1之间，0表示绝对的公平，1意味着绝对的不公平，基尼系数在0.3左右意味着国民收入比较公平，如果超过0.4则意味着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已经达到了警戒线，0.5以上则意味着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社会问题严重滋生，后果将会十分严重。但是这个国际通行的定量计算方法却不能准确地反映我国实际的收入差距情况。原因何在？经济学界人士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缺乏用以计算基尼系数的准确的国民收入数据。 　　有学者认为，用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分布的均匀程度，甚至用它反映公平程度，必须有一个重要前提，收入必须是指全部实际收入，必须是真实统计。但我国目前的情况，可以说基本上无法满足这一条件。由于基尼系数中的收入数据存在口径不完全统一问题，严重影响了对于当前中国收入差距真实水平的衡量，这说明，不首先解决计算基尼系数的前提，即收入口径与样本代表性问题，而匆忙计算基尼系数是不科学的。[1] 　　目前影响中国基尼系数计算的准确性因素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城乡、地区之间的货币购买力以及生活成本差异较大，乡村的一元钱购买力远远大于城市，乡村的生活成本要远远低于城市，仅仅依据货币收入而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是不能准确地反映实际的贫富差距的。第二，计算基尼系数所依据的调查样本的准确性是有限的。目前学界、政府关于中国基尼系数的计算都是根据一定的样本调查而进行的，而任何调查样本都是有限的，具体到目前中国的收入调查，其难度更大一些。具体说来，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因素是，调查样本里存在一个高收入群体样本偏低的问题……一是高收入者不愿意参与调查，因为调查需要时间，需要配合，中国的调查程序又比较繁杂。比如中国的调查采取住户记账的方式，要求每个住户把每天收支的流水账都记下来，如今天花了多少钱、买了什么东西、发了多少工资、拿了多少稿费、有多少灰色收入等(当然受访者不会提)，都要一一记录下来。也就是说，由于高收入者认为参加调查的机会成本高而调查补贴少，因此不愿意参与调查。在此情况下，调查样本中高收入群体的样本就明显偏低，从而整个样本的平均收入就会被低估。第二个因素是，即使是愿意参与调查的人群，基本都有一个倾向，就是不愿说出真实的收入，特别是收入偏高和收入来源不正当的人。一般高报收入的人较少，也许穷人考虑到面子问题会高报收入，而富人通常都低报收入，这样获得的收入信息用于收入差距估算时，就面临低估的问题。”[2]真正的国民收入搞不清楚，基尼系数的准确性当然就大打折扣了。 　　上述情况告诉我们，目前国内外各种研究机构所发布的有关中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都无法保证自己数值的准确性，只能给人们衡量我国贫富分化状况提供一定的参考。 　　2012年3月7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全国政协经济界委员分组讨论时说，中国居民收入的调查是分开搞的，对城镇居民调查可支配收入，对农村居民调查纯收入，指标不完全一样，基础数据是分开的，所以现在没有办法计算全国统一的基尼系数。农村基尼系数2011年是0.3897，城市基尼系数只有0.33，实事求是地讲，肯定偏低。偏低是因为住户调查是分层抽取记账户，城市高收入阶层不愿意记账，即便记了恐怕有些收入也不记进去。由于城乡差距较大，全国基尼系数会既高于城市基尼系数，也高于农村基尼系数。国家统计局此前已制定了规划，到2013年要将分开开展的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这样就会为计算全国居民统一的基尼系数提供资料基础。[3] 　　既然国家统计局目前对于中国准确的基尼系数都缺乏精确的计算方法和依据，那么我们就不能轻易地相信那些各种研究机构所发布的基尼系数了，更不能以此而危言耸听，以为中国行将崩溃。 　　当然，这样说不是要排斥这个研究方法，更不是否认我国现实的贫富分化的事实。朱?基在2001年3月曾指出，中国1999年的基尼系数是0.39，也就是说，接近于国际警戒线水平。十几年过去了，我国的经济总量增长了数倍，但在整个收入分配体制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超过0.4是肯定的，马建堂的说法（全国基尼系数肯定高于城市的0.3897）事实上也承认了贫富差距不小。 　　 　　二、从世界现代化进程审视贫富分化问题 　　 　　贫富分化违背了人类追求平等、正义的价值原则但却一直与人类文明史相伴随。它不仅在古代社会普遍存在，在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也如影随形地存在，无论是北欧、西欧、北美这些当今社会平等度较高的国家，还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都曾出现过不同程度的贫富分化问题。 　　著名的库兹涅茨“倒U假说”认为，一国在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收入差距会迅速扩大，尔后是暂时稳定，再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到工业化后期阶段，收入差距会逐渐缩小。[4]简言之，就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居民收入差距存在着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小的倒U型变化趋势。从已有的人类现代化进程来看，这个假说颇有见地。 　　19世纪中期机器大工业生产时期，虽然生产力获得了极大进步，但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分化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财富分配就极不合理。1801年，1.1%最富有的人占有国民总收入的25%，到1812年，1.2%最富有的人就取得35%的国民总收入。1867年，2%最富有的人所聚敛的财富占国民总收入的40%，相比之下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却从1803年的42%下降到1867年的39%。对此，迪斯雷利曾说:“英国可以分为两个民族——穷人和富人，他们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5]有学者研究表明：1809—1818年，英国工人阶级的平均工资比1759—1768年降低35%。[6] 　　法国在19世纪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仅1850—1914年社会财富就翻了一番，但贫富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根据遗产申报的记录，1902—1913年，37%的法国成年人在死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在拥有财产的人中，最穷群体拥有财产的平均值与百万富翁们的比值为1∶10000，同19世纪前期差不多。20世纪初，财富集中的趋势明显，1911年在巴黎最富裕的人拥有67%的财产，中等财富拥有者的财产占总财产的30%，比1847年的45%还低。[7] 　　美国在1861年成年男性中的穷人（标准是拥有财产不到100美元）总数有271万，占成年人总数的57%（当时美国总人口3144万），占全国总人口约9%。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的警戒线。 　　其他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贫富分化阶段，很多直到今天还没有解决，甚至愈演愈烈，这突出地表现在非洲和拉美。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巴西经济的起飞阶段，但是在这个阶段，它的基尼系数也不断增长：1960年为0.500，1970年为0.565，1980年为0.588，1990年为0.604，2001年为0.5860。1960年，该国5%最富有的人的收入相当于50%最贫穷的人的17倍，而在1976年是33倍。[8]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现在已经居于发达水平的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贫富分化的阶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定的贫富分化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很难逾越的阶段，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理性的认识，千万不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希图既有社会的快速发展，又能保证时时刻刻的绝对公平，这样的一帆风顺的发展方式在世界现代化发展史上还没有出现过。 　　当然，这样说，不是让我们不重视贫富分化问题的解决，而是一定要立足在发展的基础上解决。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经验。1911年，英国最富裕的1%的人口拥有国家财富的69%，1946年已减少到50%，1951年再减少到42%，1977年只剩下24%。1938年，10万收入最高的人得到国民收入总数的11.7%，到1955年只得到5.3%。1938年，100万收入最高的人收入总数占国民总收入的21.5%，到1955年只剩下12.3%。1938年，2200万在职人员中，有1200万人收入在123英镑以下，1955年已提高到510英镑，尽管当时的币值大约只有1938年的一半。1953—1973年，最贫穷的5%及10%的人实际收入都提高了75%;而在1953年最底层1/5人口所过的那种生活，到1973年只剩下1/40的人仍停留在那个水平上。[9]加拿大、北欧诸国在解决贫富分化问题上成效更加显著。但所有这些将贫富分化问题解决得好的国家都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实现的，在贫穷落后的生产力水平里多数是两极分化严重，最多只能实现均贫。 　　 　　三、世界各国目前的贫富分化状况 　　 　　目前世界上有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130多个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水平总体较低，但贫富分化问题也不少，尤其是非洲和拉美以及若干亚洲国家。倒是发达国家的贫富分化问题普遍解决得较好，尤其是西欧、北欧、加拿大。 　　美国作为目前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领域均具有超强的实力，社会福利措施也很丰富，但其贫富分化问题在发达国家里却解决得不够好，存在不少问题。 　　从1968年到1997年近30年间，美国的基尼系数上升了6.8个百分点（1968年为0.387，1997年为0.455），平均每年上升0.234个百分点; 1998—2004年，美国的基尼系数继续上升，从1998年的0.453上升到2004年的0.464，仅六年的时间基尼系数上升就超过1个百分点。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公司主管的平均收入是整个美国经济中普通全职工人平均工资的40倍，而进入21世纪，这个数字变成367倍。2004年美国最贫困的20%的人口所占收入份额仅3.4%，而最富裕的20%的人口所占收入份额高达50.1%，美国目前是发达国家里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其他经济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基本上都在0.(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程美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贫富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