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

爱思想 | 陆南泉:苏联剧变带给当今中国的思考

陆南泉:苏联剧变带给当今中国的思考 进入专题 : 苏联解体    ● 陆南泉        1991年年底苏联发生“剧变”,其包含的内容有:列宁亲手缔造的、有93年历史和拥有1800万党员、在苏联已执政74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在短短的时间被冲垮,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存在69年之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原有的15个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宣布独立的15个加盟共和国无一例外地宣布彻底与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决裂,体制改革也不再是对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而是朝着人类社会创造的共同文明和西方所认同的价值观念方向发展,即朝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方向的体制转型。      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      从时间来讲,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后时期——1991年,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而且苏联的剧变与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在体制改革政策方面的失误的确有一定联系。但我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这个制度由于弊病太多,已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亦应从制度中去找,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些领袖人物。早在1980年,小平同志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就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于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小平同志还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页)   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20世纪20、30年代特定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后来不断巩固与发展,二战后还推行到东欧各国。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苏联利用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保证了经济高速发展,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本上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战胜了法西斯德国。到1933年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改造。但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随着历史的发展,弊端也在发展,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种模式在政治体制方面的主要弊端是:(1)高度的个人集权,在党与国家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斯大林时期,苏共成为个人集权的政党。这样,苏共在领导制度上长期实行家长制,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党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2)严重破坏法制,滥杀无辜。斯大林往往用残酷的手段,清洗与消灭任何一个政治反对派,实行个人专政。(3)党包揽一切,苏维埃制度实际上成为有名无实的形式。(4)联盟制国家变成了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5)长期忽视党的建设,苏共在领导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没有注意改造自己,从而很难保持苏共思想理论的先进性,长期陷入教条主义泥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6)在对外政策与国际共运中推行大国主义与大党主义。   其经济体制方面的主要弊端是:首先,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其次,实行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到1932年,工业中99.5%是国有企业。第三,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使国家、企业与劳动者三者利益难以结合,从而制约了企业与生产者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第四,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化与管理方式的高度行政化,不可能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经济,必然排斥市场的作用。缺乏竞争,产品质量不能提高,伴随浪费而来的则是低效率的经济。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与经济体制方面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而苏联长期没有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从而最后导致苏联剧变。正如普京讲的:“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所以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这是改革”,“不改革开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0页;第2卷,第333页)   有人认为,不应该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认为主要应该是党的问题。我认为,这两者并不矛盾。有人引用邓小平1992年著名的南方谈话,即“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无疑是重要的科学结论。拿苏共来论,它是执政党,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力量,它本身的状况自然对苏联的兴衰起着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党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但要指出的是,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苏共这些严重的弊端是在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产生后又由这种制度保证上述弊端的长期存在并发展。因此当斯大林—苏联模式被抛弃时,必然也抛弃了由这种制度模式保证其生存的苏共。   这里还应指出的是,有人在引用小平同志上述讲话论证苏联剧变根本原因时,主要将其归咎于赫鲁晓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这两个社会主义“叛徒”,这并不符合史实。有人曾提出一个非常重要、令人深思的问题:“一个有着将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就这样在执政74年之后丢掉了执政地位,整个党也随之溃散。迄今为止,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历史档案中,人们都没有发现在敌对势力取缔共产党时遇到来自党的各级组织进行抵抗的记载,没有发现共产党员们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为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或州委而举行的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也没有发现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采取任何有组织的记载。”遗憾的是,提出问题的作者并没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简单地说,那就是因为广大党员与人民对苏共以及由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已出现人信任危机。可以说,是人民抛弃了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与不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思想与人民利益代表的苏共。   多次痛失改革机遇   苏联在历史上曾痛失过多次重要的改革机遇。   1921年初列宁在总结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在当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由军事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不过由于列宁于1924年1月逝世,实践他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时间很短,一些主要思想也没有得到全党的普遍认同。1928年斯大林利用粮食收购危机,宣布中止执行“新经济政策”,意味着苏联历史上第一次重大变革也就停止了。“新经济政策”只执行了8年。这8年苏联的政策与体制较符合当时的实际。邓小平谈到苏联模式时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第二次错失改革良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斯大林逝世前。这是一个极好的改革时机。战争胜利后,人们强烈地希望能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重建国家经济与家园,尽快地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人们意识到,实现这种愿望就不能简单地再回到战前的状况,必须在对战前的各种政策进行深刻反思与认真总结的基础上,根据战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形势,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目标与实行的政策等进行重大调整。这必然涉及包括经济体制在内的斯大林模式的改革。   实际上在战前最后确立的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其严重弊端在这一体制形成过程中就已明显地暴露了出来。战前,苏联的经济问题与人民生活的困难已非常明显。战争的严重破坏,使问题发展到极其尖税的程度。在战争时期这些困难暂时被掩盖起来了,但战争结束后,这些问题自然就会很快凸显出来。另外,在战争时期,苏联与美、英、法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反战同盟国,自然会发生各种交往,这对苏联中上层人士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从下层士兵来讲,由于战争的需要他们越出国家,与盟国的士兵接触来往,还与国外的人民来往,也了解了外部世界的真实情况。战争结束,这些士兵回国后,很自然地相聚在小饭馆与小酒店,议论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后来被人们称之谓“小酒店民主”。(转引自张盛发著:《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   从改革的客观条件看,当时也开始出现了和平发展的机会,东欧与亚洲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再是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孤岛。另外,取得战争胜利的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苏维埃政权在战争时期产生的凝聚力尚未消失。斯大林个人的威信因战争的胜利也空前提高。当时苏联国内也出现了要求改革的思潮,如当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沃兹涅辛斯基就提出在经济领域要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如果斯大林能正确对待这个情况,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以战争胜利为契机进行改革,那么,苏联就会出现崭新的局面。但遗憾的是,斯大林不仅不思改革,而且继续强化战前的体制。   斯大林把战争的胜利主要归结为苏维埃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他在1946年2月9日《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在斯大林看来,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是十分有效的,因此也是不能改变的。   从斯大林思想深处来看,战后他并没有离开战备的政策。在二战尚未结束前的1945年4月,铁托率领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在其别墅宴请代表团中的共产党人时讲,“如果南斯拉夫人团结一致,那么将来谁也不敢碰他们一下。对,连碰一下也不敢!”他还接着说:“战争结束了,再过15—20年,我们也会恢复起来,然后再打仗!”(南斯拉夫米·杰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战备经济必然要求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化,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为了保证军事工业的优先发展,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他不可能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与经济体制。   这个时期还进一步统治农业与加强对农民的榨取。自斯大林推行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后,农业、农民与农村情况一直处于极端困难状况,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显得更加突出,特别是饥荒日益严重。这个时期,苏联农村盛传着解散农庄的消息。原因就是大家都已清楚地看到集体农庄制度从产生一开始就显得毫无生命力,成了影响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农民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希望寻找新的出路。遗憾的是,农民这种要求改革集体农庄的强烈愿望不仅没有实现,斯大林还进一步采取措施来控制农业,巩固与发展集体农庄制度,以达到统制全国经济的目的。   这里还应指出的是,战后随着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发展,个人崇拜已成为苏联高度集权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次是赫鲁晓夫时期。他虽然看到传统体制存在严重的弊端,必须进行改革,但由于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模式,最后以失败告终。赫鲁晓夫上台时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和艰巨的任务。正如苏联著名政论家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指出的,放在当时赫鲁晓夫面前的斯大林所留下的苏联是:“越来越贫困的、实际上半崩溃的农村、技术上落后的工业、最尖锐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数百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国家与外部世界的隔绝——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新的政策的彻底的变革。于是,赫鲁晓夫——正是这样(像人民期望的那样)成了新时代的先驱者。”(苏联尤里·阿法纳西耶夫主编、王复士等译:《别无选择》,辽宁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84页)赫鲁晓夫只能通过更新政策与改革才能找到出路。而为此,赫鲁晓夫首先要做的是消除政治恐怖,让人民过正常的生活。为此采取的措施有:清除贝利亚,为政治领域进行整顿清理创造前提条件;清理冤假错案,全面平反昭雪;采取组织措施,改组国家安全机构与健全司法制度;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这是进行改革绕不过去的一步。(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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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 | 一名老党员的心得体会:绝不能走邪路!

记得当初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前后,每个星期是要写一篇“心得体会”的,向组织汇报,同党交心。近年我写的很多博文,都没有摆脱当年“心得体会”的文体与文风,只不过交心的对象变成了普通的网民,以及那些追随我的读者。弹指一挥间,加入党组织已经 23 个年头了,当我认真阅读了十八大上两任总书记的讲话,也看到那么多党代表的发言后,突然生出了再写一篇“心得体会”的念头。因此,这篇“博文”,不是给你写的,更不是给普通读者看的,是给党写的心得体会,是我的思想汇报和“交心”。   胡总书记在十八大报告中说,中国“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我认为讲得好,尤其“邪路”两字更是值得我们每一位中国人认真思考。什么是邪路?邪路显然不是正路,也不是弯路,甚至不是歪路,“邪路”的重点在一个“邪”字上。这个“邪”,无论在中文还是多种外文语义中,都强调的是“邪恶”之意,是存在于思想理念、道德与价值观念层面的。从胡主席使用的限定词“ 改旗易帜 ”也可以看出,“邪路”强调的不是路本身,而是走什么路的指导思想与高举的旗帜。   例如,希特勒上台后的德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在社会福利上,前所未有的做到了对产业工人的生活保障,按说,他走了一条正确的经济发展之“路”,然而,这条路的指导思想却是历史上最邪恶的东西:剥夺宪法赋予民众的自由权利,实行种族屠杀,对外发动残忍的侵略战争。   再例如,二战时期的日本,学习西方,努力改革,在很短的时间里,竟然做到了富国强兵,成为迄今为止亚洲唯一一个有胆量与能力悍然发动对美国军事袭击的亚洲军事强国,这显然是值得亚洲国家效仿的正路。但这条“富国强兵”的路却是在邪恶的军国主义思想的牵引下,让日本犯下了令人发指的大屠杀罪恶,最终把大和民族带上了邪恶的深渊。   再比如当今的北朝鲜,政治上独树一帜,不但不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也不像中国等亚洲国家一样搞改革开放,在政治上走出了一条有朝鲜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必赞扬但也无可厚非,然而,正是这个走在特色道路上的国家政权,听凭国民活活饿死,限制国民出国,搞个人崇拜,把一党甚至一人之利置于全民族之上,甚至禁止前往旅游的中国国民使用普通的通信设备,随便没收游客照相机,把国家变成了一个大监狱。这种做法,这种特色,这种道路,放在当今任何一个国家,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可以毫不夸张地用“邪恶”二字来描述!   客观地说,希特勒发展经济增强民众福利的道路应该没有偏离所有追求富裕与福利的历史之路;日本励精图治发展军事的做法更是至今都值得亚洲国家学习;即便是北朝鲜的特色之路,也有其不已甚至可取之处,可见这些国家并没有选择错误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的发展道路,然而,这些国家的执政者与执政党却选择了邪恶的指导思想与价值理念:德国的法西斯、日本的军国主义与北朝鲜的家天下独裁。无论从任何立场与角度出发,这些指导思想与价值理念都是极其“邪恶的”,足可以把任何国家带离历史正确的发展道路,把民族甚至人类推进邪恶的深渊。   正如胡总书记十八大报告里所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尤其是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中国政治与军事影响力大幅度攀升,中国的经济实力跃升至世界第二,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这一切有目共睹,不容否认。而这些变化都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期间发生的。执政党有自信的理由,也有理由感到自豪。我对十八大报告中表露出的自信深有同感。   然而,正如两位总书记强调的, 自豪但不自满,自信但不自傲 。中国的经济发展,最大的原因是执政者放松了对民众的限制,释放了中国人固有的自由精神与致富愿望。加上中国人勤劳,以及目前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就在十八大期间,我走访了北京地区的一些工厂与市场,在五道口一个铁路桥下的停车场,我被辛劳的中国人惊呆了:一对老年夫妇,一年四季,每天早上七点前开始摆出水果摊,晚上八点后才收起来,只要不是病得起不了床,起早贪黑,风雨无阻,长年累月地出卖劳力与生命……我走了上百个国家,真的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有如中国人这样为了生计与“致富”而如此勤劳、如斯拼命!这样的人民难道还不能推动经济迅速发展?还不能够致富?那可真是天理难容!   可是,正是这样勤劳的中国人,曾经长期被动乱与人为的压制而不得不生活于赤贫与动乱之中,其中大多情况下是因为执政者选择了邪路,枉顾人民死活,剥夺人民追求幸福甚至劳动的权利。至今,中国百姓还依然处于人均收入世界最低的行列。即便与台湾、香港的中国人,还有新加坡与世界各地的华人相比,大陆的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仍然相差很大。这种状态,执政党何颜自满与自傲?   而更应该引起执政者警醒的则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贪污腐败盛行,社会道德败坏,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民众要求社会公正、公平的呼声越来越高,以致能否继续“稳定”、持续发展成为最大的忧患。这一切,当然同中国的文化传统、历史发展与国际环境不无关系,但执政者不但难辞其咎,而且应该首当其冲。我们能够从胡、习两位总书记的讲话中看到执政党也深以为意,胡主席严厉地警告:“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上梁不正下梁歪,习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 打铁还需自身硬。   打铁还需自身硬 。一个国家与民族是否会走上邪路,与执政者举什么旗帜,奉行什么价值理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会否走弯路、岔路、歪路甚至邪路,也与中国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与发展密不可分。 打铁还需自身硬 ,简单回顾一下,这些年一些地方的执政者欺压民众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而每年贪污腐败的党员干部更是从人数与钱数上不停地翻番……更让人目瞪口呆的是:过去 30 年里,几乎每四年就有一个甚至几个最高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因为贪污腐败、作奸犯科甚至牵涉杀人作恶而落网,这种现象几乎是世界上近两百个国家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的!   这一切,如果任凭滑落下去而不厉行政治改革,难道不正如胡总书记所说有可能“ 亡党亡国 ”?这难道不是中国执政党、国家与民族面临的最大的邪路?   一个国家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走在正路上,中国如此,西方国家如德国、日本与美国,又何尝不是这样?一个国家走弯路也是常事,甚至走上了岔路与歪路,也情有可原,并不那么可怕,只要价值理念与指导思想符合人类的大方向,符合世间大多数国家与人类能够接受的普世价值,弯路与歪路都不会走得太远,等到发现的时候,回归到人类正确的历史航向上就可以了。然而,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上了“邪路”,即便经济与军事发展再快,生活水平提高再快,不但无法拉离邪恶甚至会助长邪恶,最终可能导致车毁人亡,回到原点。可叹的是,在邪路上的人,往往是不见棺材不流泪,不撞南墙不回头。   中国共产党要想保证中国不走邪路,保证自己不走邪路,必须做到习总书记讲话中提到的执政党的责任, 那就是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成执政党的“奋斗目标”。“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 ”最终做到把人民的利益置于一党利益之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只有这样,执政党才能避免弯路、岔路与歪路,才能坚决不走邪路。只有这样,执政者才能在中国建立起胡总书记十八大报告中倡导的“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的核心价值观。这短短的 24 个字,从“民主、自由、法治”,到“富强、和谐、爱国”凝聚了人类历史的全部精华,也是中国人走过上下五千年血泪曲折的历史而最终寻得的正路。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珍惜,不高举?   胡、习总书记都强调了要坚持不懈地实行政治改革,从上到下,从体制内到体制外,改革已经成为共识。 为什么要改革 ?我认为改革应该深置于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党的价值理念与内心深处,而不是因为被逼迫,因为不改不行了。被革命逼出的改革,不是真正的改革,迟早要露出原形。 怎么改革? 改革就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不但解除束缚民众手脚上的绳索,放开对民众追求幸福与经济利益、社会地位的限制,更要松开对民众思想的束缚,松开紧握绝对权力的拳头,还权于民,从制度上体现权为民所赋。   改革的目的只有一个 :不走邪路,在中国实现富强、和谐、自由、法治与民主。认定了法治、自由与民主的人类大方向,即便选择了不同的路径,哪怕走了弯路、岔路甚至歪路,最终也能殊途同归;可一旦以一己一党之利而背离法治、自由与民主的普世价值,不管你暂时走在什么铺满鲜花与掌声的“康庄大道”上,都将滑向万劫不复、死路一条的邪路!   作为一名有 23 年党龄的老党员,我期盼执政者把“ 民主、自由、法治,富强、和谐、爱国” 的 24 字核心价值理念落实到实处,不但领导中国人民把这些价值理念变成信念与理想,更要首先使执政党自己能够以实际行动谨守这些信念,把它们变成最高的执政目标与理想。只有这样,才不会“亡党亡国”;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不会滑向邪路;只有这样,我 23 年前加入的那个党,才能在完成了无数个逗号(,),折腾了好几个 180 度大转弯的转折号(——),留下了无数无法实现承诺的省略号(……)后,再创辉煌,真诚回应人民心中的问号(?),创造惊世骇俗的感叹号(!),最后划上完美的句号(。)……   ,——……?!。   地下党 老杨头  2012 年 11 月 18 日 “路边谈话”于 北平 五道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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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斌: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突破

祁斌: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突破 进入专题 : 中国经济    ● 祁斌        首先感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我们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共同组织了今年的“资本市场实务系列讲座”,并将讲座向其他院校开放,也非常感谢这么多同学和老师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讲座。我今天想探讨的话题是,未来大致10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经济怎样实现转型和突破,以及在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下,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与发展。首先,是一个引言。      “美国人应该真正害怕中国什么”      2011年9月27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它有一个非常吸引眼球的标题:《美国人应该真正害怕中国什么》。文章配了一张照片,是一个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国人,戴着一付京剧脸谱,藏在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后面。这篇文章的标题和配图的隐喻是,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仍然在轰轰隆隆地前行,隐隐不安的美国社会想知道,中国经济的推动力是什么?中国经济有什么秘密武器?   临近大选的华盛顿,各路政客和媒体炒作中国话题的不在少数,但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   文章的大意是,美国决策者对中国研究人员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申请的专利数量大幅增加,感到非常担心。中国在学术出版物方面已经仅次于美国,到2015年前后,中国每年申请的专利数目将超过美国。它说我们的决策者感到担心是对的,但是他们却担心错了对象,为什么?它说中国的学术论文多是无关痛痒的,或者是剽窃之作,国家资助的研究所基本上没有出现任何的创新,这个我们显然不能同意。它说中国专利数量的增加并非创新的进步,只不过是向到中国的外国公司增加苛税的借口而已,它们除了提升国家自豪感以外,并无任何实际效果。这肯定也是污蔑。   但是它下面一句话是对的,它说中国真正的优势在于它的下一代。他们从中国的顶尖学府毕业,正在走出校门,走向市场,开始创业,他们已经成为或者即将成为企业家。   它里面特别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离我们这里不到1公里,在海淀街上,有一个咖啡馆叫“车库咖啡”,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就在这个小小的咖啡馆里,有几十张桌子,每一张桌上都是几个年轻人在创业,现在创业很方便,因为很多都是在互联网上做事情。还有很多天使投资者,其中也不乏一些煤老板,前来寻找投资机会,在他们中间穿梭,像钓鱼一样,很有意思。这样的咖啡馆在美国没有,硅谷的风险投资家和创业者是一对一的沟通,中国人很聪明,搞了个集体相亲,说我给你提供一个咖啡馆,你们都来创业吧,天使投资者你们都来投资吧,这两件事情每天都在这里发生。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就是看了这个地方,回去写了上面这篇文章,说中国最值得美国人害怕的事情,是中国人发现了美国的秘密,什么秘密?科技和资本的结合。正是这个秘密,使得过去几十年中美国高科技产业得以独步天下。三十多年前,年轻的比尔·盖兹和乔布斯,也和今天中国的这些年轻人一样,刚刚走出校园,走向市场,开始创业。这位西方记者敏锐地观察到,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很多草根的创业者,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   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也来了,他们看了之后得出一个结论,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地方有可能超过美国的硅谷,那就是中国的中关村。有没有可能呢?2009年,从硅谷走出去的IPO企业只有一家,而从中关村科技园区走出去的IPO企业是23家,今天,在这个园区中达到上市标准的公司已经超过了1000家。而中关村科技园区是全国几十家国家级科技园区中的一家,还有无数非国家级科技园区。   在这个小小的咖啡馆的故事背后,是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几个重要而宏大的主题,科技创新,经济转型,大国竞争,当然,还有资本市场,因为,如果缺失了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的支持,那些年轻人们美好的憧憬,或许会变得黯淡无光。      中国经济在三个鸡蛋上跳舞      我想,我们要了解中国经济的未来,首先要了解世界,去年年底,在一次内部讨论会上,我曾经试图把影响我们生活的五件事情,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几个月之后的今天,这几句话似乎依然成立,而且趋势依旧。   第一,欧债危机:没有最糟,只有更糟。欧洲人一觉醒来,发现欧债危机已经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危机前的希腊人在沙滩上晒太阳,危机后的希腊人都在街上,一半在抗议游行,另一半在维持治安,最近的发展是警察和公务员也加入了抗议者的队伍。去年中国有一部穿越剧名叫《步步惊心》,不看内容以为是讲欧洲经济的。欧债远远没有结束,没有最糟,只有更糟。   第二,中东变局:没有最乱,只有更乱。去年至今,民主浪潮席卷中东。我们印象中的中东,男人都骑着骆驼,女人都带着面纱,好像与现代文明相隔遥远。但是,突尼斯的一个小商贩,验证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年之内,从穆巴拉克到卡扎菲,各路强人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不幸的是,这一切并没有因此带来民主,今天的中东炮火交加,没有最乱,只有更乱[2]。   第三,占领华尔街:没有最恨,只有更恨。从去年开始,美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占领华尔街运动。1860年时美国作家福勒曾经描述当时的人们对华尔街的印象:“华尔街是一个塞满不洁之鸟的笼子,那里人们的所作所为令人憎恶,他们进行着可怕的交易,靠榨取朋友和邻居的财富来养肥自己”。从华尔街诞生的第一天起,美国人民对于华尔街的情感似乎从未改变,一直是“羡慕嫉妒恨”。唯一的不同是,金融危机后,危机的“始作俑者”们的不仅没有得到惩罚,而且似乎更加嚣张,引发了“世人皆曰可诛”的抗议浪潮,没有最恨,只有更恨。中国经济中的制造业和金融业,会不会有类似的割裂?值得我们警醒。   我们回头看看金融危机后这几年的世界,发现颇有些不可思议之处。第一,美国人输出革命,输出民主,点燃了中东,烧到了后院,美国老百姓自己上街了。第二,美国地震,欧洲垮了。2008年美国出了个金融危机,2011年欧洲经济全面崩溃。第三,金融危机3年祭,我们发现世界似乎陷入了一个更大的危机。大家如果回头看一看过去几年很多经济学家关于世界怎样走出了危机的论断,你会发现经济学还是个比较难的学问。   第四,中国周边局势:没有最险,只有更险。去年年底,北朝鲜发生了权力更迭[3]。我们惊奇地发现,过去的几十年间,世事变幻,敌友易手,唯有三八线两边对峙的集团依然故我,从未改变,一侧是朝鲜、俄罗斯和中国,另一侧是美日韩,为什么?地缘政治使然。身处东西方对峙前沿的弹丸之地,因一位28岁年轻人就任大统,牵动了世界上所有超级大国的神经。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中国,也突然发现自己在原先擅长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游戏中,已经从光脚的变成了穿鞋的,必须如履薄冰,投鼠忌器,不希望任何的突发事件,破坏崛起的进程。可以预料,随着中国在世界的崛起并迅速改变地缘政治格局,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没有最险,只有更险。   第五,中国经济:没有最难,只有更难。30年习惯了10%左右高增长的中国经济,到了2012年,突然发现增长成为了一个问题。这次总理两会的报告,讲了今年7.5%的增长目标,全世界反应非常强烈,大家觉得好像中国第一次放弃了保8的目标,震动还是很大的。中国的确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轻易动用货币政策,会带来通胀,而推动大规模刺激计划,会延缓转型的进程,保增长,防通胀,促转型,三大政策目标,相互交错,相互矛盾,同时进行。大家应该看过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片,叫《太行山上》,上面有一段著名的台词,是阎锡山说的,他说你看我有多难,我要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哪个都不好惹。中国经济的“三个鸡蛋”,一个增长,一个通胀,一个转型,而且改革进入深水区,没有最难,只有更难。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应该说,迈入新世纪的中国,经历了非凡的成长。金融危机前后,从世界的富人俱乐部“G7”到所谓的“G2”(指中国和美国)的变化,标志着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大幅提升。同时我们要看到,尽管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还是比较明显的,在结构、效率、机制等方面仍然需要进一步提升,有相当多的产业位列全球产业链底端。   经济转型,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是从外需导向转向内需导向,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产业要增强全球竞争力,从比较落后的下游,迁移到中游或者中上游,这个过程有点儿像鲤鱼跳龙门,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中国经济的惊险一跳。欧美危机带来的外需骤降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推动的外力,社会的进步往往是多重因素的倒逼,经济转型亦是如此。   在历史的坐标系上,今天的中国经济处在什么发展阶段?   2010年底,中国的人均GDP超过了4300美元,跨越了中等收入的门槛。历史上很多国家在达到人均GDP3000-4000美元之后,往往进入一个矛盾多发期,即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最有名的例子是阿根廷,一百年前的今天,阿根廷的人均GDP达到了大致4000美元,随后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不幸地经历了经济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十大社会乱象,一百年后的今天,阿根廷仍然未能跨出这一陷阱。这些问题今天的中国有没有?有些问题我们有,有些没有;有些问题我们以为我们没有,其实我们有。今天的中国社会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   著名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除了阿根廷,还有墨西哥、马来西亚等。为什么这些国家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各种因素很多,各国国情也不同,但最根本的问题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一方面,人均GDP突破三四千美元之后,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的难度加大,可能会遇到一个瓶颈期,而所谓的经济转型,往往需要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这往往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另一方面,与此同时,社会期望值的增加不会就此止步,两者的剪刀差容易带来很多国家社会的失落乃至动荡。   我们只需要观察一个产品,iPhone,就不难看到今天中国经济社会的窘迫。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热烈追捧最新款式的iPhone,不仅国内市场一抢而空,很多人甚至跑到香港或纽约去抢购,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生产iPhone的富士康屈就于苹果全球产业链的末端,iPhone在国际市场售价为360美元,而富士康分得的加工费不到7美元。从前些年的“13连跳”[4],到近年时常出现的工人骚乱,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中国产业的利润率太低,在全球产业链中缺乏谈判力。今天的中国社会,人们追求美好生活,一分钟都不能等,社会的期望值迅速飙升,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社会层面亦如此,从近年来微博上不断爆出的郭美美和表叔等事件,我们看到,人们对于社会正义的诉求也与日俱增;与此同时,从富士康到苹果的跃迁,将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应对挑战的唯一办法,是加快经济社会转型的步伐。我们怎样加速这一进程?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突破      未来10年可谓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10年。 2010年底,中国人均GDP达到了4300美元。保守一点匡算,参照我国“十二五规划”,GDP年均增长7%左右,复利计算,10年后,中国人均GDP正好翻一番,也就是8600美元;如果人民币升值10-20%,就是大致一万多美元。这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2020年前后,中国人均GDP将接近美国的四分之一,因为美国经济增长相对缓慢,而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中国经济总量将赶上或超过美国[5]。第二,人均一万美元,意味着中国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社会的缓冲区将更深,忍受力将更大,也更有条件推进一些更深层次的改革,后面的道路反而会更加平坦一些。所以,无论怎样看,未来10年对中国来说都是最重要的10年。中国经济需要在转型中实现增长,在增长中加速转型。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了解历史上的经济转型,能为今天我们的转型提供良好的借鉴。美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重要的转型,分别发生在两个世纪的最后30年。   美国经济的第一次重要转型,是在十九世纪的最后30年,美国处在重工业化的阶段,当时最重要的产业是石油、冶炼、钢铁、化工,等等,美国涌现出了一批伟大的公司,美孚石油、通用电器、杜邦化工,他们都是通过资本市场这个平台上迅速崛起的。尤其重要的是,在这个阶段,美国资本市场上的并购浪潮风起云涌。1901年,卡耐基钢铁公司的产量已经超过了英国的全国产量,而英国仍然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但华尔街的J.P。摩根组织的财团,买下了卡耐基,也买下了美国其他几个最大的钢铁公司,并把它们整合成为了美国钢铁集团,(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5 页: 1 2 3 4 5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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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华新|我劝天公重抖擞——从网络舆论场寄语十八大

今天,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主流民意的风向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开放事业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政府的公共治理也在逐步完善。然而,互联网上“一地鸡毛”般的“吐槽”、抱怨,凸显了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在积累和叠加。对于渐进的改良,草根民众似乎越来越失去耐心,有些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态度越来越急躁。网上气氛燥热,亟须加湿和减压。 来自草根的预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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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中国,危险的务求自保政权

北京 周四,在这里举行的五年一度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新一代领导班子。同时,尽管并非有意,它也向世人透露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大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 David E. Smith 11月8日,即将卸任的中国领导人胡锦涛主持十八大开幕式,朗读报告时,指出了国家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很明显,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改革。周四,胡锦涛的继任者习近平获得任命后,在记者见面会上表示,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并且要解决党内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的问题。 然而,此次党代会所任命的核心领导集体——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却以保守派居多,而两名主要的改革派却被排除在外。持续了一整年的幕后政治交易最终产生了一个七人组成的以安全考虑为第一的常委会,就此完成十年一度的权力交接。那些忠诚、受信任的党内人物得到了提拔,他们坚定地遵守党的核心路线,从不表达自己的任何观点。 从相关内部报告和讲话中,我们了解到,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领导人已意识到,需要对那个自1978年经济改革起推动中国向前发展的模式进行变革,并需要适当及时应对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 随着工资水平增长、资本价格升高,再加上发达国家市场的疲软表现,邓小平所倡导的发展模式中的三个关键元素——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本和强劲的出口需求——已经今非昔比了。20世纪80年代为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私营部门也遭到强大的国有企业的挤压。 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引发的公众不满情绪日益增强。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污染问题。而腐败是它一个最大的心病 。公众越来越不相信道德规范。虽然个人自由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任何人如果宣扬一党专制之外的多党竞争式民主,都很可能会进监狱。自1949年夺取政权后建立起来的政治束缚与当今由社交网络连结的社会显得格格不入。 推崇中国政治体制的人将它描绘成一个成熟的精英政治体制,行政立竿见影,和西方民主国家政客的笨手笨脚不同。然而,像这样的精英政体,它的基础只不过是占全国人口6%的党员。官员提拔的标准很不透明。个人的忠诚以及新老两代领导人之间私相授受的关系让这个体制扭曲变形。这一点从前任领导人江泽民在权力交接中再次露面即可看出,他10年前就应该退休了。 胡锦涛开幕致辞时至少承认了其中一些问题,而且他同时卸任中央军委主席,而没有像他的前任江泽民那样继续在这个职位上留任,扫除了人们的疑虑。但是,像其他高层领导一样,他坚持说这个政治体制应该保持不变。 但是,如果拒绝变革,包括法制的改革,要想解决所谓中国模式的各种弊端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共政权控制一切的本质,和中国公民社会的薄弱,意味着急需的改革会遭到既得利益的反对。这些利益集团从现行的体制中得到好处,而且他们有强大的政治背景,能阻止变革。 政治局常委前期选拔过程中的两位有改革派资历的男性候选人(高层领导中没有女性)——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最终没能入选。 问消息人士为什么习近平能登上最高领导地位,我们得到的答案是,习近平让各派利益集团感到放心。在可能引发争议的政策问题上,他没有明确表达过自己的立场。这使他成了中国领导层的象征。这个领导层已经从毛泽东的一意孤行演变为一个神秘保守的决策集体,好像是公司董事会。他们不接受公众监督,不用为自己的决定作出解释,指望着只要有一系列好看的统计数字,就能得到民众的认可。不管人们怎么看待美国的政治,中国模式与美国总统竞选中公开的激烈辩论相比,那种反差是惊人的,这种模式的缺乏大众参与,也是惊人的。 对于一个务求自保的政权,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中国来说,这十分危险。中国处在一个极其关键的发展阶段,它需要为未来几年规划一个路线图。缺乏公开透明的政治制度和顽固的经济政治利益集团,成了路上的障碍。 现在,习近平已经登上了权力顶峰,问题是,他能否破除陈规,挑战这个成全了他的体制,从而引入改革。但是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是否有这样做的愿望,不知道假如他有的话,这个体制是否允许他去做。中国有太多众所周知的未知数,考虑到中国在世界上的份量,这实在令人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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