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

吴兆礼: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探析

吴兆礼: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探析 进入专题 : 新丝绸之路 美国 阿富汗 印度 巴基斯坦    ● 吴兆礼        [内容提要]2011年7月,美国提出构筑以阿富汗为枢纽,将南亚、中亚与西亚连接起来,以实现“能源南下”、“商品北上”的“新丝绸之路”计划。这表明,美国的阿富汗战略发生转变,从注重北约的作用并奉行军事第一、经济第二,过渡为倚重地区国家并以经济社会发展为重点。这一转变既是迫于美国面临国内经济增长乏力、民众厌战情绪上升的压力,也是阿富汗局势及美全球战略调整、战略重心东移的客观需要。“新丝绸之路”计划目前尚在探讨阶段,其实施将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及地区局势动荡的挑战。   [关键词]“新丝绸之路”计划 美国 阿富汗 印度 巴基斯坦      2011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印度参加第二次美印战略对话期间第一次明确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随后,该计划被紧锣密鼓地摆上国际议事日程。2011年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召开的“‘新丝绸之路’部长会议”、11月的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会议、12月的阿富汗问题波恩会议,以及2012年5月的美国芝加哥北约峰会,其中的一项重要议题就是“新丝绸之路”计划,可见美国对“新丝绸之路”计划的重视程度。那么,美国抛出“新丝绸之路”计划的背景是什么?“新丝绸之路”计划的最终目标是什么?美国推动该计划将面临哪些挑战?本文将围绕以上三个问题,对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进行梳理与分析。   一、美国抛出“新丝绸之路”计划的背景   出台“新丝绸之路”计划是美国对阿富汗战略转型的重要标志,表明美国对阿战略已从注重北约的作用并奉行军事第一、经济第二,过渡为倚重地区国家并以经济社会发展为重点。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提出既有美国国内因素的推动,也是阿富汗局势及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移的客观要求。从美国国内背景看,美国经济复苏前景堪忧,民众厌战情绪上升,代价高昂的反恐战争难以为继,奥巴马政府面临巨大压力。具体论之,则可分为三方面。首先是维持高额战争开销对于美国经济复苏产生极大的消极作用,久拖未决的阿富汗战争让美国财政难以为继。2011年3月美国国会研究机构(CRS)报告指出,自“9•11”以来,美国在军事行动中共投入1.283万亿美元,其中4444亿美元用于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约占美国全部战争开支的35%;2012财年针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约需要1137亿美元。沃森国际问题研究所2011年6月发布的报告则认为,按2011年的美元定值计算,美国联邦政府在阿战中已支出的战争费用在2.3万亿-2.6万亿美元之间,远远高于官方数字。如果加上美国为退伍军人承担的费用、未来作战的可能开销以及退伍军人及其家人的社会成本,这一数字将高达3.7万亿-4.4万亿美元。   其次是民众厌战情绪和反战呼声上升。在2001年10月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之初,民意调查显示有88%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出兵阿富汗是正确的选择。至2011年5月,仍有58%的人认为美国的反恐战争并不是一个错误。但皮尤研究中心2011年6月21日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56%的受访者希望美国尽快从阿富汗撤军,只有39%的人支持美军继续驻扎阿富汗直至阿境内安全形势稳定。民众厌战情绪上升的主要原因,除美国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和就业状况不佳以外,美军死伤人数逐年增加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据五角大楼统计,自阿富汗战争开始至2012年5月10日,共有1845名美军士兵在阿富汗阵亡,如果包括与阿富汗战争相关的其他地区的阵亡士兵,则达1959人。   第三是奥巴马面临换届选举的压力。为尽快摆脱阿富汗战争泥潭,奥巴马于2011年6月22日正式宣布从阿富汗撤军的“三步走”安排,紧接着于7月就抛出“新丝绸之路”计划,谋划“后撤军时代”的阿富汗及地区秩序安排,一来为彰显其在安全议题方面的政绩,二来也为兑现其当初的撤军承诺,以利于其谋求竞选连任。   从阿富汗局势看,安全与社会环境不容乐观,反美主义盛行,北约联军内部出现矛盾。2001年“9•11事件”后,美出兵阿富汗,发动了针对“基地”组织的反恐战争。美希望通过武力摧毁“基地”组织,削弱塔利班势力,建立阿民主政权。然而十年后,尽管反恐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没有有效解决阿富汗问题,阿重建之路仍然困难重重。经济上,经过多年战乱,阿富汗以农牧业为主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目前已经沦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年4月发布的数据,2010年阿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56亿美元,在184个成员中排名第108位,人均GDP只有517美元,位列第169。战乱导致阿富汗国内生产、生活物资匮乏,有600多万人流亡国外,沦为难民。   美国虽投入一定资源用于阿富汗经济重建与人道主义项目,但与反恐战争的军事投入相比反差巨大。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支出,有近94%(4162亿美元)用于直接军事行动,而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提供给阿富汗的援助只有251亿美元,约为全部费用的6%左右。这给阿富汗及整个地区的民众留下了美国“只反恐不顾民生”的负面形象。   安全上,阿富汗目前形势仍不乐观。2010年12月15日,国际红十字会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塔利班政权被推翻9年后,阿富汗安全形势出现了最糟糕的状况。据联合国报告显示,由于阿富汗南部和东南部冲突加剧,2011年上半年阿富汗平民的死亡人数达到1462人,同比上升了15%,其中大部分平民死于塔利班与北约联军的交战和美军空袭,阿富汗政府及民众与北约的矛盾增加。卡尔扎伊政府对北约随意发动空袭强烈不满,而民众也越来越将北约视为“麻烦制造者”而不是“问题解决者”。与此同时,北约联军内部矛盾上升。十年反恐战争经济代价巨大,巨额耗费已经使许多北约成员国视阿富汗为包袱,一些北约成员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出现变化。   以上因素促使美国从单纯注重军事战略、依靠自身和少数北约成员,转变为军事战略与经济战略并重,并开始借助地区国家的力量实施其“非军事战略”。美国倡议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就是这种战略转变的关键一步。   美国全球战略调整、战略重心转移是其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另一个重要背景。自“9•11”以来,美国的战略重心基本上集中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反恐战争,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东亚与东南亚地区。在美国忙于反恐的十年里,亚太地区悄然崛起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区。在经济与政治两个层面,世界力量中心从西方转移至东方。为了应对国际格局的新变化,美国开始逐步将战略重心从伊拉克和阿富汗转移到经济上充满活力的亚太地区。有学者甚至认为,推出“新丝绸之路”计划是美国体面退出阿富汗的战略选择。      二、美国实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目标诉求      “新丝绸之路”计划的主旨有三。第一,在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大背景下,保证“后撤军时代”的阿富汗稳定。美国已经逐步认识到,与短期和不固定的经济与军事援助相比,阿富汗更需要拥有自身“造血”功能以获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美国希望通过“从援助到贸易的转变”,促进阿富汗经济社会的内在发展。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明确表示,阿富汗需要一个不依赖国际援助的可持续性经济。   第二,推动地区国家间合作,改善地区安全现状。美国将阿富汗的未来系于地区内国家甚至跨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美国构筑“新丝绸之路”,意即通过“经贸与过境”组成的经济链条,使整个地区形成一个经济利益共同体,从而达到利用经济利益影响地区国家间政治关系的目的。“新丝绸之路”为地区国家尤其是印度、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三个主要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彼此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提供了一个新平台。有印度学者指出,“经济利益将有助于确保地区内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成为利益相关方,而不是成为新地缘政治博弈的掮客”。印度与巴基斯坦是美国实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两个关键国家。美国在阿富汗的成功取决于印巴关系的改善,而“新丝绸之路”计划既为印巴两国的合作提供了一个新架构,也为美国“管理”两国之间的危机提供了另一种更加巧妙的途径。   第三,主导地区发展进程,保持并强化美国对该地区的影响,弱化俄罗斯和中国的影响。美国一方面希望体面地从阿富汗撤出,另一方面又不想放弃在阿富汗以及中亚甚至西亚地区的利益,希望通过调整对阿富汗战略,即从“重军事轻经济”调整为以经济社会发展为主,发挥美国在地区发展进程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保持并加强其对南亚以及中亚地区的影响,并弱化俄罗斯的影响。阿富汗曾是俄罗斯的传统影响范围,尽管美国反恐战争期间俄罗斯在阿富汗的作用与影响被削弱,但俄仍对阿富汗保持持续关注,并积极参与阿富汗重建进程。可以说,美国实施“新丝绸之路”计划,短期内有求于俄罗斯的参与和支持,但从长远看,可以削弱中亚和西亚国家与俄罗斯的政治与经济联系,从而达到削弱俄罗斯对其传统地区影响的目标。此外,“新丝绸之路”计划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的西部、西南部和南部构筑一条由美国主导的经济与能源通道,这可以一定程度上限制中国对这一地区(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影响力,尤其是限制中国对这些地区的地缘经济影响。而且,美国的计划还可以分化上海合作组织的凝聚力,逐渐强化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导权。      三、美国实施“新丝绸之路”计划面临的挑战      “新丝绸之路”计划目前尚处于探讨阶段,美国要实施该计划将面临诸多现实障碍。首先,巴基斯坦的合作意愿不强。“新丝绸之路”计划所涉及的国家能否如美国所愿切实合作,是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其中最大的挑战来自巴基斯坦。在巴基斯坦与美国、印度和阿富汗关系的未来走向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前提下,其合作意愿大打折扣。巴基斯坦曾拒绝参加在德国波恩举行的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以“抵制”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作为美国反恐战争的非北约盟友,巴基斯坦与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两国的基本战略目标并不相同。巴基斯坦对美国无人机空袭事件感到愤怒,在美国中断了军事援助的背景下,两国关系降到近年来的最低点。而且,在巴基斯坦国内有一种认知,那就是美国是一个不可信赖的国家。因此,当美国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时,巴基斯坦不得不从更长期的利益来考虑美国计划的深层意图。巴基斯坦官员认为,俄罗斯与中国是地区稳定、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子,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从长期看与中国的地缘经济利益和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相冲突,因此巴基斯坦并不赞成美国的倡议。   巴基斯坦的这种立场也源于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对印度的借重。巴基斯坦认为,美国希望印度在“新丝绸之路”计划中发挥“中心作用”,这实际上是美国通过该计划帮助印度提升对阿富汗甚至整个地区的影响,从而压缩了巴基斯坦的战略纵深。   巴基斯坦赞成通过现存的地区合作机制,如四国机制(俄罗斯、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和上海合作组织来达到重建阿富汗的目标。迄今,俄、阿、巴、塔四国已经举行了两届峰会(2009年和2010年),此外还举行了四国外长、经济部长以及禁毒部门领导人会议。巴基斯坦认为,俄罗斯主导的四国机制功能性强,直接针对阿富汗重建、禁毒、能源和交通等项目建设,对于解决目前的阿富汗问题有更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其次,印度能否发挥“中心作用”?尽管美国将印度的经济发展与市场潜力视为“新丝绸之路”网络充满活力的关键,同时也希望借印度世俗的民主原则影响宗教主义盛行的中亚,但自希拉里抛出该计划以来,印度国内对此反响并不强烈。   美国只是有限度地支持印度在阿富汗的战略目标,是导致印度对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淡定”的主因。印度在阿富汗的目标有三:一是巩固和加强与阿现政府的战略关系,使阿成为制约巴基斯坦的重要盟友;二是通过阿富汗打开通向中亚的门户,获取印度所需的矿产和油气战略资源;三是防止阿出现塔利班主导的亲巴政府,并防止阿与西亚穆斯林国家结成“反印同盟”。然而,美国自2009年底提出阿富汗新战略以来,支持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和谈,尤其是将塔利班分成“好的”塔利班和“坏的”塔利班,这令印度十分不安。此外,巴基斯坦在和谈中发挥“最佳中间人”的作用也是印度不愿看到的。美国虽在一定程度上“默许”印度扩大与阿富汗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合作(印阿于2011年10月签订“战略伙伴协议”),但从总体看,美国并不寻求让新德里在阿富汗政治进程中充当调解人,认为“美国—巴基斯坦—阿富汗”三边对话框架仍是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主要渠道。(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新丝绸之路 美国 阿富汗 印度 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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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十八大前谈改革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十八大前撰文谈改革(新华资料图片) 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周六(11月3日)在中国媒体撰文提出中共在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落实社会主义宪政法治上的责任。 胡德平在《改革不可废 承诺不可弃》一文中表示,改革要重点解决、破除国有企业的垄断问题,创造条件让民营企业逐步进入垄断行业。他鼓励公平竞争,开放平等市场。 胡德平是已故中共领导人胡耀邦的长子,几个月前曾造访过中国未来领导人习近平之宅,受到习接见,两人进行了恳谈。 除了经济以外,胡德平在文中并以“文革”的教训为例,指出推动实施宪法和社会主义宪政是中共作为执政党的基本任务之一。 胡德平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面临两个最基本课题: 其一,中国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包括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其二,要研究如何进一步落实社会主义宪政法治,依宪依法执政治国。 胡德平在文章中说,全党、全国人民都在思考中国共产党在新阶段改革中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在追求效率、繁荣、改革发展局面的同时,也不能减弱党的责任,不能减弱中国共产党对全民的承诺。 打破国企垄断 他其中特别谈到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现象。他说, 破除垄断的核心就是破除国有企业的垄断。国有企业不能光讲“利润最大化”。 同时,国有垄断企业要讲市场法则,不能用行政指令的方式收购整合资源,否则就是“国进民退”。这完全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他说要创造条件让民营企业逐步进入垄断行业,鼓励公平合法竞争,建立和规范开放平等的市场。 宪政法治 他还提出要努力推进宪政法治。胡德平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推动宪法实施,推进宪政的实施,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 他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明确提出依法治国,但是,也需要看到,在宪法和法律的落实中,在不少时候权大于法、党政权力干涉司法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 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危害国家的健康发展,侵犯人民的权利,也是损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的行为。 揣测 此外,有海外媒体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召开十八大进行正式权力交接之前,在十八大新闻中心出现了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两位前中共领导人在位时出席党代会的历史照片。引起外媒的一些揣测。 与此同时,赵紫阳的女儿王雁南接受一家北京官办报纸专访的消息也不胫而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议论。 一些评论人士认为,这至少反映出,即将走马上任的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比他的前任更尊重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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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 | 胡德平:改革不可废 承诺不可弃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以为,党和国家面临的两个最基本课题,第一个仍旧是下定决心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包括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第二个就是如何进一步落实社会主义宪政法治,依宪依法执政治国。 改革不可废,承诺不可弃 对于改革,我想说一句话:“改革不可废,承诺不可弃。”全党、全国人民都在思考中国共产党在新阶段改革中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我们要追求有效率、繁荣、改革发展的局面,同时也不能减弱我们党的责任,不能减弱中国共产党对全民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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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十八大前被看好的两颗“政治新星”

人们在中共18大前看到了两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他们当中一人将去收拾薄熙来在重庆留下的“烂摊子”,而另一人将担当起领导中国经济大省–广东的任务。如果表现优秀,他们有可能成为中国第六代领导人。 (德国之声中文网)路透社本周五(11月2日)报道称,中国的两颗政治新星将在十八大得到提拔,有能在下周召开的党代会期间被赋予要职。该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称,其中一人将接手昔日的政治明星薄熙来的职位,成为中国最大都市重庆的领导人。 中国的西南重镇重庆,曾受到一系列与腐败以及谋杀有关的政治丑闻冲击,现在有可能迎来新的市委书记孙政才。他曾经任职农业部长,现在是吉林省党委书记。 而以出口实力称雄的中国南方省份广东,目前受全球经济发展停滞的影响,经济增长放缓,社会局势趋于紧张。与中共高层有联系的消息人告诉路透社,现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有可能接管广东省。 “第六代”浮出水面? 中国过去一直安排未来有可能成为最高领导人的人选在不同省份担任要职,以便接受资深领导人的考察,判断他们是否能够担任更高级别的职务,甚至包括党的总书记一职。 即将上台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就是这样从非常低的职位中一路晋升的。他曾经在贫困省份河北任县委书记,后来成为福建和浙江省的领导,随后又担任上海市党委书记一职。 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胡春华和孙政才都非常年轻,有可能被扶植成为中国第六代国家领导人。”中国已经经历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四代领导人,即将上任的习近平代表着第五代。这位消息人士拒绝公布身份,以避免讨论神秘的精英政治话题而给其带来负面影响。 没有政治后台的年轻实干派 孙政才和胡春华都是49岁,两人都是没有政治背景的年轻官员的代表。与资深革命领袖的后代习近平以及其他所谓”太子党”成员有所不同。这样的新一代领导干部对中国面临的社会不公现象感觉更为敏锐。这其中也包括对环境的破坏以及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这些都将是决定中国未来的关键因素。 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指出:”考虑到孙胡二人的年龄,在新一届领导人任期结束的时候,如果他们的表现令人满意,就应该会沿着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以及即将上任的总理李克强的路线,成为党内最高领导人之一。” 孙政才是一位农业专家,曾经领导过一家化肥厂,其职业生涯早期的许多时间都是在北京的郊区度过的。2008年,他出任中国农业部部长。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虽然胡春华以及湖南省委书记周强也是参与竞争重庆市委书记的人选,但现在最有可能拿到这一职位的是孙政才。 另外一名消息人士透露:”孙政才已经到达重庆准备权力交接,如果他因为最后一分钟的变化没能担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那就有可能成为主管农业的副总理。” 收拾薄熙来的”烂摊子” 孙政才必须处理中国近十年来最大政治丑闻制造者薄熙来在重庆留下的遗产,目前暂时担任该市市委书记的是张德江。 郑宇硕指出:”孙政才现在的任务是收拾重庆的烂摊子。很显然,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任务。胡春华的情况也是如此,广东作为中国一大省份有很多让他发挥才能的潜在空间。” 胡春华在西藏度过了20年,并在此期间受到胡锦涛的赏识。胡春华在内蒙古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于去年成功的处理了该地区发生的民族抗议示威活动。如果胡春华上任广东省委书记,所面临的挑战是他以前只在中国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就职,还没有管理经济发达地区的经验。 来源:路透社 综合报道:任琛          责编:叶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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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中国之路: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之路

胡鞍钢:中国之路: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之路 进入专题 : 中国道路 现代化    ● 胡鞍钢 ( 进入专栏 )        历史绵绵不断,民族生生不息。   在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党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生机勃勃地开创灿烂的未来。   在这个继往开来的历程中,有一条既不同于前人,也不同于他人,既是史上,也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之路。这条中国之路,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创新,也是中国人民的集体创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书写自己的现代化之路。   这条社会主义的中国之路,我们称之为“人间正道”。   在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为探讨中国之路如何命题,如何定义,如何创新,如何为国人造福、为世界多做贡献,专访了胡鞍钢教授。      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之路的倡导者和开创者      玛 雅:在建国60年之际,你写了《中国之路(1949-2009)》一文,提出“中国之路”这个命题的背景是什么?   胡鞍钢:“中国之路”这个命题,西方人提得比较多。国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改革将近十年开始,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始终有不同的看法、争论和推测,从费正清的“伟大建设论”(1987)、尼克松的“巨人苏醒论”(1988),到90年代的“中国威胁论”、“唱衰中国论”以及21世纪初期出现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再到后来雷默的“北京共识论”、伯格斯腾的“中美共治论”,即所谓的“G2论”,马丁的“中国统治论”,等等,可谓众说纷纭、“百家争鸣”。   对“中国模式”的探讨之所以形成新的国际学术热点和争论点,是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遇到了巨大挑战。1989年冷战结束时,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文章《历史的终结》,乐观地宣称,历史以自由民主最终战胜了共产主义专制而“终结”。但是后冷战时期世界发展的事实证明,福山所提出的“历史的终结”并没有呈现;相反,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却在2008年持续至今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陷入惊恐和忧虑。2010年,对比西方与中国的发展,德国学者桑德施耐德在《民主在衰退,独裁者卷土重来》一文中写道,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极大地打击了西方民主国家的信心,像中国这样的非民主国家已经上升为举足轻重的地缘政治大国。中国在保持威权独裁体制的同时,从贫穷的不发达国家转变成为实现了一定富裕程度的社会。以中国为代表的“成功的威权体制”,对西方民主制度带来了挑战。   “自由市场经济 + 一党专制”,这是西方学界对中国模式最主流的看法。例如,英国剑桥大学斯特凡·哈尔珀2010年在《北京共识:中国的专制模式将如何主导21世纪》中认为,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来自中国的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军事上的威胁,都不是最大的威胁;最大的威胁恰恰是来自政治上的和文化上的威胁,特别是中国的“专制(政治)市场经济”模式。这一模式,使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大批中产阶级的出现,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破坏独裁主义,而是在事实上鼓励了独裁主义,让一党专制合情合理地成为社会稳定的唯一保障。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极具吸引力,他们的领导人渐渐不以实行西方自由市场(政治)民主模式为目标,而是学习中国,先对外开放投资,允许国内私营部门发展,但是执政党控制着政府、司法部门、军事和信息。这会削弱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价值,包括人权、法治和言论自由等。哈尔珀认为,美国和中国不是伙伴,而是“政治对手”。中国模式正在夺取西方模式的优势,让西方在世界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小。   由此可知,随着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经济衰落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兴起,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模式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在这当中,具有西方主流意识的学者最为担心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将极大地吸引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借鉴,从而对长期统治世界的西方主流价值观形成巨大的挑战。这就是我们讨论“中国之路”的国际背景,也因此,需要我们对这一命题作出自己的回答。   玛 雅:那么从中国来说,提出这个命题是要回答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是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60年来的发展道路上努力寻求解决的问题?   胡鞍钢:我们提出中国之路这个命题,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有没有中国之路这样一条道路?第二,中国之路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形成的?它的历史动因和发展轨迹是什么?第三,未来的中国之路朝向哪里?如何继续走出一条崭新之路?这三个问题,纵观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国之路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们一直都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中国之路这个命题是由毛泽东首先提出的。他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新中国七年来的发展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当时国情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这是毛泽东力图突破苏联模式,走出中国自己道路的初步探索。毛泽东指出:“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   最经典的中国之路的倡导者是邓小平。他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他在1987年10月再次强调指出:“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   这里,邓小平首先继承了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创新性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基本思路,从而形成了务实主义与创新主义相结合的改革开放思想路线以及方法论。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证明,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同时大胆解放思想,这是十分智慧的政治思维。这也十分清楚地反映出中国之路的基本经验。   玛 雅:作为一名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者,你对中国之路如何理解?如何定义?   胡鞍钢:我对中国之路的定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我的观点集中反映在《2020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书中。这条道路的发展包括三个基本因素,是一个不断增加这三个因素的过程。   第一是不断增加现代化因素,最大限度扩大生产、创造财富,最大限度利用现代知识、科技、教育、文化和信息要素。本质上看,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后来者、落后者,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不断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包括经济追赶、教育追赶、科技追赶、信息通讯技术追赶等。   第二是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这是毛泽东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遗产,虽然他的许多创新实践都没有成功,比如人民公社、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等,但是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执着探索和努力,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前进的动因和财富,成功是财富,失败也是财富。在中国这个有着56个民族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只有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才能凝聚人心,动员整个社会的各种资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政治上实现长治久安,使国家统一强大。我把这称为“国家公益性产品”,是指在全社会范围内提供能够促进和保护全体人民的利益、福祉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国家公益性产品关乎全体人民的利益和福祉,没有它,所有的人都受损。这就如同新鲜空气,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也感觉不到它,但是每个人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它。   第三是不断增加中国文化因素,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理想社会有重大创新,比如建立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等。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理念概括为“八个社会、一条道路”,即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社会、全民学习型社会、全民健康和全民健身社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安居乐业型安康社会、开放创新型知识社会、和谐稳定社会,以及民主法治社会;一条道路是,坚持对外开放、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我称之为中国之路的理想社会。这是基于中国自觉,反映了中国对自身发展道路和理想社会的自我认识、自我意识、自我选择。也就是说,中国在自觉地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自觉地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觉地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从贫弱中国到富强中国的成功之路      玛 雅: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把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概括为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一穷二白。同毛泽东时代相比,你认为,中国今天的国情特点是什么?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国发生了哪些变化,能够证明中国之路是一条成功之路?   胡鞍钢:中国今天的基本国情仍然是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但是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下,各种资源的人均量不同程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当时毛泽东没有充分意识到的。这一国情特点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占有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源量和消费量,甚至达不到日本的人均资源消费量,包括进口量。但是,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一穷二白的国情特征有了巨大的改变。毛泽东所说的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毛泽东说这话是在1956年,和今天相比,那时的中国是最贫穷的国家。若按购买力方法计算,195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不足1/20,而2010年已经接近1/5,即使是按汇率法计算,也超过了世界总量的1/10。   那时的中国也是最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国,还养活不了自己,而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农产品生产量第一大国、农业增加值第一大国,也是世界上目前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农用电力、农用机械、化肥、农药、现代育种等——使用大国。   那时中国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少之又少,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沿海港口国家,是高速铁路和快速城际铁路里程最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而且很快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高速公路里程最长的国家,还是世界大国中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最多的国家,总共有42个。中国正在建设世界最长的大容量、高效率、远距离、跨区域特高压输电网,水电装机和风电并网装机分别在2004年和2010年超过美国,两项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国家,清洁能源占全国总发电量的近30%。   那时中国在现代工业方面是典型的小国、弱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制成品出口国、第一大制造业增加值国家,2010年打破了美国自1890年以来垄断了120多年的世界头号工业大国的地位。   1956年中国全国高等教育人口只有几十万人,2011年已经突破1.2亿人;1956年全国从事科技工作的专业人员不到100万人,现在已达到5800万人。1956年国家制定了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56-1967),确定了13个方面、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616个科研课题,包括导弹及原子弹研究项目;到现在,中国政府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已经居世界第二位,国际发明专业申请量居世界第四位,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二位,科学论文被引用次数跃居世界第六位,研究和试验经费支出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高技术出口第一大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研发中心、世界科技大国,将会提前实现2020年主要科技目标及量化指标,成为一个世界创新型大国。   以上是从主要经济社会的总量指标同美国等世界大国比较,来看中国今天的发展水平,我们还可以从人均量或个量指标同美国等发达国家比较。这里我采用一个追赶系数,即以美国为100%来比较。1950年中国人均GDP相对于美国人均GDP的追赶系数仅为4.7%,到2010年已经达到25.6%;1950年中国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对于美国的追赶系数为11.9%,到2010年已经上升为73.8%;1950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相对于美国的追赶系数为60.3%,到2010年上升为95.2%;1950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相对于美国的追赶系数为29.1%,到2010年上升为77.9%。   显而易见,中国60多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贫弱的中国变为了富强的中国。但是也要看到,中国仍然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面临诸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长期因素和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重大挑战,(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 胡鞍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道路 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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