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

这是经济学家常用的“拇指规则”（the rule of 72）：倍增所需年数等于72与年增长率之比。如果年增率是9%，则八年倍增。依照林毅夫的乐观推测，未来二十年可保持年均增率8%，前提是：改善收入不平等且持续恶化的状况一定要有根本扭转。毅夫的推测，其实有道理可依，算是“中左路线”，决定性地依赖于政府行为。即便不是中左路线，也有很持乐观态度的朋友，根据他们的推测，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仍可有年均7%或更高的增长率。所以，十年倍增计划，不是无稽之谈。关键是，怎样落实，谁来落实。如依照官僚行为模式，最省力的，是将各地基尼系数纳入官员考核指标。那么，以目前这一系数的水平（大约在灾难性的0.6），要降低至（比较安全的）0.4，真可引发一场与十年浩劫类似的社会灾难。更费力的办法是税制改革，但洛伦兹曲线上的高收入群体远比中等收入群体有丰富得多的途径和经验规避税负，结果将导致更严重的收入不平等。这是历史经验，不能不重视。对官僚而言最费力的办法是政治体制改革，让弱势群体获得真实的政治权力，所谓“从自在的”变成“自为的”。2005年以来的“民工荒”（农民工“用脚投票”的结果）经验充分地说明这是劳动者争取收入改善的有效途径，政府应做的，是使这一途径获得法律效力（工会、农会、以及各种各样的劳动者权益组织）。因为，在当代中国，“资本-劳动”关系，是“轴心关系”，是其它一切社会关系的轴心。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许多年前是“两会”讨论的主题之一。后来，历届官僚感觉“不方便”，就让这一主题连同它的代表们统统消失了。其实，真实的主题从来不会消失，不过是从官僚们的文件里消失了。我的观察是：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现在大多注意调整自己的身体状况以适应降低了的收入状况（谓之“自救”）。最常见的调整，就是减少运营时间。当然，对我们这些乘客而言，很不方便。人均收入倍增计划，首要条件就是民主，是真的，而不是仅仅写在文件里的。假话-套话-表面文章，官僚政治盛行，各地的政治文化竞相向恶，绝大多数官员哪里会主动改善劳动者的收入？落实劳动者收入倍增计划的另一途径，是精简政府机构。两届政府谈论了多少年？精简了吗？事实上，公务员越多，反对改革的力量就越大。由此可见，要让一大批公务员真正失业，最难。上举两途径，其一是开源（人力是最稀缺的资源），其二是节流（官僚是最大的浪费）。既不能开源又不能节流，倍增计划怎样落实？我的这番议论，有需要深入探讨的议题。例如，怎样看待“资本”？我试图说服我那些以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的朋友们相信这样的判断：未来二十年，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是人力资本而不是物质资本。只不过，三十年前的教科书还停留在1950年代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里。人力资本时代的经济学，是1990年以后教科书的基调。中国的经济学，落后了几十年，因为，或许，控制着国内经济学院系的这批经济学家，既无暇更新自己的知识也不愿放弃陈旧的经济学。中国需要的，是第二次“改革开放”。 下一篇： 丁丁作品 —浅议手相

在东京的地震感受 热度  29 已有 123 次阅读   2012-12-9 19:23   | 关键词:地震 的 东京 一个人刚刚出生甚至在母腹里的时候，如果缺乏安全感（母亲的心态很重要），那么，婴儿的脑内可形成太高的血清素水平，也就是说，孩子长大以后，很容易紧张或常处于焦虑之中，也很容易将外界的任何信号理解为“威胁”并做出过激反应。现在想象一个民族，在两千年（大约六十几代人），始终处于“世界末日”的感受之中。这样的民族心理，在深层积累了多少的焦虑感？这些焦虑，都通过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表达出来。 集体无意识，始终是荣格心理学的核心概念，而且不容易被西方学术界承认，但东方人很容易接受这一概念，……尤其是，如果你喜欢“周易”或诸如此类的思想。我继续解释，荣格说，个体意识好像是露出在海面上的一个一个小岛，每一个小岛在海面下的部分，是个体无意识，而集体无意识就是连接全部小岛的海床。集体无意识通过梦境或在个体理性丧失警惕性的任何场合表现出来，因为，它犹如一位活了几千年的老人，它目睹无数灾难与幸运，故它完全知道你这样一个渺小的个体目前正在努力实现的任何目标是否能带来幸运或灾难，于是，只要你的理性允许它表达自己的意见，你肯定可以从中受益。这样解释了之后，我认为，你若仍不理解，就只能怪你自己了。 那么，日本人的集体无意识，如果充满了焦虑，可以怎样影响日本人的行为？我想象的第一种可能是：日本的集体无意识老人，目睹了两千年的地震与火山，或诸如此类的灾难，早已通过个体的梦境或醉酒状态无数次地表达过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或许就是日本几位著名作家写过的：“活着”，这就是一切，此外的任何意义都没有意义。换句话说，日本人也许是最早的“后现代人”——这里不再有神或上帝或任何救世主，这里的大厅，永远空着一张椅子，……这是我在研究班上引述的Agnes Heller在《现代性理论》里描写的后现代人的生存状况。就让这张椅子空着，提醒每一名来客，这里不再有神。这当然需要勇气，继续生活的勇气。 我讨厌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我反复引述克里希那穆提的那句名言（在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地方没有智慧）。虽然，我的外公，因地下活动，在北平被日本宪兵活埋，我舅舅那时十几岁，被宪兵捆绑，目睹了这一场景。凡有可能，我希望超越任何这类情绪，我希望心灵不再受到这类情绪的困扰。就这样，将血仇悬置，我要怀着宽厚之心，住在日本社会里，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试图体会他们的深层心理。我相信，这是为了我自己，是为己之学的一部分。 民主生活，前提是宽容。其实，任何个体要获得“智慧”，前提也是宽容。白鲁恂指出，中国历史满是不宽容的行为，尤其对政治反对派，太残酷，动辄灭门。孔子显然不喜欢我们的这一残酷政治的传统，因为“兴灭国”是他的理想之一。我们的网络言论，同样充满着不宽容或某种意义的残酷情感（鲁迅：“一个也不宽恕”）。文明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持续深入的情感交往而不是无法摆脱的残酷情感。 日本的政客，正在表演的这几位，似乎违反了日本“集体无意识”老人的提醒。我在东京近距离观察的印象，日本普通人保持着常识，或他们的集体无意识老人建议的那种生活态度：认真地活在当下，不预期有光明的未来，让以往由神占有的那张椅子永远空着，就那样空着。 作为对比，中国所处的亚洲大陆板块，如李四光所说，始终被洋底推挤着上升（所谓“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也就是说，这位老人（集体无意识）从来没有“日本列岛之沉没”那样的世界末日感。一个人，从小到大，始终很安全，过于安全，那么，在荷尔蒙“铁三角”里面，血清素（紧张感）的基础水平就会非常低，于是很少压抑另外两种激素的水平，也就是说，多巴胺（快乐感）和催产素（仁慈感）很容易激活（给点儿阳光就灿烂）。不难想象，我们这位活了至少五千年的集体无意识老人，最可能提醒我们的是：不要拿现在的任何人与事当真，王朝更迭多少次了？中国人还活着而且快乐。地球少了谁或多了谁，都如以往那样正常运转，一丝一毫也不会改变。 认真地活在当下，就意味着不能弄虚作假，因为你可能明天就死去，从而你错过了唯一的认真生活的机会。作为对比，我们中国人在深层心理就相信我们有太多机会认真地生活，以致当下的弄虚作假（放弃在当下认真生活的机会）不算有很高的代价。罗素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当代的人（爱屋及乌），不过他还是耐不过一位中国作家的催促，在《中国问题》里列出了我们中国人的三大缺点：1）冷漠，2）爱撒谎，3）自私。 关于罗素列出的这些缺点，我在另一文章里解释过，很大程度上，我们有这些缺点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阿伦特意义上的“公共生活”，中国人从来就有的，是梁漱溟所说的“家庭本位”的生活世界。现在，我可以提供“集体无意识”的解释：我们几千年不灭种，就是说，我们太安逸了，这些缺点，都是安逸的病。你不信？你自己问问活在你深层心理世界的那位集体无意识老人，注意，用荣格的方法（否则你听不懂他的发言）。 再写一段吧。后现代的知识状况与后现代的生活态度，海勒（就是我在搜狐博客自写文本里长期介绍的那位女性）根据她自己的经历（少年时期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侥幸逃生，青年时期与导师卢卡奇领导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年被“苏联”放逐海外，晚年担任纽约“新社会研究大学”阿伦特讲座教授）认为，在奥斯维辛和古拉格之后，不会再有宏大叙事。但可以有后现代人的责任感，就是仅仅对当下负责，对当前这一代人负责。因为，否则，你将没有机会负任何责。为了不在临死时懊恼，明智的态度是认真活在当下。海勒2000年的英文演讲稿（由“布达佩斯特小组”整理发表）“现代性的三套逻辑”，对经过反思的后现代人生态度（即对现代人生的后现代反思态度）有更新的解释。例如，她指出，现代人其实必须在两种想象之间保持日益难以保持的微妙平衡。这两种想象（imaginations）是：technological imagination，和 historical imagination。越是生活在技术想象占据主导的时代，人们的历史想象也就越觉醒，否则，就无法保持健康的心理结构。这样的两种想象之间的平衡，可解释“文明冲突”与“技术进步”共生的现象。 一旦某一种想象或倾向过于发达，例如，技术想象过分，则历史想象不得不反叛的时候，代表技术想象的政客，就会被赶下台，转而由代表历史想象的政客在舞台上表演。目前在日本，在我这样的旁观者的感受里，似乎是代表历史想象的政客当道的时期，只不过，他们表达的历史想象太激进，与他们正在衰老的社会经济状况，或迟或早要发生难以化解的冲突。但这样的政客之所以得势，不难推测，毕竟因为这样的想象迎合了这一代日本人对上一代历史的怀旧。 中国的痼疾是官僚政治，必革除这一痼疾而后才有阿伦特意义上的政治。官僚化，归根结底是韦伯所说的“技术理性”统治社会的结果。技术理性，哈贝马斯指出，是使“强权”获得合法性的基本方式。技术官僚的显著特征就是狂妄地宣布他们有能力预测、计划、控制、并创造美好的人类未来。这样自负的理性，一日不去，中国政治就一日无希望。我很高兴地获悉，新的领导人试图革命性地压缩官僚机器的规模。 下一篇：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落实问题 你发文-我发文-大家都发文 你开会-我开会-大家都开会 谁来落实

财新12月10日发表西南财大中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调查报告，很详细，贴在下面。此外，12月9日财新报道西南财大这一研究机构的数据分析表明，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是对收入不平等的重要贡献因子。这份报道，我也贴在下面。 另转贴CIA发布的全球基尼系数排行榜，超过中国（0.61）的只有下列六个国家（第七是海地）： 农村家庭教育差异导致的收入差距可达八倍 2012年12月10日 16:43 来源于  财新网  |  评论（ 9 ） 当户主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时，农村家庭的年收入为12.52万元，约为户主学历为小学及以下农村家庭收入的7.88倍，对于城镇家庭，此项比例约为4.41倍 　　 【财新网】（记者 张焕平） 12月9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指出，无论是农村家庭还是城镇家庭，教育差异导致的收入差异明显，家庭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收入也越高。 　　报告中的调查数据显示，当户主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时，农村家庭的年收入为12.52万元，约为户主学历为小学及以下农村家庭收入的7.88倍，对于城镇家庭，此项比例约为4.41倍。 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情况 　　基尼系数是经济学用于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基尼系数越大，说明居民收入差距越大。 　　比较不同学历家庭的收入差距可以发现，学历越高组内收入差距越小。户主学历为小学及以下家庭间的收入差距最大，基尼系数为0.58；而户主学历为本科及以上的家庭间的收入差距较小，基尼系数为0.46。 按教育分组的基尼系数 　　上述数据标明教育水平差异对收入差距存在较为明显的影响。 　　报告称，中国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在全世界处于较高水平。长期来看，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可以有效降低收入差距。 提高受教育水平与收入不平等 　　教育不平等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对基尼的贡献大致在13%左右。粗略估算，如果教育的边际回报不变，将受教育水平提高到OECD国家平均水平，我国的基尼系数将降到0.44，而如果提高到美国的水平，我国的基尼系数将降至0.42。 本文网址:  http://special.caixin.com/2012-12-10/100470729.html  西南财大发表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 2012年12月10日 13:49 来源于  财新网  |  评论（ 37 ）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显示，当前中国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基尼系数高达0.61，世所少见；根据各国经验，政府在降低收入差距方面大有可为     由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执行完成的《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于12月9日公开发布。在政府部门停止发布全国基尼系数十年后，此项民间性质的关于居民收入情况及差距现实的调查显示了独特的参考价值。     该中心是西南财经大学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共同设立的公益性学术调查研究机构。财新网现征得该中心同意，全文转发此报告，以利各界进一步分析和评价。 ——编者     一、中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及分解 　　（1）中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经济学用于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基尼系数越大，说明居民收入差距越大。 　　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计算 ，2010 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 0.61，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 0.56，农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60。 　　东部地区基尼系数为0.59，中部地区的基尼系数为0.57，而西部地区的基尼系数较低，为 0.55。 　　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在全世界处于较高位置，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年全球基尼系数平均为0.44。 　　2.基尼系数的分解 　　根据收入的来源对基尼进行分解，观察每一部分收入对整体基尼系数贡献率。总的来看，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工商业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这三项收入对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分别为49.3%、17.4%和23.3%。 　　比较各项收入占比与对基尼系数的贡献，如果某项收入对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大于其占总收入的比重，则说明该项收入拉大了总体收入差距。比较后，可以发现工资性收入、工商业收入、投资性收入的差距拉大了总收入的差距；农业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缩小了总收入的差距。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为41.9%，但对基尼系数的贡献却达到了49.3%。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家庭的农业收入占比为 36.4%，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却只有22.4%，增加农村居民的农业收入可以减轻农村收入不平等状况。 　　二、 家庭收入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 　　1. 转移性收入拉大城乡差距 　　根据CHFS的数据估算，2010年中国城镇家庭户均可支配收入为7.2万元，是农村家庭的2.5 倍。从各项收入对城乡差距的贡献来看，生产性收入的差距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其中工资性收入和农业生产收入贡献了27%，这反映了农村的劳动生产回报率远低于城镇。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退休金收入的差距占城乡家庭收入差距的25.3%，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拉大了城乡差距。 　　与城镇相比，农村的养老保险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根据CHFS报告显示，2010年农村户籍人口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仅有34.5%，而城镇户籍人口的养老保险覆盖率则高达87.0%。并且领取了养老保险和退休金的城镇家庭的年退休、养老金收入为3.3万元，而农村只有1.2万元。     图 1是城乡的收入结构比较，反映家庭来源占情况。 由图可知，工资收入和农业分别是城乡家庭来源的主要部分。 　　2. 东、西部收入差距来源于市场经济发达程度差异 　　总体来看，东部家庭与中、西部地区家庭收入差距明显，东部家庭总收入是中、西部家庭的 2.7倍左右，中部和西部家庭收入差距较小。表5按照东、中、西部地区划分的家庭收入进行了比较。在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家庭平均工商业收入为2.2万元，是市场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的9倍左右。 　　东、西部差距主要源于工资性收入和工商业收入，其中工资性收入的差距贡献了东、西部差距的41%，工商业收入贡献41.7%。其次，转移性收入的差距也贡献了东、西部差距的17.5%；而农业收入则减小了东、西部差距。     图2比较家庭收入结构的区域性差异。东部工资占高于中、西 比较家庭收入结构的区域性差异。东部工资占高于中、西 比较家庭收入结构的区域性差异。东部工资占高于中、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的农业收入占比较高。 　　三、 低收入家庭的特征 　　（1） 农村贫困家庭低收入原因多元化。 　　造成农村贫困家庭收入较低的原因很多，综合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户主身体健康状况较差是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的重要原因。健康水平较差的农村家庭，其收入水平不容乐观，根据CHFS的调查，户主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家庭，其家庭年收入为 12960元，是户主身体状况良好家庭的1/3。 　　其次，没有社保是农村贫困家庭境况得不到改善的重要原因。由下表，有养老保险和退休金的农村家庭是没有养老保险的家庭年收入的1.8倍左右，而有医疗保险的家庭年收入是没有医疗保险的1.4倍左右。 　　最后，农村家庭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也是导致收入较低的重要原因，从数据来看，农村教育差异导致的收入差异很明显，家庭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收入也越高。 　　（2）低教育是导致城镇贫困家庭收入低的关键 　　对于城市贫困家庭，收入较低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根据CHFS的数据来看，户主未完成义务教育的家庭，其年收入为2.6万左右，约为户主学历为本科及以上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一。 　　四、 如何解读高基尼系数 　　从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市场经济的特点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再分配前的高基尼系数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常见现象，是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自然结果。 　　1.

逝者 — 赫希曼（ Albert Otto Hirschman ） 汪丁丁 原载《新世纪周刊》2012年12月23日“穿越边界的思想者”。              在一贯缺乏反思能力的经济学界，他最著名的作品是 1970 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退出、声音与忠诚》（“ exit, voice, and loyalty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在本质上要求保持反思性的思想史学界，他最著名的作品是 1977 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激情与兴趣》（“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在具有强烈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社会哲学界，他发表的每一篇作品都被反复地研读，他是公认的“ deep thinker ”（深刻的思想者）或“ a great intellectual of the 20 th century ”（二十世纪的一位伟大知识分子）。他最喜爱的思考，是“跨学科思考”。他说过，“被限制在任何特定领域里，我都会很不幸福。”他晚年发表的自传性文集，标题就是“穿越边界”（《 Crossing Boundaries 》， MIT Press ， 1998 ）。他喜欢研究语言的符号涵义，例如，他读美国“独立宣言”里写的基本权利：“生命、自由、幸福的追求”（ life, liberty, and pursuit of happiness ）读出来另一番思想：“生命、自由、追求的幸福”（ life, liberty, and happiness of pursuit ），后者，对于发展中的国家和个人而言，意味着更重要的事情往往不是被认为“幸福”的一些目标而是“追求”过程本身产生的幸福。赫希曼的这一思想显然对他的前外甥女婿阿马蒂亚 – 森（ Amartya Sen ）产生了影响，并由此影响了森 1970 年代的学术友人铃村兴太郎（ Kotaro Suzumura ）。今天，这是社会选择理论家的常识：假设有两种分配过程，（ 1 ）由父爱主义的家长为子女们切分蛋糕，和（ 2 ）由子女们自己切分蛋糕，又假设分配的结果一模一样，那么，子女们仍从（ 2 ）获得比从（ 1 ）更大的幸福。为什么？因为，给一个人独立选择的机会，哪怕是犯错误的机会，比选择什么更重要。这是赫希曼 1989 年 AER 论文的标题，“ having opinions —one of the elements of well-being? ”人们可以仅仅因为拥有自己的观点而感觉更好。             迟至 41 岁， 1956 年，赫希曼才成为一名学者，在耶鲁大学。此前，他是反法西斯战士，在纳粹统治的法国境内，他帮助一名美国人组织秘密偷渡，使两千多名犹太人成功离开法国，这一行动于 1991 年被美国政府承认为是“英雄的行动”。更早， 1935-1936 年，那时他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作为志愿者，他进入西班牙参加了共和派分子对佛朗哥将军独裁政变的绝望抵抗，在西班牙的这段经历使他后来能够帮助法国的那些犹太人穿越比利牛斯山脉进入西班牙，再辗转偷渡至葡萄牙。再后来， 1938 年，他在意大利完成了自己的学业，成为经济学博士。五年之后， 1943 年，他在《 Journal of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发表了一篇论文，即后来被广泛称为“基尼系数”的“赫希曼指标”（“ on measures of dispersion for a finite distribution ”）。 1964 年，赫希曼在 AER 发表了一页纸的澄清文字，标题是“ the paternity of an index ”（一项指标的父权认证）。据此，我们得知，基尼系数并非基尼发明的，也不是赫芬道尔重新发明的，而是赫希曼发明的。             他 1915 年出生于柏林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 18 岁的时候，赴巴黎，在索邦大学读书。那是 1933 年，纳粹主义思潮开始席卷欧洲。他晚年诉说自己的生平，最深的感受是：社会科学，切忌以一般原理代替实地考察，切忌如自然科学那样自负地信任数学定理。他回忆，社会科学在几十年里无法解释纳粹现象，因为，理论模型只能容纳既有的各种可能性而不是“新发生的各种可能性”。青年赫希曼有一种卓越的实践感，这使他比其他人更早预见到纳粹的崛起及其灾难性后果，根据传记资料，这是促成他及时赴巴黎求学的重要因素。历史是一连串“黑天鹅事件”，赫希曼从来就这样认为。他说他对统计显著性不感兴趣，因为，真正重要的，都是“例外”，希特勒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外。他又说他相信一切好事情的发生，总伴随着特别不寻常的情境，绝非统计显著事件。赫希曼的这些见解，收录于 1993 年他在意大利接受的一次记者访谈，英译本就是 1998 年出版的“穿越边界”。             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思想者，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将于 2013 年出版“ Worldly Philosopher: the Odyssey of Albert O. Hirschman ”（我倾向于译为“面向现实世界的哲学家：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赫希曼 1974 年加入这所高等研究院，在那里，他与著名的人类学家吉尔茨（ Clifford Geertz ）共同主持“社会学研究”并由此创立了高研院最具特色的跨学科氛围。在他去世的第二天，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当代领袖博伊特克（ Peter Boettke ）写了一篇纪念短文，虽然，赫希曼的思想与奥地利学派的自由市场倾向差异颇大。在这篇短文里，博伊特克赞叹不已的，是赫希曼文字的简洁与深刻，他认为这是一种罕见的禀赋——“ the combination of easy reading and deep thinking is a rare gift ”。阅读这样的文字，你很容易受到激发去思考那些最重要的问题。             诺贝尔奖错过了赫希曼，这是诺贝尔委员会的遗憾。在赫希曼获得的许多其它奖项里，有这样一项，被亲切地称为“ Albie ”，授奖的唯一理由必须是：不论是专著还是杂志随笔，这些文字的特征在于，读者只要读了，就不可能再用以前的眼光看世界。 上一篇： 反大赦贪官论 下一篇： 中国基尼系数全球第七高 官员财产公开的有效性敏感依赖于舆论监督特别是新闻自由 教育平等缩小收入差距

反大赦贪官论 汪丁丁            我仔细倾听了主张大赦天下贪官的学者的论证，不论是事实还是理论，不令人信服。我仔细想了这部分学者为何提出这一主张，大致想清楚了一些理由。我写这篇文章，主旨是要论证（1）历史是一连串黑天鹅事件。在黑天鹅事件发生之前，多数人不相信它可能发生。（2）大赦贪官不是一项正确的反腐败政策。（3）不仅如此，而且若果真实行这一政策，我们将再一次错过走向政治清明的机会。（4）正确的政策，不能以“法治”的名义束缚自己——要学习纽约市长 Rudy Giuliani 八年降低重案60%以上的经验。有效的反腐败，从来都是抓住一个惩办一个。哪怕是随机地抓住，大多贪官的暴露都是随机的。说到这里，我要批评提出大赦贪官这类愚蠢建议的学者们 ，我的批评概括如下：主张大赦贪官的学者，首先并非尊重常识，其次缺乏政治想象力，第三并非对各国历史深思熟虑，第四囿于知识而疏于实践智慧。 上一篇： 丁丁新作 逝者—布坎南 要政治家，不要政客。 下一篇： 丁丁新作 —逝者 —赫希曼 Albert Otto Hirsch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