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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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12月8日，由朝鲜革命者文正一率领的朝鲜义勇军第五支队30余名干部进入吉林省延边地区，开始筹建延边朝鲜义勇军办事处。几乎与此同时，义勇军第三支队抵达哈尔滨，第七支队抵达吉林市。跟在这三支先遣队伍后面的，是将近7000名来自延安和八路军太行山前方总部的朝鲜族抗日勇士。他们奉朱德总司令于1945年8月11日12时在日本投降前夕紧急发布的第六号命令，在沈阳集结，整编为七个支队，准备进入朝鲜，或用朱德在第六号命令里的说法：“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 出版日期：2003年04月05日 本文见《财经》杂志 2003年第7期 封面文章 当期杂志 　　负责执行朱德第六号命令的是长征干部，朝鲜族老共产党员武亭。朝鲜义勇军的党的政委，是国共双方都给予支持的“朝鲜独立同盟”领袖朴一禹。在武、朴领导下而承担先锋之责的文正一，原名李云龙，朝鲜族，1914年出生于吉林珲春。1934年在南京参加朝鲜民主革命党的组织“十月会”并任组长。1938年在武汉参加朝鲜独立同盟并参与组建“朝鲜义勇队”，任义勇队第二支队二分队队长。1939年在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任朝鲜义勇队队长。1942年参与筹建“华北朝鲜独立同盟”并任秘书长，并由此于1942年当选为晋绥边区参议员。 　　当时的一段历史插曲是，苏联远东军长驱直入中国东北，并且在朝鲜和中国交界处，禁止执行朱德第六号命令的7000名义勇军战士进入朝鲜半岛。这样，由金日成上尉率领的苏联红军朝鲜支队数十名战士，便随苏军中将史蒂科夫接管了朝鲜北部。 　　自近代以来，朝鲜半岛在大国政治博弈里经常充当“棋子”或“弃子”的角色。1895年清政府甲午战争失败，签订“马关条约”，把对朝鲜的保护权让与日本。1897年朝鲜国王李熙试图独立，改国号为“大韩帝国”，但紧接着就被当作日俄战争日本一方的“战利品”，在1905年“乙已保护条约”和1910年“韩日合并条约”中丧失了名分，废“大韩帝国”，改称“朝鲜”。之后，日本人于1919年毒死国王李熙，引发了有数百万韩国民众参与的“三一起义”。  　　1919年4月韩国独立运动领袖们流亡到上海，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1921年，被推为总统的李承晚因“不堪调和临时政府内部冲突”，出走美国不归。1926年，爱国领袖金九出任“国务领”，在其后几十年里领导了上海和重庆的“流亡政府”。金九早年刺杀日本中尉土田，1932年又策划了上海虹口公园炸死侵华日军总司令白川大将的行动，深得国共两党和韩国义士的敬重。1945年11月，周恩来和董必武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设宴欢送金九政府返回朝鲜。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朝鲜族老党员韩斌，于1936年在南京领导朝鲜民族革命党党内组织“十月会”的改组，改组后的组织名为“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前卫同盟”，开始在韩国独立运动中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文正一是1934年加入朝鲜民族革命党的，故而1936年成为中共在朝鲜独立运动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中央军校（即“后期黄埔”）在培训金九策划成立的“光复军”干部的同时，还在湖北江陵设立特别班，培训文正一带领的上百名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前卫同盟的干部。1938年，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这批干部没有去延安，而是到武汉创立了“朝鲜义勇队”（即后来的朝鲜义勇军）。1939年，文正一受命担任八路军洛阳办事处朝鲜义勇队队长职务，除负责敌工工作，还负责审查甄别从抗日前线向中共诸根据地转送的大批朝鲜族革命青年。 　　不难想像，1945年的朝鲜半岛，在美日苏中大国博弈的复杂格局里，实在难以获得“独立”。1948年8月15日，李承晚在无强劲对手参选的情况下成为“大韩民国”总统，美国立即予以承认。同年9月9日，金日成也入主平壤，宣布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诞生。11月8日，延边专区专员文正一率领“中国朝鲜人代表团”前往祝贺。 　　然而，韩国半岛的政治权力并不能和平分享。1949年，“大韩民国”总统李承晚因怕总理金九统一南北朝鲜的努力和声望，派特务将其暗杀。1948年秋至1950年春，由原朝鲜义勇军和原抗日联军的五万名朝鲜族解放军战士组成的三个整编师，陆续从延边进入朝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归金日成指挥。义勇军司令武亭后来曾担任朝鲜国防部长，而朴一禹后来亦成为金元帅的“次帅”。 　　1950年12月下旬，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金日成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受到批判的武亭、朴一禹等人离开职位。后来武亭在朝鲜一个偏远农村贫病至死，而朴一禹则被判处死刑。 　　1950年下半年，文正一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担任志愿军保卫部副部长。抗美援朝结束后，他没有留在朝鲜，坚决要求返回中国，参与刚刚组建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任职国家民委财经司。在其后的近半个世纪里，文正一多次向来自朝鲜的老朋友伸出援手。 　　多年之后，文正一委托其妻，赴朝鲜探望几位老友的遗孀。沧桑重重，老友之间竟至无言以对，沉默了半晌，洒泪告别。 　　1979年，经胡耀邦亲自过问，文正一出任国家民委副主任。他还被选为五届政协常委，并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当选中纪委委员。 　　文正一以平易和务实的作风著称。他刚正不阿，童真未泯——正是这样的品德和性情，使得文正一为党内同志所敬重，为亲友们所爱戴。■ 继续阅读,请  查看全文 , 新用户请  注册

新闻工作者对社会失衡的抗争 2013年11月04日 12:44   分类： 未分类   阅读： 2,525   评论： 37 失衡社会常常出现这种系统性的扭曲：公权滥用权力，企业勾结权力，媒体丧失操守，形成一个狗咬狗（dog eats dog）的循环，谁都不干净，孰为强者孰为弱者，随时易地而处，最终输出一个失衡的结果：板子打在一方，谁离权力最远谁成为牺牲品。 狗咬狗一嘴毛，新闻工作者如何自处？ 讲法律，要讲罪与非罪，有法学家在，我不多说。 讲道德，我引用两段话： ——康德的道德律令：“要只按照你能够同时愿意它也应该成为普遍规律的那个准则去行动” ——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应把大家聚集到幕布之后，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走出幕布将有什么样的社会角色，然后再讨论应如何对待某一个角色。无知之幕的好处是不会因为既得利益而给出不公正的意见，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来的位置，将来最弱势的角色因此能得到恰当的保护。 讲现实，新闻工作者不能决定生存环境，但可以决定自己对生存环境的反应。独立的新闻操守不是决定新闻报道空间大小的惟一和最重要的要素，但只有它掌握在新闻工作者自己的手中。新闻工作者不能根据沧浪之水的清浊来定行止，操守应该如一；即使只讲利害，形势越险恶，就越有必要保持职业操守。 新闻工作者最好的履职手段，同时也是最好的自我保护工具，是准确和全面的报道。准确带来客观，全面带来平衡。这是新闻工作者职业生涯的起点。准确和全面的报道，出自新闻业的基本职业训练，更出自独立立场，出自不受权力、金钱和关系左右的新闻操守。无论何时何地，包括在今天的中国，知易行难。同行们想必跟我一样注意到，人们珍视新闻自由，却常常并不尊重新闻工作者。这并不悖谬。言论固当自由，掌握言论枢杻的人更有责任呵护自由。 参与狗咬狗，不可能是对狗咬狗游戏的抗争；推进法治进程，为社会建衡立范，打破狗咬狗的循环，才是配得上新闻工作者这个职业的抗争。 【舒立观察】新闻寻租不可恕 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3年第42期 出版日期 2013年11月04日 |  评论（ 430 ） 新闻媒体身为公器，使命重大，无论现实有多艰难，新闻寻租绝不可恕 　　直到现在，人们还是无法得知《 新快报 》记者 陈永洲 被拘捕事件背后的全部真相。不过，始于10月22日的这起事件，在舆情的一波三折中戏剧性展开，其间所曝光的事实充满反讽却不容回避。应当承认，我们面对的是一起相当复杂的、涉嫌新闻寻租的严重事件。当前仍有一些声音，事实上在回护涉事记者和媒体。我们认为，新闻媒体身为公器，使命重大，无论现实有多艰难，新闻寻租绝不可恕。 　　陈永洲于10月18日被长沙警方拘捕，消息至22日见之于世。当晚，《新快报》在微博支持记者，并在此后连续两天以罕见的头版特大字号刊文，发出“ 请放人 ”和“再请放人”的呼吁。这显然是以一家日报的信誉背书，也必然地获得海内外广泛同情支持。《新快报》的官方背景，加上北京一些官方机构的表态，更使人以为陈被拘很可能是一起即将纠偏的重大错误。 　　然而，三天之后，舆情骤变。陈永洲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中现身，承认自己受人指使、拿人钱财、行事不端。虽然央视在报道公安机关审讯结果时，缺乏辩护人的意见相平衡，处理有失粗糙，但陈永洲承认收受逾50万元“费用”的供词仍使人震惊。此后，舆论场上对法律程序环节的检讨批评仍在继续，不过，随着《新快报》迅即道歉、 羊城晚报集团 派出整顿小组、广东新闻出版广电局做出初步处理，陈永洲事件已无可争议地成为新闻界丑闻。 　　事件真相仍在展开，应继续昭告天下，特别是陈永洲身后的利益链必须查清。而且，如一些论者指出，湖南警方的行为仍有诸般可质疑之处，例如，乘相关企业的车辆办案，有违避免利益冲突的基本原则；在拘捕陈永洲之后，也未及时有效保障当事人聘请律师等权利；陈被指控的“ 损害商业信誉罪 ”弹性较大，向来容易被滥用；陈永洲涉案行为涉及其职务行为，目前的调查仅仅指向记者个人；等等。很显然，此事涉及商业规则、法律程序、新闻伦理和寻租违法等，问题复杂缠绕，需要在获知全部真相的基础上全面检讨。法学界论者在事件中更关心司法程序正义，也可理解。 　　不过，陈永洲事件中暴露出的基于新闻报道权、记者监督权的权钱交易，已足以使人痛心疾首。无论愿与不愿，应当承认这是丑闻，其实不啻于新闻界一次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自我戕害，受伤最深的是矢志公义、推动社会转型进步的新闻事业。新闻界同仁只有自律自省、直道而行，才有可能挽回这一信誉损失。 　　众所周知，新闻媒体关乎言论自由，司法部门关乎社会公正，在转型社会均扮演着异常重大的职责。与全球同行一样，中国媒体正经历从 传统媒体 到互联网时代的艰难转型。基于现实国情，中国新闻人又有着国外同行无从感受的艰辛，其压力是双重的。但这种艰难，正凸显了中国新闻界坚持、发展、成长的使命。而且，惟其如此，公信力已成为中国媒体最可依赖的保护，而公信力首先来自报道内容的客观公正。 　　近年来，不少中国媒体官司缠身，麻烦不断。纵然自身报道符合专业标准，尚可能遭遇种种横祸；若自身行为与“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背道而驰，失去公信力却不以为意，则这个行业将完全失去生存的底线。当今中国新闻人格外需要自尊自强自爱，遵从“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这一原则是立身之本。 　　陈永洲事件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显现出新闻寻租的某种深层关系。央视经过精心剪裁的镜头显示，陈永洲之“受人指使”，至少与一位曾在其他媒体供职的前记者相关，整个过程显然是一个涉入业内的交织链条。 　　此外，在《新快报》，很难想象一个普通记者能够连续十数次发表对同一企业的重磅批评性报道，而没有编辑部的支持、指导与协助；而且，当陈永洲因个人举报和微博披露中联重科的问题被对方以微博斥为“舆霸和打手”后，不足一个月，即8月7日，陈与《新快报》即以名誉侵权在广州兴讼。据此回溯，陈永洲10月18日被拘或事发突然，但《新快报》23、24日连续两天呼吁“放人”“再放人”，个中原因或相当错综复杂。 　　央视报道展示部分真相后，该报做出“对稿件审核把关不严”的致歉，给人的感觉不仅是隔靴搔痒，更像是文过饰非。至此，其自我标榜的“两根穷骨头”已成辛辣的嘲弄，不仅使整个中国新闻界蒙羞，也使该报坚守新闻理想与职业操守的同仁受创。此一事件理应严肃追责，相关主管部门也应有所承当。此外，陈永洲丑闻背后究竟有何内幕，是谁在指使和操纵整个事件，也必须彻查并依法处理。 　　应当看到，陈永洲事件令人痛心地折射了我们这个行业的积弊。和转型期的其他行业一样，中国的 新闻寻租 并不是个人操守有亏的偶然发作，而是存在于相当一部分新闻机构和媒体人的顽疾。媒体本为社会公器，新闻界不是“升官发财”的通道。但由于体制机制原因，多数媒体又有官方背景和政府隐性支持。因此，倘缺乏自律与他律，媒体很可能在市场与权力之间“套利”。在一部分媒体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有的拉广告不成，便以揭露真相为名，做选择性负面报道；有的自觉充当公关工具，深深卷入利益输送。此类以“新闻寻租”为特征的“商业模式”不仅不是秘密，还常常成为一些人私下炫耀的资本。 　　如果放任这种寻租行为蔓延发展，则无法期待中国新闻业的健康成长，还会给整个中国社会、特别是市场体制建设和商业文化培育，带来极大破坏。财新此前曾发表长篇报道《 达芬奇案中案 》《 IPO有偿沉默 》《 删帖生意 》等，引起巨大震动和广泛回应。此次陈永洲事件若能深入调查、完整披露、严肃处理，将是更为可贵的反面教材。 　　目前，陈永洲已因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被批准逮捕，《新快报》领导班子也被调整。巧合的是，英国《 世界新闻报 》窃听案刚刚开审。在记者节即将来临之际，发生丑闻令人格外遗憾，不过，对丑闻的应对和处置对未来更有意义。经济学证明，消除“价差”才能杜绝寻租。中国媒体缺乏独立客观的土壤，导致价值混乱，逆淘汰现象突出，除行业自律，最终还是需要健康的法律和竞争环境发展成长。政府应当给予媒体更多的空间，对记者的合法权益给予充分保护，使新闻人自尊自持。 　　无疑，这有赖于新一轮全方位改革。而我们，则应从自己脚下做起。■ 　　 （本文为2013年11月4日出版的财新《新世纪》周刊第42期 社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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