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吴稼祥：十八大后政治出现三个20年未有过的特点 进入专题 ： 政治体制改革    ● 吴稼祥 （ 进入专栏 ）   　　 　　编者按：2012年12月16日，由凤凰网与凤凰卫视联合主办的“改革新动力——凤凰财经峰会”在京落幕。在当天的“新政满月”闭门午餐会上，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著名政治学者、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著名政治学者吴稼祥，著名经济学家、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许成钢等就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后掀起的改革新风展开讨论，并展望了未来政治体制改革新路径。 　　凤凰网《大学问》陆续推出四人主旨演讲，今天推出第一期：《吴稼祥：十八大后政治出现三个20年未有过的特点》。吴稼祥认为，十八大后中国政治出现了三个20年来没有出现过的特点，“从习总沿着邓小平南巡路线考察，我看到了整个决心：中国改革的第三波启动了”。他还指出，只有选举才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并描绘出路线图：划区选点，逐级直选，自下而上，小步快走，由点到面。 　　 　　吴稼祥：我先介绍下自己，淡出公共视野比较久了。我是北大经济系1977级学生；毕业后分到中宣部理论局；1983年6月进入书记处办公室，邓小平1986年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当时书记处成立了一个政治改革研讨小组，我是副组长。 　　先谈一谈十八大后这一个月来的新政，这一个月来的表现，我的主要观点就是“拨乱反正”，基本上可以用第二次“拨乱反正”来形容，是柔性的“拨乱反正”，不是生猛的，因为吸取了过去的教训，改革搞得越急容易翻船。拨什么乱？反什么正呢？ 　　昨天，我们一位老师讲了个观点，他告诫我们的同学，必须做到县委书记以上，才能考虑做省委书记。这话暗含着批评，连县委书记都没做过，能在上面做决策吗？我绝对不相信，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现在提拔的人，很多都是在基层干过的，比如新提拔上来的中办主任，就是从县里上来的。 　　再一点，习近平能做总书记，我认为就是最大的拨乱反正。为什么这样讲？首先他的父亲是党内有名的英雄好汉，可以与彭德怀相比，仗义执言，为民请命，两肋插刀，是这么一个人。而他这个人也不是搞阴谋诡计、不是两面三刀、搞交易上来的，是靠自己苦干上去的。这就是自信的最大来源。政治一般都是黑暗、肮脏的，他上去的这条路应该给这个国家、给老百姓最大的自信。就是说，好人也可以从政，而且可以登峰造极。对整个社会风气，会有好影响。 　　这一个月我感到很欣慰的就是，坏的政治在减少。为什么网络上一检举，马上就处理，这些都是风格改变了，现在的环境不是老环境了，你要不做，后面在看着你，到底做不做？这一点我认为是风气改变了。 　　据我观察，这20年来，凡是假改革都喊着改革，真改革不是很高调。 　　现在的政治出现三个20年没有出现过的特点。第一，三十年来第一次出现“天下定于一尊”的局面，总书记一上台就掌握军权，军队的权力是黄金储备，其他权力是纸币，没有军权，其他权力都会通货膨胀。避免出现总书记被免的情况。这一点值得庆贺，改革没有权威是不可能的。 　　第二，总理和总书记想法和路线高度一致，而且是总理先把改革的调子说出来，这是非常好的局面。 　　第三，老人干政的现象基本结束了。这一点很重要，老人干政，会出现最高名义权威与最高实际权威分裂的局面，最高名义权威做出的任何决策，都可能不是最终的，可能被流产。而且由于名不正言不顺，最高实际权威（老人）不能频繁干政，非要促进危机产生，才出来干预，后果会很严重。 　　所以应该说现在的局面是不错的，这是我对十八大的简单看法。 　　关于政治改革，我说两句。我们只有一个结论，离开选举都不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只有选举才是真正的政治改革。怎么做？我觉得还是用“两试法”：试点和试错方法，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沿用经济改革的方法，划出特区，从村级开始选举，一年后普及到乡镇一级，再一年到地市一级。其路线图，是20个字：“划区选点，逐级直选，自下而上，小步快走，由点到面”。这样，可以减少社会震荡。 　　我透露一个机密，这个事情很多年我没有说，1989年5月19日，我去政策研究室看望一位领导，他和我说了3件事，其中一条说，“紫阳同志跟我讲过，我们的动作太慢了，如果政治改革能够做下去，打算用五年把直选从村级推到地市一级”。他说，他如果出意外，授权我对外公布。他现在健在，我第一次公开说这件事。 　　我相信这句话，温家宝也经常说“人民能管好一个村，就能管好一个镇，管好一个县，甚至管好一个地区”，说的就是这个选举。我相信这个观点，习总书记也不陌生。中央政策研究室现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曾经就是1986年书记处政治改革研讨小组成员。 　　可以这么说，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的遗志，胡耀邦的遗愿，赵紫阳的遗恨，是他们那代领导人对新一代领导人的遗嘱。 　　我相信，他们能很好地执行整个遗嘱，从习总沿着邓小平南巡路线考察，我看到了整个决心：中国改革的第三波启动了。 进入 吴稼祥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体制改革   

邹广文：建设“文化中国”的几点思考 进入专题 ： 文化中国    ● 邹广文   　　 　　文化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精神纽带。回首20世纪以来的百年中国的文化发展，可谓经历了太多的辛酸与坎坷，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被边缘化，与上下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悠久历史不相匹配。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相对于我们在经济上所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文化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距离党中央提出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目标还很远。尤其是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的不断推进，国与国的竞争日趋呈现为文化品牌、文化产业的竞争。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提升我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文化形象、打造“文化中国”，以期赢得真正的文化竞争力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便成了下一个30年中国发展进程中国人的共同期盼。2011年召开的中共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更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发展目标，把文化发展繁荣提升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战略高度，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自觉的重要标志，也为未来“文化中国”的历史实践明确了方向。 　　 　　一、提出“文化中国”的时代语境 　　 　　我们这里所讲的“文化中国”，是指在全球化语境下，着眼于和谐社会的建构与发展、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的打造以及全民族现代人文素养的提升所实施的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文化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实践的核心发展目标。一个民族的文化影响力是最深远最恒久的影响力，不同的文明形态是区别不同民族的最本质的东西，是民族性格的最本质的体现，自觉把建设“文化中国”作为今后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用“文化”向世界说明中国、展示中国坦然和自信的文化气度，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不容回避的艰巨使命。 　　显然，今天我们提出建设“文化中国”，是基于30余年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发展的经验与教训而做出的战略选择。我们已经走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阶段，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需要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通盘审视未来的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提出建设“文化中国”，标志着中国社会发展正在进一步走向自觉，当然这也昭示着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自觉。 　　首先，“文化中国”是对“唯经济论”思维模式的纠偏。 　　回首30年中国的发展我们看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似乎成了我们不变主题，“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更成了唱响神州大地的耳熟能详的口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侧重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并期望以经济改革为突破口进而带动全社会的改革，这种改革模式的确带来了中国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我们取得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但相对而言，中国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的改革，我们则没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关注。我们总是在关注GDP总量、工业总产值、人均收入水平等等。不容否认，在各级政府的实际决策中，确有把经济发展这个手段异化为最终目的的倾向，使得经济增长手段掩盖了社会协调发展的目的本身。 　　但须知量的提升并不能等同于质的飞跃，经济增长更不能简单等同于社会发展。严酷的现实已经表明，如果没有社会、政治、文化等多维发展的协调，经济发展很有可能成为少数富人的盛宴，大多少人在充当廉价劳动力的同时并不能提高自身的幸福感，社会公正将遭遇空前的挑战。所以我们提出建设“文化中国”，就是首先要纠正这种不问社会发展方向的“唯经济论”思维定式，在价值层面去自觉追问：中国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具体说要把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落到实处，着眼于每个国民身心发展现状的改善，要把如何切实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让全体中国人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让全体国民活得更有尊严更有意义。文化不是经济发展中的配角，更不是发展的手段，而是社会发展在精神境界层面所追求的目标。拥有自觉的文化价值导向将赋予社会发展以一种人性的、目的性的关怀，为破浪前行的“中国航船”提供一种动力源。 　　其次，在全球化时代发展的今天，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与经济发展不相匹配。 　　在当今的世界舞台上我们看到，一个民族的文化影响力是最恒久最深厚的影响力，文化更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但严酷的现实是，当代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与我们的经济发展不相匹配，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文化现代化研究》的研究分析，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指数在全世界排名仅为第7位。我们暂且不论现有的文化排名是否借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光，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福，单从排名先后来看，中国文化影响力指数与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前景以及中国发展理念和模式日益扩大的影响是很不协调的。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却是一个文化产业小国，30年来，我们的文化产业出口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中国的文化产业才刚刚起步，缺乏国际竞争力，我们少有文化精品产生世界性影响。在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等方面我们还缺少原创性的、富有震撼力的成就。总之，相对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任重道远。长此以往我们不难想象，外来文化不仅会大举占领中国文化消费市场，更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文化安全。 　　再次，我国的文化发展形势严峻，文化生态环境亟待优化。 　　从文化哲学角度来看，“文化生态环境”是指由构成文化系统的各种内、外在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关系。文化生态是一个比自然生态更为复杂的系统，它主要包括人的思想道德素养、科学文化素质，历史文化传统，外来文化以及文化创新等要素。 　　建设“文化中国”尤其需要培育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但环顾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现实我们却看到文化生态的失衡–民族传统文化常常被“戏说”，原生态的民族文化亟待拯救，高雅文化、精英文化市场日渐萎缩，感性娱乐文化则大行其道。在市场杠杆的驱动下，我们更多的彰显了文化的娱乐、实用与经济功能，而对文化的最核心层面即人文价值诉求、人的心灵建构等方面的关切不够。文化低俗化倾向日趋严重，无底线娱乐狂欢正在毁掉我们的大众文化，在娱乐化消费中造就着人们对历史的轻浮态度，而缺乏严肃与敬畏之情。 　　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文化中国”的提出要求人们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体现人文关怀。文化的发展不仅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合理的价值观念，同时规范着市场经济的运行秩序。文化发展需要激浊扬清，为子孙后代负责，为民族文化的未来负责。 　　 　　二、“文化中国”告诉我们什么? 　　 　　的确，培育“文化中国”、以文化的方式向世界说明中国，这是一个大题目，甚至说是一个系统工程。改革开放以来，向世界传递中国的文化价值，展示中国的文化形象，这已经成为我们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议题。我国领导人讲到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时也都强调，当代中国的发展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一脉相承的。1997年11月江泽民主席在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讲和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耶鲁大学的演讲的主旨，都是阐述中国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人文价值就是“和而不同”、“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是中国未来和平发展战略抉择的文化之魂。找到了中国文化的价值之源，我们未来文化实践才拥有了目标与方向。 　　笔者认为，我们这里对于“文化中国”的理解，应体现以下三个方面的价值关切： 　　第一，“文化中国”不是简单地向后看或历史怀旧，而是指向中国发展未来的，所以要培育“文化中国”的现代视野。 　　我们如果把中国文化放在进一个世纪以来社会生活变化的总体环境背景中加以定位，则会看到文化中国在现实实践展开中，呈现出了两种不尽相同的心态。一种是向后看，这是一种未能很好融入全球化文化的浪潮而表现出的文化偏执反应，它拒绝全球化，拒绝现代文明，以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去面对外来文化–中国文化都是好的，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都是坏的。这种贴标签式的文化态度不利于中国文化与世界的交流。另一种是向前看，这种观点主张以民族传统文化为出发点，去其精华去其糟粕，整合现代新文化，使中国文化在民族性与时代性、传统与现代、本土化与全球化的二元张力中发展前行。 　　当然，“文化中国”的目的指向无疑是后者。我们要立足现实、面向世界、着眼未来来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重要的不是我们的文化过去如何辉煌，而是未来如何赢得发展的优势。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在世界舞台上，这30年我们的文化影响力与经济的发展并不匹配，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但却是一个文化产业小国。在世界文化交流中，中国确确实实存在着严重的“赤字”，在现代文化产品的创造与输出方面，我们才刚刚起步，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资本。因此在“文化中国”面向未来的形象塑造方面，我们还要沉下心来，踏踏实实的进行努力，注意审视、发掘和转化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以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为导向，以文化创新为途径，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先进文化。 　　第二，“文化中国”是一个正在“生成”的过程，不是已经“完成”的静态风景。 　　文化是一条河，是一条从“过去”经“ 现在”流向“未来” 的河，文化总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之中发展前行的。 文化不能仅仅理解为是一个实体性概念，不能为其确立一个固定不变的准则，以便把所有涉及到的东西都装入其中。这种做法将文化看做是静止的、封闭的东西。“文化中国”作为今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价值诉求，需要我们在不断的反省、建构中去实现。 　　人是一种想未来敞开的、未完成的存在，人类的自由创造本性恰恰根源于人的未完成性，人要在不断地实践和劳作中实现自己目的。因此“文化中国”的建构正是基于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在既已完成的现实文化层面上寻求新的超越。在这个意义上， 文化中国不是为了抓住自己过往的优秀文化传统不放，更不是将已经取得的文化成果拿过来孤芳自赏，而是一种指向未来的、致力于文化不断完善的创造性实践。这需要我们从“生成”的视角，对既有的文化发展现实进行不断的反省、矫正甚至批判，以保持文化发展的旺盛的生命力。文化创造活动总是具体的历史展开过程，文化的血脉不断在动态的“生成”中穿梭前行每一代人的文化活动客观上总是在传递着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人在这种潜移默化的文化传递当中，调整、修正着固有的思维定势，并为文化传统增添新的要素，这样，作为一个有限的存在者便会流于无限的文化传统之中而生生不息，获得了“类存在”的价值。 　　把握“文化中国”动态生成性，将有助于我们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总格局下，在经济全球化、各民族相互依存相互交流不断加速的现代化过程中，去自觉培育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富于创造力的和谐文化。 　　第三，“文化中国”是在全球文化的交互激荡中逐渐形成的。 　　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生活图景。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在全球化时代，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所发生的事情顷刻间都可能引起全世界各国的共同关注，地球成为相互影响的文化村落。世界各国不但在政治、经济上互相依存，而且文化的发展也越来越相互影响。人类的文化发展历史表明，任何文化形态只有在与作为“他者”的我们的交流甚至碰撞中，才会激活自身文化的基因，保持旺盛的文化生命力。 　　在这一大背景下考量“文化中国”的发展，首先需要我们以宽容的心态海纳百川，迎接八面来风，在与各种外来文化的交流中，我们要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恪守“和而不同”的原则，善于吸收全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与文明;同时也要增强文化的自信心，找准自我文化的发展方向，弘扬自身的文化特色，努力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民族文化的独到魅力。 　　 　　三、建构“文化中国”的着力点 　　 　　建构“文化中国”既是一个艰深的历史课题，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而今举国上下对于建设“文化中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经形成基本共识：建设“文化中国”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成败。着眼于这一发展战略高度，我们要对建构“文化中国”的着力点保持清醒的认识。 　　第一，注意开掘新文化创造的生命力。 　　一个伟大的民族应该具有广阔的文化生命力，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培育和发展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有着旺盛的文化生命力。文化的发展是有方向性和目的性的，文化的生命力说到底根源于传统与未来的张力，也就是说一方面，开掘文化生命力不能忽略了文化的根–即民族的传统。与传统对接并对传统的自觉认同，文化生命才找到了源头活水;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善于在继承前人文化创造的基础上，面向未来不断进行新的文化创造。(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文化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