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译者 | 彭博社:毛泽东的战友们的后代成为资本主义新贵

核心提示: “王八蛋”,王震告诉探访者他感到背叛,”我不承认他们是我的儿子。”彭博新闻社追踪了 八老的直系子孙和配偶,共103人的财富,揭示中国精英如何从国家的繁荣中获利丰厚。 原文: Heirs of Mao’s Comrades Rise as New Capitalist Nobility 作者:彭博新闻社 日期:12/27/2012 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1990年,王震将军躺在北京一所军事医院里,他告诉一位探访者,他感觉到背叛。 他冒着生命危险,为了一个平等主义乌托邦而战斗,但是他作为共产主义中国的缔造者,拥有的理念被他子女的资本主义道路损伤殆尽——他的子女是金融、航空和计算机行业的商界领袖。                                                                                                                                                                                                        “王八蛋,”他对着探访者,用脏话骂他的子女们。”我不承认他们是我的儿子。” 他的两个儿子现在计划将中国西北一片谷地开发为一个16亿美元的旅游景点,当年他们的父亲曾经在这儿从饥饿中挽救了毛泽东的军队。南泥湾的度假村包括一个革命主题公园和旅游版的窑洞,当年共产党干部们在窑洞里抵御严寒。 这个项目背后的策划人之一,王军,帮助建立了中国最大的两大国企帝国:中信集团(6030)是一家国有投资巨鳄,解放以来第一家在海外出售债券的中国公司;中国保利集团,一度是军队公司,出售武器,并在非洲开采石油。 如今,71岁的王军被认为是中国的高尔夫教父。他同时是香港上市公司董事长,该公司共同控制一家典当公司和一家为中国警察、海关和银行提供后台技术服务的公司。 瑞士学校 他的女儿王京京在澳大利亚受教育,在一个商业文件中的家庭住址是一所价值700万美元的香港公寓,部分由中信所有。王京京的女儿,21岁的Clare,在社交网络上详细描述她的生活,从她所上的瑞士寄宿学校到机场商务舱的休息室。她在8月24日贴出的”一日见闻”包括一只Lady Dior的手袋,一双金钉Valentino鞋和一条Alexander McQueen项链。这些饰物价值5000美元,比一个普通北京工人的半年工资还多。 这个家庭的财富可溯源到王将军和一群坚定的革命者的赌博,他们在中国被尊称为”八老”。1976年老泽东逝世两年后,他们支持邓小平,打赌将中国开放给外部世界会提高生活水平,避免威胁共产党统治的社会动乱。 新阶层 在三十年间,他们和他们的继任者们带领6亿多人脱离贫困,创造了一个居有屋的中产阶级,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中国人均肉类消费量是1976年的6倍,1亿人将自行车换成了汽车。 八老们也给党的权威带来了最大的挑战。他们将国家的一些关键资产托付给他们的子女,其中很多人变得很富有。这促成了一个新的精英阶层,现在被称为太子党。公众对不公平的财富积累,机会不均等和特权剥削感到愤怒,而太子党现象无疑火上加油 —— 所有这些都与共产主义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驰。 为了揭示这一红色贵族的规模和来源,彭博新闻社追踪了八老的直系子孙和配偶,共103人的财富。其结果让我们得以详细审视中国部分精英层,及他们的成员如何从国家繁荣中获利丰厚。 国家控制 在20世纪80年代,太子党们被选择来运营新的国有企业集团。在90年代,他们进入房地产和国家急需的煤炭和钢铁行业。今天随着中国融合到国际经济中,八老的孙辈们成为私募基金的推手。 彭博新闻社编辑的数据显示,八老后代中26人运营主导经济的国有企业,或在其中担任高管。仅仅三名子女——王震将军之子王军;邓小平女婿贺平;毛泽东的经济沙皇陈云之子陈元——他们领导或运营的国有公司2011年总市值为1.6万亿美元。这相当于中国年度经济产出的1/5强。 这些家庭受惠于他们控制的国有企 业,当他们拥抱市场经济时积累了大量私人财富。根据彭博社的数据,103人中的43人运营自己的企业,或者成为私营企业高管。 华尔街 贺平直到2010年仍为保利集团董事长,持有该集团香港上市地产公司保利香港(119)2290万股(2008年4月29日)。八老之一,前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女婿王小朝持有集团在上海上市的另一家地产公司保利地产(600048)价值3200万美元的股票(6月底)。王军持有一家高尔夫投资公司20%的股 份,而他先前运营的中信集团是这家高尔夫公司的主要客户之一。 第三代太子党——八老的孙辈和配偶,很多人现年三四十岁——成功地利用他们的家族联系和海外教育背景,进入私营企业工作。彭博社新闻追踪到,第三代31名成员中至少有11名运营自己的企业,或成为企业高管,大多数在金融或者科技产业。 部分人被华尔街银行雇用,包括花旗和摩根斯坦利。最少有六人在私募基金或风险投资公司工作,这些公司有时雇佣太子党,利用他们的个人关系赢得商业机会。 不满增加 “中国共产党,差不多被这八个人领导,他们比其他人更强硬,因此得以建立合法性,成为中国统治者”,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中国经济学教授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说,”现在他们正在失去这一合法性,因为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贪婪和自私。” 中国的贫富差距为世界最大之一,根据本月中国央行支持的一项调查报告,比分析家们预测出现潜在社会不稳定的水平高50%。抗议、骚乱和其他变故,常常由于地方腐败和环境恶化造成,在五年间增加了一倍,2010年每天几乎达到500起。 “中国普通老百姓对这些太子党心知肚明,当他们想到改变这个国家,他们感觉绝望,因为这些牢固的利益集团太强大了。”诺顿说。 强盗贵族 中国13亿人中,许多人的生活水平在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治下得以提高。象王军这样的太子党在建设一个巩固这一成果的制度中也扮演了中心角色。 许多中国最富有的人并不需要靠血统来致富。这包括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例如生产饲料的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中国最富女性玖龙纸业控股(2689)董事长张茵。 而且,经济快速发展演变为分配不公,这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少见。19世纪美国的强盗贵族和俄罗斯后共产党时期的垄断寡头是两个例子。但是,在中国,其领导人仍然拥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公众对机会不均等和精英特权感到不满。 中国的新任领导人,59岁的习近平,自己是一名太子党,是一位革命家和副总理的后代。新成立的七人政治局常委中,有三人属于太子党。 太子党集团 彭博新闻社6月29日报道,习近平大家族积累了大量财产,包括价值3.76亿美元的公司投资和5500万美元的香港地产。彭博社的网站自此之后就被中国封锁。 即使一些八老的后代也说,他们对他们称之为太子党集团的贪婪感到忧虑。 “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人对中国的革命、独立和解放没有任何贡献,”67岁的商人宋克荒说,他的父亲是八老之一宋任穷,1949年解放后掌管中国东北。”现在,一些人利用其父母的地位搜刮钱财。公众当然愤怒,他们有权愤怒。” 薄熙来的下台 此外,人民对政府官员利用其地位腐败感到愤怒。官方新华社12月13日报道,自从习近平上月上台以后,至少有10位地方政府官员因为腐败和性丑闻”落马”。 今年,薄熙来——八老薄一波之子和中央政治局成员——被开除共产党,被控收受贿赂,而他妻子被发现谋杀英国商人,此后高层腐败成为公众焦点。除非根绝腐败,”这会最终亡党亡国!”上月习近平说,共产党报纸《人民日报》报道。 政府计划如何处理太子党的影响?他们的行为是否增加了公众的不满?北京外交部没有回应我们的传真提问。 “上梁不正下梁歪,”戴晴说,她被一名著名的将军(叶剑英——译注)收养,与北京许多太子党一块长大。”我们没有新闻自由,没有独立的监督来制止腐败。” 离岸避风港 国家控制媒体和互联网,限制对这些家庭的报道,把他们的商业行为从普通老百姓那儿掩盖起来。在公开文件中找到的信息常常含糊不清,因为他们使用普通话、广东话和英语不同的名字。 为了证实这些身份和商业利益,彭博新闻社搜寻了上千页公司文件,财产记录和官方网站,进行了几十次采访——从华南的高尔夫课程,北京邓氏家族的住所,到密歇根州安娜堡郊外的房子。 报告显示,最少有18位八老的后代拥有或运营离岸公司关联实体,包括英属维京群岛和开曼群岛,还有处于利比里亚和其他秘密管辖治下。 美国的吸引力 尽管八老贬低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几乎半数后代在国外居住、学习或工作,一些在澳大利亚、英国和法国。太子党最早到海外旅行和学习,获得普通中国人不具备的优势。 美国1979年与共产党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他们最爱的目的地:根据彭博社的数据,最少有23名八老的后代和配偶在美国学习,其中3人在哈佛,4人在斯坦福。最少有18人在美国实体工作,包括美国国际集团(AIG)和伟凯法律事务所( White & Case LLP),这一事务所雇佣了一名邓小平的孙子。12人在美国拥有地产。 对于太子党对中国经济的掌控程度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研究中国的学者们估计,大部分的财富和影响力被掌握在少则14个,多则几百个家族的手中。 家族控制 “蒋介石时期有四大家族;现在有四十四个,”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哈佛历史学家麦克法夸克(Roderick  MacFarquhar)在谈及这位输给了毛泽东的国民党领袖时说。”改变这一体系需整个国家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当人们觉得实在无法忍受了的时候。” “八老”现都已离世,尽管其中三人活到了90岁。他们在中国的地位与乔治·华盛顿以及托马斯·杰佛逊在美国的地位类似。他们是: 邓小平 王震,养活了毛泽东的军队 陈云,在毛1949年掌权后负责经济 李先念,在结束文革时作出了贡献 彭真,八十年代时重建 了中国的法律体系 宋任穷,中央组织部部长,负责文革后被清洗干部的复职 杨尚昆,1989年执行了邓的指示镇压了天安门运动 薄一波,前副总理,八老中最后一个过世,过世于2007年,享年98岁 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文革时期被内部放逐,在毛泽东1976年过世,文革结束后逐步掌权,试图在废墟上重建经济。1978年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仅为人均165美金,对比同期美国是人均22462美金。看看日本,南韩,台湾和香港的繁荣,八老们周围全是资本主义的成功范例。 内战获胜的共产党在1949年以后已经处决了地主。农场变成了人民公社。工厂归属国家。 八十年代,八老们把这一切反了过来:农民可以出租土地。私营企业被允许甚至得到鼓励,开始规模小,后来逐渐做大。为了刺激经济增长,邓小平孤注一掷。一些”苍蝇和蚊子”是可以被容忍的,现居住在麻省的退休哈佛教授傅高义说,他在2011年著作了一本邓小平的传记。 “更值得信任” “我们需要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企业,一些工人,一些农民比别人先富起来,”1978年12月,邓小平对聚集在北京的党的高级领导人这样说。”如果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先提高了,将必然对他们周围的人产生重要的影响。” 陈云,中国计划经济的设计师,希望党的老人们及其家族依旧掌握对国家的控制。傅高义的书显示,邓小平同意了这一点。 “他确实感到因为这些人拥有更多和党的联系,因此他们更值得信任,”傅高义说。”这些人将绝对忠于党,在紧要关头可以依赖。” 不断向外伸延的帝国 数月之内,王震将军之子王军成为新成立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ITIC)的负责人。这家公司由荣毅仁成立,意在吸引海外投资,当时国家的外汇储备仅为 8.4亿美元。他随后将其发展为一个不断向外扩张的帝国以推动经济发展。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目前经营着中国最大的上市证券公司,赞助了一只北京足球队,并进行豪华房地产开发项目。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达到了3.3万亿美金。 在位于深圳的港中旅聚豪高尔夫球会的一次采访中,王军说这个国家如今实现了其父亲那一代人的希望。 “共产党希望所有人富裕,这样人们的生活才能变好,”11月30号,王军在东风日产杯的会所边抽着雪茄边抿着茶说。”革命的时候,人们要是能吃饱,有暖和衣服穿,他们就非常满足了。” “但现在人们的愿望也越来越大,”他说。 中国队 跑道以外,王军站在高处俯视着运动员,一个同事为他打伞挡雨。作为锦标赛中国队的队长,他在今年《高尔夫》杂志的世界影响力排行榜上名列第16位,比老虎伍兹还高。 王军说他1986年开始打高尔夫球,因为当时一家向北京第二个高尔夫场投资的日本银行给了他名誉会员的身份。 “中国打开了国门,并且希望外国投资者进来,”他说。”如果一个城市没有高尔夫球场,他们不会进来。” 中信成为了高尔夫球在中国发展的主要赞助者,甚至开始进入场地的设计和管理领域。公司文件显示,2008年,王军成为了深圳向前体育管理公司,一家由中信的子公司于五年前成立的合资企业的董事长。他从中信取得了该公司20%的股份。 革命道路 王军没有回应通过邮件发给向前集团的其他问题,包括他的父亲是否表达过对其生意往来的不满。1990年,王震因腿伤在医院疗养。据那时去其病床边探访过他的人说,将军感到非常失落,因为他的孩子偏离了革命的道路。因为害怕被报复,这位探访者拒绝透露自己的姓名。 将军的其它两个儿子,王之和王兵,没有回复发至与他们的高尔夫球队有关系的向前集团的问题。 中信公司没有接受电话采访,也没有回复关于公司与王军的业务联系的传真问题。 彭博社发现,八老中的六个有子女或配偶在中信或其子公司工作。前主席杨尚昆的女儿杨李是一家部分由中信所有的公司的名誉董事长。在公司文件中,她留下的地址是另一个中信子公司所有的位于香港的一所公寓。彭真的儿子傅亮,在中信所有的广播电视公司和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董事会任职。 通过其各自相关的中信子公司来采访傅和杨的尝试都失败了。 军火生意 1983年,王军投身军工工业,将中国军方经营的军工厂转变为商业企业。他是保利集团的创办人之一,其它的创办人还有邓小平的女婿贺平。贺平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一名少将。一份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发表的报告显示,这家公司通过对伊朗、缅甸和巴基斯坦出口武器净赚了亿万美金。 公司网页显示,随后保利集团开始经营煤矿和拍卖行,与法拉利共同经营一家合资企业,为苏丹建公路,以及在北京为海外外派人员建别墅。它同时还拥有一个旅游电视频道以及一家连锁电影院。 八老的亲属中至少有三人在保利工作。杨尚昆的女婿王小朝担任总经理。 中文版视窗 我们传真到保利集团在北京的总部,试图采访贺平和王小朝,集团没有回应。我们三次致电王小朝的秘书,无人接听。北京总部一位女士接听了电话,她说贺平已经退休,找不到了。  “全国皆商——党,军队,法庭,检察院,警察”,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力(Yang Dali)说,他曾写了一本有关中国经济和政治的书,”内部人能够一夜暴富。” 王震将军的第三个儿子王之,从他雇主电子部那拿到30万元人民币(48,112美元),制造个人电脑。他后来与比尔·盖茨合作,开发视窗软件中文版。 偷税漏税 “不奇怪那些有关系的人在80年代拿到最好的东西,”侯伟(Fraser Howie)说,他共同著作了《红色资本主义:中国奇迹背后的脆弱基础》,”问题是,20年过去了,他们还能拿到最好的东西,因为还没有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 到1988年,国有企业偷税漏税和投机倒把盛行;1989年8月,《人民日报》报道,”五大”公司被政府调查,随后被罚款。他们包括中信公司和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康华包括数十家下属公司,由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经营的慈善组织创建,邓朴方如今68岁了。 学生和工人们对太子党的特权和不断增长的财富越来越不满。邓小平开创的经济改革给中国农村带来了活力。在城市,工作单位仍然提供一切,从住房、医疗到学校。1988年通货膨胀达到18.8%,侵蚀着人们的收入。愤怒甚至到达了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 秘密签证 在天安门广场抗议前夜,八老陈云的儿子陈元当时是中国央行副行长(现在是中国最大的政策银行董事长),他利用在白宫的关系,秘密帮助他儿子搞到了美国签证,送其到美国一个私立著名寄宿学校;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不让离开这个国家。 陈元的联系人,老布什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问题专家包道格(Douglas Paal),说他可以帮忙,并联系当时的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现在已过世)。包道格说他被李的反应吓了一跳。李洁明告诉他,这么干会激起大使馆中国雇员的愤怒。 天安门广场 “我才发现大使馆的职员,特别是中国人,多么痛恨太子党牟利,”包道格说,现在他是华盛顿国际和平研究会副总裁。 公众的愤怒在1989年春天爆发。学生们走上街头,涌入天安门广场。在中国之外的观察家们通过电视,主要看见游行队伍呼吁民主,而芝加哥大学教授杨大力说,高干的特权子女也是人们的目标。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演讲集和其他作品回忆,示威者甚至挑战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致残),他们发放传单, 指控邓朴方的公司偷税走私。 自从八老们十年前押注经济改革以来,这是对他们的中国计划最大的威胁。 5月底,邓小平把老人们叫到他家。他们缔造的所有东西都有可能被毁灭,面临这种局面,邓小平和其他革命老兵们转向军队来恢复秩序。6月4日,坦克开入北京城区,民主运动被暴力粉粹。 六四镇压有效地熄灭了公众对抗腐败的运动,鲍彤说;他是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在镇压前几天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在监狱被关押了7年。 茅台、香烟 “党掩盖腐败,容忍腐败,对其不闻不问,甚至鼓励腐败,”鲍彤在12月11日北京家中接受电话采访时说。鲍彤认为,今天的腐败要比上世纪80年代严重得多。 “刚开始腐败不严重,也就一瓶茅台,两包中华烟,”80岁的鲍彤说,”现在一个价值100亿元的公司能被10亿元买走,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可能太骇人听闻了。” 中国领导人也处理了一部分示威者的抱怨。中信被审计,罚款。康华发展被解体。党中央发布了指令,严禁高干子女从商。 太子党的反弹 禁令并没有长时间止住八老子女的步伐。20世纪90年代,当邓小平启动新一轮经济浪潮,太子党的机会来了。当新工厂和城市扩张改变着中国大地,他们跃入快速发展的行业,包括物资业和房地产业。 邓小平的两个孩子——62岁的邓榕和她的弟弟邓质方——是进入房地产业的先行者,甚至在1998年大陆房屋市场商品化的新政策之前。在邓榕陪伴其父亲进行那次著名的1992年南巡,展示新兴出口中心深圳的成功之后两年,她到香港去推动之前在深圳领导的新地产开发项目。 据《南华早报》头版新闻报道,这栋32层大楼的一些公寓价格达到每座24万美元。公司记录显示,到20世纪90年代末,公司的一半资产由两个人所有,这两人与邓榕的弟媳刘小元和王震的孙女王京京同名。 邓榕和邓质方对我们传真到他们在北京的办公室的问题没有回应。通过刘小元的一家关联公司,我们无法与她取得联系。王京京不回应送到她北京办公室的问题,一位访问两处地点的记者被告知,她不在那。 官办企业 “邓小平南巡后,许多国有企业、政府办公室、警察和军队开始开办服务业,象旅馆、旅行社和房地产,”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说,他研究20世纪90年代某省公安厅如何使用上亿国家资产成立一家房地产公司。他说,官员警告他可能会被杀掉,他被迫停止研究。”当你到达最高领导层的子女或者亲属那个级别,你基本上已经到达核心部位。你无法调查下去。” 当政府机构开办的企业到大陆新成立的股票市场上市,市场的增长将越来越多的官僚转变为自由市场资本家。还有一波上市潮驱动企业到香港上市。 稀土 邓小平的女婿吴建常曾经是国有金属企业的高管,1993年成为一家下属公司董事长,公司在香港上市。 他成为冶金部副部长,中国钢铁协会会长,同时成为在奥斯陆上市的金辉船务有限公司的荣誉董事长,担任在香港上市的江西铜业(358)和其他一些上市公司的董事。 吴建常的公司和邓小平的另一位女婿张宏拥有的公司,合伙从GM手中购买了稀土磁矿材料主要制造商麦格昆磁。收购麦格昆磁并关闭其美国制造工厂帮助中国实现了邓小平掌控稀土矿市场的目标,现在这种材料应用在美国灵巧炸弹、风涡轮机和混动汽车中。 “证据确凿无疑:八老的直系家庭和后代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间,从国企市场化改革中攫取了巨大的财富、权力和特权,”Glenn Maguire说,他曾在香港担任法国兴业银行首席亚洲经济学家。 沿着父亲的脚步 第三代太子党中只有两人进入国企,其他大多数直接进入私营企业。中国2001年进入世贸组织带来了10年平均10.6%的增长,太子党们大有可为。 邓小平38岁的外孙卓泝,步他父亲吴建常的后尘进入了金属行业。他领导的公司购买了一家澳大利亚铁矿的股份。 名片显示,卓泝是易简投资的董事长,中国和香港的公司记录也将他关联到这家公司。作为2008年一项交易的一部分,易简投资拥有160万股,或0.83%金西资源(GWR)的股票,这家澳大利亚公司2012年年报显示。 太子党们也利用他们的海外教育和国内联系达成金融和商业交易。据彭博社数据,在31名孙辈和配偶中,至少有12名在金融业工作,包括6位在私募基金或风险投资行业。 名牌学校 当陈元的子女成年,他监管着他自1998年就运营的中国开放银行的扩张,其资产达到1万多亿。 他的儿子陈小欣,又叫Charles,在麻省康科德中学(Concord Academy)毕业后,进入康奈尔大学,随后进入斯坦福大学获得MBA学位。他在香港花旗工作,然后进入盘实资本,一家私募股权公司。 他的妹妹陈晓丹,又叫Sabrina,进入麻省泰伯高中(Tabor Academy)念书,其寄宿学生的学费如今是大约5万美元。她然后进入北卡杜克大学,在哈佛拿到MBA学位,今年早些时候毕业。 陈晓丹 她曾在纽约摩根斯坦利工作。今年,一家欧洲私募基金公司帕米拉咨询公司(Permira Advisers LLP)在香港雇佣了她。帕米拉去年和她父亲运营的中国开发银行签署了伙伴协议。两家公司同意寻求在中国的投资机会,支持希望在欧洲扩张的中国公司。 总部在伦敦的帕米拉女发言人在电子邮件中说,陈晓丹的受雇并不构成利益冲突,如果出现冲突,公司将按照股东的最佳利益进行管理。陈晓丹不回应打到她公司的电话。 中国开发银行还没有与帕米拉公司进行什么业务,因为陈晓丹”刚就职一个月,她不可能涉及什么构成利益冲突的业务活动,”银行在12月14日的传真回复中说。 最少一位投资者发现,不知道八老家庭成员的身份会是个麻烦。 “我不知道的东西” Yemi Oshodi,当时是纽约 Wallachbeth资本的总经理,他劝告其客户做空一份2011年收购哈尔滨电机的建议书。该收购由中国发展银行4亿美元贷款提供财务支持。 Oshodi说,他相信银行最终不会提供这笔资金,因为对这家美国上市的中国电机马达公司的收购价太高。哈尔滨电机股价在2011年6月份曾在一天内下跌50%以上,当时它受到短线操盘手阻击,后者质疑其财务声明的准确性。 “我只是不相信银行能够提供不安全贷款,”Oshodi说。”我自己想啊想,明显有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没理由银行会提供这笔贷款。” 这笔交易成交了。 Oshodi不知道的是家庭关系。这笔交易部分由盘实投资提供金融支持,陈小欣在这家私募基金公司任总监,几个部门都参与了这笔交易。 否认利益冲突 如果他知道盘实和银行的家庭关系,他可能会赌另一个方向,Oshodi说。这种关联”绝对应该披露”,他说。 盘实合伙人杨向东(Donald Yang)拒绝置评。中国开发银行在传真回复中说,陈小欣已经离开盘实,从未参与任何可能构成利益冲突的业务。哈尔滨电机不回复我们的电子邮件问题。 39岁的陈小欣未回复我们给他北京公寓里的留言,他的公寓位于中国开发银行总部向北两个街区。华盛顿的美国证监会未给出评论。 了解家庭关系的威力至关重要,作家侯伟说,他曾担任总部在新加坡的里昂证券亚太市场总经理。”改革并未使得市场匿名,”他说,”他们使得知道你和谁打交道变得更加重要。” 离岸投资 中国新贵族的财富和联系通常隐藏在强调隐私的离岸地。 叶静子,一位传奇解放军元帅(叶剑英——译注)的孙女和王震将军的孙媳妇,将世界小姐选美大赛带到中国,在上海举办了城市街道赛车。 鲜为人知的是,37岁的叶静子还是辽宁星际动力总成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计划使用马来西亚国有石油巨头国油石化(PCHEM)提供的技术,在中国东北制造汽车发动机。根据公司文件,星际动力的唯一投资人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我们尝试联系叶静子,但是不成功。马石油未回复我们的电子邮件问题。 太子党第三代成员部分成员的生活方式跟上了国际富有阶级的潮流——他们在瑞士、英国和美国的寄宿制学校的同学们。 2006年,陈晓丹出现在巴黎名媛成年舞会现场,根据舞会网站,她与比利时王子和意大利女伯爵共舞;这成为新闻头条。 ‘资本主义环境’ “现在这些子女们基本在资本主义环境中长大,他们更加远离消灭阶级社会和任一乌托邦梦想,”毛泽东的前翻译,如今91岁的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说。当八老还是反叛者,争夺国家控制权的时候,李曾与他们住在一起。 第三代中另一位成员,邓榕33岁的女儿卓玥,现在关注慈善。 上个月,她帮助组织了北京一个慈善宴会。高官显贵们坐着白色的宝马轿车参加,车门上印着”宝马贵宾服务”。宴会厅外大堂出售着标价1万6千美元的瑞士宇舶腕表。巴菲特的儿子彼得和前英国总理布莱尔参加了宴会。 破土动工 在 从北京向西南700公里的南泥湾,根据政府网站,王震将军的儿子计划在这开发度假村,乡亲们错过了中国经济成长的机会。一些人还住在只有一间房的水泥屋, 也没有取暖设备。相比之下,向北40分钟山路到延安城,现代化楼房拔地而起;70年前,八老就是在这儿帮助毛泽东建立叛军,推翻中国国民党统治。 两年前,乡亲们围住了王氏兄弟,他们面积265平方公里的项目破土动工,项目旁边是一个纪念王震将军359旅的博物馆。根据一名延安老兵1982年的回忆,王震的部队靠”野菜和草根”才活下来。 “我们永远记得南泥湾人民的深厚情谊,”根据政府网站报道,王军在动工仪式上说,”我们有责任为老区的经济发展做贡献。” 这一保证给了乡亲们希望。现在,他们在想项目是否能够执行下去,创造新的就业和现代化的房屋。 “南泥湾很有名,但是它没有给当地人带来什么,”惠延军(音)说,他每个月大概拿到400美元的抚恤金。”过去,所有的工人都是一样的。无论你是基层战士还是领导,大家吃住在一起。现在不一样了。” 成龙 惠延军等待着他生活中的变化;而将军的曾孙女,Clare王在社交媒体上广播她生活中的变化:晚上赶着做她在悉尼大学建筑课上的设计项目;在日本的温泉酒店度假;21岁生日的新围巾;她把头发染成了宝蓝色。 二月份,她上传了一张和影星成龙的照片,她说这是在她的绘画展上。当我们电话联系Clare时,她不愿意接受采访。她在电子邮件上说,她尊重她的曾祖父,而没有回答其他问题。 12月6日,她发了条微博,秀她新修的指甲。同一天,公司文件披露,深圳宝德尊投资投资有限公司迎来了新任董事长,这家公司部分持有她母亲王京京的在线支付公司的股票。 新老板?一位名叫王吉湘的人。Clare的中文名字。 链接: 中国红色贵族家庭地图(互动图片) 【邓小平:中排左三,杨尚昆:中排左二,王震:中排右三,1984年1月26日,在未知地点与南海舰队海军军官合影。图片:法通社/盖蒂图片社。】 【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中),1985年访问江苏省南京市。图片:EyePress】                                                                                                                 【 陈云(左)中国前经济计划者,与薄一波(中——译者),中国前副总理,姚依林(右——译者)国务院副总理,1984年在未知地点。图片:EyePress】                              【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左起:周恩来,陈云,刘少奇,毛泽东,邓小平和彭真,在1962年北京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一次会议上交谈。图片:法通社/盖蒂图片社。】                                         【李先念(右二)当时中国副总理,看着当时的总理周恩来(右三),在中国江苏省泗阳县对工人讲话,1965年5月1日。图片:法通社/盖蒂图片社。】                        【未注明时间的照片,拍摄中国陕西南泥湾的一座雕塑。摄影:田英(音)/ImagineChina】                   【卓琳(中),邓小平的遗孀,和儿子邓朴方(左),邓质方(左三),女儿邓楠(左四),邓榕(右三)和政治局常委委员胡锦涛(右)在中国东海岸参加邓小平最后的告别仪式,1997年3月2日。图片:新华社/法通社/盖蒂图片社】            【邓小平之女邓榕(左)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金,2005年10月20日。图片:美联社照片/塔斯社,Alexei Panov,总统新闻服务处】                                          【邓小平女婿贺平(右),中国保利集团董事长,在未知地点与佐川急便株式会社会长真锅邦夫在一起,2003年7月30日。图片:ImagineChina】                                         【薄熙来(后左)当时的中国商务部长,在薄一波追悼会上与邓小平子女在一起,前排邓朴方,右邓楠,2007年1月17日。摄影:Alexander F. Yuan/美联社图片】               【陈云之子陈元,中国发展银行董事长,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2012年6月6日。摄影:Nelson Ching/彭博社】                        【王震之子王军(右二戴眼镜),中信集团前董事长,在深圳的中旅聚豪高尔夫球会举办的东风日产杯赛上,2012年12月1日。图片:OneAsia】                                   【陈云之孙陈小欣,盘实资本前董事会成员,在这张未注明时间的照片上。摄影:Ji Guoqiang/Imagine China】                                         【陈云之孙女陈晓丹,参加巴黎名媛成年舞会,2006年11月。摄影:Julian Andrews】                        【王震曾孙女王吉湘(也叫Clare)的微博截图,包括鞋子、手袋和首饰的照片。来源:新浪】                        【薄一波的孙子薄瓜瓜(左)和陈云孙女在未注明时间地点的照片。来源:EyePress】 欲联系彭博社本报道职员:香港Shai Oster邮箱: soster@bloomberg.net ; 北京Michael Forsythe,邮箱: mforsythe@bloomberg.net ; 香港Natasha Khan邮箱 nkhan51@bloomberg.net ; 纽约Dune Lawrence邮箱 dlawrence6@bloomberg.net ; 北京Henry Sanderson邮箱 hsanderson@bloomberg.net   联系本文编辑:Neil Western邮箱 nwestern@bloomberg.net ; Peter Hirschberg邮箱 phirschberg@bloomberg.net ; Ben Richardson邮箱 brichardson8@bloomberg.net ; Melissa Pozsgay电话 +33-1-5365-5056 或邮箱 mpozsgay@bloomberg.net ; Amanda Bennett电话 +1-212-617-2510 或邮箱 abennett6@bloomberg.net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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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中俄转型之异同

观点 查尔斯·格兰特 2012年12月26日 Daniel Haskett 俄罗斯和中国似乎截然不同。一个是经济依赖自然资源出口的伪民主国家,另一个则是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一党专政国家。但两国的国民经济都不平衡,同时,势力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还在努力阻止实现经济再平衡的改革进程。 俄罗斯主要依靠石油和天然气,政府一半的财政收入都来源于此,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占该国总出口收入的近70%。如果国家放松对经济的控制,允许司法体系变得更加独立,就能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抑制腐败。这些改革将会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中国的经济则更加多元,但是也需要再平衡。消费只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约三分之一,是欧洲水平的一半。投资水平则高得异乎寻常,几乎占GDP的一半。在受到管制的信贷系统中,民众的储蓄只能获取微薄的回报,而国有企业则能获得廉价的信贷,此外,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也受到了鼓励。银行应该为私营部门的需求服务,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的主导地位应当削弱,消费也应该相对于投资而实现增长。与俄罗斯的情况一样,如果对法制更加尊重的话,将有助于实现经济的再平衡。 两国的一些当权者都明白需要进行怎样的改革。俄罗斯总理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i Medvedev)和他的一些部长曾呼吁,俄罗斯应戒除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中国2011年公布的“十二五”规划也提出要进行再平衡。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中国官方智库今年2月共同发布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China 2030)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该报告得到了候任总理李克强的支持。然而,尽管2006年出台的“十一五”规划也曾提倡再平衡,但却收效甚微。 两国改革的根本阻力都来自势力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身边的多个势力集团,以及掌控着自然资源企业的商人和安全系统,并不希望经济再平衡,因为那将对他们的财富和权力造成威胁。而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多个派系、主要国有企业和安全部门同样占据着当前体制为他们提供的寻租空间和特权,不肯罢手。 今年,两国都经历了领导人更迭,但这并代表他们一定会带来好结果。普京自今年5月再次就任总统以来,一直在回避经济和政治改革。今年10月,我在瓦尔代俱乐部(Valdai Club)举办的活动中见到了普京,他似乎对经济状况洋洋自得,而体制内的改革者则情绪沮丧。 今年11月,七人组成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会上台,开始主掌中国大局,现在对他们的政策侧重点作判断还为时尚早。虽然他们当中有人谈及经济改革,而且还启动了反腐行动,但他们似乎都属于政治保守派。 近年来,也许是因为统治者缺乏安全感,两国安全部门的势力愈加强大,财力愈加雄厚。从定义上来看,安全部门原本就不愿意受到法律的约束,即便在一些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在俄罗斯和中国,安全部门与体制性腐败和掌握寻租权联系甚密,这往往会使安全部门对再平衡充满敌意,也对随之而来的,对法治的更大尊重充满敌意。 但是,如果俄罗斯和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阻断改革进程,就会损害两国的经济潜力。假如俄罗斯不进行改革,油价下跌时极易受到重创。即便油价居高不下,缺乏改革也会导致资本和人才的大量流失。俄罗斯的年经济增长率已经降到了4%,而金融危机前则为7%到8%;如果不进行再平衡,长期的趋势将是进一步下滑。 在中国也是一样,当前的经济模式即将达到极限,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已经由两位数下降到了7%到8%。倘若不推行改革,重工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行业的过度投资,将继续困扰国民经济,国有企业还会继续从其他经济部门吸取财富,消费增长的幅度,也无法达到足以提高轻工业和服务业相对重要性的程度。 经济增速放缓和失业率升高可能会在两国引发社会动荡。金砖国家(BRICS)中的另外三国,巴西、印度和南非的政府都因为相对自由和公平的选举而具有合法性。但中国和俄罗斯的情况绝非如此,尽管普京近期在选举中获胜,而且他也确实很受欢迎。 俄罗斯与中国政府之所以具有合法性,主要是因为在它们统治下,经济增长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是,两国的经济增速已经出现放缓,如果不进行再平衡,可能还将进一步放缓,两国政府需要寻找新的途径来为自身的权威提供合法性。 他们有可能会把民族主义的口号喊得更加响亮。实际上,普京和即将卸任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采取这种手段都已经有了一段时间。普京强化了自己的反美言论,指责外国政府应当为反对他统治的示威活动负责,他还对外国非政府组织(NGO)在俄罗斯的活动进行了扼制。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过去三年里,尤其是今年,对长期存在的领土争端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引起了印度、越南、菲律宾和日本的不安。 西方国家必须希望,俄罗斯和中国的领导人将勇敢地向既得利益集团发起挑战,推行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否则,俄罗斯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将超乎寻常,这将使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变得更加激烈。如此一来,那些希望俄罗斯和中国能参与解决全球经济问题,应对安全挑战的西方国家,就会发现它们性情乖张,难以合作。   查尔斯·格兰特(Charles Grant)是欧洲改革中心(Center for European Reform)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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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改革共识倡议书

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但是中国社会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尤其是由于政治改革未能同步进行,官僚腐败、公权滥用、贫富差距拉大 等现象日趋严重,引发了强烈的社会不满。人心思变,民众对改革的要求和期待越来越高,但是改革的步伐却受制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远远不能让人民满意。更 为根本的是,人民自己虽然痛恨种种社会不公,但是对于如何改革造成不公的制度却并未达成共识,以至民间推动改革的力量受到分化和削弱。体制外没有改革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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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十八大后政治出现三个20年未有过的特点

吴稼祥:十八大后政治出现三个20年未有过的特点 进入专题 : 政治体制改革    ● 吴稼祥 ( 进入专栏 )        编者按:2012年12月16日,由凤凰网与凤凰卫视联合主办的“改革新动力——凤凰财经峰会”在京落幕。在当天的“新政满月”闭门午餐会上,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著名政治学者、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著名政治学者吴稼祥,著名经济学家、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许成钢等就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后掀起的改革新风展开讨论,并展望了未来政治体制改革新路径。   凤凰网《大学问》陆续推出四人主旨演讲,今天推出第一期:《吴稼祥:十八大后政治出现三个20年未有过的特点》。吴稼祥认为,十八大后中国政治出现了三个20年来没有出现过的特点,“从习总沿着邓小平南巡路线考察,我看到了整个决心:中国改革的第三波启动了”。他还指出,只有选举才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并描绘出路线图:划区选点,逐级直选,自下而上,小步快走,由点到面。      吴稼祥:我先介绍下自己,淡出公共视野比较久了。我是北大经济系1977级学生;毕业后分到中宣部理论局;1983年6月进入书记处办公室,邓小平1986年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当时书记处成立了一个政治改革研讨小组,我是副组长。   先谈一谈十八大后这一个月来的新政,这一个月来的表现,我的主要观点就是“拨乱反正”,基本上可以用第二次“拨乱反正”来形容,是柔性的“拨乱反正”,不是生猛的,因为吸取了过去的教训,改革搞得越急容易翻船。拨什么乱?反什么正呢?   昨天,我们一位老师讲了个观点,他告诫我们的同学,必须做到县委书记以上,才能考虑做省委书记。这话暗含着批评,连县委书记都没做过,能在上面做决策吗?我绝对不相信,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现在提拔的人,很多都是在基层干过的,比如新提拔上来的中办主任,就是从县里上来的。   再一点,习近平能做总书记,我认为就是最大的拨乱反正。为什么这样讲?首先他的父亲是党内有名的英雄好汉,可以与彭德怀相比,仗义执言,为民请命,两肋插刀,是这么一个人。而他这个人也不是搞阴谋诡计、不是两面三刀、搞交易上来的,是靠自己苦干上去的。这就是自信的最大来源。政治一般都是黑暗、肮脏的,他上去的这条路应该给这个国家、给老百姓最大的自信。就是说,好人也可以从政,而且可以登峰造极。对整个社会风气,会有好影响。   这一个月我感到很欣慰的就是,坏的政治在减少。为什么网络上一检举,马上就处理,这些都是风格改变了,现在的环境不是老环境了,你要不做,后面在看着你,到底做不做?这一点我认为是风气改变了。   据我观察,这20年来,凡是假改革都喊着改革,真改革不是很高调。   现在的政治出现三个20年没有出现过的特点。第一,三十年来第一次出现“天下定于一尊”的局面,总书记一上台就掌握军权,军队的权力是黄金储备,其他权力是纸币,没有军权,其他权力都会通货膨胀。避免出现总书记被免的情况。这一点值得庆贺,改革没有权威是不可能的。   第二,总理和总书记想法和路线高度一致,而且是总理先把改革的调子说出来,这是非常好的局面。   第三,老人干政的现象基本结束了。这一点很重要,老人干政,会出现最高名义权威与最高实际权威分裂的局面,最高名义权威做出的任何决策,都可能不是最终的,可能被流产。而且由于名不正言不顺,最高实际权威(老人)不能频繁干政,非要促进危机产生,才出来干预,后果会很严重。   所以应该说现在的局面是不错的,这是我对十八大的简单看法。   关于政治改革,我说两句。我们只有一个结论,离开选举都不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只有选举才是真正的政治改革。怎么做?我觉得还是用“两试法”:试点和试错方法,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沿用经济改革的方法,划出特区,从村级开始选举,一年后普及到乡镇一级,再一年到地市一级。其路线图,是20个字:“划区选点,逐级直选,自下而上,小步快走,由点到面”。这样,可以减少社会震荡。   我透露一个机密,这个事情很多年我没有说,1989年5月19日,我去政策研究室看望一位领导,他和我说了3件事,其中一条说,“紫阳同志跟我讲过,我们的动作太慢了,如果政治改革能够做下去,打算用五年把直选从村级推到地市一级”。他说,他如果出意外,授权我对外公布。他现在健在,我第一次公开说这件事。   我相信这句话,温家宝也经常说“人民能管好一个村,就能管好一个镇,管好一个县,甚至管好一个地区”,说的就是这个选举。我相信这个观点,习总书记也不陌生。中央政策研究室现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曾经就是1986年书记处政治改革研讨小组成员。   可以这么说,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的遗志,胡耀邦的遗愿,赵紫阳的遗恨,是他们那代领导人对新一代领导人的遗嘱。   我相信,他们能很好地执行整个遗嘱,从习总沿着邓小平南巡路线考察,我看到了整个决心:中国改革的第三波启动了。 进入 吴稼祥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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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广文:建设“文化中国”的几点思考

邹广文:建设“文化中国”的几点思考 进入专题 : 文化中国    ● 邹广文        文化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精神纽带。回首20世纪以来的百年中国的文化发展,可谓经历了太多的辛酸与坎坷,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被边缘化,与上下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悠久历史不相匹配。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相对于我们在经济上所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文化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距离党中央提出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目标还很远。尤其是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的不断推进,国与国的竞争日趋呈现为文化品牌、文化产业的竞争。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提升我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文化形象、打造“文化中国”,以期赢得真正的文化竞争力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便成了下一个30年中国发展进程中国人的共同期盼。2011年召开的中共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更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发展目标,把文化发展繁荣提升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战略高度,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自觉的重要标志,也为未来“文化中国”的历史实践明确了方向。      一、提出“文化中国”的时代语境      我们这里所讲的“文化中国”,是指在全球化语境下,着眼于和谐社会的建构与发展、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的打造以及全民族现代人文素养的提升所实施的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文化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实践的核心发展目标。一个民族的文化影响力是最深远最恒久的影响力,不同的文明形态是区别不同民族的最本质的东西,是民族性格的最本质的体现,自觉把建设“文化中国”作为今后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用“文化”向世界说明中国、展示中国坦然和自信的文化气度,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不容回避的艰巨使命。   显然,今天我们提出建设“文化中国”,是基于30余年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发展的经验与教训而做出的战略选择。我们已经走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阶段,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需要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通盘审视未来的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提出建设“文化中国”,标志着中国社会发展正在进一步走向自觉,当然这也昭示着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自觉。   首先,“文化中国”是对“唯经济论”思维模式的纠偏。   回首30年中国的发展我们看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似乎成了我们不变主题,“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更成了唱响神州大地的耳熟能详的口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侧重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并期望以经济改革为突破口进而带动全社会的改革,这种改革模式的确带来了中国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我们取得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但相对而言,中国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的改革,我们则没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关注。我们总是在关注GDP总量、工业总产值、人均收入水平等等。不容否认,在各级政府的实际决策中,确有把经济发展这个手段异化为最终目的的倾向,使得经济增长手段掩盖了社会协调发展的目的本身。   但须知量的提升并不能等同于质的飞跃,经济增长更不能简单等同于社会发展。严酷的现实已经表明,如果没有社会、政治、文化等多维发展的协调,经济发展很有可能成为少数富人的盛宴,大多少人在充当廉价劳动力的同时并不能提高自身的幸福感,社会公正将遭遇空前的挑战。所以我们提出建设“文化中国”,就是首先要纠正这种不问社会发展方向的“唯经济论”思维定式,在价值层面去自觉追问:中国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具体说要把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落到实处,着眼于每个国民身心发展现状的改善,要把如何切实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让全体中国人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让全体国民活得更有尊严更有意义。文化不是经济发展中的配角,更不是发展的手段,而是社会发展在精神境界层面所追求的目标。拥有自觉的文化价值导向将赋予社会发展以一种人性的、目的性的关怀,为破浪前行的“中国航船”提供一种动力源。   其次,在全球化时代发展的今天,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与经济发展不相匹配。   在当今的世界舞台上我们看到,一个民族的文化影响力是最恒久最深厚的影响力,文化更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但严酷的现实是,当代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与我们的经济发展不相匹配,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文化现代化研究》的研究分析,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指数在全世界排名仅为第7位。我们暂且不论现有的文化排名是否借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光,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福,单从排名先后来看,中国文化影响力指数与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前景以及中国发展理念和模式日益扩大的影响是很不协调的。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却是一个文化产业小国,30年来,我们的文化产业出口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中国的文化产业才刚刚起步,缺乏国际竞争力,我们少有文化精品产生世界性影响。在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等方面我们还缺少原创性的、富有震撼力的成就。总之,相对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任重道远。长此以往我们不难想象,外来文化不仅会大举占领中国文化消费市场,更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文化安全。   再次,我国的文化发展形势严峻,文化生态环境亟待优化。   从文化哲学角度来看,“文化生态环境”是指由构成文化系统的各种内、外在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关系。文化生态是一个比自然生态更为复杂的系统,它主要包括人的思想道德素养、科学文化素质,历史文化传统,外来文化以及文化创新等要素。   建设“文化中国”尤其需要培育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但环顾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现实我们却看到文化生态的失衡–民族传统文化常常被“戏说”,原生态的民族文化亟待拯救,高雅文化、精英文化市场日渐萎缩,感性娱乐文化则大行其道。在市场杠杆的驱动下,我们更多的彰显了文化的娱乐、实用与经济功能,而对文化的最核心层面即人文价值诉求、人的心灵建构等方面的关切不够。文化低俗化倾向日趋严重,无底线娱乐狂欢正在毁掉我们的大众文化,在娱乐化消费中造就着人们对历史的轻浮态度,而缺乏严肃与敬畏之情。   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文化中国”的提出要求人们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体现人文关怀。文化的发展不仅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合理的价值观念,同时规范着市场经济的运行秩序。文化发展需要激浊扬清,为子孙后代负责,为民族文化的未来负责。      二、“文化中国”告诉我们什么?      的确,培育“文化中国”、以文化的方式向世界说明中国,这是一个大题目,甚至说是一个系统工程。改革开放以来,向世界传递中国的文化价值,展示中国的文化形象,这已经成为我们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议题。我国领导人讲到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时也都强调,当代中国的发展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一脉相承的。1997年11月江泽民主席在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讲和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耶鲁大学的演讲的主旨,都是阐述中国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人文价值就是“和而不同”、“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是中国未来和平发展战略抉择的文化之魂。找到了中国文化的价值之源,我们未来文化实践才拥有了目标与方向。   笔者认为,我们这里对于“文化中国”的理解,应体现以下三个方面的价值关切:   第一,“文化中国”不是简单地向后看或历史怀旧,而是指向中国发展未来的,所以要培育“文化中国”的现代视野。   我们如果把中国文化放在进一个世纪以来社会生活变化的总体环境背景中加以定位,则会看到文化中国在现实实践展开中,呈现出了两种不尽相同的心态。一种是向后看,这是一种未能很好融入全球化文化的浪潮而表现出的文化偏执反应,它拒绝全球化,拒绝现代文明,以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去面对外来文化–中国文化都是好的,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都是坏的。这种贴标签式的文化态度不利于中国文化与世界的交流。另一种是向前看,这种观点主张以民族传统文化为出发点,去其精华去其糟粕,整合现代新文化,使中国文化在民族性与时代性、传统与现代、本土化与全球化的二元张力中发展前行。   当然,“文化中国”的目的指向无疑是后者。我们要立足现实、面向世界、着眼未来来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重要的不是我们的文化过去如何辉煌,而是未来如何赢得发展的优势。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在世界舞台上,这30年我们的文化影响力与经济的发展并不匹配,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但却是一个文化产业小国。在世界文化交流中,中国确确实实存在着严重的“赤字”,在现代文化产品的创造与输出方面,我们才刚刚起步,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资本。因此在“文化中国”面向未来的形象塑造方面,我们还要沉下心来,踏踏实实的进行努力,注意审视、发掘和转化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以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为导向,以文化创新为途径,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先进文化。   第二,“文化中国”是一个正在“生成”的过程,不是已经“完成”的静态风景。   文化是一条河,是一条从“过去”经“ 现在”流向“未来” 的河,文化总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之中发展前行的。 文化不能仅仅理解为是一个实体性概念,不能为其确立一个固定不变的准则,以便把所有涉及到的东西都装入其中。这种做法将文化看做是静止的、封闭的东西。“文化中国”作为今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价值诉求,需要我们在不断的反省、建构中去实现。   人是一种想未来敞开的、未完成的存在,人类的自由创造本性恰恰根源于人的未完成性,人要在不断地实践和劳作中实现自己目的。因此“文化中国”的建构正是基于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在既已完成的现实文化层面上寻求新的超越。在这个意义上, 文化中国不是为了抓住自己过往的优秀文化传统不放,更不是将已经取得的文化成果拿过来孤芳自赏,而是一种指向未来的、致力于文化不断完善的创造性实践。这需要我们从“生成”的视角,对既有的文化发展现实进行不断的反省、矫正甚至批判,以保持文化发展的旺盛的生命力。文化创造活动总是具体的历史展开过程,文化的血脉不断在动态的“生成”中穿梭前行每一代人的文化活动客观上总是在传递着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人在这种潜移默化的文化传递当中,调整、修正着固有的思维定势,并为文化传统增添新的要素,这样,作为一个有限的存在者便会流于无限的文化传统之中而生生不息,获得了“类存在”的价值。   把握“文化中国”动态生成性,将有助于我们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总格局下,在经济全球化、各民族相互依存相互交流不断加速的现代化过程中,去自觉培育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富于创造力的和谐文化。   第三,“文化中国”是在全球文化的交互激荡中逐渐形成的。   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生活图景。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在全球化时代,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所发生的事情顷刻间都可能引起全世界各国的共同关注,地球成为相互影响的文化村落。世界各国不但在政治、经济上互相依存,而且文化的发展也越来越相互影响。人类的文化发展历史表明,任何文化形态只有在与作为“他者”的我们的交流甚至碰撞中,才会激活自身文化的基因,保持旺盛的文化生命力。   在这一大背景下考量“文化中国”的发展,首先需要我们以宽容的心态海纳百川,迎接八面来风,在与各种外来文化的交流中,我们要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恪守“和而不同”的原则,善于吸收全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与文明;同时也要增强文化的自信心,找准自我文化的发展方向,弘扬自身的文化特色,努力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民族文化的独到魅力。      三、建构“文化中国”的着力点      建构“文化中国”既是一个艰深的历史课题,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而今举国上下对于建设“文化中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经形成基本共识:建设“文化中国”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成败。着眼于这一发展战略高度,我们要对建构“文化中国”的着力点保持清醒的认识。   第一,注意开掘新文化创造的生命力。   一个伟大的民族应该具有广阔的文化生命力,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培育和发展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有着旺盛的文化生命力。文化的发展是有方向性和目的性的,文化的生命力说到底根源于传统与未来的张力,也就是说一方面,开掘文化生命力不能忽略了文化的根–即民族的传统。与传统对接并对传统的自觉认同,文化生命才找到了源头活水;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善于在继承前人文化创造的基础上,面向未来不断进行新的文化创造。(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文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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