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今年1月18日正逢1992年邓小平南巡20周年。年轻一代论及邓开创的改革开放大业，完全不知其在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差点夭折，是他在1992年1月的“南巡”及其讲话让改革开放再度焕发生命。 “南巡讲话”对中国人的疗伤效应 1990年代初期，由于“六四”四件的影响，整个中国从南到北，政治方面人们如惊弓之鸟，经济方面乏善可陈。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南巡”，确实扫去了弥漫在中国上空那种沉闷、彷徨、疑虑和无所适从的阴沉之气。 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在深圳通过公开与小道两条途径流传的各种消息。当时的中国，最害怕重归“鸟笼经济”的是深圳、珠海等几个经济特区，而某位政治高层那句“要将万元户整得倾家荡产”名言，虽然未公之于世，但却不胫而走，遐迩皆知。正是在此情况下，年届80高龄的邓小平在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这30多天当中，走遍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各城市，那篇“南巡讲话”让中国人知道“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仅特区要办下去，内地也要改革开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还发表了一篇内部谈话，传达到科级干部，大意是：“有人要坚持计划经济，好办。建议搞个计划经济特区，发粮票、布票、统购统销。实行自愿原则，让坚持要搞计划经济的人住那里去。看他们愿不愿意去。” 此后，中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人民掀起“经商潮”，知识分子忙赶“下海潮”，一句人人会说的顺口溜是“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发展。”中国人的生活改善，外资的大量涌入，就是始于90年代“南巡”之后。从那以后，邓一手缔造的经济改革开放的势头，不仅保持10年而无起伏，还为江胡两代尤其是江时代那看似鲜花着锦似的经济繁荣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毋需否认，邓小平是他同时代共产革命领袖级人物中走得最远的人。与今天仍然在世的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相比，尤显其眼光之洞达与开阔。但任何大人物都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更何况邓小平作为中共当时的实际掌门人，其出发点主要是为了党的核心利益执政权考虑。这一点注定了他的“改革开放”有诸多缺陷，其中最致命的就是他为了中共一党利益，留下了种种通向腐败的制度管道，以及现在不得不面对的政治改革难题。 计划与市场的统一：政府管制经济的通道 计划与市场的统一，于邓而言，算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权宜之计，但其后果是给政府及其腐败官员留下了掠夺财富的制度通道，造成了目前导致社会高度紧张的官民矛盾。 所谓“计划”，其实质就是要保留政府控制的资源分配大权。按照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制度设计，中国国土上的任何资源――尤其是农村的资源，不管是土地、矿产、河流、古迹，都属于国有，依据这些公共产权取得的收入都由政府支配。改革以来，政府控制资源与毛时代没有本质差别，却多了个“市场”，“权力”可以通过“市场”变现为金钱。这就是我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里所说的“权力市场化”。正是改革以来开始的市场化进程，使得政府（官员）可以将公共资源的配置权通过市场变现。这种半行政管制半市场化状态，造就了官僚阶层及其依附者成为大大小小的暴富者。 由于有了这条支配公共资源的制度管道，无论土地还是矿产，只要被地方政府发现其价值，毫无例外地都被其以国家的名义强征。因为事涉民众生存资源，于是各地相继上演着一出出政府与民争利的暴力拆迁与暴力征地事件，造成了不 少“失去土地的村庄”，造成了1亿多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的“三无农民”，以及失去家园的城市拆迁户。这些利益受损者已经构成了中国今天群体性事件的主角，官民矛盾极端尖锐。 政治之腿绊住了社会发展 “南巡讲话”的另一要点有关政治。即“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关键是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这一条被邓公之后的两代领导人强力坚持，甚至被上升到要求国际社会尊重的“国家核心利益”的高度。但正是这一条使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日趋强化，甚至使得中国地方政府出现利益集团化趋势。十余年前，我曾说过，减少腐败必须让政府权力从经济领域退位。但十余年过去，随着政府在经济中的干预作用日强，中国的腐败也越演越烈，许多弊病丛生的制度不仅未被革除，反而呈僵化状态。推究起来原因在于，所谓政府机构必然由作为个体的众多官员组成，而官员们的“经济人”本色决定了他们有自己的利益需求。在权力高于法律、缺乏监督机制的中国 社会中，由于政府掌控政治经济舆论等各领域，政府官员很容易将本集团利益包装成“公共利益”。中国的现实证明，一旦地方政府成为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 官员们就不再关心公共利益与国家的未来，只专注于通过某种制度安排获利。甚至为实现本集团的特殊利益不惜牺牲公共利益与国家的长远利益。这就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历时30余年，至今在许多领域仍然保持半市场化半行政干预状态的根本原因。 　　 对中国的政治利益集团来说，维持半市场半行政干预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状态最理想，无论是前进（民主化改革）还是后退（毛时代）都不符合它的需要。如果让中国成为“完全竞争”市场，政府管制经济的权力或弱化或从某领域退出，这意味着“造租”与“寻租”的能力弱化或者消失，官僚集团将失去“交易资本”；退回到毛时代，政府虽然拥有管制经济的权力却无市场，那么通过权力寻租所得无法通过市场变现。因此，目前这种半市场半行政干预的混沌状态最便于政府官员从中混水摸鱼。 中共党史上，若论开创大政治格局者，至今只有两人，一是毛泽东，二是邓小平。毛泽东“开国之功”至今仍为党内几代人念之不忘，即使是被世界目为反文明的“文革”功业也有人时常怀之念之。邓小平的功业有二，一是将中国人从毛时代的饥饿穷困里解放出来，二是打开了闭关锁国之门。但一因20余年前那场“风波”，二因现实中的政治腐败、贫富差距过大、司法不公等，其伟业已被打上大大的折扣。但我认为，邓留下的制度缺口乃是因其个人局限所致，其后被发挥成今天这般模样，却是其始料不及。 对人物、事件的历史评价，往往需要时间沉淀。我们这一代人最应该做的事情，也许是忠实地记录这个时代人们的真实观感。

在阿拉伯之春周年之际， 美国总统奥巴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都表示支持中东北非人民的变革。与此同时，正在中东访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也说“支持有关国家人民的变革诉求”。 *奥巴马支持阿拉伯之春* 中东北非一些国家的爆发的“阿拉伯之春革命”已经一周年了。这场革命推翻了几个政权并极大撼动了另外几个政权。美国总统奥巴马多次表示，“美国支持中东和北非能够满足整个地区普通民众合理愿望的政治经济改革。” *联合国支持阿拉伯之春* 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发表声明说，联合国将继续支持中东北非人民的努力。潘基文14日声明说，一年前，突尼斯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和尊严的决心鼓舞了全世界。他们的勇气在阿拉伯世界各地得到响应。 声明说，民主的道路是漫长的，且不可能一帆风顺，但联合国致力于协助突尼斯与其它经历民主过渡的国家，协助它们继续进行民主改革，实现民众的合法意愿。 *温家宝：支持当地人民的变革诉求* 与此同时，正在中东访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也说，中国“支持有关国家人民的变革诉求”。温家宝是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会见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伊赫桑奥卢时讲这番话的。 新华社援引温家宝的话说：“中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在维护西亚北非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停止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支持有关国家人民变革诉求，希望并相信地区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伊斯兰合作组织、阿盟可以为此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国内的媒体，低调报道了温家宝在沙特的这番讲话，没有展开引申和讨论，倒是海外一些眼尖的媒体注意到了温家宝讲的这句话，做了认真的报道。法广援引路透社报道说，这是一名中国首脑级关于在阿拉伯之春问题上首次公开做这样的表态。 路透社星期三发自阿联酋的报道说，温家宝在当地讲话说，应该让阿拉伯国家自己来决定它们的政治前途，但同时老百姓的愿望也应得到倾听。 *路透社：北京担心阿拉伯之春的负面影响* 路透社说，中国对中东北非出现的“老百姓起义”会影响到中国的可能性感到非常担心。 自从中东北非发生“变革”以来，中国去年二月也出现了“茉莉花革命”，主要表现在一些大城市出现“聚会散步”的现象。路透社说，有关保安当局如临大敌，严加防范，拘捕一些人，并判处他们徒刑，还有一些人则送去劳教，把事态“消灭在萌芽状态”，并严格禁止媒体采访。 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到王府井观察，也遭到了被请到“局子”里接受盘查的待遇。 *北京中南海只有温家宝一人呼吁政改* 温家宝这次在阿拉伯之春问题上的表态的确是中国政治局九名常委首次在此问题上的表态，也是唯一一次表态，而且这个表态还是在温家宝访问中东时做出的，整个表态也只有一句话。 这个表态由温家宝做出也有先例可循，因而毫不令人奇怪，因为，最近一些年来，温家宝在中国不同地区和场合已经不下十次呼吁要进行政治方面的改革。温家宝被海外一些媒体解读为“改革派”，而其他领导人不是强硬派就是观望派。

关海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线索和内在逻辑 进入专题 ： 政治发展    ● 关海庭       中国政治发展就是不断走向法治化和民主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一个是人，一个是制度。人主要是社会人，有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制度的设计和形式，则受到人的价值观念的影响。这样，就构成了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三大要素，即人、价值观和制度。其中，价值观是基础，包括政治发展的目标等因素；人，主要包括人的发展动力；制度，是发展的主要手段，三者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政治发展目标、动力和手段的统一。 “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因此，中国政治发展的价值观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谓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人民大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简言之就是“人民主权”；动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主要的动力源泉有：理想的高尚性、利益的合理性、竞争的激烈性，手段包括政治运动、思想教育、制度建设等等，其中制度是最主要的。动机（价值目标）、动力和手段的一致性，是政治健康发展的基本因素。          一          从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到1980年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发表之前，这段时期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酝酿和起步阶段，也是价值观的确立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起点，就是以社会主义最基本原则为内涵的“人民主权”理念的连续性。对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继承和超越，是这种逻辑起点的基本特色。继承主要是在动机（目标）方面的继承，超越主要是在手段上的超越。通过这种超越和继承，使中国政治发展的动机和手段达到了科学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动机（价值目标）的高尚性是政治发展的源动力。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里，中共在动机上始终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由于手段上的失误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角度出发的。 ”毛泽东始终认为，要使党保持在动机上的高尚性和纯洁性，就要使干部不要脱离群众。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十分警觉，多次讲到：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如果发展下去，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要被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因此，他采取了几个有力措施来保证中共动机的纯洁性：     第一，通过各种途径使中共干部紧密联系群众。主要包括干部定期参加生产劳动，“县以上的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以一部分时间从事体力劳动”；建立信访制度、疏通民意；鼓励干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树立深入实际的典型，如焦裕禄等。     第二，建立健全干部的学习和培训制度。每个星期干部都要进行政治学习，定期到党校、大学进行培训，向干部灌输社会主义的理念和联系群众的思想。     第三，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生活待遇作出明确规定，尽量缩小同基层群众的差别。干部级别从一级到二十三级，月工资最高500元左右、最低50元左右，并且同工人工资大体相当。     这样，就使得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没有形成一个官僚特权阶层，从而成为改革开放最好的条件之一。我们不妨将中国和前苏联的情况作一个对比。两国改革前，苏联党政机关人数近2000万，享受明显特权的有100万人左右，这些特权主要表现为：一是高工资，最高工资5000卢布，同工人一般工资的差距是20倍～30倍。二是额外补贴，相当于工资的50%。三是休假制度。四是特殊供给制度，主要是定期供应社会上的紧俏商品。五是配给高消费的福利待遇，包括用车、住房等等。而中国党政机关人数不足400万，生活待遇同普通老百姓差距不大。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第一，俄罗斯有着官僚和贵族传统，中国则是平均主义的传统；第二，俄（苏）生活水平相对较高，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而中国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还未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搞特权会遭到人们的激烈反对；第三，领导者个人的作用：斯大林有着鲜明的特权意识，毛泽东则有着强烈的平均主义思想，两人体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中共在内部没有形成一个特权阶层，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发展逻辑起点的基础。在这个起点阶段，中共主要在手段上进行了调整。这些手段主要有：一是“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国家法制建设全面起步。二是恢复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切实关心群众生活”，从1979至1980两年间，集中力量安排了1800万城镇劳动力就业。三是“反对干部特殊化”，“先从对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作出规定开始，再进一步地作出关于各级干部的生活待遇问题的一些规定，克服特殊化”。四是发展生产力，增加人民群众的收入。领导好不好，就看“劳动的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 ，即使在国家财政相对紧张的情况下，1979年也为全国40%的职工上调了工资。五是解决遗留问题，“有错必纠”，平反冤假错案，“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由此，中共既在动机上，也在手段上保证了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     政治发展的起点，一开始就将“人民主权”作为衡量的标准，使得动机合理、方向明确，加上对遗留问题处理得当，既对前30年的错误坚决纠正，又对前30年的优良传统予以继承，中国政治发展起始稳健，为以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一阶段：以1980年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为标志，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形成，以制度化建设为突破口，以“党政分开”为主要内容，开始对党和国家实行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管理，在政治发展的手段上有了历史性的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起步，是以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为背景的。当整个民族经历了这样一场“浩劫”之后，人们都从不同角度来思考其内在的根源。其实，任何人都会犯错误，毛泽东当然也不例外。问题的关键是，当“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之后，很多人，特别是党的一些高级干部，都程度不同地感受到了其中的问题，但都无能为力，仍然使“文化大革命”延续了10年，只有等到毛泽东去世、粉碎了“四人帮”，才能重新认识“文化大革命”。经过这种阵痛，人们看到了体制和制度的作用，邓小平对此作出了系统的表述。他在1980年明确指出，要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其中党是关键。这个时期相继采取了几个措施：第一，发扬党内民主。 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发扬党内民主”，“党内真正实行民主选举”，“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要加强党内监管，“不准搞特权”。第二，实行党政分开。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出“权力不宜过分集中”，“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从长远考虑，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第三，干部制度科学化。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提出用党章和国法的形式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领导体制和干部制度，正式建立了干部退休制度。第四，组织运行的制度化。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十二大还审议通过了新党章，提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重要原则。自此在制度化的基础上开启了中国法制的新进程。报告明确指出了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使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正常化”，“改革领导机构和干部制度，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第五，加强民主和法制教育。1986年9月28日，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提出“民主和法制、纪律不可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根本问题是教育人”。     很显然，这个时期政治发展的重点，是党的领导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党组织内部的科学管理；党和政府实行党政分开。中共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和反思，不断提升了自己的制度化水平，围绕着党自身的改革是这个时期发展的重点。     制度化的水平积累到一定程度，势必产生理论上的重大进步。这个时期的重要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中共十三大的理论贡献方面。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使制度化走向了法制化，将“政治改革”作为党的重要任务，并制定具体改革措施：实行党政分开，改变党的领导方式，不再设立分管职能部门的专职书记；进一步下放权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社会放权，扩大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自主权；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公务员制度；扩大行政透明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如人大、政协、群众团体、基层民主制度等；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此后，国家的制度化水平逐步扩展到基层。 1987年11月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根据六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授权决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98年1月4日，九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1989年12月26日，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国的基层组织自治制度不断深入发展。          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二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法治建设为主线，党和国家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向纵深发展。这个阶段最主要的背景，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有着强烈的要求；经过激烈的社会动荡，广大人民急切盼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发展。为此，这个时期的政治发展顺应人民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完善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政治构架。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提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和协商”，“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作用”，“举荐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在人民政协中的作用”，“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     中共将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推进民主进程的重要内容。 1990年3月1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积极疏通和拓宽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 1990年3月18日，江泽民在参加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中的关键，“党要尊重和支持人大依法行使职权。 ”1992年10月12日，在中共十四大上，江泽民提出了完善基本政治构架（人大制度、政协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善法制，实现民主化和科学化；改进决策机制；精简机构等重要内容。会议还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命题，并指出“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     上述成果逐渐上升到国家法律的层面。 1993年3月29日，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 1993年4月24日，国务院第二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同年8月10日，由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予以发布，10月1日起实施，这标志着中国的公务员制度正式建立。     第二，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十四大以后的政治体制改革，重点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上。 1994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次全会首次以全会的形式来集中讨论和解决党的建设问题，重点讨论了党的组织建设问题，并第一次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命题，对继续有效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会议提出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 《决定》特别强调，党的领导“需要以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 1996年10月10日，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从严治党，搞好党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越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越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对县级以上领导干部要集中进行一次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     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上明确提出：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就是在完善基本政治架构的前提下，进一步推进机构改革，“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提高为人民服务水平；把综合经济部门改组为宏观调控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加强执法监管部门，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实现国家机构组织、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的法定化，严格控制机构膨胀，坚决裁减冗员。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激励机制，完善公务员制度，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 ”在推进机构改革的同时，还需要完善民主监督制度，“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部门要实行公开办事制度。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中共十五大之后，围绕着政治体制改革采取了几项强有力的措施：一是进一步扩大民主。在巩固基层民主选举的基础上，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作出了“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引导人民群众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的重大决定。二是进一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2001年9月26日，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提出“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决定》强调了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几个要点：“一、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二、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抄照搬、本本主义；五、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六、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七、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八、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九、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十、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十一、加强对作风建设的领导”。     第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文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制建设的目标是：遵循宪法规定的原则，加快经济立法，进一步完善民商法律、刑事法律、有关国家机构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本世纪末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 1996年10月10日，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要在全体人民中进行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教育，普及法律常识，增强民主法制观念”。通过以上文件可以看出，强调宪法的作用，提出完善法律体系这个目标，突出普及法律的意义，是这个时期建设法治国家的三个显著特点。     1999年3月15日，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这既说明了中国政治发展取得的巨大成绩，也表明了中国以后实行“依法治国”方略的坚强决心。          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三阶段：从2002年中共十六大到现在，以政治文明建设为主线，政治发展向纵深发展，将人的全面发展和当家做主作为政治发展的本质要求。     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概念，指出政治发展的目标，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同时提出了“政治建设”的概念。政治发展、政治文明、政治建设三个概念的提出，反映了中国人民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坚强决心，也表明了我们“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的开放意识，更向人民展现了政治发展的重要地位和明确目标。     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十六大报告特别强调我国发展民主的主要道路就是党内民主。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扩大在市、县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进一步发挥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     以政治文明建设为主线，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不断完善，逐渐纳入到法治国家的轨道。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推进“政治文明”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个目标的统领下，各项政治发展的具体任务也不断推进：首先是党的自身建设。 2004年9月19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以及“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并规定减少各级党委副书记的职数，党的领导要进一步规范化；其次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框架不断完善。 200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不久又提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这两个文件重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进一步完善政治协商的内容、形式，并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     中共十六大以后，政治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就是科学发展观思想的提出。 2005年10月，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既包括政治发展同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相协调，也包括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协调发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政治发展稳步推进。 200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加强制度建设，保持社会公平正义”，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同时，其它方面的政治改革也向深入发展。 2007年“强县扩权”、“省直管县”的试点工作全面展开。 2007年11月，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通过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信息公开要覆盖大多数机构，“原则上全部公开”，“公开程序和救济渠道”。     2007年11月8日，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和后来的重要讲话中，全面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更加强调发展的协调性，其主要内容包括：意义和影响：“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要坚持进行政治改革，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前提和原则：这种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优势的利用：充分发挥现有制度的优势，“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内涵的把握：政治改革就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要“依法实行民主选举”；全面统筹：将马列主义同中国国情，公平和效率，自主和开放，政治和经济，改革发展和稳定等10个问题统筹起来。     十七大以后，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中国政治发展稳步推进。 2008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年-2012年工作规划》，提出了建立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框架，包括教育、制度、改革、加强巡视工作、加大惩治力度等内容，充分反映了我国反腐败的思路和坚定决心。 2009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议议事规则的决定，人大的工作进一步走向规范化。我国基层民主工作也深入发展。 2009年7月至8月，中共南京市委在363个城市社区全部采取公推直选方式，顺利产生了新一届党组织领导班子。 2009年9月18日，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号召。同时，《决定》提出“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积极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党的坚强团结保证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到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重点也是强调改革的综合性。 2011年1月，我国郑重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社会政治发展的协调性表现得更加明显。          五          按照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要以“人民主权”为主线，保证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30年间，通过党的自身建设，国家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政治文明建设，中国的政治发展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先从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分析，保证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现。从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来看，根据最近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按5级量表赋值方法测量（5分最高，1分最低）中国城乡居民总体满意度为：     再从党和国家的法治化和制度化程度来看，都有了长足的进展。到2010年底，我国已制定现行有效的法律共有236件，涵盖宪法及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法及非诉讼程序法案七个法律部门；现有有效的行政法规近690多件，地方法规8600多件，等等。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最后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来看，中国人民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我们仅从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来看。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2009年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居民进行调查，在4576个受访者中，关注度排第一位的是法制新闻，占到了所有回答的14.3%。     诚然，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问题也是很严峻的。从宏观上分析，主要有两极分化、社会腐败、主流价值体系受到侵蚀，等等；从微观上分析，主要有“一把手”权力过大，对之监督不力，基层组织涣散，黑恶势力严重存在，干群关系紧张，各级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亟待加强，等等。按照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执政党保持善良的动机比什么都重要，但随着利益的多元化，这种善良的动机最容易受到伤害，因为利益有一种自我增值的冲动，上述问题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导致“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侵蚀“人民主权”的理念，使善良的动机发生变化。     针对政治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人们提出了诸如“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宪政改革”、“政治行政化”等种种改革方案。 这些方案都值得进一步进行深入研究。但任何方案要想有推广价值，既要有扎实的理论准备，又要有翔实的经验基础，还要符合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将民主和法治统一起来，关键是既要保障个人、组织和地方的权利，又要防止利益集团干扰“人民主权”的理念；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的法律和制度体系已基本形成，为进一步扩大民主提供了保障。我国基层民主有了实质性的发展，到2007年底，农村有61万多个村民委员会，城市有8万多个社区居民委员会实行了直接选举。城市社区党组织领导人“公推直选”也在北京、江苏、浙江等地全面展开。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强调发展的协调性，因为影响“人民主权”理念实现的是多种因素。因此，综合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做好推进人民民主的基础性工作，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是保持以“人民主权”为内涵的善良动机的基本途径，其中的重点是建立和完善选举制度。这种综合性、基础性和重点性的统一，是政治发展内在逻辑的必然要求，其中有三个环节缺一不可：     第一，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素质，为完善选举制度创造基本的前提。中国目前影响全社会政治文明程度的主要因素是人们的政治素质。政治素质主要包括人们的理性程度、自控能力、法治意识等等。要提高人们的政治素质，最重要的就是综合推进政治改革，这其中包括思想教育、法治建设、实际参与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因为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是单一因素，而是综合因素，特别是人们政治素质这个重要因素，需要的是渐进的整体的推进。在这个过程中，要集中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充分尊重人的权利。这个问题是我们政治体系中略显薄弱的环节。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包括生存权、参与权、知情权及发展权。中国社会还有很多丑陋现象，“文化大革命”是各种丑陋现象的集中暴露。我们吸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综合推进了社会的进步，但不尊重人权的现象还很多，这也只能通过整体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二是通过实际参与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素质。稳定的确是中国的头等大事，但持久的稳定一定是建立在人民群众综合素质提高的基础上的。要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素质，一定要有切实的参与和实际的锻炼。村民自治选举开始有很多问题，现在都很好地解决了，中国基层民主正在健康的发展。三是处理好政治发展动力系统中各种因素的关系，特别是理想和利益的关系。从根源上说，中国社会是理想和现实合一的一元性社会，不同于西方理想与现实分开的二元社会，即在现实社会之外还有一个宗教的世界。现实社会主要靠法治，理想社会主要靠宗教，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张力，调整起来有相当大的余地。中国社会中理想与现实是合一的，既要保持理想，又要允许现实利益的合理性。战争时期“革命理想高于天”，压倒了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建设初期继承了这个传统，导致对正当物质享受的否定，改革开放以来承认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又导致拜金主义盛行。以理想为主导，将精神追求和物质享受有机地统一起来，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     第二，进一步提高中共和国家的制度化和法治化程度，为选举制度的发展提供基本保障。先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选举是各种利益的博弈过程，要有严格的法律加以规范，因此，我国现在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也到了攻坚的时期。再从特殊的意义上说，中国社会的腐败现象是比较严重的，已经影响到党和国家的形象。诚然，任何社会都有腐败，关键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克服腐败的“良方”。自律机制是我们一贯的主张，在自律机制基础上加上他律机制一定是必然的选择。这就要求我们在法制和制度化建设方面有所突破：一是完善和选举相关的法律，解决权力的来源问题；二是在对各级领导，特别是对主要领导的监督和制约的法律和制度上有所突破。这两个方面的立法和监督也到了向深层次发展的时刻，诸如“选举法”“监督法”、“政党法”、“财产继承法”、领导干部的财产申报制度、特殊岗位的审批制度、参与经济活动的约束制度等，都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中国有这样一种政治现象：“一把手”一旦出问题，就会出现全局性的问题，这实际上既有权力来源方面的问题，也有监督不到位的问题。通过选举解决主要领导的产生问题，通过法律和制度解决对主要领导的监督问题，这些都是大势所趋，国家的法治化和制度化程度能否提升，主要难点在这方面。     第三，建立健全系统的选举制度，保证人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地不断发展，是实现政治发展基本价值观的必然要求。从长远看，只有实现了人民参与，才能真正实现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目标，因为：一是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中共执政的科学性和合法性问题。中共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定要通过扩大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参与表现出来。二是这个问题还是党和国家制度化和法制化的基础。如果没有民主，就会走向“制度”和“法制”的专制，那将比人治更可怕。三是这个问题是解决经济矛盾的突破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问题，这个问题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实质上是政治问题。只有让人民群众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人民群众表达自己意愿最好的途径，就是选举。在选举这个问题上，有三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是选举的广度，在现有制度框架的基础上，基层的直接选举要不断发展，乡级的直选要进一步推进。同时进行间接选举，试行下一级的党代表、人民代表参与上一级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的选举工作。二是选举的深度，没有特殊的情况，要推广差额选举的制度，给选举人以更多的选择。三是选举程序的完善，包括候选人的提名、选举过程的监督、选举结果的确认，都要有严格的程序。     总而言之，在中共的坚强领导下，整体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着眼于提高全民的政治素质；深入进行制度和法制建设，着眼于对领导干部的监督；逐步扩大选举的广度和深度，着眼于人民意愿的充分表达，是我们推进政治发展的三项基本任务，也是政治发展内在逻辑的必然趋势。    进入专题： 政治发展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325.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北京党史》2011.5，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该报介绍说，中国90后一代是独生子女的一代，是互联网与微博的一代，他们与中国经济增长同时成长。现在他们开始进入社会，寻找工作，但是中国经济却在此时放缓了增长速度。 就此专题，《国际信使报》主编发表了一篇社评文章。文章题为《中国的美国化》。文章表示，中国很可能有一天会在实力上和国内产值上超过美国，但是中国也将为这一结果付出巨大代价。通过目前中国年轻一代所透露出的信息，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正在迅速美国化。这当然是中国自1978年启动中国经济改革以来的各种宣传的结果。中国政府发出的致富的信号被中国大多数人全盘接受。物质主义于是转化为消费主义。 10多年以来，互联网和数以亿计的微博也使得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微博上，除了政治以外，什么都可以谈。中国人于是得以通过互联网大量吸收来自西方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来自美国的文化乳汁。对于众多的中国的年轻人甚至成年人来说，欧洲只不过是一个保守的困守于过去的大陆。只有在时尚领域，如赫尔麦斯或古奇等名牌，欧洲才在中国城市年轻人那里有点声誉。 作者表示：中国出生于1989年之后或稍早的年轻人的脑袋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消费，如何出人头地，如何成为房主。即使是这些年轻人会遇到很多困难，而且他们也会很愤怒，但要指望这一代青年推翻现存体制是不会有希望的。 这其实就是中国现政府二十年以来的最大成绩，将政治问题完全从生活中抹去。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在大学，马列主义的课程还在继续，这些课程已经同社会现实毫无关系。学生们也对这类课程十分讨厌。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对政治不关心的原因。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知之甚少，对1989年天安门事件也浑然不知。要想知道这些事件，必须翻过中国新闻封锁的高墙，到境外的互联网站上去了解。但只有很少人翻墙。 于是，家庭政治教育无法进行，传统的儒家教育也无法进行。中国于是成为一个风俗放纵的美国化的国家。作者最后提问，中国政府对这样一个脱了缰的社会的控制还可以维持多久？这将是留给即将接任的习近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