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一五一十 | 真实版的《V字仇杀队》离我们并不遥远

作者: 孙骁骥   12月14日晚,央视6频道破天荒播出电影《V字仇杀队》,在微博上引起热议。人们的议论源于影片的题材。《V字仇杀队》讲述了一个集权政府统治下,民间的异议人士V如何获得人民的支持,对抗政府的故事。V主张以恐怖主义的方式推行“暴力革命”,并实现了炸毁国会大厦的大愿望。影片中标志着独裁的国会大厦倒下颇有寓意,而一些台词如“人民不应该害怕政府,政府应该害怕人民”、“思想是不怕子弹的”等等也被人视为富有煽动性。 一部电影的上映是否值得人们如此激动、浮想联翩?对此,笔者持有不同观点。首先,《V字仇杀队》算不上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禁片。所谓禁片,在中国的定义是:院线不上映、网上不播放、豆瓣查不到、甚至很少有人知道这部电影存在。总之,就是严格的禁止传播。但《V字仇杀队》的情况有所不同。首先,中国网民在网上可以很方便地查阅到这部电影,多年前这部电影就在豆瓣创建有词条,并且还有不少相关影评,这说明我们还是能通过各种渠道观看这部电影的。《V字仇杀队》其实仅是一部没有在院线正式播放过的影片而已,而真正的禁片,众所周知,在大陆的任何一个网站都绝对查不到相关信息。即是说,除非翻墙,否则只要是你听说过或在网上看过的电影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禁片,真正的禁片,是那些你闻所未闻的影片。 因此,央视播放了《V字仇杀队》,我们毫无必要做过多的诠释,毕竟这部电影所虚构的发生地是在英国而不是北京,与我们相隔十万八千里。这也使得题材稍显敏感的它成为了一部介于普通影片和禁片之间的“灰色影片”。央视放映这样一部灰色影片是否是在释放某种信号?坦白说,笔者无从知晓,而那些对此问题持肯定回答的人,充其量也不过是在驰骋其想象,进行某种猜测。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不可能将央视6台视为官方代言人,它代表不了政府,因此,播放《V字仇杀队》顶多预示着:央视6台要改版。如此而已。 但如果随大家一起驰骋想象: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改革”会让中国迎来一个更加开放、更少管制的时代,那时,中国社会倒是很可能出现真实版的《V字仇杀队》。原因很简单,革命所导致的一个政府的覆亡最可能发生在它打算进行改革的时刻。这也是法国史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阐释的观点。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在一个座谈会上讲到反腐“更希望润物细无声,不大搞动静,但是也不能有困难就不做”,并推荐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此举颇为引人瞩目,当改革这个词再一次被执政者提起,托克维尔的这本书与《V字仇杀队》引起人们某些联想,不足为怪。 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的暴力性一直遭人病诟,雅各宾党人的“革命恐怖主义”更是为后世开了一个坏头。但托克维尔也在书里指出,革命群众的暴力成性与之前政府的“教导”密不可分。自路易十四以后的朝代中,法国政府每年都现身说法,告诉人民对私有财产应持轻视态度。政府当局私占人民财产、草菅人命的事情也长期存在。潜移默化之下,轻视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和人生命的不可侵犯性,也就渐渐成了波旁王朝时期的一种糟粕“文化”。法国革命,让这种建筑在暴力上的文化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扬。 暴力文化的发酵体现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相互怨恨。波旁王朝的政治改革让长期受压迫的“第三等级”终于有了怨气的发泄口,而三级会议重新召开之后一系列经济改革的失败(例如货币改革的失败)进一步掠夺了人民的利益,日益加深了这种怨恨。仇恨的堆积最终酿成了让无数人头落地的暴力革命。换言之,专制政府的功能就像防洪堤,一旦民怨高涨,它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增高堤坝的高度和厚度,增加维稳的力度。一旦它反其道而行,主动给承载大洪水的堤坝开一道口,那么结果只可能是激流喷涌、坝毁政亡。专制国家的“改革”之谈,无非是在为防洪大坝凿开这道口。 在宣称“朕即国家”的路易十四之后,路易十六这个有心改革的皇帝没能让法国波旁王朝的统治稳固下去,受旨恢复召开的三级会议成为了与政府当局“对着干”的最大机构,民间的对抗性思潮在实行“改革”后的法国甚为流行,远远超过路易十六这位“改革者”的预想。此情此景十分类似于晚清政府打算实行“宪政改革”之后,改革的步履实际上催生了民间的反政府思潮,并加速了清王朝的覆亡。波旁王朝和满清王朝因改革而终的历史都说明,只有在良政的前提下,改革才有可能会带来良性结果,但改革挽救不了已经彻底丧失民众认同感的暴政,而只会加速它终结的速度。当被动的改革成为威权政府祭出的最后法宝时,距离真实版《V字仇杀队》的上演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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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解读十八大:结束改革路线之争

[提要] 谈到城镇化问题,吴敬琏表示,政府主导的用大量土地投入和土地抵押支撑的城市化,就是摊大饼。这样建立起来的城市营运效率很低。北京就是一个例子,从政治到经济各种各样的机关、企业,很不专业化地堆在一个城市里面,使得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半径都非常长。堵车、污染都变成很难解决的问题,而这个城市的运营效率变得很低。    十八大的重大意义在于选择了正确的顶层设计   今天想要跟大家共同商量这个事情叫“重启改革,正当其时”。实际上讲讲我个人认为怎么重启。现在我们站在这个改革的路上,站在什么节点上,我们今后应该做些什么?先从刚刚闭幕不久的十八大讲起。我认为十八大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为什么它具有重大意义?它最重要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在我看来,就是在过去几年的两种顶层设计,或者用过去的话来说,两种顶顶层设计之间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意见。过去一些年,我们经济上社会中各种矛盾积累起来了,而且正在激化,但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中国想出去,看起来大概是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继续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个改革开放的路线向前进,建设一个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或者叫做规则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是顶顶层的设计,大的设计。另外一种就是从本世纪初渐渐的发展起来,而且在前两三年,似乎在社会上,在舆论界,甚至在民间渐渐的变成了占有优势的一种思路,一种顶层设计,顶顶层的设计,这就是开始叫做顶层共识,后来叫做中国模式。英国的《经济学人》把它叫做国家资本主义,因为我们东亚国家的说法叫做维权主义的发展模式,就是用一个强势政府大的国企海量投资支撑高速度的增长这么一种发展模式。   这两种观点,两种方向,两种顶顶层设计在过去几年中有激烈的争论。那么,十八大我认为它的最重大的意义就是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的顶顶层设计中间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这个正确的方向正如十八大最近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说法,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真正方向。当然,不仅是一个经济方面的品质,包括建立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样的内容。   这样就把重启改革,重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放到了执政党的议事日程上了。但是,在我们欢呼这种重大成就的同时,我觉得我们要非常冷静地考虑到确定这个顶顶层设计,确定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改革方向并没有完成我们所要进行的事宜,它只是一个重启改革的第一步。比照过去的经验,我们如果说有全面改革,这是第三轮了。第一轮可能是80年代中期,一直到1988年的国家体改委做的中期改革规划,但是很快就因为出现了1988年的经济不好,1989年的政治风波,就没有执行下去。第二轮是执行下去了,这就是从1990年12月邓小平提出要继续改革,要搞市场经济开始,到1992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1993年的11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所谓50条决定,选择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点方面和这些重点方面改革的方案,并且把这些改革方案汇集起来成为一个总体的设计。从1994年开始就执行这个总体设计,当然在执行过程中很多调整,接着是1997年补了一个课,就是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基础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公有制为主题,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且写入了《宪法》,正是这一轮改革,它奠定了我们在世纪之交中国经济能够崛起的基础。   比照过去这些经验,我们要做全面的改革必须完成三项工作,第一项就是确定改革的目标,当年叫做目标模式,现在叫顶层设计,或者叫顶顶层设计。第二件事儿就是要制定重点改革的方案,和改革的总体规划。第三就是要克服阻力,把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那么,从这个比照过去的经验来看,我们现在在哪一时间点上呢?后面的事情还很多,第二件事儿,第三件事儿它的难度也许比起来一个比一个难,对第一个目标确定来说。   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把注意力放到第二布局,所以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这么一个要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整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要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是中央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的建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十二五”规划,它是针对什么问题的呢?就是现在市场经济是有非常复杂,非常精巧有非常巨大的一个系统。   所以,一方面它是不能够边设计边施工,我们过去习惯这种做法,现代市场经济可能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体系,你就很难边干边想。有人说,是不是经济工作会议最近也说了,允许摸着石头过河,我一琢磨,为什么用了这样的表达方式。说的积极一点,就是说应该鼓励基层的、地方的制度创新,不能禁止压制基层的创新。可是,这种创新一定是在一个大的目标、大的方向下的。比如我这种创新是不是加强所谓中国模式,加强强势政府,加强海量投资的搞项目来提高GDP的增长速度呢?这个好象会有问题了。就是说,我们这几年来,我们地方有好多创新是很有意义的,比如上海市退出竞争性部门的计划,上海发起的营改增,还有广东的简化工商企业注册手续、清理审批制度。这些是非常有价值的基层创新,这种创新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它有价值?而且提出来以后得到了各个地方,甚至中央机关的支持呢?它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说规则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个大的框架下、大的目标、大的方向下进行的创新。这跟我们改革初期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已经整个社会到了崩溃的边缘,只要是能够改进,一切办法都可以用,那个时候讲的摸着石头过河是很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原因,就是重视顶层设计和中体规划。   另外一个是大系统,这个大系统,你对它的设计不能够以各个子系统各自为政,然后拼起来变成一个体系,这样的体系是无法运转的。这就跟我们为什么最早提出顶层设计来,就是十年前,那个时候我们搞电子政务,各个机关、各个地方都搞了自己的系统,它专注于买谁的电脑,用谁的操作系统,买哪些外围设备,结果这个全国的系统建立不起来。所以,我们信息的专家们就提出说这个网络工程里面有一个词叫做“顶层设计”,意思就是你要从顶层开始向下一层一层的设计,这样各个子系统之间才能互联互通,才能协调。   所以,到了“十二五”规划的时候就引用了当年我们在建设网络的时候曾经有过的一次讨论,用了一个简化的表达,就是要重视顶层设计。我想我们现在也是这样。那么,怎么来做呢?我想应该是这样,首先就是问题导向,从分析我们当前突出矛盾它的体制性原因入手去分析它,然后就能够明确改革的重点和这些重点改革的主要内容。这是第一件事,可以从这里入手。第二就是把这个研究综合起来,围绕完善竞争性市场体制这个中心,作出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有经济、市场监管、行政改革、法制体系等等方面的改革方案,一个方面一个方面的改革方案。最后还需要有一个很权威的机关,党和政府的权威的机关,把各项改革方案、每一个方面的改革,也可能再提出不同的方案,加以比较,加以筛选,而且要根据各项改革之间的配合关系,包括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关系来提出经济改革和税制改革的总体改革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    只有解决体制性障碍 才能提高城镇化效率   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城市化。一方面我们这个城市化的水平还很低,因为从人口来说,占51%,而且这个里面有一部分没有真正的实现城市化,因为我们大概有2亿农民工和农民工的子弟,他们并不具有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就业所需要具备的能力。所以,我们这个城市化需要加快,它确实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需要加快。但是,另一方面现在这个成本已经很高了,效率已经很低了。那么,就出现一个很大的矛盾,在这个城市化的问题上。一方面需要加快城市化,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内容。   另一方面我们现在这个效率有两个效率问题是相当严重的,一个就是城市化本身的效率,大量的投资投入,大量的土地投入,而实现的城市化水平要按人的城市化,城市化的内容当然是人的城市化,但是按人的城市化来说,它实现的不是很高,所以效率是很低,这样是不能持续的 。大量投资、城市扩容为主要内容的这样的低效率的城市化,我们城市化任务还很重,用这样低效的办法是无法支撑的,无法持续的。另外一个低效率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种政府主导的用大量的土地投入和土地抵押的资金投入支撑的这个城市化,就是摊大饼,不管扩大城市的规模,而建立起来的城市营运效率很低。北京就是一个例子,各种各样,从政治到经济各种各样的机关、企业等,很不专业化地堆在一个城市里面,变成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半径都非常的长,堵车、污染都变成很难解决的问题,而这个城市的运营效率变得很低。 这两个效率低会造成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样一个矛盾,一方面要加快,另一方面现有的方式又不能持续,我们就需要研究,它的体制原因是什么?如果不能解决这些体制上的原因,我们这个事儿就弄不下去了,或者弄下去了,但是造成的长期的消极后果很严重。那么,有些什么呢?前段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梳理了一下,需要解决一些什么问题?首先,就是一个农民的土地产权问题,因为他们的产权就形成了运用这个差价支撑,非常浪费的实现城市化,造成所谓的土地财政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第二个问题需要解决我们政府功能问题,为什么是一个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城市、城市,从世界各国的发展,这个城市是从“市”来的,但是中国的传统这个城市是从“城”来的,城者都也,城就是政治中心,是这么来的。于是,它这个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就会造成许许多多的问题。把这些问题排列出来,到底体制上的原因是哪些?掌握了体制原因以后,就是知道要扫除这个体制性障碍,有效率的体制化,或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说了,提高城镇化的质量,这个提法非常好,只有解决了这些体制性的障碍,我们城市效率才会提高。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着许多主要矛盾都需要做这样的深入分析才能最后总结出来我们要做哪些方面的改革,我们才能绘制出我们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最后讲一点就是要做好,设计好、执行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规划、路线图,一定要群策群力。根据过去的经验,制定改革的方案设计和总体规划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工作,需要官、产、学各界人士的广泛参与和协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够集思广益,凝聚有识之士的共识,坚定民众的信心,获得克服阻力,推进改革的社会支持。如果设计出来以后,执行这个路线图和时间表是有很大阻力的,所以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政府方面,党的领导方面和普通民众,和学者、传媒大家共同努力来把它做好。         (本文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经济观察报·2012年度观察家年会暨第二届中国改革峰会”上的发言,文字内容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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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胡春华将出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性格颇富魅力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将被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接替。广东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也是中国的出口大户。 中国调整省级领导层之前,中国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新一届常委在11月亮相。现年57岁的汪洋未能进入政治局常委,但预期仍将在中央政府出任高级职务。 自从汪洋在2007年主政毗邻香港的广东以来,这个人口众多的华南省份经历了经济转型和劳工维权行动频发的动荡时期。针对2010年夏季广东爆发的一波自发罢工浪潮,他推动有关方面与年轻的工人们谈判,而不是沿用以往出手打压的做法。 现年49岁的胡春华曾是一名建筑工人,他是所谓的第六代领导人之一,预计有望在2017年进入政治局常委。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他将是在2022年接替习近平出任国家主席的领先候选人。 他的任命突显出广东的重要性,自中国在30年前走上市场经济改革的道路以来,广东一直是经济改革的一个实验室。这一点在本月早些时候得到强化,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视察广东,对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在30年前开启的改革给予肯定。 中国有许多领导人是中共老一辈领导人的子女,与他们不同,胡春华的童年比较艰辛。他曾在老家湖北省步行数公里上学。 就在一年多一点以前,汪洋的斡旋能力受到考验。当时陆丰市乌坎村的村民奋起抗争,在抗议腐败的当地官员抢占土地后,与在村外包围的武警对峙了11天。汪洋派出一名受到信任的官员前去化解危机,为该村在今年3月举行选举铺平了道路。这两件事都突显了汪洋所称的对广东省更具质询意识的年轻一代需要引导,而不是发号施令。 受尊敬的当地杂志《南都周刊》的编委沈亚川周二在一篇博文中表示,汪洋处理危机的能力在省级以上官员当中无人能比。不过,沈亚川接着批评汪洋担任省委书记期间广东打压传统上大胆的本地媒体的做法。他的帖子后来遭到删除。 汪洋一再推动广东省向价值链上方移动,从世界工厂的车间,转型为一个技术和创新中心。他在本月早些时候郑重宣告,广东企业要“卖知识”,而不再是“卖汗水”。当地学者表示,这一转型努力的成果参差不齐,尽管在深圳及周边地区发展起了一大批电子产品制造厂。 习近平的广东之行让人联想起20年前邓小平的南巡。上周他视察了广东工业设计城和一家研究院,对汪洋的领导投出信心票。 “习近平表现出他对汪洋的支持,并且为胡春华定下了基调,”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学者彭澎表示。汪洋和胡春华还共同拥有一个在中国领导人圈子中不多见的习惯:两人似乎都不染发。 周苹香港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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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南方谈话”开拓改革开放新局面

2012年岁末,随着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顺利换届,决定下一步中国改革开放大方略的争论亦告一段落,改革抉择渐显清晰,中国和世界为之一振。   围绕这一重大问题的探讨和博弈,从去年开始即在各阶层和各方面激烈进行。今年2月,适逢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为此,2月16日出版的《财经》杂志,以“改革抉择时刻”为题,约请当年率先全面解读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周瑞金先生撰写长文:《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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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外交学者》走向邓小平

核心提示: 新继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对深圳及其它南方城市的造访,向外界表明其成为一位改革者的决心。但是,过度强调习此行的重要性是有危险的。对所有被释放出 来的信号来说,习的出访也仅仅是个信号——我们对什么是习眼中的改革,以及他到底拥有多少权力来实现他的愿景,都还知之甚少。 原文: Channeling Deng Xiaoping 作者: David Cohen 日期:2012/12/12 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新继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对深圳及其它南方城市的造访,向外界表明其成为一位改革者的决心,与邓小平血脉相通。 中国政治向来充斥着信号、符号与暗示。在”改革的信号”与”改革主义者正走向失败的信号”不断交替出现的令人困惑的一年结束后,很难说哪些信号是真的,而哪些 仅仅是 留给中国分析家们的智力测验。习近平周末的深圳之行是长期以来第一个答案无比明确的信号:这次要玩真的了。 作为离开北京的第一次行程,来到深圳这一中国市场经济诞生的地方,党的新领袖习近平正琢磨着邓小平留下的遗产,并坚定地站在了改革者的队伍里。作为92年南巡的重要一站,邓小平访问深圳意在团结地方力量推动改革,从而平衡来自北京的 保守派 的势力,这股势力 自 天安门事件 后东山再起 。深圳,也同样是总理温家宝在2010年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纪念仪式上演讲,呼吁进行政治改革的地方。这场演讲也使温家宝被排除在中国主流领导人之外。   相比之下,胡锦涛以访问西柏坡开始的他的任期。西柏坡是毛泽东政府进入北京之前最后一个指挥部。   虽然习的演讲并未超出讲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之类的陈词滥调——一个被胡讲了无数次的主题——但他却通过向位于莲花山公园的邓小平像(邓的骨灰被撒在这 里)献花,强调了其与邓的联系。同样,纪念邓小平本身也并非意味着对胡时期的背离,只是因习将其选为自己行程的第一站意味深长,尤其在知道他的一举一动都 会被外界仔细的审视以获取他对经济改革的看法的情况下。 还有 ,《新民晚报》报道 称 ,习在深圳种下了一颗菩提树,与邓小平在其南巡时在深圳另一个公园种下的树同属一个品种。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既参观了深圳的国有企业,也参观了这里的私有企业。 因 而习的出访令人激动,甚至官方主流媒体都开始寻找方法以把握改革的精神。拿星期一来说,为了暗示习出访的重要性,新华社对国外媒体对此事的大规模报道做了 报道,题目是:”外媒:习近平深圳行宣示改革决心”,接着就是一篇长长的文章引述了来自美国,日本,韩国,香港以及新加坡的新闻,它们都预测了中国未来的 改革以及将习的这个周末与邓南巡做比。 《人民日报》周二时以《 习近平广东行引改革期待 》(中文)为题发表文章,同样编辑了外媒的报道,并引人注意的引述了《每日野兽报》的话说:”截止当地时间周六晚上,中国官方媒体报道量很少,这可能是因为官员们正在小心翼翼地组织习近平此行的材料,确保他的意图不走样地 被 传递给公众。”换句话说,《人民日报》对《每日野兽报》对《人民日报》没有对此事进行报道的新闻,进行了报道。截止到周三早,一些类似的新闻以《美报高度关注习近平考察广东:释放经济改革信号》(中文)为题逐渐出现。 但是,过度强调习此行的重要性是有危险的。对所有被释放出来的信号来说,习的出访也仅仅是个信号——我们对什么是习眼中的改革,以及他到底拥有多少权力来实现他的愿景,都还知之甚少。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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