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作者:Yasheng Huang书名: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出版年:2008 　　前言 　　一九九八年，我正在上海为撰写我的上一部著作《出售中国》（Selling China)进行实地考察。期间，我问一位政府官员是否能为我介绍一些私营企业家。他满脸困惑，并且问：“你是哈佛的教授吗？”（彼时我正任教于哈佛）他继续问：“身为哈佛的教授，为什么你会对那些在街头卖西瓜、茶叶和烂苹果的人有兴趣？” 　　他的反应多少令我吃了一惊，我心平气和地提醒他，诸如微软和惠普那样的公司也是由私营企业家创立并经营的。然后我大着胆子告诉他，上海的私营企业家只是在卖西瓜和茶叶，原因或许是，只有那些行当才是政府允许他们从事的。 　　那位上海官员的看法令我久久不能忘怀，并激发了我写作本书的最初灵感。（本书中有一章的标题就叫“上海出了什么问题？”）他的看法与西方对中国改革的相当多的理论阐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西方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家之间盛行的一种观点是，在中国，国家致力于缔造基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但这种改革受制于政治障碍。作为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决策者采取了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以达到同样的目标：比如将国有企业部分私有化、引入境外竞争，并在保留国有企业的同时鼓励新的创业。 　　真实情形接近于那位上海官员看法背后的精神。至迟于一九九八年，大多数中国官员对私人创业还是持有全然轻蔑的态度。倘若中国当局选择压制私营部门这一点确凿无疑，我们将遭遇好些重大的难解之谜。其中之一是，怎样解释私营部门实际上随着时光荏苒而茁壮成长这一毫无争议的事实？我在我的上一部著作《出售中国》中提供了一种解释，即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作用不是带来了工业技术和实用诀窍，而是以向受压制的企业家提供融资的方式扮演了风险资本或者私募股本的角色。这是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从高技术产业到低技术产业，从这个国家的富裕地区到贫穷地区——如此普遍的缘由所在。自从拙著出版以来，数篇实证研究论文业已较为系统地确证了这一假说。 　　外商直接投资并非故事的终局。外商直接投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涌入中国，倘若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九十年代私营部门的成长和经济增长，人们该怎么解释八十年代的十年呢？这个关于八十年代的问题暴露了我自己对最近的中国历史的无知。我和其他一些学者一度认为，中国改革遵循一条渐进式的轨迹——始于从不显山露水的小步前进，然后随着时间推进，经济转型的速度加快、力度加强。有很多年，我都持有这样的看法：九十年代的改革远较八十年代激进，影响也更为深远。 　　本书读者将发现，本书的主题恰恰相反。本书表明，中国真正的奇迹发生于八十年代，这一奇迹是由自下而上的创业努力和很多改革前沿值得关注的自由化缔造的。九十年代，改革事实上发生了实实在在的逆转。 　　我是在有机会与张伟博士探讨与争论之后，才开始怀疑我本人的看法的。张伟博士目前任剑桥大学讲师，讲授中国经济，他对中国改革的历史有极其广博的了解。八十年代，正值风华正茂的张伟主管着天津的一个经济开发区，是中国政府部门中新成长起来的明星人物。张伟温和而坚定地告诉我说，我的渐进主义视角显然低估了八十年代改革的速度。自从那次对谈之后，我开始注意到相当多的局内人，即任职于中国官方体制中的人士，也持有类似观点。对于改革在九十年代的逆转，我在第三章中提到的农村官员李昌平是最为直接指出这一点的学者。 　　但对这一议题进行学术研究不能仅仅提供局内人的观点。这一看法必须由数据来证实，这是个挑战。要获得准确的中国统计数据——特别是有关八十年代的数据——有多么艰难，极少数社会科学研究者才能体会到。文化大革命完全破坏了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搜集体系。有报道说，一九七六年，仅有四十六人供职于国家统计局；迟至一九八六年，百分之九十的中国经济数据还是人工处理的。（一九八五年，国家统计局进行了一项经济普查。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查证该普查原始数据获取情况时所得到的回复是，保存数据的磁带掉到了水中，已经被完全毁坏。） 　　在麻省理工学院，我的一些同事通过设计精确的实验，有时是把他们的学生当作研究对象，以此来为他们的研究生成数据，他们的这种能力令我惊讶并羡慕不已。在我的一个同事设计的一项实验中，他会为在饭厅吃饭的学生拍照。（从某种程度上讲，或许我也只能惊讶而已。）出于实验目的而生成数据，类似那种奢侈享受我不曾拥有，并且对一些人溯及既往并不是件容易事，特别是当相关人士是前总理或政府部长（包括相当多政治上不受欢迎的人士）时。 　　我于是另辟蹊径——研究政府文件。中国不缺文件。有一种来源特别的文件——银行文件汇编，被证明对我的研究计划极有助益。为完成本书的写作计划，我查阅了数千页的银行文件，其中好些文件早至八十年代初期。正是基于逐步积累起来的银行原始文件证据，我开始拒斥对中国改革的渐进主义解释。 　　有怀疑精神的读者或许会质疑，基于银行文件证据而得出的结论尚不够慎密严谨。（除了文件证据，我还搜集到了数量可观的调查数据。）在回应这一批评时，人们应被提醒的是，渐进主义的视角似乎从不曾被系统证实。支持渐进主义视角的最有说服力的一条证据是，私营部门产量所占份额在不断上升。在第一章中，我深入解释了何以这种指标对于研究政策演进来讲是有问题的。 　　当我们试图作出表示因果关系的推论而不是要尝试确立某些事实时，研究方法的慎密严谨最为重要。这里有个研究中国经济与研究美国经济之间的重大区别。研究美国经济时，学者们或许会就比如说“里根减税”的效果这样的问题争论不休。而在研究中国经济时，最关键的问题会是：政府真的是在减税吗？本书大部分篇幅是对事实的记录，包括对乡镇企业作出了精确定义并就针对私营部门政策的演进提供了分析性的恰当评估。 　　鉴于两位个人在我获得关于中国改革的原始文件时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帮助，我应专门提到他们。一位是熊景明女士，她当时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图书管理员。熊女士搜集的关于中国的资料令人着迷。我在她那里用到的一部书表明了她搜集资料的广度和深度：那书仅印刷了二十四本。她搜集的资料可以上溯至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早期，并且分类精当。我对她不胜感激。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图书馆的南希·赫斯特（Nancy Hearst）女士对我的研究贡献同样重要。她供职的图书馆毫无疑问是亚洲之外研究当代中国的最佳之地。南希还以其他方式帮助了本书的研究。她编辑并校阅了本书的初稿并纠正了我犯的一些错误。我非常感谢她。 　　过去那些年，我身边有不少能干的研究助理，这些人包括Lu Gao、Yu Lu、Heiwai Tang、Yanbo Wang、以及Wendi Zhang。其他一些人搜集并提供了关键的数据。香港岭南大学教授张轶凡慷慨地与我分享数据，香港大学的杨治协助我进行了数据分析。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本书编辑Scott Parris以及我在阿普塔拉（Aptara）的项目经理Ken Karpinski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提供了最有效率的协助。我对他们深表感谢。 　　让我同样感谢那些与我讨论本书中观点的个人和同事，以及那些对本书初稿提出宝贵意见并贡献诸多想法的人士。这些人包括William Baomul、Pranab Bardhan、Suzanne Berger、Kristin Forbes、傅军、Simon Johnson、Devesh Kapur、Tarun Khanna、Nicholas Lardy、Don Lessard、李祥林、 Rick Locke、裴敏欣、Guy Pfeffermann、Ed Steinfeld、Lester Thurow、Laura Tyson、 Ashutosh Varshney、Eleanor Westney以及Alan White. 　　没有来自我的夫人Jean Yang始终如一的支持和鼓励，本书将不可能完成。我曾多次外出，当时在一家医疗保险公司担任高级行政人员的她毫无怨言，照顾我们的两个小女儿Kunkun 和Nanan。她是我的很多想法是否在理的最初验证者。当我的两个女儿拿走我的手提电脑并写下或以涂鸦的方式表达她们自己对我的写作的看法时，或许她们也间接改进了我的这部著作。 　　最后，我要将本书献给三位个人，我相信他们代表了真正的中国奇迹。我在本书的不同章节提到了他们——第二章中提到了年广久，第三章中提到了郑乐芬和孙大午。这三人均为农村企业家，他们所遭遇的是由九十年代不开明政策导致的那种常见的悲剧性命运。在这里，我以这种低调的方式提到他们的贡献。 　　黄亚生 二零零八年六月六日于印度新德里 　　 提要 　　自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显著。这是毫无争议的。中国经济究竟通过何种机制得以增长得如此之快？这一问题有更多讨论空间。经济学家之间接近一致，或者说最引人入胜的看法是，中国凭借独一无二的、特定于地方实际情况的制度革新，比如地方政权对乡镇企业的所有权、地方分权以及有选择性的金融管制来实现其增长。诸如私有化、产权保护、金融自由化和政治制度改革之类传统的增长机制并非中国增长故事的核心内容。 　　大量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围绕如下问题进行：鉴于中国经济的低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如何解释其增长？通常由齐整的数理模型支持的解答是，表面上看起来低效的好些政策实践和制度——诸如乡镇企业的公有制和金融管制——在中国特定语境中具有潜在而高效的功能。这一思路是典型的逻辑推演式的：一望而知是低效的体制的这些高效功能，系由中国经济的一流表现推导而出。 　　本书采取了不同的基于事实的思路。本书经由如下一组问题展开：乡镇企业果真是公有的吗？中国推动金融改革是早于还是和八十年代早期最初的经济起飞同步？本研究基于对有关决策、行政机构和银行的档案文件以及数次对家庭和私营企业调查所得资料的详尽查考而进行。有关定性和定量数据的时间跨度从一九七九年到二零零六年。本书所研究的事实是大量而细密的——我查阅了数千页由中国的中央银行、所有重要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机构的负责人签发的协议书、批示、工作手册以及人事考核规章。这些原始文献被编入一套总计二十二卷的银行文件汇编，可在哈佛和香港查阅到，但不曾被西方学者研究过。我还有利用了农业部建立的有关乡镇企业的原始数据库。农业部负责搜集有关乡镇企业的数据，并且其数据较《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乡镇企业数据在所有权细分方面做得更细致。基于如此体量的研究，以下是本书的主要发现： 　　·八十年代，明显属于私营的企业在中国农村地区的非农业部门中发展势头迅猛； 　　·还是在农村地区，八十年代的金融改革是实实在在的，并且中国银行系统在八十年代为私营部门提供的信贷层次之高令人惊讶； 　　·传统的产权保护问题重重——现在也是如此，但在经济改革伊始，对业主即财产持有者的保护却有实质性改进； 　　·八十年代早期的中国决策者强烈、直接而自觉地确立了政策的可信度和可预期性； 　　·尽管缺乏正常的制度性制约来保证善治，改革年代早期的政治体制从大方向上看是趋向自由的。 　　本书对以下观点和话题有所澄清，并提供了新的信息和解说性的数据： 　　·乡镇企业的中文定义指向企业成立和注册的所在地（如某家工厂位于农村地区），而不是其所有制；而另一方面，西方研究者依据其所有制状况来理解乡镇企业； 　　·这种认知差距是巨大的：早在一九八五年，一千两百万家被归为乡镇企业的工厂中，有一千万家很明显完全是私营的； 　　·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界的几乎每一家新成立的企业都是私营乡镇企业；这样，不论是静态还是动态，乡镇企业现象本质上是私营的； 　　·在中国最为贫穷、最依赖农业的省份，私营乡镇企业最有活力（私营乡镇企业的这一特点还能解释一般墨守成规的汇报中对其规模的低报以及农村私营企业与缓解贫困之间的关联） 　　·有报道显示，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在八十年代早期有过私有化，贫穷省份发生过大规模的私有化； 　　·八十年代的农村金融改革——向私营部门提供信贷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人进入金融服务业——得到了中央银行行长和主要商业银行行长的支持。 　　·中国的改革事实上具有强烈的实验性质而非依赖于既定蓝图，但这一实验的结局却是私有制和金融自由化。 　　对中国经济增长历程恰如其分的阐释应当既能解释其众所周知的成功，也能解释其同样众所周知的失败（比如银行部门的脆弱、日益上升的收入不均、对私营部门发展的制约等等）。对我们理解中国故事而言，关键之点在于中国背弃了好些始于八十年代早期、成效卓著的农村改革试验和政策。九十年代，中国决策者在投资和信贷分配方面更加倾向于城市，并且为给国家领导的城市繁荣提供资金支持而对农村部门课以重税。九十年代的这种政策变化并非实验性的，毋宁说其根源在于技术官僚的工业政蓝图策及其对城市的强烈偏好。本书表明： 　　·以私营部门的固定资本投资来衡量，到目前为止政策最为自由的时代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有关政策遭到背弃，好些有行之有效的农村金融实验被中断； 　　·农村的行政管理在九十年代实质上是集权化了； 　　·九十年代，对包括私营乡镇企业在内的农村企业的信贷约束力度有实质性上升； 　　·九十年代，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及八十年代的一半，农村商业收入增长的下降在当时被特别提出。 　　·九十年代，政府的规模——以官员的人头数和政府所控制的固定资产的价值来衡量——有极大扩张；

孙中山曾将民生、民族与民权合称“三民主义”，这“三民主义”曾经是20世纪中国人追求光明未来的主旋律。但在缺乏公民意识的极权或威权国家，民族主义极容易被煽动成盲目排外，民生主义则很容易被导向民粹主义，作为民生保障与富国足民前提的民权，更是极易被挤压至可有可无的境地。中共建政60余年以来，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邓小平的“发展经济是硬道理”，其实都是为了解决民生。至于民权的落实至今未见，民主话题更是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 在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中，弘扬民族主义与保障民生的途径完全不同。在民主国家，民族主义完全只是公民出于自愿的一种政治表达，民生则属于经济权利，这都是民主制度予以保证的公民权利，没有民主制度，民权有如无根之木。但在非民主国家，民生的保障往往需要依靠统治者的仁慈与开明，比如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意识到“文革”的后果是民不聊生，让百姓吃饱饭才重要，于是开始允许发展商品经济，开放农村集市，一步步走上在政府控制下的市场经济道路；民族主义更是经常被专制统治者用来转移国内矛盾，服务于外交。 俄罗斯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是普京构建强权政治的基础，但因为俄罗斯已进入开明专制，政治领导人当选必须经过民选这一程序，所以民意最后还是得通过选票体现，哪怕这选票是通过“购买”或者操纵得来。普京青年团支持普京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希望国家更强大”，二是“西方人不要对俄罗斯政治指手划脚”。他们的团歌是“15年前，当我们的国家毁于一旦，他们嘲笑我们；我们的父母失去了一生的积蓄，没有退休金，没有未来；但是，现在我们重新站起来了，现在，我们要行动，我们将会更加坚强，因为我们的祖辈曾经在战争期间流血牺牲保卫祖国！” 当年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陷入恶性通货膨胀，俄国人民生活水平迅速下降。普京上台后利用俄罗斯优质的天然资源与石油价格上涨这一时势，迅速扭转了俄罗斯的经济形势。这歌词说明普京的选票来自于解决民生，让俄罗斯人看到了国家强大的希望。 但中国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奠基于信奉者的自我欺骗，当局者也不需要象普京那样用社会福利、经济利益、为青年人提供进入各级政府的管道这种方式购买。对付不同层次的人民，北京当局娴熟地使用不同的手法。 对于知识界的新老左派，当局在打压各种针对当局的批评意见，却为新老左派留下一扇窗户，让他们以自己拥有特殊活动空间而沾沾自喜，并以消灭不同意见为己任。这一点已经为过去十余年的新左与自由主义的“交锋”所证明，当局捆住政治自由主义者的手脚，让新左放开手痛击，形成了自由主义的败局，不少自诩为自由主义的知识人纷纷倒戈。 对于中国民间底层成员怀念毛泽东的思潮，当局固然有不喜欢的一面，但更多地是加以利用。当局不喜欢的是这类人物借怀念毛泽东批评时政，但对他们认同毛的专制与反西方民主的排外情绪，则从不忘记加以利用。政府与民间毛派也经常默契地在玩“扮傻游戏”。对于参与扮傻游戏的民众来说，明明是一党专制的政府在掠夺民众生存资源如土地住房，但民众却硬要装出一副（也许是真心）相信中央英明，是地方政府这班“歪嘴和尚念坏了经”。这种“扮傻游戏”上演到近两年，导致出现这样一种政治奇观：一部分人选择相信温家宝是党内改革派领军人物，只是由于党内保守派多方掣肘，才使温家宝无所作为。甚至有关温家妻儿经商致富的消息，他们也宁可相信这是温的政敌造谣中伤。另一部分人选择相信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是出于让底层受益的惠民考虑。这类人的信仰本身就是种悖论：现有体制放纵官商结合掠夺民众，但对未来的希望则寄托在这一体制的开创者毛泽东身上。他们对于毛亲手制造的种种国家之罪假装不见，将毛时代幻化成平等、公正、人人有工作（实际是连当工人都需要打破头）、有免费医疗的社会，以此作为镇痛剂。 这种出于生存焦虑的民粹主义，其必然结果是对政治强人的期待。本来，在俄罗斯曾经有相当大影响的民粹主义，对领袖人物有很高的道德要求，但中国这块肮脏的土壤中，时至今天，从政治泥潭打滚出来的的领袖人物，并没有什么人符合这一道德期待。但不少中国人却可以自欺欺人对心中的领袖美化，这种精神，说是犬儒也罢，说是阿Q也罢，就是中国的国民精神。 六四至今已逾23周年，反观这23年中国政府与民间互动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主线：90年代前期，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再次启动经济改革，为国人提供了一副精神镇痛剂，一段时期内，“六四学生也有错，是学生不撤出天安门才导致镇压”、“向前看”成为一种主流意见。在经济学界，腐败是瓦解旧体制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谬论也堂而皇之登上殿堂。21世纪零年代，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共，无论是国内的异见者还是关注中国人权政治状态的美国，都一致认为可以通过温和方式让中共走上依法治国的道路，于是国内有“护宪维权”之说，在法律框架内维权成为抗争活动的主流形式，这种活动的最大特点是不提政治权利要求，比如选举权、游行集会权、自由结社权与新闻自由等权利，将重点放在经济权利（如征地拆迁利益受损）及司法受害申诉等上面。这条道路艰难行进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发生时，此后基本成了断头路。在真正的维权律师屡遭打压之后，国内不少社会底层只好将希望寄托于毛泽东回归。薄熙来的民意拥戴就来自这种因生存焦虑而引发的民粹主义。这种焦虑之严重，已让民众来不及辨识薄的真正政治意图。 中国民心思变，已经是凡有眼者也可见之事实。但这种求变心态究竟出于生存焦虑还是出于权利意识觉醒？这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很重要。因为前者可以通过政治强权实行资源再分配获得缓解；后者则必须是制度变革。民众大多是短视的，民主制的希腊在面临危机时，民众尚且为自己的福利可以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在中国这种极权体制下，民粹主义更容易抄近路，走与强权相结合的道路。 民粹与民主，在今后的中国谁主沉浮？这关系到中国今后能否摆脱专制桎梏。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乐观。只要滋养民粹主义兼民族主义的土壤存在，就算薄熙来从中国政坛上消失，这种类型的政治人物在中国却始终存在。 　　

“中国的基本价值观与现代足球的情操精神完全相反，其无法融入国际主流，原因与打不进世界盃的核心比赛相同。” 世界杯开锣，一场人类的集体狂欢会开始了。因为电视网络，一个月之间，一个地球缩小成一个足球，六十亿人都随着一只小球旋转。 四年一度，都有人“考证”足球最早又是源自中国。连国际足协的网页也不忘加一笔：早在公元前三百年的战国时代，足球称为“蹴鞠”，“蹴”就是脚踢之意，水浒传里的一方之霸高俅也是足球迷。 然而用脚踢球，不等于“发明足球”。现代意义的足球不止是一场脚踢皮球的活动，而是附加了大量“文化增值”：足球的规律，从球场的划分到精密的罚则，无不体现“法治”二字。球证不是皇帝，没有人可以凌驾规则，球证是体育法律的执行者。还有教练、球衣、球星。足球成为资本主义市场全球化的体育消费，与三千年前的“蹴鞠”没有甚么关系，声称“足球是中国人的发明”，是精神胜利的自我慰藉。没有法治，就与现代的足球绝缘——足球讲究团队的合作，也容许英雄的个性发挥；足球是公正的竞技，也隐含部落的战争意识；足球既是全球一体化、天下大同的宏观节目，却又拥有民族主义狭小的心理国界。足球是一种哲学：矛盾中有统一，野性与理性共融，只因厚厚地多了一层现代西方法治文化的增值。 中国政治文化无法孕育足球这样一个神奇而伟大的游戏。涣散的惰性，内斗的基因，“宁我负天下人、莫教天下人负我”的绝对私利思想；“人怕出名猪怕肥”、“枪打出头鸟”的集体平庸主义意识，中国的基本价值观与现代足球的情操精神完全相反，其无法融入国际主流，原因与打不进世界杯的核心比赛相同。 世界杯与中国无缘，因为英式足球的法治意识，是为“现代性”（Modernity），中国的经济改革，只流于追求“现代化”(Modernization）。前者是精神，后者是物质，套一个中国流行的滥词：前者是“软件”，后者是“硬件”。高薪礼聘南斯拉夫的名家来当教练，与斥巨资购买德国的悬浮火车、建造三峡大坝一样，只是外观的改造，并无内涵之革新。 从战国时代的“蹴鞠”，到今日德国足球场上的世界杯，足球的现代化，显现了“文化增值”才是普世的智慧所在。用一个比较顽皮的譬喻：就像男女欢好，即使中国早在黄帝内经和素女经一类的性文化典籍之中，已经“发明”了“男上女下”的传统体姿。然而，今日却泛称为“传教士式”（Missionary Position），其“品牌”不幸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僣夺。感性的现代人却又一早为此一性爱的基本法“文化增值”：烛光晚餐和香水的诱惑，绵绵的情话和催情的轻音乐，柔软的席梦思和半瓶红酒佳酿，即使亚当夏娃最早发明了繁殖的“性-交”，法兰西民族却把这门原始的生理活动增值为“做-爱”，由性-交到做爱，其中附有意大利菜、红酒等消费商机，今天没有人有兴趣考究亚当夏娃当年是如何最先搞起来的，只知道阿伦狄龙和嘉芙莲丹露是性感浪漫的情欲偶像。 因为人不是牲畜，不止追求温饱，还需要想像和创造。想像和创造是人类其异于牲畜的生命意义的增值，此一增值的巨大差额，就叫做文明。把人头当球踢不是文明，在球场公平竞技才是，在二十一世纪，谁在文化增值的潮流占先，方可立足于强国之林，其他物质产品的提升和改变，通通都不算。 没有一个自由的环境，即无文化之增值；没有一个理性的社会，即无世界杯足球的同乐和共识。皮球是圆的，道理十分简单；但圆通的境界，却哲理深奥。在世界杯转播的电视机旁跟随着呐喊，并不表示已经真正参与了世界，虽然在豪饮和豪赌的盛世幻觉之中，有一样的亢奋和狂欢。 （陶杰：香港作家、媒体人。原文地址： http://lawlover.fyfz.cn/art/636146.htm ）

苏联灰烬中诞生的暴富者，正不断拉开贫富裂痕。目前，俄罗斯的亿万富翁数量已高居世界第三位，同时却有越来越多的家庭步入贫困行列。石油、金钱和政治，塑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俄罗斯。 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有一批人依靠和高层的紧密关系和政策投机，利用私有化的契机攫取财富而迅速崛起，进而控制了诸多命脉行业。2000年，俄罗斯无一人进入福布斯世界亿万富翁榜，而到2011年，则爆炸性地增加到101人。图为俄罗斯亿万富翁谢尔盖·维勒明科在位于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中，地上的北极熊皮来自于他朋友的一次狩猎。 俄罗斯新贵们以出手阔绰、及时行乐闻名。罗斯塔姆·塔里科，俄罗斯银行家和伏特加酒业巨人，旗下资产超过30亿美元。他曾以1500万美元从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的妻子那里购得撒丁岛上的一栋别墅，他也是当年首位花50万美元购买顶级豪华汽车迈巴赫的俄罗斯人，同时还有一艘游艇和一架私人波音737飞机。图为塔里科（中）在一场慈善舞会上挥舞模拟美元示意捐赠。 如果以欧元来计算，莫斯科总共有8.8万名百万富翁，其中更是有33名亿万富翁，是世界上除纽约之外拥有亿万富翁人数最多的城市。财富的大量聚集，也将莫斯科打造成了富豪们消费炫富的乐园。图为备受富豪名流青睐的莫斯科图兰多特酒店，这家巴洛克式酒店由世界上数十家著名的设计公司设计建造，老板安德烈·德罗斯旗下还拥有超过20家酒店。 莫斯科的“百万富翁展销会”是欧洲顶级奢侈品展览之一。展会上的名贵展品包括:一瓶1926年的威士忌，价格4万欧元；阿联酋迪拜市海岸附近的一座海岛，开价2400万欧元；一个七座涡流浴缸，3万欧元；一匹纯种土库曼名马，叫价120万欧元等。主办者伊维夫·吉拉斯说，“俄罗斯富翁热爱花钱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图为销售人员演示使用豪华涡流浴池。 展销会上还展出了一部号称“世界最昂贵的手机”——它由瑞士一家公司制造，售价高达100万美元。这部手机机身由140克白金铸成，每个按键都镶嵌有一颗钻石，总重量达100克拉。 9岁的苏菲抱着她的宠物参加“百万富翁展销会”上的T台时装秀。这场秀是由她的母亲，一位著名的毛皮服装设计师举办的。 一群家境优越的年轻人在莫斯科一家名为GQ的高级夜总会门外抽雪茄，他们的父亲都在俄罗斯能源部门工作。 莫斯科最昂贵的夜总会之一The Diagliev Club，一名舞女正在台上表演。 一群年轻人在莫斯科一家高级夜总会里举办派对。 莫斯科一个地铁站附近，一家赌场将一辆劳斯劳斯轿车作为大奖放在展示台上吸引赌客。 得益于近年来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上涨，俄罗斯富豪人数和资产不断攀升。而随着西伯利亚地区的资源开发，远东地区也开始涌现出一批富人。图为西伯利亚城市秋明，一名俄罗斯人正在挑选跑车。 嫁个富豪老公，也成为了不少俄罗斯女性的梦想。图为在莫斯科开办的一个名为“如何嫁给百万富翁”的培训班上，学员正在尝试摆出吸引男人的姿势。这个课程指导女性如何诱惑男人，甚至包括学习脱衣舞。 而新贵阶层崛起的背后，俄罗斯面临着严重的贫富分化。富人越来越多地占有经济发展的成果，而穷人财富增长缓慢。在俄罗斯，最富裕公民的收入超过了最贫困公民收入15倍，在莫斯科这一数字甚至达到了41倍。在德国，奥地利，法国这种差距为4-6倍。图为俄罗斯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中部城市奥廖尔街景。 在富裕的发达国家，穷人的贫困多是因为个体原因。而在俄罗斯，社会变革时期的国家政策因素成为了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激进的自由主义改革导致生产大幅度滑落，劳动者收入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私有化导致社会财产的重新分配，国家的主要资源落到了极少数人手里，造就了一个一夜暴富的阶层。按估计，价值2000亿美元的500家大型国有企业，仅卖了实际价值的3%，约70亿美元。图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间的小城特维尔，一名妇女在破败的屋檐下售卖毛绒玩具。 俄罗斯中部城市奥廖尔，一名依靠救济金为生的老年妇女。 日益增加的失业是俄罗斯人陷入贫困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苏联时期适龄人口的失业率估计为4%，而2011年初的数据为7.2%，真实数字可能更高。低水平的失业救济金远远无法补偿失业给居民家庭造成的困难。图为新年期间，一名流浪汉在莫斯科街头喝伏特加。酗酒已经成为了俄罗斯最主要的致死原因之一。 圣彼得堡郊外一家由美国人开办的免费酗酒治疗所外，几名正在接受治疗的俄罗斯人在休息期间抽烟。 大量涌入俄罗斯的外籍劳工也沦为城市底层居民。图为土耳其建筑工人在莫斯科国际商务中心的工地前搭灶吃饭。 一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工人在一幢还在装修的豪华公寓的洗手间中洗澡。 一名格鲁吉亚男子在入狱前接受俄罗斯警察搜身，他和身边的这名塔吉克斯坦男子因涉嫌非法务工被捕。 普京执政期间，尽管俄罗斯人的实际收入不断增加，但却丝毫没有改变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现实。而当普京通过打击寡头开始将石油和天然气等战略资源从金融寡头手中夺回来后，如今的俄罗斯富豪们学会了在政治上保持沉默或远离。图为支持普京的青年运动组织Nashi（我们）成员打出印有“我们将一起坚守立场”的横幅拥护领袖。 俄罗斯官方数据显示，民众实际可支配收入2011年略有下滑，最贫穷的10%人口，同最富裕的10%之间的收入差距，在2000-2010间扩大了近五分之一。普京治下的腐败和不公问题，也成为了民众诟病贫富差距的最大理由。图为质疑大选舞弊的抗议民众遭军警逮捕。 西方国家贫富分化的过程持续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而在俄罗斯，这种社会两极化则是在短短的20年的改革期间形成的。俄罗斯激进的市场经济改革使富者更富，穷人更穷。2012年，普京再次登上总统宝座，如何弥补日渐扩大的贫富裂痕，将继续成为俄罗斯的考验。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26080/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看客：俄罗斯的裂痕 网友评论 发布时间：2012/06/14, 21:07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c5d85dad8496c5aa16731e645eaa0010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俄罗斯四岁超萌小模特 Facebook、京东与阿里巴巴的俄罗斯股东都还有什么其他大手笔 实拍俄罗斯未成年人夜总会 俄罗斯的性感姑娘 俄罗斯美女 来自无觅网络的相关文章： 俄罗斯军人大汉唱中国好汉歌！第一句就喷了 (@fun4hi) 俄罗斯方块书架 (@uuhy) 世界顶级俄罗斯方块高手切磋 (@17jiong) 俄罗斯人的彪悍锻炼风格 (@17jiong) 俄罗斯方块马赛克(Tetris Tiles) (@ixiqi) 无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