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陈平：中国道路的本质和中国未来的选择 进入专题 ： 中国道路    ● 陈平        一、引言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不仅给西方经济学家带来巨大的困惑，也给中国经济学家带来极大的挑战。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辩论，就是这一挑战的具体表现(Chen，2008;Fukuyama，1993，2011; Rodrik ，2011;陈平，1979， 2004，2010b;吴敬琏，2011)。本文重点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是否已走出了一条和英美、东亚不同的发展道路 假如不是，那么世界是否只存在一种市场(英美)模式 中国可否借鉴其他模式，例如德日模式、北欧模式 假如是，就有第二个问题，中国道路的主要特点是什么(陈平，2010a) ?     我们判断的标准不是教科书上的理想世界，而是世界各国的比较研究(陈平，2006;韩毓海，2009;李世默，2012;潘维、尚英，2012;Morris，2010;Zakaria，2011)。中国过去不少人追求空想社会主义，今天又有不少人追求空想资本主义，值得警惕。我们不仅要学习各国的成功经验，而且要研究各国、尤其是西方和日本的失败教训，来解决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在西方面临重大经济危机的时刻，国内一些人仍然极力推销西方已经百病丛生的经济模式，不能不让人重新思考改革之初曾经常提出的问题：检验不同经济理论的标准，究竟是实践还是信仰 ?     盲目相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不存在什么中国模式。中国过去发展的道路就是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中国如有修正，也只是吸取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利用国内的廉价劳工发展了加工经济和出口贸易，其代价是牺牲环境和国民福利。他们认为，国内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企垄断、腐败和贫富差距;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赶上美欧发达国家，为此应当全面仿效美欧的福利制度和政治制度，方能大幅提高消费水平。他们欣赏东欧的政治改革和东亚的土地制度，推行西方式的城市化与现代化。他们天真地寄希望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得以继续，在经济政策上力主人民币升值、土地私有化、利率自由化。应当说，这类主张在国内有相当的市场。?     在金融危机中反思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西方模式不是现代化的普适模式，美欧国家目前的高福利、高消费模式不可持续。日本和东亚国家屈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使东亚经济停滞不前。中国在选择性学习美欧与日本经验的基础上的创新，已经远远超越东欧模式，发展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道路。目前的中国道路还没有定型，是否将来能让全世界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取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能否进一步破解目前中国的资源瓶颈，并参与改革当前不合理的国际秩序。?     如何总结中国过去的经验与如何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密切相关。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中国过去30年发展的成就概括为市场化改革，因为全盘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和东欧国家，经济发展比中国曲折得多。中国的改革进程是独立自主的改革开放，既抓住了国际机遇，又避免成为跨国资本控制的依赖型经济。在应对起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表现出远比西方国家有效的应对能力。这些历史事实已经引发西方学者全面反省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深入研究中国快速成长的机制。中国经济学家应当担负起总结中国经验的责任，并探讨后美国时代的全球经济秩序。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避免重蹈西方的覆辙。我们不能迷信西方的市场化和议会制，否则无法摆脱西方消耗资源、节约劳力的劳动分工模式，不能克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也难于走出目前起源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当然，我也同意吴敬琏的一个意见，即中国模式现在没有定型，还在过渡时期(吴敬琏， 2010)。所以，我取的说法叫“中国道路”或“中国实验”，不叫“中国模式”，以防停止改革的风险。但我赞同福山的历史观察，中西道路的分岔，不在现代，而在秦汉与希腊罗马时代(Fukuyama，2011;陈平，1979，2004)。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打破了英美模式是世界普适模式的神话，也激起西方观察家重新肯定欧洲大陆(法德)模式、北欧模式和日本东亚模式的经验，重新研究苏联成败的原因，并探索后美国时代的全球化道路(Jacques，2009;Zakaria，2011)。

当年六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在台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共通过1979年的经济改革赢得了30年的执政地位。在如今中共再次面临各种危机的时候，吾尔开希认为，中共如果再次动用手中掌握的改革法宝走向民主政治，它就有可能再次为自己赢得三十年的政治生命。

章百家 朱丹：中国经济体制两次转型的历史比较 进入专题 ： 经济体制    ● 章百家   朱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发生在新中国初期，从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经济转变为计划经济;第二次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两次转型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拟对这两次转型的历史过程及原因作些分析，然后通过比较，初步探讨这两次转型中的一些异同。     　　     第一次转型：对旧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造     　　     新中国经济体制第一次转型的历史过程比较清楚，各史家的记述并无明显差别;但是，以往对转型原因的分析似嫌不够深入，主要是未充分注意特定历史环境的影响以及当时经济政策的一些内在矛盾。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成因进行再探讨。     (一)第一次经济体制转型的实质及核心内容     第一次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大致始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结束于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年，中共在经济方面的主要任务是稳定和恢复国民经济，后四年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和进行所有制改造。     新中国经济体制的第一次转型，其实质是对旧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造。从体制转型的角度看，这一过程的核心内容有两个：一是改变所有制的成分和各种成分之间的比例结构，二是改变计划与市场在经济体制中的地位。     在所有制成分及其比例结构方面，新中国成立时是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过，其成分及比例结构从那时起就开始发生变化。最关键的变化是新政权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国营经济。除国营经济之外，当时还存在其他四种经济成分，即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此外，还有一些外资企业。对这些不同的经济成分，1949年《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实际运行中，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国营经济在金融、工业和交通能源等方面很快取得了领导地位，但私营和个体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据统计，1949年私营工业(不包括个体手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17.8%，但其产值却占工业总产值的48.7%;1952年这组数据分别为14.8%和30.7%，变化不大。在吸纳城市就业方面，私营、个体经济更是有着十分突出的表现，1949年在这部分经济中就业的比重是95.53%;到1952年仍然达到92.27%。     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年处于一种混合状态，既有计划又有市场。国营经济从一开始就实行计划，少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实行半计划。不过，由于新政权承认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现状，实行保护和发展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希望利用市场来恢复和活跃经济;总的来看，市场仍在发挥作用。     从1953年起，中国走上了经济体制转变的快车道。这一年，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最初的设想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大约需要10至15年，但实际只用了三四年的时间，速度之快完全超乎政策制定者们的预想。1956年，中共八大正式宣布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按照当时的认识，经济方面已基本达到了两条标准：一是形成了以国营和集体为绝对主体的单一公有制，二是开始全面实行计划经济。     (二)由历史与现实塑造的指向计划经济的路径     新中国在短短七年左右的时间里建立起以单一所有制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使我们不能不叹服中共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但是，人们不可能凭空创造历史，执政者意志的实现是以现实为依托的。那么，究竟有哪些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制约着新中国的选择呢?笔者认为，在这一过程的初始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年，应特别注意以下四方面因素：     1.旧中国的遗产——庞大官僚资本和半统制半市场经济的作用     历史是不能被割断的，新中国是在旧中国的遗址上建立起来的。革命迅速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制度，但不可能立即改变旧的经济基础，旧的基础必然对新中国的选择产生某种作用。     众所周知，旧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大国，以传统农业为主，工业极不发达。笔者尚未见到关于1949年前后中国经济的成系统的统计资料，但查找到的一些数据亦可说明此种状况。1949年前后，在中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产值占84.5%，工业产值占15.5%;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73.6%，重工业占26.4%;另有资料说明，当时中国工业主要是手工业，其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75%。据1951年粗略推算和估计，新中国成立时新式工业生产总值仅占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的10%左右。     以往在分析旧中国经济状况时，学者们关注的是如何说明其落后状况，而很少分析它在新中国构建经济体制时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内在的、深刻的。在国民党统治末期，尽管从总体看中国的资本主义很不发达，新式工业的基础十分薄弱，但其经济体系有两个突出特点：     一是官僚资本在中国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为一半以上。这种状况很大程度上是抗日战争的结果。官僚资本因接收日本在华资产而急剧膨胀;外国在华资本比重出现大幅下降;民族资本在战争期间损失惨重，战后亦受洋货倾销和国家资本的挤压恢复缓慢，难掩颓势。经过这场战争，中国总资本损失惨重，资本结构亦发生深刻变化。据统计，战前1936年与战后的1947年、1948年相比，中国资本总额由258.04亿元锐减为142.45亿元，但官僚资本所占的比重由31.52%增加为53.85%;外国资本则由35.96%减少为7.84%;民族资本的比重由32.53%增加为38.31%。与官僚资本主要集中于产业资本和金融业资本不同，民族资本主要分布在商业资本中，占中国全部商业资本总额的95%以上。     二是旧中国并不存在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一种统制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混合体。其中，官僚资本的生产经营主要是统制经济，受战争、国家利益和统治集团利益需要支配;其余外国资本、民族资本、个体经济要依靠市场生存，同时也受政府管制的极大约束。国民政府在战时实施的统制经济，主要是在金融、工矿、电气、军用制品等领域，对企业采取国营或公营的形式，进而垄断其生产、销售等环节，实现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和调节，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达到满足战争需要的目的。抗战结束后内战接踵而来，国民党对经济的统制并未放松。     为实施经济统制，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规条例，设立经济部系统，并将资源委员会等划归其管理。早在1935年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和《国民经济建设实施方案》中就已有统制经济的思想。1938年《非常时期农工矿工商管理条例》规定了47种农工矿主要产品为战时管理物品。次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宣布“实行统制经济，调节物资之生产与消费”，全面确立统制政策。1942年《国家总动员法》规定对于总动员物资得征购、存储，对其生产和贩运得管理、节制、禁止，对日用品交易、价格、数量也加以管制，统制经济的强度不断加大。这些统制政策虽然没有完全实施，但凭借官僚资本的垄断地位，已足以对国民经济实施统制，并影响到市场中的其他部分。以重要战略物资锡为例，由于政府压低收购价，锡产量的增长只是来自官营部分，民营部分则呈负增长，1942年减至1938年的52%，1944年更减至8%。     虽然在政策上国民政府提倡保护民营，强调政府经营的经济事业种类不宜过多，除军工、主要铁路、大规模水力发电等外，均可由人民经营;但实际上，统制经济下的民族资本已无力投资于产业资本。曾是民营传统的棉纺和面粉工业，产量比抗战前跌落一半。商业资本在抗战后1947年、1948年的民族资本中达到2/3强。     由于旧经济体系的这两个特点，新政权在没收官僚资本之后可以相当顺利地建立起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并在这一部分率先实行计划经济。原先的半统制半市场经济实际也延续下来，只是共产党的廉洁和高度的组织性使新政权对经济的管制远比国民党时代有效。     此外，旧中国经济体系还有一个基本特点，即手工业和农业以个体经济为主，它们始终是数量巨大但力量最弱的一部分。无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经济的过程中，还是在稍后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对待这一数量庞大的群体都是一件困难而复杂的任务。由于中共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已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而这一分散庞大的群体自身不可能形成一致目标，这就决定了他们基本会跟着共产党走。     2.为巩固政权、恢复经济采取的政策措施产生的双重效果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恶性通胀，主要是物品短缺、高失业率、财政收支失衡等严重问题。稳定物价、统一财经成为经济领域最重要的任务。中共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有效地扭转了经济局面，同时也在有意无意之中形成了一条导向计划经济的路径。     为稳定经济，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第一个重大措施是打击银元和外币的炒卖。上海是当时投机资本最为猖獗的地区。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查封证券大楼，逮捕了投机操纵者。对银元投机活动的这个致命一击同时也意味着取缔了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的高端，它被取缔后虽有过短时间的恢复，但很快就又关闭了。     “银元之战”后，面对投机资本转向炒作粮、棉、煤的情况，人民政府通过全国范围内大规模调运这些物资，并选择适当时机投入市场，又取得了“米棉之战”的胜利。此后，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就有针对性地、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加强。作为稳定物价的重要措施，国家控制了粮食、棉花等生活必需品以及主要原材料的供应和销售。抑制投机活动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出台，意味着物价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由市场决定。     为从根本上稳定物价，还必须实现财政收支平衡。1950年3月，政务院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此后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全国财政收入、全国物资调度和全国现金管理的统一，“奠定了以集中统一为基础的财政经济管理体制的雏形”。     全国物价基本稳定后，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对物价的控制与管理。1950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物价工作会议已经基本确定了各级部门制定物价的程序：“由中央贸易部领导各中国专业公司物价部门计算出全国各大城市的物价标准;由各区贸易部领导各区公司计算出本区各主要中等城市的物价标准;由各省商业厅领导各省公司计算出本省内各中小城市的物价标准”，并要求以命令下达所属部门执行。这样，在最能体现市场经济活跃程度的物价领域，计划的价格形成机制开始不断强化。     对金融业，《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其“应受国家严格管理”。对私营金融业，政府运用“政治的(主要是行政管理)和经济的(主要是业务竞争)”方式，于1952年底完成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率先将其纳入计划经济。     在劳动力就业方面，面对超过百万的庞大的失业人数，为保障就业，不允许资本家随意开除工人，对旧公职人员实行“包下来”等政策。政府介绍就业和个人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政策实行一段时间之后，劳动就业开始实行劳动部门统一招收的计划管理体制。     当时，政策制定者们在主观上希望利用和发挥市场的作用。1949年《共同纲领》对私营工商业的原则是明确的，即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仍然需要利用私营工商业有利的一面，而限制其不利的一面。在恢复经济的过程中，中共一方面对经济中的国有、国营部分实行计划管理;另一方面也希望发挥市场作用，鼓励私营工商业为繁荣市场、恢复经济作出贡献。为此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在私营商业方面，贯彻国内贸易自由的政策，允许私商有一定的利润，“禁止各地随便限价，任意禁止出口，不许私商购货等现象，并取消路条、通行证、采购证明书等制度，整顿税收，禁止同税重征，制定合理的价格”。     然而，现实的发展使这种主观愿望未能实现。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出现了市场萧条、私营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增多等新的经济困难。究其原因，一方面，在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工作中，由于银根抽紧、物价下跌、税收偏重，许多私营工商业发生严重的资金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原有的领地被国营商店和合作社挤占，原料采购、分配、资金贷款等方面受到多种限制，营业利润低，工人工资只能升、不能降等，许多私营工商业在经营上也陷入困境。     面对这种情况，中共采取了一些调整措施。1950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与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制，对人民有利。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强调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七届三中全会以后，调整工商业的工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主要是从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进行，从贷款、税收、原材料供应、运输等方面扶持私营工商业的发展。     这种调整的结果，从表面看来是市场情况一时出现好转，但实际上不仅私营企业的资金、原料受国家控制，其产品销售亦受到国家的控制，依赖于国家的定货、收购、包销。在无形之中，私营工商业已经处处需要依靠政府才能生存，而政府也一步步地把私营企业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范畴。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国家事实上对私营工商业进行了一次调整和整顿。当时看来，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李维汉指出：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私营企业的大多数……已不同程度地改变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不再是纯粹的私人资本主义性质，而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同社会主义经济相联系的、并受工人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了”。     考察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发展，对当时采取的经济政策和措施作总体评价，可以得出这样两点结论：     第一，从巩固政权、恢复经济的角度看，这些政策和措施非常成功，并深受人民群众欢迎。农业方面，1952年与1949年比较，农业总产值增长48.4%;工业方面，工业生产1952年超过抗战前的水平，比1936年增长23%;1950年3月以后市场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和提高，到1952年已有220万人重新就业。     第二，从利用和发挥市场作用的角度看，这些政策和措施不仅未能达到目的，反而在无形之中削弱了市场的作用。这一时期，私营、个体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49年的71.7%下降为1952年的51.2%。在上海私营工业总产值中，加工订货和自产自销的比例变化明显，1949年分别为10%和90%，到1952年则为58.8%和41.2%。     作为政策执行结果的这两个方面，说明任何政策都有成本、都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价。新中国初期经济政策和措施的成功，表现在它解决了当时必须克服的困难，而所付代价有限，并且是隐性的。     随着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不断加强，市场在决定价格、产品和原材料供求、劳动力流动等方面的作用不断弱化，无法正常发挥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的一些形式虽然保留着，也有一些试图繁荣市场的措施出台，但这个市场其实已越来越不完整，不可避免地失去了生命力。与此同时，计划经济成分在不断增长，一系列行政干预措施所取得的短期效果也使得实行计划经济看起来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3.对计划经济的不同认知所展示的意识形态影响     长期以来，人们多把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看做是共产党人意识形态和学习苏联模式的产物，并认为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出现的。这种流传甚广的看法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应该说，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是存在的，但绝非人们想象得那样简单和直接。     关于市场与计划谁优谁劣的讨论在中国由来已久，主张实行计划经济并非始自共产党人。20世纪30年代，以自由市场为特征的欧美经济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通过严密的经济计划取得了工业化突飞猛进的进展。当时，中国国内经济界就有人提出“自由的不受干涉的经济已经过时”。实现工业化是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的目标之一。抗战期间，中国学界乃至国民政府中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欲使工业化成功，必须有计划的进行及以重工业为核心”;“中国经济建设之政策，应为计划经济，即政府根据国情与需要，将整个国家经济如生产、交易、分配、消耗诸方面，制成彼此互相联系之精密计划”。1944年，国民政府制定了包括工业、交通、农业等在内的《物资建设五年计划》，并宣布战后将实行“有计划的自由经济发展”，“人民的经济自由与国家的经济计划融合为一体”。不过，国民政府虽有经济发展计划，但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和内战的发展，它没有贯彻执行这些计划的能力和机会。正如曾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翁文灏后来承认，在当时的内外条件下，“计划经济的施行是绝对不可能的”。     新中国成立前后，经济中既要有计划成分，也要有市场成分，是中共领导人的一个重要思想。虽然在共产党人的一般观念中，计划经济要比市场经济优越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中共认为，经济上十分落后的中国没有在整体上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不仅不能消灭市场，还要利用它来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计划经济只能先在国营部分实行，全面实行计划经济则是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事情。这种看法与中共对国情的认识有关，也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有关。早在1934年，毛泽东就认识到，对散漫的手工业实行“全部的精密计划当然不可能”;但某些主要的事业，如国家经营和合作社经营的事业，实行“相当精密的生产计划，却是完全必需的”。在1949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一方面不要以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不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而认为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向资本主义发展，那是极端错误的……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必须谨慎，不要急于社会主义化。”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仍强调，实行国民经济的组织性与计划性，“必须严格地限制在可能的和必要的限度以内，并且必须是逐步地去加以实现，而决不能超过这个限度，决不能实行全部的或过高程度与过大范围的计划经济”。     比较旧中国与新中国政策制定者们对计划经济的认识，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差异：虽然双方都认为中国经济需要走计划发展的道路，但双方对于何时实行计划经济以及最终要建立何种体制的看法并不一样。在国民政府的官员们看来，实行计划经济的理由是中国经济落后，在经济发展起来之后仍应实行自由经济。而在中共领导人看来，正因为中国经济落后，所以不可能立即实行计划经济，必须经过一个半计划半市场的过渡阶段;未来进入社会主义之后，则必然要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     简而言之，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人对计划经济的认识是变化的。计划经济具有优越性这一信念，作为意识形态因素发挥的影响，是逐渐增强的。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这一点就表现得十分明显了。     4.冷战国际环境的巨大掣肘     相对上述三个历史因素，冷战时代的外部环境对新中国迅速走上计划经济道路的影响可能更为巨大，这种制约作用主要是切断了新中国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国际市场的经济联系，并迫使新中国完全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接轨。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仍希望能够较快恢复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并抱着在不久的将来与西方国家建立起正常外交关系的愿望。因此，新中国初期的对外经贸政策也与这一设想相适应。     新中国成立之时，对外经贸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外国在华企业进行临时登记注册，允许其继续营业，其税负仿照国内私营企业。据统计，全国解放初期有外资企业1000余家，职工12万人，估计财产5亿多美元，其中英资占50%以上，美资占20%左右，且以外贸企业为主。二是贯彻“管制”和“保护”并行的外贸政策，实行“奖出限入”。一方面积极确立国营外贸企业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鼓励并组织私商从事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在“封锁、禁运”前，私营进出口商较为活跃，其经营额约占全国进出口额的1/3，其中出口额约占全国出口额的一半，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方面，其所占比重较大。当时，香港在内地的进出口贸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据统计，1950年上半年，通过香港出口4162万多美元，进口3956万多美元。     但此后，世界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急剧减弱。这主要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遏制和孤立政策。事实上，美国冷战战略的核心思想就是把社会主义各国隔绝于国际市场之外，使其在经济上处于封闭状态。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对立被迅速固定化了。受此影响，国内的外商企业纷纷停业或亏损。在中国政府宣布管制美、英在华公私资产后，到1952年，外国在华企业资产已不足1949年的1/3。此时，主要从事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私营进出口商也受到严重削弱，其经营额仅占全国进出口额的7.2%。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外经济往来的对象基本局限于苏联和东欧国家。获取外国援助以恢复国民经济的需要，朝鲜战争后加快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发展的需要，大大加快了中国走向计划经济的过程。一方面，要获得苏联的援助，就要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相衔接，这就如同改革开放之后要与世界经济接轨就必须实行市场经济一样;另一方面，中国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没有实行现代化的经验，此时除向苏联学习外，找不到更好的榜样。所以，毛泽东说：“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冷战国际环境的影响是长期的，它不仅制约着新中国的初始选择，也使得这种选择日趋固定。在此后很长时间里，几乎看不到能够吸引中国脱离计划经济体制的外部因素。     (三)单一公有制和全面计划经济成为大势所趋     如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年，由于各种历史与现实因素的交互作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条导向计划经济体制的路径。而此后新出现的因素与原有的因素结合在一起，更形成一股强大的推力，致使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步伐不断加快。     1.开展大规模建设为加快经济体制转型提供巨大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左右的时间，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随之，开展大规模建设的任务提上日程，毛泽东也开始考虑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一五”计划的制订与作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策是同步进行的，并得到了苏联的赞同与巨大支援。1952年8月周恩来出访苏联，就结束朝鲜战争问题和中国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同苏方商谈。9月，在周恩来返京当晚，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10月，刘少奇赴莫斯科参加苏共十九大，向斯大林说明了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得到其首肯。1953年上半年，朝鲜战争结束，中苏之间签订了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建设的协议。当年6月，毛泽东正式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路线于当年9月公布，随后又被写入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此同时，在苏联的帮助下，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制订过程中开始实施，全国城乡迅速形成参加和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的热潮。     在中共领导人的思想中，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当时称之为“一体两翼”。“一体”即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所谓“两翼”，一是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失去“两翼”，社会主义工业化将无法起飞。     在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时，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虽然中共领导人曾考虑过首先发展轻工业效果是否会更好些，但冷战的外部环境、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使作出这种选择的可能性消失了。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第一次提出赶超美国的问题。他说：“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和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说要赶过美国。”他还提出，主要是要在钢铁产量上超过美国，“美国就那么一点本领”。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因果链条：在各方面基础十分薄弱、各类物资紧缺的情况下，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并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必然要求加强经济计划并建立全面的计划管理体制;而为了保证这一体制的顺利运转，又需要提前进行所有制改造，并尽快完成这种改造。     2.三大改造的加速与“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通过前后，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陆续开始。三大改造的前半程比较平稳，后半程便不断加速。其直接原因部分来自领导者的急于求成，部分来自事先难以预料的一些情况。然而，在分析上述因果链条之后，可以认为这种加速实为大势所趋。     按照最初的设想，三大改造将是一个持续10余年的过程，基本方法是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农业合作化要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几个阶段。手工业合作化从建立生产小组开始，经供销生产社再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主要采取公私合营形式，但其原则是公私合营应当根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的自愿。从1953年初至1955年上半年，三大改造大体是按照上述设想进行的。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最先开始，在加速过程中也起着领头羊的作用。195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然而，当年秋季，毛泽东就要求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其重要背景是1953年大规模基本建设展开后粮食供应立即全面紧张。粮食收购不足，粮价上浮，由此带动工资上涨、物价全面波动。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央于当年10月决定采取“统购统销”的办法。这一措施的实行，基本满足了工业化建设对大宗粮食的需要，保证了人民的基本生活和物价稳定，同时也意味着需要尽快把农民组织起来。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随后，毛泽东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全国农村立即掀起了合作化高潮。     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大致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重点是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即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有步骤地将拥有10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同时通过对商品实行计划收购、计划供应，把私营小批发商和私营零售商逐步改造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私营工商业改造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重头戏，原先估计这将是最困难的，但实际发展却出乎意料地顺利。1955年下半年，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开始对某些重要行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随即，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进入高潮。在1956年举行的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说：“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人们不难理解，在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越来越严密、市场逐渐失去作用的情况下，私营工商业已很难生存，也无利可图。因此，很多资本家是抱着“丢包袱”、改变成分的心态参加公私合营的，这是张灯结彩、敲锣打鼓的一面;另一面他们“晚上抱头痛哭”，则反映了他们内心的无奈与对昔日时光的留恋。此后，公私合营企业存在了大约10年左右，至“文化大革命”时最后取消。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冬季起步，发展较快。相当一部分个体劳动者认识到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得到政府扶持，他们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有实行合作的积极性。1954年6月，为了加强团结和发挥手工业者的积极性，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可采取手工业者代表会议的组织形式，把手工业者广泛地组织起来。在农业合作化和公私合营的带动下，到1955年冬，手工业合作化也进入了高潮。     1955年年底至1956年年初，大约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北京、天津、上海等各大城市相继召开规模盛大的群众集会，宣布胜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全中国都沉浸在一股盛大的狂欢节般的气氛中，“跑步进入社会主义”成为风靡一时的口号。就当时的情况看，三大改造受到各个阶层的拥护，这既反映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憧憬，也反映了大势所趋时的从众心态。     3.单一公有制和全面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     薄一波在解释发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目的时曾说：当时就是想要以最快的速度把全部农业、全部手工业、全部工商业都纳入直接的计划经济轨道。因为在50年代，只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的标志就是国家直接下达指令性指标，所以我们在发动三大改造高潮的时候，批判“四大自由”(实即批判商品经济)，并认为连“小自由”都要搞掉。这样的目的的确达到了。     经过三大改造，中国经济成分的变化是极其明显的。在国民经济中，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居于绝对统治地位。这种情况反映到国民收入的结构上，1956年同1952年相比，国营经济的比重由19.1%上升到32.2%，合作社经济由1.5%上升到53.4%，公私合营经济由0.7%上升到7.3%，个体经济由71.8%下降到7.1%，资本主义经济由6.9%下降到接近于零，前三种经济已达92.9%。在工业总产值中，1956年同1952年相比，社会主义工业由56%上升到67.5%，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由26.9%上升到32.5%，资本主义工业由17.1%下降到接近零。在商品零售额中，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由42.6%上升到68.3%，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和由原来的小私商组织的合作化商业由0.2%上升到27.5%，私营商业由57.2%下降到4.2%。     与此相适应，各种集中统一管理经济的部门被建立起来，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覆盖了整个中国的经济。不仅在城市，也在农村;不仅在工业，也在农业和商业。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物价体制、物资供应体制、劳动人事体制和分配体制等等，无不在计划控制之下。1957年，中国经济的计划程度和集中程度已达到顶峰。国家对企业下达的指令性指标有12项：总产值、主要产品产量、职工总数、工资总额、平均工资、劳动生产率、利润等。国家计委统一管理、直接下达计划指标的产品，1953年为115种，1956年为308种。国务院各部门直接管理的工业企业已由1953年的2800多个增加到1957年的9300多个。国家统配的物资，1951年为33种，1953年为112种，1956年为342种。1953年开始实行“统存统贷”的信贷管理体制，各银行发放贷款严格按计划发放。     有研究者认为，如果维持新中国初期的混合经济体制不变，中国可能避免“弯路”，较早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假设其实难以成立。把一种过渡性体制固定化需要一定的条件，而客观环境并没有提供这种机会。而且，当人们憧憬于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美好前景时，很少有人会为市场的衰落而担忧，因为当时看来这是一件迟早要发生的“好事”。应当承认，单一公有的全面计划经济体制曾在一定历史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集中了有限的财力物力为国家建立起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经济的局限性以及它的严重缺陷，是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逐渐显露并为人们所认识的。     　　     第二次转型：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     　　     中国经济体制的第二次转型发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与经济体制的第一次转型相比，这是个困难得多的过程。关于这次经济体制改革有大量研究，但对历史领域来说，这仍是一个新题目。本文第二部分将着重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因，以及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环节。     (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困境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间长达20余年。在这段时间里，国民经济的发展大起大落，并未实现有计划发展，而且长期处于短缺状态，人民生活的基本必需品始终凭票证供应。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在全面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后不久，中国领导人就多少意识到这种体制存在缺陷。最初感到的弊端主要是这种体制权力过于集中，统得过死，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此，曾做过一些改革尝试。比较重要的一次发生在1958年。重点是向各级地方政府下放权力，变中央计划经济为地方政府计划经济。主要措施包括下放计划权，企业管辖权，物资分配权，基建项目审批、投资和信贷管理权，财政权和税收权，劳动管理权六方面的内容。这次改革造成了经济上的混乱。1961年开始收权调整，重新将经济管理大权收归中央，经济秩序得以恢复，但又重新走回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有限的改革尝试都是在计划体制框架内进行的，始终在“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中循环，无法摆脱出来。     这一时期，也有个别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和学者注意到市场问题。如陈云曾在1956年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主张，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经济学家孙冶方、顾准在50年代中期，从经济理论方面阐释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60年代孙冶方更是鲜明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这些具有真知灼见的观点当时或未受到重视，或在不同程度上遭到批判，但这毕竟是对计划经济迷信的最初挑战，为日后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计划经济缺陷的暴露以及人们对这种缺陷的认识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在实行全面计划的20年中，中国先后制定了四个五年计划。值得注意的是，除“一五”计划执行情况较好外，其他三个五年计划并未真正执行，而是出于各种需要不断调整和修改。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主要是受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战备等因素的影响;其深层次原因则是现在依据信息论所证明的，面对极其复杂的经济活动，政府不可能预制周密的、符合实际的指令性计划，计划体制虽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来动员各种资源，却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人们已明显感到基层生产单位缺乏活力，经济体制总体效率不高。     计划经济体制在实践中的表现不如人意，是中国实行改革的重要动因;“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又出现两个有利于实行改革的新因素。十年动乱结束之后，人们希望夺回失去的时间，加快四化建设成为全国上下的一致呼声;与此同时，中国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中国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关系已实现了正常化，人们走出国门看到了真实的外部世界，也看到了实行对外开放的机遇。由此，中国的改革开放迅速启动。     (二)有明确对象却无明确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改革针对的就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特别是其中那些已为人们所认识到的弊端。然而，改革的目标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各种原因而难以确定，这使得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充满了探索性和不确定性。     1.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改革思路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思路是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即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这是因为经济工作的领导者们，当时虽未考虑从总体上放弃计划经济，但经过近30年的实践，已深感不能排斥市场经济。     这样一条思路在启动改革开放之时就已形成。1978年夏秋之交，在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就有人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观点。1979年，陈云、李先念、邓小平等先后就此表示了一些看法。陈云指出，以往计划经济的弊端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而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实行市场调节这一条。李先念认为，制定一个包罗万象的计划，“而且调节得很好，这是不可能办到的”。邓小平则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一些参与改革的经济学家思想更为解放，薛暮桥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在1980年夏为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写道：“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这份文件被誉为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份纲领性草案。     总的来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思路虽以计划为重，但明确允许市场发挥重要的调节和补充作用，这就为市场经济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空间。     2.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新经济力量和非公所有制成分的出现     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旦开始，很快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一方面，对计划体制本身进行的改革受多方掣肘，进展缓慢;另一方面，允许市场发挥调节作用却很快产生效果，形成连锁反应。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口号的鼓舞下，市场要素重新生成，与市场相联系的力量迅速成长，不仅原来的计划体制受到冲击，原先单一公有制的结构也开始改变。     与大多数人的印象不同，经济改革首先从城市开始。粉碎“四人帮”后，国家经委就着手运作企业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试点工作展开，主要内容是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直接从企业这个微观层面入手，是与以往的一个重要不同。试点企业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获得在计划外采购部分生产资料、自行安排部分产品生产和销售的权力，还有一定的浮动定价权。但放权让利的改革面临的问题不少，短期内也难以解决。不过，这一改革措施毕竟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计划外生产和销售的出现，也为市场的生成和发育、为非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和条件。     当改革在城市中摸索前行之时，农村出现了一股包产到户的风潮。由于没有资金投入，农村改革是以最廉价的方法启动的，即调整政策，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这就导致了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各种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当决策层决定允许农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试验时，改革率先在农村取得了突破。     允许包产到户、鼓励发展农村社队工副业等一系列农村政策调整的结果，是造成了农产品自由市场的繁荣和农村企业的兴起。不仅原来的社队企业得到发展，农民个人办的或联合办的企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并很快成为农村企业的主力。1984年中央、国务院将社队企业、部分社员联营的合作企业、其他形式的合作工业和个体企业正式定名为乡镇企业。几年时间，乡镇企业不仅创造出大量产值，而且在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提高农民收入、加速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邓小平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     城市改革在所有制方面取得突破是在大批知青返城之后。在计划体制下，就业由政府统一安排，基本由公有制企事业单位接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知青蜂拥回城，就业压力激增，按照原来的办法已无法解决就业问题。1979年，全国待业人员达2000多万，其中回城青年700万，留城待业青年320万。许多城市发生请愿事件，影响到社会安定。于是，唯一的办法就是放宽政策，广开就业门路。不仅允许一些街道、企业、机关开办新企业，也允许人们自谋职业。这样，就出现了一批新的集体企业即所谓“大集体”和个体劳动者，私营(民营)经济也因此获得发展契机。在政府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一些鼓励多渠道就业的政策措施后，1982年中共十二大和当年通过的新宪法都指出，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其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受国家保护。至此，个体经济获得了合法地位。     是否允许大量雇工，是民营经济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重大难题。个体经营的发展必然产生雇工现象。起初，由于担心发展资本主义，明文规定只准“请1—2个帮手”，“最多不超过5个学徒”;但实际普遍超过这一限制，还有不少“雇工大户”，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最初，中央采取的是“三不政策”，即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此后，有关部门经调查研究，认为雇工经营是必然趋势，不可避免，应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将其纳入轨道。对此，邓小平表示赞同。他说，因为我们搞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雇工和过去的雇工不同，重要的是，鼓励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发展我们的经济。雇工问题的解决使民营企业得以大量出现，民营经济得以较快发展。     外资企业或者说外资经济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一支主要力量。1979年初，邓小平提出“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随着经济特区的建立，外资企业在中国获得发展机遇。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特区实行一系列特殊政策，不仅是中国引进和发展外贸的基地，也是中国有规模地建立市场经济的试验区。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各种类型的外资企业不仅在特区内，也在沿海地区甚至内陆地区建立起来。外资经济由此成为中国经济中一支活跃而重要的力量。     改革开放初期陆续出现的新兴经济力量，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虽然有的带有公有制成分，有的属非公成分，但基本都在原来的计划体制之外。它们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微观经济主体，不断创造和开拓市场，不断冲击着旧的计划经济体制。     3.在政府主导下形成的双轨制及其利弊     采用双轨制的方式实行过渡，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重要办法。双轨制不是一种预先的设计，而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市场为导向的思路渐趋明确的过程中，在政府主导下开始有目的地推行双轨制，一方面培育和发展市场，另一方面改革原来的计划体制。     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说，能否突破传统的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主的思想至关重要。一些直接参与改革的经济学家很快就认识到这一点。一批被称为“改革派”的经济学家直接提出，中国最终必须放弃计划经济，而把整个国民经济改造成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但是，这种主张一时难以被大多数人接受。     经过几年的改革，随着各种新兴经济力量的出现，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即“体制外先行”，也就是经济学家们称之为“增量改革”的战略。按照这一战略，改革的重点不再放到计划体制内的国有企业，而是放到非国有部门，在那里创建市场导向的企业，主要依靠它们实现经济增长;而对计划体制的改革，其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体制外的增长创造条件。这一战略突破了体制内改革的瓶颈，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使最初潜伏着的双轨制浮出水面。     从1984年起，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导向日趋明显，双轨制也在经济活动中运行起来，并成为这一阶段改革最重要的特征。这一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强调“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这是理论认识上的一大进步。     按照这一精神，在改革计划体制方面，确定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三种管理形式，并根据“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的原则，逐步缩小了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即：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大量的一般性经济活动，实行指导性计划;其他实行市场调节。一些具体措施是，在投资体制方面，适当下放建设项目审批权限，实行“拨改贷”;在流通体制方面，取消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开辟商品批发市场等。对计划体制的改革，逐步创造出了适合微观经济主体生存的市场环境。     价格体系的改革也同时启动。主要内容是改革过分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适当扩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使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主要措施是，允许企业有一定的产品自销权，自销产品可按市场价格出售。1985年，对自销产品的定价完全放开后，生产资料供应和定价的双轨制开始正式实行。此后，一物多价(即计划价格、指导价格和市场价格)的情况比比皆是。价格双轨体制可以说是双轨制最主要的内容，但双轨制并不局限于价格领域，在其他领域也不同程度地被采用。     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指出：“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要“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逐步健全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这实际只是还没有捅破那一层遮盖市场经济的“窗户纸”。     在实行双轨制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同时也出现了混乱，特别是在流通领域。在物价闯关失利、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中央决定实行治理整顿。之后，又明确提出要逐步解决生产资料价格的双轨制问题。不过，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是到了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实际结果是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并轨。     双轨制作为一种渐进的改革措施，使得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能够同时并存，这就解决了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一个难题，即一方面要进行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维持原有计划经济的运转。这是因为，如果旧体制一下子停止运转，必然会造成国民经济的瘫痪，从而引发极大的社会混乱;同时，长期生活在计划体制下的干部和企业职工，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经济上也很难在短期内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这一点由于中国长期缺乏竞争机制和现代社会的保险和福利制度而显得格外突出。历史地看，无论双轨制曾带来多少问题，引起过多少争论，但正是借助这种方式，中国才成功走出一条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4.在改革开放艰难时刻建立的资本市场     对资本市场的需求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有所表现，随着计划体制的削弱和市场力量的增长，这种需求从多方面被创造出来。     在启动改革开放之时，为利用国际资本市场，1979年以后中国陆续成立了几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1年初，财政部恢复发行国库券。这两项措施结束了中国人曾引以为自豪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历史。“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也很快导致了股份制的尝试。最早一批有影响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并相继向社会发行股票，甚至在小范围转让交易。     1985年后，“金融市场”的提法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同时出现了最早的关于建立股票市场的提议，中央也开始注意与此相关的各种问题。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纽约股票交易所总裁范尔霖先生，并把一张两个月前上市的“飞乐”股票送给他做礼物。当时，股份制问题已逐渐突出出来，这件事被视为一个信号，受到海内外舆论格外关注，给当时积极推动股份制的人们以莫大鼓励。1988年，社会上出现了建立规范化证券市场的呼声。在“物价闯关”失利之后，中央除关注通货膨胀、经济过热等宏观问题的解决外，认为企业制度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牵涉到如何对待股份制、企业债券、股票、证券交易等等。建立资本市场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由于这个问题十分复杂，政治上又很敏感，后来制造了一个代名词，叫“长期资金市场”，只在内部研究，没有公开讨论。     实践的要求、决策层的关注，为一批留学回国有志于此的年轻人提供了机遇。1988年9月8日，在万寿宾馆召开了“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会后，由几个年轻人撰写出《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这是中国建立规范化证券市场的第一套文件，后来被称做“白皮书”。接着，这份创办证券市场的“设想”被送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同年11月9日，姚依林和张劲夫在中南海听取了研究小组的汇报。会上的话题，涉及了证券市场筹建、运行、管理以及有关理论认识的几乎所有方面，最后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意见。这包括：创办交易所要同推进股份制结合起来，要采取“民间发起、政府支持”的方式，要依靠专家和研究借鉴海外成熟经验，要“紧锣密鼓”地抓紧研究设计，要从开始就注意解决市场监管和防范风险的问题，等等。这是中央对证券市场问题的第一次正式关注和推动。     此后，中国证券市场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建立起来。1989年3月，由几家国有大公司出资建立了一个机构——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即“联办”)，这个机构的任务是研究和规划在中国的环境下如何建立证券市场。1988年，北京还没有一个可以做有价证券买卖的柜台，只有上海、武汉、沈阳等七个城市存在个别分散柜台，做一点国债买卖业务。但短短一年多后，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证券交易场所。1990年9月，当海内外许多人对中国改革如何继续进行持观望态度之时，《人民日报》披露了国务院关于筹备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决定。当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运行;12月5日，联办创建的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开通;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营业。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资本市场的正式建立。     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向世界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即中国在经历了那场政治风波之后，仍将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更重要的是，它为中国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注入了新的力量，使已经出现的市场经济有了资本市场这个高级组成部分。     回顾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在最初的13年里，虽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还没有确定，但市场的力量不断壮大，中国经济的成分已不再限于单一公有制，而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与此同时，计划经济的社会覆盖面日趋缩减，计划体制的主导地位日渐动摇。可以肯定，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计划经济之外已经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体系，只是它还很不健全，还缺少一个名分，缺乏适宜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作为市场经济体系的高端，资本市场的创建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定前夕，所采取的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改革步骤。     (三)决定性的突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性突破发生在1992年。最终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意味着中国的改革从此告别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进入了全面系统推进的阶段。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也由此变得不可逆转。     1.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在1988年和1989年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政治动荡之后，关于改革究竟是以完善计划经济体系为导向，还是以最后建立起市场经济体系为导向的问题，再次引起理论界的激烈辩论。坚持“计划取向”的一派提出，“市场取向等于资本主义取向”，“市场化”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一项主要内容。     当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可能迷失方向的时候，邓小平再次发挥了巨大作用。事实上，邓小平一直对那种把计划经济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的观点持怀疑态度。90年代初，当理论界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时，他多次就市场经济问题发表谈话，反复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更加尖锐地提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的讲话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1992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的专题方案。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话，明确赞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10月，中共召开十四大，正式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初步建立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按照十四大确定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迅速建立起来。     1993年秋，中共中央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制定了总体规划和行动纲领。按照《决定》提出的基本框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配套推进价格、财税、金融和外贸管理体制的改革，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由指令性计划转为指导性计划，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住房制度，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     在建立市场机制的关键环节价格改革方面，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大幅放开了竞争性商品的价格，价格由“双轨”并为“一轨”。农产品解决了购销倒挂的问题，理顺了价格。到1993年，市场价格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已由1991年前的50.3%上升到93.8%，在农产品收购总额中由51.6%上升到87.5%，在工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由36.4%上升到81.1%。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基本形成。此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调节作用和资源配置作用不断加强。     1997年秋季召开的中共十五大，进一步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解决了改革中所遇到的一些理论性问题，特别是关于所有制的问题。十五大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提法不仅有利于国有和集体所有企业的改革，也有利于各种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随后，有关内容作为一项修正被写入宪法。     在进行上述一系列改革时，中国政府吸取了20世纪80年代末的教训，极其重视建立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工作。当1993年至1995年再次面临通货膨胀压力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整顿金融秩序。1996年中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从1997年起又成功地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此后又克服了前所未遇的通货紧缩。在90年代后半期的复杂环境中，中国经济基本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的局面。这表明中国已初步建立起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     至此，中国经济体制第二次转型的过程基本结束。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已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了。     3.成功实现经济体制转轨的原因     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转轨牵涉的不仅是经济问题，也牵涉大量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在实行转轨的国家中，中国可以说是最为成功的。大致分析起来，取得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国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有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对此，领导者、干部和人民群众都有切身体会。在实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虽然人们对如何实行改革开放常有争论，但都认识到中国不改革、不开放就没有出路。改革开放的口号始终起着凝聚人心的作用。     第二，有经验丰富、眼光远大、极具智慧的领导者。如邓小平、陈云等人，他们是以往经济建设的领导者，在“文化大革命”后拥有极高的威望，这对于保证改革的方向、保持改革过程中的政治稳定以及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决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没有这样的领导者，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改革，要取得成功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选择了正确改革战略，形成了评判改革措施的明确标准。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意味着改革必然从经济方面开始。对各种改革措施的评判标准简练实际，就是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第四，采取渐进的方法实行改革，在时机成熟时再作出决断。“摸着石头过河”，非常形象地表明了改革所带有的探索性。改革不是主动地从改变经

贾海涛：现代化与中国未来改革的方向 进入专题 ： 现代化 中国模式    ● 贾海涛       中国的发展总的说来仍需要以现代化建设为目标，所谓“中国模式”能否建立的关键在于中国能否实现全面且高质量的现代化；而中国的全面转型也是为了实现全面现代化的目标。中国现代化的程度和标准又决定着“中国模式”的成功程度和这一模式在国际社会被接受的程度。现代化应该是“中国模式”的主要内容或评价标准。没有全面、完整和高度的现代化，谈“中国模式”没有太大的意义。讨论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和实现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不以全面、完整和深入、系统的现代化为目标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转型。     “现代化”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尽管近年来我们对它讨论得少了些，或者说对它有所忽视，使之有沦为边缘化的概念的嫌疑或趋势。但它仍是中国人仍需认真对待的问题或话题。毫不夸张地说，现代性问题仍是中国人没有摆脱的魔咒，中国的现代化程度并不高。甚至，中国是否实现了现代化或全面的现代化，对于我们来说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或者说仍是一个大问号。这应该是一个比所谓的“模式”或“中国模式”更加现实、更加重要的问题。中国人有着自己对现代化或现代性的思考，对它们也有着自己的界定和目标。然而，不少中国人原来对现代化概念的理解还略显狭窄了些，对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有所忽视或轻视。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并不是那么简单的。现代化问题不仅决定着中国的转型问题，而且也是发达与不发达的界限。现代化的目标主要是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在结构上实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转型。中国实现现代化不仅意味着消除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各方面巨大差距(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意味着在国内消除贫困的同时减少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分化和差异。在中国曾经存在的城乡差异、农业与工业的差异(工农差异)、农民与城市人口在生活和工作方式方面的差异、收入的差异、教育的差异和社会福利待遇的差异等，都应该包括在内。差异的完全消除或绝对的平均不可能保证，但至少应将这些差异缩小在一个理性的可被接受的范围之内。社会结构的不平衡、特权与贫困的差异和生活方式的差异要基本消除。关于现代化或现代性问题，我们的视野或思路需要拓宽。这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所谓“模式”问题的鉴定或认识。     我们这里首先讨论关于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及全球现代化的发展过程，然后对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做一个历史回顾。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讨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理论或理念的演变发展。最后，我们将讨论中国的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并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未来前景展开分析。我们的主要任务在于探讨模式的局限及如何实现突破的问题。     　　     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     　　     对现代化概念的界定是颇为复杂的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相关定义也是千奇百怪，因人而异，争议颇多。相关的理论也是充满争议和差异的。一般来说，现代化的定义或概念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基本词义(一般用法)；理论涵义和政策涵义。1也就是说，人们所谈论的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概念与作为学术术语的“现代化”概念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而政策领域所讲的“现代化”又有其独特的内涵、价值或意义，与学术的“现代化”概念有着一定的不同或脱节。这是许多重要概念具有的共性。实际上，普通人所使用的作为日常用语的“现代化”一词是充满歧义的，而政策领域的“现代化”概念及其内涵则有着人为的限制。我们这一部分主要从学术概念的角度来讨论“现代化”一词，并对其基本内涵和学术价值进行一个基本的探讨和系统的分析。     “现代化”一词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谓耳熟能详。这主要基于我们长期以来“四个现代化”发展国策的影响，以及党和国家相关发展理念和理论长期的宣传教育深入人心的结果。关于现代化，中国人有着一般意义上、学术理论层面和政策层面的系统理解和研究，而不仅仅停留在口号的层面。不过，现代化作为一种现象和历史过程，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而现代化理论本身在国际社会不仅充满争议，而且也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化建设和相关政策也一直处于发展、变化和调整之中，在概念和理论方面也应该有所丰富和发展。实际上，在中国，一般人所了解或理解的现代化概念和应用还是比较狭窄的。     北京大学的罗荣渠教授是中国现代化问题和相关理论研究方面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在北京大学建立了一个从事相关研究的团队并在中国学术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其他有关学术机构、团队和个别学者也对现代化问题展开过较为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比如由中国科学院、国家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他们自2003年以来每年都发表一个中国现代化的年度报告，对世界的现代化和中国的现代化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当下，从国际到国内，从总体到个别，展开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但中国学术界对现代化问题和相关理论的关注还远远不够。     如何定义“现代化”？中国学者吴承明指出：“什么是现代化，无经典定义。总的说，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变，应包括各个方面。”2这种观点颇有代表性。不过，尽管关于“现代化”是什么并无经典、权威的定义或答案，但目前来讲人们对它的认识有逐渐趋同的倾向，因而一个或一些相近的共识可以形成。这也包括形成一个可被普遍接受的定义。     关于“现代化”的定义，英文“维基百科”、英文“答案网”都有定义，而且也差不多。中国网站上的中文定义也基本上是从这些英文网站上照搬来的或抄来的。由于这些大众化的网站的定义几乎已经趋同，这里就不再一一枚举，仅抄录中文“百度”网上的有关定义以供参考。“百度百科”关于“现代化”一词的定义如下：     现代化常被用来描述现代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现象。根据马格纳雷拉的定义，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     从历史上来讲，它主要指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一种向以西欧及北美地区等地国家许多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价值为目标，寻求新的出路的过程，因此常与西方化的内涵相近。一般而言，现代化包括了学术知识上的科学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社会生活上的城市化，思想领域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文化上的人性化等。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深刻变化，是文明要素的创新、选择、传播和退出交替进行的过程，是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国际竞争。     现代化的核心是“人性的解放”和“生产力(效率)的解放”，因从欧美等西方社会开始，有时也被称为“西方化”，但不专属于西方社会。①     “现代化”涉及“现代性”问题，或者说体现出“现代性”特征。那么，何为“现代性”呢？“百度百科”关于“现代性”的定义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现代性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并且形成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法的观念，建立了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机制，创建了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政治含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②     从这些定义可以看出，“现代化”和“现代性”涉及非常复杂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思想、人性等人类社会的几乎所有方面的问题。可以说，现代化问题绝不是人类社会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也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些国家的事情。它涉及一个系统、一种模式、一种综合的制度和发展机制。任何从某些方面定义或看待现代化问题的眼光都是片面的、静止的、孤立的。亨廷顿说过：“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到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的变革。”330现代化理论的早期权威勒纳认为，“社会的现代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普及教育和新闻参与等，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层面，它们的出现绝非是任意而互不相关的”。4     一般来说，界定发达与不发达、有无实现现代化，西方学者往往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的自由和人性解放等多角度来定义，而不是仅仅着眼于经济发展或GDP数据。与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相比，国际社会往往也有人从四个方面界定现代化。不过他们的“四个现代化”与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有着较大的差别。中国人说“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西方有人主要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四个方面来分析或定义现代化。“百度”尽管是中国人的中文网站，但正如前面所说的，“百度百科”关于“现代化”的定义却是翻译的西方的定义。“百度百科”也主张现代化涉及四个方面：     ①经济层面：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②政治层面：民族国家的建立、宪政民主在世界各国的确立、生产的科学管理；     ③社会层面：奉行个人原则和利益机制；     ④文化层面：祛魅化与世俗化。     有的西方学者则从政治、科技能力、经济与财富、社会结构与人的发展等四个角度或领域综合看待现代化。5在他们看来，发达国家政治民主，科技发达，人民富裕，生活水平高；人口呈零增长，人民普遍健康长寿，死亡率低；社会福利好，人民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基本人权有着良好的保障。反观不发达国家，总的说来政治缺乏民主，社会动荡不安，甚至有战争存在；经济发展也较落后，普遍比较贫困；人口过多且增长过快，生活水平低，人口的质量和人均寿命都比较低。人们常说的所谓“南北差异”实际上就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差异。这也是现代化有否实现的差异或区别。从经济实力和财富的差异来看，“南方”国家的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80%，财富还不到全球总量的20%；而“北方”国家的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20%，却拥有超过世界80%以上的财富。5可以认为，现代化程度或现代性程度是区别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关键所在。     现代化理论目前仍在争论、发展、丰富与变化之中。正如某些中国学者所言：“现代化理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而是不同国家和领域的学者关于世界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成果的统称。学者们称之为经典现代化理论(ClassicalModernizationTheory)。”1这一“经典现代化理论”是现代化理论发展过程的第一个阶段。随着社会的变化和研究的深入，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缺陷逐渐暴露，于是出现了对它的批判和反思。这以后现代理论为代表。所谓“后现代”理论实际上是现代化理论的一个分支。     有西方学者“把1970年以来工业化国家发生的变化称为后现代化，把发展中国家发生的变化称为现代化”。1也就是说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更高级阶段。一般来说，后现代化思潮对现代化以来的各种社会弊端进行批判；后现代社会应该是消除或较好地解决了此前现代化阶段产生的各种弊端的较为稳定的发达状态。有西方学者认为：“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是经济增长，通过工业化和系统的技术应用来扩大有形产品；后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是使个人幸福最大化，追求生活质量和生活体验。在专业化、世俗化和个性化方面，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继续”。1所以，后现代或后现代化既是对现代化的否定，同时又是对现代化的发展与更新。     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在后现代理论出现后至少又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如“生态现代化理论”、“再现代化理论”、“继续现代化理论”或“第二次现代化理论”等。1当然，一般情况下，学者也认为现代化本身分为两个阶段或两个以上的阶段。这与现代化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或不同理论体系是两回事。不过，现代化理论或理论体系也是在总结现代化实践和历史过程的前提下进行的系统总结，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空想或理想。也就是说，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的进程是密不可分的，是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     现代化不仅指一种系统的政治-经济结构或社会结构，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应该说，关于“现代化”概念的内涵及其实践的复杂性，中国人的认识越来越全面。中国人关于现代化概念的定义和相关理论正逐步与国际学术界的观点与理论趋同或接轨。     关于现代化概念和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内涵，有中国学者总结如下：     一般而言，现代化指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它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的历史过程及其变化；它既发生在先进国家的社会变迁里，也存在于后进国家追赶先进水平的过程中。20世纪60年代，欧美工业化国家已经进入发达工业社会。所以，当时的现代经济指工业经济，现代社会指工业社会，现代文明指工业文明。     显然，现代化既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也是一种发展状态，指完成现代化过程的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状态。经典现代化理论，一方面阐述了现代化过程的特点和规律，一方面阐述了现代化的结果——现代性，即已经完成现代化过程的国家所处的状态和特点。1     　　     作为世纪命题的中国现代化之路     　　     西方无疑是现代化的先行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从某种程度上是模仿或学习西方的过程。那么，现代化是否就是西化的过程？西方模式是否就是现代化的标准或样板？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就摆在全世界不同国家的人们面前，并且引起极大的争议。与此相关的问题还有：现代化有没有一定的标准或模式？有没有捷径可走？对此，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来看，欧洲与北美走在了最前面，但那里的现代化发展也是不均衡的。而东亚的日本与所谓的亚洲“四小虎”也在现代化的发展上取得了突破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得并不比欧美差。而且，较之西方，它们完成现代化转型的时间极短。于是就出现了模式之争。东亚(包括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快速发展和迅速崛起似乎颠覆了传统的现代化的观念并引起了发展中国家对所谓“东亚模式”的艳羡和仿效。所谓“东亚模式”及其优势说在上个世纪末第一次亚洲金融风暴之前是很有市场的。中国人曾一度较为倾向于“东亚模式”和所谓“新权威主义”。然而，中国的发展模式与“东亚模式”有着质的区别而且渐行渐远。随着中国经济近年来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现代化也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并展现出一定的固定特征。于是，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内的不少人开始将中国的现代化看作一个模式(尽管他们认为其他国家很难模仿或不具有模仿能力)。而一些中国人无视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与挑战，也陶醉于“中国模式”幻觉之中。     然而，现代化不是一项简单的工程，没有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持之以恒的集体努力是难以实现的。西方的现代化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所谓的“东亚模式”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没有有些人所说的那么简单。而东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也不是固定的或预先设计好的，而是充满了争议和变化。西方和全世界的现代化的历史和理论演变是在一个不断发展、不断超越的过程中前进的。谁也没有给现代化定一个死的目标或对其发展应该达到的高度封一个顶。现代化的发展应该是没有止境的，也不应该有一个绝对理想的状态和最终目标。它应该是一个人类以改善自身的生活状况和克服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与挑战为目标的实践过程。不过现代化的一些基本问题我们要面对，一些最根本的问题我们要解决。     武力指出：“最早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西欧，其历程说明，现代化之路是从市场化开始的，即先有市场革命，才有工业革命。”6他强调了市场化和成熟的国家机器在现代化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他还认为，“思想启蒙——市场化——民主革命——工业革命，构成西欧现代化进程的主线”。6他似乎忽略掉了西方殖民扩张和海外掠夺对西方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不过，无论如何，强调思想革命、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等因素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决定作用是对的。任何希望发展自己并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都应该重视这些因素并注重对它们的培育与建设，而不是幻想走捷径。     那么，从理论上来说，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也应该包括类似的过程或具有相似的内容和特征。否则就不叫现代化，而是别的什么。然而，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非常艰辛的，目前也面临着极大的压力、挑战和困难。现在，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有利也有弊。中国的现代化可以缩短时间，但很难简化步骤或取消有关的重要内容。偷工减料的现代化可能会变质。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无论从概念(观念)、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与政策层面，都需要作出较大的革新和调整。当然，观念的更新最重要，这是影响政策和实践的关键。没有观念的革命，就不可能有政策的真正变动和实践的革命。而关于观念或概念的更新，理论的研究需要走在前面。或者说，观念的更新、政策的调整，首先要由相关的理论研究来推动。     中国的现代化定义和理论与政策和实践或多或少存在着一定的脱节。国内学术界不仅对国际学术界关于现代化的理论关注、介绍不够，而且对国内外现代化的实践、历史和政策研究也不够。反过来，在现代化的实践和政府决策方面，对理论界的依赖或借助也不是太多。这不是一个积极现象，尤其是对现代化的实践与政策制定不利。理论或学术上对现代化问题的探讨不足势必会影响现代化的实践与政策制定。而在实践与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对相关理论的忽视和轻视可能会导致现代化的建设出现严重的偏差和失误。     中国人不仅对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历史和经验了解不够，或不够重视，甚至对自己的现代化历程也缺乏总结和认识。就中国的现代化话题，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被忽视了，或没有得到本该得到的解决。这就是关于中国的现代化始于何时的问题。实际上关于这么一个问题都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或众说纷纭；而占据主流的说法并不一定具有最大的说服力。这主要是中国人关于现代化的观念或内涵的理解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造成的。或者说主要是因为原来流行的现代化定义存在着一定的不足造成的。     中国人在现代化问题上另一个重大的误区或争议就是关于现代化的概念缺乏共识，或是对其内涵把握不足。这应该说在政策和实践领域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不过，现在中国人已经对现代化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或者说对它已经有了更加深刻和准确的把握。因此，我们到了更新我们自己的现代化概念和理论系统的时候了，也到了重新调整我们的现代化观念和政策的时候了。我们不仅需要重估我们的现代化观念、理论和实践，也需要更新我们的现代化战略和政策。当下，中国人已经意识到只有“四个现代化”远远不够，小富即安也不是现代化，局部的高楼林立也不一定就意味着现代化，一定程度的工业化和工业能力也不一定意味着达到了现代化的标准。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或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始于何时呢？至少有两种说法。确切地说，可以认为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曾经最为流行，也是最为主流或权威的说法。那就是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改革开放。另一种观点是始于中国共产党建政。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化建设史。第三种说法是始于洋务运动。这三种说法的被接受程度或流行度大约是依次递减的。也就是说，第一种说法最流行，第二种说法次流行；第三种说法最不流行。然而，在历史学研究领域，也包括在现代化研究的学术圈里，第三种观点反倒是最为流行的观点，甚至被奉为常识。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主张：“目前，中国学术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现代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它们是1840/1860-1911年、1912-1949年、1949年至今。第一阶段是清朝末年的现代化起步，第二阶段是民国时期的局部现代化，第三阶段是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面现代化。”7但他们也指出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议：“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指从中国现代化起步到目前的历史过程。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没有统一认识。一般而言，19世纪中叶(1840-1860)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分析可以从19世纪初开始，时间跨度180年(1820-2005)。”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们前面介绍的两种说法及其可能更为深入人心的事实。而且，他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始于鸦片战争的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我认为要略晚一些，应该以洋务运动的兴起为标志。     本文主张，中国的现代化始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可以代表第一个阶段的高潮。20世纪30年代曾经有过中国第二次现代化运动的高潮，但被日本侵华所破坏。而中国真正现代化建设则开始于1979年之后的改革开放。这一过程一直持续至今。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就是全面的、系统而深入的现代化建设。“中国模式”说就是对它的定性。     实际上，洋务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及其意义曾被中国学者严重忽视了。但海外学者或国外学者一直以来都没有将其遗忘或否定。实际上，关于洋务运动，西方学术界或西方汉学界将其视为中国的第一轮现代化——“Modernization”。8洋务运动尽管主要以发展军工为主，但毕竟开始了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西方学者对它的评价要比大陆中国学者高。无论如何，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及其历史，不能忽略这一段。     另外一段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应该是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前的10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这一阶段，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重庆等地的工业发展也是比较快速的。中国当时的工业能力也不比日本落后。然而，日本的侵略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也使得中国的工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全面中断。实际上，日本侵华的主要目的就是打乱中国的发展，破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防止中国崛起。其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破坏具有长远的历史影响。     中国的第三次现代化发展高潮，也是真正的、全面的现代化发展时期，始于1979年，直到现在仍在进行中。在这一过程中，在不同时期，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和理论有所调整，相关的政策也略有变化，但大方向和大目标自始至终是没有变的。那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主，高速推进现代化的进程。如果说中国已经进入了现代化阶段，那也是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也已经有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路程，现代化的观念也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尽管我们已经迈开了现代化进程的步伐，取得了不小的现代化成就，但我们在现代化的各个领域仍然非常落后，包括现代化的观念和发展措施。这与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与外部环境有关。实际上，中国历史步入现代是非常被动的。“现代”或“现代史”的开启是被动挨打和屈辱的历史过程。关于现代历史的变革和现代化的意义，中国人缺乏准确的把握，因而应对失措，不能正确地或较为准确地把握历史并积极主动地走在时代的前列，以应对各种变化，成为现代化的领跑者。关于中国人现代化的观念及其历史演变过程，以及它们与当时历史条件、历史背景的关系，武力进行了总结，并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行了阶段划分。他也将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但其标准和具体的时间段的划分都与我们前面的划分有着很大的不同。他说：     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了以发展近代工业和市场为特征的现代化，那么到今天，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大约160年的时间，可谓艰辛备尝。从现代化中工业化、市场化以及民主化的相互关系来看，这160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1840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为第一阶段；1921中国共产党成立到2001年为第二阶段。第二个阶段又可分为三个时期：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第一个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三中全会”前为第二个时期；1978年“三中全会”至今为第三个时期。6     尽管他的划分标准和时间段与我们的划分有着差异，但关于第三个阶段的认定或划分与我们是一致的。实际上，在这一点上大家是很容易达成共识的。这主要是基于人们对改革开放的普遍认可而产生的。     　　     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与观念和政策的演变     　　     新中国建立前后，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或社会主义建设本身的内涵还没有形成丰富与成熟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之路也是处于探索与摸索阶段。当现代化遇到社会主义时，二者并没有完全融合。只是到了改革开放，随着不断的探索与发展，确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二者才完全融为一体。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建设完全成了一回事，是一条道路，具有相同的目标和方向。实事求是地讲，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里，现代化在党和国家的执政理念和理论中也并不是一个关键词或重要的词汇。它一度出现并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说明性的概念或预期达到的目标。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概念的内涵越发明晰、丰富，并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重要概念或核心概念之一，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近期与长期目标之一。现在我们谈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是在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谈现代化事业，就是在谈社会主义事业。现代化几乎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事实上，现代化的确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实践的最好的注解和内容，也是当今党和政府执政理念中的一个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压力、阻力重重。这里面不仅有内部的因素，更有国外的阻挠与破坏。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不断坐失良机，出现不应该有的波折和停顿。因此之故，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和崛起错过了历史上的最好时机。即便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本来也可以发展得更好一些，进步得更快一些。和平崛起需要好的和平环境。在1980年代，中国的外部环境相对于此前和现在都是最好的。现在发展现代化并实现和平崛起，历史条件和外部条件变得越来越复杂。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注定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和努力。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说“我国现代化的难度超过发达国家总和”，甚至认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不会很顺利，在21世纪甚至有发展失败的可能性。9     中国的发展走向正常的轨道并开始了现代化的快速飞跃实属不易。这既需要排除外部的干扰，也需要克服内部的阻力和错误观念。下面让我们结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现代化的进程，就中国现代化发展观念的转变和政策的调整作一个系统的回顾，借此对中国的现代化理论和政策描绘出一个完整而清晰的轮廓，同时也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展现出来。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是革命理论，但也包含有社会主义建设或国家发展与建设的理论。早在1945年，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10工业化和农业的近代化就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甚至所谓“近代化”就是现代化—英语“modernization”的另一种译法。毛泽东当时的确说的是现代化问题或现代化建设问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他提出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的奋斗目标。11这些都是新中国现代化观念和四个现代化理论的萌芽。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又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明确主张“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123291957年3月，他提出了三个现代化：“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3随后，于1954年9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首先提出：“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41321964年12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正式把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作为20世纪内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目标。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他在1964年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14479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也只能是一个理想或呼唤，很难落实。只是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才真正化为党的执政方针和政策并开始付诸实践。     事实上，从一开始我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就出现了偏差，在计划经济模式下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也出现了极大的偏差。尽管党和国家领导人认识到一些问题并指出了全面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在实践中却是另一回事，出现了将现代化简单化的情况。当时的情况是：工业优先或工业化优先，或者说工业化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也是现代化建设的第一任务。工业化就等于当时人们所理解的现代化。似乎中国只要实现工业化，就可以完全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1953年9月，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提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一个基础。12329他还说：“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12329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一定的工业基础。这一任务也基本完成。可以说，如果新中国建国初期有过较为明确的现代化的理论和政策的话，那么也是以工业化的概念或提法的形式表现或表达出来的。这恐怕是1958年出现全民“大炼钢铁”和“大跃进”的闹剧和悲剧的理论原因和政策原因之一。     其实，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注重工业化或偏重工业倒不是发展出现偏差或经济失败的关键。问题出在完全取消市场的计划经济的体制上。只是到了改革开放，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的计划经济出现松动，然后带动了整个经济体制的变化，出现了市场经济的可能性，中国经济才出现了大的变化，现代化建设才成为可能。当然，中国人关于现代化的观念也逐步发展，变得更加丰富和系统；党和国家在现代化方面的政策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和系统。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指出中国在未来较长一段历史时期的发展目标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强调“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15162他还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5163当然，中国当时的底子薄，条件困难，党和国家的新一代领导集体认识到中国在短期内不可能达到西方现代化的水平。为了避免“大跃进”的灾难和刚刚发生的“洋跃进”的失误，邓小平特意强调了中国的现代化与国外现代化在概念或观念上的差异。这种观念或概念上的区分当然也是为日后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和发展方向的政策制定服务的。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会长马尔科姆·麦克唐纳率领的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两天后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把“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表述为“中国式的现代化”。1649他还指出：“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15257将“小康”或“小康水平”定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初期的具体目标是一个创举，体现了高度的政治智慧。     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从政权建设转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同时也意味着以往以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为主的政策方向和治国理念的改变，而代之以发展经济、搞活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新的治国理念和政策导向。邓小平非常清楚现代化建设绝非仅仅意味着发展经济和提高生产力那么简单。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抓住经济建设的重点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他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15250他强调：“我们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总任务，我们是定下来了，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15241不过，邓小平还指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5168无疑，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义道路是一致的，二者就是一回事。     围绕着“小康”目标的实现，邓小平又提出20年内“翻两番”的新的发展计划：“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进入小康社会”。16681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正式把邓小平提出的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目标的构想确定为今后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17随后，邓小平又提出了经济发展战略“三步走”的构想，给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和目标做出了更加系统、完整和长远的规划。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正式确认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18     应该说，邓小平指定的第一阶段的中国现代化目标已经初步实现，小康社会也初具雏形。最值得庆贺的是，中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目前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面临的现代化任务应该是邓小平所说的现代化发展的“第三步”。这一“第三步”应该是现代化全面发展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力量都将发生更大的变化，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也将发生质变并最终完成转型。从国际社会和世界体系的角度来讲，中国也作为一个有巨大影响力的大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然而，完成这一过程和实现既定的历史目标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事实上，完成现代化发展的“第三步”目标要远远难于“第一步”和“第二步”，需要我们付出十倍甚至百倍的艰辛。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深圳改革开放3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不懈奋斗，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目标，正在向第三步目标阔步前进。未来几十年，是我们实现第三步目标的重要时期。到2020年，我们将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我们将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要胜利实现既定战略目标，必须坚定不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继续奋勇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19     上面这段讲话既是对改革开放30年历史的总结，也是对中国未来发展远景的展望和未来发展宏图的描绘，既是对以往成就的肯定，也是对未来发展目标的再次确认和强调，同时更表达了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坚持改革开放的坚定不移信念和一往无前的坚强决心。当然，胡锦涛总书记还告诉我们，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还很长，我们离基本实现现代化还有40年的时间；甚至离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实现，也还有10年时间的路要走。     　　     现代化与中国未来改革的方向     　　     中国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建设一样，也需要全面的参与与全面的发展，也需要多点开花，多出成果。现代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包括中国的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中国人不仅需要更加深化自己对现代化的认识，更需要在实践的道路上多总结经验教训，同时找到一条稳健、可行而成熟的发展模式。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等同于照搬外国的先进经验或国外的模式，而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不过，无论我们怎样强调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强调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或曰现代化建设要走“中国道路”或建立“中国模式”，但全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或建设总归有其共性或共同的特点，甚至有一个总的方式或基本的道路。否则就不成其为现代化，现代化也就不能成为一个世界现象或大趋势。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现代化绝对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或者说是纯粹国家内部的事情。没有关起门来的现代化，也没有自行其是的现代化，更没有无视国际大趋势和历史潮流的现代化。现代化讲国家利益和国际竞争，但是也需要国际协作和遵从国际社会的规则。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但这也造成了一定的偏差和失误。比如，在上个世纪50年代过于注重工业发展，而对农业和轻工业有所忽视；在改革开放前过于侧重于政治和政治运动，同时也将经济发展高度政治化或政治运动化。这导致了市场的消失并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扼杀了经济活力，最后导致经济的崩溃和民生的凋敝。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有所松绑，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存，生产力能够得到充分的调动与发挥。然而，以政府计划并主导经济活动、国营企业占据垄断地位的经济模式并未改变。这照样也会出现另一种偏差。或者说这本身就是另一种极端。过分追求GDP并一味强调经济发展的绝对地位的发展模式是片面的，即便是经济发展也是片面的，当然也是片面的现代化。我们的经济发展没给民营经济以足够的生存空间，民众获得的利益与得到的福利保证与经济发展的总体成果比例失衡。这会造成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大众一种力量对比的严重不平衡。自认为搞好所谓政治问题就解决了一切问题或消除一切矛盾是偏差；认为经济问题搞好了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是另一种偏差。这都是将现代化简单化了。现代化的关键和社会发展的关键，不仅仅是发展经济、提高GDP，也不是搞政治运动，而是正确解决政府职能的问题。现代化的关键其实最终将是解决好国家或政府职能的现代化问题。     塞缪尔·P·亨廷顿曾经认为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只有欧美发达国家。他认为政治现代化分为三种类型：“就政治机构的现代化而言，可区分出三种截然不同的类型：欧洲大陆型的、英国型的和美国型的。”388这是他30年前的结论了。现在冷战已经结束，世界政治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印裔新加坡人马凯硕是“亚洲价值观”的鼓吹者及主要代言人。在他看来，“东亚模式”也已经实现了政治的现代化，已经有了与西方社会、西方经济和西方文明平起平坐的资格。不过，他认为东亚国家的经济崛起，包括日本、“亚洲四小虎”和马来西亚等国现代化，主要得益于它们都有一个“好政府”(goodgovernments)，而不是因为它们有民主的政府。2066他给出的好政府的标准是：(1)政治稳定；(2)建立在能人治国基础之上的完善的官僚机构；(3)体现公平的经济发展；(4)财政的节俭；(5)相对的清廉。2066他主张，一个负责任的“好政府”比一个名义上的民主政府更好。在他看来，“好的政府并不等同于单一的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只要能够形成“富有弹性的经济、社会和行政管理制度并足以应付我们正在步入的经济时代所带来的挑战”就行，而“中国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样板”。2037他还说：“中国领导人不寻求理论上完美的政治制度。他们每天都在解决实际问题，以保持社会的发展。”2037在他看来，中国与东亚经济奇迹的创造者一样，都是亚洲价值观的体现者(展现者)，而且正在创造着足以与西方价值观和西方成就相媲美的价值体系和巨大成就；而中国更是发展中国家的好榜样。     但是，我们能够像马凯硕说的那样乐观吗？中国能够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作为第三世界的好榜样吗？中国需要并能够按照目前的模式和体制(或制度)继续走下去吗？     正如前面所说，从世界上现代化发展的模式来说，有两个较为成功的样板：一个是典型的欧美模式，另一个是所谓“东亚模式”。欧美模式首先是政治与社会的现代化走在前面，然后是经济的现代化的发展，最后全面实现现代化。这种现代化的模式的开始阶段也可以理解为政治的现代化(民主化)与经济的现代化(工业化)齐头并进，两条腿走路。“东亚模式”则不同。这种模式是先发展经济，忽视政治的现代化发展；在经济的现代化实现后，再着手实现政治的现代化(民主化)。“东亚模式”的成功是以“威权政治”或“权威主义体制”而闻名于世的。有人得出一个结论：这种“威权政治”的效率更高，能够缩短现代化的时间。     “东亚模式”的成功或“东亚奇迹”似乎给东亚的“威权政府”(AuthoritarianGovernment)、“权威政治”或“威权政治模式”的存在提供了某种“合理性”。中国曾经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讨论过仿效“东亚模式”、以“权威主义政治模式”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实际上，正如黄亚生所讲的，中国走的一直也不是“东亚模式”的道路，也没有形成“东亚模式”的特征。21“东亚模式”尽管在现代化之初忽视或牺牲了政治的现代化或民主化的发展，但随着经济现代化的实现，政治的现代化随后进行了补课，改变了原来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协调或不平衡的状况。而中国的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或不平衡相当严重，而且严重制约了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实际上，“中国模式”如果不尽快在制度上做出较大的调整，经济的发展和综合的现代化的发展是难以为继的。中国的转型和突破应该以体制的突破为核心。中国下阶段的现代化建设应该以政治现代化的发展为重点。     国外学者邹至庄对中国的发展持肯定和乐观的态度。他预计“中国的GNP将在2020年与美国持平”，22105认为2020年之后中国经济还会增长22413。他也看到了中国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存在的危机。但他说：“腐败、失业和经济差距是产生不满的三个重要政治原因，但是受影响的人数和不满的程度并不足以在全国范围产生政治分裂。”2279持这种态度的外国人不在少数。而在中国人中间，更是乐观派居于压倒优势。然而，国际社会的乐观派与中国的乐观派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态度上有一个巨大的差别。那就是：外国人在盛赞中国的经济奇迹时几乎都不回避中国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危机，而中国的乐观派往往对发展中的问题和危机轻描淡写或避而不谈。似乎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他们唱颂歌或唱赞歌服务的。在中国学术界和舆论平台上，理智的讨论与辩论较少，有深度的观点和冷静的分析难以流行，很容易淹没在宣传性的赞歌声中。实际上，不仅仅学术界、舆论和大众话题很少涉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层次问题，高层的决策与政策也缺乏涉及体制改革方面的导向与举措。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任何人都不能忽视或否认。但我们也不能无视在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和矛盾，更不能无视在未来发展中将要遇到的因体制和内部问题而产生的困难和阻力。关于社会矛盾的存在及其产生的根源，吴敬琏早几年曾经说过：     现在可以看到，许多社会矛盾是由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政府没有能够适应经济体制的变化改造自己而引起的。在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都存在这样的问题。现在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腐败的蔓延，腐败得不到遏制的重要原因是政府的体制没有能够适应市场经济而变化。23     中国现代性转向起于一百多年前的晚清。百年的路程是曲折的，百年的进步是伟大的，但到今天，这仍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但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置疑。腐败滋生，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缺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担忧。面对这样的现象和问题，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也曾指出，中国实现现代化障碍主要有三：第一是人口众多；第二是资源瓶颈；第三是体制瓶颈。7从改革开放的角度来说，中国下一步发展的重要任务就是体制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或政治体制的改革应该是中国未来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和主要目标。     我们常说的体制实质上就是制度或政治制度，体制改革就是制度改革。大约是为了避讳，或是为了降低“制度”一词的敏感度，我们习惯于以“体制”代替“制度”一词。它们实际上是一回事。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政治制度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就是经济制度的改革。我们不必对此讳言。如果遮遮掩掩或含糊其辞，只能说明不敢正视问题，不愿正视矛盾，或是讳疾忌医。这只会导致目标不明确、思想不统一、意志不坚定，进而对我们的改革开放大业与现代化建设造成不必要的消极影响。     政治制度或所谓的政治体制绝对不是孤立的，脱离一个国家或某一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政治制度是不存在的。这种政治制度的改革也必然是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服务的。我们的体制改革和制度改革应该从一个系统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在这个系统中，政治制度无疑是核心或支柱。改革经济制度而不涉及政治制度是不可能的。经济体制或经济制度的根本就是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包括所谓的法制或法律制度，三者是三位一体的关系。政治—经济制度应该是法律化的政治—经济制度，否则就谈不上是制度。当然，这种政治—经济制度也不应该跟宪法或其他部门法律的基本内容和规律发生冲突。否则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就会存在着本质性的缺陷和结构性的问题，而依法治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要实现政治、经济大的转型，或者说进行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一定大动干戈，或者说不一定举国上下动一个彻底的大手术。我们可以将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采用最稳妥的方式。现在，有一步政治、经济改革的大棋可下、可行。那就是可以考虑尝试建设一批或几个“政治特区”的或“综合特区”的可能性。这种特区不能光靠特别的或特殊的经济方面的政策求发展或求生存，也不应该以经济发展为突破口，而要尝试实现一种制度或体制突破的可能性。这种特区要完成深圳、珠海等特区没有完成的任务，或者说在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基础上，实现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综合突破。这可以说是一个能获得改革新突破的良方。     　　     结语     　　     总之，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面临着模式的突破，而不是功德圆满或趋于成熟。即便说中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现代化的成就，或者说初步实现了现代化，但我们仍需要加强、深化这一现代化。至少，我们的发展状况无论用现代化的标准还是非现代化的标准来衡量，都是不均衡、不平衡的，甚至是不全面、不系统的。局部的繁荣、发达和某一领域的世界水平远远不够。这还算不上是真正的现代化，也谈不上是一个大功告成或可供借鉴的“模式”。现代化指的是一个系统和综合指标。以点带面和以偏概全地定义现代化或认识现代化，容易导致小富即安的心态和发展的裹足不前，也容易使人以定式的思维界定“模式”。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发展观念或发展意识上的大敌。中国模式的建立或突破要以体制改革和完善为目标，以社会和谐和人民的幸福感为标准，而不能仅仅着眼于经济发展和GDP的增长。     　　     注释：     ①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24658.htm？fl=ala0_1.     ②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95603.htm？fr=ala0_1_1.     ③同①。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现代化理论与展望(EB/OL).2003-01-01.http：//www.modernization.com.cn/CMR200311.htm.     2吴承明.现代中国十六、十七世纪的现代化因素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4)：3-15.     3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石力月：作为政治的商业主义与政治的消解及重构——议“韩寒事件”的微博论战 进入专题 ： 商业主义 自由主义 韩寒事件 微博 政治 韩方之争    ● 石力月       【内容提要】本文将“韩寒现象”放置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实践及思想状况的脉络中来看待，试图解读出其背后一整套意识形态关联及变化，分析此次微博论战的各种表现。本文认为，“韩寒现象”背后发挥作用的是90年代以来作为政治的商业主义机制，而微博论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某些公共讨论的特征，但目前参与者对于“韩寒现象”的反思主要囿于自由主义框架，它与“韩寒现象”之间所呈现的悖论性使此次论战似乎难以真正演进为一次讨论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和未来走向的契机。          【关键词】商业主义　自由主义　韩寒事件　微博　政治           一、引言          自2011年底开始的围绕“韩寒代笔与否”的论战直到今天尚未平息，非但如此，反倒仍在持续发酵。这一方面使得本文对这一现象的探讨只能基于阶段性的观察，另一方面也需要以其后续发展态势来检验及修正本文的阶段性判断。同时，鉴于论战尚未终结，本文所提及的“韩寒作品”均指作者署名为“韩寒”的各类文本（包括博客）。     此次论战持续时间之长恐怕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然而事实上，这并非是韩寒第一次遭疑代笔，早在2007年，其《长安乱》一书就被疑为枪手之作，后因多方辟谣而很快就不了了之。但为何此次遭疑历经时间如此之长，参与论战的人数如此之多呢？从数月以来的“战况”不难看出，这已远非仅仅是一桩孤立的代笔事件，其意义也远非局限于仅仅对“代笔与否”做出最终判定，而是与当下中国社会的实践及思想状况均有所关联。因而，换句话说，即便韩寒最终确证未有代笔，他成名后十三年的成长轨迹也值得讨论。     从时间顺序来看，韩寒于2011年12月23日、24日、26日分别发表了《谈革命》、《说民主》以及《要自由》（以下简称“韩三篇”）三篇文章，①紧接着，2012年1月15日互联网IT博客作者麦田发表了《人造韩寒：一场关于“公民”的闹剧》一文，开启了论战的序幕。②虽然并不能就此直接断定“韩三篇”就是这场论战的导火索，但是难以否认的是，“韩三篇”所探讨的主题及其谈论方式 / 思路将韩寒推到了聚光灯下，而此次的聚焦效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为韩寒及其作品重新被人审视创造了一些可能性。     与早前以具有较小切入点的时评或杂文在公共舆论空间发言所不同的是，韩寒此番发表的“韩三篇”主题宏大，篇幅却依旧短小，这为众人的议论留足了空间。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议论中出现了不少来自知识界的质疑之声（这些质疑并未完全呈现于微博，而是散见于包括论坛、博客以及各种传统媒体之中），其中的质疑者既包括韩寒曾经的支持者也包括其反对者。这些声音从不同角度就其文本本身指出了作者在视野、概念、知识，以及思路 / 逻辑上的诸多问题，但这些较为学理化的分析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回应，而是在微博上多被“打包”视作了精英主义的论调。韩寒的父亲韩仁均于2011年12月24日曾发表微博：     我电话问韩寒，你为什么这么取题目，谈革命和说民主，又大又危险。他说，两篇小文章哪里说得明白啊，只是这样取名字，让人可以开始敢于谈论这些以前不太敢触碰的词语，能争鸣总是一件好事。我一想也是，无奈有些学者不解风情，大谈什么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最好闭嘴，肤浅不配这些标题啊，真滑稽。③     紧接着，易中天于2011年12月26日发表微博：     指责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是很无聊的。你读书多、学术好、非常专业，咋说不出韩寒这样有分量的话？相反，正因为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他才用不着硬要找件时装披在身上。他的新衣就是什么都不穿，坦然地裸露出自己的真实。当然，也就他能这样。我要跟着学，那会影响市容的。④     从这样的言论可以看出公共舆论空间与知识界之间存在的某种割裂性，这既表现在前者对于后者的陌生化认知——事实上，“革命”、“民主”、“自由”绝非什么“以前不太敢触碰的词语”，相反，它们始终是后者的核心议题，却鲜有进入前者的视野；也表现在二者话语评价的冲突性上。同时，这种割裂的局面实际上也等于宣告了文本（韩寒作品）的封闭性，不仅如此，这种文本的封闭性还扩展并贯穿到了后来的微博论战之中，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各方之间持续的紧张感——质疑者紧紧抓着文本本身不放，而对于韩寒的许多支持者来说，任何针对文本本身的质疑都是不被接受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至少截至目前，这场微博论战并没有完全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而这样的情形并不能由论战本身得到足够的解释，需要追问其深层次的缘由。           二、“韩寒现象”与“重返政治”的商业主义          暂且撇开人们对于韩寒成名之初的“猫腻”之争（韩寒与“新概念”作文大赛之间是否存在猫腻）不论，至少清楚的是韩寒最初是以“反教育体制”的面目进入人们视野的，这既表现在其高一复读两年后退学，并在“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以后拒绝高等教育，也表现在其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对于现行教育体制的批判。而从韩寒日后的发展来看，其“反教育体制”这个符号至少是拥有两重意义的，它既使得韩寒因为“好文笔”（以《三重门》为代表的一系列小说）与“差生”之间的强烈反差而被人们确认为“天才”，也与韩寒后来能够被塑造成“反体制”的意见领袖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而日后无论是“差生韩寒”还是“公民韩寒”的叙述也正是建立在这两重意义博弈而胜的巨大快感之上，由此多少能够理解为什么在这场微博论战中不少韩寒的支持者都是从这个层面开启的“力挺”，例如：李海鹏的《支持一个非我族类》一文，⑤而很少与方舟子等人或者网友考据派展开基于文本本身的对质。因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在这个层面开启的“力挺”能够成功地回避文本本身的对质而获得相当程度的共鸣？     作为此次微博论战的主力之一，清华大学的肖鹰教授将此种情形视为“反智主义”：     （1）自我吹嘘并参与制造“不读书的文学天才神话”；（2）恶性嘲弄并且彻底否定教育对于青年成长的意义，抵制教育和诬蔑教师职业、文学创作。⑥     他将韩寒本人的“反智”，放置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中国社会的“反智主义浪潮”之中来看待。他认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历史运行的特殊轨迹在扩大开放和深化市场的同时，弱化、甚至抑制了启蒙精神，在“全民向钱看”的旗帜下，无边界的功利主义使社会动力失控于精神上的犬儒主义和实践中的投机主义。⑦     但是肖教授的这个说法似乎还不能完全解释韩寒成名十三年变象的复杂性——其中的吊诡之处在于，为何韩寒最初的名声恰恰是依靠呈现丰富的阅读知识（以《三重门》为代表，且不论代笔与否）与拒绝学校教育之间形成的巨大张力（准确地说，韩寒是到了在博客写时评的阶段才标榜自己不读书的）而获得的？而为何在诸多支持者（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媒体人士及知识分子）的眼里，韩寒非但不具有肖教授所描述的这些社会弊病，反倒被视为对抗这些社会弊病强有力的思想者，从而成为新时期启蒙精神的代言人？肖教授将“韩寒现象”放置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运行之中来看待的思路是没错的，他的文章将“韩寒现象”与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张铁生现象”相提并论，既敏锐地捕捉到二者之间的某种勾连，也明确地点出了二者之间所发生的文化转向。只是在笔者看来，文化转向本身还不足以形成解释，其与政治经济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进行梳理。     常见的思路是将1978年作为中国社会历史20世纪后半期一条主要的分界线，以改革开放为标志划分新旧两个时期。但是这样的划分并不足以解释新时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同群体对于社会变革认知上出现的诸多分化，而这些认知上的分化实际隐含了20世纪80年代的关键性与复杂性。正如贺桂梅所说：     80年代在当代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都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位置。如何理解和评价这段历史中发生的社会与文化变革，不仅关涉如何评价80年代迄今仍在进行中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事实上也关涉如何理解50—70年代历史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当前中国在全球格局中地位变迁之间的关联方式。而在这些理解及可能的分歧背后，则与人们如何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直接相关。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80年代构成了一个连接当下与历史、“新时期”与50—70年代、当代与20世纪的枢纽时段。⑧     对于知识界在20世纪80年代以“告别革命”为特征的主流认知的叙述，以及对此转向所进行的各类研究已有很多，它们多是将对20世纪80年代的理解放置于思想解放 / 启蒙思潮的维度集中考察学生运动与知识分子的思想运动，例如许纪霖就认为在1978～1998这二十年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新启蒙运动，其上承思想解放运动，下启九十年代，成为当代中国的又一个‘五四’。”⑨然而，对于思想界的分析并不能为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变动以及其他社会阶层在其中的诉求、行动及思想状况提供足够的解释，而如果不将后者一并纳入分析，就很容易将今天的“韩寒现象”轻易地放置于这条“新启蒙”的思想脉络之中，这正是今天很多人支持韩寒最重要的理由和逻辑。可是吊诡的是，如果将“韩寒现象”放置于这条“新启蒙”的思想脉络之中，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今天许多人坚持质疑韩寒的原因恰恰在于认为他的存在及其巨大的社会影响伤害 / 背离了这条思想脉络。因而，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分析需要突破原有的主流框架，特别需要纳入政治经济的视野，这样才有可能看到它的不同面相。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出现了一些反思性、补充性的研究，他们提供了一些不同的叙述，而这却成为了知识界分化最显著的表征。本文无意也无力对20世纪80年代本身展开深入的探究，但却力求不要轻易抛弃这些反思性研究中不同于主流叙述的发现，因为它们可能为今天分析“韩寒现象”打开一些新的视野、提供一些启发和线索。     在这些前人反思性的研究中，汪晖的观察与分析是比较独特的。他通过考察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进程发现，无论是在1978～1984年集中进行农村改革的阶段，还是在启动自1984年的城市改革之初，改革的推进并非简单地由“市场机制”的输入而实现，甚至，“市场”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其中最为核心的要素，反倒是“国家”通过对其自身职能的转变与改造，促成了包括市场在内的社会诸要素的布局与重组。这个观察的重要性在于，它揭示了“国家”本身的动态性以及市场的“非自发性”——其发展及作用恰恰是源于国家力量的推动，这一点与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深入分析18世纪以来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所得到的发现是相似的：     自由放任绝非自然产生的；如果让事物自然发展，决不会产生自由市场。……自由放任本身也是由国家强行实施的。一九三?、四?年代不但出现各种立法，以废除各种限制性的管制，同时也大大增强政府的行政功能，政府在这时已经由一集中的官僚体系来推动自由主义信徒们所提出的各种措施。……通往自由市场的大道是依靠大量而持久之统一筹划的干涉主义，而加以打通并保持畅通的。⑩     具体地看，在农村改革阶段，国家通过解散人民公社，重新均分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通过政策调整，提高农产品价格，鼓励农民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缓解了毛泽东时代为了城市工业化而被制度化了的城乡差别，因而，汪晖认为“农民积极性的提高主要来自于生产的灵活性和城乡差别的缩小，而不是单纯地由于开放了市场。”11     然而在随后的城市改革中，当国家的角色在城市工商业领域发生转变，即由拥有绝对支配权力的计划制定者和执行者向放弃绝对支配权力的调节者发生转变，原有资源占有的不平等，经济效益和集体、个人实际效益完全脱节，这就直接转化为集体和个人收益上的不平等了，汪晖认为：     城市改革包罗万象，人们通常将这一改革的核心概括为引入市场机制，但从实际的社会内容来看则是“放权让利”，即通过分散和转移原先由国家直接控制和支配的某些社会资源，重组社会的利益关系。12     邓聿文的研究对此有所佐证：     始于一九七八年的中国改革首先是从放权让利开始的。这种放权让利在两方面同时进行：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放权让利，其最明显的表现是”财政包干”；另一方面是国家向个人的放权让利。国家从过去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和对私人事务的干预中退出，让个人去主管属于私人领域的事情。13     同时，邓聿文也观察到改革初期呈现出了一种“几乎人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状况，但它到了城市改革阶段却发生了变化。尽管与汪晖的解释路径并不相同，但包括邓聿文在内的一些学者却得出了与之几乎相同的结论：     由于改革采取的是增量战略，在改革刚开始时，增量一块很小，存量较大，所以，改革红利在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其差异并不是很明显。但随着改革的推进，增量不断变大，存量一块相对较小，这时，增量改革的参与者、有权参与增量改革者，无论合法与否，其获利差异越来越大。14     而更复杂的情形在于，国家此后采取的价格改革（双轨制）与企业改革（承包制）并行的策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传统体制的垄断性，激活了市场机制，但也为新的社会不平等提供了契机（例如权力的市场化带来分配的不平等、阶层结构发生变化，以及各项社会福利改革的匮乏及滞后等等），与此同时，国家内部也出现了利益对抗以及分化。汪晖由此认为：     1980年代的社会思想没有能力察觉和理解新的社会矛盾的特点，无法了解源自基层的社会动员所具有的社会主义倾向，无法超越冷战的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思考框架。15     从20世纪80年代的具体实践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基层民众对于民主的诉求直接来源于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这与知识界受西方现代性影响的过程并不相同，而利益受损之所以会让基层民众激起这样的诉求恰恰是源于社会主义本身具有全民承诺的意涵，按照邓聿文的说法是：“对于那些国家在计划经济下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承担成本的国企职工以及农民，政府没有兑现以前实际上有过的隐性广义契约。”16所以汪晖认为基层的社会动员是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社会保护运动，这是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观察。然而这样的意涵不但没有被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思想所觉察和理解，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被进一步地遮蔽。这恐怕便是汪晖认为“20世纪在80年代末提前终结了”的原因，也是他认为这个终结于80年代末的“短20世纪”是一个“中国革命的世纪”，“它的尾声是革命与后革命的连续性问题”17的原因。而这一判断与诸如孙歌所提倡的“重新从中国革命遗产中思考中国民主化的真实道路”，18贺照田所强调的“不能想当然地把革命史观与现代化史观进行对立”19是具有内在呼应关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来韩寒及众人的社会批评中的问题意识从表面看是承接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争取民主”的线索，但从其内部看则发生了明显的断裂。汪晖指出：     80年代末的社会动员批判了传统体制，但它面对的已经不是过去的国家，而是推动改革的国家，或者正在逐步向市场社会转变中的国家及其政策后果。我在这里做出这一区分（即过去的国家和推动改革的国家）并不是否定推动改革的国家与过去的国家之间的连续性，而是强调改革过程促成了国家职能及其社会条件的转变。20     而这可能为解读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韩寒现象”提了一个重要的醒——需要追问韩寒以及他的支持者所批评的对象（或者说被其反复提及的所谓“体制”）究竟指的是什么。     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事件并没有把中国带入后来苏东剧变的境地，国家原有的基本形式得以延续，与此同时，激进的市场化改革也没有终止，并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国家从“调整与完善现有制度”的“经济改革”阶段转向了进行“系统性、综合性、主动性的制度创新”的“经济转轨”阶段。21然而此时，一方面，国家于20世纪80年代所遭遇的合法性危机依然存在，而市场已以体制变革的方式确立了根本意义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知识界与新自由主义的主张相遇，而20世纪80年代基层民众的社会主义诉求被遮蔽，诸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主张“自由市场”、反对“国家干预”的意识形态占据了霸权地位，它以反政治的经济纲领的面目出现，使得政治本身变得不合法，这既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初深化市场改革的基本意识形态，也构成了对其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行批判的基本意识形态。国家由此被视为改革过错的唯一承担者，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转变，以及与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里复杂而不可分割的缠绕关系，到了90年代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被”逐渐分离，而正因为这样的分离，人们（尤其是精英群体）对于国家角色的认知有意无意地跳过了这种转变，退回到了之前拥有绝对支配权力和意识形态垄断的幻象之中，也进入到了新自由主义乌托邦的假设之中。但在具体的实践领域，国家与市场之间复杂的缠绕关系却正愈演愈烈，然而，人们此时的认知一方面掩盖了二者纠缠在一起的共同利益，也为市场的不断扩张做足了意识形态的准备；另一方面这种认知构成了对于国家作为政治实践主体的压力，这使得此时的国家往往只能以一种几乎是自我保护的方式来抵抗这种压力，而这种方式反过来又强化了人们那种“分离式”的认知。     以上是理解“韩寒现象”的重要社会背景及思想基础，由此才能理解为什么韩寒“反体制”的形象能够如此深入人心。     韩寒最初的名声来自于文学写作（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然后出版一系列小说），虽然就其写作内容本身来看，充满了对于教育体制的批判（例如《三重门》、《零下一度》等主要以自身经历为原型的写作），但韩寒实际上与教育体制之间的关系是暧昧不清而非果断对立的。因为他的成名作《三重门》在当年的畅销与他仅仅在一年前（即1999年）取得的“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头衔是分不开的，这是对他写作才能的一种确认，然而这个头衔之所以如此有分量并具有社会影响力，也与它能够带来直接保送名牌大学的机会是分不开的。即是说，这仍是一个落脚于体制内认可的机会，只是它通向这个结果的方式是具有创新性的。而虽然韩寒本人当年并未走上这样一条道路，但却很难否认他的成名与“新概念”的“特殊性”之间的内在联系。     而真正根本性的变化是发生在2002年韩寒与出版人路金波合作以后。路金波对于韩寒的包装是全方位的，虽然此前韩寒的作品也得到了良好的市场收益，但它毕竟与“新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真正让韩寒摆脱前者而全面走向市场的还是与路金波的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全面走入市场化以后的韩寒，其作品就越来越少见其早期作品中海量的文史知识了。韩寒自己对此的解释是早年“掉书袋”、“做作”，但即便这是韩寒本人的确切初衷，也并不妨碍人们去追究变化背后的东西。就内容而言，韩寒早年的两部作品《三重门》与《零下一度》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市场意图，事实上，之后成其代表作的《三重门》最初还被出版社退过稿，由此至少能够得出“海量的文史知识并非直接针对市场”的结论，并且从整个畅销书市场的趣味来看，海量的文史知识也未必是奏效的元素（就全面走入市场以后的韩寒来看，反倒是一些娱乐化的元素成为了其身上的亮点，例如“赛车”便是此时进入韩寒的生活及作品里的），因此，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2002年以后的韩寒确实不必再有意无意地强调自己的阅读了，因而此处的关键点并不仅仅在于作品内容的转变，还在于韩寒创作的机制悄然发生了转变。     最终成就韩寒的并非是这几部畅销的文学作品，而是其2005年开始的博客生涯，因为它使得韩寒经历了从“作家”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蜕变。应当说，这样一个蜕变并不会发生在每一个畅销作家的身上，这多少成就了韩寒在许多人心目中的特别之处，但放置于前文所述的社会背景之中来看却也并不多么出人意料。     准确地说，韩寒的此番蜕变是逐步发生的，其早期博客与2008年以后的博客是有区别的，前者个人化的内容较多，2008年之后的内容才基本以针砭时弊的时评为主，而韩寒的社会影响力正是由后者所急剧提升的。这多少能够从韩寒所得到的部分奖项和称号的时间中得到佐证——2008年12月公盟法律研究中心 “公民责任奖”、2009年《南方周末》年度人物、《新世纪周刊》2009年度人物、《亚洲周刊》2009年度风云人物、《时代周报》“2009推动中国进步100人”、2010年《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一百人”娱乐类排名第二、2010年美国杂志《外交政策》年度“全球百大思想家”、2010年《环球日报》“中国十大直言君子之一”。22     然而为什么韩寒的时评能够得到如此之高的肯定呢？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后知识界有着严重的分化，但知识界对于自身作为一个群体的境况还是颇有共识的。一方面，大批知识分子退回书斋，无论进行怎样的解读，至少知识分子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现实；另一方面，正如许纪霖教授所指出的，“市场社会的出现，使得知识分子再一次被边缘化。” 23他进一步明确指出：     政治层面的边缘化还没有威胁到知识分子的要害，……1992年以后，……政治与意识形态第一次不再占据社会的中心，而经济上升为中心问题。此时知识分子在社会意义上被彻底地边缘化了。他不再处于整个舞台的中央，舞台中心被另外一批人所占据，譬如腰缠千万的富翁、暴发户等新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以及在公共传媒和演艺圈大出风头的各类明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对知识分子是一个更为严重的挑战。24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将经济问题中心化的发展思路是以悬置政治的方式展开的，而知识分子的退场使得社会实践丧失了一支重要的批判力量。在这种情形之下，2008年以后的韩寒恰恰扮演了一个“重返政治”的批评者的角色，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尤其是大众传媒敏锐地捕捉到了韩寒的独特意义。     不过，需要看到的是，市场化实际上也分化了原有知识分子群体本身，例如，媒介知识分子正是在媒介市场化背景之下出现的。这种局面使得知识分子的声音必须要经由大众传媒的中介才能被听见，并且才可能被认为是重要的，否则便无人知晓、无人问津。正如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     当某个电视节目或电台节目制作人邀请某个学者，这等于是对他的某种形式的承认，可在这之前，不如说是某种贬低。……如今，各场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大大改变了，以致外行的评价标准——如在皮沃主持的节目上亮相、杂志上的好评、人物专访等——越来越比同行的评价更权威。……现在人们已经弄不太清一个人的名气到底应归功于传媒的好评，还是在同行间的声誉。25     从布尔迪厄的论述当中能够看到这两类知识分子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对于“韩三篇”的不同态度是针锋相对的。媒介市场化将媒介“独立性”的诉求及想象托付给反政治的自由市场，而媒介知识分子与媒介市场化的共生关系使得前者在意识形态层面是服从于后者的（如布尔迪厄所说传媒只会在这个群体中寻找“同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知识分子退场的另一种表征。然而，仅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韩寒与此时的媒介知识分子并无本质的不同，为何偏偏他“重返政治”的角色在人们心目中却显得如此与众不同？     韩寒在《写给每一个自己》中写道：“我出生是纯正的上海郊区?潘浚?奕ㄎ奘疲?资制鸺遥?疽晕?约菏且桓龊芾?镜摹?潘康哪嫦??墓适隆??保?6而80后普通网友敏娟发表的一则已转发过千，引起热议的微博《为什么我们轻易能懂的韩寒，他们却不懂》里也说：     韩寒不在神坛，他不是旗手、不是代言、他是凡客，他就是在我们身边的小镇青年，……从一个被否定被争议的差生开始，韩寒一直努力向上，一次次地证明了自己，写文，赛车，办杂志全部风生水起，一次次的质疑和否定，反而是成就了韩寒，这个时代，还有比韩寒更成功的励志故事么？27     从这些描述得以看出，韩寒与其他媒介知识分子的一个最大区别在于他的“普通人”形象，这个形象既草根也不完美，相较其他媒介知识分子而言，他更能够让千千万万如敏娟一样普通的民众进行自我投射，而“公民”本身是一个极具政治意涵的概念，韩寒的社会批评由此被塑造成“普通 / 草根公民”问政的意象。     然而，许多人并没有看到或者指出韩寒“重返政治”背后强大的市场动因，没有看到或者指出“?潘俊钡靡浴澳嫦?钡幕?凭烤故鞘裁础Ｂ方鸩ㄔ?推淦煜铝秸拧巴跖啤保ㄈ难┞?秃??┧档溃骸拔蚁Ｍ?难┞?呱桃祷?穆废撸???腿ナ?品蛔鲋?斗肿印Ｋ?橇┚?皇桥??妗⒛猩?娴幕?郑??且桓鼍?谩⒁桓稣?巍！?8这段话一定程度上透露出政治的韩寒有被商业建构的可能，换句话说，无论韩寒的作品本身有没有被代写，但韩寒作为一个现象 / 形象，至少不仅仅是他的个人行为所达成的，而是能够看到商业团队的痕迹。对此，作为“质疑派”代表之一的彭晓芸倒是有所意识：     鸥逸文还说过：“他是唯一一位批评政府但还能拉到商业赞助的人”，“唯一”恐怕未必，但此言道出了韩寒和这个时代的关系，他是一个有能力消费政治并将其转化为商业利润的高手，韩寒曾经说过：“我是说真话的既得利益者”，这说明他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走钢丝般的繁荣其中的要义。……韩寒符合消费主义与反抗者标签等市场需求要素。29     而始终关注并参与韩寒事件讨论的崔卫平教授发表微博直言：     我的许多朋友，敏感于权力对于真实生活造成的极大破坏，但是对于金钱及商业力量对于真实造成的破坏，则比较不敏感。或者他们认为两害相权取其轻，对于后者则愿意轻轻放过，觉得那是其次的。然而，就谎言的滋生与繁殖而言，后者不亚于前者。包装成光滑无暇的形式，掩盖着不为人所知的真相。30     但是，为什么作为政治的商业主义建构能够成功呢？大众媒介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一点无论是从韩寒的时评总是被新浪博客置顶推荐，还是从后来传统媒体对其所授予的各类奖项都能得到佐证。大众传媒为韩寒带来了无可比拟的名声，名声为其带来了成正比的商业价值，据悉，仅2011年韩寒为某知名咖啡品牌代言的费用就高达千万元。31这说到底是因为韩寒、包括媒体在内的各路支持者与市场扩张的意识形态本身是具有内在同一性的，这个内在同一性就是前文所述将国家从与市场纠缠而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作为过错的唯一承担者，自由市场由此既成为了解决过错的方式也成为目的本身。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韩寒对于“不读书”的宣称也是在此阶段出现的，这与其早年的情形（包括早年作品里海量文史知识的表现）发生了明显的断裂，虽然很难说清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韩寒，也很难说清韩寒究竟为什么发生了如此之大的转变，但无可否认的是，“不读书都能对社会拥有如此深刻的洞见”、“仅凭直觉也能把道理讲明白”的逻辑在此阶段成功地延续了韩寒早前的天才形象，而此形象经由大众传媒的强化与放大多少呈现了一种后现代的症候，它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弱化了知识界的话语，并强化了其与大众趣味之间的对立，而在这个不通过媒介则无以发声的时代与之互动结盟，最终成为最有力量的意见领袖。这种后现代的症候以其谈论政治的方式消解政治，这正是商业主义最为隐秘的秘密。     如此便能理解为什么质疑韩寒会遭遇这么大的阻力，也能理解为什么质疑者搜罗若干代笔证据的行为总是会被韩寒的众多支持者视作是阴谋和攻击。说到底，这背后有着一整套复杂的意识形态关联，它出现于当下，却并不能仅仅由当下得到足够的解释，而需要追溯至以往，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变化，这样恐怕才有助于解读这场具体论战的各种表现。           三、公共领域的诉求与“自由主义”的悖论          这场微博论战点燃了一定程度的公共参与，这是一个显见的事实，“质疑派”中除了方舟子以外，还有好几个活跃的微博ID都充当了“旗手”角色，同样的，在支持韩寒的阵营中，也先后出现了多个活跃的微博ID，但前者因积极参与考据而比后者的行为更具连续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论战开始三个月以后，韩寒才在微博上做了有限的侧面回应，32而在论战开始的前三个月中，他仅在最初阶段通过博客、视频网站采访以及法律诉讼的方式有所回应，此后便不再发声，直至2012年4月1日重新开启微博。所以，应当说迄今为止韩寒本人并没有真正地参与到这场微博论战中来。此外，大批普通网友的积极参与也为此事的推进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将此次微博论战简单地概括为“方韩大战”是不准确的。          值得玩味的是，微博出现以后，许多观察者都对它寄予了厚望，将它视为当今中国最重要的公共领域，例如有人认为：“微博……形成了‘一种用于交流信息和观点的网络’的公共领域，它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公民在这个空间内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克服了现代媒体因被权力涉入‘失真的沟通’的问题。”33也有人认为：“微博是网络传播最新和最具潜力的形式。它以分享与发现为基本传播形态，以独特的技术优势、丰富的社会实践和推动公民社会建立的潜质，对公共领域产生重要的影响。”34然而即便不加入历史维度的分析，这些基本脱胎于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论述的认知也很难说就是对于微博现状的准确判断。且不论哈贝马斯研究本身的被抽象与被简化，即便是对微博实践的直观描述，上述这些观察与研究也多少存在着“寄望”与“现实”的混淆。     这点由前不久在上海发布的国内首份《中国微博意见领袖研究报告》能够得到一定的佐证。这份报告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大致描绘出了微博意见领袖的群体特征，结果显示，在这些意见领袖中，男性占9成，60后与70后群体为中坚，媒体人、学者、作家和商人占主导，其中商界意见领袖整体影响最高。35从这些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出，人人能够发声未必等于人人都是意见领袖，换句话说，微博也同样存在权力关系，并且现实世界之中的各类权力是可以“移植”到虚拟空间之中的。这样一来，所谓的“公共讨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可能？在微博上，与他人互动的主要方式是“转发”与“评论”，但对于意见领袖而言，这种行为大多是单向的——他们对于普通网友是极少回应的，要么是意见领袖彼此之间相互回应，要么是普通网友之间有所互动，但其“议程”的设置者往往都是各路意见领袖。此外，各式各样的微博营销从另一方面更加确认了该平台的复杂性及其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微博是“少数人的游戏”也有一定的道理。     然而，在此现实情形之中来观察这场关于韩寒的微博论战，反倒能够捕捉到一些距离“公共讨论”更近一些的特征：     首先，这场论战已持续了数月之久，并且仍在持续发酵的过程中，尚无不了了之的迹象，这在迄今的微博历史上并不多见。虽然严格说来，微博并非这场论战的唯一战场，但确是一个主要阵地。这固然与微博本身的技术特性相关——能够实现广泛、便捷而即时的讨论，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参与者（尤其是质疑方）的“孜孜不倦”。虽然每个参与者的动机各异、参与程度各异，不同立场的参与者对于各项证据的态度各异，但无可否认的是，正是他们的孜孜不倦使得对于韩寒——这个当代中国重要的批评者（即便有被建构的可能）——的不同认知能够有足够的机会呈现和表达，从而也使得与之相关的诸多重要议题能够不同程度地浮出水面。诚如本文开篇所述，关于韩寒的论战，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对“代笔与否”的最终判定，更重要的在于它有可能成为在公共空间讨论与反思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又一次契机。     这在持续参与微博论战的几个“旗手”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方舟子在其所接受的多次访谈中都表明对韩寒“打假”与“重建社会理想”的希望有关，他认为此事关乎年轻人对“青年导师”的认知，希望年轻人不要被误导。36彭晓芸则发表微博对自己质疑韩寒的动机进行概括：     1、职业病，好奇心；2、长期关注大众文化现象，与媒介批评相关；3、反感消费政治的伪民主；4、关注中国式家庭教育，韩氏父子有代表性；5、关注自由派知识分子如何应对当下及未来的挑战。37     而崔卫平教授则将对韩寒事件的讨论与“公民社会”的设想连接在一起：     在很大程度上，韩寒是否代笔这个最终结论并不重要，更不存在谁输谁赢的问题。比这些更重要的是，在这场讨论中，不同人们所发展出来的不同空间，所积累起来的有关质疑和承受的经验，以及如何改进了质疑本身。我尤其要提到一些独立的质疑者，比如在凯迪或者天涯论坛上活跃着的人们，他们是一些资深的普通网民，都是一些独立的个人。从一开始他们的工作便与方舟子先生无关，而是有自己独立的起点、独立的观察，独立的论争，他们丰富和发展了不同视角和不同表述。支持韩寒的人们，欣赏韩寒的独立性，而为什么韩寒是独立的，这些人们不是独立的？38     其次，这场讨论有几个活跃的微博ID充当了“质疑派”的“旗手”角色，例如方舟子、麦田、彭晓芸、张放、刘戈、肖鹰、张鹤慈、陈笑黎，以及后来出现的“中财尚超”、石毓智、“eprom”等人，他们与普通网友的互动是不计其数的，并且许多关键证据的获得就是经由他们之间的互动而呈现的。例如，各路“考据帖”许多来自普通网友原创，它们经由与“旗手”们的互动、讨论、补充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与反馈。这与前文所述意见领袖与普通网友之间较为单向的“转发”、“评论”是有所区别的。此外，因为对于“韩寒事件”持有不同的态度，所以“质疑派”与“挺韩派”或者“骑墙派”在微博上的互动也非常多，各抒己见（当然也包括人身攻击）也各不让步。所以，按照崔卫平教授的说法，目前的讨论“不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不可置疑的权威，不存在任何压倒性的力量。没有一个人的身材比例可以超出其他人，他的声音可以盖过其他人。”39这也是讨论得以持续发酵的重要原因。     再次，从这次论战中能够看到微博与其他传播平台的积极互动，构筑了一个多样立体的舆论空间。作为事件的主角之一，方舟子多次提及如果没有广大普通网友在各类证据上的挖掘和共享，他仅凭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对此事追索到如今这个程度的。同时，从方舟子的微博也能看出，他的诸多发言都是以各大网络论坛、博客所涌现的证据作为支撑的，他自己也曾做客数个网络论坛、门户网站、视频网站接受访问或者与网友聊天。彭晓芸也曾参加网易聊天，而张放及肖鹰等人多以自己的博客为阵地，完整阐述自己对于事件的挖掘及分析，然后再将其以微博的形式广泛传播。这些表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许多人对于网络作为公共领域的设想与期待，其传播优势在这次复杂、多向的传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媒体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早在该事件发生的初期，几家不同的电视台（辽宁卫视、广西卫视等）对方舟子做过采访，彭晓芸参加过凤凰卫视相关议题的录制，电视台也曾约过韩寒作访谈，但被拒绝。然而，在讨论进入白热化阶段以后，电视媒体却没有积极跟进，而是基本退出了讨论。相比之下，纸媒基本上始终保持跟进。     直面这场论战的纸媒文章主要有：《新民周刊》与《中国新闻周刊》于2012年2月分别对方舟子的访谈《方舟子：我合理怀疑》与《方舟子：我在揭穿一个青年偶像》；《环球时报》于2月24日发表的彭晓芸的评论文章《韩寒事件：知识分子应当接受民间社会的启蒙》。而在此论战期间另有两篇文章引起了更大的反响：一篇是《南方周末》于2012年2月16日刊发的《差生韩寒》一文，另一篇则是《南风窗》于2012年2月29日刊发的《谁的韩寒》一文。《差生韩寒》有调查报道的色彩，而《谁的韩寒》则是评述与访谈的混合体。     《差生韩寒》一文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致使该文的作者陈鸣不得不在文章刊出几天之后选择在网易上对这些争议做出反馈。从形式上看，《差生韩寒》一文并未如其他几篇文章一样以访谈当事人（无论哪方）的方式来直面此次论战，但却以带有一定的调查报道色彩的写作方式对论战有所回应并表明态度。而对于这样处理的目的，陈鸣在网易的交流中说道：     我的第一任务是还原，或曰祛魅。有人说韩寒是神，有人说是鬼。南周（《南方周末》）对韩观察多年，从既往信息判断，这个三十岁还不到的人身上标签实在太多太重，光芒万丈之下很少有人去看他的来时路。我们想呈现一个真实的韩寒，个人特质如何决定了自我成长。我们希望读者看完会说：哦，原来现在这个众人眼里复杂不一的韩寒是这样走来的。其次，我们要探讨的是韩寒、乃至一代人的个人价值与命运感。我们一直认为，韩寒最大的价值是人的自我实现。这是他坚持主导自我命运，实践自我价值的结果。这一点是反常规的、独特的、有借鉴意义的。韩寒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经历的成功和挫折、热闹与落寞、被追捧与被“追杀”，本身具有戏剧性。至于方韩之争中所涉及的哪篇文章是不是代笔、哪本小说是不是捉刀，韩寒聪明还是笨蛋、韩寒读书还是不学无术，这些只是完成上述两大任务之余，顺手解答和展现之处。母鸡陈（陈鸣的自我调侃）觉得很对不住心急火燎的那谁谁谁和谁谁谁的，我的两稿不是写给当下，更不是写给“口水战”，多少有些对大佬们失敬了。……我们不想帮谁，韩造假，我们就恪尽职守地黑他，韩没造假，我们就旗帜鲜明地挺他。……但虽然我们做了很多调查工作，这确实不是一篇调查稿。因为我们根据采访情况判断，就代笔门涉及的问题逐一查证逐条剖析完全可行，做一篇调查稿也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但这真没有意义，说得再直白一些，这种操作手法在我们的眼界之下。如果我仅仅打算把文章写给当下，编辑曹筠武一定拿刀砍我。完毕。40     陈鸣这番解释实际上很清楚地表明了这样的意思：真相重要（造假就黑，没造假就挺），但韩寒所代表的意义更重要，而因为这篇文章主要是着眼于后者的，所以既不必走方舟子的路子，也不必把这些争论摆在一个很核心的位置。但从这篇文章所引起的争议来看，人们恰恰认为首先在“真相”这个层面出了问题，在这些人看来不但调查本身存在诸多漏洞，并且没有针对这场论战所涌现的各项证据做出有力的回应。而文章置这些于不顾就直接走入了“价值”层面，在质疑者看来是不妥的，这也是他们认为该文章“立场先行”的缘由所在。     关于《差生韩寒》文本本身的具体争议和讨论很多，本文不作详述。但至少从陈鸣的解释来看，在价值和意义的层面，《南方周末》延续了一直以来对于韩寒的评价。     而《谁的韩寒》一文则干脆绕过了“真相”的议题，整篇访谈基本上都是针对“韩三篇”的内容让韩寒作一个观点的后续阐发，只有最后一个问题对此次论战有所涉及，但它并不针对论战的内容本身。记者问：“现在很多人说上面有‘保韩令’，您寻求或者说感受到什么保护了吗？在这场风波之前和之后，您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发言有了更多限制或者更多保护？”韩寒这样回答：     ……作为媒体人，你们应该最清楚了，媒体顶多说不准报道方舟子韩寒这件事情，因为也许有人觉得这件事情炒太热了，但他不会说保护韩寒，批评方舟子，绝对不会有，其实大量的文章还都是批评我的。41     而该访谈之前的评述文字也与《南方周末》一样“不仅仅着眼于当下”，文章写道：     无论结果如何，在这场风波中，韩寒都被极大地祛魅了，对公众来说，这不是坏事，在关乎我们每个人命运的政治、经济等社会结构变动的议题上，期待有一个神明一样的人物来充当裁判，来占据如此巨大的话语空间，本身就是危险而不可取的。对于韩寒而言，这也远不是末日，只要保有其自由不羁的思考与基于直觉的表达，不功利、不虚伪、不热衷于站队，他依旧会被很多人视为英雄，从而在中国未来漫长的社会与政治革新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42     即是说，至此，传统媒体远远未有呈现网络平台对于“韩寒事件”真相的追索局面，较有影响力的文章基本都以回避直面论战本身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既使它们能以回避与既有“证据”对话（许多人都认为，即便不认同论战所提供的证据也需要提出反对的依据而不是回避）的方式拥有自己对于真相的认定，也使它们能够停留在一直以来的逻辑框架之中进行意义与价值的阐述。按照学者赵鼎新的总结来说，即是：“他们都回避方阵营对韩寒的一些关键性的质疑；他们都把韩寒作家身份的真实性作为自己的信仰或者问题的出发点”，4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统媒体基本上未有真正地参与到这场公共论战之中来。     这场集中于微博平台，带有相当程度“公共讨论”色彩的论战目前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公共领域”的诉求？另外，就内容来看，这场微博论战迄今仍然主要围绕“代笔与否”展开，虽然偶有穿插与之相关的其他议题，但“真相是讨论一切问题的前提”基本上是质疑者们（尤其是几个“旗手”）的共识。然而“追索真相”在韩寒的支持者们看来是一个非法的命题，因而论战双方始终处于一个几乎无法调和的紧张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其中骂战居多的缘故。无论“追索真相”“合法”不“合法”，质疑者都采取一定要通过“真相”来作为探讨整个“韩寒现象”中介的思路，这便使得对事件本身的探讨始终难以充分展开。对于整场论战来讲，实际上一直都隐含了一种可能性——如果韩寒最终被证明未有代笔，那么“韩寒现象”就无从讨论，也无须讨论了。而在笔者看来，这正是这场论战目前所提供的意识形态的局限性之所在。真相并非不重要，但是“韩寒现象”讨论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真相本身。     如前文所述，在支持者眼里继承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启蒙思潮的韩寒却在不少质疑者的眼里是对该思潮的背离，但也正因为如此，能够看到二者的同源性。彭晓芸将韩寒的支持者（包括媒体）对于韩寒近乎偏执的袒护，以及对于包括她在内的质疑者所进行猛烈的人身攻击视为“伪自由主义”，她说：     他们所谓的自由民主宽容等等概念，都是中国化了的。这种伪自由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只有一个主义：反专制的主义，……在中国，只有对抗虚无的体制才是最安全的，因为这样你就无敌了，没有人可以反对你了。如果对具体问题、具体人进行研究和观察分析，那么，你就是自由民主的敌人，因为，你不宽容，你居然与公民对着干了。44     彭晓芸看到了韩寒及其支持者如前文所述的“分离式认知”，也准确地指出了它与自由主义乌托邦之间的偏差，但却并没看到其背后的自由主义根源。一方面，彭晓芸、崔卫平等质疑者看到并指出了市场也是权力；另一方面，他们又仅仅将质疑放置于自由主义的框架之中来看待，这就使得在其叙述中很难处理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因为市场是今天自由主义价值的来源，对于前者更为彻底的批判会带来后者自身的危机。因此，在衡量韩寒及其支持者的行为时，无论是他们所使用的“自由主义”概念，还是其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始终是语焉不详的。     如前文所述，虽然韩寒及其各路支持者的意识形态高度混杂，但是“韩寒现象”的产生与中国社会（包括知识分子）与新自由主义的相遇是有其内在联系的。无论韩寒与其支持者在实践领域的行为究竟与自由主义的理想有多大偏差，其所持有的“反（政治）体制”的基本主张本身与众多质疑者所持有的理念是具有内在同一性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论战的突破口总是限于“真伪”的范畴（无论是对象的真伪还是意识形态的真伪），也使得论战的意识形态总呈现出一种内部循环的特征而难以扩展。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曾指出：     任何一种思想若想占据主导，就必须首先确立一种概念装置：它诉诸我们的直觉和本能、诉诸我们的价值和欲望、诉诸我们居住的社会世界所固有的种种可能性。如果成功的话，这一概念装置就能牢固确立在常识中，以至于被视为理所当然、毋庸置疑。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奠基性人物认为，关于人性尊严和个人自由的政治理想至关重要，是“文明的核心价值”。45     单单就各自的文本也能看出，这正既是韩寒们所主张的核心价值，也同样是彭晓芸们所主张的核心价值。大卫·哈维不失犀利地指出：“新自由主义论述在理论上的乌托邦主义所发挥的主要作用，是证明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努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46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韩寒们与彭晓芸们只是通过不同的方式为实现同一目标而寻求各自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而已。     因此，单纯地在所谓“（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内部来看待”韩寒现象“是很难在实践领域对其祛魅的，这恐怕也多少能够回答为何提供了堆积如山的“证据”，质疑者们至今都依然难以在意识形态层面有力地撼动韩寒及其各路支持者，后者不重视“证据”与论战的原因说到底是因为其认为这些“证据”一点也不比韩寒所提供的价值理念更重要。而他们所执着的恰恰是与众多质疑派相同的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双方并没有真正的论辩空间，可以说是某种形式的和解，也可以说是无解。           四、结语          行文至此，韩寒本人已再度回归微博，瞬间聚集起依然超高的人气，在目前可见的四则微博中，转发数最高的一则已超30万，最低的一则也已超8万。随着质疑者们对其刚刚出版的手稿《光明与磊落》所进行的各种破解仍不被支持者们认可，已有几员大将宣布退出此论战，论战仿佛进入了某种僵局。看上去，目前的局面似乎使得这场论战越来越难以真正地演进为一次讨论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和未来走向的契机。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困境恰恰使得今天思考和讨论韩寒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韩寒现象”既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政经领域的变化在思想文化层面的投射，也是重新讨论与反思这段历史中政治经济实践的一道密码。这场论战或多或少触及到了二者相关联的一些关键点，但尚未深入地走下去，而知识分子的普遍疏离（虽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参与其中）也使得他们并未给这场论战提供足够丰富的意识形态支持。此外，许多人并未意识到的是，尽管韩寒的社会影响力如此之巨大，但却尚未有迹象表明其具有对最广大的基层进行思想动员的力量，这或许也是值得反思的重要线索之一。     耐人寻味的是，在韩寒逐步成长的这十几年里，鲁迅会时不时地被召唤进他的形象里，韩寒被众人推为“当代鲁迅”。韩寒对此颇不以为然，并认为鲁迅是一个“待定的人物”。韩寒大概并没有意识到“召唤鲁迅”所透露的社会心理，而称其为鲁迅的人们大概也没有意识到鲁迅当年的挣扎并不仅仅包含与外在强制性力量的对抗，还包含着自我否定与自我革新。          【注释】     ①参见韩寒：《谈革命》，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2dz5s.html，2012年12月23日访问；韩寒：《说民主》，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2dz84.html，2012年12月25日访问； 韩寒：《要自由》，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2dz9f.html，2012年12月26日访问。     ②麦田：《人造韩寒：一场关于“公民”的闹剧》，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d349a301011xtb.html，2012年1月15日访问。     ③“韩仁均叔叔”，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1443511045，2011年12月24日23：50。     ④“易中天”，新浪微博，http：//weibo.com/yizhongtian，2011年12月26日11：41。     ⑤“李海鹏”，新浪微博，http：//weibo.com/lihaipeng，2012年2月22日7：33。     ⑥肖鹰：《解读“韩寒神话”的反智主义根源》（上篇），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b5bc470102dv9b.html，2012年3月18日访问。     ⑦同上。     ⑧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⑨许纪霖：《启蒙的命运——二十年来的中国思想界》，爱思想网站，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4134，2012年4月9日访问。     ⑩［匈］卡尔·博兰尼：《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黄树民、石佳音、廖立文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238～240页。     11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03页。     12同上，第104页。     13邓聿文：《社会公正：改革的利益诉求》，载《读书》杂志（编）：《改革：反思与推进》，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25～426页。     14同上，第426页。     15同注11，第101～102页。     16同注13，第426页。     17汪晖：《革命、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载章永乐：《旧邦新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序言”，第3页。     18孙歌：《中国革命的思想史意义》，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第六届年会，上海：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2011年11月25日。     19贺照田：《“文革”结束新时期开始的思想意涵》，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第六届年会，上海：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2011年11月25日。     20同注11，第109～110页。     21胡鞍钢：《对中国之路的初步认识》，载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159页。     22“韩寒”，百度百科网站，http：//baike.baidu.com/view/5972.htm，2012年3月19日访问。     23许纪霖：《知识分子死亡了吗？》，爱思想网站，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37018，2012年4月9日访问。     24同上。     25［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8～89页。     26“韩寒”，新浪微博，http：//weibo.com/hanhan，2012年4月5日11：16。     27“敏娟”，新浪微博，http：//weibo.com/minjuan0221，2012年4月4日18：39。     28《路金波：是他“炮制”了韩寒》，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10/05/9648749_0.shtml，2012年3月20日访问。     29彭晓芸：《作为现象的韩寒：市场与体制共谋的产物》，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80dfbb0100zubv.html，2012年3月20日访问。     30“北京崔卫平”，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u/1422308692，2012年2月19日17：27。     31《韩寒千万代言费源自哪里？》，网易网，http：//news.163.com/11/1117/09/7J27KLFI00014JB5.html，2012年3月20日访问。     32同注26。     33陈露：《公民社会的缩影——微博社区中的公共领域》，载《经济研究导刊》2011年第19期。     34张跣：《微博与公共领域》，载《文艺研究》2010年第12期。     35《〈中国微博意见领袖研究报告〉首发 潘石屹、马云等商界人士领先》，人民网，http：//society.people.com.cn/GB/17343260.html，2012年3月21日访问。     36参见方舟子：《方舟子在天涯社区谈韩寒事件实录》、《避免更多青少年被偶像误导》、《我合理怀疑》等，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195403385_0_2.html，2012年3月21日访问。     37“彭晓芸”，新浪微博，http：//weibo.com/pengxy，2012年3月24日19：51。     38崔卫平：《在今天如何理解质疑》，一五一十部落网站，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73600，2012年3月21日访问。     39同上。     40陈鸣：《就〈差生韩寒〉一文在网易与网友的交流记录》，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3d6486520100wq7d.html，2012年3月21日访问。     41田磊、陈统奎：《谁的韩寒》，载《南风窗》2012年第5期。     42同上。     43赵鼎新：《论方韩之争》，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szpl/2012/0225/article_54396.html，2012年3月22日访问。     44彭晓芸：《“圣人与恶人”文化中的伪自由主义》，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80dfbb010118c9.html，2012年3月22日访问。     45［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46同上，第22页。          石力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进入专题： 商业主义 自由主义 韩寒事件 微博 政治 韩方之争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文化研究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164.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开放时代》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