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南都周刊专栏 ————————   一些香港网友集资刊登广告，看到“忍够版“最后一句，”如果没有香港，你们就完蛋了“，马上想到了经常听到的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内地，你们香港早就变成臭港了。“ 种安全感。 用功利的计算，不可能出现谁说服谁的结果，历史也假设和走回头路的，我们需要关心的，是事实。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 ”忍够体“在内地的网络上相当火爆，引发的，有相同的感受，也有正面回应，更有欢乐体。在香港，五天之内能够迅速筹集到十多万元的广告费，也说明了民间存在忍无可忍的怨气。说出来，会很刺耳，但是好过闷在那里。 对立来自于偏见，需要思考的是根源来自于哪里。日常个体的接触，让中国这个概念在一些香港人眼中变得具体起来，如何避免让思维陷入个体代表整体？把对香港前途缺乏期待的不满，从对政府，转移到内地游客身上？而一些内地人在看香港的时候，如何摆脱百年耻辱这样一个惯性思维，多了解历史和事实，接受香港是一个人口结构社会结构，有自己还不懂的地方？ 如果说，内地的资讯不够完整，影响了人们的判断的话，在资讯自由流通的香港，却有很多人选择视而不见，让愤恨遮蔽事实。 借用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一句话，爱是智慧，恨是愚蠢。   要证明没有谁就不行了，非常的容易，两边都可以各自举出可以论证自己的例子，因为这不是进行一个推论，而是为了证明一个已经自己坚信不疑的结果。   一些内地人最喜欢举的例子，那就是，如果不是内地供水供食物，那香港人如何生存下去。63年香港旱灾，港英政府限水，港英政府提出向内地购水，如果不是周恩来批示，东江水供水工程启动，香港民众用水缺士会经历更长的困难期，因为海水淡化技术那个时候成本高，也不成熟。但这同样也是互利项目，就拿现在来说，特区政府用统包总额的方式向广东购买，未来3年的东江水售价分别为35.4亿、37.4亿及39.6亿港元，每年升幅约5.8%。这也成为广东供水企业的优良资产。至于食品，虽然内地产的蔬菜，占了九成以上，但是消费者还有其他选择，本地产或者其他地区进口的零关税的蔬菜。   大量内地进口的蔬菜，直接冲击香港本地农业，加上政府没有产业扶持政策，香港的农业正在慢慢消亡；因为东江水，政府也放慢了海水淡化不乏，于是香港出现一种声音，认为是中央战略性的考虑，增加香港对于内地的依赖性。 南都周刊专栏 ———————— 一些香港网友集资刊登广告，看到“忍够版“最后一句，”如果没有香港，你们就完蛋了“，马上想到了经常听到的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内地，你们香港早就变成臭港了。“ 要证明没有谁就不行了，非常的容易，两边都可以各自举出可以论证自己的例子，因为这不是进行一个推论，而是为了证明一个已经自己坚信不疑的结果。 一些内地人最喜欢举的例子，那就是，如果不是内地供水供食物，那香港人如何生存下去。63年香港旱灾，港英政府限水，港英政府提出向内地购水，如果不是周恩来批示，东江水供水工程启动，香港民众用水缺士会经历更长的困难期，因为海水淡化技术那个时候成本高，也不成熟。但这同样也是互利项目，就拿现在来说，特区政府用统包总额的方式向广东购买，未来3年的东江水售价分别为35.4亿、37.4亿及39.6亿港元，每年升幅约5.8%。这也成为广东供水企业的优良资产。至于食品，虽然内地产的蔬菜，占了九成以上，但是消费者还有其他选择，本地产或者其他地区进口的零关税的蔬菜。 大量内地进口的蔬菜，直接冲击香港本地农业，加上政府没有产业扶持政策，香港的农业正在慢慢消亡；因为东江水，政府也放慢了海水淡化不乏，于是香港出现一种声音，认为是中央战略性的考虑，增加香港对于内地的依赖性。 一些香港人喜欢说，从明清到现代，特别是在辛亥革命期间，如果不是因为香港当时是英国殖民地，才能够成为革命基地，革命资金的来源地。内地78年改革开放，如果不是港资率先进入内地，就不会有深圳的发展，也不会有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这确实能够证明香港对于中国经济和民主进程的重要性，却无法反过来证明说，如果没有香港，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   一些香港人喜欢说，从明清到现代，特别是在辛亥革命期间，如果不是因为香港当时是英国殖民地，才能够成为革命基地，革命资金的来源地。内地78年改革开放，如果不是港资率先进入内地，就不会有深圳的发展，也不会有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这确实能够证明香港对于中国经济和民主进程的重要性，却无法反过来证明说，如果没有香港，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   而对于那些用蝗虫来讽刺内地人的香港人来说，认定内地自由行也好，内地孕妇也好，就是来享受香港的好处。他们却看不到这些人对香港经济产生的作用，那些私家医院的产科病房不断扩张，零售业的兴旺带动的就业职位的增加，香港从旅游业得到的收入，或多或少，其实每个市民都有从中受益。至于现在的楼价物价飞涨，公共资源的摊薄，责任在于政府的不作为。 当然，如果有内地游客带着拯救者的心态来到香港或者世界上其他地方，他们也必须看到这一点，那就是他们花钱购物，那是因为无法在内地买到便宜和放心的商品，只是各取所需而已。 说到一些内地游客的这种心态，香港人也需要反省。从97年之后，香港媒体可以跟随中国领导人外访，每次一有机会提问，香港同行的问题，总是离不开中央会给香港怎样的优惠政策，或者是关于特首人选，来听听中央的态度。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会悲哀的觉得，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很大程度上在被香港人自己断送，北望神州，揣测”阿爷“的心思，从政府，政党，到商界，媒体，蔓延到社会各个阶层。 如果说一些香港人批评内地人是蝗虫，其实看看香港人本身，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形容？89年以及97年前的移民潮，都是因为缺乏一种安全感，于是要移民其他国家。看看加拿大的温哥华，如果不是因为97之后，觉得香港依然平稳，在当地也无法找到太多的发展机会，也不会有大量的回流。 趋利避害，是人类的一个共性，很多香港人当年这样做了，为何看不惯内地人这样来做呢？十多二十年前，加州的那些月子中心，都是来自台湾的孕妇，她们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够拿一个美国国籍，宁愿挺着肚子飘洋过海，想给孩子一个父母们认为更好的未来。而现在，这些月子中心里面，更多的是来自内地的孕妇，黑下来，还是为了孩子，还是因为缺乏一 而对于那些用蝗虫来讽刺内地人的香港人来说，认定内地自由行也好，内地孕妇也好，就是来享受香港的好处。他们却看不到这些人对香港经济产生的作用，那些私家医院的产科病房不断扩张，零售业的兴旺带动的就业职位的增加，香港从旅游业得到的收入，或多或少，其实每个市民都有从中受益。至于现在的楼价物价飞涨，公共资源的摊薄，责任在于政府的不作为。   当然，如果有内地游客带着拯救者的心态来到香港或者世界上其他地方，他们也必须看到这一点，那就是他们花钱购物，那是因为无法在内地买到便宜和放心的商品，只是各取所需而已。   说到一些内地游客的这种心态，香港人也需要反省。从97年之后，香港媒体可以跟随中国领导人外访，每次一有机会提问，香港同行的问题，总是离不开中央会给香港怎样的优惠政策，或者是关于特首人选，来听听中央的态度。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会悲哀的觉得，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很大程度上在被香港人自己断送，北望神州，揣测”阿爷“的心思，从政府，政党，到商界，媒体，蔓延到社会各个阶层。   而对于那些用蝗虫来讽刺内地人的香港人来说，认定内地自由行也好，内地孕妇也好，就是来享受香港的好处。他们却看不到这些人对香港经济产生的作用，那些私家医院的产科病房不断扩张，零售业的兴旺带动的就业职位的增加，香港从旅游业得到的收入，或多或少，其实每个市民都有从中受益。至于现在的楼价物价飞涨，公共资源的摊薄，责任在于政府的不作为。 当然，如果有内地游客带着拯救者的心态来到香港或者世界上其他地方，他们也必须看到这一点，那就是他们花钱购物，那是因为无法在内地买到便宜和放心的商品，只是各取所需而已。 说到一些内地游客的这种心态，香港人也需要反省。从97年之后，香港媒体可以跟随中国领导人外访，每次一有机会提问，香港同行的问题，总是离不开中央会给香港怎样的优惠政策，或者是关于特首人选，来听听中央的态度。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会悲哀的觉得，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很大程度上在被香港人自己断送，北望神州，揣测”阿爷“的心思，从政府，政党，到商界，媒体，蔓延到社会各个阶层。 如果说一些香港人批评内地人是蝗虫，其实看看香港人本身，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形容？89年以及97年前的移民潮，都是因为缺乏一种安全感，于是要移民其他国家。看看加拿大的温哥华，如果不是因为97之后，觉得香港依然平稳，在当地也无法找到太多的发展机会，也不会有大量的回流。 趋利避害，是人类的一个共性，很多香港人当年这样做了，为何看不惯内地人这样来做呢？十多二十年前，加州的那些月子中心，都是来自台湾的孕妇，她们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够拿一个美国国籍，宁愿挺着肚子飘洋过海，想给孩子一个父母们认为更好的未来。而现在，这些月子中心里面，更多的是来自内地的孕妇，黑下来，还是为了孩子，还是因为缺乏一 如果说一些香港人批评内地人是蝗虫，其实看看香港人本身，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形容？89年以及97年前的移民潮，都是因为缺乏一种安全感，于是要移民其他国家。看看加拿大的温哥华，如果不是因为97之后，觉得香港依然平稳，在当地也无法找到太多的发展机会，也不会有大量的回流。   趋利避害，是人类的一个共性，很多香港人当年这样做了，为何看不惯内地人这样来做呢？十多二十年前，加州的那些月子中心，都是来自台湾的孕妇，她们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够拿一个美国国籍，宁愿挺着肚子飘洋过海，想给孩子一个父母们认为更好的未来。而现在，这些月子中心里面，更多的是来自内地的孕妇，黑下来，还是为了孩子，还是因为缺乏一种安全感。   用功利的计算，不可能出现谁说服谁的结果，历史也假设和走回头路的，我们需要关心的，是事实。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   南都周刊专栏 ———————— 一些香港网友集资刊登广告，看到“忍够版“最后一句，”如果没有香港，你们就完蛋了“，马上想到了经常听到的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内地，你们香港早就变成臭港了。“ 要证明没有谁就不行了，非常的容易，两边都可以各自举出可以论证自己的例子，因为这不是进行一个推论，而是为了证明一个已经自己坚信不疑的结果。 一些内地人最喜欢举的例子，那就是，如果不是内地供水供食物，那香港人如何生存下去。63年香港旱灾，港英政府限水，港英政府提出向内地购水，如果不是周恩来批示，东江水供水工程启动，香港民众用水缺士会经历更长的困难期，因为海水淡化技术那个时候成本高，也不成熟。但这同样也是互利项目，就拿现在来说，特区政府用统包总额的方式向广东购买，未来3年的东江水售价分别为35.4亿、37.4亿及39.6亿港元，每年升幅约5.8%。这也成为广东供水企业的优良资产。至于食品，虽然内地产的蔬菜，占了九成以上，但是消费者还有其他选择，本地产或者其他地区进口的零关税的蔬菜。 大量内地进口的蔬菜，直接冲击香港本地农业，加上政府没有产业扶持政策，香港的农业正在慢慢消亡；因为东江水，政府也放慢了海水淡化不乏，于是香港出现一种声音，认为是中央战略性的考虑，增加香港对于内地的依赖性。 一些香港人喜欢说，从明清到现代，特别是在辛亥革命期间，如果不是因为香港当时是英国殖民地，才能够成为革命基地，革命资金的来源地。内地78年改革开放，如果不是港资率先进入内地，就不会有深圳的发展，也不会有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这确实能够证明香港对于中国经济和民主进程的重要性，却无法反过来证明说，如果没有香港，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 ”忍够体“在内地的网络上相当火爆，引发的，有相同的感受，也有正面回应，更有欢乐体。在香港，五天之内能够迅速筹集到十多万元的广告费，也说明了民间存在忍无可忍的怨气。说出来，会很刺耳，但是好过闷在那里。   对立来自于偏见，需要思考的是根源来自于哪里。日常个体的接触，让中国这个概念在一些香港人眼中变得具体起来，如何避免让思维陷入个体代表整体？把对香港前途缺乏期待的不满，从对政府，转移到内地游客身上？而一些内地人在看香港的时候，如何摆脱百年耻辱这样一个惯性思维，多了解历史和事实，接受香港是一个人口结构社会结构，有自己还不懂的地方？ 而对于那些用蝗虫来讽刺内地人的香港人来说，认定内地自由行也好，内地孕妇也好，就是来享受香港的好处。他们却看不到这些人对香港经济产生的作用，那些私家医院的产科病房不断扩张，零售业的兴旺带动的就业职位的增加，香港从旅游业得到的收入，或多或少，其实每个市民都有从中受益。至于现在的楼价物价飞涨，公共资源的摊薄，责任在于政府的不作为。 当然，如果有内地游客带着拯救者的心态来到香港或者世界上其他地方，他们也必须看到这一点，那就是他们花钱购物，那是因为无法在内地买到便宜和放心的商品，只是各取所需而已。 说到一些内地游客的这种心态，香港人也需要反省。从97年之后，香港媒体可以跟随中国领导人外访，每次一有机会提问，香港同行的问题，总是离不开中央会给香港怎样的优惠政策，或者是关于特首人选，来听听中央的态度。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会悲哀的觉得，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很大程度上在被香港人自己断送，北望神州，揣测”阿爷“的心思，从政府，政党，到商界，媒体，蔓延到社会各个阶层。 如果说一些香港人批评内地人是蝗虫，其实看看香港人本身，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形容？89年以及97年前的移民潮，都是因为缺乏一种安全感，于是要移民其他国家。看看加拿大的温哥华，如果不是因为97之后，觉得香港依然平稳，在当地也无法找到太多的发展机会，也不会有大量的回流。 趋利避害，是人类的一个共性，很多香港人当年这样做了，为何看不惯内地人这样来做呢？十多二十年前，加州的那些月子中心，都是来自台湾的孕妇，她们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够拿一个美国国籍，宁愿挺着肚子飘洋过海，想给孩子一个父母们认为更好的未来。而现在，这些月子中心里面，更多的是来自内地的孕妇，黑下来，还是为了孩子，还是因为缺乏一   如果说，内地的资讯不够完整，影响了人们的判断的话，在资讯自由流通的香港，却有很多人选择视而不见，让愤恨遮蔽事实。   南都周刊专栏 ———————— 一些香港网友集资刊登广告，看到“忍够版“最后一句，”如果没有香港，你们就完蛋了“，马上想到了经常听到的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内地，你们香港早就变成臭港了。“ 要证明没有谁就不行了，非常的容易，两边都可以各自举出可以论证自己的例子，因为这不是进行一个推论，而是为了证明一个已经自己坚信不疑的结果。 一些内地人最喜欢举的例子，那就是，如果不是内地供水供食物，那香港人如何生存下去。63年香港旱灾，港英政府限水，港英政府提出向内地购水，如果不是周恩来批示，东江水供水工程启动，香港民众用水缺士会经历更长的困难期，因为海水淡化技术那个时候成本高，也不成熟。但这同样也是互利项目，就拿现在来说，特区政府用统包总额的方式向广东购买，未来3年的东江水售价分别为35.4亿、37.4亿及39.6亿港元，每年升幅约5.8%。这也成为广东供水企业的优良资产。至于食品，虽然内地产的蔬菜，占了九成以上，但是消费者还有其他选择，本地产或者其他地区进口的零关税的蔬菜。 大量内地进口的蔬菜，直接冲击香港本地农业，加上政府没有产业扶持政策，香港的农业正在慢慢消亡；因为东江水，政府也放慢了海水淡化不乏，于是香港出现一种声音，认为是中央战略性的考虑，增加香港对于内地的依赖性。 一些香港人喜欢说，从明清到现代，特别是在辛亥革命期间，如果不是因为香港当时是英国殖民地，才能够成为革命基地，革命资金的来源地。内地78年改革开放，如果不是港资率先进入内地，就不会有深圳的发展，也不会有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这确实能够证明香港对于中国经济和民主进程的重要性，却无法反过来证明说，如果没有香港，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 借用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一句话，爱是智慧，恨是愚蠢。

2012年02月16日 23:03:38 　　岁月不居，从意气风发的改革年代一路走来的人们，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二十周年，难免百感交集。或许是评价的时机未至，或许是这段历史的前因后果不便言说，未见有隆重刻板的官式纪念。眼见这难忘的日子悄然飘过，我怀着复杂的心情作此祭文，浇奠两代人消逝的岁月、理想与激情。   　　“南巡”在历史上曾是君主专用语，康熙、乾隆祖孙曾各自有六次南巡，均包涵政治意义。历史名画《康熙南巡图》至今传世，乾隆在《御制南巡记》中称：“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二曰南巡”，将南巡和西征（开拓新疆）视为平生两大功业。   　　在共和国历史上，“南巡讲话”并非正式名词，官方的说法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南巡讲话”也不是邓小平的创举，毛泽东生前曾多次出京“巡视” 尤其是当他的主张无法贯彻时，便出京沿途宣讲，造舆论扭转形势，这法子屡试不爽。最经典的事例，是他在1971年最后一次“巡视大江南北”，一路发话敲山震虎，最终引爆了林彪事件，这些讲话也被称为“毛主席南巡讲话”。以此类推，发表了讲话的“南巡”，往往政治意义非常。   　　 一 “南巡”的政治意图   　　1989年11月，邓小平从他的最后一个职务——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成为他所自称的“平民”，但仍是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第一平民”，守护着他所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   　　1989年6月的重大政治事件后，中国在国际上遭到孤立，外国投资纷纷撤离，改革开放陷于停顿，甚至出现倒退，国内否定改革开放的暗流涌动。他们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将经济改革中的市场化取向和股份制改革统统插上“资本主义”“自由化”标签。针对这些挑战，邓小平1991年1月在上海提出开发浦东，不要“囿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几篇社评，转述邓小平的意见，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而非区分两种社会制度的标志。这些文章招致了来自北京的围攻，提出了所谓“两种改革观”，质问改革“姓资姓社”。   　　中国的政治风波，也开启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潘朵拉之盒。曾长期处于极权主义体制阴影下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因改革滞后民怨沸腾，政局出现连环动荡。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东、西德国在1990年10月实现统一。在1990年7月的苏共28大上，对改革路线的分歧导致了苏共领导层的分裂；一年后发生“8.19政变”，导致苏联解体，有着74年历史的超级大国轰然倒塌。自1990年12月起，民主化浪潮冲击波所形成的骨牌效应，令共产党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先后失去政权。   　　“老朋友”们一个个倒下，难免物伤其类。否定改革的人们打出 “反和平演变”的旗号推波助澜，逐渐成为当时的主流舆论。有人主张将“反和平演变”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列为两个中心。中央党校办起了省部级反和平演变学习班，农村准备重搞“社会主义教育”。除了利用报刊媒体上大造声势，各种“反和平演变”学习文件、宣传册子也纷纷出笼，下发到各单位。   　　在国内外政治气氛下，邓小平开创的改革事业岌岌可危，面临半途而废的危机。这位“打不倒的小个子”已经88岁，形式上不再拥有任何权力，两位得力助手已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他不得不亲自出马，以打破常规的方式，捍卫自己的尊严和历史功业。   　　 二 退休老人的政治奇迹   　　“大道废而有法，法废而有权，权废而有势，势废而有术，术废而有数”（《孙子兵法》孟氏注），统兵之道与为政原理相同。一生经历三落三起的邓小平，毕竟是运作政治形势的老手。与晚年的毛泽东相比，他虽已没有正式的权位，但丰富的政治经验、深厚的人脉资源和一言九鼎的影响力，无人能与之匹敌，这就是政治老人的所谓“势”。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家人陪伴下，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这位高龄老人以颤抖的声音和手势，高调放言，形成巨大的政治冲击波。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他指出：“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重申了对市场经济的支持：“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在形成记录的文字中，最具震慑力的是这段话：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南巡中，老战友杨尚昆陪伴左右，昭示着他的抗争得到了军方的支持，这也是“南巡讲话”能迅速扭转改革倒退局面的关键所在。一个月之后，形势发生了戏剧性转变，《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的社论，“南巡讲话”被整理成中央二号文件下达，《解放军报》提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口号。被打压已久的改革派也高调反击，收复了大片舆论阵地。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思想，主导了同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党代会政治路线，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   　　中外历史上鲜见这样的奇迹：一位退休政治家在垂暮之年，以个人的政治余热，改变了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也改写了未来的历史。邓小平做到了。   　　 三  “南巡讲话”的性价比   　　“南巡讲话”已经过去了二十年，邓小平逝世也已经十五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繁荣背后，则是急剧的体制腐败和社会两极分化。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邓小平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和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但通篇未涉及政治体制改革。   　　此前，邓小平曾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应有之义：“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的谈话》）   　　1989年以前，经济与政治的两只改革车轮，相对而言是同步并进，即便后者稍慢，但距离不会太大。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改革形势整体停步不前，国内矛盾尖锐。素持“猫论”的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机智地撬动杠杆，将全民推入商海，重启了经济改革的车轮，暂时渡过难关缓和矛盾。这固然是邓氏实用哲学的成功典范，但长远来看，赢得经济的代价是政治后遗症。   　　邓小平在1985年就说过：“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政治体制改革长期停滞，权力寻租所造就的体制性腐败和权贵资本，如今已盘根错节尾大不掉。以改革的名义滥用公权力，侵害民众利益的现象比比皆是，社会分配不公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以致人们在颂扬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时，很难评价改革是否算成功了。   　　 四 “强人政治”将走进历史？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来临，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资讯的垄断，加快了普世价值的传播，地球村居民的智能插上了翅膀，领袖的“奇理斯玛”光环日趋黯淡，不仅穆巴拉克、卡扎菲等独裁者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连普京这样的强人也面临公众的背弃。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讲究游戏规则，“强人政治”正在逐渐被“常人政治”所取代。   　　“南巡讲话”是改革开放史上的重大事件，确实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其历史评价或许还要再过几十年才有定论，而其所留下的思考，也是多层面的。   　　据学者王占阳统计：从1989年初至1990年底，邓小平先后四次使用过“稳定压倒一切”这一提法。但从1991年起他就不再讲“稳定压倒一切”，而是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转向“改革压倒一切”了。最近，“皇甫平”的主要作者周瑞金先生大声疾呼：“改革，确实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了。只是，世上已无邓小平。也许，人们期待着一次新的‘南方谈话’？”   　　的确，世上已无邓小平。作为革命年代和威权时代的孑遗人物，他有幸成为共和国历史上头号改革家。“南巡讲话”的奇迹，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强人的胜利，同样也是不可复制的特例。在专制传统积淀深厚的国度，社会变革往往需要强力人物的推动，台湾的蒋经国就是一例。历史机遇稍纵即逝，邓小平未能在有生之年重启政改；时过境迁，一个淘汰精英的体制也复制不出他那样的政治强人。   　　改革开放和“南巡讲话”所推动的市场化经济，唤醒了国人沉睡数千年的权利意识，也给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培育了掘墓人。无论是在批判“两个凡是”后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保住毛泽东的偶像地位，还是在处置北京政治风波后发表“南巡讲话”、提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邓小平所守护的政治底线，就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近十年间，由于摸石头上瘾和短视的维稳思维，已错过了主动过河的最佳改革时机。尽管“永远执政”是历届领导核心的底线所在，但改革与革命的区别，在于后者必定打破底线，执政者须有所抉择。   　　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是日益觉醒的民权意识与落后的执政观念的矛盾。正如汕尾市委书记所慨叹的那样——“老百姓变得越来越聪明”，最近广东乌坎村农民维权所达成的妥协，表明民众在与官方的博弈中变得越来越睿智和理性。群众已经过河，领导还在摸石头，一个长期执政缺乏竞争而活力尽失的政党，如何面对多元化的世界、觉醒的民众和成长中的公民社会？如何顺应民主化潮流而避免被历史淘汰？这已不是居高临下的“顶层设计”所能解决的问题。   　　特殊的经济和人文环境，令广东成为近代历史上新思潮和政治经济变革的发祥地，从变法维新到共和革命，从国共合作到革命军北伐，从深圳特区到“南巡讲话”，乃至探索中的“乌坎模式”……。睁大眼睛看看变化着的世界和中国，忍不住呼喊中山先生的名言：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2012年2月5日 风雨读书楼   　　《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4期   　　  上一篇： 章立凡自制贺卡，向各位网友恭贺…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