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律师

哈维曼生前身后事 （图为维斯巴赫博士向我们介绍哈维曼的照片资料。贺卫方摄）  

《逍遥法外》自序 贺卫方 1997 年，我在法律出版社出了一本随笔集《法边馀墨》， 2003 年添加若干篇什出了一个增补本。此后十年时间，没有再出个人随笔集。常有一些朋友建议，该把这些年来散见于各种期刊和网站上的文字编辑成书，但随着年齿渐增，愈发慵懒，就一直拖了下来。去年九月，梁由之先生主编《梦想与路径： 1911-2011 百年文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涵芬楼举办首发座谈会，第一次见面，他就跟我郑重地提出希望，之后又多次催促，就有了这个集子。   一个法律学者出书，居然用“逍遥法外”做书名，多少有些怪异。实际上，去年更早些时候，另一位出版界朋友也曾热心张罗出这本书，取什么名字就费了一番脑筋。朋友的主意是保持一种历史连续性，或可叫《法边馀墨二辑》之类。我却颇想另起炉灶，毕竟收入这里的文字离法学的距离比《法边馀墨》要更远些了。某日，忽然想到“逍遥法外”这个成语，不禁心中一震。跟周边友人说起，也都抚掌大笑，认为别具一格。当然，也有朋友觉得太有些玩世不恭甚至反讽，如西人所谓 cynical 或 ironic 之意味。或许正由于书名太扎眼，选题在那家出版社终于还是被否定了。   其实，收入这个集子里的文字倒没有多少调侃意味。虽然一直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但我的专业是法律史和法理学，就其特质而言，需要有更广阔的知识视野，以便对法律现象作出更全面的解说。在《法边馀墨》的自序里，我就提到过法律之内和法律之外两种法学家的说法。我读德国一位法学家的著作，他也论证过一个学术现象，即比较法学研究深入到一定的层次，就会诉诸语言、宗教、心理、地理等其他因素，于是离教义学意义上的法学就会渐行渐远。法内与法外两种偏向的法学研究很难说有高下之别；毋宁说，两个侧面的均衡发展乃是一国法学成熟的重要标志。   从专业的角度而言，法学通常会给人一种严谨甚至枯燥的印象。的确，读法律教科书，文本特色大多惟严谨是尚，排斥文学化的修辞，不免有些拒人于千里之外。于是就有不少学生渐生去意，或者干脆做了逃兵。不过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像蒙田、雅各布 格林、卡夫卡、托尔斯泰等法科生，离开了法律专业，却在文学领域取得骄人成就。不少人会想到马克思、列宁，出身法学，然而终生追求的目标却是埋葬法律，致力于构思和建设一个没有国家和法律的社会。自然，他们排斥法律的原因并不是由于法学的不生动。   中国近代引入法学以降，颇有几位法律人演出了另类半路出家的人生悲喜剧。例如伍廷芳，本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获得英国出庭律师（ Barrister ）资格的中国人，清廷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为清末法律现代化做过很大贡献。但他在晚年却雅好灵学，甚至出版了《灵学日记》、《鬼友夜谈录》等著作。吴经熊应该算是民国时代最具思想深度的法哲学家了，他二十多岁发表的英文法学论文甚至受到美国最伟大的法官霍姆斯、卡多佐以及著名法学家庞德的交口称赞。不过，从四十多岁之后，他的法学兴致就逐渐淡化，让位于天主教、唐诗等。更晚近的如吴恩裕， 1950 年代就疏离本行法学和政治学，转而研究《红楼梦》与曹雪芹，成为颇有成就的红学家，在那个绝大多数法学家都无从发声的时代里，也是一个异数。   当然，吴恩裕的弃法从文有点像是沈从文的不从文而从文物，是特殊政治与社会环境压迫的结果。法学家的专业成绩与一国的法治状态息息相关。走上法治轨道的地方，学术研究与法治建设之间就存在着良性互动；法治实践呼唤理论的指引和解说，法律学术也不断地在回应实务需求的过程中获得灵感与动力。但是，如果法治不上路，或者干脆搞运动治国，社会治理排斥法治逻辑，强权即公理，法学研究者的际遇就可想而知，可能是怀才不遇，更多的是受到冷遇或更可怕的遭遇。比较而言，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以学科分，法学应当属于最不幸的学科。古罗马谚语曰“枪炮作响法无声”，生逢乱世，以法学为职业的人们就只好寻求法外的空间了。   说起来，我们这一代法律人还算幸运，毕竟三十多年来，“依法治国”——无论人们对其含义的理解多么纷繁多样——已经成为一个基本共识，法学领域写作与出版也不无繁荣之象。我的这些游离于法学之外的文字结集出版，恐怕就没有必要“为赋新词强说愁”，攀附古人所说的那种“怨恨而歌”、“忧愤而作”了。写到这里，不禁感到“逍遥法外”这个书名真是再合宜不过。   2013 年 5 月 9 日五道口新居   《逍遥法外》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本序发表于《南方周末》2013年10月3日“阅读”版。

东京之大 作者： 贺卫方 2013-10-11 17:50:29 来源： 南方周末     让人感受东京之大的，最富于冲击力的也许不是建筑，而是书店。神保町书店街一角。 （贺卫方 供图）   去年（2012）2月，承蒙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邀请，我有机会访问日本40天。主要接待机构兼常住地是早稻田大学，另外也到访仙台的东北大学、京都的立命馆大学以及北海道大学。东京这座城市我已经访问多次，但是每次都是匆匆过客，难以进行深入的考察。这一次时间较长，积累的观感颇多，也有机会与更多人士交流。住地离神保町书店街很近，多次逛书店。书店里看到不少关于这座城市的书籍，不过，语言障碍还是一个问题。从前钱锺书先生到京都大学座谈，开头就夸奖日本汉学成就斐然，不过，他说：“我是日语的文盲，面对着贵国‘汉学’或‘支那学’的丰富宝库，就像一个既不懂号码锁，又没有开撬工具的穷光棍，瞧着大保险箱，只好眼睁睁地发愣。”其实，跟其他语言不同，日语里夹杂着很多汉字，中国人又不是完全不通；看书名，读书页，大致可以知道一本书的主题，却又难以细致地理解内容。那个保险箱是用半透明材料做成。依稀可以看到里面有些金银财宝，无法打开，不只是“眼睁睁地发愣”，用现在网上流行词汇，简直要抓狂。 交通与建筑 让我就以一个无知者的身份谈谈粗浅的见解吧。东京是一座庞大的城市，比起北京或上海这样的中国城市更显庞大。因为日本的这类都市基本上都是城连城。例如，东京与横滨是两个城市，不过，乘坐轻轨，看着两侧高楼林立的城市风景，还没有感觉出东京，就已经到达横滨了。这种都市群的格局让人平添一种大得走不出去的感觉。   东京之大，还体现在这座城市高度密集的地上和地下的交通网络。过去，曾有人把东京与北京的地铁图并列贴在微博上，疏密之间的巨大反差令人惊叹。乘坐地铁时，你会看到，这还不仅仅是路网疏密的差异，更主要的是，转车路线以及出口设计都最大限度地便利乘客。每个地铁站几乎都有六七个出口，一些出口直接商场、博物馆、火车站等人群密集流动的场所。还有，地铁站内部店铺多多，可以说构成了地下的又一个东京。在上下班高峰时段，在一些中心车站，人流涌动，摩肩接踵，令人感叹着地下东京的超凡活力。   建筑风格上，东京也是大器庄严的。皇居在明治维新前是江户城，现在位居东京市中心。与北京的紫禁城类似，周围环绕着护城河。但与紫禁城的红砖墙不同的是，皇居城墙是用巨大的石块垒起来的，城墙上，可以看到里面参天的古树。城墙外表和城门没有太多的装饰，石则石颜，木则木色，一任其本来面目，却透露出一种对自然的敬畏和独特的审美观。不仅仅在东京，像京都这样的古城，寺庙与世俗建筑都显示出这样的特色。1853年随从美国海军准将佩里（Mathew C. Perry）叩关江户，打开日本国门的传教士卫三畏（S.Wells Williams），此前已经在广州居住20年，登陆日本时，曾比较日本与中国的服饰差异，他说日本的官员服饰“花花绿绿，相当怪诞，显示出他们的品位不高，比起中国的长袍差远了”。但是，日本人在建筑及其配套环境的品位上，比起中国反自然的朱梁画栋、金闪银耀来，或许要更加自然和高明。   当然，东京的现代建筑已经是风格多样，从高处俯瞰一下银座、新宿等商业区，也是高楼林立，多姿多彩。某些明治维新以后建设的楼宇展现了对西方古典风格的追求，尤其在大学里，这类建筑很多，例如东京大学的安田讲堂、一桥大学的主体建筑群、早稻田大学的大隈讲堂等。另外，著名设计师冈田新一设计的日本最高法院，也是独具一格的现代派建筑。   跟那些体量庞大的现代建筑相比，我更感兴趣的是平民的住宅。在一些安静的街区里，一栋栋两层三层楼房，密密麻麻地紧挨在一起。我不知道住在这样自家所有的低层楼房里的人口比例，不过那确实是许多寻常人家的常态住所。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这类房子最早都是私人买下土地，邀请专业设计所根据房主的审美爱好设计建造。由于土地所有权得到法律的严格和永久保障，因此房主不仅重视设计上的独具特色，而且施工上也力求材料坚固，以长久地为子孙后代提供庇荫。 神保町的古书街 让我感受东京之大的，最富于冲击力的也许不是建筑，而是书店。也许有读者会奇怪：书店？哪座城市没有一些书店呢。可是，当你来到神田，或者叫做靖国通り的那条大街的一长段上，鳞次栉比的楼宇中，居然布满了书店。准确的数量是一百八十余家，其中旧书店——日语称之为“古书店”，有一百六十多间。过去我曾经到过这里，但因为行程仓促，只是在最边缘的两家书店匆匆买了几本书。这次时间充裕，一个月里，我去了七八次，但也只是局部。逛书店是个累活，站在书架前，左看看，右翻翻，不知不觉就是半晌。中午找一家小店吃一碗拉面，顺便歇息一下，下午接着看。一天下来，几本收获，满心乐趣。   这里的书店不仅数量多，而且品类丰富，专业齐整，语种多样。不仅有书籍，还有作家和各界名人的手稿、书法以及浮世绘等。我在几家卖“洋书”（专指西文书）的店里看到不少西方18、19世纪出版的老版本，有些在“原产国”恐怕也是稀见品了。我看到格劳修斯的《战争与和平之法》（1631年荷兰文版，价35万日元），看到约1748年出版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法文版（22万日元），看到11卷本的《边沁通信集》，还有我有中文译本的斯坦因哈佛演讲集、赫定关于中亚探险的那本名著的斯德哥尔摩初版……   在逛这些书店时，我一边感叹，一边也有些不解：为什么东京有如此繁华的古书业？在我到过的所有城市里，无论是欧洲，还是北美，抑或是亚洲其他国家，相比之下，神保町书店街真正是首屈一指。是日本人格外热爱读书？地铁里一卷在手的人确实很多，我甚至看到一个老太太捧着一本桑德尔的《正义》读得津津有味。爱阅读的人多，自然也就会催生书店业的发达。但是，旧书店这么多，还是需要别的原因解释。   在历史上，日本从中国输入了许多典章制度，但是，两国之间，历史的连贯性有着巨大的反差。日本的君主，从来都不是通过征服而登基。虽然天皇在幕府时代曾长期沦为符号，然而却未曾有过改朝换代的情况，所谓万世一系，良非虚言。在中国，改朝换代，乃是周期性发生的故事。朝代的更替不只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而已，还伴随着对前朝种种的激烈排斥。对前朝文武的杀戮，前朝遗民的自我放逐，当然也需要消除那些不利于本朝合法性的违碍书籍。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清朝初期的文字狱，不知道有多少文脉被专制的斧钺无情斩断。一直到“文革”，红卫兵们不是也烧毁了汗牛充栋的“封资修”书籍么？相比之下，日本几乎没有这样代际冤仇，书之祸也得以幸免，也就有了古旧书籍的不断积累和旧书业的蒸蒸日上。这是否是一个重要原因呢？ 尊重历史与拥抱世界 在当今世界上，东京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国际化都市之一。这里的政治制度与西方具有同样的价值基础；贸易连接五洲四海；只要付费，任何电视机都可以收到CNN和BBC；国立西洋美术馆里收藏有鲁本斯、梵高、莫奈、毕加索等大师的作品；欧洲与南美的足球俱乐部冠军年度对决在毗邻东京的横滨举办；人们对于西方音乐艺术有着近乎狂热的追求，这里走出的小泽征尔是享誉世界的指挥大师……   让我感受强烈的是，对于当年以武力相威胁打开日本国门的西方列强，日本人并没有表现出仇恨的心理，相反还有许多感激的表达。在东京芝公园旁边，我意外地发现矗立着一尊佩里准将的塑像，那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率领美国海军舰队陈兵江户湾，迫使日本开放三个港口城市的“黑船事件”的主角。不仅在东京，佩里的塑像也竖立在当年登陆的下田和北海道函馆市。不仅有塑像，还有纪念碑以及纪念馆等。   由于对中外交流史的兴趣，我很留意那些显示这种交流的纪念物。但是所到之处，它们大多数都被毁灭了。美国人华尔（Frederick T.Ward）帮助清政府剿杀太平天国，战死疆场。当年清廷隆重表彰，并在松江为他修墓建庙，如今已经毫无踪迹。我的家乡烟台，早期传教士在传播福音的同时，还兴办教育，赈灾济民，引进了大花生及不少水果的种植，可谓贡献卓著。但是，抗美援朝战事肇端，这些跟战争毫无关系的死者却遭到焚尸扬灰、毁墓砸碑的对待。在北京，明清时代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的墓地也历经义和团和红卫兵两次劫难，“文革”结束后修复。不过，这未知是否徒具形式的墓地，现在还封闭在北京市委党校的校园里，一般游客难以参观。这种反历史的意识和行为原因何在，的确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当然，尽管日本人对包括西方列强的侵略遗迹都妥善保存，但这个国家的国际化程度究竟如何，似乎也有很不同的看法。2003年7月，在黑船来航150周年之际，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文章，标题居然是：“佩里叩关百五十年后，和魂洋才境况依旧。（150 years after Commodore Perry,Japanese spirit,western things）”美国著名“和学家”赖肖尔曾经多角度分析过日本的这种既博采众长却又顽固地坚守本位文化的特色，他甚至直率地批评日本人在自卑与傲慢之间周期性地摇摆，在经济和科学上取得令全世界赞美的同时，却仍然与世隔绝，不愿意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积极角色。因为赖肖尔教授生于日本，又娶了一个日本夫人，他无论作为哈佛教授，还是美国驻日大使，都表现出对日本的热爱。他的批评或许是日本人乐于接受的。   当然，日本人接受任何事物，都要经过一种审慎的过滤。这也许正是日本之为日本的原因吧。   （标题为编者所改） 链接： http://www.infzm.com/content/94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