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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曾蔭權多次外訪豪遊，住很貴的套房，全城唾罵，連大陸新華社也不留情，詳盡報道，加入圍剿。 這時候，你該不該加一張嘴也罵曾一份？我認為絕不應該。有很多理由。 第一，有沒有聽過一句名言：「當華爾街的擦鞋童也在談股票的時候，就要放掉你手上的股票了。」同理，當中國官方也加入圍剿一個人的時候，不管是誰，如果你有一點政治觸覺（或者尚有點人性），即使你本來很討厭這個人，但此時也要停一停，想一想：此一跡象，是一個臨界點，不要加入眾聲的喧嘩，反而，要沉默了。 其次，至目前為止，只是住了幾天總統套房，租了豪宅，沒有貪污千億，英國人是他的師傅，但他沒有把至少八十億託一個英國人轉移海外。身為一名中國官員，有人早就指出過了：他的清廉品格，已經十分高尚。 第三，以此邏輯推論：曾特首做了中國人的高官，一切只按中國的潛規則辦事。英國人領導的時代，曾蔭權那麼規矩，換了一面旗，他即刻學得那麼壞，即使是貪，是什麼樣的「文化國情」水土，激活了曾特首身為炎黃子孫血液裏的腐污 DNA？多簡單的常識？不必我再說下去了吧。 第四，以香港十五年來「當家作主」的經驗，特首 A在一片罵聲中下了台， B上任，香港人很快就覺得 B比 A更爛，開始懷念 A。當 B也在罵聲中下台， C挾「高民望」上任，香港人很快就會發現自己的純真，開始懷念 B。以此歷史規律，你們很快就會覺得「其實那時曾蔭權也幹得不錯，至少沒有……」了，既是如此，與其明天很快的後悔或失憶，於今日的落水狗，眼光就遠點好嗎，何不留點口？ 當然，這也不表示曾特首沒錯。七年前，他剛上任，我私下對他說：「曾爵士，今日您很成功，擁有了一切，唯所期者，是將來的歷史名聲了。」曾先生聽了，沒什麼反應，我才省悟，這句話，可能太深了，是我不對。 只剩一個月，曾特首還有最後的機會。只要明晚，乘車經過維多利亞公園外，車停下來，他打開窗，遙望一片燭光，把向公眾道歉時留中不發，沒擠出來的眼淚，自然的釋放出來，低下頭，再開車絕塵而去，他會力挽狂瀾，在歷史留下好名聲。不要緊的，政協副主席不會給你的，你沒損失，而且，這會是歷史對你的特赦。

“日前，一份高招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的高考报名人数约900万，较之2008年的1050万考生，4年间锐减近150万人。高考中“三放弃”（放弃报名或考试、放弃志愿填报、放弃报到）现象日趋普遍。与之相对，近年来出国留学人员保持了年均20％的增长率。”   2012年高考逼近。 如果你是一个“高三党”，你考多少分现在不清楚，可有多少人跟你一起考，显然大局已定。 日前，一份高招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的高考报名人数约900万，较之2008年的1050万考生，4年间锐减近150万人。高考中“三放弃”（放弃报名或考试、放弃志愿填报、放弃报到）现象日趋普遍。与之相对，近年来出国留学人员保持了年均20％的增长率。 “班里有一些同学根本不打算参加国内高考，都已经考了SAT，准备申请美国大学。”北京市海淀区一所高中的学生张熙说。 显然，家长和学生正在用脚投票，这使得国内高考生源危机更加凸显，尤其是处在整个高等教育金字塔底端的高职高专院校，招生情况不容乐观。“不排除未来几年，中国可能出现大学破产的情况。”有高等教育专家表示。 更有学者认为，危机的另一面，或可成为推进步履蹒跚的中国高校进行改革的“一大契机”。   900万考生 用盛极而衰来形容最近4年高考报名情况，毫不为过。 2008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到创纪录的1050万人，此后开始逐年减少，1020万、946万、933万……几成自由落体之势。 “2012年，高考报名人数约900万人，四年累计下降人数已经达到144万。”《2012中国教育在线高招调查报告》透露。 其中，作为高考大省，河南高考报名人数自2008年后逐年减少，2012年仅有约82.5万考生报名，高考报名规模4年之间萎缩16.5%，总减少16万人。 为何高考报名人数有如此巨大幅度的减少？ “报考人数下降主要原因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蒯鹏州博士表示。据其测算，2010－2020年间是中国学龄人口加速下降的时期，其间，学龄人口总规模的年均降幅将达到860万人，平均每年将保持3.23％的下降速度。 但是，也有专家表示，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考生开始用脚来投票。 “现在，高考中的‘三放弃’现象，就是放弃报名或考试、放弃志愿填报、放弃报到的情况，越来越突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 同时，更多的考生和家长选择了出国读大学。 “我们班有一半的同学准备出国。听说其它几个学校还有专门的出国班。”北京市海淀区一所重点高中的张熙同学表示。 在谈到为何要出国读书时，这位高二的学生表示，“国内高校质量不行，很多师兄、师姐都告诉我，在国内上大学就是混四年后拿毕业证，毕业后紧接着‘待业’。” 其实，他所在的学校是一所知名的重点高中，每年高考的一本升学率能达到70％以上，很多同学都考入北大、清华、人大这样的国内一流高校。 张熙的母亲就职于中央某部委，当问及为何要花更多的钱让孩子出国读书而不是上国内的名校时，这位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家长想法更明确： 从投入产出来看，国内现在高校的学费、生活费越来越高，一个学生四年读下来开销不小，而国内高校就业形势并不乐观，找工作时还要再托人送礼。 “与其这样，不如让孩子直接去国外大学，拿一个更具竞争力的文凭，起码外语可以过关。”这位学生家长说。 持有类似张熙母亲想法的中国父母，近年来人数越来越多。结果就是，这几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持续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长。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这一群体将超43万人。 一方面是考生人数持续在减少，另一方面则是更多的考生选择放弃国内高考进军国际，结果必然是国内高校的录取率逐年增加。 以上海为例，当地高考报名人数连年下降，2011年报名人数仅6.1万左右，实际参加高考人数不足6万。虽然上海一再压缩录取计划，但2011年高招实际录取率仍逼近90%。 2012年，上海高考报名人数仅5.5万，录取计划为4.9万，如果剔除掉部分不填报志愿、不参加考试的，今年上海很可能成为国内首个脱掉“高考落榜”帽子的省级行政区。 高职高专危机 高考报考人数的锐减，受冲击最大的当属那些数量庞大的高职高专院校。 去年高考结束后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有23个省级区域的高招实际录取率已超过78％，其中实际录取比例超过85％的地区，已经达到10个，海南和吉林两省录取率则已超过90％。 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要达到40％。显然，未来几年国内高校的录取率还将有所提升。 据统计，2011年全国各省市都存在没有完成录取计划的现象。 以另外一个全国高考大省山东省为例，专科分数线连年下降，2002年专科二批分数线为350分，2003年跌至280分；2007年又下滑至文科220分，理科210分；2009年文理科均为210分，2010年文理科均为190分。到2011年，该分数线再次下调至180分。 去年该省二本一志愿缺额近2万个，967所院校生源不满，几十所院校，遭遇零投档，最后高职出现了4.2万的生源缺口。 甚至有的省份，其高职高专院校的录取分数已经降至150分（满分750），如果换算成百分制换算，成绩不过为20分。即便是这样低的录取成绩，该院校仍然无法完成既定的招生计划。还有很多学生在被录取后，不来报到。 “每年到了招生的时候，就是我最忙也最头疼的时候。”湖北一所高职院校的招办主任郁闷地表示。 这是一所模具制造领域的高职院校，开设有近20个专业，每年计划招生3200名，“实际能招到的连2000人也不到，就这个数还是我想尽各种办法凑起来的。” 有的高职高专院校为了抢生源，甚至会组织预报名该校的考生去免费旅游，想尽了一切办法来留住考生。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高职高专院校生源不足的问题，有很多省份教育主管部门尝试改革此类学校的招生规则。 去年8月，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宣布，在全国率先实行注册入学，省内专二批次的26所高职院校不设统一省控线，由校方自行设定录取要求，一档多投，学生、学校实行双向选择。 但是这样的政策，并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仍有大批高职高专院校无法按计划完成当年的招生。究其原因，还是由于当前的高职高专院校的教育及质量很难满足学生的教育需求，很多学生选择复读或是直接去打工。 “长此以往，这些学校的生存堪忧，不排除未来几年，中国可能出现大学破产的情况。”有高等教育专家表示。 不过，更有有识者在危机中看到了下一步改革的契机。 “未来十年间我国高校将面临破产关门的危机，中国的大学必须进行改革，建议自由转学制度和自由申请入学制度，满足考生对高等教育的个性化需求，提高大学的竞争力。”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   （马晖，《21世纪经济报》记者。原文发表于《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 原文链接 http :// www .21 cbh . com / HTML /2012-6-4/2 OMDY 5 XzQ 0 Njg 2 OQ . html ）  

“这就出现了农村学生弃考和不发达地区高职高专院校的招生困境——在权衡上学的学费投入 (上民办的高职高专和三本学费大致是公办院校的两倍)、接受教育的回报（没有人脉关系加之三本、高职院校的社会认可度不高、找到的工作待遇与农民工相差不多）之后，一些农村家庭学生主动弃考，认为这还不如直接打工合算。”   2009年全国84万应届毕业生退出高考，导致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考生总量首次出现下降。2010年946万应届考生中，弃考人数接近100万，除了21.1％的考生选择出国，另外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农村的考生，他们多数选择读职校学技术或者直接打工。（《人民日报》8月28日） 就在两天前，一位记者请我谈谈对发达地区高职招生情况比较理想，而不发达地区高职高专院校却面临很严重的招生困境的看法。他对这一现象不理解，按理，不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孩子应该选择上大学这条道路，当地高职高专不至于招不到学生。 他的这一想法，放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8%不到，高等教育包括大专教育，都是精英教育，考上一所大专院校，农村学生也实现了“跳农门”的理想。然而，过去10多年时间中，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到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达到3000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6.2%,每年毕业大学生人数达到700万，与之对应，高等教育的质量却存在下滑趋势，高校对学生的回报率日益降低。对于农村学生来说，面临的一个尴尬处境是，考上大学越来越容易，但考上的大学主要是二本、三本和高职高专，而这些学校的教育质量、就业情况都不理想。 这就出现了农村学生弃考和不发达地区高职高专院校的招生困境——在权衡上学的学费投入(上民办的高职高专和三本学费大致是公办院校的两倍)、接受教育的回报（没有人脉关系加之三本、高职院校的社会认可度不高、找到的工作待遇与农民工相差不多）之后，一些农村家庭学生主动弃考，认为这还不如直接打工合算。事实上，熬到高考才弃考的学生，已经很有耐心了，还有不少学生在中考时就弃考，甚至在初二时就辍学。一种新的读书无用论，正在中西部地区蔓延。 而在城市，选择上高职高专的家庭的情况却不同。一般来说，目前发达地区、大城市的本科录取率已经很高，北京和上海都达到60%左右，在如此高的录取率之下，某个学生却不能上本科，主要是实力使然，对于这些学生，家庭要么让其出国，要么则让其上高职高专，而不会让其直接参加工作。也就是说，对于城市人家来说，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改变命运的迫切性要低于农村家庭学生。 由上述分析，不难得到该怎样面对农村学生弃考现象。首先，必须提高高等教育的回报率，尤其是目前处于较低层次的三本院校、高职高专院校的回报率。最近舆论热议“寒门难出贵子”，但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能够上一本院校的学生毕竟是少数，如果认为只有考上一本才有出路，那么，很多学生是没有出路的。我们教育部门必须破除造成院校不平等竞争的教育制度，同时给予高校办学自主权，让每所学校办出特色。不然，资源过分集中在少数名校，整个社会名校情结严重，学生成才的道路就会越来越狭窄。 其次，应改革包括户籍制度、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在内的社会制度，消除高等教育所承担的非教育功能。一直以来，我们都说“教育改变命运”，“高考改变命运”，这种说法表明，每个人的命运是生而不平等的，而教育扮演着改变每个人社会地位、所获福利待遇的角色。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不同的高职选择，也说明了这一点。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教育学者。原文链接： http :// blog . sina . com . cn / s / blog _46 cf 47710102 dsoy . html ）

  “那些已经开始行动的大学有着深深的忧虑：美国大学在还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下，就贸然走入了中国市场。不久之前，一家美国大学的教务长联系了 Zinch 中国的 Tom Melcher，说要招收 250 名中国学生。当被问及为什么时，教务长说他们学校今年面临巨大的财政赤字。他说，为了填补这一赤字，他们得额外招收一些付得起学费的学生，而中国就有很多这样的人。” 学年伊始，成批的新生涌入 Delaware 大学学生中心的大厅。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穿着时髦的磨损牛仔裤和鲜艳的运动鞋。一半人安静地按着手机，剩下的人则在热切交谈。可是，对于一个普通话不怎么好的人来说，偷听这些谈话可是件难事，因为他们中除了一位哥伦比亚学生看起来失魂落魄以外，其他人都来自中国。 六小时前刚从上海飞到这里的 Fan Yisu 也是其中之一。为了等着去英语学校报到，他兴奋得一夜没合眼。和大部分在 Delaware 的中国学生一样，Fan 也被学校“双录取”（译者注：在中文语境下，“双录取”特指美加大学的有条件录取），也就是说，他得在开始大学课程之前完成英语学业。他打算主修金融，毕业后回到家乡，为他父亲的建筑公司工作。他带着时髦的黑框眼镜，脖子上挂着中国龙的护身符。Fan 说，他选择在离家 7 000 英里的大学读书，是因为“他们美国人的教育非常好”（译者注：原文为“The Americans their education is very good”，这并非合乎语法的英文表达）。 这一观点在中国广为流传。它可能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赴美留学的中国本科生的数量在过去的三年内增长了两倍，达到了 40000 人。这也使中国人成为美国大学中数量最多的外国面孔。尽管韩国、印度这些国家多年以来向美国输送了大批本科生，中国学生的突然增加还是激起了美国大学的惊讶与震动，而其中一些提供英语学习项目的较大的公立大学尤其欢迎国际学生。比如说在 Delaware 大学，中国学生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8 人，激增到今年的 517 人。 这些学生主要来自于中国迅速增长的中产阶级家庭，有能力付清全额学费。这可是大学们近年面临大额预算削减时的天赐之物。这看起来好像对大学和学生都有好处，但如果仔细观察却会发现，对二者来说，这种情况都非常棘手。 大学普遍希望让他们的学生群体更加丰富，让他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强大，所以他们匆忙冲向中国开始招生。在中国，学生们为了进入中国大学，要面临激烈的竞争，而繁荣的留学中介业务很好地满足了学生和家长们走入美国大学的热情。大学的官员和顾问们说，他们注意到了申请中的大量造假情况：中介代替学生捏造个人陈述文章，或是学生的英语成绩，与实际英语能力不符。在新兴的中国市场面前，美国大学正艰难地努力区分那些优秀得不真实的申请者和那些真正优秀的申请者。 进入课堂，英语比较差的学生会努力跟上讨论的节奏。尽管他们优秀、刻苦，和美国的同伴们也很相似，但像美国学生一样，他们也常常失败。部分教授说，他们不得不改变教学方法。 大学缓慢地适应他们遇到的挑战，但为了让学生们更好的适应，也为了解决申请中遇到的问题，他们正在尝试新的策略。“责任在学校，”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副校长、国际部主任  Jiang Xueqin 说，“美国大学不高兴？因为中国学生和家长不高兴。”（请参阅 Jiang 在 Chronicle.com 发表的英文评论或译言网友 RackyLo 的翻译版）“如果美国大学不把他们本来需要解释的问题向学生和家长们解释清楚，什么都不会改变。” Jiang 说。   中介的角色 Tang Wenting 是个爱笑的女孩。她常听 Red Jumpsuit Apparatus 和 OK Go 这样劲爆的摇滚，在她的 Facebook 页面上描述自己“非常有趣”又“非常认真”。 Tang 现在上大三，主修管理和国际贸易。她的英语非常好，虽然不一定能算是完美无缺，但至少也让她十分自信。事情一开始并不如此。她自己估计，当她申请 Delaware 大学的时候，她的英语非常差。 Tang 是在上海念的高中。她本来并没有决定选择 Delaware 大学这所有着 21000 位学生、录取率大约一半、有着副总统 Joseph R. Biden Jr. 等杰出校友的公立大学。Tang 的母亲想让她去美国读大学，所以她们调查了几十家留学中介，耐心地听着他们的保证和曾经的成功案例。 母亲选了一家中介，这家中介建议 Tang 申请 Delaware 大学，并帮她填好了申请，在整个申请过程中提供了相当多的指导。要是没了这家中介，申请过程会非常的混乱。Tang 的英语并不好，她没法写申请文章，所以中介的员工收了她 4000 美元，用中文问了她很多关于她自己的问题，然后写出了一篇文章。她还在中介准备考试，这又花掉了她 3300 美元。 现在她自己可以用英语写作，但她并不觉得当时中介员工写的文章有多好。但那篇文章成功地将她送入了 Delaware 大学，并让她在开始大学课程之前上了六个月的英语课程。尽管过程一波三折，她的成绩并不错，而且很享受大学的生活。至于让留学中介代替她写文章的决定，她认为这非常实际：“我当时英语还不如现在更好”（译者注：原文为“At that time my English not better as now.” 这里故意写出语法错误，以符合作者英文原意。） 据 Iowa 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们发表在 Journal of College Admission 上的研究结果显示，很多进入美国大学的中国学生求助于中介指导他们的申请过程。 留学中介很长时间以来都在帮助中国学生申请的工作中起着不小的作用。这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那时美元在中国还是禁止使用的，只有中介可以保证支付学费的安全。招生专家们说，他们可以提供重要的服务，指导学生进行看起来非常陌生的申请过程，其中的申请材料经常只用英文打印。中国学生常常为课外活动在申请过程中的重要性所困扰，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来没有写过个人陈述文章。在一个没几所学校设置升学指导的国家，“向升学指导索取推荐信”听起来也十分荒谬。而且，非常多的人认为 U.S. News & World Report 的大学排名是政府官方发布的。 虽然中国肯定有不少光明正大的留学中介和毫无水分的申请材料，还有不少中介却常常欺诈。北京一位高中领导说，中介伪造她所在学校的信纸抬头，用来打印虚假的成绩单和推荐信。有一次一位家长打电话给她，抱怨说中介向学校索取材料还要收费，她才发现这一点。Kansas 州立大学的国际招生部主管 James E. Lewis 说，他曾经收到过明显来自同一家中介的一大堆申请，因为虽然学生来自相距很远的城市，申请费却是同一家银行的户头交的。他们的五张成绩单当中，有三张是完全相同的。 Zinch 中国是一家咨询公司，向美国大学提供关于中国的咨询服务。它调查了 250 位来自北京，准备赴美留学的高中生、他们的家长，以及很多中介和招生顾问，并于去年发布了调查报告。Zinch 总结道，90% 的中国申请者提交了虚假的推荐信，70% 由他人代写个人陈述文章，50% 伪造了高中成绩单，10% 还伪造了学术奖项和其他成绩。报告中称，这一“申请造假的大潮”，可能随着申请赴美留学的学生数量不断增加，而变得越来越严重。 为考试而学 Zinch 中国区主席、报告作者 Tom Melcher 说，如果仅仅是批评提供这些服务的中介，未免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他说，这些中介提供服务，是迎合学生和家长的需求。 因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现在的中国大学生几乎都没有兄弟姐妹，而他们那些新近才变得富裕的父母要为他们的成功投下血本。很可能他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是如此。Aoji 教育集团是一家位于中国的大型的咨询机构，它提供的“保证录取”服务非常著名：申请五所大学，而如果所有学校都没有录取学生，学生就可以获得退款。“如果学生被拒绝了，家长们就会在大厅里哭天喊地、大呼小叫，” 在位于北京的 Aoji 美国申请部门工作的 Kathryn Ohehir 说，“他们不要退款，一心只想他们的孩子进入常青藤盟校。” 在中国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环境下，学生在高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准备高考上面。高考是决定学生是否可以在僧多粥少的中国大学争夺战中抢夺先机的唯一因素，所以那些准备赴美留学的学生花数月的时间准备大部分美国大学要求的 SAT、TOEFL（托福）考试，也就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了。 Iowa 州立大学的招生助理 Patricia J.

郑永年：中国政治改革的理想路径 进入专题 ： 政治改革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重提改革，如今多了一份纪念。2012年，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20年前，“中国下一步该往何处去”笼罩着整个中国。20年后，同样的困惑再次盘踞于每个国人的心头。     对现实的确切困惑，并不能转换为对未来方向的清晰。未来的道路也不会听命于抽象的设计，它只从面临的约束条件出发，通过改革而得到发展，通过发展而达致稳定，而稳定本身又反过来有助于进一步的改革和进一步的发展，这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倡导的良性循环理论。不过近些年来，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似乎进入了一个非良性循环，即无改革、高发展和不稳定。     要破解这个非良性循环，分解式改革的办法没有过时。分解式改革的好处是可以把很多在理论上具有意识形态成分的变革，转换为制度细节和技术问题来处理。这一点在中国尤其重要。     历史上看，俄罗斯和东欧是综合式改革，中国则是分解式改革。中国的改革先于苏联东欧。中国改革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农村经济改革先行城市经济改革随后；二是持续的分权，主要是中央向地方分权。当时戈尔巴乔夫也是想走这条道路，但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苏联可惜没有走通。戈尔巴乔夫因此就只能从政治改革入手，即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克服高度集权体制的阻力，这就是苏联东欧民主化的起源。民主化一旦发生，社会就会变得激进化，各方面的改革也随之激进化。大爆炸式改革有利有弊，其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外是否有全国性质的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的传统作为新秩序的历史基础。这在某些东欧国家是有的，它们的社会主义体系本来就是强加的，但有些国家就没有，例如苏联和中国。     当下中国，理想的改革步骤可分解为三步：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     分解式改革设计并不是要忽视社会体系的关联性，恰恰相反，分解式改革的动力来自于这种关联性。当某一领域的改革进入深层次，领域之间的联动效应就会变得非常明显。因此面对犬牙交错的各领域问题，好的分解式改革，都是因势利导的。例如，用经济改革的成果作为社会改革的基础，利用经济转型造成的社会问题作为社会改革的动力，这样改革才能环环相扣，步步为营。     但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证改革顺着这个次序。如果保障人们社会权利的社会制度建立不起来，基本社会正义得不到实现，那么矛盾就会进一步政治化，政治一旦激进化，就有很多可能性，既可能是导致政治改革甚至民主化，也有可能是政治革命甚至天下大乱。中国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点上。          维稳靠社会而非政治          社会改革应是当下中国的主体性改革。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中间插上一个社会改革，并非是拖延、躲避政治改革议题，恰恰是为了未来的政治改革创造制度基础。社会改革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当前中国一边经济高速发展，一边社会的解体也在加速。社会解体表现在各个方面，但最显著的表现就是近来高涨的社会暴力，尤其是个体化的社会暴力。暴力发生在社会和政府之间、社会和资本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这些角色之间的暴力已经充塞媒体报道。但这里有两大趋势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分散化的地方资本或者政府的暴力已经导致了社会个体化的暴力。中央政府政令和地方政府各个方面行为的冲突与脱节现象越来越严重。在中央三令五申地强调“和谐社会”的同时，地方政府正引发着无穷无尽的矛盾和冲突。地方政府和资本的利益结合体不是导致地方权力的极权（“土皇帝”），就是制造资本的极权（原始形态的资本主义）。同时，以稳定为名义的社会控制（“维稳”），导致社会集体行为在很多场合变得不可能，社会个体不得不诉诸个体暴力来对抗地方权力或者资本。     第二，更为严重的是，在暴力背后隐藏着社会对政府和资本的极度不信任。政府部门生活在权力的城堡里面免受市场力量的冲击，资本有赖于自身财富或者“权力资本”，可以从容应付和消化市场，但普通老百姓面对无情的市场力量则无可逃避。社会和政府、资本之间的不信任度加剧，社会的暴力程度也随之加剧。同时，当社会失去对政府的信任时，政府治理也很容易失效。无论政府说什么，社会都持怀疑态度；无论政府做什么，都赢得不了社会的认同。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又成为政府政策失效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导致一种政府无力和社会不信任的恶性循环。     当前社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因素，政府的“维稳”任务显得格外重要。但无论政府的“维稳”努力有多大，技术手段有多高超，这些都是“外科手术”，只能产生一种机械的外在稳定。并且，“维稳”很有可能走到自己的反面，即“维稳”的努力越大、投入越大，社会越不稳定。这也不难理解。对政府来说，目前的“维稳”不管其内涵如何，其主要表现为经济和暴力两种形式。用经济力量来“维稳”，虽不会激起反抗，但耗资巨大，不可持续。“维稳”的经济学逻辑就是会鼓励和激发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通过“不稳定”状态而获得经济利益。政府作为掌握国家暴力唯一合法的组织，暴力在“维稳”过程中也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当经济手段不能发挥作用时，暴力就变得不可避免。但历史经验表明，使用暴力会导致更多的暴力。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着的形形色色的针对政府的社会暴力行为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任何社会，不能过分夸大政治在社会稳定过程中的作用。如果社会本身不能产生一种基于自身的秩序，那么政治往往是分化社会的力量，从而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力量。无论是在民主社会还是在非民主社会，这都是一样的。西方社会的稳定主要并不是因为民主政治，而是因为存在着庞大的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庞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或左或右，都要照顾到中产阶级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说，是社会自身，而非政治在维持社会稳定。中产阶级之所以是稳定的基础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来保障他们的财产安全，更是因为他们在遇到新的局面和问题时，往往会理性地思考，不会走极端路线。这也就是中国传统上所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的道理之所在。     相反，在中间力量弱小的社会，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权威政体，社会稳定没有任何基础。在中间力量弱小的社会，一般的情形是，各社会群体，经济上（收入和财富）高度分化，思想意识上高度对立，少有妥协的空间。如果存在民主政体，那么各派政治力量不仅没有能力整合社会，反而使得社会更为分化，它们各自动员自己的支持力量和其他反对自身的社会力量进行斗争。政府权威和社会秩序的双重缺失往往是这些社会的常态。如果存在权威政体，那么社会秩序往往是通过强权甚至暴力来维系的，就是说，社会本身没有整合自身的能力，只有依靠政治力量。这样就出现了上面所说的“维稳”局面。而这样一个社会秩序的可持续性随时都可以成为问题。     在中产阶级缺失的情况下，权势者（往往是极右派）和贫穷者（其中很多是左派理想主义者）互相“折腾”，造成整体社会的不确定感。中产阶级本来就很弱小，处于这样一种环境中更是深感不安，不断寻找机会出走，通过各种方式的移民在全世界到处寻求安全的落脚点。     为此，把建设社会中间力量放置于目前中国的“维稳”困境中显得极具意义。如果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国家和政府方面的任何努力都难以实现和谐社会。     从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中国的情况可能比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还要差一些。在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很多方面是因为政府不作为。这些国家，政府没有有效的产业升级政策，导致经济不能持续发展。到现在为止，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社会（企业界）本身驱动的，呈现出藏富于民的态势。如果政府的决策得当，就会取得长足的经济发展。这些国家的政治挑战在于如何走出低度民主陷阱，就是说现行的民主政治很难产生一个有效政府。但在中国，中国的发展是通过国家动员而取得的，是建立在社会资源的大量消耗上的。     如果社会改革找不到突破口，得不到深化，那么经济发展有可能甚至比这些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更为困难。          社会改革的突破口          危机既不可避免，也不可怕。中国是一个危机驱动的社会，有了危机才会有进步。     尽管中央政府在大力呼吁社会管理，但各级地方政府仍然把重点置于经济发展上，社会管理并不是很多地方政府的关注重点。主要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看不到社会改革和社会管理对于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意义。必须把社会管理放在广义的社会改革的内容中来讨论。中国传统上一直是一个家长式社会，如果抽象地讨论社会管理，人们就会对社会管理作出狭义的理解，以为社会管理就是社会控制。     从社会改革看社会管理，那么就要强化社会的自我管理，而不是强化社会的“被”管理。     社会如果要自我管理，那么就要求给予社会很多空间，有了空间才能发展出社会的自治组织或者自下而上的秩序。社会没有这种能力，只好高度依赖政府。所以，在社会管理上，中国政府的负担远远大于其他很多国家的政府。     政府必须把那些社会可以自我管理的领域开放给社会本身。如果中央只向地方、或者只向国有企业和其他政府部门分权，必然会演变成地方专制和大量“土皇帝”或者“权贵”的出现。要对“土皇帝”和“权贵”进行有效制约，就须进一步向社会分权。     那么什么是社会发展和赋权社会的最大障碍呢？在中国的制度环境里，如果要赋权社会，最迫切需要改变的是目前盛行的举国体制。举国体制的另外一个名称是国家动员体制。在这种体制里，政府本身仍然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全面垄断金融（国有银行）、土地（地方政府）和战略资源（央企），反而是直接税收和公共服务倒显得无足轻重了。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仍然拥有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体系，这个经济体系决定了“市场经济”的运行。市场只是政府实现其经济和社会目标（或者政治工程）的一种工具。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政府常常会使用其他替代性工具，例如国家计划、行政垄断和直接的准军事动员。     如果政府（尤其是国有部门）无限扩展，市场空间继续萎缩，财富继续从社会流向国家（或者国家代理者）而不是相反方向，那么今天一些人津津乐道的“举国体制”必然会最终演变成一种自我击败的体制。     出现一个强社会对中央政府有好处。今天政策执行不力和社会虚弱有关系。虚弱的社会对政府很难施加影响力。中央政府只有依赖官僚机构来推行政策。但没有社会对官僚机构的压力，官僚机构就没有动力来实施政策。而弱社会本身更是没有力量来帮助实行政府政策。     可见，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可以是双赢游戏。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具有自我组织化能力的社会。没有社会，政权就没有基础。如果社会是脆弱的，政府必然是脆弱的。          政治改革：政党内部多元主义          尽管现在中国的主体性改革是社会改革，但这并不表明政治改革不需要。相反，社会改革缺少进展和缺少政治改革有关。要推进社会改革，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不是截然分开的先后两个阶段；但政治改革在当前是辅助性的。较之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并未涉及政治精英的核心利益，而且社会上下容易取得共识，因此比较容易进行。但社会改革并不能替代政治改革。     在政治改革方面，我们主张，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先，而民主化在后。     民主政治在西方社会为什么运作良好，但到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就运作不良呢？主要是国家制度建设问题。     历史地看，如果以民主化为界，基本国家制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大众民主化之前就必须建立的制度。这些制度，如果不能在民主化之前建立，民主化之后就很少有机会了。这类制度对于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最重要。实际上，任何一个（近）现代国家都必须具有这些国家制度。从经验看，大多数国家制度都是在民主化之前得到建立的。军队、外交、国防、中央与地方体制（比如联邦制）、市场经济、税收体制、现代银行体系、基本法律体系、公共住房、教育和医疗以及基本社会保障等很多国家制度的确立和选举民主没有什么关系。很少有国家以民主化为工具进行国家制度建设的。换句话说，在国家制度建设方面，民主化的业绩很一般甚至很差。第二类是在民主化之前得以建立，但在民主化之后发生变化的制度。例如代表制度往往在民主化之后得到改善，收入分配制度例如税收和福利保障制度得到转型，而传统的一些特权制度则消亡。第三类是必须在民主化之后发生和建立的制度，尤其是和民主政治相关的制度。     从国家制度建设的角度，不难看出目前的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法治、税制、金融制度、社会制度等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这些事情并不是民主化可以涵盖的。     从世界经验看，并不是说以选举为主体的民主化必然会发生在国家制度建设之后。但有效的国家制度是高质量民主的保障。鉴于此，我们需要积聚理性，克制对民主的热情。为了它更好的到来和实现，现在需要努力推进基本国家制度建设。     谈民主化的问题，不能漫无边际、天马行空。从长远看，以选举民主为主体的民主化不可避免。这当然不是说，中国要实现西方式的选举民主。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主，需要从中国政治历史与现实的实践中去寻找未来。政治问题是经验性的，道德判断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在中国，执政党只有一个，因为其他党派和政治团体必须通过执政党所确定的政治过程参与政治，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不言自明。因此在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改革。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所有关键的改革都和执政党的改革和发展联系在一起。     中共这种主体性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并没有改变，也不太可能会改变。这不仅是因为中共本身的生存发展因素决定了这一形态，更是因为这种主体性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并没有产生近代政党概念，“党争”一般被看成是一个朝代走向衰落甚至灭亡的标志性事件。     当前一个客观局面是，人们只知道在政治方面“什么不能做”，但不知道政治改革做什么、怎么做。不能正视所存在的问题，就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中国政党演化成西方式政党有一定难度，但现在党权的载体是组织，而组织则可以民主化。     开放、竞争和参与，正构成中国政治发展的大趋势，而这三者也都是根据执政党的政治策略而展开的。     开放最重要，即政治过程向不同社会群体、不同的利益开放。开放是竞争的前提条件，没有政治过程向社会开放，不同社会群体的人才就难以参与政治，就谈不上竞争了。但竞争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单纯选举，而是选拔基础之上的选举。参与就是社会的不同群体参与政治过程。竞争又是参与的前提条件，没有竞争，就没有参与。参与既可以是对人才的选拔或者选举，也可以是对政治人物的政策制定和落实的参与。     政治上的开放性，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政治来实现，在中国依靠的是一党内部多元主义来实现。从中共所经历的变化来看，它追求一个一党制主导下的开放型政党制度。     今天，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很多政治问题，可以用执政党对内对外的开放性不足来解释。因此，根据中国文明的特点，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开放式建党，实现开放政治。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133.html